冢边的小屋
朱晓玲
父亲是躺在母亲的怀中死去的。
可是，母亲并没有以妻的身份为他立碑。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臭女人。
那时我九岁。九岁的我就是这样在心中狠狠地骂的。
父亲是县城里的中学教员，他长得潇洒。母亲是个一字不识的农家妇女，她长得不是很丑，只是牙床有点凸出。
在我记忆中，父亲没回过几次家，而且从不在家过夜。哪怕遇上刮风下雨或其他特殊情况他也总是坚定不移地走掉，我很少看见他的笑脸。
无论父亲对母亲的态度多么冷淡、生硬，父亲回家来，母亲总是极温顺地为他端饭送水；每次父亲离家时，母亲总是送他到村外很远很远的渡口边。还要我去牵着父亲的手。每当这时，我心里极不舒服，总有想哭的感觉，嘴也因此老噘着。我与父亲的关系也没因为这屈指可数的几次拉手送行而显得更融洽些。
记得我的家由危机走向彻底崩溃，是在一个播种冬菜的季节。那天，我和母亲刚刚将菜地整弄好，坐在田埂上歇息。暮色中，只见父亲和一个漂亮女人向我们家走去。母亲慌里慌张地抓起禾锄就跌跌撞撞朝家里跑，她那本来就憔悴不堪的脸颊更显苍白。
我预感到那女人对我并不怎么温暖的家有着某种威胁，内心感到有种莫大的悲苦。我一点也不想回家，于是就跑去找村中的伙伴们疯玩。很晚的时候，别的孩子都回家了，我极不情愿地往家里走。远远地，我听见母亲在伤心地哭泣，好像又在乞求什么。那女人就坐在母亲身边，眼睛微红，父亲垂手立于堂屋幽深处。忽明忽暗的油灯将他们三人的身影重叠在一处，投向泥灰斑驳的土墙上……
见此情景，我又想跑掉。母亲在后面唤我：“兆儿，这么晚了，你还要到哪儿去？”“我……”我只好怏怏地蹭到母亲身边。母亲拉着我的手又说：“兆儿，去、去叫、去叫这阿姨。”倔犟的我将头扭到边，一声不吭。
父亲第一次留了下来，还搂着我睡了一宿。那个女人是和母亲睡的。
“兆儿，你恨爸爸吗？”爸爸搂着我问。“恨！”我咬牙切齿地说。父亲搂着我的手紧缩了一下，将我搂得更紧。
天没亮，父亲就和那个女人走了。一种严肃的悲愤和无言的凄凉严严实实地包围了我们——父亲无情地抛弃了我和母亲。
父亲抛弃我们后，母亲难以承受如潮的冷眼和讥讽，决定变卖房屋离乡出走。
可是，就在我们要起程的时候，那个女人来了。她置我们的惊诧而不顾，蛮横地塞给我们一个噩耗——父亲病危。病危中的父亲要我们去。
我不去。我真的不去，还有几分幸灾乐祸地默默念着咒语。
母亲见我说不去看父亲，狠狠地掴了我几耳光。这是母亲第一次打我，也是最后一次打我。
母亲狠狠地掴了我几耳光后，又将我搂进怀中哭了……那女人也悄悄地走过来搂着我哭。我就用脚狠狠地踢她，她一点也不介意，依然同我和母亲拥在一起伤感而凄婉地哭着……
翌日，我们早早起程了。我们赶到县医院时，父亲已是奄奄一息。父亲见到我和母亲，嘴嗫嗫着象是要对我们说什么，可是，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只是流泪……
父亲是在母亲的怀抱安祥地闭上双眼的。母亲和那女人惊天动地的唤叫，也没能将他唤醒……
在为父亲立碑时，母亲执意不要石匠将她的名字刻在墓碑上，只是用那变卖了老屋的钱在父亲的坟冢边建起了一间小屋，那便是我和母亲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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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这是我看了土干讲的徐志摩和张幼仪的故事后，想到的一篇很早以前写就的小说。张幼仪和“我的母亲”的命运和善良真是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