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花正开（代序）

朱晓玲

在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由几位身居北美的海外学人、学者共同创建的《伊甸文苑》中文网站，推出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伊甸文萃：海外优秀中篇小说精选》，终于要付梓，变为铅字，与读者见面了，实属不易。且不说这部《中篇小说精选》（下面同此）集的文学品质如何纯粹、多元，又如何拥有自成一体的独特风格，单从历炼的时间而言，真可谓是一部倾注了作者及组织者大量心血的书哩。由2006年6月开始筹划，到今天的出版，已历时近两年的时间。其中的波波折折、风风雨雨，其中的艰难甘苦、酸甜苦辣，我是晓得一二的。没有一种毅力，没有一种执着无悔的精神，这部凝聚着海外学人心血，浓缩中华民族文华情结的书，恐怕是难以出版问世的了。
  
此前，《伊甸文苑》网站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提出结集出版《中篇小说精选》集的发起人之一、加拿大籍华文女作家为力，邀请我为《中篇小说精选》集写“序”，是在2008年初，一个下雪的日子。那段日子天气是出奇的寒冷。为力说加拿大下过好几场大雪。而中国的南方，多个省份也是小雪、中雪、大雪、暴雪轮番着下个不停近一个多月。堪称百年难遇。到处是天寒地冻冰天雪地。我们却在这个百年难遇的寒冷冬天，隔着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一次次通过电波，谈论与财富与谋生与物质没有多大关联的文学，及文学作品选集出版的事儿。
   
由此，这个寒冷无比的冬天，这个冰天雪地的冬天，这个中国的南方，从城市到乡村，满山遍野雪凝枝头的冬天，于我，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和蕴涵了。
   
是啊，我没理由不答应为力的邀请，为《中篇小说精选》集写“序”。因为收集在《中篇小说精选》集中的小说的作者们,大多是去国多年的海外学人、科学家、教授、博士、行业专家。他们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思维敏捷。他们是一群勇于放飞梦想，敢于挑战的求索者和实践者。他们不仅在他国的各个领域，以独立的人格、超凡练达的智慧，各领风骚。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好诗文。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啊。祖国在他们心中，母语在他们心中。五千年的优秀中华文化，在滋养、抚慰一颗颗漂泊、流离的心灵。为了传承、弘扬东方文化精髓，为了反哺、彰显中华文化，他们在异国他乡坚持用母语写作的同时，自费建立中文网站，义务管理网站。他们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汇通，独树一帜地架起了一条金色虹桥——《伊甸文苑》。
   
他们虽然去国多年，但对故国本土母语，却有着千丝万缕无以释怀的情结和眷念。这种对母语、对本土文化无以割舍的情结和眷念之情，混合、裹杂着他们的体温，他们的思绪，他们的血脉，他们对故国的深切追忆、遥望与期许，一如清澈的山涧溪流，迤逦、绵长地流淌在他们书写的每篇（部）作品的字里行间，流淌在他们步履坚定求索的征途。
   
当您捧读这些文字时，您的心就会在不经意之间与他们的叙说产生共震、共鸣。甚而在他们或温婉素雅；或深远粗犷；或玲珑剔透；或冷峻犀利；或机智幽默的文字中，读到了绚丽，读到了昂扬的气质，读到了盘旋于苍穹美妙、悠扬，震颤心灵的天籁之音，也读到了思想的痛楚，抑或读到了伫立于风中雨中含泪的凄然一笑,读到了对故国的深情凝望……让我们流连其中，不舍释卷。
   
      因为他们的谦逊，因为他们要求我客观、低调地写这篇“序”，我不敢将他们誉为“精神界战士”，也不敢将他们誉为“文化精英”。但是，我敢说，他们是真正“一举砸碎锁链”，为心灵自由而歌的思想者和坚定的麦田守望者；他们是“我思故我在”的觉醒者。在他们的文字中，看不到陈腐、看不到酸臭、闻不到胭脂粉气、听不到无病呻吟；不媚态、不自恋、不苟且，不空洞，不浮华。唯有的是真实。他们真实地表达个体生命对人生，对命运、对世事万物独到的思考、诉说和指涉。这种诉说，这种指涉，能使读者在读其作品时，体察到文字的脉动和心跳。是的，用真性情凝铸的文字，是有生命的，是有质感的，是有骨骼的，是有思想内核的。它们能鲜活、洁净、沸腾行将枯萎的灵魂和行将麻木的生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先生，曾在他的获奖感言中说过：“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这是文字游戏和写作技巧无法替代的……真实，恐怕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他继续说：“那怕是文学的虚构，在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手下，也照样以呈现人生的真实为前提，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
     
很显然，收集在《中篇小说精选》集中的六篇小说的作者们，在创作过程中，无疑是深谙其要素的。无不是准准地把握了“真实的洞察力”，从而将文字建构在“以人生的真实为前提”的基础上，“贴着人物写”。在叙述过程中，体现着各自独具个性的文学品质和语言风格。
   
其中，毕业、定居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英籍华文女作家土干，在她的中篇小说《土城之歌》中，所表现的应该是一个沉重得令人窒息的话题。即：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人的基本生存权，是如何被强权政治剥夺、肢解得七零八落的。然而，幽默、风趣的土干，在创作过程中，没有举起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的大旗，而是以一个孩童的视角，用她惯有的冷幽默的思辩方式，审视那个“我”既熟悉又陌生，既污浊又混乱的年代。那个年代在“我”的眼中，充满着种种不可解的物象和不可预测的变数及灾难：“文革来了，爸爸是总工程师，被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给揪出来了，说他是反动技术权威。组织上又说爸爸当年去过的游击队是‘土匪窝’，好一个‘老土匪’，罪加一等！……自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就记得爸爸的脸很可怕。有时他的眼睛里会有眼泪，嘴里还会呻吟。妈妈会小声提醒他说：‘别这样，想开点。’
   
……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没有人到我家来串门，有一次，有几个穿军装的人来了,妈妈还跟他们吵架。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军管代表催促我爸爸妈妈准备行李，全家下放五七干校。土思那时发高烧，脚肿得厉害，妈妈要求等土思恢复健康，我们才可以动身。
   
……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河南罗山县，干校是由一个小型劳改农场扩建的，当时还没有完全建成。大批的下放干部分期分批地来，先到的人就加入到建盖集体宿舍的工程中。爸爸每天去参加盖房子，妈妈带著我们住在县城的招待所里。
   
住了几天后，我们家和另一家又被一辆大卡车送到一个生产大队，那儿有一间破庙，庙的旁边有个大粮仓。与我们同行的这家人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因此，他们家被安排在一间小屋内，我们家则被安排进了那座大粮仓。
   
我当时七岁，觉得那粮仓特别大，象一个大电影院。粮仓的一边堆积著玉米，另一边是一张用几条木板搭成的双人床，那就是我们全家的床。经过长途跋涉，我们能喘口气了，我说：‘我们真阔气,住这么大的房子。’”——这就是土干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中，满盈着写作者看似欢乐，其实藏匿着不易察觉的深切忧郁和伤痛。所以，读者在读其作品时，有了含泪的笑。
   
加拿大籍华文女作家为力的中篇小说《源》，则是以爱的名义，撰写了一曲心的恋歌。她以活泼、俏丽的文字，大写意大泼墨的行文艺术，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爱情的玫瑰之花，在《源》中，盛开得是那样的娇艳，吐着沁人心脾的芳香：“我醒了过来，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爱是一种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执着情感，理智控制不了爱，因为爱是一种本能。千山万水割不开爱，曲解误会斩不断爱。爱长着翅膀，飞翔在天空，驾驭着人类！
     
