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险流 自由的孤舟

云也退

按：适逢法国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雷蒙·阿隆逝世20周年前夕，不揣浅陋，作此小文纪念。望史学专业朋友指教。

1955年，雷蒙·阿隆花费了三年时间撰写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出版，在书中他写道：“一条界线将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一些知识分子不否认集中营的存在，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谴责集中营的存在，正是这两种态度，区分了知识分子的两大阵营。”阿隆试图为自己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才智超群的人，尽管既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不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谈到苏联问题时，便会讲些失掉理性的话呢？在当时的法国，他用常识反抗意识形态偏激的努力没能得到承认，以萨特为首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群尽管内部矛盾重重，仍然影响法国乃至欧洲思想界达30年之久。在这期间，阿隆退出许多人的视野，蛰伏在历史的后台从事教学、著述。

阿隆曾说，法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倾向，能把我国本身的问题变成全世界争论的问题。那么，阿隆在思考的是一些什么问题？我们看到，从1972到1974年，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涉及了许多庞大而艰深的学术问题：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如何可能？历史的微观意向性事件如何解释？历史如何重构？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和萨特们分道扬镳，躲开30年的风起云涌，守着自己的思想静静地等待。

一、

阿隆和萨特的友谊在1947年破裂，这以后萨特很少关心阿隆想什么，阿隆却在继续研究萨特，尤其是他的后期著作《辩证理性批判》。阿隆的第三堂课就讲到了萨特和梅洛-

庞蒂用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改造。他比较了萨特和阿尔都塞的观点（主观主义——存在主义和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认为他们各自走了一个极端：萨特把阶级和阶级斗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而异化（或矛盾）的终结“使人类历史的冒险圆满成功”，而阿尔都塞则从结构主义角度出发，发明了一种“大写字母的历史科学”，不把历史理解为萨特式的个体行为的组合，而由客观化的社会关系、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关系所组成。一切生产方式均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结构，具有无限的复制自身的能力和特点，人在其中只是社会范畴的化身或体现。阿隆对阿尔都塞本没有什么好感，他认为后者没有独到之处；最重要的，他无法解释、也根本不愿解释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说在1968年以后趋向衰落。阿隆不无讽刺地说，70年代以后，主观主义——存在主义和客观主义——结构主义同时凋落，巴黎左派知识分子各奔东西，各寻出路。阿隆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归结到现实上来，认为马克思主义远远没有精炼归纳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想；今天的哲学是分析哲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阿隆的讲课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对萨特这位童年时的挚友、成年后的对头的评述还留了些情面，他尽力保持用客观平和的语气阐释萨特通过《辩证理性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以及萨特和梅洛-庞蒂的理论分殊。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是要“从意识哲学或个体意识哲学出发”，找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后者通常被理解为是建立在整体主义基础上的。阿隆精确地指出，萨特和梅洛-庞蒂最忌讳决定论，他们谁也不能接受用“决定”这个词取代（社会环境对人的意识的）“刺激”或“促进”，因为后者保留了人的自由，前者剥夺了人的自由。在境况和主观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用萨特的话说，就是“我的境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的实践活动”。这样一来，存在主义者都倾向于认为历史主义对历史的阐释没有客观性，整体历史的客观真理是无迹可寻的。而在存在主义者的眼里，去掉了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剩下的突出特征便是阶级斗争，而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两位存在主义哲学家从自己擅长的哲学认识论出发，也没有认真分析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

二、

值得深思的是，阿隆并非如通常想象的右派那样，一般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他的讲课首先便从马克思主义的几种当代阐释着手，这显然缘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悉心研究。怎样给历史一个意义，怎样使“治史”成为可能——围绕着这个中心，阿隆旁征博引地说明，个体的主观与历史的客观性、个体的实践与集体的行动之间肯定是有关联的，但这种关联不能被简化。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发掘可能发掘的因素，重构这种关联的骨架及其丰满的历史肌体。阿隆含蓄地暗示：萨特的历史学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始终坚持对历史的感知只能是个别的，每个人在他人眼里都是被客观化、被异化的（永恒的“他人即地狱”），唯一的摆脱异化开创人类的方式是革命行动——只要当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一起行动，他们就会避开这一永恒的辩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政治情感使得萨特的哲学开始沉不住气。

阿隆这个自由主义者断然无法接受这种历史观。萨特和梅洛-庞蒂实际上给了无产阶级运动以特权，这种特权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辩证理性批判》在阿隆眼里“最清楚不过地展现了他如何由自由意识向自行约束（承担义务）和向屈从于整体和事物的过渡的过程”，展现了自由走向囹圄甚至落入斯大林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圈套。到了撰写回忆录的时候，阿隆便一改课堂上的温和，毫不留情地揭露萨特在自我的绝对性和历史的整体化之间的举棋不定。按照萨特“要么完全自由，要么没有自由”的存在主义两分法，他必须赋予革命和暴力以唯一正当性。阿隆问道：一个“系统”地选择了暴力或者革命的哲学是否还配称作人类的辩证法？

