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畅销书《雪狼》的内容简介



约瑟夫•斯大林，于1953年3月1日午夜因脑溢血突发而瘫痪并失去言语能力，3月5 日因心血管供血不足和呼吸困难而去世。这是当时苏联官方有关斯大林病情和死亡的正式说法。但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
       
细心查阅有关的历史记载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会发现就在那段时间里，在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里，曾经发生过一系列迷离、诡异的事情。在斯大林病重出事前的几天里，孔策沃别墅的警卫突然开始变得格外严密，很明显斯大林在担心着自己的生命安危。更令人费思的是，斯大林命令他的警卫们将别墅里的烤木点燃起来，彻夜照亮别墅，不许灭掉。这就象俄国旧的时代猎人和牧羊者们常常采用的传统老办法，用篝火来驱避狼袭。在我国，也一直流传过这样的故事：斯大林在他去世前的几天里，一直心事重重地在纸上画着一只露着尖牙的狼。文革时代，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斯大林这是在暗指“党内有狼。” 预感到苏联以后要出修正主义。最后一件奇怪的事就是，在3月2 日斯大林瘫痪出事后不久，从孔策沃别墅里匆匆地运出两具男尸，他们身上都有弹洞。这些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的事情。

外国小说《雪狼》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历史内幕，1953年1月，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刚刚就职上任，就批准了中央情报局仓促拟定的一个暗杀计划—— 雪狼行动。暗杀的对象就是苏联领袖斯大林。其原因是华盛顿通过其情报渠道已获知晚年的斯大林精神状态极不稳定，已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妄想偏执型的精神分裂症状。而莫斯科那桩突兀发生的、诡谲的“医生阴谋案件”更是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个消息。另一个可怕的情报就是，随着苏联的氢弹研制将近成功，斯大林已决意要对美国采取决定性的总解决办法。美国，甚至苏联本身都要面对一个令人胆寒的前景。中央情报局为实施“雪狼行动”，派出了他们最优秀出色的杀手，一名跟斯大林有着灭亲之仇、外号叫“狼”的特工——埃历克斯•史朗斯基。整个刺杀计划是由一名资深的反苏情报专家来主持构划。这是一个以当时条件所能提供的最佳刺杀方案了——风险极高，但却缜密可行。计划安排史朗斯基和一个苏联女叛逃分子安娜以夫妻的身份作为掩护潜入苏联，再一起到达目的地莫斯科，雪狼行动的第三名成员，一个与苏联经常有生意来往的法国富商利贝尔再安排让安娜和史朗斯基在事后相继离开苏联。“雪狼行动”的真正意图和内容在这些参与的成员中只有那个“狼”杀手 —— 史朗斯基一个人知道。出于某种原因，这个计划从准备阶段起就出了纰漏而让苏联海外情报势力盯上了。等美国高层发觉不对，已经为时过晚了。史朗斯基和他的同伴安娜已经出发降落于苏联境内。铁幕后面，苏联政府撒下了天罗地网，斯大林亲自指定了尤里•路金少校，克格勃三大反特跟踪高手之一来追杀这个“狼”。这是一场真正的龙虎斗，两个人你来我往，各逞手段，斗智斗力，不相上下。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灰冷的眼睛密切注视着那个前来复仇的狼影，他一手为这个“狼”设下了一个极其险恶的圈套，一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情感、伦理上更具杀伤力的圈套。而因为刺杀计划的泄露，克里姆林宫和孔策沃别墅已是全面警戒防范。莫斯科城内城外，军队、警察、民兵都被调动起来齐力捕捉这个“狼”。随着此行动的两名成员安娜和利贝尔的被捕落网，雪狼行动，这个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最为机密、最为重要的行动项目，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史朗斯基尽管本事高强，躲过了路金的数番追杀，但想要完成刺杀任务显然已是无望了。就在这时，一个关键性的人出现在史朗斯基身旁，这是一个跟史朗斯基同样非凡、同具能量的强手，一个长期以来就一直让史朗斯基刻骨铭心的人，他的出手干预，使得整个局面发生了逆转。他向史朗斯基揭示了斯大林所设下的那个圈套，并为史朗斯基的行刺提供了关键的一臂之力。孔策沃别墅内，戒备森严，警卫层层设防，但斯大林做梦也没想到，那个“狼”最终还是潜近到了他的身旁。

小说《雪狼》悬念迭生，描写手法和情节安排独特精彩，引人入胜。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佳作。

“最难猜测的不是将来的事，而是过去的事。”

俄罗斯谚语                                                                                                      




“外面有一头狼，正嚎叫着要吸我的血。我们一定要消灭这些豺狼。”

这些警言是约瑟夫•斯大林于1953年2月17日，也就是他死前的两个星期说的；当时他在莫斯科同印度大使会晤时讲了这番话。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现今



