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07年《升官图》的复排演出是一次失败。这次失败彰显了经典文学史体系在释义上的困难，即把作品从连续不断的历史长河中抽取出来，定格于一时一地，因而严重束缚了作品思想及审美能量的释放。我们需要以新的历史眼光，重新打量中国近代文化，克服经典体系的危机，全面、深入地解读经典作品。



关键词：《升官图》、官场、经典、解释



    为纪念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周年，江苏省话剧团重排了陈白尘的《升官图》，仅内部演出三场即告结束。而1946年，仅一个上海剧艺社就连演了四五个月，近二百场，场场爆满。

    据说，江苏省话剧团本打算内部试演之后，即卖票公演，以收回投资。可是有关领导看过戏后，感觉这个戏太刺激，有风险，便以各种借口给推脱掉了。有一个领导竟然说，“跟《雷雨》、《北京人》比起来，《升官图》毕竟还不是经典！”

    10年前，1997年纪念话剧诞生90周年时，南京师范大学南国剧社，也曾在田汉大女儿田野张晖一家人的鼎力支持下排演过《升官图》。来南京参加纪念活动的许多老剧人，包括当年曾经参与《升官图》首演的周特生、刘川等人，都笠临观赏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剧社的演出，并给以高度评价。然而，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该校的几百学生却被拒之门外，不准入场。他们硬是站着“听”完了这场戏。演出之前，该校某领导登台讲话，大谈《升官图》是如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如何表现人民革命要求的。他告诉观众：“新中国清除腐败，惩治贪污，《升官图》的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完全是文革期间忆苦思甜的说法。

    该戏的舞台设计极具特色：台上只放四把椅子，背景是一幅装饰画，上边画着一个传统戏里常见的贪官形象。他手托官印（呈元宝状），头顶乌纱，帽翅上挂着两个铜钱。没有复杂的软硬片布景，时间、地点一概模糊。登场官员皆着白T恤衫，前边写着省长、县长、秘书长、XX科长之类官职，后边一个大大的“贪”字。演出造型很有点像中国传统戏。

    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演出，剧场里不时爆发出观众会心的笑声。特别是当演到卫生局钟局长来给省长治头痛，侍从却要他用金条熏烟子来治，钟怒斥其“胡说八道”时，

[假秘书长抢进来

假秘书长  二爷，您别生气，他是个书呆子。钟局长，你的医道还不行，你那套是从外国学来的，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懂不懂？（推他出去）

省    长  简直是一窃不通，这种人怎么能当卫生局长！我要重办！

侍    从  是！大人休息一会吧。

省    长  （接过全部金条）气死我也！气死我也！（下）

    全场大笑不止。据说，后来没看过戏的同学纷纷要求加演，但遭学校严禁，甚至弄到派人审查陈白尘的原作，看是否有“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句话。

    这两件事相距十年。应该说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进展，唯独各级官员们对《升官图》的立场没变。他们害怕这个戏。怕什么？不是说这个戏的批判矛头是指向国民党反动派的么？共产党怕它个甚！

    不。真怕！这个戏，从头到尾，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能从近五十年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找出它的影子来。任人唯亲，卖官粥爵，贪污贿赂，营私舞弊，不仅国民党政府有，满清有，今天难道就没有了吗？不，应该说今天更加严重。近年来的陈希同、王宝森案、成克杰案、马德案、程维高、李真案、王怀忠案、陈良宇案……，还有逃到往国外的几千贪官，国内无数傍大款、拿干股的官员，这一切都说明，现在不仅是一个官场腐败的高发期，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时期。

    于是便有“腐败”文学应运而生。突出代表是近年来出现的大批官场小说，题材多与“腐败”有关。我之所以称之为“腐败”文学，不仅是因为这些作品打着反腐败的幌子，写了官场腐败，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在极力渲染、铺张贪官之为人处事的时候，甚至不无把玩、欣赏的意思。据我所知，很有些贪官是把这种小说当教科书来看的。我真不知道将来的文学史，该如何评价这种文学现象。但我记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分析过妓女和妓女文学的生产与再生产现象，以此来证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互动关系。由此可见，腐败一旦进入文学，一种可能是与狼共舞，滋养出新的腐败。另一种可能是，作家具有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强大的人格力量，最终打破这个循环的圆圈，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使他的作品成为一个时代，一种政治，一种文化，甚至一个民族的敌人。这就是经典。

