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自相残杀和准噶尔的灭亡

准噶尔蒙古由于与清朝屡屡作对，康熙皇帝震怒之下，挂帅出征，将其彻底剿灭。“三步之内，不留活口”，由当初这血淋淋的军令，你可以想象到这场种族灭绝的惨烈，几十万人的准噶尔蒙古从此灰飞烟灭，至今只在新疆地图上留下一道荒凉的地名。我们今天在新疆旅行时去参观的“五彩湾”，即位于准噶尔蒙古的核心区域，由今天杳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你很难想象到当年准噶尔蒙古的牛羊成群和兵强马壮。

康熙十四年，四子部落蒙古军由宁夏进攻准噶尔蒙古军；之后，在太原、大同一带设防。康熙十七年，卫拉特蒙古一部东窜，掠夺乌拉特部，四子部落受命前往布防，对卫拉特蒙古严加防范。康熙二十九年，漠西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对清政府公开进行言语和军事上的挑衅，除卫拉特蒙古的部分部落外，蒙古各部大都反对噶尔丹的主张，尤其是与清室一向互为唇齿的“科尔沁系列”。四子部落亦于是年挑选精锐士兵赴图拉河侦察准部动向。当时正好噶尔丹千里追袭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于是四子部落蒙军在归化城协防，不久战事缓和而撤返牧地。康熙三十五年，清军与噶尔丹在昭莫多(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决战，双方都投入精锐兵力数万。四子部落蒙军在大将军费扬麾下也参加了该次战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清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噶尔丹从此一蹶不振。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败亡，战争平息，四子部落蒙军获得清廷嘉奖。

宇内硝烟依旧未能散尽，雍正九年，准噶尔部首领不甘心“平淡”，非要在西域打出一个强大而完全独立的准噶尔汗国，并不断袭扰清国边境，这显然并非适时之举，草原帝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的新首领噶尔丹策凌是个彻底的冒险主义者，可惜的是，他除了自己之外，还将整个部族(约六十万人口，是当时全蒙古最大的部族)绑在了战马之上。是年，四子部落应清室之召，又出兵与清军一同作战。清军与准部的战争历经多次，断续绵延到乾隆年间。战争胜利后，倔强的准噶尔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广袤的天山南北，被杀得见不到一顶蒙古包(清军行军中只要见到准噶尔毡帐，便纵马而至，以快刀断其“哈纳”—编织蒙古包围圈的柳条，蒙古包随之坍陷，再戮其间蠕动者，其状言之不忍；准噶尔人即使警于马蹄声而立于蒙古包外，但以一家老幼面对精锐八旗，唯引颈受戮而已)。蒙古其他各部与准噶尔部作战时，丝毫不会因同语同族而手软。一则准部在蒙古诸部中最为强大，其他各部多惧且恨之；二则在蒙古人的心目中，更多的是部族概念，故令满洲人有隙可乘，分而治之。历史上“兄弟阋于墙”，作“煮豆”之急的恨事屡见不鲜。

准噶尔部在反抗征服的过程中，那些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蒙古民族英雄，没有人还记得他们。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地理名词。

土尔扈特部源出历史上的克烈惕部，其早期历史可上溯到八九世纪的九姓鞑靼。土尔扈特部始祖为翁罕。12世纪后半叶，翁罕为克烈惕部首领，其时人口众多，兵强马壮，在蒙古诸部中被尊称为“也可汗”（大皇帝），而此时的铁木真，童年丧父，屡遭磨难，身处逆境。因翁罕是其生父也速该的“安答”(异姓兄弟)，有着“亲宜世继”的关系，便成为铁木真最理想的保护者和同盟者。宋庆元5年（119年）当铁木真援助翁罕击败了乃蛮部的袭击后，两人在土兀刺河再次结为父子，确立了“父子安答”的关系。

土尔扈特部（克烈惕）12世纪时游牧于蒙古高原偏北地区。此后随着铁木真部落的崛起和元朝的建立、灭亡，该部落逐渐衰落，并向西部游牧，正是这个阶段，克烈惕部分易名为土尔扈特。

明朝末年，居于我国北方和西北的蒙古民族分作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游牧在青海、新疆一带的厄鲁特蒙古又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亦称四卫拉特。他们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土尔扈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西北雅尔（今新疆塔城西北及俄罗斯境内乌拉札地区），16世纪末17世纪初，其西部牧地已达额尔齐斯河上游、伊施姆河一带。

在这种形势下，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带领下，连同附近一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众，共约5万帐19万人，于1628年（明崇祯元年）离开了塔尔巴哈台和额尔齐斯河中游西岸的原游牧地，经过长途跋涉和无数次战斗，击败了途中阻拦的诺盖人，越过哈萨克草原，于17世纪30年代，向西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南北两岸的广大草原。

