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离中的写作生涯——《流离人生》序
文/赵淑侠
2010年08月06日，星期五

    這本散文集頗富自傳性。

    我已出國近５０年，悲歡歲月多在海外度過，整個文學生涯在他鄉的流離生涯中完成。生來就不是有恆心毅力的人，走上文學路，而切一走到底，是我自己也未曾料到的，雖然自童年起，文學就是我的最愛。

    從根說起：遠祖源自山東省齊河縣，即是《老殘遊記》中描寫的，那個年年受黃河氾濫災害的地方。由於連年災荒，生活艱困，務農為生的祖先便忍痛遠離故鄉，到山海關外的陌生世界去開創新天地。勤奮是可以致富的，他們以不畏難的精神，用血與汗去與天爭，除荊斬棘，翻土播種，終於獲取成果，得以生存，定居。因此我的故鄉是黑龍江。
　　
    祖父瑞卿公是個英明果斷胸懷大志的人，雖務農經商都成功，以勞力換取了豐衣足食，卻不以為滿足。他認為智慧與學養，是做為一個優秀的人必不可少的條件，便把他的三個兒子，伯父、父親和叔父，都送到學校裡去讀書。
　　
    父親在北京法政大學畢業後返鄉服務，與就讀哈爾濱醫專的母親成婚，〔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人迫害知識分子，他們雙雙逃到北京，這是我為什麼在北京出生的原因。
　　
    在北京的幼兒時代是溫馨可愛的，但〔七‧七〕事變的砲聲震碎了我的無憂世界，我童稚的心靈初次嘗到國破家亡和逃難的滋味。我們在前面逃，日本侵略者在後面趕，直逃到四川重慶才停住腳。
　　
    抗戰時期物資缺乏，我家住在市郊的小鎮沙坪壩，孩子們既無玩具更無今天的所謂〔兒童讀物〕，我的最有趣的〔遊戲〕便是蹲到書店擺書的大桌子下看白書。我那時看書不知選擇也不懂好壞，從張恨水到莎士比亞一概翻開就看，而最喜歡的是劇本，曹禺、郭沫若、吳祖光的劇本曾一本不漏地讀過，以至最早夢想過當演員，後來看了張恨水的《春明外史》很受感動，認為不如當記者，最後又覺得還是詩人最瀟灑，何不寫詩？在四川由童年到少年期那七八年，我便是這麼懵懵懂懂地做著白日夢過去的。以寫作做為終生職業的念頭，可說從那時就萌生了。
　　
    抗戰勝利，新的戰火又起，故鄉正在進行土改，親屬四散，瀋陽住了一年，我在那兒讀了一年中學，又去南方，在南京過了一年動盪不安的生活，再隨著人潮渡過海峽，到達台灣。在台灣，我走過彷徨的少年期，長大成人。一九六○年代遠赴巴黎研習設計美術。後轉到瑞士學習，在瑞士成了領有執照的美術設計師。　　

