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创作需要新的哗变——2008年中短篇小说创作概述

鲁太光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创作，仍处于八十年代“文学爆炸”“影响的焦虑”笼罩下——那次巨大的“爆炸”所释放的艺术能量（包括精神上的独立性、情感上的真诚性、思想上的多样性、形式上的新奇性）已基本消耗殆尽，而新的艺术能量又未能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凝聚起来，将去的未去，将生的未生，一切都处于变动不居中，导致当前文学创作流向晦暗不明。然而，整体晦暗是真，局部时有闪光之处也是事实。所以，阅读的感觉，恰如穿行在无边的黑暗中，在心为黑暗所浸染而失望时，却猛地看到热烈的灯火在闪烁，失望的心禁不住再次活跃起来。我将从对当前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负面因素的批评开始自己的论述，理清道路后，再与您一起向灯火阑珊的光明前进。

　　1、?沉重的肉身

　　纵览2008年中短篇小说创作，最引人注目也最令人忧虑不安的是：沉重的肉身羁绊了文学的高蹈。我做了一个抽样调查，从所阅读的文学期刊中随机抽取了四本，统计发现与身体（性）有关的小说占该刊所有小说的比例由低到高排列分别是：40％，　57％，63％，71％，平均比例高达58％。这个数据应该有一定的说服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小说中，对身体的描写基本上与精神追索无关，与情感张扬无关，与苦闷的象征无关，甚至与叙述也没有什么关系——作者只是为写身体而写身体，似乎离开身体就不会写作。正是这种整体无意识才令人忧虑和担心。

　　“学术领域反思自身的一个方法是回顾自己的历史。”这一观点已越来越成为学界共识，因此“再现”身体在新时期文学后的发展和变形，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判断：新时期伊始，身体在文学中的出现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因为此时身体的出现是对此前革命文学的激烈反动，标志着所谓人性主义和新启蒙主义的复苏，所以这时身体所展现的文学一半是“肉”的挣扎，一半是“灵”的张扬，具有相对较大的能量，再加上它在文学中长久缺席，所以一浮出历史地表，就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惊感，在文学界引发“轰动效应”；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以“私人化写作”为先导，身体逐渐脱离宏大叙事而专注私于人经验，并逐渐确立了自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自闭和半自闭之中，但却点燃了此前少有人关注的潜意识的幽微之火，其传达的体验细腻而深刻，破碎而痛楚，具有一定的价值；在此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消费主义弥漫，身体再次离开自身，走向市场，演绎欲望神话，其极端是“身体写作”和“下半身写作”等，此时，金钱已彻底捕获了利比多的“芳心”，并将其变为纯粹的“欲望机器”。

　　与沉重的肉身有关，2008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令人失望的另一现象是情感题材小说总是讲述失败的故事，而且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有关这个问题，阿袁的创作极富代表性。阿袁的创作如抽丝剥茧，极其细腻，直追“失败”背后复杂的情感与心理纠葛，并顺藤摸瓜，探究其现实根源。因此，她所呈现的“失败”图景令人触目惊心，疼痛不已。

　　《俞丽的江山》（《小说选刊》2007年第12期）　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令人伤心的故事：如果排除男权主义话语压制因素而观察的话，对女性而言，她的江山一半是事业，一半是以丈夫为本位的家庭。俞丽的江山原本固若金汤——在单位里顺风顺水，在家庭里恩恩爱爱。然而，由于丈夫陈安颇有心计的女研究生朱小七的出现，她的半壁江山岌岌可危了，摇摇欲坠了。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俞丽可谓殚精竭虑：好言相劝，委婉感化，摔摔打打，指桑骂槐，晚出早归，盯梢看护……然而，机关算尽却奈何不了他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百般无奈之余，俞丽也想“痛并快乐”一把，然而，短暂的放纵却让她倍感寥落。双重失望之后，她只好撤退——回到厨房，为携朱小七外出即将归来的丈夫炮制一道美味，并在炮制中“发誓”与丈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的，尽管风雨飘摇，尽管朝不保夕，但俞丽却想以隐忍换和平，保住自己爱情的坟墓——婚姻，保住自己婚姻的躯壳——家庭。