第一章


莫斯科

我终于得以挖开了岁月的墓穴，重掘出那些往事。所以这过去一切的真真假假不妨就从一个墓地开始讲起吧。
天下着雨，我现在正准备第二次安葬我的父亲。
很少有人死后会被两次安葬。当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雨点滴落的栗树下面时，我看见了那辆黑色的马赛地轿车驰入公墓大门，慢慢地滑行过来，最后轻轻地刹车停在近旁。有两个人跨出车门，他们中的一个中等年纪，头发略显灰白；另外一个则是留着一大把连腮胡须的东正教神甫。
在俄罗斯有一个安葬传统，入土前先开着棺盖，让死者的亲属朋友们能有一个机会跟其作最后的吻别。但是在这个下雨的日子里，对一个已死了四十多年的亡者来说，当然不会再去奉行这个传统了，只有一个简单的仪式来最后悼念他的故世罢了。
不知是哪位有心人放了一个红花编成的花圈在墓边上，我对此铭谢不已。此时我看见叉状的闪电横空划过，照亮那呈色灰暗的天际，随即便听到那喀嚓的响雷声。
这是一场夏季的雷阵雨，莫斯科的上空象放焰火似地不断爆鸣着闪电，整个天色则是一片灰朦朦，这样的背景场面倒颇为贴切地烘托着一场入葬仪式，烘托着我父亲的遭逢，烘托着一场戏剧人生的戏剧结尾。
诺夫德维奇公墓座落在莫斯科城的南部，一座古老的十六世纪的东正教堂被一圈洗刷得发白的石墙所环绕，五个金色的园顶耸立在高空，其下方就是那通向公墓里迷宫似曲径的大门。里面杂草丛生，密列着大理石的墓碑和年代已久的墓体。
直到几年前，这个公墓对外还是禁止开放的。赫鲁晓夫的墓就在附近，矗立着一座厚实的黑白大理石的纪念碑；斯大林妻子则葬在右处，还有契柯夫、肖斯塔克维奇。那些巨大的大理石墓体建筑都是献给苏联的英雄、作家和艺术家，这些故世的男男女女都是在苏联史上留有青名的人物，而我的父亲，一个美国人，就这么奇特地夹杂在他们中间。
大雨开始滂沱而下，当我伫立在公墓一角那湿成一片的树底下面时，我看见那从马赛地出来的灰白鬓发的男子打开雨伞，跟那神甫悄语着，神甫点着头，走到一边，站在近处的一棵树底下。
那灰发男子已是四十朝后了，是个体形健硕的高个子，淋湿的雨衣里穿着一套笔挺的蓝色西服。他朝我走过来，和蔼地微笑着。
“一个为此陪泪的天气，对吗？”他伸出手，“布雷德•泰勒；美国大使馆的，你一定是麦西吧？”  
手握得紧而有力。松手后，我说道，“我还以为你赶不到呢。”
“抱歉我来迟了，在使馆里有事一时脱不开身，”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包万宝路香烟，并朝我递来一支。“抽烟吗？我想这样不会有什么不敬吧？”
“不会。再说我也正好想来一支，谢谢。”
泰勒说道，“这是个坏习惯，不过象这种乏人的天气，来一支倒可以提一点精神。”
他点燃了我们俩人的香烟，吸了一口，然后转过头去看神甫，神甫正耸着身子，在他黑色的雨衣底下整理着他的白色法袍，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圣经，看来差不多准备就绪了。
泰勒打开话匣，“鲍博告诉我你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以前来过莫斯科吗，麦西先生？”
“来过一次，五年前有过一次简短的采访，鲍博还告诉你些什么？”
泰勒笑了，露出一口雪白齐整的牙齿，“刚好能让我们相遇时不会把你错过。他说你是他的老朋友，交情可以追溯到以前你们一起读寄宿学校的时候，而且你还在越南他的部队里当过兵。他吩咐了，要确保你在莫斯科时帮你安排好每一件事，鲍博看起来对此非常重视关切。”
泰勒还想再说什么，但又迟疑了一下，回过头瞧了神甫一眼，神甫都已准备停当了，点燃了一个小的熏香炉，然后朝我们这边走来。
泰勒说道，“看来我们就要开始了。对了，这个神甫是讲英语的，我想你一定是希望这样一个人选。鲍博要求的所有的细节事我想应该是都顾及到了。”
一块崭新的大理石碑被靠放在旁边的一棵树底下，我能辨出上面用西里尔字体镌刻的几行简单的字。

                                                杰克伯•麦西

                                        出生日期：               1912.1.3
                                        去世日期：               1953.3.1

