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情愿的贵宾
[南非] J·M·库切 / 杨振同译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一位作家， 出生于1928年，今年66岁，快到六十七了。她已经写了九部长篇小说，两部诗集，一本讲述鸟类生活的书以及大量的新闻作品。论出身她是澳大利亚人。她出生于墨尔本,现在还在那里居住，尽管1951年至1963年她是在国外（在英国和法国）度过的。她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孩子，每一次婚姻生有一个孩子。
伊丽莎白以她的第四部小说《埃克尔斯大街的房子》（1969）而闻名于世，书中的主人公是玛丽恩·布鲁姆，她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另一部小说《尤利西斯》中的主要人物利奥波德·布鲁姆的妻子。在过去十年当中，围绕她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批评圈子；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甚至有一个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研究会，该会出版了一份《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通讯》季刊。
1995年春，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去了趟，或者说去（下用“现在时”）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斯敦，去阿尔托纳学院，接受斯托奖。该奖项两年一度，颁发给由评论家和作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选出的一位作家，奖品有五万元美金的奖金和一枚金质奖章，其中奖金由斯托庄园的一笔遗赠设立的基金会资助。这是美国较大的一个文学奖项。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科斯特洛是她娘家的姓）的宾州之行，由她的儿子约翰陪同。约翰在马萨诸塞州一所大学有一份教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工作，但由于他本人的原因，这一年他休假。伊丽莎白的身体有些虚弱；要不是儿子帮忙，她恐怕就无法绕半个地球进行这次异常辛苦的旅行。
这些我们略去不表。他们已经到达威廉斯敦，被送到他们下榻的宾馆。这么小的一个镇上居然有这么一座大得出奇的大楼，这是一座六角形建筑，外面是清一色的黑色大理石，里面则是水晶石和玻璃镜。她房间里正在进行谈话。
“您会舒服吗？”儿子问。
“我肯定会舒服的，”她答道。房间在十二层楼，凭窗远眺，可以看见一个高尔夫球场，再往远处看，是林木茂盛的层峦叠嶂。
“那干吗不休息一下呢？他们六点半来接我们。我会提前几分钟给您打电话。”
他正要离开，她开了腔：“约翰，他们究竟想从我这儿要什么呢？”
“今天晚上？什么也不要。只是和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吃顿饭。我们不会让今天晚上拖得时间太长，我会提醒他们您已经累了。”
“那明天呢？”
“明天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恐怕您得为明天的事做好准备。”
“我都忘了我为什么答应来。没什么来由地把自己这么折腾一通，就像是场巨大的灾难。我本该求他们别搞什么颁奖仪式，把支票邮寄给我就得了。”
在长途飞行之后，她显出了老态。她从来不怎么注重仪表；她过去凑凑合合还说得过去，而现在全显现出来：老态龙钟，疲惫不堪。
“那恐怕不行，妈妈。如果您接受这笔奖金，就必须经过这个仪式。”
她摇摇头。在飞机场她就穿着的雨衣，此刻还在身上穿着。她的头发油渍斑斑，了无生气。她没有动手打开行李。如果他现在离开她，她干什么呢？就穿着雨衣，连鞋也不脱，躺倒就睡吗？