　　然而，这样的隐忍中包含着多么巨大的屈辱的力量啊。这力量如不断积攒的火药一样，咝咝作响，随时要炸，炸他个地覆天翻。

　　这炸药终于爆炸了，隔了将近一年之后，在《郑袖的梨园》（2008年第10期）中轰然爆发。如果从因果逻辑上看，那么《郑袖的梨园》是《俞丽的江山》的“姊妹篇”，或者说，《俞丽的江山》是《郑袖的梨园》的“前传”。俞丽所吞下的委屈和屈辱，都变成了郑袖心中的怒火和怨气，使她将自己变成了一枚美丽的炸弹，随时准备往那些第三者插足后组织的家庭里“钻”，以颠覆这些重组的“幸福之家”。
　　但正如俞丽的隐忍是一种情何以堪的失败一样，郑袖以暴易暴式的自我“爆炸”仍然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失败，一种残酷的失败。这种前赴后继的“失败”，使我们在唏嘘中赞叹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手法时，也禁不住站在情感的废墟上再次追问：文学何为？

　　毋庸质疑，许多作者所描绘的失败的情感是对失败的现实的真实反映，然而，其批判力的消减和丧失却无法使我们满意，因为文学毕竟不是复印机和扫描仪，而是国民前行的精神灯火，是废墟上盛开的理想之花，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后必须重新高举的希望的旗帜。

　　我的问题是：既然我们的前辈能在没有爱情的自由的时代为我们写出了自由的爱情，在没有婚姻幸福的时候为我们写出了幸福的婚姻，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我们的前辈那样，用我们的心和笔，用我们的爱和恨，重新“写”回原本属于我们的爱情、自由和幸福？鉴于此，我认为情感题材小说创作需要新的哗变。

　　在这一点上，苏苏的《月在城外，人在城中》（2008年第9期）做了有益的探索：一位孤居的中年男士，一位丈夫植物人的中年女性，他们似乎最有理由走到一起，他们也确实走到了一起，除了“缘分”的因素外，也有一点点“本能”的因素在里边。然而，这样的“在一起”是多么的艰难——她心里始终放不下已成为植物人的丈夫，因而每每与他在一起时就惊惧不已，愧疚不已，因了她的惊惧和愧疚，他也把她的植物人丈夫当了自己的参照物，渐渐平静下来，两个人的关系甚至因此“无疾而终”。叙述到此，小说似乎可以“完美”收尾了。但出人意表的是，高潮却刚刚开始：一年后，当因患肿瘤而有些消沉的他回到家中时，却发现她在那里等着他——她的植物人丈夫已经“走”了——说自己永远也不会离开他了，要和他一起慢慢变老……

　　我之所以肯定这篇小说，是因为这篇小说不是以欲望为动力的小说，相反，这篇小说的动力是真正的情感——爱情和亲情，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情感驱动力，使小说在简洁、朴素、婉约的叙述中向爱、自由、幸福，甚至自然的本能表达了适当的敬意。是的，在物欲横流的文学中，这样的敬意似乎微不足道，然而，开始的一小步，必将是未来的一大步。因此，这篇小说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弥足珍贵。

　　2、?底层文学的迷思

　　底层文学是2004年前后以《那儿》等作品的讨论为引爆点而点燃的当时在文学界引发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在理论兴奋和创作激情推动下，除《那儿》外，还出现了一系列如刘庆邦的《神木》、胡学文的《淋湿的翅膀》、罗伟章的《我们的路》等既具有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又具有强烈的悲悯情怀的优秀作品，极大地冲击并改变了此前“纯文学”、“市场文学”　、“主旋律文学”三家三足鼎立，瓜分文学天下的大势，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崭新的元素。