    原以為藝術與文學在我心裡佔有同等的地位，當真正從事美術設計的工作時，才體會到，文學對於我是流在血裡的東西，永遠不可能相忘，就像過去那些年從來不曾忘記過一樣。
　　
    但那時的歐洲別說沒有華文文學，就連華人也難看到，可稱是華文文學的沙漠。我只能在美術設計之餘，偶而寫點遊記之類寄到台灣發表。真正不間斷的專業寫作，是自一九七二年起始。瑞士是世界上最求好心切、講規律好清潔的國家，人民勤快的程度令人吃驚，在這兒做個家庭主婦自然不是輕鬆的事。我的日子過得異常辛苦勞累，但百忙中仍堅持寫作，經常在家人熟睡的深宵振筆疾書，寫出一連串的短篇小說、長篇小說、散文之類。從那時起，我的筆便沒停過。作品在台灣、香港、新加坡、和美國、歐洲，大陸的中文報章雜誌上發表，到今天結集成書的共三十五六餘本。其中若干有台灣和大陸的不同版本。由於我的作品很真實地反應了海外華人的心態，也就很引起海外華人讀者的共鳴，在過去幾十年間，不知多少次應邀到不同的國家，為華僑和留學生團體做演講或開座談會。
　　
    做為一個長居海外的中國作家，處境是很尷尬，心情也是很寂寞的。明明是生活在西方人群中，卻沒有一個西方人弄得清你在做什麼：也許他們知道你是個寫文章的，可是誰又認識中文字？你明明是做文學工作的，偏偏當地的一切文化活動都沒你的份，他們看你就是個普通的外國人，文藝圈裡沒你的立足地，你嘛，寫了文章只好往中國寄。寫文章給自己的同胞讀原是我的目標，千願萬願，絕無所怨，但是我將一生住在歐洲，他們卻不能讀我的作品，不把我當作家看待，這該是何等的孤絕和寂寞？因而我對自己說，必得設法打開這種苦悶的局面。
　　
    西方人對中國文壇是陌生的，投注的關懷也是有限的，除了極少數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漢學家之外，可說根本缺乏興趣。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孤軍奮鬥的外國作家，雖有打開局面的決心，實際上是難得不知從何著手。
　　
    一九八七年初，我的第一本翻成德語的短篇小說集《夢痕》（Traumsyuren），在西德出版，因為內容描寫的是海外華人的遭遇和感情，寄居他鄉的寂寞，和生活中的困難，而使西方讀者初次注意到，原來這些移民來的中國人的生活和心理，並不似他們想像的那麼單純，在豐衣足食之外還有精神的需求和家國之思。這使他們很意外，立即引起廣泛的注意，瑞士的幾家大報都有評論和介紹，記者來採訪、電視來做專題記錄影片，許多文化團體來邀請做演講。一年內我在西德和瑞士，至少做過十場以上的演講，奧地利請我到數個城市做巡迴演說。通常的情形是：從主持人到聽眾全部是西方人，只有我這個主講人是東方人。稍後瑞士出版社為我出版了第二本德文小說〔翡翠戒指〕。長篇小說《我們的歌》德文譯本，也在德國出版。這是我在西方文壇中一點小小的收穫。
   
    我終於走通了一些路，成為瑞士全國作協的會員，國際筆會瑞士筆會中心的會員，瑞士亞洲文化研究會，和德國柏林市作家協會，以及一些與文學相關團體的會員。在這些組織裡，我不單是唯一的華裔，也是唯一膚色不同的〔外國人〕，每當開會，坐在一群黃髮碧眼群中，顯得十分特殊。反對的聲音當然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友善的支持和熱情的接待，在一些西方文壇人士的眼睛裡，我這個中國人是直爽寬厚不耍心機的，認為可以交個朋友，也正因此我才能夠進入他們的圈子。
   
    歐洲華人社會在生態上起了根本性的變化，是近三十年的事。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與歐洲各國之間亦建立了密切的經貿來往。臺灣的注意力亦不再只集中於美國，兩岸都有大批的留學生湧向歐洲，對歐洲人來說，中國不再只是地理上的名詞，而是與之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實體。在這些新僑社裏，知識份子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有愛好文學，以寫作為專職的，因此〔歐洲華文文學〕，便自然而然地誕生了。今天的歐洲，據說華裔居民已超過兩百萬，其間有相當大的部份來自中南半島。他們中很多受過華文教育，亦有人能用華文創作。與臺灣和大陸出來的作家們相互呼應。便成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歐洲華文文學的作家群。
  
    由於歐洲的幅員廣大，各人住得分散，加之在異鄉生存不易，都要為生活奮鬥、忙碌，很難有機緣相識。真實的情況是，每個人在自己的居住圈，繁忙工作之餘，偷閒默默耕耘，寫出洶湧在胸懷中的感情，感想，感覺，和對人生的期許與興歎。這個寫作的族群，是孤絕而寂寞的。