此时我不得不向自己承认，我的一生中只爱过一个男人。从小就爱，年轻时爱，临近不惑之年还在爱。他始终占据在我的内心，他是我唯一的爱人。
     
我祈求上苍：既然您让我与钟语有缘相爱，能不能发发善心，让我们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一个声音在反问我：我知道你一直爱着他，但你还记恨他吗？
     
这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太空，我静静地聆听，却发现它来自我的心灵深处！
      
我闭上双眼，先用白云清净了蔚蓝的天空，然后把意念竭尽全力集中在我的裸体上。这时我吃惊地看到了我通身所渗出的污泥浊水。稍做犹豫，我从山间引来了清泉。山泉洗不净，我干脆跳进了彩虹环绕的瀑布之中，让可贵的生命之水冲洗着我的身体，纯净着我的灵魂。我渐渐感到轻松舒适，意识到体重越来越轻，最后终于无力驻足，凌空飞翔起来……”——徜徉在这样美妙的文字中，心也随了文字的翅膀，凌空腾飞。飞向爱的彼岸，梦想的天堂！   
     
朱晓玲的《村官余老黑的戏剧人生》，是一部贴近生活走进弱势群体，深切关注、观照生活在底层农民命运的小说。朱晓玲的文字平实，隽永。她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在娓娓道来中完成。让我们看看她笔下的村官是个什么样子吧：“那天老支书余福享和新支书余老黑交接手的程序进行到尾声时，俩人差点闹翻了。
   
他们差点闹翻了的主要原因，就是余老黑无法忍受老支书说的一些阴不阴阳不阳的风凉话。当时，老支书干涸浑浊的眼睛望着堆在桌子上的、各色已泛黄，宽窄长短不一又脏又烂的借条道：‘村委会欠下这么多债务，主要原因是村委会不仅没有任何创造经济效益的企业或部门，每月还要发放村委会一帮人的职务津贴。’老支书说这话时，余老黑的心中还是很平和的。接下来老村支书又说：‘这些债务主要是由二大块组成。一块是招待各级领导来检查工作时的招待费；另一块是村干部津贴和办公经费。说起来，还是蛮可怜的，村干部津贴每人每月就只20多元钱。只怪村委会完全没有经济来源，招待费和村干部的津贴就基本上靠向村民摊派。所以就弄得村民们有些怨气……’老支书说到这儿时，咳了口恶痰吐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又补充说：‘时间一长，就累计下了这么多的欠债。’
   
眉头一直蹙得紧紧的余老黑此时的心中还是很平和的。只是在心中暗想‘你这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嘛。’嘴上却说：‘这一村之长真是不好当啊。亏你当了这么多年嘞。’村支书立马附和说：‘就是呀就是呀。你还没上任嘞，等你正式上任了，让你难办的事多着哩。’余老黑这回没有回应老支书的话。
   
场面闷住了。
   
老村支书见余老黑蹙眉蹙脸的不做声，心中很是不悦。暗想‘你余老黑能当上村支书，不仅不感谢我，还要做脸子给我看，真是过河拆桥哩，真是抽了鸡巴不认人哩。’想到这儿，老支书的脸也拉下了，他就想说几句恶心余老黑的话解解气。他闭目苦脸地‘吧哒吧哒’地抽了几口水烟后，说：‘说句实话，让你接我的手是没办法的事啊。我已经是60岁往外走的人了，实在干不动。村里其他的青壮年基本上都出外打工了，就你黑子舍不得媳妇留在家里。你能当上村支书还要感谢党的政策好，要是放在十年前，我就是想让你当，也不敢让你当啊，怕遭村里人骂咧……’”——由朱晓玲质朴无华的文字中，我们是否读出了隐隐的忧患呢？那就是，农业大国的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人文精神，文化素养存在严重缺陷。
   
《妙玉活冤孽》则是作家赵燮雨，以他渊博深厚的东方古典文化功力，解析、重构《红楼梦》魂的一部力作。瞧呀，遁入空门的妙玉向我们走来：“静修她们占了一个独院，师父住上房，妙玉也是独自一个人一个云房。其余人等，从姑苏带来的两个小尼姑焚琴煮鹤合住一间，妙玉自个的奶妈李妈妈和她姥姥家的陪房邹嬷嬷都是佛婆身份，也各有一间。原跟着妙玉的小丫头年纪尚幼还未祝发，相跟上牟尼院原来的佛婆。不去管焚琴煮鹤除念佛诵经之外再在干些什么，大家日子也都过得松心平常。
   
往日功课并不紧。最多是师父师叔高兴了，叫上妙玉一起谈禅论经。
   
一日静修将妙玉唤来，与师叔普度三人一起做了早课。
   晨钟已罢，师叔普度开口言道：“妙玉，我来问你，我佛慈悲，何谓慈悲？”
  妙玉赶忙静心屏气，轻声地答道：“师叔在上，依弟子愚见，慈是予乐，悲是拔苦。”
   静修接口道：“何为予乐？何为拔苦？”
妙玉接着说：“予乐，予众生以快乐；拔苦，拔众生之苦难。”
     ……
释迦摩尼，观音菩萨，一桩桩的佛经本事……。妙玉顿悟，立时三刻地心坎里印上了佛说‘我不入阿鼻地狱，谁入阿鼻地狱？’的经典语句。”——我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时常有了一种错觉，感觉自己是在拾读久已没读的《红楼梦》了哩。
     
加拿大籍华文作家李西宁的中篇小说《背面》的艺术价值，就在于，作者以不能忘却的记忆，抒写了生命历程中的磨砺，不屈与顽强。在《背面》中，作者以类似于写实的文本结构，冷峻犀利的语言风格,向我们勾勒出了在那种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环境下，人的尊严是如何被扭曲践踏的图景：“我慢慢吃着这一半饭菜，感到犯人们都盯着我，脸上火辣辣的。唉，竟然沦落到这等地步了。荷马史诗中俄底浦斯的养猪奴曾说过:“一个人沦为奴隶，就失去了人的一半尊严。”引喻伸意，一个人沦为囚徒，就失去了人的一切尊严。难道不是吗？我还有人的尊严吗？我心里异常难受，喉咙隐隐作痛。
      
……
   
气温愈来愈高，牢房像蒸笼一般。我舔着干裂的嘴唇，强打精神，继续讲未结束的《双城记》:“他被关进巴士底狱一间黑暗的牢房……”
   
……
   
老宋眯起眼睛望着我，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假如今晚地震，将会把你砸死，那么你怎样奋斗才能逃脱这种可怕的命运呢？”老宋没说话。他合上双眼，眼窝像两个黑洞，面部肌肉渐渐松驰，破芭蕉扇又呼呼地扇起来。扇了一会儿，他微睁双眼，慢吞吞地说:“李老师，这就是命。”
   
他举起扇子，狠狠挥了几圈，赶走身边嗡嗡的蚊子，叹息道:“唉，人生如梦。总归是要死的，干吗还要梦上一场呢？”
   
听到这话，令我想起古希腊一位无名氏的墓志铭:
     我裸体来到地上，
     又裸体回到地下。
     为什么还要徒劳？
     要知道总是裸体。
   
这位勘破红尘的异族祖先所表达的宿命，与老宋的话何乃相似。“为什么还要徒劳？”我感到困惑，茫然。”——“为什么还要徒劳？要知道总是裸体。”也许，这是人类整体的迷茫和困顿。然而生命还是要繁衍，生活不能终止。所以人类必须继续努力创造；所以人类要永无止境地追寻美好的梦想。文学是梦中的天使。?