就在近旁有一块从原墓地连根拔起的旧石碑，上面没有任何字迹凿印，只有呈绿色的青苔和经年历月的风雨蚀印。蹊跷的是，旁边的地上还插着另一块同样年久，同样无字的石碑，表明在我父亲的墓旁还有第二个无名墓。我的眼角扫到有两个戴着鸭舌帽的墓园工人站在不远处的树下，等候着准备竖放我父亲的新墓碑。
此时此刻，当我站在这个地方，我才意识到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来得那么的突然，那众多错综复杂的幸运巧遇使你不得不信冥冥之中确有命运之神的妙手安排。一个星期之前，在五千哩以外的华盛顿，我接到了兰格里打来的电话，他们告诉我将安排这场葬礼，还有那个安娜•克霍列夫，会在莫斯科跟我见面。我们化了三天时间议定细节。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那个东正教的神甫迈向前来跟我握手，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道，“我可以开始了吗？”
“拜托了。”
他迈向那墓地，那是一副阴郁，消沉的身影，裹在黑色的帽子、雨衣和白色的法袍里。他摇着那散发着芬芳香味的熏香炉，开始祈祷，为这个死在俄国的亡灵唱着平调的祷词，泰勒和我肃立在旁边，静听着那飘散在潮湿，甜腻的空气里的悼念声，到最后，神甫大声念诵着圣经里启示录的一段：
“神要擦去他们眼里所有的泪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所有的这一切都一去不回了。”
葬礼没化多长时间就结束了，然后神甫退回身子，走回到轿车里去。两个掘墓人走过来开始动手在我父亲的坟墓上填土安插上那块新墓碑。
泰勒说道，“好了，我想该做的就是这些了。除了还有你的那位女士朋友，安娜•克霍列夫。她是早晨刚从特拉维夫飞来的，所以我这才来迟了。”
泰勒又给我们俩人点燃了第二支香烟，“我想鲍博已经把有关的规矩都解释清楚了。”
“当然，不要拍照，不要录音，任何东西都不得记录。”
泰勒笑了，“我猜这是要隐藏所有的谈话内容。她逗留的地方在莫斯科郊外燕子坡里，那是属于以色列大使馆的，他们腾出一间工作人员的房间专门给你们会面。”他交给我一张纸条，“这是地址，他们会等着你。会面是在今天下午三点。”他犹豫了一下，“不介意我问一个问题吧？”
“尽管问吧。”
他朝我父亲的墓点了点头，“鲍博告诉我你的父亲是在四十年前死的，你怎么到今天才跑来这里办葬礼？”
“鲍博没有告诉你吗？”
泰勒微笑道，“我只是个中间办事人，他告诉我的只够我领会到不会把事情搞砸，能够安排得周到有序，但是看起来他不愿作过多的解释，而如果你是为US的外交使团工作，你就得学会不要问太多的与你无关的问题，我想他们把这当作必需的常识。”
“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我父亲是为美国政府机构工作。他于1953年死在莫斯科。”
“他是为我们这里的大使馆工作的吗？”
“不是。”
泰勒疑惑地说道。“这就怪了，我想冷战时期莫斯科是从不允许美国人踏足的，除了那些在使馆工作的人。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这正是我来这里想要搞清楚的。”
泰勒显得茫然不解，他还想再开口说什么，突然间我们头顶上空响起一记霹雳声，他抬头望了一眼。
“好了，我很想留下来接着谈，但是公务在身。”他用鞋后跟踩灭了香烟，“我得送神甫回去，要我载你一程吗？”
我扔掉了香烟，“不用了，我会叫一辆出租车，我还想待一会儿，谢谢你的帮忙。”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泰勒撑起了雨伞，“祝你好运，麦西。衷心希望你能如愿以偿。”

整个事情说来话长。
那是1953年3月上旬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当时我才十岁。那晚我正呆在佛吉尼亚州里奇蒙寄宿学校的宿舍里，听见门外楼梯木板响起吱嘎吱嘎的脚步踩压声，然后是我们房门打开的声音。我抬头望去，只见校长站在那里，另外还有一个男人站在他身后，但这个人不是学校里的教师，也不是教工。他穿着一件长大衣，戴着一副皮手套，两眼紧盯着我，转瞬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校长开口发话道，“威廉姆，这位先生是来这里看你的。”他又颇带示意地看了看房间里其他两个男孩，“你们可以让威廉姆一个人呆一会儿吗？”
男孩们离开了房间，校长也离开了房间。那个人抬脚跨进房，并把门合上。他身材宽阔，一张严峻的脸上嵌着一双深凹的眸子，那平剪的发型和那锃亮的棕色高统皮靴在在透现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
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沉默着不说话。似乎他觉得将要跟我讲的话实在是难以启齿。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威廉姆，我叫卡尔•布兰尼冈。我是你父亲生前的同事。”他话语里的用词不由得让我一怔。是他所说的“生前的同事”。我仰头看着他，问道，“什么事，布兰尼冈先生？”      
“威廉姆，恐怕我给你带来一个坏消息，是关于你父亲的……他死了。我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这人就站在那里，再也不吭一声。然后我嘤嘤地哭了起来，但这个人却没趋上前来，拍拍我或哪怕说上一句安慰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是那么地孤苦伶仃。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楼梯木板又响起了那吱嘎吱嘎的脚步声。窗外，寒风呜咽狂扫着，一根树枝刮擦着外面的墙壁,发出一记又一记咯吱声和噼啪声。我无助地哭唤着我的父亲，但却没有他熟悉的回应。
然后一记凄厉的嘶喊声从我的内心深底处迸发出来，回荡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息。这是一场伤心欲绝的痛哭，我根本无法制止住那不断涌出的眼泪。
我记得随后就是一阵狂奔，一阵漫无目的的狂奔。奔出学校的栎木大门，穿过潮湿、寒冷的佛吉尼亚田野，悲伤沉重得象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直到最后看见一条冰冷的河流横阻在前面大地我才停下步来。我扑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将脸埋在手里，巴望着我的父亲能回到我的身边。