阿隆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中坦陈：人，尤其是西方人，在本质上是“创造了众神的人，是有限的人，他对自己的限度不满；但是没有绝对的终点和希望，他就无法生活。”也可以说，人创造众神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树立全知和无限的维度，为自己在某个超验的坐标上确立高远的方向。然而，任何人对自己生活和行动的考虑都是首先从自己所处的系统出发的，“理智的选择要求他将现存制度与革命者将要实行或预见的制度相比较”。正是这一比较，使阿隆采取了目前的立场——偏右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他指责萨特始终否认这一点，“否定现实，否定资本主义民主社会”，而一味地肯定革命的特权和革命的设想。追根溯源，阿隆从来就否定萨特意义上的人的“绝对自由”，正如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所述：“从来就没有完全的自由，一个人的过去限定了他的创造性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绝对的自由，“在瞬息间增加新色彩的自由”，始终让阿隆感到不可思议，他说：“这与其他人和我自己的经历是矛盾的。”

在六、七十年代的法国，在《古拉格群岛》第一卷问世并传到欧洲之前的法国，在越南“船民”事件和柬埔寨悲剧发生并引起震动之前的法国，谁都明白当一名右派学者意味着什么。在萨特如日中天的战后30年里，按照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说法，阿隆扮演的是“《知识分子的鸦片》所设想的罪行的旁观者的角色”，直到他一生的最后三年，才开始“兼任起接骨医生、外科医生或护士的职责，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治疗骨折、创伤和瘙痒”。当苏联的现实引来越来越多的疑惑目光的时候，人们才想起阿隆这个始终不那么显山露水的右派学者，他早就对萨特的政治倾向做过剖析。“右派”对他来说意味着扎根历史、继承历史的遗产，而不是像左派那样专注于决裂和摒弃。人们才会想起阿隆对自由的理解：“自由应该是一种逐步的解放”，“解脱来自于摆脱了幼稚幻想的意识，他承认的是现实中的世界，而不是儿童们所幻想的、或是父母们所描绘的世界。”

三、

阿隆分析萨特、梅洛-庞蒂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是为了引出关于历史中个体行为——也即人类意向性行为的话题。历史学家要同时找到最恰当的叙事方式和解释方式，以最大限度地重建“真实”的历史。阿隆赞成英国分析史学家丹托的观点：所有叙事之成为叙事，所有历史话语之所以是历史话语，是因为它们都包含了穿插在叙事本身之中的最低限度的解释或说明，没有起码的解释，就根本不会有叙事。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来自对个体特殊的意向性行为的解释。通过分析这一解释方法，阿隆试图通过提出一种知性阐释理论，把分析史学和阐释史学两种史学方法综合于一体。

逻辑学家亨佩尔和德莱的论战，是阿隆历史解释学评述的出发点。亨佩尔解释模式认为：只有当特殊事件之间的联系可以从一个一般命题演绎出来时，才会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德莱模式则认为：解释或说明一个事件必须找到其行为人追求的目标，并根据这个目标来解释他选择的手段。在这两种高度抽象的史学方法论中，阿隆很谦虚地称他“倾向于”德莱的理性模式：根据某种特定处境中的行为人的意图或目的解释事件；但他同时保留了亨佩尔对普遍性命题的器重，只是用或然性替代了必然性。他强调德国阐释学派的“知性”概念，它“是一种纯智力的行为，是用智力对个人的行为或个性进行重构，不掺有丝毫的对他人亲身体验的情感投入。我从不以为我们可以将心比心地去透视他人内心，但却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去理解他的行为。”

确实，要理解阿隆的理论也不亚于进行一场智力训练。他对历史是如此地敬畏，以至于他必须一无遗漏地填平推理进路上的每一个坑洞；为了一种绝对的学术严密，他甚至必须放弃如他的对手们一样的雄辩家式的流畅语言。他有一种让人望而却步的学者威严。在解释他的知性阐释理论时，阿隆作出了重重限定：“千万不要说我们直接或直觉地感知到了历史行为人的意识中发生的事情……此理论假定至少有部分历史事件产生于历史行为人的深思熟虑，假定在带有人的意识的微观时间层面上，我们支配的唯一解释形式就是阐释，就是重建行为人生活的世界，重建行为人自己的个性。”

