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中短篇集》代前言①

楼适夷

　　①　此文原为湖南人民版《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1980年）“书后”，略有删节。

　　我在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到六月，翻译了芥川龙之介的十一个短篇，一九七六年是怎样的年头，四月又是什么日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天快要亮的时候，夜照例是特别黑暗而寒冷的。那是我承蒙“姑念老弱”，特别照顾，从接受“再教育”实在同劳改差不离的干校回家已快三年，这三年就整整念了三年书。本来回到破败的老家，书本大半散失，早已“书空咄咄”，总算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没动，我就拼老命地啃起《资本论》来，可怜连笔记也做不好，只会抄摘片段，自以为已经懂了，实际还是半懂不懂。一个弄惯笔墨的人，光念书，不动笔，就好像一天没干活，晚上上床，觉得“虚靡太仓粟”，有点对不起人民的“小米”。有少数跟我划不清界限，有时还来走走的朋友，见我闲着没事，都劝我写些回忆，可是我头上“帽子”，背上“包袱”，家人子孙，全都受累，无碑可立，无悔可忏，我就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鲁迅先生说过，不能创作，那就翻译。翻译也算我的老行业，可是外文书早已空空，不是被人当作封资修的罪状搬运一空，就连自己家人，也论斤计两，卖给收旧货的到造纸厂做纸浆去了。开始，好容易借到一部六卷有注解的《万叶集》，我狠了狠心，想弄通这部日本的国宝，古代诗歌的综集，可整整啃了大半年，全书四千五百多首，好容易才译出了七八十首，不但应该知难而退，而且兴趣也不大了。想想到底还是对近代文学熟悉一点，从友人黄源兄借到了一本《芥川龙之介集》，读来深有兴趣，便动手译起芥川的短篇来。

　　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年——一九二七年）这位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短命的“鬼才”，我一向有点喜欢，旧友重逢，特别亲切。他是一位才华洋溢，学力丰厚，思想深刻，气品高迈，文字清丽，在艺术琢磨上颇有功力的作家。他在极短促的创作生涯中，为日本文学留下一笔极可贵的财产，一百四十多篇作品，除少数中篇，全部都是短篇。在他创作的初期、中期，写过许多历史短篇，其题材的新奇，构思的精深，确在日本文学中别具一格，当时即受读者的爱好和文学前辈的知遇，至今还是广泛流传，万众传诵，用他的版税，设立了一年一度的“芥川奖”，送出了许多文学新人。

　　他于一九一四年与友人共同创办《新思潮》文艺刊物，发表处女作《老年》，次年又在《帝国文学》上发表了《鬼脸儿》和《罗生门》二作，就受到文坛有识者的注目，成为当时一代大家夏目漱石的门下，受到漱石的赏识，而投身于创作的生涯。一九一六年，他在《新思潮》发表了短篇《鼻子》，漱石就对他说：“你再写十篇这样的作品，则不但在日本，即在世界文坛上，也将成为一位有特色的作家了。”此后数年，他的创作力分外旺盛，艺术修炼，日益精进，连续出版了三本短篇集：《罗生门》、《烟草和恶魔》、《傀儡师》，而成为一方的大家。但是由于时代的前进，社会斗争的剧烈，使他思想上原有的怀疑、彷徨和神经质的阴暗的一面日益浓厚，这些便表现在他后期的一些作品中。思想彷徨的结果，终于以正当三十五岁的盛年，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在自己家里，服了大量的安眠药，抢救无效，而告别了这个世界。