过后我才略微了解到我父亲去世的一些情况。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他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死的，只说是在欧洲的某一个地方，而且是自杀。尸体已经在水里浸泡了几个星期了，所以实在不适宜让一个小男孩去观瞻。葬礼倒是有一个，但是对我的提问却没有更多的解释和回答，因为没有人会费神去跟一个小孩子细讲这种事情。许多年过去了，但是这些未被回答的问题仍会时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浮起。究竟是什么缘故？到底是在哪里？很长的岁月过去后，我才发觉到了真相。

十天以前，当我的母亲去世后，我回到她住过的房子里，收拾整理她的遗物。没有掉泪，没有伤感，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跟她相依为伴过。我们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互相见面了。只是偶尔有一两张问候卡，或一封简短的信。我们之间从来就不象我跟我父亲那样来得亲近。我的父母在我出生后不久就离婚了。我的母亲把我扔给我父亲一个人去照料而径自闯她的人生道路去了。
她在一个百老汇的表演团里当一名舞蹈演员，而对我父亲的了解甚至少过孩提时代的我。我一直猜想他们从来就没有融洽过。
她在纽约上东城租了一个小小的公寓单元。给我的印象那个地方很是邋遢。一张凌乱不堪的床，一把单椅，一些空的杜松子酒瓶，还有一瓶金黄色的染发剂，再有就是一些来自往日男友们和我父亲的信，全部用橡皮筋扎在一起，扔在床底下的一个旧罐筒里。
我看见了当中一封我父亲的信。信纸因年代长久都已经色泽褪淡了，四周修成花边形，呈芯草色。
信的日期是1953年1月24日。

亲爱的露丝：

来信只是让你知道威廉姆很好，在学校里表现不错。我将离开一段时间，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想要你知道(犹如往常一样)在我的帐户里有足够的钱，再加上我的职业抚恤金足以供你们俩人度日。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危险的年代，不是吗？我听说他们在百老汇也修建防空掩体为了防备俄国人的威胁。
我现在一切都很好，希望你也是如此。还有一件事，要是我有任何不测发生的话，如果你能检查一遍我那屋子，我将不胜感激；而如果你在书房里或地窖里那个老地方发现有任何存放的文件，就请帮忙把它们交给华盛顿的政府办事机构。你会为我做这一切吗？

杰克

我又好奇地读了其他的信，但里面都没有什么内容，无非是写自于一些男人：某某人送到后台的纸条，说看见她在伴舞群里，非常欣赏她的秀腿，而想邀请她共进晚餐。有几封是我父亲的，但里面毫无他们曾相爱过的迹象。我猜想要有的话也早已让她烧掉了。
但我却思索着那封讲到文件的信里的几句话。信中提到的那所屋子过去是我父亲的，而现在则是我的住所。这是幢老式的木板屋，是我父亲和母亲第一次搬来华盛顿时买下来的。他死了后，这屋子摇摇欲坠了好几年，直到我长大成人，才得以将它整修一新。我花了好几年功夫才将它恢复成原貌。在我父亲的书房里，曾经有一个深藏在地板下的代保牌金属保险箱。我父亲经常在书房里存放一些文件和资料。但是我记得他有一次说过他从来不相信保险箱，因为一个聪明、专注的人最终总能将它们打开。当然了，那个保险箱早已被扔掉了，这间屋子也被重新装修过了。但是我以前不知道他还利用其他地方存放文件。
于是，我整理完母亲的东西后便赶回住所，径直钻到那个地窖里。这个地方我很少光顾，里面堆满了久已遗弃的、曾属于我父母的摆设品和杂物的箱子，这些东西我放了有好几年了，一直准备等哪天有空就处理掉。联想到书房里那个保险箱的藏身处，我搬移着周围的纸板箱和木箱子，首先检查那硬梆梆的地面。
什么也没发现。
然后我开始检查四周墙壁。
费了很长时间，我才发现进者背对的墙壁，地窖门的上方，高高地有两块松出的红砖。
我记得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别别地狂跳起来，揣摩着我会不会发现点什么。或许我的母亲早已照我父亲的关照来此检查过了，也或许她犹如往常一样对我父亲的事漫不经心。我探上身，抽掉了那两块砖，后面竟是一个很深的壁龛。我看见一个已经破旧变色的老式的黄皮面文件夹， 里面放着一本黄色的拍纸薄。
人生里总难免有一些插曲会给你的生活带来突变的感觉。就象订婚或离婚，或者在电话的另一端有人告诉你你的家里某一个亲人去世 了。
但是我对地窖里那两块红砖后面的东西所带来的突变感觉却毫无思想准备。

