#1 [转载] 我经历了话剧的黄金时代
我经历了话剧的黄金时代
吕恩
1930年代戏剧启蒙
我本姓俞，叫俞晨，江苏常熟人。常熟本地没高中，初中毕业后，母亲让我到上海正风中学继续学业，那所高中在交大附近，男女同校，我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地下党的一个据点。
我们语文老师姓任，我们喊他“任先生”，他就是著名的戏剧大师于伶。他在学校组织了“正风剧社”，我也跟着演戏。有一次任先生跟我说，金山他们要到南京演戏，暑假你跟他们一起去演戏吧！但母亲不同意，觉得败坏门风。没想到若干年后，当年没实现的舞台梦会在重庆实现。抗战爆发后，我一路流亡，阴差阳错，1938年在重庆考进了国立戏剧学校。
国立戏剧学校是1935年成立的，是全国唯一的一所戏剧最高学府。学校人才济济，教务主任是曹禺，张骏祥、黄佐临与金韵芝（丹尼）夫妇、梁实秋、吴祖光等都在学校任过教。
戏剧学校有两位老师对我一生影响最大，其中一位便是曹禺。那时他还不到30岁，因创作《雷雨》、《原野》、《日出》而名声大震。他的课特别受欢迎，来听课的人很多，经常连窗台都坐满、走廊外都站满了。
生活中的曹禺大大咧咧、不修边幅。有一天他穿着一件厚棉袄来，说胃不好，我们发现他的肩一抖一抖的，好像病得很重。下了课他去休息，一脱棉袄，一只耗子突然从棉衣里窜出来，吓得他一下子扔掉衣服跑到墙角大喊：“耗子！耗子！”原来天气太冷，耗子钻进棉袍里取暖，因为里子破了，耗子一直钻到棉花里出不来，却不巧被曹禺穿在身上了。不久曹禺写《北京人》便把耗子贯穿在整个剧本中：耗子咬坏了曾文清的字画、啃空了曾家大院……
另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先生是张骏祥。他与曹禺是清华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去耶鲁大学读戏剧。1939年冬，曹禺专程到重庆迎接张骏祥来校执教。张先生戴副眼镜，嘴里老含着一个烟斗，仪表堂堂，和曹禺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年我选了“编剧”做主科。张先生知道后建议我学表演，我说我是南方人，语言不好，他说：“语言不好可以学。”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才开始了演戏生涯。从某种程度上说，张骏祥对我的职业生涯影响更大。
抗战8年巅峰时期
在戏剧舞台上，我不是一夜之间红起来的，而是从跑龙套一直演上去的，但幸运的是，我经历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1941年，张骏祥根据他从美国回来时的经历编了一部喜剧———《美国总统号》，我在里面演一个交际花。这是我加入中央青年剧社（“中青”）、作为职业演员演的第一部戏。
1942年，《北京人》在重庆复拍，我很幸运成了“曾瑞贞”这一角色的扮演者。在第三幕第一场我演的瑞贞和张瑞芳演的“愫芳”有一场对手戏，是两个孤独的灵魂彼此心灵的表白。记得排练时，演着演着我的情绪和“瑞贞”这个角色搅和到一起，我一时泣不成声，连台词都说不出来。这时张骏祥喊了声“停”，他过来跟我说：你的情绪是对的，但演戏不同于生活，要学会控制情绪，到该放开的时候才让它排山倒海般地急泻出来。张先生在这部戏里对我的调教，让我学会如何控制感情和积累感情，使我终生受益。《北京人》让戏剧界的前辈们认识了我。
在当年的重庆舞台，还有一件特别值得回忆的事，便是《安魂曲》的上演。张骏祥找到了也在重庆的焦菊隐，请他翻译了匈牙利小说家贝拉•巴拉兹描写莫扎特的话剧《安魂曲》，又找来曹禺扮演“莫扎特”，三位戏剧大师合作同一个戏可能是中国话剧史上唯一的一次吧。
1943年，我离开重庆，加入到了“中国艺术剧社”，一年多来，我参加了《家》、《棠棣之花》、《天国春秋》等很多剧目的演出，也跟随“中艺”在四川很多地方巡回公演，几乎每天在舞台上轮换着演出那几个大剧目。这些经历给我非常好的实践机会，又让我开阔了眼界，对人物的塑造有了更多的自信。抗战8年，是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个人艺术生涯的巅峰时期。
吕恩（1920— ），本名俞晨。中国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江苏省常熟人。 1938年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41年毕业。先后在重庆、上海、香港、北京等地从事话剧、电影演艺事业。建国后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一生演出了数十部话剧和一些电影作品。其中，她创造的蘩漪（话剧《雷雨》）、马聂法（话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白口袋（电影《骆驼祥子》）等形象，是其表演艺术的代表作。由于“文革”中常在太阳下暴晒，1973年吕恩得了“红斑狼疮”。治愈后，吕恩便告别了舞台。
转自戏剧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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