美籍华文作家章凝的中篇小说《华盛顿DC的小提琴》，我将其喻为是一曲《震颤心灵的天籁之音》。其创作手法充满着诡谲和诗性；飘逸在小说中的思绪是那样凛冽、跳跃、变化多端。小说中的每个字符及至思绪，无不是在激越、怆然、忧愤、舒缓、浪漫的音乐旋律中浸泡过，复而又伴随着音乐的旋律流淌而出，从而使文字和音乐，思绪和旋律有机地纠聚成一道既旖旎多姿又悲怆昂扬的阅读风景，给予阅读者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的美还有听觉美。
   
每每读章凝的文字时，心灵就有了被撕裂的疼痛和修复的颤栗。章凝在他的《DC》（下面同此）中写道：
“我爱人，虽然对人类的总体行为失望，但还远远没有对人类本身绝望，尤其没有对爱绝望。脱离了世人我没法活。我和你们没有共同的命运，但有着相同的呼吸。”
     
“而此时此刻撕扯着我耳膜、摇荡着我血液、撼动着我魂魄的东西，不是什么音乐，不是什么艺术，而是一颗心，一颗旷野里呼号、寒风中哭泣、苍空上舞蹈的心！”
     
“我看到我的同类夥伴散落于街头巷尾乞讨，最后一层尊严在风雪和冷眼的双重利刃下鲜血淋淋，换来不足百分之一的成功率。我不知道乞讨者与被乞讨者谁更教我羞愧……对人的本质天性我永远似懂非懂。我只是很想告诉你们：人啊人，当我们相互失去了悲悯的时候，冥冥中有一双眼睛正饱含悲悯注视着我们。”
   
“音乐是我们呐喊的美声，呻吟的咏叹调。”如此等等，这些文字，这些情景，这些咏叹，让我们读来是那样黯然神伤、是那样倍感心酸、是那样使人透彻心骨的寒冷。但我们分明又由这些文字中，依然能感触到创作者灵魂的悸动，体悟到生命意识中依然对人间暖意的无限眷顾和真切的记忆，还有心灵内在的奔突并时时向外张望的渴求！
     
这种张望，这种渴求，不仅拓展了个体生命外延无限的意义空间，也使我们感知到了个体生命与外部世界休戚与共的关联性，读到了自动生成体己度人的谦让与关怀。始终秉持着一种对生活的端肃、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万物的拥爱，而后与之“同舟共济”，将“阻止生命正向发展的败血因子消解清除”，使生命意识到，个体的命运处境与其存在的所有维度和生存环境，在客观上都具有机能上的同构性——是患难与共，相互依存的。所以需要相互温暖，所以需要彼此宽容和认同，所以需要相互怜惜、珍视。从而感恩于红尘际遇中所有的世故风情，生活的点点滴滴，陶然于个人灵性与万物同生共度的喜怒哀乐，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的处境改善和人的良性回归重新奠基加冕的殿堂——毫无疑问，章凝的小说《DC》，蕴藏着这一切的向度和内涵。
   
因此，我说，章凝的中篇小说《DC》，使我们在毁灭和新生，悲怆和欢欣，迷惘和觉醒中找到了文学的绿洲，生命的温情，人性的暖意。
   
来吧，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文学的绿洲，手挽手，肩并肩，相互温暖，相互关爱，相互包容，往前走。如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从我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到那边去，前面！”
   
前面，伊甸文苑春天花正开！


                                              2008年3月22日

鲜花祝贺

这是我设计封面时的版本，我已经收到书，发现“敌情”。书名是《海外优秀中篇小说精选》。注意了吗？多了个“精”字，北京话，真够精的，太有意思了。原来出书这么好玩呢。

为力提醒我，漏了“精”字。

Haha......

“这是我设计封面时的版本，我已经收到书，发现“敌情”。书名是《海外优秀中篇小说精选》。注意了吗？多了个“精”字。”——谢土干跟贴。开始我没注意，经你一说，我拿出收到的书一看，果然是“精选”。不过我记得当初好象讨论过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是用《海外优秀中篇小说选》还是用《海外优秀中篇小说精选》作书名，大家好象都同意后一种书名。

一并谢cozy 和主持！

孤独的巴金

摩罗

在享有盛誉的诸多中国作家中，巴金是最受我尊敬的几个人之一。然而，当我和朋友们聊天时尝试列举本世纪杰出作家时，我竟没有将巴金列入。近年来，除了他翻译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我也一直没有兴致去重读他别的著作。这似乎有点奇怪，我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尊敬巴金的呢?

巴金是携着小说《灭亡》步入文坛的，后来以《家》奠定了今天所云文学大师的地位。但像本世纪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巴金也一直站在表达社会思想、宣泄社会情愫的立场上写作，而且，巴金以其热情天真的气质，有时将小说写成了童话。到他被剥夺创作权利的那一天为止，他一直没有写出一部自成世界、耐品耐读的作品，甚至可以说，他与文学还隔着一层什么。今天许多人为巴金那一代人所留下的文学的遗憾而遗憾，乃是颇有道理的。

也许巴金更适于写散文?至少可以用《随想录》的大获成功作为佐证。然而不。他的散文也与文学隔着一层什么。文学之成为文学，总得有点“文”可言。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气氛的营造、意象的提炼、语言的锻冶等等总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巴金的散文基本上没有这些。青年巴金爱讲大白话，是那种热情太甚未及修炼一吐无遗的大白话，很难让人从中品出文学修养之类。晚年的随想录依然如此。他似乎永远是一个不能已于言的少年，永远不加修饰地平铺直叙。更奇怪的恐怕还是这一点：那些饱经沧桑同时又饱读诗书的文化老人，一旦下笔，几乎无一例外地充满了书卷气，充满了来自千古经典中的厚实和深邃。然而巴金偏偏成为了这样一个例外，他似乎决意要跟其他人不同，除了自己的情怀，他不想让别的更多的东西进入他的文字。

他跟其他人的确很有些不同，却不是因了“决意”，而是因了气质和精神品位。巴金是一个具有大热情的人，他虽然不得不以文字方式度其生涯，但他的自期自许却决非如此。《灭亡》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支代表着正义和力量的手枪。杜大心作为巴金的化身，代巴金操持着那支枪，而且时刻将手指按压在扳机上。巴金的深层动机不在于为业已存在的文学长河添加一件杰作，而只是要找这样几个充满叛逆意味和摧毁力的符号，来演绎他改天换地重整河山的巨大热情。他青年时代内心最认同的形象不是小说家文化人之类，而是赫尔岑、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司特普尼亚克、凡宰地等这样的革命家和革命理论家。他不辞辛劳地翻译他们的著作，不是出于文学的需要，而是为建设自己的精神人格开掘资源。他以这种方式向那些改天换地的伟大人物趋近。