他出于爱，还在这儿，陪伴她。他无法想象，没有他在她身边，她怎样经受这一考验。他站在她身旁，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她钟爱的儿子。不过他也眼看就要变成——这话难听了些——她的训练者了。
他把她想象为一头海豹——马戏团里一头又老又累的海豹。她必须再一次把身体拱出浴盆的水面，再一次表演她能用鼻子顶球的绝技。朝他游过去，让他哄她，倾心于她，让她表演完毕。
“这是他们所有的唯一方式，”他尽量把语气放温柔了，“他们敬仰您，他们想给您荣誉。这是他们能想出来的对您表示仰慕的最好的办法了。给您发奖金，广播您的名字，用了一个办法，再用另一个办法。”
她站在那张帝国风格的写字台前，哗啦哗啦翻阅着那些小册子，上面写着到哪里去购物，去哪儿吃饭，如何使用电话。她用嘲讽的眼神飞快地瞪了他一眼，这一瞪仍然具有使他吃惊的效力，让他知道她是谁。“是最好的办法吗？”她喃喃地说。
六点半钟他敲门。她准备好了，在等着，心中充满了疑虑，但是已准备好面对敌人了。她身穿一袭蓝色长裙，上身穿丝质外套，这是她作为女小说家的行头，脚穿一双白色皮鞋，穿这双鞋也没什么不对，但不知怎么的，使她看上去像戴茜鸭唐老鸭的女朋友。。她洗了头，把头发向后面梳拢过去。头发看着还是有些油腻，但油腻还看得过去，像是海军或是机械师的头发了。她脸上已经显现出迫不得已的表情，你如果在一个少女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的话，你会称之为离群索居。一张没有个性的脸，那种摄影师拍照时得使劲儿才能区分得出来的表情。他想，就像是空洞接受的伟大倡导者济慈一样。
因为早在他记事时起，母亲就每天上午把自己关起来搞自己的创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打扰。他曾觉得自己是个不幸的孩子，孤单寂寞，缺少关爱。当他和妹妹感到特别难受的时候，就跌坐在锁着的门外，发出嘤嘤的哀鸣。最后这嘤嘤嘤就变成了嗡嗡嗡或唱起歌儿来，忘记了他们被遗弃，他们就感觉好受些。
现在这种情形已发生了变化。他已经长大成人。他不再是待在门外而是在门里看着她。在她背对着窗户坐着，在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和那些空空如也的纸页作战，渐渐地黑发熬成了白头。这需要怎样的顽强啊。他想！她荣获奖章当之无愧，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但应该获这枚奖章，还应该荣膺其他许多奖章。其勇猛顽强远远超出了职责的需要。
这一变化是他33岁时到来的。直到那时候，她写的东西他连一个字都没读过。那是对她的回答，是对把他锁在门外的报复。她曾否定过他，因此他也否定过她。或者也许他拒绝读她的作品为的是保护自己。或许这才是更为深层的动机：来避开闪电的袭击。后来有一天，对谁连句话都没有说，甚至对自己都没有说句话，他从图书馆借出了她其中的一本书。此后他读了她的一切作品，在大庭广众之下阅读，在火车上读，在餐桌旁读。“你在看什么呢？”“我母亲的一本书。”
他沉浸在她的书，或者她一些书的世界里。他也认识了别的人物；肯定也还有许多人他无法认识。她写性爱，写激情，写嫉妒，也写羡慕，写得入木三分，令他震惊。书写得如此猥亵下流。
她震撼了他。她大概同样也震撼了别的读者。大概就是她在更大意义上存在的原因。能震撼他人这该是一生中多么奇怪的奖励啊！把她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小镇，授予她奖金！因为她绝不是一个给人慰藉的作家。她甚至是残酷无情的，是女人特有的冷酷无情，而男人则很少有这副心肠。说真的，她算是什么动物呢？不是一头海豹：她可没有友善到那个份儿上。但也不是一头鲨鱼。是只猫科动物猫科动物包括猫、狮子、老虎、豹等。在英语里，猫（cat）也可以指心地恶毒的女人或爱说坏话的女人。这里这两层意思兼而有之。吧。是那种大型的猫科动物，在把它们的猎物开膛破肚之后，稍作停顿；隔着那撕裂的肚皮，用黄色的眼睛冷冷地盯着你看。