　　在他死后的纷纷议论中，有人把他比做古罗马帝国的政治家和小说家倍德罗纽斯（Gauis Petronius Arbiter？-65），一身浸润了过去阶级最高的教养，但不能不见到新的时代的胎动，而感到自己已经赶不上去了。于是，便走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我对这位作家的作品读过一些，但不全面，平素亦更无深入的研究，但他在初、中期写的一些历史题材的短篇，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正当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之后，我在闭门深居之中，作为自己日常的课程，也可以说作为逃避现实，逃避痛苦的一种手段，便选出了自己所偏爱的篇目，重作冯妇，又理旧业，开始翻译起来。一个动惯笔墨，长期被逼停止，又见到自己亲笔写出来的稿纸，渐积渐厚，首先已得到了劳动的乐趣。而且说起来芥川不但充实了我那时的日常生活，使我每晚上床，感觉这一天没有白过，而且这工作还居然打救了我一次。原来四五运动我的确没有参加，但四月一日，一位常上我家来谈天的青年友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怎样热闹，盖天铺地的花圈，一望无际的白花，满墙满壁的诗歌，和飘扬空际的大挽联。我听了大为冲动，马上拿起拐棍，同这位小友一起，去了一次广场。在庄严肃穆、成群结队的青年行列中，一直挤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台。我的确是去过一次，回家也没有告诉家人。其实后来知道，在这几天中，一家人包括老伴和身边儿女，谁都各自去过广场，抄过诗与挽联。可是风声紧了，有人在四处追踪去过广场的人，和私自抄下来的歌诗。有许多人，居然因此提将官里去。而我这个闭门深居的糟老头子，也居然荣幸承蒙什么人员的一度拜访，问我在家里干些什么？我连忙沏茶点烟，殷勤接待，说明自己正搞些古老东西，消遣消遣。他们见我案头上果然堆满了一堆厚重的工具书，一叠写好的稿纸，于是好像随手拿起似的，翻了一翻，还称赞我这么大年纪，还那么用功，受了表扬，告辞而去了。我便又大胆放心地译下去。

　　我明明知道这些先生太太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不过一要耐心，二要长寿，总有一天会苦到那个时候的。但翻译的目的，倒并不准备将来会有发表出版的日子。为了“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我还请人刻了一个图章，叫做“二三书屋之印”。那就是用两张复写纸，复写出三张稿纸，装订成册，变成一本书的样子，请二三家人，和二三个不与我划清界限还有往来的友人，充当我的读者，也算“与众共乐”了。这《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也就是这《二三书屋》的出版物之一。然而流传出去，居然辗转转阅，大受欢迎，搞得我自己手边一本也无。

　　首先《罗生门》是鲁迅先生早已译过的（一九二三年《日本现代小说译丛》），我在复译之时，从先生译文中，受到不少教益。先生还译过芥川的《鼻子》，可能是最早介绍芥川的了。后来他说过还想介绍点芥川后期的作品，但因战斗频繁而未能实现。记得解放前开明书店出过一本《芥川龙之介集》，内容篇目，则一时想不起了。

　　其次，这里有一篇《奉教人之死》，原作伪托古籍，全用文言书写，我就东施效颦，勉学林琴南式的笔调。林琴南莫道他不识外文，赖人口译，才作笔述，但其所译，竟似重新创作，传情绘形，词达气顺，有其独自的特色，现在是连旧书店里也买不到他的译书了，但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不少是从小就爱读的，我这儿是婢学夫人，想让青年读者，略尝异味，大概不致蒙反动复古之嫌，把我划到林派那里去吧。

　　素盏鸣尊是神话中天照大神的一个逆子，周启明所译《古事记》中的速须佐之男命，就是他。他那老年的遭遇，神语中没有，大概是作者的艺术创造。一个从小忤逆父兄的逆子，待到年老，也受到自己儿女的反抗。只要作者不让古人说现代话，或把古时农民起义的英雄，写成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小说当然允许作者有骋驰自己艺术想象的权利。例如《秋山图》写的就是中国艺苑中的真人，但内容是否真事，读者一看便能自己判断了，用不到译者的解说。《莽丛中》和《报恩记》写的都是强盗，前者以当事人在法庭供述和作证的形式，传述了一个曲折迷离的奸杀事件，手法简洁而引人入胜。后者写一个浪子为报答义贼和剧盗救助一家的恩情，而甘愿以身代死，也是极为动人的。

　　《地狱变》以血淋淋的惨厉的笔墨，写出了奴隶主骄奢淫侈，和奴隶们所遭受的悲惨的命运，更使人有惊心动魄的感受。《阿富的贞操》中，阿富为了救助一条猫儿的生命，竟然准备坦然地献出自己处女的贞操。而《六宫公主》中可怜的贵族的公主，则只能作寄生之草，最后落入路倒尸的结局。