我把那本旧拍纸薄带到地上面开始阅读。有两页纸是用蓝墨水写的字，都是我父亲的笔迹。
有四个人的名字，一些日期，一些细节和粗略的提要，好象他要构划什么东西，从中看不出很多名堂。还有一个代号：雪狼行动。
我父亲是为中央情报局(CIA)工作的。他的一生都是一个军事情报人员。在二战的时候，他在战略情报局(OSS)工作，活动在德国人的后方。在我发现这本破旧的黄色的拍纸薄前，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其他的则一无所知。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绞尽脑汁试图能从中理出点有趣的头绪。最后，当我无意中睹见那纸页上的落笔日期时，我的脑袋不禁轰然一响。
我驱车直奔阿灵顿公墓。跑到那里，我看着我父亲的墓碑，久久地凝视着上面的碑文。

                                                 杰克伯•麦西

                                        出生日期：         1912. 1. 3
                                        去世日期：         1953. 2. 20

我痴痴地盯着这些字，直到我的两眼都快要看出火花来了。然后我转身离去，马上将我发现的那些写过字的纸页复印下来，然后将原件封入一个信袋交给我的律师。
一个小时以后，我打电话给鲍博•维他利，他是为坐落在兰格里的中央情报局工作的。
“比尔，好久不见。”维他利兴高采烈地嚷道，“可别告诉我又有什么校友聚会了，是不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要纪念那段我们巴不得快点过去的时光？扔在里奇蒙的钱已经使我的帐户大大缩水了。”
我告诉他我发现的东西以及我是怎么发现的，但没讲里面具体内容。
“那又怎么样？你发现的只不过是被老人家遗忘的文件罢了。当然，他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过，可那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看你的方便，把它们烧了。”
“我想应该有人过来看看。”
“你在开玩笑？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这个？”
“鲍博，我真的认为应该有人过来看看这些文件。”
维他利叹了口气。我能想象得出他一定在电话的另一端抬腕看他的手表。
“好吧，里面有些什么内容？给我一点大概，我去查查看，看你发现的东西是否重要。你要清楚，这都已经过了四十年了。我敢肯定你发现的东西早已销密了。我想你很可能是空激动一场。”
“鲍博，还是过来看看这些文件。”
维他利有点不耐烦了，“比尔，我没有时间再开车到你那里去。给我点内容让我先去查。行啦，看在基督的份上。”
“雪狼行动。”
“这是什么？”
“这是本子上第一页顶端上所写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其他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
“很多什么？”
“过来看就知道了。”
维他利叹了口气。“比尔，跟你讲我会怎么做，我会去问问这里的一些老前辈，或者档案室里的小伙子们，看能打听到些什么，看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雪狼行动。”我听得出他已经没有心思了，“听着，我有电话进来。我会过后再跟你联络。保重，伙计。”
线路“咯嗒”一声断了。
我站起身，走进厨房里冲了杯咖啡。我坐在那里好象很久很久，心情依旧不能平静下来，脑子里只是在思索着那几张纸和其中所可能包含的意思。我不想告诉维他利全部的内容，我要知道兰格里掌握的内情。我的大脑里思绪万千，却又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该做什么。
这一定是过了一个小时，我听到外面突然响起轮胎尖锐的刹车擦地声。透过窗子，只见两辆黑色的大型房车停在外面，有六、七个人动作迅速地跨出车门。鲍博也在他们中间。他看上去脸色发白。当我走到门口时，他急促地说道，“我可以进来吗？我们需要谈谈。”
其他人守在外面的门道口，维他利和另外一个人走进屋子。那个人个子修长，可能有六十多岁了，一头银发显得气度非凡。但是他看上去却是骄矜无比，面孔铁板。然后维他利开口说道， “比尔，我想你也猜到了我们此来是为了你发现的那些文件……”
旁边那个人专横地打断了他的话，“麦西先生，我叫德纳霍，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部门头脑。鲍博说了你告诉他的内容。我可以看看你的那些文件吗？嗯？”
我把那些纸交给了他。
他的脸色陡然一变，“怎么是复印件？”
德纳霍诘问的语气里不容置疑地要求一个解释。我看着他的脸。
“原件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德纳霍面部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他看了一眼维他利，然后慢慢地阅读那些复印件。最后他满面忧色地坐了下来。
“麦西先生，这些文件是属于中央情报局的。”
“它们是属于我父亲的。他只是在过去为中央情报局干过。”
德纳霍语气强硬地说道。“麦西先生，我们可以为此争上整个晚上。但是你所拥有的这些文件现在仍然被列于绝密。所以，它们仍然属于政府所有。”
“可这是四十年前的东西。”