楼下有个女人在等他们，还是去飞机场接他们的那个女人。她叫特丽莎，是阿尔托纳学院的一名讲师，但在斯托奖颁奖活动中，她只是个工作人员，一个打杂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是个小人物。他坐在汽车的前排，紧挨着特丽莎，他母亲则坐在后排。特丽莎非常激动，激动得一个劲儿喋喋不休。她给他们讲汽车沿途经过的地方，讲阿尔托纳学院及其历史，讲他们要去的饭店。就在她喋喋不休的当口，她还设法进行突然袭击，像老鼠似的，很快插入两个她自己的问题。“去年秋天我们在这儿接待了A·S ·拜厄特，”她说，“科斯特洛女士，您认为A·S·拜厄特如何？”后来又问：“科斯特洛女士，您觉得多丽丝·莱辛怎么样？”她在写一本有关女作家和政治的书。她有几个暑假都在伦敦度过，进行她所谓的研究工作；要是她在汽车里藏了一台录音机，他也不会感到惊奇。
他们来到了饭店。天在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特丽莎让他们在饭店门口下车，然后去存车。一时间，人行道上只剩下他们母子俩。“我们还可以偷偷逃走。”他说，“现在还不太晚。我们可以叫一辆出租车，到宾馆取了我们的东西，到八点三十分赶到飞机场，一有航班我们就登机出逃。等皇家骑警队赶到现场，我们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笑了。她也笑了。几乎不消说，他们得走完这个过场。不过至少玩味一下逃跑的想法也不失为一种乐趣。开开玩笑，保守秘密；纷繁复杂；这里瞄一眼，那里说句话：人生聚也依依，散也依依。他会做她的随从，她做他的骑士。他将永远保护她。然后他会帮她穿上盔甲，扶她跨上战马，帮她固定好臂膀上的小圆盾，把长矛枪递给她，然后后退。
就这样，举行了颁奖仪式。仪式完毕，他母亲一个人被留在了讲台上，发表受奖辞，这个节目的标题是：《什么是现实主义》。她展示她才华的时候到了。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戴上看书用的眼镜。“女士们，先生们，”她说，接着开始念了起来。
“我于1955年在伦敦居住期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伦敦当时可是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文化大都市啊。我清楚地记得包裹寄来的那一天，那是寄给作者的新书样本。手里捧着书，我激动不已，书印出来装订好了，这不可否认，可是真家伙啊。但有些事使我忧心忡忡。我就给我的出版商打了电话。保留本都寄出去了吗？我问。他们说，保留本将于当天下午寄出，寄往苏格兰、牛津大学图书馆，等等等等，但最重要的是，要寄往大英博物馆。直到听了他们的上述保证，我才安下心来。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有我的一席之地，和其他以字母C开头的伟大人物摩肩接踵下面提到的作家或诗人卡莱尔、乔叟、科勒律治和康拉德以及后面提到的科莱莉的名字都以字母C开头。，如：卡莱尔苏格兰、乔叟、科勒律治和康拉德（有一个笑话，就是最后和我挨得最近的文学邻居是玛丽·科莱莉）。这可是我的伟大理想啊。
“有人此刻会笑我如此直言不讳。然而在我焦虑的疑问背后有着严肃的东西，反过来，在这种严肃的东西背后，有些令人悲哀的东西，这种东西要承认可不容易。
“容我解释一下。对你写的所有的书你都别太看重，因为它们都将灰飞烟灭——都会被重新打成纸浆，因为没有人买；有人会打开书，看上那么一两页，就哈欠连天，就永远束之高阁了；还有的书被丢弃在海滨酒店里，被丢弃在火车上——我们在把这些弃置一边的书不当回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至少有一本不仅会有人看，有人呵护，给它一个家园，给它在书架上安排一个地方，并且永远是属于它的地方。我关心保留本背后的动机是希望，即使我自己第二天被公共汽车撞死了，这个新生的我将会有一个可以在里面打盹儿的家园；如果命运眷顾的话，在以后的一百年，没有人会过来用手杖捅捅它，看它是不是还活着。