    时代孕育经典，但经典总是跟时代，特别是跟这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流行观念、大众文化格格不入。经典命定是属于未来的，其意义和价值也是在一次次的重读、重演中，被不断发现，不断充实，不断召唤出来的。《升官图》就是这样的作品。它创作和公演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当时的观众一定认为它是指向国民党统治的，而且作者在《序<升官图>的演出》（1946）、《为<升官图>演出作》（1948）、《<岁寒集>后记》（1955）等文章里也表达了近似的看法：

    我知道《升官图》这剧本要刺痛一小部分人，但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谁能否认它，那是讳疾忌医。谁要承认它的真实，谁才有勇气改进它，今天不正是革新局面的时期么？而承认与否认之间，这就考验出“自由”的是否存在了。

   而有着这种自由存在的时候，这剧本里的现象才能根本消灭。反之，这种自由不允许存在，那这种戏即使不在舞台上演，还不是一样永远在生活里演出？[2]

   尽管该剧在重庆和上海的演出一波三折，充满了戏剧性，如用金条打通剧审关节，借袍哥之力制服捣乱的流氓特务，巧妙应对社会局长的质问等等，但国民党从未正式查禁过该剧。当然，历史也没给国民党消除贪污腐败的机会，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在严重困挠着台湾的民主化进程。1949年以后，四川、天津、北京、河南等地的话剧团也曾几度重演过《升官图》，但都是把它作为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官僚政治的一个戏来处理的。中国官场的丑恶，仿佛凝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后再也没有了。

   寻找、确立、阐释、承传经典，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而经典的解读是一个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解读方式和规范释义，而且总是把自己的思想投射到对象身上，形成主体的阴影。一般来说，越是思想解放、精神自由的时代，解释越多，释义越丰富、越完备，越能体现经典的价值。经典是永恒的，流动的，决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失。

    任何解释都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之上。现代文学的思想基础跟现代文学史的思想基础，是互相联系的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现代文学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有机整体，而现代文学史则是一个思想体系，二者有时比较契合，有时相距很远，甚至完全不同。如果我们把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简单地分作三个阶段，便不难看出《升官图》的解读在哪里出了问题，以及经典文学史体系面临的思想挑战。80年代中期以前，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基础是新民主主义论，核心是反帝反封建，经典作品必须符合这个基本要求。而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所以反帝反封建经常被归约和简化为反对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在这种政治语境中，《升官图》的意义被严格限定在对国民党官僚政治的批判上，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如王瑶和唐弢（主编）的两部文学史。后来，人道主义和现代化理论成为现代文学释义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该剧末尾“觉醒了的人民群众出场，当众表演‘历史的审判’这最后一幕”[3]的高度重视和肯定。按照这两种解释，《升官图》只属于过去，而跟当下无关，所以它只能作为一个时代的标本，陈列在文学史博物馆里。

    这实际是降低了《升官图》的价值。前边提到的江苏省话剧团某导演和南京师范大学那位领导，大概就是这种认识。如果在90年代以前，尚情有可原，但在今天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了。因为它既不符合创作实际，也有悖于观众的审美体验。90年代后期迄今，文化批判和现代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使我们能够在一个更加宽阔的视域中，重新解读《升官图》，给它一个更加切合实际的解释。

    无数事实证明，《升官图》的时代并未结束，只不过稍许改变了一点儿形式而已。《升官图》的演出仍然困难重重，甚至比1949年以前还难，而社会中的贪官污吏却在以几何级数疯长。写到这里，忽然想起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沙叶新等《假如我是真的》及其它几个社会问题剧的批判。   