然而巴金是一个纤细、斯文甚至有点怯弱的人，他缺少行动者的果敢和狠毒。而且，他所信奉的安那琪主义是那样纯洁、渺远和高贵，而与他同时代的行动者却难免污浊、卑俗、残酷。就这样，怯弱与自洁使得他孤立无援，一筹莫展。写作几乎是乘虚而入地成为他唯一的代偿性行为。当他拿起笔，那种改造世界的巨大热情，那种对于天地人间的博大的爱，那种欲爱不能的受挫感和义愤感，全都无可遏止地奔涌而来。强烈的表现欲使他来不及营造空灵的结构和精雅的文字来含蓄、包裹这种热情，而只能急不择辞地直抒胸臆。结果，“文学性”被他的热情严重烧伤，透过星散在文字之间的“心灵的残骸”，我们不难感到一个文弱书生的“呼吸宇宙吞吐河山”的伟大胸襟。而当人们将这些“心灵的残骸”误读作文学时，不可能不意识到文学的缺憾。

撇开文学不谈，热情本身有没有价值?这让我想起了拜伦、雪莱，想起了托尔斯泰和别林斯基，当然还有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然而我联想得更多的还是圣西门。圣西门像大多数心怀壮志的人那样，一时没有投身于伟大事业的经济条件，他不得不首先投身于商界。中国人爱说人到三十万事休，圣西门却在垂垂老矣的42岁才脱出商界，几乎是从零开始地从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和著述。这从零开始需要多大的人生热情?与那些命中注定一直自然而然地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人(如马克思、黑格尔、尼采等)相比，圣西门更叫我折服。我对他的学说了解很少，但我认为他的热情本身即可成为人类历史上永恒的遗产，叫世世代代享用不尽。作为这种热情的承载者，圣西门的人格永远具有审美价值。?

巴金的人格也具有这样的审美价值。年轻的时候，他无暇像别的作家那样刻意营造艺术宫殿，进入老年，他也无意像别的文化老人那样引经据典掉书袋。他永远写得比别人真切而又直率，永远是那样无可遏止地一倾无遗。巴金一直有这种自觉，所以他不断表白自己不是一位作家，声明自己没有研究过文学和艺术。前几年，四川省有关部门郑重要求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文学奖，巴金以那种颤巍巍的笔调，坦诚谢绝了。如果将此看作是他的谦虚，那至少有一半误解。巴金实际上是在拒绝世人以一个作家的形象给他定位。他的理想一直是做一个顶天立地改天换地的巨人，做一个以正义原则和自由精神重整地球秩序的英雄，而不是做一个文字匠。

不幸他偏偏只做成了一个文字匠。垂垂暮年，心底的宏愿再也无法施展，连一个起点也终生未能找到。面对一生的失败，也许他应该仰天长啸，号啕一哭，然而世人的恭维却叫他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不管他接受不接受这种恭维，内心都只有苍凉与孤独。几乎所有白发长髯、备受天下爱戴的老人都会多少滋生一点功德圆满的欣慰感，巴金又一次成为了例外，因为他的功德一直没有开始，永远不会开始。不知为什么，我对老年巴金的文字情有独钟。从那极尽坦诚而又终究有点虚怯有点吞吞吐吐的文字中，我深重地感应着一颗心灵的痉挛。那种饱经患难后不堪回首的创痛，那种自抑自辱一生、至今仍余悸难消的颤巍巍的恐惧感，那种自认为无所建树、有负于世的空虚感，都迫不及待地直奔笔底。哪里来得及谋篇布局、修辞炼句，哪里来得及引经据典、广征博采。他只能尽可能地敞开自己，平实写来。这样的文字确实不够文学化，然而这样的文字却直通天地之灵和人类之灵。

也许有人想说，有了暮年的幻灭感之后，巴金倒是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可惜天不假年。然而不。能够创造文学之梦的人，既要站在梦中，又要时常站到梦外，对那梦戳上几戳，这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刻毒。而巴金却永远是一个善良到底的绅士，连一个作家所需要的起码的刻毒也没有。他即使愤恨得呲牙裂嘴，也是充满正义与庄严，而与刻毒无缘。也许有人想说，如果20世纪的中国少一点丑恶与黑暗，巴金就有条件成为一个克鲁泡特金。然而也不。他是一个纯洁得没有一丝攻击力的人，投身行动永远只能是他的向往。即使让他重新生活一次，他也只能成为这样的人：一个大气磅礴、热情澎湃的文弱书生，一个感伤型、倾诉型的梦想家。

也许上述一切都不是他最重要的品性，他的最重要的品性在于他是一个有耻辱感的人，至少是一个懂得害羞的人。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有更多的过错，而是因为他的内在的道德自期中有一种高贵的倾向。虽然他著译等身，但与他的自期相比，这不过是他怯于行动、借文字以偷安的明证。文字越多，越让他感到沉重，何况他认为其中有一半是假话。老年巴金不厌其烦地告诫自己要讲真话，其心理症结何在?他既然无力行动，既然退守到文字之中，至少应把文字写作看成是一种代偿性的道德实践。可正是这种写作使他的人生彻底失败，因为他不但没有实现他的自期，而且常常放弃了起码的操守，讲了那么多假话。他之鄙薄自己的文字，他之害羞感，原因都在这里。虽然他比大多数同代人都更有理由自认清白，但由于他的道德自期高于任何别的同类，所以他成了唯一的害羞者。害羞是从心理上进行道德自救的一种方式。他直到无力说话时，还在近乎自虐地要求自己讲真话，乃是企图以此对自己的失败和耻辱作最后一次挽救。?

巴金的自我挽救基本上是成功的。借着这个世纪这个民族灰暗而又卑琐的精神底色，这个本来很难说有多么辉煌多么高大的人，却显得格外辉煌、格外高大。中国人过分地老成持重，过分地缺乏想象力，久而久之普遍地患有冷漠症——没有热情、没有正义感、没有自尊心和自信心，最后普遍失去了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是没有起码的道德情操。然而，巴金却是一个在精神上全面觉醒的人，他知道一个完美的人应该具有什么品性，他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拥有这些，实践这些。他不但一定程度地拥有圣西门式的热情，同时还一定程度地拥有卢梭式的正义感，克鲁泡特金式的想象力，雪莱式的纯洁，托尔斯泰式的善良与高贵。敢于拥有这些品性中的任何一种，在中国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巴金却同时拥有这一切，堪称奇人了。也许有人要批评巴金没有在实践中坚守这一切。巴金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羞愧不已。一个人的羞愧感，不足以补偿他在道德实践上的缺憾，然而巴金式的羞愧除外。需知五千年来，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还是道德家，怀着有负于世、有负于己的羞耻感告别这个世界的，实在千年难于一见。单就20世纪而言，那么多犯有过错或罪恶的人，有谁曾怀着诚惶诚恐的忏悔心和愧疚感担当过一丝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著作等身的人要说出他的羞愧和耻辱，这需要多么高贵的精神追求和多么坚强的心理力量?在我看来，巴金的那种并不十分深刻的自忏自省，足可成为他的道德实践的一部分。面对这样一个人，面对这样一份精神遗产，我们还有必要因他没有写出更好的小说而遗憾吗??