　　《戏作三昧》写的是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名着《八犬传》作者泷泽马琴晚年一天中的生活，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当时市民社会的形象，这对于今天的老年人倒是可以吸取一些教育的，正如马琴的小孙孙对爷爷的告诫，老人嘛，一要用功；二不要老动肝火；三是万事得忍着点儿。现代人平均年龄正在日益提高，老人很多，这三点大可作老人们的座右铭。

　　最后一篇记述托尔斯泰同屠格涅夫闹别扭的事，有托翁长子的回忆可证，是有趣的真人真事。

　　我这段简单介绍，看过全书的人本可不看，但有些读者是喜欢先看看前言后记，然后再读正文的，可能读者先翻一翻，那就不算多余的介绍了。至于见仁见智，则自有读者自己的领会，用不着多所饶舌。在此我真要说的，倒还是那文不对题的关于译出此书的经过，乘机为林彪“四人帮”表一下功。为了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安定团结，最为重要，有些恩怨应该忘却，倒是那十年浩劫，不可不永远牢记，决不听其再来！

前言

艾莲

　　在日本文坛上，芥川龙之介（1892—1927），素有“鬼才”之称。还在东京大学英文系求学时，便写出名篇《罗生门》（1915）；一年后，又以《鼻子》和《山药粥》等短篇崭露头角。尤其《鼻子》一篇，深得大作家夏目漱石的赞赏：“那样的作品再写上二三十篇，当会成为文坛上无与伦比的作家。”芥川果然不负所望，成就一代短篇名家。已经写出《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等名篇的鲁迅先生，慧眼识英才，于一九二三年，芥川还在世时，便译介了《罗生门》与《鼻子》。所以，在日本现代作家中，芥川龙之介算是介绍得较早的一位。近些年，又有他几部中文译本问世，说明芥川小说的魅力犹存，八十余年来，始终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

　　看日本的小说，常常让我惊讶：讶异于他们对人，对人性，怎么会有如许深的认识和了解！在细小琐碎平平常常的事物中，竟能将人性的某些方面，挖掘剖露得那样尖锐而透彻！这种感触，在读芥川的小说时，是越发强烈了。本集的开篇《罗生门》，便揭露了人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为了一己的生存，不管他人的死活，点出人性中恶的一面。小小说《蜘蛛之丝》，可说是芥川精品之作，进一步揭示出，人的利己本性足以导致自身的毁灭。而《袈裟与盛远》，《竹林中》，以及《报恩记》等，皆直指人性的弱点。不论多么高尚的行为，堂皇的外表，依然掩盖着自私与虚伪。其中，就寓意的深刻，手法的别致，技巧的完善而言，《竹林中》最为人称道，堪称杰作。小说以七段口供连缀而成，但是每个人的说法不一，案情扑朔迷离。七段口供中，以三个当事人的口供最为关键。三人中必有人将真相隐去，把良心里不可告人之处瞒住。作者意在说明：人总要用谎言来文过饰非，事实真相常被歪曲，客观真理难以认识。二战后，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将《罗生门》与《竹林中》合而为一，改编成电影《罗生门》，在国际上连连获得大奖，使日本电影走向世界。

　　芥川在探讨人生，考察人性的过程中，不能不看到人世间的丑恶，使他深感失望。这种失望感，反映在《鼻子》、《山药粥》等作品里。为长鼻子苦恼不已的老僧，因鼻子缩短复又陷入新的苦闷；穷武士有了机会实现自己的夙愿——痛喝一顿“山药粥”时，反而倒了胃口，小说喻以理想永远存在于追求之中，一经实现，随即幻灭。《鼻子》同时还揭示了“旁观者的利己主义”，幸灾乐祸的自私心理，以及人对生存的不安与苦恼。这种对人性的探索与揭露，难免使芥川陷于怀疑和悲观失望。所以，鲁迅说，芥川的小说，“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之后的不安，或者不安时之心情。”这种矛盾惶遽状态，也是作者本人心情的写照，反映出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幻灭感。