   《假》剧写一个下乡知青，为解决返城问题而冒充中共某高干子女，到处招摇撞骗；一些干部则趋之若鹜，为其大开方便之门（当时还没有“腐败”一说，而是称作“开后门”、“写条子”、“特权思想”），以谋权个人利益。最终真相暴露，骗子落网。在法庭上，骗子承认“我是错了。我错就错在我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真的是张老或者其它首长的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将是完全合法的。”这句话当年曾被一帮左派既得利益者（当权者）上纲上线，指责为过分同情骗子；对干部特权问题，只看表面，不看本质；人物缺乏真实性和典型性；以反特权为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该剧的题材来自一则道为《骗子落网记》的报道，其真实性是勿庸值疑的。当代中国，诸如此类的现象实可谓屡见不鲜。值得拷问的，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而是为什么中国这种事最多。作家认为是特权思想做祟，才产生出李小璋这种骗子。最后张老出庭为李小璋辩护，把矛头指向文革、四人帮和所谓的“不正之风”。这大概是当时所能找到的最终结论，或最深刻的思想。然而，现在看起来，作家和他的支持者远不如那些左派对立面看得深刻：这是个制度问题。再往深处说，制度背后还有个文化心态问题，二者相辅相成。

   《假如我是真的》很快被禁演了，罪名是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当时的左派认为，自由是很坏的东西，只有资产阶级才要自由，无产阶级是不要自由的，共产党更不能讲自由，党员的思想和创作，必须跟党的领导人保持高度一致。文学艺术的自由化，会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证明，集权和专制必然伴随着特权与腐败，自由和民主才会带来公正与廉洁。在集权和自由之间，当年的左派们选择了集权，也就意味着他们选择了特权和腐败。或者说，他们就是为了特权和腐败才选择了集权和专制。最终，深受其害的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当然，平民百姓也须对普遍的社会腐败负责，因为他们生活在泛化了的官场规则里，以各种方式延续并维护着这些规则。中国近30年来的腐败情形，正好印证了陈白尘的预言：“这种戏即使不在舞台上演，还不是一样永远在生活里演出？” 没有言论自由，就别想根除腐败。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腐败的政权，不到全体人民都认为它没有必要再存活下去的时候，可能还会继续腐败一百年而不倒塌。陈白尘写《升官图》的时候，曾把希望寄托在人民的普遍觉醒上，这是很简单也很深刻的认识。但是，没有言论自由，人民怎么能觉醒呢？所以，中国的腐败远未到尽头，人民的痛苦也远没到尽头。

    应该说，《假》剧的情节跟《升官图》非常相象，可以说是当代版的《升官图》。因而，陈白尘如何看待《假》剧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其实，在报纸发表《骗子落网记》之前，陈白尘就在南京听说了这个传闻，而且有好几位朋友怂恿他把这个故事写成一出讽刺喜剧。陈白尘说：“对此，我也曾一度动过心，但仔细想一下，又知难而退了。也就在这前后，还有几位好朋友曾这样劝告或责问我：‘你为什么不再写一部新《升官图》？’你想，在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我能再写那样的《升官图》么？”“不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句成语，叫做‘投鼠忌器’，以鼠比官僚主义也许不恰当，但为了说明我们的‘器’和旧社会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爱护它”。“一个作家在人民利益面前，不能闭上眼睛，对社会弊病不能‘讳疾忌医’。而他又应该讲究‘疗效’，有时还不得不‘投鼠忌器’。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们的职责。”[4]

    你能相信这是陈白尘写的吗？很难。但这确实是《升官图》的作者写的。他说的是那么振振有词，那么四平八稳，那么似是而非！但毫无新意，完全是毛泽东《讲话》的观点。这很悲哀，一个时代的悲哀，一个民族的悲哀。你得承认，即使最聪明的人，落到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环境中，也会变得平庸浅薄，丧失判断力而说混话。不过，历史很快就证明了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不讲什么“投鼠忌器”的。查禁《假》剧要比国民党压制《升官图》容易得多。而失去监督和批判的“特权”，也就肆无忌殚地疯长成了全民的“腐败”，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升官图》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正如作者所说，它是一部“怒书”，即表达作者愤怒的书。为什么愤怒，首先是因为“国民党反动透顶、腐败透顶”，逼得作家 “不得不以愤怒的语言，毫无保留地骂他个狗血喷头。”这是最表层的意思，也是我们教科书里通行的说法。然而，这层意思并不在剧本中，而是在特定的语境中生成的。其实，你从剧本中是找不到多少正面揭露和批判国民党政权的迹象的。舞台上演出的很可能是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一场闹剧，而观众却联想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国民党政权。这就是解释学所谓的误读和误解。而这种误读误解，歪打正着，也许正是作者所希望的。不过，语境意义会随着时代和观众的变迁而漂移转换，今天重演《升官图》，我相信谁也不会联想到国民党了，当代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才是它最好的注脚。

