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 启蒙情结和英雄情结的破产

摩罗

《一九八六年》的叙事时间选在7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作为政治事件的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小说的故事时间也选在70年代中后期。小说没有采取倒叙的写法或将时间穿插交错的叙事策略去重现文革时期的风霜雨雪(仅在引子部分提到文革期间的政治迫害)，历史教师的复仇幻想和自戕表演，都是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完成叙事的。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重合不利于拓展本文空间，很容易让作品显得平铺直叙，缺乏空间张力。《一九八六年》却因其平行而又纠结的复线结构（23）和紧张对峙的人-人关系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感和沉重的现实感，从而获得了非常广阔的精神空间。
   
小说第一章为历史教师的出场设置了精彩的时间背景和精神背景：

“十多年前那场浩劫如今已成了过眼烟云，那些留在墙上的标语被一次次粉刷给彻底掩盖了。他们走在街上时再也看不到过去，他们只看到现在。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兴致勃勃地走着，现在有很多自行车在响着铃声，现在有很多汽车在掀起着很多灰尘。现在……”

“女孩子往漂亮的提包里放进了化妆品，还放进了琼瑶小说。……她们嗅着自己身上的芬芳去和书中的主人公相爱。男孩子口袋里装着万宝路，装着良友，……他们也喜欢琼瑶，他们在街上寻找琼瑶书中的主人公。”
(《一九八六年》第一章)

    叙事人在这里设置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严峻对立。大众曾经被邪恶的过去折腾得死去活来，束缚得如同僵尸，现在，当“过去”业已过去，春风微吹，万物复苏，他们兴高采烈地“从房屋里走了出来，又从雍肿的大衣里走了出来”，同时更加兴高采烈地从极权主义的人身控制和内在的恐惧与自囚中走了出来。走出来后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和目标？他们首要的目标是恢复世俗生活，追求娱乐、恋爱、异性、物质利益等等。他们热烈而又理直气壮地朝着这些目标奔跑，而把与苦难和死亡联结在一起的“过去”抛诸脑后。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历史教师出场了。这是一个或日滑稽可笑或日惊心动魄的出场：

他的头发像瀑布一样披落下来，发稍在腰际飘荡。他的胡须则披落在胸前，胡须遮去了他三分之二的脸。他的眼睛浮肿又混浊。他就这样一瘸一拐走进了小镇，那条裤子破旧不堪，膝盖以下只是飘荡着几根布条而已。上身赤裸，披着一块麻袋。那双赤裸的脚看上去如一张苍老的脸，那一道道长长的裂痕像是一条条深深的皱纹，裂痕里又嵌满了黑黑污垢。脚很大，每一脚踩在地上的声音，都像是一巴掌拍在脸上。
（《一九八六年》第一章）

“过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那场业已逝去的大劫难以残酷的雕塑手法，将自己的全部内蕴留在了历史教师的身上。由此，历史教师已将人们决意忘记的过去转化成了可感可触的实体，呈现到了大众面前。他以满身伤痕和丧心病狂的攻击欲，出现在这个虚假的春天里，与沉默的、满足的、懒散的、虚怯的大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存在方式乃是对大众精神状态的抗议。他以沉重的脚步敲打着沉默的大地，实际上这是拍在愚顽大众脸上的愤激的耳光。

历史教师与大众的对立，正是“过去” 与“现在”的对立的人格化。两者各有自己的心理逻辑和精神需要，各自建构着自己的心理真实，在此氛围中走向自己的生活目标。他们在各自的方向和轨道上走得越远，本文的叙事空间也就越大。叙事人别出心裁地在这种对立中展开叙事，获得了尺牍之间气象万千之效果。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得对立的双方必定要相互关联、相互拒绝、相互否定、相互依存，彼此之间纠缠扭结你撕我打，本文的节律感和丰富性因此而显现。

首先意识到历史教师的存在的是妻子和女儿。妻子在废品收购站见到那张写有古代刑罚研究计划的发黄的手稿时，立时昏厥过去。她的昏厥不是因为勾起了对前夫的怀恋之情，而是因为这张手稿负载着一段与其内容同样沉重的苦难历史。如果让这段历史与现在的平静生活重叠，她将面临巨大的精神混乱，这种混乱是她所无力理清和解除的。那张古代刑罚研究目录作为那段历史的遗留物，跟那段历史一起被大众送进了废品站，因为他们不想面对和回味。妻子与那张刑罚目录的偶然邂逅，果然打破了他生活的平静。“从废品收购站回来，她就变得恍恍惚惚起来。”每天晚上她都听到神秘的脚步声，历史教师随时都可能站立到她的面前。为了拒绝历史教师的到来，她每天关紧门窗，拉上窗帘，躲在幽黑的洞窟里，足不出户，惊恐不安。