“这没有什么区别——机密仍然有效，这些特殊文件里的全部内容永远都不得公诸于世。文件里所提到的那个行动是高度机密和高度敏感的，甚至我这样讲都不足以强调它的性质。那些原件呢？请拿出来。”
“我们得做笔交易。”
“没有什么交易可做，麦西。那些文件呢？请交出来。”
我打定了主意决不妥协，“我想你最好先听我说，德纳霍。我的父亲在四十年前死了，我一直不知道他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死的，我要答案，而且我要确切地知道他牵涉进去的那个雪狼行动到底是什么。”
“根本不可能。我恐怕这想都不要想。”
“我是一名记者。我可以把这些文件发表出去，写成文章，进行调查，看看当时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能否记起点什么。到时，等内情被抖落出来了，你或许会大惊失色。”
德纳霍的脸色又是大变，“我敢担保，你要敢写下我们讨论的这件事的任何东西，你今后在这个国家连一个字都别想发表。中央情报局决不允许这事发生的。你的调查只会走进死胡同。”
德纳霍是如此的骄横跋扈。
我回敬地盯着他，“这就是所谓的民主社会？或许我不能在这里发表。”我冷冷地说道，“但是国外总有你控制不了的报纸。”
德纳霍沉默了。他的眉头紧锁。我看得出他的内心踌躇不定。
“你想要什么，麦西？”
“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想知道真相，而且我还要见见跟我父亲一起执行那次任务的那些人，不管是谁，只要还在人世。”
“这根本不可能，他们都已经死了。”
“不可能全都死了，一定还有人在。那记事本上四个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埃历克斯•史朗斯基、安娜•克霍列夫、亨利•利贝尔、依丽娜•德佐夫，随便他们当中的哪一个。我不想要转手的材料，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你高兴讲的东西，而我要的是当事人，有血有肉的当事人。我要交谈的是那个认识我父亲，了解这个行动，知晓他真正死因的人。还有，”我加重了语气，“我还想要知道我父亲的尸体究竟怎么了。”
这一回德纳霍的脸已是白得吓人。“你父亲的尸体被埋在华盛顿了。”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你自己也清楚。看看这些复印件，德纳霍，后面一页上面有一个落笔日期，1953年2月20日。这是我父亲的笔迹。你们的人告诉我我的父亲是在那天死在欧洲的，那个日期现在还刻在他的墓碑上——2月20日。或许我现在是有点头脑激动过头，但是死人是不会作笔记的，除非他们是神仙，但即使是神仙也不能在同一时间分身两处。中央情报局的人说我的父亲死在国外，但他那天明明就在这里，就在这所屋子里。你知道么？我认为你们根本就没有埋葬我父亲，我认为你们连尸体也没捞回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人不让我去看尸体，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跟我讲那些他在水里泡太久的屁话。我当时是个小孩，我不会去问为什么我不可以去看尸体。但是现在我要问了。我的父亲不是自杀，他不是自己淹死的，他是死于那个雪狼行动，对不对？”
德纳霍强笑了一下。“麦西先生，我觉得你真会想象，而且简直有点过头了。”
“那么我们就不要再想象了。我这就去找我的律师，我要掘出尸体，等棺盖打开后，我想我不会看到我的父亲在里面。到那时，德纳霍，你可真的是惹上麻烦了。我会把你和你的上司拖到公众法庭上去解释。”
德纳霍没有答话，只是脸色铁青。这或许是因为困窘万分，也或许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放肆跟他讲话。他求援地朝维他利看了一眼，但鲍博只是坐在那边一动不动，象被电击似的，看起来他被眼前的这副场面吓坏了，也可能是他对这个人向来敬畏惯了，也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
最后，德纳霍霎地站了起来，看起来象要揍我似的，“我想你最好搞清楚，麦西，你要这样做了，你就会发现是你自己搅上了一个大麻烦 。”
“从谁那里？”
德纳霍没有回答，只是狠狠地瞪着我。
我也回瞪着他。僵持了片刻，我放缓了语气。“如果你告诉我我父亲究竟是怎么遇到不测的，这又会有什么伤害呢？我会同意归还这些文件。如果它真的是那样机密，事后，我愿意签一份随便你们怎么要求的沉默保证书。可是，不要再跟我谈什么麻烦，德纳霍。不知道我父亲的死因真相，给人不明不白地讲他是自杀，已经给了我四十年的麻烦和痛苦了。”我执著地看着德纳霍，“但是相信我，要是没有人告诉我真相，那么我刚才的那些话，会说到做到。”
德纳霍长吐了口气，然后气恼地看着我，嘴紧紧地绷着。“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在门厅口，就在你刚才进来经过的地方。”
德纳霍缓缓地说道，“我想我应该告诉你，这件事已经不是我能作主的了。我得给一个人打电话请示，麦西先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还得要再打电话给另一个人。要这两个人都同意了，你的要求才能得到满足：”
我看着他问道。 “你要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这下子轮到我霎地站了起来，“那么他还要跟谁打电话？”
德纳霍瞟了维他利一眼，然后目光又回到我这边。
“俄罗斯总统。”