　　然而，短暂的兴奋之后，底层文学又逐渐沉寂下来。当然，初期的激情之后适当的沉静和沉淀是文学思潮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文学创作取得实绩的必然要求。但底层文学的沉寂却与这种规律性的表现有所不同，因为当我们说底层文学沉寂的时候，有关底层文学的话语并没有平息，反而持续高烧，甚至有些“喧哗与骚动”的意思。事实上，正是在这种“喧哗与骚动”中底层文学陷入沉寂乃至低沉之中，或者说，正是这种“喧哗与骚动”使底层文学陷入写作的迷思之中。

　　然而目前无论是底层文学创作还是研究都尚未达到“左翼文学”的高度，而基本上停留在批判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高度上，只是在理论上向前迈了一小步——呼吁底层文学写作汲取“左翼文学”传统经验。但这样的呼吁是困难的，因为“左翼文学”是文学找到历史主体之后的自我展开，因此意识形态色彩是鲜明的，其艺术特色也是鲜明的，在当前社会分化仍在继续、底层主体尚未形成的条件下，这样的呼吁是必要的，但必然是艰难的。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8年的底层文学创作波澜不兴，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只出现了葛亮的《阿霞》（2008年第3期）、海飞的《像老子一样生活》（2008年第8期）、朱山坡的《陪夜的女人》（2008年第10期）等佳作：葛亮以一名实习大学生清洁的眼睛为镜头，让我们“目睹”餐馆打工女阿霞“疯癫”的故事，从而以隐喻的方式表明阿霞的“疯癫”其实是我们生活的社会“疯狂”的征兆，展示了敏锐的洞察力；海飞则以一位自称“老子”的女公交司机国芬不如意生活中的坚忍和乐观为载体，呈现了生活和艺术的复杂性以及精神的超越性；朱山坡则以陪夜的女人的敦厚、隐忍、耐劳，特别是以她与垂死的正德老人口中念念不忘妻子“是一个好女人”（小说暗示她们都出卖过身体）的巧妙联系，打通历史隧道，使我们再次看到所有“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爱”与“美”，特别是当她驾一叶“像鬼船一样”的扁舟在江面上飘摇而逝时，我们似乎看到她与她的姐妹们撕开时间的帷幕，仪态端庄，表情肃穆，整齐走来，叩问苍天，叩问大地。

　　关于底层文学，我想强调的是：正如它的发生不是文学对现实的发现和拯救而是现实对文学的馈赠和拓展一样，它的发展同样不必依赖于知识精英的高高在上的“指点”，特别是那些别有用心的道德说教，而是必须立足于对日趋激烈丰富的生活的观察、体验和升华，所以，真正立志于严肃的底层文学创作的作家，必须扑入火热的生活中去，不仅要书写底层生活的苦难无奈和幸福快乐，而且必须去挖掘这苦难无奈和幸福快乐的情感根源、思想根源、精神根源和社会根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根，找到自己的未来。由此，我认为当下的底层文学创作需要新的哗变

　　3、都市题材文学创作

　　相对于农村而言，都市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和经验，因而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与农村题材作品写作相比，都市题材作品写作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实践，这也是好的都市题材作品十分稀缺的原因之一。作者不仅要从根上现实地把握都市的来龙去脉，而且还要洞察这期间被时间灰尘和话语陷阱所掩埋、遮蔽的情感、观念、精神活动而哲学地理解都市，换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关于都市题材作品的创作，作者既要看到都市这座金字塔厚实的塔基（社会变迁史）、延展的塔身（情感和观念的形成史），还要看到纤细的塔尖上那闪闪发光的“明珠”。