伏尔加河中下游草原曾是强大的钦察汗国的心脏地带。钦察汗国瓦解后，这一地带属于阿斯特拉罕汗国，16世纪50年代被俄国征服。由于长期战乱，原住的游牧民大批走散，俄国一时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开发，所辖军民集中于为数不多的据点而已。留里克王朝绝嗣以后，俄国经历了二十年大混乱时期，直到1618年才在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恢复正常，而这个新王朝又长期把力量集中在对付西方强邻波兰上。所以，当土尔扈特人来到伏尔加草原时，几乎如入无人之境。俄国阿斯特拉罕边区军政当局只能坚守城镇，根本无力制止土尔扈特人占领草原。

土尔扈特人把这里看作是休养生息、发展牲畜业、繁衍部落的理想境地，放牧牲畜，逐水草而居，行围猎之利。活动范围，东至乌拉尔河，与哈喇哈尔榜为界，西至顿河，界图里雅斯克（即土耳其），南至黑海北岸哈萨克地区，西至萨拉托夫，接俄罗斯国境。部落居住中心是在伏尔加河与乌拉河之间的马怒托海，部落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牙帐设于伏尔加河支流的阿赫图巴河。在这里，他们遵循古老部落组织的习惯和观念生活着，“置鄂拓克，设宰桑”，管理部众。按照传统政治制度建立的议会组织“固尔札”，是本部最高的议事、决策和权力机构，经常商定部落内外大事，制订法律和执行部落传统的习惯法，解决部落之间的矛盾、争议和各种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和部落的稳定。土尔扈特人敬佛诵经，按蒙古习俗生活，并一直保持和加强与其它卫拉特部及内地的联系，从无间断。

当时，俄国政府的实际控制力量虽然尚未达到辽阔的伏尔加河草原，可是当土尔扈特在这里建立起新的游牧生活之后，沙俄政府立即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早就与俄国人打过交道的和鄂尔勒克，“在认识俄国人的初期，就对俄国人的道德品质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根本就“没有宣誓隶属俄国之意”。

16世纪中，沙俄用武力相继占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和诺盖汗国后，接着就把侵略魔爪伸向其觊觎已久的土尔扈特蒙古，侵略破坏活动连续不止，曾遭到土尔扈特人的抗争。

1643年，和鄂尔勒克率部进攻俄占阿斯特拉城，在战斗中牺牲。沙俄鉴于土尔扈特有相当的实力，企图在四卫拉特中进行分化瓦解，1642年，沙俄利用土尔扈特部和准噶尔部的矛盾，派遣克列皮可夫见巴图尔洪台吉，诱骗他和沙俄合作，用武力联合进攻土尔扈特部，遭到拒绝，后又企图拉拢和硕特部阿巴斯一起进攻，也未能得逞。

面对沙俄侵略的威胁，和鄂尔勒克子书库尔岱青并没有在沙俄淫威下屈服，而是继承其父遗志，对沙俄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认为“自己有权在草原上游牧，在河流中航行”，因为“土地和水是佛的”，并对侵略者说：“他们永远不当谁的奴隶，除神以外，他们不怕任何人”。1646年（清顺治三年），沙俄为了达到控制土尔扈特的目的，乘书库尔岱青赴西藏熬茶礼佛、晋拜达赖喇嘛之机，在土尔扈特贵族中，大肆进行煽动，诱骗他们“要求俄国保护”，但其企图也落空。之后，又从军事上施加压力，在土尔扈特部沿边周围，修筑军事要塞，屯驻侵略军，并不断对土尔扈特部进行骚扰。在武力威胁因遭土尔扈特部众反抗未能奏效后，即转换策略，采取政治手段，在贵族中进行威胁利诱和分化瓦解，以图达到控制土尔扈特并使其归顺的目的。如沙俄妄图以升官和物质引诱书库尔岱青及其子朋楚克等人来归顺，均遭他们的拒绝，其妄图直接统治土尔扈特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至1659年迫于俄国的压力，土尔扈特在形式上臣服于沙俄。于是，在伏尔加草原形成了一种双重主权的特殊状态：俄国享受形式上的最高主权，土尔扈特人保持着实际上的内政独立。尽管如此，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仍然“独立行动，甚至进攻沿伏尔加河诸俄罗斯城市”。土尔扈特人的不断反抗，使俄国政府无法实现对他们的彻底征服。于是俄国当局又采用了另一手。他们强迫土尔扈特放弃自己信仰的佛教，改宗东正教，企图由此驯服强悍善战的土尔扈特。“俄国无所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施加洗礼”，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然而，与俄国政府的愿望相反，“所有这些努力的最后结果都是同样的――激起了信奉佛教的游牧民族起来反对改宗正教的活动”。他们思念厄鲁特各部和亲人，怀念祖国，曾多次遣使向清朝政府朝贡。