    於是我便有心組織一個文學會社，讓這些各自孤獨耕耘的人，有以文會友，相互切磋的機會。〔歐洲華文作家協會〕，經過一年的努力摸索之下，終於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巴黎成立。是歐洲有華僑史以來的第一個全歐性的華文文學組織。承文友們的信任，推選我為首任會長。大家同心協力，多年來做出許多成績。至今已近二十年，成長迅速，培植了一些新作家，不斷地與當地的主流文化團體，或大學的漢學研究部門，合作舉辦活動。會員來自19個國家，共掌握了13種語言。如今的歐洲華文文學，已進入成熟、穩定階段，會員裏有名家亦有新秀，前景一片光明。
　  
    我於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礙於種種的原因，三十餘年不敢踏上故土一步，然而，思鄉之情是無法按捺的。一九八二年的初夏，我終於不顧輿論和可能遭遇到的困難，重新回到生長的地方。三十餘年的長離別，魂牽夢縈的舊家園，給我的震撼是錐心刺骨的，我流著眼淚歸來，帶著悲愴離去，我問自己，為什麼中國人民總在受苦？我還會再來嗎？我不如死心塌地地做個異鄉人吧！
　　
    但我做不成那個死心塌地的異鄉人，中國大地上的美麗江山、辛勤善良的同胞，童年和少年時的點點滴滴都在召喚我，我到底是從這塊土地上生出來的，要遺忘也不可能。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又懷著興奮的心情，攜兒帶女飛過千山萬水，回到故鄉。

     這次是應全國作協的正式邀請，他們熱情地接待我，停留的三週裡，陪我去東北、蘇杭、南京、上海、參觀古蹟、登萬里長城。距上次歸國僅四年之差，我發現人民生活在大幅改善，物資豐富了，社會繁榮了，人們的臉上有了真正的笑容。我想這應該歸功於一連串的改革與開放的措施。一九八八年又應故鄉黑龍江的邀請歸國，看到了魂牽夢縈的黑龍江，一償多年的宿願。

    寫作已成我終生事業，雖然健康狀況和參與各類文化活動，迫使我無法像以往那樣勤快地寫，但這支筆是永遠不會停下來的。二十年前我變換題材，寫了一本歷史小說。這本小說曾經令文友和讀者們略感意外，覺得太不像我一向的文風。因為，這本書的女主角是清朝末年的第一名女人賽金花。其實我本無寫〔賽金花〕的打算，是為外國朋友總說庚子年的八國聯軍戰爭，起因是中國〔拳匪〕殺他們的教士，燒毀教堂。我則說是由他們先欺侮中國人民而起。口說無憑，便找了一大堆書來看。這一看，才決定寫〔賽金花〕這個長篇。

    小說本是創作，可真可假，但若用了某人的名字，就不能隨心所欲的將人家醜化。否則很容易造成用知識欺侮人。其實賽金花早已被歷史定了型。坊間寫她的各種書夠多，其中最出名的是曾樸的〔孽海花〕。在這本小說裡，他把賽金花寫成一個見了男人就勾引的女色鬼：妓女出身，行為淫蕩，不知廉恥，沒有靈魂。賽金花曾為此去質問他：為何要編些謊話來糟蹋她？曾樸的答覆是：要這樣寫，才能再〔舖陳數十回〕。
      
     看了許多資料之後，我無法不為之激動：原來賽金花還曾經是個母親，在比她年長三十歲的丈夫洪狀元去世後，就被洪府趕出家門，親生女兒硬被留下，從此母女永別，後來生個遺腹子又夭折。難道妓女就沒有人性和母愛嗎？何況賽金花並非一生下來就是妓女，她的沉淪，社會要負很大責任。
   
