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小说
(英) 弗吉尼亚·伍尔芙
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英国女作家，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星期一或星期二》，《雅各的房间》。本文选自她的随笔集《普通读者》。1962年，美国戏剧家爱德华·阿尔比创作了剧作《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剧名模仿《三只小猪》中的主题歌《谁害怕大恶狼》，自此，她被称为狼(伍尔芙，wolfe)。
对于现代小说所作的任何考察，即便是最为自由和最为随便的，也难免不让人认为：这门艺术的现代实践，不知怎地只是基于旧时小说的一种改进。可以这样说，以他们那简陋的工具和原始的材料，菲尔丁就干得不坏，而简·奥斯丁则更为出色，但是他们的机会哪堪与我们的相比较呵！他们的杰作确实具有一种奇特的简洁格调。然而，在文学和某种过程——比如说，汽车制造的过程——之间的类比，除了初次目睹之时，几乎不可能是适用的。在以往的数世纪中，虽然我们在机器制造方面长进了不少，但在文学创造上是否也有所收获，则是大可怀疑之事了。我们并没有逐渐写得更好，据说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保持时而在这个方向上，时而在那个方向上稍有进展，而且，如果从足够的高处观察，这整个的轨迹还具有一种循环的倾向。毋庸赘述，我们并没要求立于——即使是短暂的——那有利的地位上。站在平地上、立于人群中、尘封双眼的我们怀着妒嫉回顾那些快乐幸福的战士。他们的战斗已经获胜，他们的战果是如此的清晰可睹，令人难忘，以致我们禁不住要窃窃私语：他们的战斗并没有我们的那样激烈。当然这些得由文学史家来决定，由他来判说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伟大的散文小说时期的开端或结尾呢，还是处于它的中间。因为置身于平地，所视毕竟有限。我们只知道某种谢忱和敌意会赋予我们以灵感；某些道路似乎通向肥土沃原，而另一些则通向垃圾堆和沙漠。为此花费些笔墨，或许还值得一试。
自然，我们的辩论并非针对那些古典作家；而且，如果说到我们与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高尔斯先生争论，那它的部分原因也是在于这样一个纯粹的事实：他们的肉体存在，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一种活生生的、日常性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又让我们能有选择地对之放肆和不恭。但是同样确凿无误的是，在我们对于这几位作家的诸多贡献表示谢意的同时，我们还保留着对哈代先生、康拉德先生，以及在极小的程度上，对《紫色的土地》、《绿色大厦》、《遥远之地与很久以前》的作者赫德森先生的无条件的感谢。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以及高尔斯先生曾激起过如此众多的希望，又连续不断地让人失望，因此，我们主要是感谢他们向我们显示了他们本该完成却未能如愿的事情，指明了我们肯定不能去做，但是也许同样肯定不愿去做的事情。
一言半语，概括不了我们不得不施之于他们作品的那种指责与不满，这些作品卷帙浩繁、品性不一，既让人钦佩，又让人失望。如果我们试图以一句话来表示我们的意见，我们就会说，这三位作家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精神，而是肉体。正是这一点使我们感到失望，也留给我们这样一种感觉：英国小说越快背离他们(尽可能彬彬有礼)而去——即便是去沙漠也罢，对其灵魂就越有利。
自然，一句话决不可能一箭三“雕”。仅就威尔斯而言，它就脱靶甚远。然而即使如此，这句话业向我们的思维指出了他的天才中所掺混着的致命杂质，指出了与他那纯净无暇的灵感混合在一起的大块泥巴。但是贝内特先生，因为他是三人中最为出色的工匠，或许也是其中最糟糕的罪魁祸首了。他所写的书，结构紧凑，无懈可击，以致对于最为吹毛求疵的批评家来说，也难于看出何处有隙可乘并没有什么东西像窗框上的缝隙或木板上的裂缝。然而，如果生活拒绝住在其中，那又会怎样呢？这是一种风险。
《老妇的故事》、乔治·卡农、以及其他许多人物形象的创造这可能会声称他已克服了这种风险。他的人物们都过着丰衣足食甚至是出人意料的生活。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为什么而生活？在我们看来，他们越来越像是要抛弃在法伍城精心营造的别墅，以便能在火车的头等软席车厢里，不停地拉铃按钮来消磨时间；而他们如此奢华的旅行的目的也变得越来越明白无误：在布赖顿的最好饭店里享受其永生之乐。然而威尔斯先生，虽然也极其喜欢把他的故事构架的紧凑结实，却无法说他是因此而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他那宽宏博大的同情心不允许他把太多的时间花费在使事物整齐结实上。他把本应由政府官员承担的工作搁到了自己的肩膀上，在过多的见解和事实面前几乎没有余暇去认识，或者疏忽了他笔下人物的粗鲁和原始性。他的尘世和天堂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只是他的琼斯们与彼德们的所居之地。难道还有比这更利害的批评吗？无论慷慨的创造者给他们提供了什么制度和理想，难道不是他们本性中的低劣使之全都黯然失色吗？虽然我们深深地钦佩高尔斯先生的正直与仁慈，但在他的书中，我们也不会找到我们所寻求的。