17—18世纪，彼得一世统治沙皇俄国，为了适应其国内新兴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进一步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一方面，在南方夺取黑海出海口，和瑞典进行长期战争；为支撑战争的需要，沙俄在国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加紧征兵征税，同时，对邻近的土尔扈特蒙古等部，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并强迫土尔扈特部众当兵开赴前线为其作战，伤亡颇多，严重削弱了土尔扈特蒙古的力量。1673年（康熙十二年）后，沙俄又强迫土尔扈特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土尔肩特蒙古地区多种商贸经济特权，并进一步在政治上实行控制，公然宣称土尔扈特已属己有，因而遭到了土尔扈特人民的强烈反对和顽强抗击。17世纪中，土尔扈特人积极响应由俄国农民领袖拉辛率领的顿河、伏尔加河农民起义和巴什基尔人起义。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在阿玉奇汗（朋楚克长子）领导下，袭击了沙俄统治下的许多城市和地区，狠狠打击了沙俄侵略者对伏尔加河流域的势力。1724年（雍正二年），阿玉奇汗逝世，由其孙敦罗布喇什继位，沙俄乘机加强控制，并强制实行对土尔扈特汗的任命权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敦罗布喇什也故去，由其子渥巴锡继位，时年仅19岁。沙俄欺其年少，乘机将土尔扈特直属于汗的最高权力机构王公议会“固尔札”，强行隶属于沙俄外交部的控制下，其“固尔札”成员实行年俸制，并派官员直接进行管辖，干涉“固尔札”内政，以达到操纵“固尔札”、架空汗的目的。与此同时，沙俄政府又在土尔扈特内部另找代理人，任命策伯克多尔济为“固尔札”首领，以分化瓦解土尔扈特内部力量，与渥巴锡汗相对抗，进而驾驭之。

土尔扈特人崇信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他们熬茶敬佛，在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喇嘛教。这对维护土尔扈特蒙古内部团结及保持与卫拉特其它部联系方面起有重要作用。沙俄政府懂得要牢牢控制和占有土尔扈特，必须改变其宗教意识形态，断绝他们与蒙古各部和内地各民族人民的宗教联系，而代之以西方的宗教意识——俄罗斯的东正教，用上帝的旨意来驯服、奴役土尔扈特人，使之能在“上帝”的安排下，逆来顺受，自觉归顺沙俄的统治。为此，彼得一世甚至亲自发出谕旨，要求传教士学会土尔扈特语言，以便欺骗和说服土尔扈特人改信东正教。他们“无所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待人施加洗礼”，制造宗教矛盾和纠纷，对土尔扈特部众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妄图消灭喇嘛教，引起土尔扈特部众及僧侣的恐慌和公愤，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

在叶卡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沙俄国内以阶级矛盾为主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沙俄政府除了更加紧剥削和压迫国内的各民族农民外，对土尔扈特部也采取进一步掠夺、控制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沙俄一方面在其周围加强驻兵，以武力相威胁，形成包围之势；另方面，又派出大使基申斯科夫驻于土尔扈特部，对土尔扈特人的行动和动向进行直接监督，并从事一系列特务活动。为限制渥巴锡的权力，沙俄政府于1762年宣布改组土尔扈特议会“固尔札”，规定其成员与汗有同等的权力地位，以削弱汗的势力，并阴谋策划用投靠沙俄且已加入东正教的杜尔伯特贵族敦杜克夫来代替渥巴锡汗，建立傀儡政权，妄图使土尔扈特成为沙俄管辖的行政区域。面对土尔扈特固有的政权机构即将被废除，民族独立即将丧失的危机，土尔扈特部从王公贵族至广大的牧民都表现了极大的忧虑和不安。土尔扈特部一些热爱本民族和祖国的王公志士，为了使土尔扈特蒙古免遭灭亡和凌辱，挽救土尔扈特及其与祖国各民族的血肉联系和兄弟情谊，经过秘密酝酿，决定选择一条东返伊犁河流域的光明之路。