　　正是由于这样的高度和难度，在我的阅读视野内，好的都市题材作品十分鲜见，说得严格一点，在2008年我的阅读记忆中，大概只有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2008年第3期）和《月色撩人》（2008年第11期）才能纳入这个范畴。《骄傲的皮匠》以来自乡下的小皮匠根海和上海里弄女性根娣这两个大都市里的小底层机缘巧合的认识、相濡以沫的照料、水到渠成的情感出轨以及命中注定的无疾而终为主线，既勾勒出了上海浮华底下的朴素和扎实，更巧妙地以人的情感为“抓手”抓出了空间（上海与苏北、都市与乡村）之间的情感关系，从而巧妙地书写了都市的“前世今生”。《骄傲的皮匠》是现实的花朵，《月色撩人》则是意念的花朵，诚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言，小说里的几个男女完全是“空穴来风”，但就是这个意念里的碎片，作者却在想象中安妥了他们的出身，安妥了他们的情感，安妥了他们的灵魂：在如幽暗的花朵一样的酒吧里，画廊里，地铁里，甚至自我封闭的公寓里。当然，作者仍然没有忘记隐约地点出他们的“前史”——空间上的乡村和异域，时间上的过去（革命时代和改革时代），然而这点出却只能使他们的“今生”更虚幻，更朦胧，成为迷离的“海上花”。

　　毫无疑问，王安忆的这两篇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准确地抓住了都市的本质：《骄傲的皮匠》在社会变迁史的底色上涂抹出都市底层的现实情感画面，而《月色撩人》则在都市情感的戏剧中渲染出了“颠倒”的都市魂魄——正如他们是在黑白颠倒中活跃肉体的一样，他们也是在观念与现实的颠倒中活跃精神的，甚至连作者的写作方式也完全是“颠倒”式的——先有意念碎片，再有性格塑造，后有戏剧展开……

　　然而，即使有精彩如斯的都市题材作品出现，我仍然觉得遗憾不已，因为从整体上看，我们对都市题材作品的书写大多是颓废的，更不要说有的写作者在误解中将颓废理解为无聊中的欲望放纵。几乎没有任何书写工人等底层兄弟姐妹一样团结生活、工作、斗争的文字，甚至连描绘这一过程失败的文字也没有，而这，却是都市庞大躯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4、?历史、先锋与现实

　　宽容的历史精神和连续性的观察视野的出现，是当下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一个值得肯定和期待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精英们在历史问题上总是那么苛刻，那么喜欢“今是而昨非”，以至于有识之士曾不无感慨地比较说：“美国历史比起中国来并不算长，但几乎大大小小的领导个个都被认为是伟人，而我们多少年来总习惯于非议和否定前人，甚至不把前人骂倒自己就不能前进似的，少了几分理解和尊重，少了几分温情与敬意……”　这种对历史和前人缺乏尊重和温情的表现，在文学中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禁引人深思：这样刮风似的“否定之否定”意义何在？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2008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偶尔闪现的历史宽容精神表达由衷的敬意，因为正是这样的宽容精神丰富了2008年历史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使其呈现出“不一样”色彩。这种宽容精神不仅体现在以沙玉蓉的《井口那片天》（2008年第12期）等为代表的在历史背后挖掘人性光彩的传统历史题材作品中，而且更体现在以叶广芩的《盗御马》（2008年第5期）和阿成的《买车简史》（2008年第2期）等为代表的当代历史题材作品中：叶广芩的《盗御马》以四十年前的知情生活为切入点，拉开时间悠长的大幕，使我们重新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及其间引而不发的艰难和温情，因此，这不仅是知情一代对青春岁月的回顾，更是对整个历史进程的一种同情和关照，既激情洋溢又理性克制，梗概而多气，感人至深；阿成的《买车简史》以“我”这位老“车豁子”从骑车上班到打车上班，从开公家车到筹划买私家车的人生历程为纽带，领着我们一路驶过坑坑洼洼的数十年岁月而进入“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像许多粗鄙的写作者那样，以“今天”的物质丰富否定物质贫乏的“昨天”，而是恰恰相反，在展示“今天”的进步时也没忘记往昔峥嵘岁月中的艰苦奋斗精神和意气风发，在刻画“今天”的丰富时，也没有忘记提示这给人们带来的“幸福的烦恼”，展示了连续性的历史视野和智慧的人文情怀，具高度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