如果我们在所有这些书上贴一张“唯物主义”的标签，其意无非是他们所写的无关紧要，他们花费了非凡的技巧和无比的勤勉使琐碎的和暂时的东西显示出真实和永恒的模样。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在吹毛求疵，而且我们还发现，想要通过解释我们所苛求的是什么来证明我们的不满意，那是相当困难的。我们所提的问题在不同的时候也各不相同。不过在我们长叹一声，丢下已看完的小说时，这个疑问会极顽固地一在出现：值得看这书吗？所有这一切的意义何在？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由于人类的心灵似乎时时会有的那种偏差，贝内特先生在带着他那令人惊叹的器械下来捕捉生活时，往错误的方向挪过去了一二英寸？生活于是溜之大吉，而没有生活，或许也没有别的什么还值得一提了。不得不使用像这样的一个比喻，所显示的是一种模糊性，但是像那些批评家倾向于做的那样说及现实，我们的情况也不见得会更好些。如果承认所有的小说批评都为这种模糊性所苦恼，何妨让我们冒险提出这样一种见解：对于我们来说，当前最流行的小说形式常常是错过，而不是获得我们所寻求的东西。不管我们把它称为生活还是精神，真实还是现实，这本质物已离去或前行，不肯再在我们所提供的如此不合身的服装里稍留片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百折不挠地、直觉自愿地按照一个构思来炮制第二章后的巨幅长篇，而这个构思已越来越不似我们心中的想象之物了。
为了证明故事具有生活的逼真性所花费的大量劳动，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还由于错置而导致晦暗和遮蔽住了思想的光芒。作者似乎不是由于自己的意志，而是由某个强悍蛮横的暴君控制着，在他的奴役下提供着故事情节、喜剧、悲剧、爱的情趣以及一种可能性的氛围——给所有的一切都完美无缺地抹上一层防腐的香油，如果他笔下的人物真的活了过来，他们将会发现自己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合此时此刻的风尚。暴君的旨意执行无误，小说也完成得恰到好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经常发生的是，有时我们在这充斥着因循守旧的东西的书页面前，会产生一种片刻的怀疑，一种反抗的情绪：生活真的就是如此吗？小说就该这副模样吗？
透过表象，生活似乎远非“就是如此”。不妨短暂地考察一下一个普通的心灵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里的经历。心灵接受了无以计数的印象——琐碎的、奇异古怪的、转眼即忘的或是用锋锐的钢刀铭刻在心的。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宛如无数的原子在不停地淋洒着。在它们坠落时，在它们形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时，侧重点与昔日不同，重要的时刻也位于不同之处。所以，如果作家是个自由自在的人而不是个奴役，如果他能随心所欲地写作，而不是替人捉刀，如果他作品的基础是他自己的情感而不是习俗传统，那么，哪里还会有这种约定俗成的情节、喜剧、悲剧、爱情或灾难，或许也不会学庞德街的裁缝那样缝钮扣。生活不是一副副整齐匀称地排着的眼镜，生活是一片明亮的光晕，是从意识的萌生到终结一直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封套。把这种变化多端、闻所未闻，无从界定的精神世界——不管它会显得何等的反常与复杂——传达描述出来，并且尽可能避免搀入异己之物与外在杂质，难道这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我们所吁请的并不仅仅是勇气和真诚，我们是在启发大家：小说的适当材料与习俗是有所不同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就是试图以某种方式来界定几位青年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的特性，这些特性使他们迥然有别于他们的前辈。他们企求更贴近于生活，更为真诚和更为精确地把激起他们兴趣和感动他们的东西保存下来，即使他们必须抛弃大部分通常小说家度遵循的惯例也在所不惜。让我们按照坠落的次序记录下那些落到心灵上的原子，让我们去追踪那表面上是极其无关联、不协调的模式，这些模式把每一个细节或情景都纳入其有意识的麾下。让我们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生活中公认为是重大的事物要比公认为是渺小的事物更为有趣味的事物显得更为丰富多采。读过《一个画家青年时代的画像》，或者读过现在刊登在《小评论》上、已显示出将是更为有趣味的作品《尤利西斯》以后，任何人都将会就乔伊斯先生的意图冒险地提出一些这种性质的理论。