雨停了，太阳透过散开的乌云发出温煦的光芒，照在诺夫德维奇公墓那金色的圆顶上粼粼发光。
我看着躺在地上的这两个简陋的墓，我父亲的和插在它旁边的那块斑驳陈旧和饱经风吹雨打的墓碑。
那第二块墓碑上面没有名字，没有铭文记载，只是一片空白，跟我父亲原有的那块一模一样。
在俄国的公墓里一般都会有张小椅子对着墓碑，这是为了那些提着伏特加酒瓶前来光顾的亲属们能够歇坐下而跟他们的亡亲倾诉心声。但是在这两块石碑旁却没有小椅子，他们原本已被世人遗忘了，他们周围的地上都已长满了野草。
我对这第二个旧墓充满了好奇，但知道这种好奇也探不出个究竟来，尽管我的大脑百般推测，甚至有着某种预感，觉得这简陋的第二块墓碑跟我父亲的死有着某种关联。
过去，我了解的是那么的少；现在，又有那么多的疑团。我真希望安娜•克霍列夫能帮我解开这些疑团。
我走回到公墓门口，叫了辆出租车，乘车穿过热浪泛起、熙来攘往的莫斯科街头，回到我的宾馆房间，等待着。我躺在床上，合上眼睛，却无法入睡。
我已经等了四十多年想要知道我父亲猝死的秘密。
再等几小时也无所谓。

太阳照耀在燕子坡上，一套宽大的圆木屋俯瞰着莫斯科河，花园里鲜花争艳竞放着。
这个地方是沙皇时代的一个旧别墅。一个占地广大而又有点破落的地方，带有白色的尖桩围栏和百页木窗以及众多放在屋前处的花箱，这样使得别墅屋子可以避开外面的马路保持一段距离。
出租车把我载到别墅门口。当我走近时，看见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以色列警卫站在一个岗亭边。他们检查了我的护照，当中的一个人仔细地检查了我带着的一束白色的胡姬花。然后，他们打电话到别墅里面，过后又再为我打开大门让我走近里面屋子的门前处。
我揿了下门铃，出乎我的意外，打开房门的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穿着牛仔裤和汗衫，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身材修长，一头黑发，而且晒得很黑。
她冲我温和地一笑，用英语说道：“麦西先生，请进来。”
我跟着她进入一个清凉无比的大理石大厅，大厅里回荡着我们的鞋跟声。
她带我一直走到别墅的后面，室外花园里的花色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在明媚的莫斯科阳光照耀下，这个地方依然显得有点陈旧破败。爬山虎漫无次序地攀沿在墙上，整个地方看起来需要来点清新的色彩。
当我跟着那女孩穿过那廊道，我看见一个年迈的女人坐在一张桌边等着。她身材高挑，举止优雅，有着一张轮廓清晰，五官端正的脸庞。
她应该是年近七十了，但却一点看不出。她有着雍容华贵的风姿，她的脸是斯拉夫人的那种脸型，双颧微突，而她的头发已经完全发白了，她看上去象一个还要年轻十岁的女人，身穿一件简朴的黑色衣服，裹住她那仍不失为苗条绰约的身材；她戴着一副深黑色的墨镜，披着一条围住脖子的白色头巾。
她打量了我很久很久，然后站了起来，伸出她的手。
“麦西先生，看见你真是太好了。”
我握了握她的手，并随手将带来的花束捧给了她。
“只是致意。他们告诉我说俄国人都是喜欢花的。”
她开心地笑了并闻了闻那些花。“真香；要帮你来点什么饮料吗？咖啡？白兰地？”
“还是来点酒好了。”
“俄国白兰地？或许对你们美国人来说太烈了点？”
“一点也不。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女孩倚在她身旁，帮我倒了杯白兰地，然后递了过来。
那女人将花轻轻地放在桌上，然后说道：“谢谢，拉琪尔。你现在不用陪我了。”
当那女孩离开时，她说道，“是我的外孙女，她陪我一起来莫斯科旅行。”似乎要解释她为什么会在场。然后她微启着嘴唇笑道：“我是安娜•克霍列夫。毫无疑问你已经知道了。”
她从烟盒里抽了支烟递给我，她自己也拿了支，她为我们俩人点燃香烟后，顾目四盼打量着周围的景色。她一定觉察到我在注视着她，不过我猜想她一定已经对男人们注视的目光习以为常了。
当她的眼光收回来时，她笑眯眯地看着我。“好了，麦西先生，我听他们说你很固执。”
“我想这或许是源自于记者的职业精神吧。”
她咯咯地笑了，笑得是那样地欢畅。然后她问道，“那么告诉我，关于我你都打听到些什么？”
我喝了口白兰地，“直到一个星期以前，还几乎一无所知，之后我才知道你仍在人世，住在以色列。”
“就这些吗？”
“当然还有更多的，我可以跟你打赌。”
她似乎被逗乐了，兴趣盎然地说道：“请讲下去。”
“四十年前，在你被判长期监禁以后，你从苏联的一个劳改营里逃走，你是中央情报局的一次高度机密的行动里唯一在世者。那次行动的代号叫雪狼行动。”
“我想这都是你在兰格里的朋友告诉你的。”她微笑道，“还有呢？”
“我发现了一些文件，是我父亲保留下来的旧文件。”
“这我听说了。”
“纸里面有四个人名字，它们出现了好几次，你的名字，还有另外三个人名字：埃历克斯•史朗斯基、亨利•利贝尔、依丽娜•德佐夫。有一张纸上最后写着一行字，是最后的一行：“如果他们被抓住了，那就只有祈愿上帝帮我们了。“我现在也希望你能帮我。”
她的面色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很长的时间里，她一语不发，只是透过那黑色墨镜注视着我。然后她缓缓摘下眼镜，我看见了她的眼睛，那是一双大大的，深棕色的，极其美丽的眼睛。
我探问道， “这行字是不是让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她迟疑了一下。“是的，是有些感触。”她神秘莫测地吐字回答。她沉默了好久，并转首凝视着远处，当她又回过首来看着我时，轻声说道：“告诉我你知道的其他情况，麦西先生。”
我将身子靠回椅背。“还有就是我发现的那张文件封面，你想看一下吗？”
安娜•克霍列夫点了点头，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复印纸递了过去。
她读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将纸放在桌上。
我扫了一眼那张纸，里面的内容我已经念过好几遍了，不用看就能背出来。