正是在这一点上，阿隆和克罗齐划了一条界线。克罗齐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认为解释者（历史学家）的观念对重构历史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他必须赋予往昔经历以现实性。因此，克罗齐把“编年史”看作比“历史”低一档次，因为前者囿于过去，不能在过去和现实之间建立逻辑联系。阿隆不同意这种区分，他认为历史学家完全可以在不掺入自己的经验、情感的情况下重构过去，建立过去和现在的逻辑联系，只要他能熟练地运用“知性阐释”的方法。形象一点说：“死人留存下来的意义”固然只能由活人去阐释，但活人可以、也应该把它阐释得尽可能客观，甚至原封不动地奉还给死人。

历史学家的雄心总是面对着一个终极性的困境：理解和阐释永远是事后的、局外的；要想理解整个历史，必须外于历史，而外于历史者的阐释还能切合真实的历史吗？我们怎样解释特殊历史行为人的意图，是根据某种普遍性的命题推导还是根据具体情境揣摩？我们如何断定历史有无规律，既然历史整体上不可逆、不可重复，但在局部又有重演？在雷蒙·阿隆的讲课中，我们时时处处能见到这些涉及一门学科根基的问题，不得不感慨历史学长河里潜伏着如此之多的暗礁险滩，每一次触礁都将迫使一段航程轰然中辍。对此，阿隆以他惊人的严谨作出回应，他似乎不愿意多关心——像萨特那样——自己能产出多少成果、多少影响和名望；他可以详细列举五个学者的五种不同看法，仔细甄别它们的异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结论。

四、

谨慎、谦逊、深邃，这就是雷蒙·阿隆讲台上的风格，应该也是他一贯的形象。一个谨慎的学者，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高明的调和主义学者。他总是警惕极端，避免全盘肯定或否定，避免对未来作出预言。他一生反对暴力革命的逻辑，但又十分谦逊地不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人——他说，若要知道在面对一个具体社会现实的时候是应该做改良主义者还是做革命家，“那只不过是一个‘识时务’的问题”，正是基于此，他不把英国的哈耶克和波普尔引为同道，后者在他看来同样是把历史学逻辑推到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知道，逻辑理论和现实实践之间始终存在一道鸿沟，跨越这道沟就要付出知识僭妄的风险。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一课里，波普尔指责马克思将自己的整体主义理论付诸革命引起极权主义灾难，阿隆则指出，波普尔从反整体主义角度出发推论出改良胜于革命的结论，同样是偏执不可取的。阿隆深刻地揭示道：“逻辑技术上的讨论永远是有局限的，它多少掩盖了一些观念的或实践中的对立……革命者是不会因逻辑而烦恼的，他们的信念依赖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断言不改变一切就什么也别想改变”。他似乎在暗示：波普尔运用方法论个人主义否定革命逻辑得出的改良主义结论，就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了吗？

阿隆还指出，波普尔们强调集合体具有特殊的非真实性，实际上是出于一种害怕：害怕有人从集体运动具有真实性这个命题中得出以下观点，即个体身不由己地被一些超个体的力量牵着鼻子走。这里，阿隆继续沿着先前的思路进行质疑：“这并非一种逻辑理论，而是一个事实命题。任何个体在任何时期显然都不能完全自由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至于在已知的历史处境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自拥有多大自由，那是一个实际问题，不可能从逻辑判断中得出。”阿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处在强大的逻辑力量之中，却保持了来自常识的清醒；他始终不能忘怀的是：历史是历史学永恒的中性底色，任何一种历史分析模式都不能无视历史事实本身，所有的褒贬都必须慎之又慎。在他自由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世界里，个人和群体、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特殊行为和整体趋势都有各自的结构和逻辑，都应该陈列在历史平台上接受全面检视。历史学家应该谦逊地对待过去和现在，在知性的基础上展开叙事和分析。凭着一种怀疑一切的敏锐，阿隆一头沉入历史的险流苦苦修炼，不论是希望拯救一切的理想主义者萨特，还是有力地摧毁一切的经验主义者波普尔，都难以理解一个历史学家的良苦用心。

这样的一位学者，当然无法理解法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左转是怎样一种癫狂，他会认为听凭政治态度驾驭学术观点，乃是欠缺历史学头脑的表现。“左翼”和“右翼”的标签一路传承下来，沾上了太多的感情色彩、太多的符号资本，长期以来让知识分子无法超脱。1981年后，阿隆才真正站到了前台，他的影响开始被人们所认识，他被看作反极权和自由主义的知识界代表人物。作为有着悠久传统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一员，人们最感兴趣的仍旧是他和政治的关系。

历史留下的浪底真金永远是少数，他们沉得最低、沉得最久，耐心地等待着退潮的一刻。“要想表现社会的稳定性，就不能对它的多样性一无所知。要超越历史，首先必须了解历史。”半个世纪里，阿隆者句箴言闪着单单的光，目送一波波惊涛骇浪呼啸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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