历史教师像幽灵一样在这个平静的小镇上来来往往，出出没没，他内心一定也暗暗希望回归过去，重返居室，恢复往日循规蹈矩的生活。但他与那段生活之间隔着整整一场文化大革命，隔着一场如此浩大如此漫长的血与火的灾难。他需要有人与他分担这份灾难，消除灾难所加给他的创伤，以便重新做人。能最有效地分担这一责任的，当然是曾经与他朝夕相伴的妻子和女儿。但是现在，妻子不再是他的妻子，女儿也不再是他的女儿。她们作为与他对峙的大众中的一员，一直在尽力将他遗忘。他不得不独自流落街头，反反复复重演着那些残酷的古代刑罚。可以说，他的自戕实际上是他对他妻子的最深刻最猛烈的提醒。只有妻子知道他的志向、愿望与兴趣，那张古代刑罚手稿可以看作是他与妻子之间的一张契约，一张共同谴责野蛮和暴力的契约，共同的善良和人文关怀是他们签约的方式。他知道他的自戕会激起妻子巨大的精神波涛，他企图以这反反复复的自戕，帮助妻子在波涛的冲击下克服坚固的心理障碍，使她最终出现灵魂的顿悟，起而与他共同担当患难。

他在自戕过程中，还不断注视着夹杂在围观人群中的女儿。女儿是他血肉的一部分，与他存在着先天的契合与感应。他实际上一直在凭着内在的血肉感应不由自主地跟踪着他的女儿。女儿出现在电影院门口时，他也出现了，女儿出现在展销会上时，他也同样出现。他暗中希望女儿像他感应女儿的存在一样，感应到他的存在，像他感觉到女儿的爱一样，感觉到对他的爱。

然而，妻子和女儿都只能让他失望。就像妻子从一开始就关起门窗拒绝他的到来一样，女儿也从一开始就执意要忘记他。当女儿得知母亲的谈话“指的是另一个父亲时，不禁惶恐起来。这另一个父亲让他觉得非常陌生，又非常讨厌。他心里拒绝他的到来”。女儿不愿在情感上承认她与历史教师的血缘关系，更不愿与他建立精神上的联系。历史教师命中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独者。无论他怎样狂吼着“墨！”“宫！”等等这些他的妻子十分熟悉的文字，妻子一直以神经质的方式把这些嘶心裂肺的声音看作令人恐惧和厌烦的干扰。直到历史教师自戕至死，妻子和女儿没有一丝垂怜和悲悯，她们在心里暗暗祈祷着历史教师早早逝去，以解除心中的烦忧和厌恶。

果然，在历史教师的遗体被环卫工人当作垃圾收拾到了板车上的同一秒钟，妻子和女儿顿觉轻松，欢天喜地地徜徉在虚伪的阳光里。妻子和女儿主要肯定不是拒绝家庭结构上的尴尬局面（例如不是因为女儿已另有一位父亲即继父），而是拒绝精神上的沉重与创痛。她们没有勇气和能力担当苦难和对苦难的反思，所以乃将作为苦难记忆者和反思者的历史教师抛向了孤独之中。她们对于历史教师的决绝与冷漠，乃是对于精神生活的决绝与冷漠。

妻子和女儿作为大众的一份子，她们对于历史教师的态度正是代表了大众对于历史教师的态度。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大众与历史教师没有深刻的伦理联系，所以对历史教师没有妻子和女儿那样的情绪反应。他们对历史教师是更为彻底的冷漠，更为彻底的视而不见。当历史教师以其千疮百孔之躯出现在小镇上时，“他也走进了春天，和他们走在一起。他们都看到了他，但他们谁也没有注意他，他们在看到他的同时也在把他忘掉。他们尽情地在春天里走着，在欢乐里走着。”大众无需串通就不约而同地将历史教师推入到虚无之中。大众只知道现在、现在的阳光。至于无尽的过去，无论是沉重的过去还是欢悦的过去，统统都沦落到了虚无之中。历史教师作为过去的化身，自然会在他还真真实实地存在着的时候就被大众推入虚无之中。大众要的是电影票、舞会票，要的是肉体的放纵、感官的享受，要的是商品展销会和滑稽节目表演会。总之，他们需要物质，需要可感可触的存在。从物质中可以生长出阳光、春天、舒适、幸福，他们因为拥有着物质而同时也拥有着阳光与幸福。他们决不会要一个需要进行反思的过去和过去的苦难，因为这样的过去只能转变为精神的存在，让他们已经拥有一切变得沉重，甚至会把这一切压垮。