雪狼行动.
机要文件，中央情报局，苏维埃行动处.
切记：所有有关这项行动的复制文件
和记录细节在使用过后予以销毁，
重复，予以销毁.
绝级机密，重复，绝级机密.

当她再抬头看着我时，脸上并没什么表情变化。
“那么说，当你读到这个以及其他几页文件时，你意识到你的父亲不是自杀，以及不是死在你被告知的那一天，你意识到了他的死或许藏有更多的内幕，而兴起了念头去寻找答案？”
“是的，不过我被告知这件事目前仍然属于一项绝级机密，我必须签一份担保声明书，要守住这个机密。”
她将香烟揿灭在烟缸里，似乎颇觉好笑地说道。“是的，我听你的兰格里的朋友讲了这件事的经过，麦西先生。”
“那么你一定也知道，他们告诉了我，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你，要看你是否会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东西。”
“你想要知道什么呢？”
“我父亲死亡的真相，有关雪狼行动真正不掺假的内容，还有我父亲在冷战高潮期怎么会最终葬在莫斯科的一个公墓里。”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走到阳台边。
我朝前倾着身子，“照我看来，我父亲卷进了一个高度敏感的秘密事件里，高度到他们到现在仍不愿意谈论，我所谈的不是什么普通秘密，我谈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秘密事件。”
“为什么说特别呢？”
“因为跟我谈话的兰格里的那些人在事过四十年后，仍然想要掩盖事实真相，因为我父亲卷入这个行动时，正是俄国和美国互相仇视的年代。而你是这世上唯一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人，唯一一个知道我父亲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测的人，”我看着她的侧影，“我说得对吗？”
她没有讲话，我看着她继续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吗？我失去我父亲有整整四十年了，这四十年里我没有一个能与之倾述心声，从其得到慈爱的父亲，这就好象在我的人生里长时间地留下了一个空洞，直到最后成为一种惆怅的回忆，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他是自杀的谎言阴影下。而你——你是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是为了什么缘故死的。我想得更多的的是从情理上讲，你欠我一个回报，一个解释的回报。”
她没有回答，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我说道，“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在莫斯科跟我会面，而不是在其他地方？我听说你以前逃离这个国家，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安娜•克霍列夫沉思了一会儿，“我想简单的原因就是我非常想到你父亲的墓地去看一看，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墓，而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那第二个墓，紧贴着我父亲的一个，上面同样也是一块没有标记的石碑，那是谁的墓？”
她的脸上闪过异样的表情，那是一丝悲伤的浮现，她说道， “那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出类拔萃的人物。”
“谁呢？”
她远眺着这座城市的景色，凝望着那通向克里姆林宫的红墙，看起来她心里犹自盘桓不定。她久久地伫立在那边。终于，她转过身来看着我，人一下子变得那么地温婉柔和。
“你知道吗？你很象你的父亲，他是一个好人，非常好的人。你刚才讲的都是事实，”她沉吟了一下，“你说得对，所有这些痛苦和隐瞒都应该得到一个解释作为回报，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这里。告诉我，麦西先生，你对约瑟夫•斯大林都了解些什么？”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一下子弄得摸不着头脑，我怔怔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不算很多，我猜想对有些人来说他是一个伟人，而对其他的人来说则是一个恶魔，这要看你是站在哪一方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本世纪最大的独裁暴君，他们说由他一手造成的死亡人数即使不比希特勒的多，也已经跟他一样看齐了。战后八年，他死于脑溢血。”
安娜•克霍列夫情绪激动地猛摇着头：“有两千三百万个死难者，这还不包括那些大战中因为他的愚蠢而白白送命的人。两千三百万个人哪！都是他自己的子民百姓，就被他随意屠杀了。男人，女人，还有孩子，被任意宰杀，有的被枪毙，有的被送到比纳粹集中营想象中还要来得恶劣的劳改营里去等死，这都是这个有史以来最残暴的人干下的罪孽。”
我不由得身子一凛，震惊于她那一下子变得悲怆的语调，“我不明白这跟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有什么关系呢？”
“不，事情的方方面面都是与此有关。当然，斯大林早已经死了，但决不是象历史书上记载的那样死去的。”
我僵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安娜•克霍列夫则是一脸的严肃，最后她说道，“我想我要讲给你听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这还得从一件发生在瑞士的事说起。”
她突然间莞尔一笑，“你知道吗？这四十多年来，你还是第一个人听我讲述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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