　　先锋的艺术精神与深刻的现实精神相结合熔铸出“有意味”的作品，是当下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又一难得的亮点。上文我们已经说过，当代文学创作中一个不好的倾向是“今是而昨非”，这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往往使我们泼洗澡水的时候连孩子一起泼掉了，如我们在谈先锋文学的时候，绝口不提现实的因素，而现实主义回归后我们又往往不提甚至全面否定先锋的艺术探索精神。2008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显示，我们的部分宽广而智慧的作家似乎意识到了这种偏颇，因而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纠正这种倾向，创作了一些形式、内涵俱佳的作品。

　　在这个方面，韩少功的《第四十三页》（2008年第2期）具有典范意义：作者重操已被我们许多作家“扬弃”乃至抛弃了的“原小说”艺术技法，举重若轻地将阿贝这个新新人类放置到那个被妖魔化了的时代中去，让他艺术地“活”了起来，自行其是，使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并置沟通，焕发出一种令人惊讶的艺术魅力。这使我们遗憾地认识到：在落花流水中，“先锋文学”竟也成了“被背叛的遗嘱”。

　　韩少功的《第四十三页》很可能是出于一位“过来人”的艺术自觉与反思，与此相对应，那么李辉的《寻找王金叶》（2008年第5期）和陈集益的《城门洞开》（2008年第10期）则很可能是年轻作家们探索中的顿悟。正如李辉在创作谈中借对魔幻现实主义鼻祖胡安？鲁尔弗的评价所表述的那样：“我以为他十分注重形式，但他十二分重视的却是墨西哥人民的喜怒哀乐。”　在“十分”形式与“十二分”现实之间，李辉找到了艺术的黄金分割，因而在《寻找王金叶》中，塑造了温连起这个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艺术形象，表达了结实的现实追问：尘世喧嚣中，善良何在？温连起在寻找，李辉在寻找，我们也在寻找……陈集益的《城门洞开》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以一位癫狂得在现实中无法立足的父亲的悲剧，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城乡分离这一空间分割给农民造成的伤害，这伤害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

　　这些作品先锋的艺术探索和深刻的现实精神完美结合而产生的艺术光彩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感慨：艺术之美有意味地存在于现实之中，而现实之美也有意味地存在于艺术之中。

　　5、?新元素、深度与“美的回归”

　　文学新元素的出现，也是2008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不时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原因，这新元素主要体现在真正的“八零后写作”中。

　　著名的政治学者尼格瑞和哈特在他们闻名于世的合著《帝国》一书中有一段大意如下的话：今天，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不仅要懂得文学实践和理论，而且还要熟悉经济学上的“生产”内涵和流程；同样，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不仅要熟稔经济理论和实践，而且还要懂得“话语”的生成奥妙。因为，今天文化与生产已空前地结合在一起，不洞察“生产”则无法全面把握文化的本质，而不明白“话语”的奥妙也根本无法全面把握“经济”是如何被叙述出来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生产在中国的日益发达，这段论述越来越为中国的文化研究者所认可。在这个问题上，“八零后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范本。从总体上来说，如雷贯耳的“八零后写作”与其说是文学的胜利，不如说是市场和“生产”的胜利，或者换个说法，是“书商”的胜利，所以，其文学成绩值得谨慎评估。也正是从这个层面出发，我认为当下的“八零后写作”遮蔽了真正的八零后一代写作成绩的展示，阻碍了八零后一代文学精神的张扬。