就我们而言，眼前只有一个片段就发议论，与其说是心中有底，不如说是颇有风险。但是不管全书的意图会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是，它具有极端的真诚，其结果——我们可能会认为是难以理解或令人不快的——到了在此之前一直被忽略的某些对象上；一种不同形式的轮廓——对于我们是难以掌握，对于我们的前辈是无法理解——也变得很有必要了。除了现代人，或许是除了俄国人之外，没有人会对契柯夫的那篇短篇小说《古雪夫》中所安排的情景发生兴趣。一些俄国士兵病倒在一艘运送他们返回俄国的船只的甲板上。在对他们的交谈以及他们的某些想法作了简单的描述后，作者交代其中的一个死了，然后被搬走了，谈话在其他人中又继续了一段时期，直到古雪夫自己也死了，看上去“像一条胡萝卜或一条白萝卜”被扔进了大海。这篇小说的重点是放在如此出人意料之外，以至在最初看起来好象根本就没有重点。然后，当眼睛适应了房间里那昏暗的光线，分辨出各种事物的形状后，我们看出了这个短篇是何等的完美，何等的深刻，又是何等的——在契柯夫选择这个、那个以及别个，并把它们拢在一起以组合成新的东西时——忠实于他的幻象。但是我们不可能说：“这是喜剧性的”，或者“那是悲剧性的”；我们也无法肯定这个含糊暧昧和未有结论的故事到底是否该叫做短篇小说，因为据我们所受的教导，短篇小说是应该简洁明了和具有结论的。
对于现代英国小说所作的最基本的评论，也难免不涉及俄国小说对它的影响。而如果述及俄国小说，人们就会不情愿地感觉到，除了他们的小说，任何其他的小说写作都是在白费心机。假如我们想了解人的灵魂和心肠，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小说能让我们发现比它更具深刻性吗？假如我们厌恶我们自己小说中的唯物主义，那么他们中最微不足道的小说家却天生就有一种对于人类精神的自然的尊崇。“要学会去和人民打成一片……但是不要用头脑区同情——因为这是轻而易举之事——而是用尼的全身心，用你对他们的爱去同情。”
如果对于别人所受苦难的同情、对他们的爱、对于寻求某种值得心灵竭力追求的目标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圣洁，那么，在每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身上，都似乎能看到圣徒的特征。正是他们身上的这种圣洁性，使我们对自己身上的那种亵渎神灵的卑琐感到惶惑不安，并使我们的许多名著显的华而不实且玩弄技巧。对于如此胸襟坦荡、富于同情心的俄国人的心灵作的结论，或许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极度的悲哀。如要更精确些，我们实际上可以谈论一下俄国人思想中的无结论性，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诚实地审视人生，所感觉到的只是生活在连续不断地提出问题(这种连续的提问，在故事于一种使我们充满了深深的，最后可能是恨恨的绝望之意的毫无希望的问话中结束后，仍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他们或许是正确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比我们要更高瞻远瞩，也没有我们那样的巨大的遮蔽视线之物。但是我们也许看到了一些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了的东西，否则的话，这种抗议之声为什么会和我们的忧伤情绪融合起来呢？这种抗议之声是另一种古老的文明的产物，而那古老的文明在我们身上所培育的却正好是一种去享受和战斗而不是去受难和理解的本能。
英国的小说，从斯特恩直到梅瑞狄斯，都在证明着我们对于幽默和喜剧、对于尘世之美、对于智力活动和人体壮观的一种天生的喜爱。但是把这两种相去甚远的小说放在一起比较后会从中抽役出来的推论，都是全然无用的，这种比较仅会使我们充分地认识到艺术的无限可能性，并且提醒我们这门艺术的地平线是决无止境的，除了虚假和做作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方法”、任何“实验”、甚或是最为荒诞不经的“实验”——是禁忌。“恰当的小说材料”并不存在，一切都是恰当的小说材料，每一种情感，每一种思想，每一种大脑和心灵的特征都是取材的对象。没有什么感知的东西是不称心如意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想象中让小说艺术具有了生命，并且就站在了我们中间，她肯定会吩咐我们区摧残她、恫吓她，同样也去捧她、爱她；因为只有如此，她才能返老还童，并且确保她的君临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