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留下的财富：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鲁迅

在一个缺少甚至没有大师的年代，怀念和重温已经逝去的先贤，也许是一个追求理性的人在浮躁的社会里并不那么浮躁的唯一法门。

读鲁迅不能不读他的杂文，但是，最值得我们怀念的，似乎仍然是他的小说和散文。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从《孔已己》和《狂人日记》，鲁迅作品处处蕴涵着毫不做作的深刻。许多句子，如果单独拿出来，都是很好的警句，都足以代表一个深邃的头脑对生活乃至人生永恒的理解和感悟。

重读鲁迅，印象最深的是，鲁迅是一个“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人。鲁迅的朋友和敌人的林语堂，对中国人也有过很多观察和描述，有的也堪称精彩，但是林语堂没有鲁迅那般直白和入骨。在《中国人》一书里，林语堂绕着弯子既骂中国人也捧中国人，多是些不痛不痒的句子。而鲁迅则怀着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深厚的责任心，触及了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劣根性。

“中国人”在这里当然不是所有的同胞，不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的中国人，而是一个文化的符号。鲁迅以他对“中国人”灵魂切肤的体察，孤独而不乏刻薄地把现代精神的启蒙深深地溶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用他冰冷的笔触写道：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那么，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意识到，在有些方面，我们仍然是一个即使以想象力的极至来推测都不过分的民族 — 在封建迷信方面，在野蛮执法方面，在官僚体制方面，在民族自践与狂热方面……我们做过而且正在做着令人扼腕的蠢事？

我十分留意每天网上的社会新闻。有人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今天的新闻，就是正在发生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社会和时代的一面镜子。尽管不排除网站编辑剑走偏锋、刻意猎奇的取舍，但是几乎每次我浏览这些新闻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自问：这是真的吗？怎么会这样？这些新闻所披露出来的愚昧、无耻、凶残，在我脑海中翻滚，刺痛我的心灵。

每当这时，我就想起了鲁迅，想起了他的犀利和深刻。我们是一个有着13亿人民的发展中国家，在我们的身边，立起了高楼，修成了高速公路，但是如果人的素质不能提高，我们永远也进入不了现代化。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时刻提醒着我们，要“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不要被虚假的表象所迷惑，不要忘记那些远远没有克服的劣根性。

“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就是让我们以最虔诚的心态反省自己，以最大的“恶意”来怀疑我们的社会。在这里，最坏的恶意也成了最大的善意。当年鲁迅的“最坏的恶意”，鞭策了一大批民族的栋梁，启蒙了一大批国家的精英。

由鲁迅揭开的伤疤，尽管现在还没有完全好，但是伤口既然揭开了，总有人去治疗，总有好的一天。今天，环视我们的知识界，还有多少人能够有鲁迅的勇气，能够“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然后向民众“呐喊”，寻求救助的“药”？

鲁迅在几乎字字珠玑的《记念刘和珍君》里还说：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今天，在商品的大潮中，在“制造快乐”的年代，媒体空前发达，小报比任何时候都多，但是有多少声音，能够真正代表了我们民族真正的忧虑、沉思、兴奋乃至骄傲？由于缺少鲁迅那样的眼睛和心灵，千千万万在田野里和机器旁辛劳的父兄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在空前繁华的城市里，我们为什么忽然感觉到迷失了自己？如果说鲁迅是沉默中的一个爆发，那么，在霓虹灯下人声的喧闹中，我们究竟还需要多少个鲁迅，才能让有声的人们声音更大，让无声的人发出声音？

当年，鲁迅在满纸仁义道德中发现的“吃人”二字惊醒了多少青年人。今天，鲁迅多年前在沉默中的呐喊，依然值得我们的深思。

重读鲁迅，尽管值得我们深思的并不是一两句话，而是他的整个精神的力量和理性的光辉，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他并不过时的文章里，通过那些闪烁着哲理光芒的语句，体会到鲁迅的伟大，反思我们人性和社会的时弊。

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写道：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莫非他(法海)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精彩。中国自古，提倡的是与人为善，信奉的名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中国自古又不乏把自己意志强加给别人的人，不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人。尽管被认为是一个讲究集体主义，勇于“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的民族，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一个过分区分自己和别人的民族 — 我们对自己宽，对别人严。

在鲁迅看来，按照法海们的逻辑，凡是好事，我没有沾到的，别人也不许有。这也许就是鲁迅所说的嫉妒。嫉妒是人类的通病，但是在中国有为甚烈。而且，如同法海所演示的那样，中国人的嫉妒，是破坏性的嫉妒，是两败俱伤的嫉妒。

在一篇作品集的序言里，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现在看来，这句话仍然有着意味深长的涵义。自古以来，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我们为什么能够延续5000年的文明？中国的脊梁，不知现在那些暂时还把握着权柄的贪官和污吏看到这五个字，会做何感想？

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这些民族的脊梁，也有各种各样的贪官污吏。现在，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依然有，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人也还存在。重读鲁迅，那些民族肌体的蛀虫们，难道不应该胆战心寒吗？

在小说《孔已己》中，鲁迅在一开头就“无意”描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场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自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这一阵子，“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运动还在进行，一些大大小小往酒里“羼水”的勾当暂时收敛了。但是，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不享受专供特权的普通消费者们还将战战兢兢地消费，“能干这事”的伙计们还将想尽各种办法赚取蝇头小利。

重读鲁迅，让我们在加入WTO之际对我们的国情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 我们是一个有着过多小农意识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讲究“荐头情面”和社会，“规范”、“接轨”任重道远。

同样在《孔已己》中，鲁迅写道：……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回字的四种写法，当然是一门学问。但是，我的疑问是，现在，有多少的教授，是靠着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而当上教授的？

重读鲁迅，读到的除了震撼，还是震撼。在小说《一件小事》里，鲁迅在开头部分就毫不隐晦地说：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 — 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指轻视车夫、民工之类的人)。

在《呐喊》的自序里，鲁迅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在《阿Q正传》里，鲁迅这样入木三分地描述“中国人”的“健忘”：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在《狂人日记》里，鲁迅呼吁：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在书信里，鲁迅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实际上，鲁迅并不会料到此后毛泽东会选择他进行毫无保留的褒扬，乃至他日后将成为中国仅次于毛泽东的思想领袖。是后人神圣化并经典化了鲁迅。正如有关研究者发现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以前，利用“鲁迅”这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符号”来写回忆和评论文章美化自己的不计其数，人们读过多少散发着趋炎附势味道的文章，已经记不清了。如果这种情况还继续，那么，我这篇文章便少了许多写作的意义。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人们自己树立起来的神坛的相继倒塌；另一种时文却“滋生繁衍”起来。各种消遣的、逗趣的、关注私人生活的、渲染隐私的关于鲁迅的文字开始填补人们的精神胃口。有人惊呼：不该忘却真正的“鲁迅”。于是，鲁迅 — 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不是仅仅许广平丈夫的鲁迅，作为民族精神领袖而不是被工商局驳回“鲁迅酒”商标注册权的那个“鲁迅” — 的名字又开始出现在一些严肃的媒体上。

记得鲁迅说过：“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我想，新闻大概也是这样。有那么一段时间，新闻里到处都能看到红包的影子，记者实际上是一个替那些大大小小官僚进行文字按摩的职业。

但是我想，如果在还没有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的时候，如果能有些不为生计写作的人，在记者、编辑、撰稿人和连续剧写手大把大把从人民的口袋里掏银子的同时，能够回忆起我们还有过一个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文化巨人，那无疑是我们社会的一点小小福分。

【转自阴阳易研究论坛，文章起始来源及作者不详。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