可是，历史教师因为拥有一部为大众所遗忘的，以刑罚吃人的古代历史和十年文革的苦难史，他无法以大众的方式拥有那已被大众所拥有的一切。他们的历史记忆、文化理想、精神财富相差太大，所以他们的现实感受也出现了严重的背离。双方感受方式的差异性如下表所示：

大众所感受的：       历史教师所感受的：
喷礴而出的太阳       喷射着鲜血的头颅
小镇的楼房           坟墓
安详的水泥路         横躺的白骨
林荫道               阴森的洞穴
两盏路灯             两个悬挂的人头
路灯亮着             流动着鲜血
路灯熄了             流尽了鲜血
人体的气息           屠场尸骨的气息
流动的河水           流动的脓液
漂流的船             漂流的尸体
岸柳的垂丝           尸体的头发

历史教师与大众因为感受方式不同而各自拥有着彼此相异的心理真实，如此殊异的心理真实又进一步加固了他们的精神隔膜，使得他们无法沟通。在历史教师看来，这是如何恐怖的阴曹地府，甚至比鲁迅所说的铁屋子更加黑暗更加罪恶也更加绝望。可是那些大众却把这一切认作阳光、春天和幸福，这不是十足的愚昧是什么？这样的愚昧不予消除，这罪恶的世界只会变得更加罪恶，而决无别的前途可言。一个怀有伟大的文化理想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容忍芸芸众生随着世界这样堕落下去？这既违背了历史教师的人道主义信仰，也违背了他的个人主义理想。一个人只有生活在人国才可能成为个人，而生活在猪猡世界的人是决不可能成为个人的。历史教师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必须无情揭穿这些阳光、春天、幸福的虚伪性，必须让大众从虚伪的物质迷恋中清醒过来，觉悟过来。他不但要独自担当觉醒者的孤独与恐惧，还要独自担当开导愚民的艰难与无聊。这不只是他成为个人的需要，也是他无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可是，愚民乃是自甘愚昧、固守虚伪幸福的庸众。历史教师与庸众的现实感受背离得如此之远，无法找到可以通约的语言用于交换看法、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他们各自的感受与信念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只会各自独立地自我生长、自我发展，从而越离越远。在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启蒙者永远处于弱势、处于不利的境遇之中。

首先，启蒙者的启蒙地位是启蒙者出于文化优势感和精神优越感的自居意识的产物（仅仅是意识的产物），而不是受到被启蒙者推举、委托、拥戴的结果。被启蒙者也是由启蒙者根据自己的观念和认识单方面命名的，二者从一开始就没有认识上的同一性和关系上的契约性。其次，启蒙者永远是绝对少数，被启蒙者永远是绝对多数，作为具有一定的社会运动特征的启蒙运动，少数群体在力量的对比中必定处于弱势境遇中。第三，启蒙者是为了具体的社会文化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必须付出巨大的能量以维持主动进攻的姿态，被启蒙者对这一切全然不顾甚至全然不觉，他们只需按照固有的观念和轨道运转，在一个严密封闭的生活模式和观念模式中以逸待劳甚至是以逸代劳，他们往往连抵抗的能量也不需要付出，只需拒绝只需冷漠只需闭耳塞听就可以稳操胜券。

所以，启蒙者从一开始就处于自作多情的尴尬地位，他们的热情越高、心情越急，就越是看不到工作的成效。这种无效和浮躁相互激发，往往会将启蒙者推到极为激愤、极为偏执、极为绝望的心境之中。启蒙运动史上卢梭、别林斯基、谭嗣同、邹容、陈天华、陈独秀、鲁迅等等，都曾经深受此种心境的折磨。历史教师在精神血缘上正是这些伟大名字的后裔，他难免重蹈先贤复辙，重新体味他们所曾体味过的精神痛苦。