　　幸运的是，这一趋向已出现被扭转的苗头，因为部分“八零后”作者已突破市场的包围，携带着新鲜的文学元素出场了。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我认为笛安和祁又一这两张“新面孔”的出现意义深远。笛安的创作是“幼稚”的童年视野和“深沉”的人间情怀的完美结合，在出人意表而又犀利通达的“童话”中悲悯的关怀之心纤毫毕现。《圆寂》（2008年第11期）可以说是体现笛安创作特色的代表作，小说以残疾人袁季和风尘女普云穿越半生的三次相遇为载体，呈现了作者因看破生死而进退有据的写作风范，冷静平和，饱满大气，既展现了充足的艺术功力，又展现了超越的心灵力量，令人叹为观止。祁又一的《失踪女》（2008年第8期）则展现了不同的新元素：青春、时尚、苦涩，以及在“一无所有”中呐喊的摇滚精神。小说也写酒吧、爱情等当下青春文学中的流行元素，但作者写这些却不是为了炫耀颓废的光荣，而是为了展现摇滚青年们漂泊的精神之旅。更重要的是，在对“王子”和“公主”一波三折的情感故事的叙述中，袒露了作者“轻松”（但拒绝轻浮）的人生态度——张开双手，拥有世界；握紧双拳，失去所有。这种深刻的“轻松感”似乎是我们的文学此前从未触及过的内容，也许，它预示着中国真的到了一个新时代的路口？

　　2008年，文学从不同的角度向纵深挺进，因而出现了一些有深度的中短篇作品，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欣喜的现象：尹学芸的《曹翠芬的一条大河》（2008年第11期）以曹翠芬这位不愿向现实屈服的女性在命运的河流中艰难泅渡，绝望地眺望彼岸却永远无法抵达的悲剧，生动地再现了“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古老而又伟大的文学母题的灿烂光辉，使曹翠芬成为现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一个可以立得住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曹翠芬的命运就是“祥林嫂”的命运在当代的延伸；央歌儿的《大战》（2008年第6期）则将“成长的烦恼”这样的青春故事放在当下教育困境、婚姻困境、情感困境乃至价值困境的经纬中展开，于深广的社会画面上凸显“残酷青春”，令人掩卷难忘；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2008年第7期）以“我的祖母”缓慢的人生为起点，探讨生命的真谛，使我们在越来越快的当代生活中能停顿片刻，回头望望我们一路走来的那条尘土飞扬的大路，那条大路尽头或热闹或荒凉的村庄，以及村头那日渐苍老的浮云，因为，那正是我们无法割舍的根；尹守国则在默默的艺术实践中探索乡土社会的真意，而且他果然发现了其真意：乡土社会即“人情社会”，所以，他就在作品中表现这个“人情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动荤》（2008年第4期）中，他以一位老人除夕的反常举动为包袱，并在包袱的解开中勾勒出了一幅乡土这个“人情社会”里父慈子孝的温暖场景，而在《家事村事》（2008年第11期）中，他则将夫妻吵架的“家事”演绎成村长下课的“村事”，让我们在观赏“乡村政治舞台剧”的同时，深深地体验了乡村这个“人情社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微妙。杨守知的《大喇叭》（2008年第4期）则把乡村选举由“白天鹅”退化成“丑小鸭”的过程淋漓尽致地和盘托出，不仅引发我们对乡村政治，对民主形式与内涵的深入思考，而且引发我们对“中国经验”的重新思考，这是近年日益匮乏的“文学干预生活”的有力实践。

　　最后，2008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一个无法忽视的亮点是“美的回归”。美是生活的重要元素，在物欲横流、丑陋肆虐的今天尤其如此，所以这种回归同样意义深远。迟子建的《一坛猪油》（2008年第6期）在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中，让我们体验闪烁着神圣纯洁之光的爱情之美。鲁敏的《离歌》（2008年第7期）则在干净疏朗的叙述中，修筑了一座“渡桥”，让我们体验了难得的生命之美，甚至连死亡也美得令人心安。何延华的《嘉禾的夏天》（2008年第2期）则使我们体验了因善良而纯粹、因纯粹而高贵、因高贵而美丽的心灵历程。

　　尽管我是按照一定的次序描述上述文学现象的，但实际上这样的文学现象是不可能次第展开的，而是于混沌中逐渐凝聚凸显的。换言之，即我朦胧地感觉到的这些亮点，是整体的文学律动在不同侧面的特异表现，是八十年代“文学爆炸”之后因过度使用而导致的文学能量真空的逐渐修复和生长，尽管这修复和生长显得缓慢而沉重，但这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过程。（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