　　上面提到的一些作品，都是历史题材。芥川自己曾说，他的小说素材，“大抵得之于旧书”。由于他熟悉典籍，善于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中摄取题材，从中发掘出古今人类共同的人性，一脉相通的心理。所以，芥川的历史小说，“不以再现历史为目的”，而是给予现代的解释，借助历史的舞台，演出当今的悲剧，对作者本人也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至于他的现代题材小说，如本集所收的《魔术》。《舞会》、《阿富的贞操》，以及《小白》等，也都脍炙人口，精彩纷呈。

　　大凡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在创作上，都不会无视技巧的锤炼。芥川当然也不例外，他倾毕生的精力去追求艺术上的理想境界。尝言，为了写出“非凡的作品，有时难免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芥川的代表作之一《地狱变》，集中反映了他的这种创作态度。但在艺术与道德的冲突中，画师良秀虽然能超越世俗，摈弃一切利害打算，为了艺术的完美，不惜牺牲爱女的生命，可是，艺术毕竟抵不过道德，最后还是自缢身亡了。在艺术与强权的对立中，艺术家注定是要失败的。《戏作三昧》和《沼泽地》，也表现了艺术创作的甘苦，可以看做芥川本人心境的流露。

　　芥川龙之介的一生，恰像《地狱变》里的良秀一样，也是悲剧的结局。说是一生，实在也只三十五年，创作生涯不过十二三年，却写出了一百四十多篇短篇小说，以及为数颇多的小品、随笔、评论、诗歌等。仅就小说而言，不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代题材，芥川从创作伊始，直到死后发表的遗稿，始终都在探讨人性问题。他探讨人生，挖掘人性，结果总是看到现实的丑恶，觉得“人生比地狱还地狱”，深为痛苦，极感矛盾。终于在对未来的“恍惚不安”中，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正当人生之半，大有作为的年纪，服安眠药自杀身亡。他的死，令日本举国震惊，文坛上更是不胜惋惜。这不仅因为芥川龙之介写出了可以奉为经典的短篇小说，丰富了日本的现代文学，更由于他代表了“从大正到昭和初年，日本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一面”。的确，像《蜘蛛之丝》、《竹林中》、《魔术》、〈小白〉等作品，写得珠圆玉润，精巧别致，显示出一种东方的特色，东方的智慧，可谓独出冠时，令人叹服。即便让这位“鬼才”作家忝列世界短篇名家末座，也是毫不逊色的。

　　限于篇幅，本集只选收了芥川的二十篇小说，难免有遗珠之恨。不过，这二十篇作品，足以尽显芥川风采。芥川之于日本文坛，可谓“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相信他的优秀短篇，也必会在我国读书界找到众多识者和知音。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七日

芥川龙之介介绍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本姓新原，父经营牛奶业。生后9个月，母精神失常，乃送舅父芥川家为养子。芥川家为旧式封建家族。龙之介在中小学时代喜读江户文学、《西游记》、《水浒传》等，也喜欢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1913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习期间与久米正雄、菊池宽等先后两次复刊《新思潮》，使文学新潮流进入文坛。其间，芥川发表短篇小说《罗生门》（1915）、《鼻子》（1916）、《芋粥》（1916）、《手巾》（1916），确立起作家新星的地位。1916年大学毕业后，曾在横须贺海军机关学校任教，旋辞职。1919年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任职，但并不上班。1921年以大阪每日新闻视察员身份来中国旅行，先后游览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芜湖、汉口、洞庭湖、长沙、郑州、洛阳、龙门、北京等地，回国后发表《上海游记》（1921）和《江南游记》（1922）等。自1917年至1923年，龙之介所写短篇小说先后六次结集出版，分别以《罗生门》、《烟草与魔鬼》、《傀儡师》、《影灯笼》、《夜来花》和《春服》6个短篇为书名。

　　龙之介的小说始于历史题材，如《罗生门》、《鼻子》、《偷盗》等；继而转向明治文明开化题材，如《舞会》、《阿富的贞操》、《偶人》等；后写作现实题材，如《桔子》、《一块地》以及《秋》等。在创作中注重技巧，风格纤细华丽，形式、结构完美，关心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1925年发表自传性质小说《大岛寺信辅的半生》。1927年发表短篇《河童》，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作了尖锐的嘲讽。同年7月由于健康和思想情绪上的原因，服毒自杀，享年35岁。

资料来源：扫花书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