土尔扈特东返伊犁河流域的计划不是偶然的，而是它与祖国各民族人民长期交往和联系的结果。17世纪末的蒙古各部的形势是，继漠南蒙古之后，喀尔喀各部终于在1691年归服了清朝。于是在蒙古民族中，就只剩下东西相隔数干里的准噶尔和土尔扈特两个汗国，汗国为维护主权和独立而顽强奋斗。土尔扈恃汗国的实力比准噶尔汗国小，它的领土又离俄国政治中心太近，虽然伏尔加草原土肥水美，但属于东欧平原，无险可恃。加之远离祖先故土，思乡情浓，当感到俄国的压力越来越大时，土尔扈特首领的头脑中自然会不时闪现出迁回天山北麓故土的念头。

1640年（崇祯十三年），和鄂尔勒克和他的儿子不远万里来到塔尔巴哈台，参加了除已归附清朝的漠南蒙古外，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各部28位首领的塔尔巴哈台会盟，会上制订了有名的《蒙古厄鲁特法典》，其主要规定就是要蒙古民族联合一致，共御外敌。为了改善与准噶尔部的关系，两部部长子女相互通婚。和鄂尔勒克将女嫁与准噶尔巴图尔洪台吉，巴图尔亦将女儿嫁给和鄂尔勒克之孙朋楚克。后来当准噶尔和哈萨克人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时，土尔扈特部也派人参加。和鄂尔勒克重孙阿玉奇又将女儿嫁给巴图尔之孙策旺阿拉布坦。几代联姻，加强了土尔扈恃与卫拉特诸部的关系，导致土尔扈特和伊犁河流域同胞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的联系。

清王朝建立后，1646年（顺治三年），书库尔岱青等（均和鄂尔勒克之子）随着青海和硕特蒙古的顾实汗所进表贡“附名以达”。此后就不断遣使进贡，与清政府建立直接关系。清政府对于他们请求在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以马匹互市，以及“入藏礼佛”“谒达赖喇嘛”等要求，均予允许

1655年（顺治十二年）起，书库尔岱青曾多次遣使进表入贡，与清政府建立直接联系。其后，和鄂尔勒克子伊勒登、罗卜藏诺颜及子多尔济都曾于1656年（顺治十三年）和1657年（顺治十四年）相继向清朝贡献驼马，并要求清朝准其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进行茶马互市，允许他们去青海、西藏熬茶礼佛，皆被清政府接受。阿王奇为汗时期，和清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使节表贡不绝。

1699年（康熙三十五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和东蒙古，圣祖亲征，在昭莫多一战，噶尔丹军惨败。圣祖为防其窜回伊犁，断其归路，命策旺阿拉布坦在阿尔泰山堵截，阿玉奇汗也派兵千人前往策旺阿拉布坦设防。后噶尔丹兵败身亡，土尔扈特遣使至清政府祝捷。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阿玉奇嫂携子阿喇布珠尔由伏尔加河出发，前往西藏熬茶供佛，回归时途经准噶尔地，为策旺阿拉布坦所阻，无法返回伏尔加河。便“以准噶尔道梗，留嘉峪关外，遣使至京师，请内属”。要求清政府予以安置牧地。清政府允其所请，封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划嘉峪关外党河东之色尔腾为其游牧地。终定居于额济纳河流域—一便形成今天的额济纳土尔扈特部。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土尔扈特汗阿玉奇遣使萨穆坦假道西伯利亚和库伦地区至内地向清政府进贡，并协商接回阿喇布珠尔事，旅程十分艰难，历经两年多才到达。这是在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分裂叛乱、土尔扈特经由新疆到北京的通路阻断后，被迫寻求的与祖国联系的道路。萨穆坦一行历尽旅途的艰辛，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才到达北京。土尔扈特对祖国的向往，甚至连康熙也十分感动，所谓“上嘉其诚”。阿玉奇遣使臣萨穆坦假道俄罗斯境西伯利亚之后，土尔扈特部又遣台吉乌巴什多尔济和吹札布入贡上表。吹札布假道俄罗斯，历程三年才到达北京，受到清朝的重视和热忱接待。高宗在热河（今承德市）避暑山庄，亲自接见吹札布等人，赐宴万树园，并派遣官员护送其入藏熬茶献物。吹札布一行返回北京时，高宗又再次召见他们，详细询问土尔扈待人在伏尔加河下游的生活、生产情况和与沙俄的关系，吹札布介绍了他们受沙俄的侵略、压迫、剥削和奴役的遭遇与困境，一再表示土尔扈特是远离祖国的大家庭成员之一，并非沙俄属国，并为高宗绘制伏尔加河下游所属分布图。高宗对土尔扈特远队伏尔加河流域，历经艰辛，不断遣使来贡，加强与内地的密切联系深为感动，对他们十分重视和热情，每次来使回归时，均隆重相送，并赏赐大量金银财?、罗绫绸缎，以示抚慰于是，清政府决定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为使臣，前往伏尔加河流域，探望我国土尔扈特蒙古，并了解“所部疆域”。