长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长期的壁垒森严、无孔可入，激起了历史教师强烈的愤急和绝望，这种愤急和绝望渐渐形成了“吾与汝偕亡”的疯狂的复仇心理。小说对于历史教师的复仇心理作了生动的展现。历史教师所选定的复仇场合，恰是这些庸众最狂热地追求世俗享乐，也就是最严重地背离精神反思的场合。他对庸众有两场大规模的、入痴入迷的屠杀。
第一场屠杀是从电影院的门口开始的。电影院乃是一百年来最有代表性的大众娱乐场所，他对于大众无节制地沉溺于这种感官刺激之中无可容忍。于是，他的屠杀就在电影院散场的时候庄严地开始了，砍刀果敢地砍向那些人的鼻子(劓)，砍向那此人的膝盖(剕)，又砍向那些人的生殖器(宫)，直杀得人仰马翻、天昏地暗。

第二场屠杀是在商品展销会上进行的。展销会是最有代表性的商品购销行为，人们沉溺于服饰鞋袜、锅碗瓢盆的那种贪婪，又一次激起了历史教师的仇恨。正当无边无际的人群向展销会蜂拥而来时，历史教师发出声嘶力竭的喊叫，一把砍刀将他们的脑袋纷纷削上天去(斩)，发亮的钢锯将他们的腰一个一个地锯断(腰斩)，许多人被他扔进了沸腾的油锅(油炸)，他像撕泥墙上的纸片一样将那些人的皮剥了下来(剥皮)，并抽出他们的肋骨(抽肋)，还拨开左肺，挨个儿观察他们心脏(剖腹观心)。

这种血光四溅的暴力表象，乃是历史教师体验历史体验现实时所烙进内心的最深刻印记，或者说是这个民族的历史存在和现实存在共同向一个觉醒者呈现出的人文形象。一个民族竟然能够在如此残酷的境遇中沉默而又安详地生存、繁衍，这促使历史教师在漫长的愤激与痛苦之中，渐渐形成了以正义、道德的名义向沉默的庸众复仇(沉默是不正义不道德的)心理情结。这种启蒙与复仇兼具的心理情结，不只为历史教师所独有，而是所有觉醒的弱者都可能产生的典型心态。在农民起义领袖那里常常表现得较为突出，许多领袖的利剑不只是砍向朝延，也常常砍向那些或死心踏地或迫不得已归顺朝廷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奴才(庸众)（23）。

在知识分子中，也有许多觉醒的弱势者怀有这样的复仇冲动，不过主要表现为精神上的复仇。屈原在流放途中不只是抱怨朝廷对他的迫害，还抱怨流放地的愚民对他的不理解和冷漠（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他以蛮民所不可思议的方式持守着他的孤傲与高贵，本身即是对庸众的复仇。他的自辞于世的决绝与愤恨，半是对着朝廷，半是对着庸众。谭嗣同、陈天华、秋瑾等人都是怀着类似的情绪而自蹈死海，陈天华的遗书无疑是直接拍向沉默庸众的愤恨的巴掌。鲁迅对于庸众的批判，时而愤激，时而哀悯，至死而毫不妥协（“一个也不饶恕”），在《复仇（二）》中，更将其决绝与痛切渲染到极顶。可以说，鲁迅的一生既是哀悯万众的一生，也是剑拔弩张地对庸众坚持精神复仇的一生。这种心态在胡风、张中晓、遇罗克、顾准、北岛、刘震云、余华、张承志等人身上均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历史教师既是一个知识分子，可以以高度的精神紧张坚持他的精神上的高贵感和复仇冲动，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可以无所顾忌的从血光四溅的暴力复仇中获得更大的快感和放松。当然，这种暴力复仇只能在臆想中进行。他由此兼具了两种复仇者（暴力的、精神的）的精神能量，他的自戕表演表达了两种复仇者的心理愿望。

启蒙者对于庸众的仇恨，乃是他们对于人间之爱的一种特殊方式，正是因为民众的苦难使得这些觉醒的个体受到深重的精神伤害，他们才恨起了这些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苦难从而更无法反抗苦难的庸众。这种恨的锋尖既指向外（民众），也指向内（自我）。历史教师的自戕表演中，即含有这样的双重心理。他怀着对自身软弱的仇恨，逼迫自身担当起更大的责任。他又以漫长的自戕表演，折磨着麻木的公众。他不但将自身担当着的以文革所命名的“过去”，而且将自身所担当的以五千年文明所命名的更遥远的“过去”，血淋淋地奉献到庸众面前，将庸众所奉若珍宝的廉价的“现在”砸出一个不可弥合的窟窿。他企图以此激发大众打开正常的感觉和眼光，启示他们通过这个窟窿看清“过去”与“现在”所共有的罪恶本相。这乃是在以他特殊的方式践履着他的启蒙使命。