应该从这种文学的遗憾中摆脱出来，以便重新给巴金定位。就文学史和思想史而言，巴金可能确实难于占有显赫的地位。但是在精神史上，也许有一天他会被看作一座重镇，不只是就20世纪而言，而是就五千年的精神史而言。他的道德自期比他的道德实践更见光彩，他的精神人格比他的文学作品更具魅力，他的随笔和他的译作比他的小说更值得品味。这一切都是精神已经觉醒、而且是刚刚觉醒的人的特征。也许我们可以要求巴金更加完美一些，至少在精神上更加有力一些，比如在社会运作中不要老是谦恭退让，面对强权应该少一点顺从，文革中不要太取消自己，至少文革后写随想录的那一阵，应该多一点深刻和尖刻。巴金爱说卢梭是18世纪世界的良心，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世界的良心。在中国也许可以说鲁迅是20世纪上半期的良心。如果巴金能够多一点自卫意识(仅仅自洁是不够的，虽然这已不易)，多一点拒绝的力量，或者哪怕出现一次拍案而起赤膊上阵，也许他就可以被称作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良心。

然而这一切他都无法做到。他是最初的精神觉醒者，在打开自己的心灵、打开自己的感觉时，他消耗了太多的力气。打开之后，他几乎全力观察、体会着自己的感觉和心灵，他由此成了一个感觉纤细而明敏、心灵温爱而仁厚的人，一个不断在想象中升华自己拥抱世界的人，却也同时因此成了一个缺乏攻击力和自卫力的人，一个没法在任何一个专业领域入痴入迷地积累知识、操练技术、创造成果、建立功勋的人。他不得不忍受最初的觉醒者所难免的怯弱和空疏，以及由此带来的羞愧与痛悔。

令人遗憾的是，世人不但难于理解巴金的缺陷，更难于洞见他的意义所在。只有一个觉醒的民族，才能正确地阐释最初的觉醒者的意义和价值。他暮年所提的两个建议中，关于建立现代文学馆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响应，而关于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却遭到了拒绝，甚至被禁止谈论。实际上后一个建议才是一个先知对于一个缺乏反省能力的民族的临别告诫。然而，世人只愿意接受巴金作为作家的那一部分。他一遍又一遍地解说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作家头衔，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被世人塑造成一位“文学大师”。这既是一种恭维，也是一种歪曲。这位孤独的文化老人，一定还在无望地等待着这个古老民族对他作出新的理解，然而在他有生之年，这种理解怕是不可能真正到来的。

最后再回到“作家”上来作结。我一直认为，在“创作心理学”之前，应该有一个“精神素质学”，或者叫“前创作心理学”。一个作家究竟是一个普通作家还是一个伟大作家，实际上在他下笔创作之前即成定数，这个决定因素就是他的精神素质。没有起码的思维力和文学操作力成不了作家，没有优秀的文学天赋成不了优秀作家，没有大热情、大痛苦、大慈悲和高贵的道德追求则成不了伟大作家。在本世纪中国作家中，也许只有鲁迅和巴金这么两个人具备这样的精神素质。虽然他们未能写出本来可能写出的伟大作品，却因此留给我们更丰富的精神遗产和启示。企图在文学上建功立业的人，应该首先在精神上成为鲁迅和巴金的传人。在文坛出现大面积精神死亡的今天，我更是情不自禁地频频将目光投向那位孤独的巴金。

看来，我还是应该回过头去认真读读巴金，为着精神上的需要。

转自摩罗博客

梅娘

作者：比干


连续几天的绵绵细雨，到了今天，终于放晴。午饭过后，我沿着家门口的那条小马路，缓缓地来到这家“万叶书屋”。

解放前的上海，好象有一家“万叶书店”，出版了不少相关音乐的图书，不知道和现在的这家书屋有什么联系。书屋里人不多，也难怪。下午两点多钟，这个时候的人们要么在上班，要么在上学，又有几个人能象我这么百无聊赖？

这时，一个人的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梅娘”，多么熟悉而又遥远的名字啊。在我的印象中，梅娘有三个。一个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红透文坛，有“南张北梅”之誉的孙嘉瑞，梅娘是她的笔名，而那个“南张”指的就是张爱玲；另两个梅娘，都是虚构的人物，一个出现在一九三五年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之中，聂耳包办了这部话剧的所有配乐，其中包括了那首广为传唱的《梅娘曲》；还有一个是电影《梅娘曲》中的人物。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很多来男风的朋友都发现，这里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迷恋着张爱玲，他们毫不疲倦地的谈着张爱玲的种种往事，为她的一生唏嘘感慨。同样因为张爱玲，他们也有时会提及苏青。可好象很少有人想起梅娘，想起这个当年在北平风云一时、才华横溢，而今已年过八旬、孓然一人生活在北京的女子。

同张爱玲一样，梅娘也是从少年时代就显露了她的文学才华。她原名孙嘉瑞，生于一九二Ｏ年。在她十六岁高中刚刚毕业的时候，处女作《小姐集》即由益智书店出，从此，她以孙敏子、梅娘、芳子、莲江等笔名连续发表作品。

一九四二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曾联合发起一次“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结果表明，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是众望所归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那时起，“南玲北梅”一说，便不胫而走。

梅娘的写作生涯相当漫长，跨越了建国前后两个阶段，但是同张爱玲一样，她的主要作品都产生于二十五岁前，在沦陷区发表。而且，她的作品的风格和题材与张爱玲也颇有几分相似。梅娘的作品以散文的风格注入小说，但又不失故事性，字里行间流露着女性的纤弱与敏感。她侧重于心理分析、气氛渲染，并不过分追求情节，或许这也是她的特色。

梅娘的出身非常悲惨，因为他的父亲是在结婚后，到现在属于俄罗斯的海参崴做生意时，遇到梅娘的母亲的。虽然他的父亲把她们母女带回家中，但她父亲的原配妻子并不能容忍。几年后，他父亲又为生意之事在外奔波时，梅娘的生母终于被逐出家门，不久即含恨而死。孙嘉瑞之所以选用梅娘作为自己的笔名，就是因为它与“没娘”二字谐音。

梅娘的父亲孙志远在东北实业界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九·一八”之后，日本人曾逼他出任伪满中央银行总裁，他执意不肯就范，从此便深居简出。后来，他曾与一位梅娘唤作“七叔”、名叫张鸿鹄的“刎颈交”，还有一位梅娘唤做“穆叔”的日本友人一起，秘密筹资，买进粮食、衣物和枪枝、弹药，再设法运进长白山，支援抗日义勇军马占山……不久，孙志远抑郁成疾，年仅四十二岁就撒手人寰。待梅娘从深重的伤感中渐次平复，“七叔”张鸿鹄等人就安排她东渡留学。这位张鸿鹄是周恩来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周恩来的那首《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最初便是书赠给他的。

梅娘十八岁那年留学日本。她在日本神户女子大学特地选了一门无须投入太多精力的学科－－“家政”。平日她极少出游，一有空闲便躲在一间窄小的木结构的居室里阅读或是写作。这期间，梅娘时常出入于东京“内山书店”，从那里选购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何其芳、朱光潜、邹韬奋和萧军、萧红的作品。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开始，大约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梅娘写成了那后来被公认为她的代表作的三部小说。因为它们分别以《蚌》（又名《一个蚌》）、《鱼》、《蟹》命名，所以，被习惯地称为“水族系列”小说。

梅娘曾说：“我们当时处境是那么难，之所以想要写，并不是想当作家。出发点是：社会那么黑暗，对女性是那么不公平，应该打破那种现状。”对此，梅娘还曾形象地说：“我只是长夜中的一只萤，虽只有点点微光，那毕竟是光。这就是我，燃尽微光，送走生命；燃尽微光，送走生命……”