    我不但要寫一個時代，也要突顯在那樣的時代裡，一個家世微寒，原本是良家女兒的賽金花，是怎樣身不由己的，在以男性為主的社會中，忽起忽落的與命運掙扎。於是中國德國兩頭跑，在德國和瑞士找了一大疊外文資料，在台灣和大陸找了許多中文資料，那次回國到蘇州，第一個目標就是要看賽金花的故居。光是到柏林原來的滿清使館遺址，就跑了兩趟，研究資料用了兩年時間，功夫確用了不少。內容是以那個腐敗的時代為經，以她個人的遭遇為緯，討論當時的女性地位，暴露娼妓存在和納妾制度的非人性，社會的不平等，以及庚子之役等等。《賽金花》出版後曾長期暢銷，並拍成了電視連續劇，對我算是新的鼓勵。
　　
    一九九一新年迭始，當代知名度最高的女作家三毛，忽然自殺身亡，引起文壇震驚，報上連續出現分析其輕生的原因？我亦不免為此深思，而寫了一連串分析《文學女人》，及兩性關係、愛情、婚姻，等等問題的散文，雜文。使我近年來閱讀的佛學和心理學書籍，多少有一點用武之地。也因此文壇多了個〔文學女人〕的名詞。
　　
    由於多年來不停的創作身心太過勞累，我已多次萌生停筆的念頭，至少不再寫那費心耗神的長篇小說。但創作對於寫作的人是人生的大內容，不寫生命便空了一半。懶散了一段長時間，忽然又〔故態復萌〕了。去年不單長篇小說〔淒情納蘭〕問世，還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忽成歐洲過客〕。

     寫一本部以清朝第一詞人納蘭性德為主角的小說，是我很早的心願：原因有二：一是我自幼酷愛古典詩詞，尤其偏愛納蘭詞作，覺得感性，純淨，淒美，不雕琢造作，最見文人的真性情。第二個原因乃因我本人一半滿族血統，母親出身于松花江流域的葉赫族正黃旗。滿族出了兩位中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才華奪目慧星，納蘭性德和曹雪芹，滿族後裔引以為榮。我雖沒受過母親那樣的滿族高貴人家的文化教育，沒有琴棋書畫方面的造詣。但也讀過一些滿族的歷史，對納蘭性德的名字絕不陌生，像〔山一程，水一程，身向逾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之類的納蘭經典詞句，從做初中學生時就會背誦。
      
     照說，有這樣的背景，應該很容易就能寫出一部關於納蘭性德的小說。但我覺得遠遠不夠。所以仍像當年寫別的長篇時一樣，老習慣不改，仍舊研讀，重溫，有關納蘭性德的一切資料。在習慣上，我就寫的不是歷史小說，也都先做功課：瞭解故事發生地的背景，地形，街市，房屋，附近環境，有些甚麼樹，那種花？那類店鋪。寫〔我們的歌〕時幾次跑慕尼克。寫〔賽納河畔〕時，又到並不很陌生的巴黎，住了三天旅館，每天到故事的發生地去瞭解環境。寫〔賽金花〕時更是先找足資料。曾到蘇州，上海，北京，還跑了兩次當時的西柏林。
     
     我找到大量有關清朝初期社會生活，政治，皇室，和一些納蘭性德的作品以及記載他身世的資料。另外還托朋友在大陸上代買納蘭研究類的作品多本。這一大堆紙片子，足足看了八個月。我把〔淒情納蘭〕定調為歷史人物的傳記性小說。大事，年代，人物之間的關係等盡求有依據，主要人物就算做不到全有其人，也要做到大多有其人。

離長篇小說〔賽金花〕出版整整二十年。我又寫了這本〔淒情納蘭〕。時間隔得如此久遠的兩本書，巧的是都屬於歷史人物傳記性小說。而且也是我所有作品中，僅有的與歷史人物相關的兩本小說。
　　
    〔趙淑俠，一位在海外華文文壇上馳騁數十年的獨行俠，在兩岸文學界原無任何淵源，既非文學院系的科班出身，又沒文壇顯赫人物給予提攜吹捧，也不屬於文學界的任何圈子，僅憑自己的毅力、努力和打拼，獨闖出了一片天地，並且成為歐華文文壇的盟主，這不能不說是文學界的異數。．．．〕這是《海外華文文學史》的主编，原汕頭大學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所主任陳賢茂教授，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對我的評語。似乎太溢美，但亦有相當的寫實性。

我的創作過程似乎比別人走得艱辛，曲折，但我從未為選擇文學生涯而後悔，而且意猶未盡，想寫的尚未寫完，雖然知道到永遠寫不完了。提筆書寫時是我感覺生命最充實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