将历史教师与历史上的启蒙人物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历史教师的心理生活已经超出了他个人的经验范围，而积淀着较为深远的历史内涵。他的精神活动与民族史上许多惊心动魄的精神事件取得了沟通。按照荣格的学说，在个人生活中由反复出现的刺激所形成的无意识心理经验叫情结，在集体生活中由反复出现的意象的刺激所形成的为集体所共有的无意识心理经验叫原型。历史教师按照古代刑罚的技术要求放纵着他的暴力幻想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从个人情结（基于启蒙的自戕）到集体原型（基于崇拜的献祭）的转变。而当他以同样的技术要求施刑于自身，自身果然那么忠实地承担着这些刑罚时，他实际上已完成了这种转变。他的献身冲动和自戕而死的意象恰好与远古时代部落祭祀活动中的人牺意象相呼应。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人牺意象逐渐成型为英雄原型。

远古时代，出于对大自然的神性的崇拜与依赖，具有初步的农业生产活动的部落普遍出现了与自然时序进程相配合的祭祀活动，目的在于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了表示部落的诚心，必以某个人或某些人为中介建立部落与神之间的精神联系。中介人既是献给神的祭品，又是神的模拟体，需由主祭人将其碎尸万段，或撒遍部落的土地（带来丰收），或为部落成员所分享（食用）。作为人与神的中介和模拟体的人牺成了给部落带来幸福的特殊人物，其特殊性渐渐内化为人牺本人内在的英雄感和崇高感。古希腊悲剧就是由这样的祭祀仪式演变而来。

中国据说因为较早取消了人牺而消解了悲剧（作为与神性沟通的表演化仪式化的悲剧）诞生的土壤（24），但人牺的英雄感、崇高感却深留在民族集体记忆之中，而且常常以英雄原型的各种变体在各种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近代汉语将名词“牺牲”赋以为正义高尚的目的而献出生命的动词含义，正是这种英雄感和崇高感的遗痕。古代神话中夸父逐日干渴而死、后羿射日以除害安民的形象，都是人牺意象在种族记忆体系中的变形。后世杰出人物为了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的生命能量，最大限度地赋予自己以生命意义，常常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命与某种超个人的神秘力量联系起来，自觉地担当起谋求族类利益和公众幸福的神圣使命，自觉地与以崇高感和英雄感为内在特征的人牺原型趋近而重合。

屈原在流放途中，反反复复地吟咏伍子胥功高被杀、比干忠谏而死的故事，即是心理上渐渐趋向于他们的大义献身，期望着自己早日与他们的光辉形象合一。最后，屈原果然成了从原始人牺时代、神话英雄时代向文明时代（也就是废除人牺祭祀仪式的时代）的现实英雄过渡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神感召力最大的自我献祭者。他同时体现了这三种牺牲者的共同特征，成为了这三种牺牲者在先秦时代的最后定型，从而也就成了站在文明时代的开端照耀着整个文明时代的第一位英雄人格。在以后几千年的历史中，几乎所有具有英雄冲动的高尚人物，都自觉地以屈原为英雄人格的源头，并热切地与之趋近。哀民生之多艰、上下而求索、虽九死而不悔等等屈原式的情感和品德成了后世英雄共同遵守的普遍的精神律令，世世污浊、人人愚昧，抗污浊以自洁，临愚昧而悲吟的痛切而又高贵的体验沟通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痛苦心灵。

古往今来许多热血奔涌殉身殉命的英雄，都可以看作是人牺原型在各自的时空环境中的显灵。正像远古原始祭祀是在新旧时序交替时举行的一样，文明史上人牺原型出现得密集而又慷慨激昂时，也往往是新旧两个时代的转折点（社会化的时序交替）。那些仁人志士以其惊人的敏感、巨大的精神能量和惊天动地的壮举，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他们以自己的身躯充实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为他们所期待所呼唤的时代的到来铺出一条血淋淋的道路。盘古、女娲、夸父、后羿、共工等神话人物，屈原、比干、伍子胥、荆柯、聂政等政客和义士，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宋教仁、陈独秀等等现代革命家，鲁迅、胡风、王实味、顾准、张中晓、遇罗克、王申酉等等思想家，都是直承远古人牺原型的浩然之气而诞生的，其中凡是晚于屈原的人，无不从屈原那里领受过血性与灵性。中国虽然没有出现表演仪式层面的悲剧，但由人牺原型所体现的历史悲剧却是世界上最令人震惊的系列悲剧。