三十年代末，梅娘在东京“内山书店”结识了在那里打工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柳龙光是北京人，原是辅仁大学学生，当时在早稻田大学经济系读书。他们志趣相投，成为爱侣。

一九四二年，他们回到北平定居。此后，梅娘曾担任《妇女杂志》编辑，还曾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实报》主持过专栏，同时，以主要精力从事创作与翻译。一九四三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鱼》，一九四四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蟹》，这一时期的译著主要是石川达三的长篇巨作《母系家族》。

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柳龙光、梅娘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一同由北平经上海赴台湾。行前，柳龙光曾接受当时主持中共北方局城工部工作的刘仁的一项重托：争取国民党蒙疆军总参谋长乌某率部起义。抵台后，为了争取乌某起义，柳龙光再次赴上海，不久，由沪返台时，所乘的轮船“太平号”在舟山附近海面撞船沉没……柳龙光遇难时年仅三十岁。那时，梅娘不过二十八岁，身边带着两个小女儿，腹中还孕育着胎儿……

从最初的悲痛中镇定下来，首要的是确定下一步的行止。她决定返回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梅娘担任过中学教师。北京市负责人刘仁曾安排梅娘参加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活动。一九五三年，梅娘正式调入国家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电影制片厂（现改为“中国农业影视中心”）担任编剧。

一九五七年“反右”中，她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进了地处昌平县的一处劳改农场。因无人照料，体弱多病的二女儿被强制送进了救济院，不久，因病夭折。家中只有还在读中学的长女柳青，带着年幼无知的弟弟，靠少量的奖学金和变卖家具、衣物等勉强度日……

一九六一年，梅娘从劳改农场回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每天早上去街道“劳动服务站”等待分配工作，还曾经到别人家里当过女佣。“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梅娘被打成“现行特务”，遭到抄家、管制，进了“黑帮劳改大队”，挖“人防工事”。从北京东四一条到十二条，几乎所有的“人防工事”工地都留下了梅娘的足迹……她的儿子因染上肝炎，治疗不及时，于一九七二年死去。

一九七八年梅娘获得平反，回"农影"工作。一九九四年，梅娘前往美洲探望女儿柳青一家。与亲人们团聚了一年半之后，她又一个人回到北京。

张中行在为《梅娘小说散文集》作序时曾说，使他不禁感到惊讶的，是梅娘当年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他进而写道：“我一向认为，走文学之路，面貌可以万端，底子却要是这个，她有这个，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

但梅娘对自己以往的作品却并不满意。她说：“我只觉得很不够，写得一般般，只不过是浮在水上的泡沫。”

一九三五年，田汉创作了一部结合当时时事的三幕话剧《回春之曲》，故事讲述了侨剧南洋的青年知识分子高维汉和友人在“九·一八”以后，抱着满腔救国热情，回国抗日。高维汉在“一·二八”战争中身受重伤，脑神经因强烈震动以致记忆全失，但仍高呼前进杀敌的口号。全剧除抗日救亡这条主线外，高维汉与梅娘始终不渝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虽然，梅娘在剧本中出现的场面不多，但她在高维汉的病榻之前，深深呼唤自己所深爱的恋人，并深情地唱出一首《梅娘曲》，至今仍回荡在许多人的心中。当年出演这部话剧的也是当年在上海滩头风云一时的影视明星：白杨、金焰、袁牧之等人都在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电影《梅娘曲》张爱玲当年倒也曾在她的文章中提起过。在她那本《都市的人生》中，有一篇名为《借银灯》的文章。张爱玲在文中一气谈了《桃李争春》与《梅娘曲》这两部影片。正如说她自己所说，这篇文章算不上是影评。不过，算做是影片观后感倒也是蛮恰当的。


附：

音在弦外

梅娘

《我家》的作者遇罗文打电话给我说：有个《我家》的恳谈会，您去吧！我去接您。

原来这不是个简单的恳谈会，济济一堂，气氛热烈。这场合对我来说似曾相识，我只担心退居边缘的我，会不会给大会带来不和谐的音符。幸亏我稍稍打扮了自己，穿上了那条平时嫌它鲜艳的红底儿花裙，在黑上衣上配上了珊瑚胸针。我是隆重地来参加恳谈会的，我盼望能够与开会的主旨相合、能够从容地品读《我家》所反映的，一直令我和我的同辈人暗暗饮泣的那段历史。喜庆和悲怆交替缠卷着我，我竭力使自己平静、平静。谁知，一看见罗勉，我的心便乱了。

罗勉正低头摆弄着照相机，那个侧脸跟我们在政治学习班上他父亲遇崇基的脸相一模一样。我和遇崇基相遇的时候，他也就四十刚过。父子在不同时空的这个年龄段上的巧合，涵盖的岂止是通常的悲欢离合。我控制着自己，为亲眼目睹的遇家父子在完全相异的场合中的亮相，欣喜、悲怆，说不清是种什么滋味。

我和遇家的交往，源起于我和遇崇基同在东四派出所的政治学习班上。我俩的罪由也大同小异--都曾是日本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都曾有过沦陷生活的短暂经历。遇崇基比我的名声大，他是土木建筑工程师，主持过营造公司，还盖过什么竹筋楼。我曾在文坛上舞文弄墨，写过小说、当过杂志的编辑。我们回国时都是风华正茂，都是放弃了日本的优厚生活条件，志在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就带来了真革命或是假革命的猜想。虽然劳动教养期间，左查右查并没找到我们作为日本间谍的真赃实据，有人依然不放心，将我们交由街道实施群众专政。我们同在东四地区住家，便成了学习班的同学。

《我家》中涉及的遇罗克，当时是工厂的学徒工。这个书生气的小青年很喜欢我，只要看见我跨进他家的门槛，便会溜出去买几块熏干加在大锅熬白菜中招待我。他含笑向着我：“孙姨，您感觉怎样，熏干熬白菜，真是一等一的好菜。您说呢？”这一等一的好菜我几乎是含泪咽下的。我清楚，这几块熏干是罗克在寒风里奔波一个小时的车钱。于是，我便尽量不在吃饭的钟点到他家去。却拒绝不了老遇的劝诱。学习班下课，老遇说，顺路到我家去坐一会吧。罗克喜欢和你“争论”。老遇用日文说的“争论”，用的是现在时的进行式。我懂得那邀请的诚挚。

少言寡语的遇崇基用了个吓得我双腿发软的冒险办法传给我一份已经流传得急风骤雨似的《出身论》。当时，居委会派给我一项赎罪的任务，一定及时、准确把领袖的最新指示写在黑板报上，单写不行，还得加花加框，以示隆重。板报旁边居委会的门洞里，有个旧牛奶箱。我被允许把彩粉笔、彩纸条等用具放在牛奶箱里。想想吧，当我在一片大好形势的剪报下看见了《出身论》的当儿，岂止惊骇万状，简直是手足无措了。谁传给我的？这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串连，我怎么办？我毕竟已经饱餐风雨，首先清醒地断定：这是朋友送来的。当时，给我的信件要先送到居委会经过审查之后才能给我。不利用邮递而利用牛奶箱，这是胆大心细的人出的绝招儿，肯定是遇崇基干的，他熟悉我办报的细节。虽然胆战心惊，我仍然从容地在板报上画上了个光芒被掩的半个太阳，寄托了我的难言之情。