“这就是我给出版商打电话的一方面的原因：如果我，这具凡人的躯壳，会死去的话，那么至少让我通过我创作的作品继续活下去。”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接着讲述声名如过眼烟云。我们略去不表。
“现在让我转到我的主题上，‘什么是现实主义？’
“弗兰茨·卡夫卡有一个短篇小说——诸位也许知道——在这篇小说中有一只猿猴，为这个场合打扮停当，他要在一个学术研究会上发表演讲。这是演讲，但也是考验，一种考试，一种口试。这只猿猴不但要表明他会讲他的听众所讲的语言，而且要表明他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礼节和惯例，这样才适合进入他们那个圈子。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卡夫卡的小说呢？我是要假装我就是那只猿猴，从我的自然环境中强拉硬拽，被迫在一群眼光挑剔的陌生人面前做一番表演吗？我希望我不是。我是你们当中的一员，我不是一个不同的物种。
“如果大家知道这篇小说的话，就会记得小说的模式是以独白的形式，有猿猴独白的形式展开的。在这种形式之内，要用外人的眼光不管是审视演讲者或者是听众，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知道，演讲者并不一定‘真的’就是一只猿猴，或许仅仅是一个和我们大家一样的人，遭了迷惑，认为自己是只猿猴，或者是一个人在表现自我，只不过为了达到极度讽刺或修辞的目的，而把自己当作一只猿猴。同样，听众或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群面色红润的美髯公，他们把当晚礼服穿的丛林茄克衫 一种衬衫式棉布茄克衫，有腰带及四个贴袋。 和遮阳帽扔到了一边，这些听众也许就是一群经过训练的猿猴，即使没有训练到我们的演讲者的水平，至少训练到了可以静静地坐着听讲的水平，而我们的演讲者能用德语讲出复杂的句子；或者要是没有训练到那种程度，就用锁链拴到座位上，训练它们不要吱喳乱叫，乱捉跳蚤，在大庭广众之下大便。
“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不知道，将来也肯定不会知道这篇小说里在发生什么：是有关一个人对一群人的演讲呢，还是一只猿猴对一群猿猴演讲；亦或是一只猿猴对一群人演讲；或者是一个人对一群猿猴演讲（虽说我认为这最后一种情况是不大可能的），要么干脆就是一只鹦鹉在对一群鹦鹉发表演讲。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词语的镜子似乎已经是不可挽回地给打破了。有关学术报告厅里在发生什么事的问题，大家的猜测和我的是一样的好：人和人，人和猿猴，猿猴和人，猿猴和猿猴。学术报告厅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动物王国而已。书页上的字再也不会一个一个站立起来，让人数，都宣称：‘我意思是什么就是什么！’过去辞典就摆放在《圣经》的旁边，过去炉架上方摆放着莎士比亚的作品，辞典就挨着莎翁的作品摆放；在虔诚的罗马人家庭，那里也是供奉家神的地方，而今呢，辞典已经变成了那一堆电码本中的一本。
“这就是我站在大家面前，我们所面临的局面。我希望，我不是在滥用这个讲坛给我的特权，开些单调乏味、空洞无物的玩笑，讲什么我是啥东西，是猿猴还是女人，以及在座的各位听众是什么东西。这篇小说的主旨不在这里，说我是谁，然而，我也不能武断地讲这篇小说的主旨就是什么。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说我们是谁。而现在我们只是一帮子演员，念我们扮演的角色的台词。底板给抽掉了。若不是由于很难对已被抽掉的底板（不管它是什么）表示尊敬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事件发展的一个悲剧性的转折点——在我们看来，这仿佛是一个幻象之一了。你只消稍稍移开目光，镜子就会掉到地板上，摔得粉碎。所以，当我站在诸位面前的时候，我完全有理由对自己信心不足。