人类以物牺代替人牺，是文明的一大进步。屈原作为人牺原型，所体现的是文明时代对于人牺意义的文化理解和精神传承，而不是对人牺仪式的沿袭。正因为屈原不是祭坛上的人牺而是比喻意义上的人牺，他才能对文明时代的精神后裔产生如此广泛如此深刻的影响。早在屈原之前的时代，中国古人已对人牺作了意义与仪式的分解，将人牺荫庇万民的高尚意义送给了那些有益于江山社稷的人（比如帝王、忠臣、战将、地方领袖等等），而将人牺身受的杀戮之痛转移给了有害于江山社稷的人（比如暴君、恶吏、盗贼、叛徒等等，杀戮他们被看作是保护江山社稷的一种方式。具有国家权力意义的刑罚也许就是从人牺杀戮这样演变过来的）。这种区分表现了人类理性地掌握自己的历史和命运的努力。

但历史的荒谬之处在于这种理性的区分无法保证理性的命名。历史已经证明，历来对于明君暴君、忠臣奸臣、仁人小人的命名一片混乱，有时甚至恰好弄反，以致于所有诚心而壮志的人都不得不面临着被命名为小人罪人、也就是被加以杀戮的危险。义士比干就被碎尸万段（醢）。屈原在流放中不断用比干的故事给自己加气，也就是让自己进行这种特殊的心理训练，以便通过认同比干模式而提升自己的生命意义。甘愿受刑，甘愿献身，这成了一切怀有英雄冲动的人首先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丢”，“苟为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若问此事身何所系，早已生死两不分”，“我自横刀向天笑，肝胆去留两昆仑”，等等等等，都是有意无意地进行着这样的心理训练。所有胸怀大志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担当刑罚、担当牺牲乃是真正的英雄无可或缺的心理素质和无可逃避的现实命运。

人牺献祭仪式起源于原始时代的神灵崇拜观念。初民们为了获得某种神秘力量的保护，主动以祭品与自己所认定的神明取得沟通。祭品实际上蕴含着初民对于神灵的承诺，并以此换取神灵的虽不宣示却让初民心领神会的同等承诺（作为报答）。历史教师的献祭仪式所从出的观念来源，即是这种神灵崇拜心理。庸众们以如此顽固如此不可理喻的沉默和麻木坚守着古老的生活模式，在嘈杂而又万古如斯的世俗环境中吃喝拉撒，完全彻底地拒绝精神之光的照耀。历史教师长期直面这样一幅静穆而又黑暗的图景，终于渐渐从心底升起一种神秘感。这种静穆和黑暗实在不是人的理性所可理解的，也不是人的非理性所可感悟的。也许这是某种超自然的神灵的有意安排。这幅图景本身就足以蕴孕和产生直承天机的神灵，无尽的庸众所构成的无可摇撼的稳定性就是神灵的显现。

历史教师因其对庸众的博大爱心和他自身的心理疲倦，终于成了这种神秘力量的崇拜者。由启蒙而走向民众崇拜，这条路上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卢梭、列宁、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以及19世纪俄国一大批民粹主义者都是这样的杰出人物。所不同的是，列宁毛泽东门要运动起民众的力量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卢梭和历史教师是以民众的深层幸福作自己的情感皈依（民粹派介于二者之间，陈独秀则摇摆不定）。出于爱心而与庸众搏战的人，最需要与庸众取得精神上的沟通，因为他们没有力量忍受爱的孤独。当他将庸众的存在看作一种超自然超自我的神秘力量，他就只有通过献祭的仪式（就其起源来说是巫术，就其精神意义来说是宗教）实现这种沟通。
在中国祭祀史上，祭品及处理祭品的方式发生过这样的演变：

人牺（肆解与法术性的播撒尸肉）

动物牺牲（荐腥，牲尸解为七）

动物牺牲（荐孰，牲尸解为二十一）

植物祭品（黍稷等农作物）

植物祭品（蔬果等）

烧香磕头（没有祭品）（25）

从隆重献上人牺到仅仅只以烧香磕头作为象征，祭品的降格和取消正好从一个侧面再现了人类从原始崇拜中一步步解放出来的轨迹。但历史教师的理性意识已经失去了完整性，他以巨大的虔敬心和神圣感在这条祭礼简化线上逆向而行，无可遏止地长驱直入，直到与人类最原始的神灵崇拜原型的最初一个意象重合。他只有重演这一原始意象才能真正获得与神灵沟通的感觉，从而才能得到灵魂的安宁。
人牺时代献祭者与神灵的关系可以图示为：