1712年（康熙51年4月），清政府正式派出访土尔扈特蒙古图理深使团，使团主要成员有：太子侍读图理琛、厄鲁特人舒哥和米斯。另有随从武官3名，家仆22名，连同阿喇布珠尔所遣4人，总计34人，图理琛等假道西伯利亚出使伏尔加河。由于去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之道路为策旺阿拉布坦所阻隔，使团只能绕道俄罗斯境而行。使团于六月三日，由北京出发，经张家口，直北穿察哈尔蒙古至喀尔喀蒙古，再由楚库柏兴（今俄罗斯色楞格斯克）到西伯利亚，向伏尔加河下游进发。清政府由理藩院行文俄国当局，要求允许使团过境。沙俄对清政府所遣使团很猜忌，采取不欢迎态度，百般阻挠使团行动，使团行程很艰苦，直到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一月二日才抵达俄罗斯与土尔扈特的边界萨拉托夫。当阿玉奇汗及其部众，接到使团到达的消息后，欣喜万分，立即动员组织部众，整修毡帐，制作衣服和食品，作好一切准备，迎接祖国派来的亲人。同年四月十二日，图理琛等抵达阿玉奇驻地马奴托海。阿玉奇命各部台吉、喇嘛各率所属人众前往迎接，沿途陈设筵宴，排列牲畜，热情接待，欢迎仪式十分隆重，图理琛等人向阿玉奇下达圣祖谕旨，转达圣祖问候。阿玉奇激动地对图理深等人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他又说：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以此表示自己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充分流露出思念祖国故土之情。在宴席上，阿玉奇等王公贵族详细询问祖国各方面情况，表达土尔扈特人的对祖国的关怀。图理琛等交付了康熙的“谕旨”，转达了康熙的问候。图理琛等住了14天，每日盛宴，观看射箭、摔khuq等表演，彼此都“喜之不尽”。临行，阿玉奇的小儿子策楞敦多布送给康熙鸟枪一杆，并请代为转达他对康熙的祷祝。这些欢快、融洽和祝福，表达了土尔扈特对祖国的深厚情意。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使团在阿玉奇汗和土尔扈特人欢送下，离开伏尔加河下游踏上归途，并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回到北京，完成了圣祖交付的出使探访使命，受到嘉奖。

图理探访问团是清朝派往中亚的第一个使团，给土尔扈特蒙古族带去了清朝的慰问和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增强了土尔扈特部和祖国人民的联系与感情。这是清政府争取土尔扈特的重大措施，也是促使土尔扈特部以后下决心离开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大家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圣祖之后，世宗又于1730年（雍正八年）和1731年（雍正九年）两次向伏尔加河流域派遣使团探望土尔扈特亲人。

1730年所遣使团中，以满达伊为首的一部分人到莫斯科后，前往伏尔加河流域再次对土尔扈特部进行探望和慰问，表达了祖国人民的思念和心意。

1731年（雍正九年），世宗又遣以班弟巴依等人组成使团欲往伏尔加河下游探视，由于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人和祖国亲人的接触与交往，充满妒忌和恐惧，出于他们吞并和统治土尔扈特蒙古的政治目的，当使团到恰克图后，便对使团百般刁难，从中阻挠，并对土尔扈特部施加压力和威胁，终于迫使使团不能成行，中途折返，未能达到前往伏尔加河流域探视土尔扈特部众的目的。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这时俄国对土尔扈特的控制已经加强，但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仍遣使吹札布到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向乾隆呈献了方物、贡品、弓箭袋（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乾隆多次面见吹札布，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处境及与俄国的关系。吹札布说明了早年西迁的原因，申诉了土尔扈特部众遭受俄国压迫的痛苦。他说：“俄罗斯尝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科（土耳其）战，土尔扈特以兵助之，厥后稍弱，俄罗斯因谓其属,然附之也，非降之也。”“非大皇帝（乾隆）有命，安肯自为人臣仆！

1698年阿拉布珠尔回归后，受到清庭的封爵赐地。对留居伏尔加河流域的大部人马产生积极的影响。阿玉奇汗1724年死后，汗国内乱，他的妻子又向贵族们提议逃回故土准噶尔，但因这些密谋被俄国发觉而没能付诸实施。等到1761年渥巴锡继位时，已是准噶尔汗国灭亡之后的第4年。土尔扈待人所向往的准噶尔地区已成为清朝中国的新边疆。

【转自金诺人文论坛，文章起始来源及作者不详。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