尽管我获得了这光辉灿烂的大奖，对此我深表感激；尽管这个大奖承诺我已挤身于在我之前获此大奖的杰出作家之列，但是时光那嫉妒的双手是留不住我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现实些，虽然你们给了这些书以荣誉，而我呢，和这些书有些渊源，然而过不了多久，这些书就不会再有人读，最终也不会有人记得。迟早只是个时间问题。出现这种情况是适当的。我们强加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要他们记忆的负担一定得有某个限度。他们将会有他们自己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我们所起的作用应该越来越小。谢谢大家。”
他们在威廉斯敦的差事结束了。电视台的拍摄人员在打点行装。半个小时以后，一辆出租车将会把他们送往飞机场。或多或少她算是获奖了。也是在异国土地上获的奖。是远离祖国获的奖。她可以以她真实的自我平平安安地回家了，留下一个形象，一个虚假的形象，像所有的形象一样。母亲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从最深层面讲，他不想知道。他来这里，只是为了保护她，那些寻旧访古者，傲慢无理者，以及多愁善感的圣地朝拜者，他负责挡驾。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但他不会讲出来。不过若是要他讲的话，别看这个女人犹如女预言家一般讲的话还萦绕在你耳际；她还是四十年前的那个女人，那时她日复一日地蜗居在汉普斯特德她那间卧室兼起居室的房子里，一个人哭泣，晚上爬出去，到浓雾弥漫的大街上购买她赖以为生的炸鱼加炸土豆片，然后和衣而睡。还是这个女人，后来在她墨尔本的家中暴跳如雷，披头散发，对她的孩子们厉声训斥：“你们要气死我了！你们在撕我身上的肉！”（事后他和他妹妹躺在黑暗中，她嘤嘤啜泣时，他就安慰她；他当时只有七岁；那是他第一次尝到给人以慈父般关爱的滋味）这就是这位圣贤鲜为人知的世界。你还没有了解到她的真实面目，怎么能希望理解她？
他并不恨他的母亲（在他想到这些话时，别的话语在他内心深处引起强烈的回声。威廉·福克纳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讲过类似的话。他一而再，再而三发疯了似的重复说他并不恨南方。这个人物是谁来着？）。恰恰相反，如果他恨她，他很早以前就会在他们之间划一道最深最深的鸿沟。他不恨她。他还侍奉在她御座左右，在宗教节日的喧嚣过去之后清扫场地，把花瓣扫到一起，收拾贡品，把这位寡妇的小东西放到一起，准备好起驾回宫。他也许并不和她暴跳如雷，但他也崇拜她。
一个神的代言人。然而女预言家这个称号并不适合她。圣贤这个词也不适合她。太像希腊罗马人了。他母亲并不是希腊罗马的模子铸出来的。西藏或印度更喜欢这样：把一个孩子封为转世灵童，用车子从一个村子推到另一个村子，让人们鼓掌欢呼，顶礼膜拜。
这时他们坐进出租车，穿过一条条街道，这些街道已经有了行将被遗忘的街道的气息。
“这么说，”他母亲说，“逃得干净利落。”
“我的确认为是这样。您把支票放好了吗？”
“支票，奖章，一切都放好了。”
在飞机上，她几乎没有碰一下吃的东西。她一连要了两杯白兰地酒，喝完就睡着了。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在洛杉矶机场开始降落时，她还在呼呼大睡。空中小姐轻轻拍拍她的肩膀：“太太，您的安全带。”她连动都不动。他们交换一下眼神，他和空中小姐。他侧过身去，把安全带绕过她的大腿扣上了扣环。
她整个身子半躺在座位上。头歪向一边，嘴大张着。她打着轻微的鼾声。飞机转弯时灯光从舷窗外一闪而过。加利福尼亚南部的落日余辉无比的壮丽辉煌。他抬头可以看到她的鼻孔，看到她嘴里去，并往下看到她喉咙的后部。他看不到的部位他可以想象：那粉红色的食道丑陋无比，咽东西时像条蟒蛇一样收缩，把东西拉到下面那个鸭梨形状的肚囊之中。他扭过脸，紧了紧他自己的安全带，坐直了，脸朝前看。不，他默默自语，我不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不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