人众（部落、村社、国家等）（26）      人牺       神灵
      
(献祭主体)                 (祭品)     (享祭主体)

很明显，人牺只是献祭主体与享祭主体赖以沟通的工具。人牺成为具有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受难者是到神话时代才朦胧产生的意识，这个意识要到真正的文明时代才明确起来，而且此时人牺已经不再是祭祀仪式上的人牺而只是比喻意义上的人牺。但历史教师将千万年来人牺原型演变中的各种历时性意象连在一起构成了共时性存在，并在他的业已失去理性完整性的思维世界出现了严重的错位。他在最古代的意义上重演了真正的人牺意象，又以文明社会比喻意义上的人牺的主体意识来理解人牺的自我完成自我超越意义。

从启蒙者到复仇者再到民众崇拜和献祭者，这个漫长的精神历程本来是自我与民众（庸众）关系的发展历程，历程的轨迹与形态取决于双方的相互影响。但由于民众是以民族集体方式存在的巨大的充满惰性的封闭实体，是不变因素，所以启蒙者的精神历程实际上是在无交流无沟通的封闭状态中单方面完成的。历史教师心理转变的关键环节在于他的启蒙的失败，正是他在民众面前的失败导致了他对民众的恐惧感和神秘感，并由此陷入了神灵崇拜的体验之中。此后便出现了上文所述的逆向而行，直达人牺原型意象。这个心理过程可以图示如下：

启蒙情结（训导民众，但遭到民众拒绝，民众遂成庸众）
[虚构沟通]
复仇冲动（在精神上展开与庸众的搏斗）
[无法沟通]
失败与恐惧（在心理上陷入民众崇拜）
[再度虚构沟通]
献祭仪式（在仪式中与人牺原型重合，并以人牺意象取得与民众的沟通）
[象征性沟通]

历史教师不是一个沉溺在世俗生活中并接受既成世界的限制的人，他有着强大而活跃的想像自我。他调动起巨大的精神能量，像一切仁人志士的行为方式那样，义无反顾地向想像自我趋近。民众拒绝他的想像自我和启蒙情结时，他没法承认这样的失败，只好单方面虚构沟通的可能。正是这样的失败唤起了他如疯如狂的英雄冲动。这样的英雄冲动将他推向了献祭表演。他以这样象征性的沟通满足了他想像自我的内在需要。所谓象征性沟通，正是对他英雄人格的隐喻。当他成为了这样的人牺，成为了民众幸福的祭品，他理所当然地既包容了民众又融入了民众之中，实现了与民众共存亡（最彻底的沟通）的情感愿望。他凭着为民众献身的方式成就了他的英雄人格，获得了精神的永恒。这正是一个启蒙主义英雄所追求的最高的精神境界。

但是，历史教师作为启蒙者与民众的象征性沟通，与初民与神灵的沟通颇多不同。为了更好地研究其不同，特列出二图作为比较。

人牺时代献祭主体与享祭主体关系图示
人众（部落、村社、国家等）⑤      人牺       神灵
      
(献祭主体)              (祭品)     (享祭主体)

历史教师与享祭主体关系图示
历史教师（想像自我）      历史教师（生物自我）      神灵（民众）
（献祭主体）              （祭品）             （享祭主体）

人牺时代的享祭主体是献祭主体的意识活动虚构出来的。那个主体是个虚妄的存在。享祭主体对献祭主体的报应也纯是献祭主体的虚构。正因为是虚构才可以保证其在精神领域中的真实性。对于初民来说，神灵和神灵保佑乃是十分真实的。人牺作为献祭集体中的一个成员，他沟通人与神的象征性是他与献祭集体的每个成员都可以心领神会的。这种心领神会进一步保证了神灵在献祭主体心理上的真实存在。因而整个献祭文化乃是自足的，献祭成了献祭主体成长发展的创造活动。
在历史教师的献祭仪式中，享祭主体不是真正的神灵，而是以实体方式存在的。其虚构性仅仅表现在自作多情地给这个实体加上了神性。享祭主体既是一个实体的存在，献祭主体就没有理由通过虚构取得沟通感。祭品所具有的与神灵沟通的象征意义，必须为这个实体所领悟所认同，否则其象征性就是虚妄的，其沟通感也是虚妄的，而且整个献祭活动都是虚妄的。