深夜，捧读《出身论》，读得热血沸腾，兴奋得手舞足蹈。连赖以维生的绣花架子都碰翻了。怕惊动芳邻，扶起架子跌坐在木椅上，索性关掉了为深夜绣花装上的白亮亮的管灯，沉入黑暗之中，嘴里叨咕着：论得好，论得真好。一细想，恐惧便来了，意识到，这文章怕要捅大娄子，可我完完全全的无能为力。立时果断决定，再不能到遇家去，绝不能给遇罗克增加一条与日本特务勾搭的罪状。

领袖号召深挖洞之后，派出所的学习班解散，受管制的人在各自居委会的监督下，投入挖洞的义务活动。老遇和我不在一个居民组，天赐绝面良机，可却难以放下对罗克处境的忧心。

一天，趁着黄昏暮霭，罗克突然来到我家，提着那个我给他补过的旧帆布书包，从书包中拿出一包东西来放到桌上，向我从容一笑，说：“爸爸请你分享希望。”说了这句含意模糊的话便转身走了，我还没从他的突然出现缓过劲来，他已经消失在胡同深处了。

那是一小包白米，包在那条我熟悉的遇崇基劳动时擦汗的旧毛巾里，连看带琢磨，才把老遇那龙飞凤舞的日文草篆理顺看明白。写的是：陈总给我翻译围棋谱的机会，得了一点想都不敢想的稿费。

米到我手里，是挥汗的炎夏，直到春节，那米一粒也没动。罗克已经进去了，我看见白米便想哭，完全不忍用它来填补饥饿。那是一握真情，我一定要在希望实现之时才吃，那才能吃出香甜。当时，我靠绣花糊口，吃了上顿愁下顿。遇家六口人，只有遇妈妈的六十多元工资，白米对我们的肠胃来说，是过于奢侈了。

耽读《我家》，心潮激荡，我完全没有料到当年那个半大小子遇罗文，会如此精明地梳理了那段岁月，用平实自强的生活反击了荒谬的时代。遇崇基要我分享的希望，由他的儿子送来了。出版社的白米饭我是和老遇、罗克共享的，我吃得分外香甜。

罗克生前，愿意听我讲楚辞。当问及我为什么要回祖国时，我把一直激励自己的屈原的警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写在他的笔记本上。我以为这个心之所善，是人、是民族的精魂。《我家》潜含了这点。我为《我家》祝福。

这篇短文，不是评书，是对故人的怀念，请原谅我的音在弦外。


梅娘曲

词：田汉　曲：聂耳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
嚼着那鲜红的槟榔，
我曾轻弹着吉他，
伴你慢声儿歌唱，
当我们在遥远的南洋！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我曾在红河的岸旁，
我们祖宗流血的地方，
送我们的勇士还乡，
我不能和你同来，
我是那样的惆怅！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我为你违背了爹娘，
离开那遥远的南洋，
我预备用我的眼泪，
搽好你的创伤。
但是，但是你已经不认得我了，
你的可怜的梅娘！

注:梅娘,一个我熟悉的作家.她的命运十分悲惨.但我十分敬仰她.今天在一家网站看到关于她的专访,让我感动.特转至此存放.

何谓经典？(库切)
                                                      一
　　
　　1944年10月，盟军在欧洲战场上鏖战，而德国人则不断地空袭伦敦，正当此时，时年56岁的托马斯·斯特恩·艾略特在伦敦的维吉尔学会发表了他就任会长的演说。在演说中，艾略特压根儿没有提及正在发生的战事，只简单说到——以他最好的英国做派，含糊其辞地，轻描淡写地——“目前发生的一些事”，让他难以找到准备演讲所需的书。他以这种方式提醒听众，还可以这样看待当前的战争：无论它如何规模罕见，在欧洲的漫长生命中，都只不过是打了个喷嚏。
　　
　　他演讲的题目叫《何谓经典？》，演讲的目的是要强调和重申艾略特长久以来一直提倡的一个观点：即西欧文明是一个统一的文明，是从古罗马经由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传承下来的，因此这一文明最原初的经典一定是罗马的史诗——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这一论断每被重申一次，重申者作为公众权威的地位都会更高几分。到1944年，这个集诗人、剧作家、批评家、出版者和文化评论家为一身的人，可谓统领了英国文坛。这个人认定伦敦是英语世界的中心。他的羞怯低调掩盖了他内心坚定冷酷的意志，不知不觉中他使自己成为了那个中心的权威发言人。
　　
　　当我为准备这篇演讲稿而重读艾略特的演讲时，触动我最深的是，艾略特根本没有思考过他自己的美国性，或者至少他的美国出身，从而思考他在一群欧洲听众面前推崇一位欧洲诗人时，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
　　
　　我们且不要纠缠于艾略特是如何把维吉尔的罗马和1940年的英国牵扯到一起的细节，而让我试问一下，艾略特自己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要成为十足的英国人，以致于得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艾略特会“成为”英国人？我的感觉是，首先，动机是复杂的：部分原因是他有亲英情结，部分原因是他是英国中产阶级知识精英的铁杆同盟，部分原因是他要掩盖自己对美国人的粗俗气所感到的尴尬，部分原因是他是个嗜好演戏的人，正在进行滑稽模仿（要做到被人当成英国人肯定是高难度的演出）。我可以推测出这内在的逻辑顺序是，首先在伦敦（而不是英国）定居，然后假定拥有一个伦敦的社会身份，然后进行一系列关于文化身份的思考，最终导致他获取一个包含和超越自己的伦敦身份、英国身份、英美身份的欧洲身份和罗马身份。
　　
　　到1944年，他的这种身份投资已经大功告成。艾略特是一个英国人了，尽管他自认为是个罗马英国人。
　　
　　从局外人，从个人角度但不带同情地看这篇有关维吉尔的演讲，此演讲可以看作是艾略特几十年来所追求的目标的一部分，即重新定义和定位民族归属，好让他，艾略特，不至于再被视为美国文化暴发户，给英国人或欧洲人作关于他们的文化遗产的演讲，试图勉励他们不至玷污这份遗产——曾经和艾略特合作过的诗人埃兹拉·庞德后来一不留神也落了此窠臼。从更广义的角度看，这篇演讲是试图为西欧基督教社会找到一种文化－历史统一性，把组成它的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看作一个更大的整体的各个部分。
　　
　　这个计划同战后促成新北大西洋秩序的那个计划不太一样——使得那个计划势在必行的事件是艾略特在1944年所预见不到的——却是高度谐调一致的。艾略特的失误之处在于他没能预见到，新秩序的指挥中心在华盛顿，而不是伦敦，当然更不是罗马。如果他有此预见性的话，一定会对西欧的实际演化方向大感失望——它是朝经济共同体，更要命的是朝文化同质体发展。
　　
　　我从艾略特1944年的演讲推演开来并加以描述的这个过程，是一个作家身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试图取得一个新身份，不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在移民、定居、归化和文化适应的基础上获取那个身份，或者说不仅仅通过这些方式——因为艾略特以他特有的不屈不挠做到了以上种种——而是通过定义民族性来适应他自己，然后运用他所有积攒起来的文化能量，将这个定义灌输给有教养的人群，通过将民族性重新定位于一个特定——艾略特的天主教——品牌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之内，在此前提下，他不再是以一个初来乍到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一个先驱者，一个预言家。获取身份进而宣告了一个迄今无人怀疑的新血统——与其说是新英格兰或萨默塞特的艾略特家族的后裔，不如说是维吉尔和但丁的后继者。
　　
　　有许多种途径来理解像艾略特这样的人的人生目标，我想挑出两种来说。其一，是把这些超验的体验当作主体的发源点，人生的所有其余部分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追随那声召唤，以此塑造自我，便是现世诗人的天职。他把传统定义为一个你无法摆脱的秩序。
　　
　　另一种理解艾略特的途径是我刚才勾勒出来的那种社会文化的方式：将他的努力看作是一个人试图重新定义自己周围的世界——美国、欧洲——的本质上很神奇的壮举，而不是接受他并不显赫的现实——他的狭隘学术背景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教育，只能让他在新英格兰的某个象牙塔里度过平凡的一生。
　　
二
　　
　　1955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其时我正值十五岁，我在我家位于开普敦郊区的后花园里晃荡，思忖着要做点什么，在那些日子里，无聊是生活的最主要的问题。恰在那时，我听到邻家传来的音乐声。音乐结束前，我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连大气都不敢出。乐声悠扬，似乎在向我诉说些什么，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经历。
　　
　　我当时所听到的是在古钢琴上弹奏的巴赫的《十二平均律》的唱片。我是过了一些时日才知道这个标题的。在我十五岁时，我只知道这是“古典音乐”，而且我对它的态度有点怀疑，甚至有些敌视。后来我对这类音乐又多了些了解，才知道这个名字。
　　
　　我不是出身于一个音乐家庭。我上的学校也不提供音乐教育，而且即便提供，我也不会接受：在殖民地，古典音乐被认为是娘娘腔的。我能辨认哈恰图良的《马刀舞曲》，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野蜂飞舞》——那就是我的知识水平。我们家没有乐器，没有唱机。收音机里有大量乏味的美国流行音乐，但对我没产生多大影响。
　　
　　我现在描述的是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前英国殖民地的中产阶级音乐氛围，这些殖民地正在迅速地成为美国的文化附庸。在那种音乐氛围中的所谓古典成分也许在源头上是欧洲的，但已没有了多少欧洲味道，感觉上是由波士顿流行乐手们编写的曲子。
　　
　　然后，那个在花园里的下午，巴赫的音乐令一切改变了。那是一个启示的时刻——我不会称之为艾略特式的时刻，那样会玷污艾略特诗歌中所称颂的那些启示的时刻——而是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我平生第一次感受了“经典”的冲击。
　　
　　巴赫的音乐中没有什么是艰涩难懂的，没有什么是神奇得无法模仿的。然而，当连续的音符渐次响起，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这些音符的组合就不再是零散音符的纯粹组合。这些音符谐调成更高级的东西。巴赫在用音乐思考。音乐通过巴赫在思考自身。
　　
　　花园里的启示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桩重要事件。现在我想要再次检验一下那个时刻，思路就是我前面用在艾略特身上的。
　　
　　我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有点残酷：我是否可以毫不妄言地说，其时巴赫的幽灵正穿越时空在我耳边诉说，将特定的理想在我眼前展现；抑或，在那一刻真正发生的是，我在象征性地选择高等欧洲文化，掌握那一文化的代码，以图突围出我在南非白人社会中所处的阶级地位，以及最终突围出我所模糊或神秘地感受到的那个历史性的死胡同？
　　
　　对新古典主义运动而言，巴赫不仅仅是太老态，太过时：他的智识倾向和他整个的音乐方向都属于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在通常的描述中，巴赫的遭遇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浪漫化了，说他在世时，特别是他晚年，已经是非常地默默无闻了，及至他死后，更是完全不为公众所知，直到八十年后，主要是因了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热情，才得以重见天日。依照这一通常的说法，巴赫的音乐在长达好几代人的时间中都根本谈不上是经典：不仅他不是新古典主义者，而且这么多世代的人都从不曾听说他。他的乐谱没有出版，也绝少被演奏。他是音乐史中的一个名字，是书中的一个脚注，如此而已。
　　
　　我希望强调的就是这一关于误解、无闻和沉默的非经典的历史，它如果不是确切意义上的信史，也可视为史实记录的一个侧面，因为它引发人们质疑经典的种种浮浅的观念：认为经典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能毫不费力地超越一切界限让人们听到它的声音。我想提醒你们的是，作为经典的巴赫是历史的产物，由多种可辨识的历史作用力，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塑造而成的。
　　