    而背景的虚化和剧情的历史化，使《升官图》有了更深一层的蕴义，那就是对近代中国官场文化的批判。在此之前，陈白尘还写过《魔窟》、《等因奉此》等政治讽刺喜剧，批判对象既有沦陷区的汉奸政客，也有国统区的什么委员、局长、科长和普通科员。有时矛头指向一个政权，有时针对的是某种普遍的官场文化现象。《升官图》就属于后者。这才是该剧的深刻性所在。

   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权再到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如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结党营私、徇私枉法、敷衍塞责、违奉阴违、卖官鬻爵、官匪勾结等等。也许还有正面的东西，如清正廉洁、奉公守法、克尽职守、令行禁止之类，但这并不是中国的政治特色，而是一切文明国家的起码政治底线。可悲的是，这种普世性的东西在中国实在是太少了，倒是各种见不得人的东西，在“特殊国情”的掩护下大行其道。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危害最大的，大概就是“中国特色” 这四个字了。多少政治罪恶，假汝以行！所以，从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启蒙思想家，都对“中国特色”深恶而痛绝。

   《升官图》批判的对象，不只是国民党，而是包括国民党政权在内的全部中国近代官场文化。在政权上，国民党否定了北洋军阀，中共又取代了国民党，但在官场文化上，却没有什么根本起色。因而，《升官图》也就成了一个永远不受当权者欢迎的戏。解读《升官图》，不仅要联系抗战胜利前后的时代背景，还得把它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才能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它写的是官场，而且是一个近代科层制官场，一个口口声声提倡廉洁、讲求效率、铲除贪污的官场。众所周知，科层制官僚体系是近代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政令的统一，有效的管理，都是靠它来维系的。然而，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其名著《文化、权力与国家》[5]一书中认为，近代中国的官僚制度, 和国家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卷化”的动力关系。通俗一点儿说，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建立科层制的官僚体系，而官僚队伍的持续膨胀，及其对“权力的文化网络”（如亲缘、帮会、宗教等）的依赖，反过来又会败坏这个制度，使之变得效率低下，形同虚设，或者沦为营私舞弊的工具，社会腐败的渊薮。《升官图》为观众勾勒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浓郁中国风情的官场：冠冕堂皇、大言不惭，假公济私、权钱（色）交易，穷凶极恶、无耻之尤。兴实业、搞培训、讲卫生、办警政本来都是好事，可是经这些人一办，却都变成了中饱私囊、鱼肉百姓的口实。《升官图》以极端夸张和变形的喜剧手法，无情地扒下了这些官员身上的人皮，暴露出一张张鬼脸来。你再看看当代官场，不是每天都在上演《升官图》式的丑剧吗？所以，南京师范大学的演出，比江苏省话剧团的更接近陈白尘的原意。他们释放出一个经典作品的深层含义，体现了它的永恒价值。

   《升官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它穿透了国民党政权，而把批判的火焰烧向近代官僚制度和官场文化，为四十年代的文化反思添上了浓重的一笔。在它之前，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把中国近代官场写的这么入生动鲜活，入木三分。在它之后，也再没有一部作品，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把反对官僚政治的斗争进行到底。《升官图》的遭遇提醒我们，准确地评价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需要更加多元、开放的理论体系，更加自由的社会环境。这样才能把它的全部思想和审美能量释放出来。

    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走到一个新的拐点：我们需要反过头来看看，我们还需要点儿什么，才能把话说通、说透。



                            2008年9月，南京大学


[原载《名作欣赏》理论版2010年第1期，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1]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项目批准号：05JZD00027）的阶段性成果。

[2] 陈白尘：《升官图》，群益出版社，1948年版。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7页。
[4] 陈白尘：《“讳疾忌医”与讲究“疗效”》，《青春》，1980年第6期。
[5] [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孙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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