历史教师可能在心灵的某个隐秘的角落暗暗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的献祭活动不像初民那样是面对天上或地上的虚妄的神灵，而是面对街道上实实在在以血肉之躯存在着的芸芸众生，也就是民众。他在那个小镇上徘徊逡巡，仔细地然而是下意识地选择着举行献祭仪式的时间和地点。他总是选择那些最热闹也就是人群最密集的地方，选择人群能够关注和欣赏他的献祭仪式的时间。他的自戕表演虽然很出神入化，好像忘我忘物，其实他一直保留着一根冷静的神经，时时都在观察民众的反应。他只有从民众的实实在在的领悟感和认同感中才能找到沟通的迹象。

这种沟通对他来说关系重大，因为他是打入另册的阶级敌人，他长期被排斥在社会集体之外过着非文明的孤独生活。他只有成为社会集体中的合法一员，只有与社会集体共同拥有着同样的文化交流符号和精神活动方式，才能找回他遗失已久的文化自我，从而实现生物自我、文化自我、想像自我相统一的完整人格。民众实际上就是他的文化自我的投影或代码。他将民众神灵化乃是将压抑太深的文化自我神灵化。来自民众的反应，可以通过祭品（生物自我）传达到献祭主体（想像自我），这实际上就是他的三重自我的沟通、平衡与统一。他使出自戕的奇招，说到底乃是企图以这种神圣的仪式医疗他的自我分裂，拯救他的人格的完整。一切启蒙者的深层动机正在于自我人格的塑造、自我精神的扩张。他们乃是以集体主义方式唱着个人主义之歌（这才是真正符合生命的道德律令的，无需因此怀疑他们的高尚和真诚）。

但是，民众没有扮演好历史教师所期望他们扮演的角色。他们像妻子和女儿一样对历史教师采取着拒绝冷漠的态度。他们只会像阿Q和华老栓们那样充当残酷的看客，他们对这样重大而又神圣的献祭仪式只是感到新鲜、惊讶和叹息，“叹息里没有半点怜悯之意”，更没有精神的震憾可言。他们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彻底的麻木、彻底的驯服、彻底的物质主义生活态度。历史教师像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企图以最古老最神圣最残酷最有涵盖力的原型意象震醒他们的感觉，引起他们的回忆，激发他们的良知。但是他们是一群在精神上退化到了文明社会之外的动物。他们没有相应的文化记忆和精神活动。他们只会以欣赏猴把戏地心态欣赏着历史教师的神圣表演，然后把这个奄奄一息的残败身躯作为垃圾扔到板车上拉走，用扫垃圾的扫帚将历史教师凝固在水泥地面上的生命之血扫进发臭的阴沟。

这就是献祭者历史教师与他的享祭主体所发生的仅有的关系。历史教师的献祭终于是一场虚妄的献祭，献祭者所赋予这一活动的象征意义也相应地归入虚无之中。也许他在仪式的后部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作为祭品已经给自己宰割得无法收拾。于是，一场凤凰涅磐式的祭礼，一场意在拯救人格完整的精神仪式，终于不幸沦为一场自己对自己的屠杀。这场屠杀正好象征一个畸形社会畸形时代对于人的戕害。

注释：

（22）历史教师为一条线，妻子、女儿和所有其他众人为另一条线。

（23）黄巢、张献忠、洪秀全等人起义中杀人如麻之惨状，至今仍令国人心怀余悸。黄巢杀人已成为具有神话色彩的源远流长的民间故事。张献忠的杀人曾被鲁迅反反复复地念叨过。在江西、安徽、浙江等地，长毛杀人的故事像民歌一样流传广泛。本世纪农民起义中，也多有对顺民和弱者的屠杀，如1927年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曾颁布过一份文件，规定二十种人可杀，其中有：“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麻疯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引文见周康燮主编《1927—1945年国共斗争史料汇辑"第二集》，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版24页。

（24）参见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

（25）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473页。

（26）原始时代的人牺献祭仪式当然只能是氏族部落的集体仪式，而与文明时代的村社、国家无缘。这里特意列出村社与国家，只是为了使这个公式也同样适用于文明时代比喻意义上的献祭行为。

一九九七年一月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文稿来源:摩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