三
　　
　　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巴赫是如此湮没无闻的作曲家，那么门德尔松又如何能知晓他的音乐？
　　
　　如果我们追溯一下巴赫的音乐在他死后的命运，不去考究作曲家的声誉，而是关注实际的演出，就能看出，尽管巴赫默默无闻，却并不像复古主义的历史所说的那样被世人彻底遗忘。在他死后二十年间，柏林有一群音乐家经常私下演奏他的器乐，作为一种秘密的消遣。驻普鲁士的奥地利大使多年来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在他离开普鲁士时，又把巴赫的乐谱带回了维也纳，在自己的家里举行巴赫演奏会。莫扎特是他的圈中成员。莫扎特抄下了乐谱，悉心研习《赋格的艺术》。海顿也在这个圈子中。
　　
　　因为要成为一个音乐家，无论是演奏家还是作曲家，无论是在西方传统中，还是在世界上别的主要传统中，都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学徒期，因为训练的性质就是反复演奏，让别人的耳朵熟悉，能分辨出细微的差别，能作出实际的批评，而且还能强化记忆，因为一系列的演奏已经制度化，从在老师面前演奏，到在全班面前演奏，到在各种公共场合演奏——因为所有这些原因，使得音乐在它并不为公众所知，甚至不为有教养的人所知的时候，有可能存活下来，更确切说是在业内人士中保存活力。
　　
　　如果有什么能使人对巴赫的经典地位充满信心，那就是他在业内所经受的考验过程。
　　
　　就是这种信心，让我能够更加乐观地回到前面我讲到的那段个人经历，回到我对此作出的分析。我问自己，我在1955年对巴赫的反应，真是对音乐的某种内在品质的反应，还是我对欧洲高等文化的象征性选择，是逃出社会和历史死胡同的一条途径。这个疑问的本质是，“巴赫”一词只是欧洲高等文化的一个象征，巴赫本人或“巴赫”这个名字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本身的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疑问的对象。
　　
　　我没有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来为“本身的价值”辩护，或是试图从那些历经考验而得以存活下来的作品中抽离出某种共通的经典的品质和本质来，我希望我已经让“巴赫”和“经典”这样的词有了自己的价值，即便那种价值首先只是专业价值，然后才是社会价值。
　　
　　经典就是得以存活之物。要非常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求助于当代的伟大古典派诗人波尔·兹比格纽·赫伯特。在赫伯特看来，古典的对立面不是浪漫派，而是野蛮愚昧；甚而，古典和野蛮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交锋。赫伯特从波兰的历史视角写作，波兰是一个不断与其野蛮邻居交战的西方文明国家。在赫伯特眼里，不是拥有某种本质的品质使得经典作品抵抗住野蛮的侵扰。相反，历经过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因为一代一代的人们都无法舍弃它，因而不惜一切代价紧紧地拽住它，从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那就是经典。
　　
　　经典通过顽强存活而给自己挣得经典之名。因此，拷问质疑经典，无论以一种多么敌对的态度，都是经典之历史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很受欢迎的一部分。因为，只要经典娇弱到自己不能抵挡攻击，它就永远不可能证明自己是经典。
　　
　　在此意义上，批评也许是历史的狡黠手段之一。

资料来源：转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友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