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民族的真正脊梁
— 纪念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逝世十二周年
胡志伟
大陆学者尊崇钱穆鄙视郭沫若范文澜
去年春天，中共权威级的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大陆青年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勇博士的卅二万言力作《钱穆传》，把出生于贫穷农家、一生未上过大学、更未出洋留学、完全靠自学成名成家──从乡村小学教师、中学教师而走向大学讲台成为著名教授的钱穆，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这位三十七岁的全国青年优秀社科成果奖得主，完全不把哺育他成长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与《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中国历史简明教程》的作者范文澜放在眼里，所以《钱穆传》的面世，在大陆史学界起到石破天惊的作用，尽管钱穆这个名字十分陌生，甚至连陈勇博士的老师、中共建政后培养的第一代马列主义史学家中多数人都未浏览过钱穆大师的传世之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
由于什么原因，这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长期以来竟视钱穆学术思想的研究为“万劫不复”的禁区呢？这是因为“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直指“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份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
那个藐视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善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伟大导师”，又为什么对手无搏鸡之力的矮个子书生钱穆恨入骨髓且视为洪水猛兽呢？
钱穆推崇孙文学说能融会中西开创新局
从宏观上看，这是因为钱穆非常推崇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和《三民主义》，认为国父的思想贡献是“能融会旧传统，开创新局面；对西方思想不仅能接受，还能批评，能在自己的思想系统里来接受、来批评；思想态度能承续近代中国思想所必然发展的客观路向”，使长期饱受满清高压所摧残蹂躏的思想界开始重新上路，从宋明思想偏于个人内心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虚、静想像，挽回到先秦思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类共同大业上来，同时又汇进了世界新潮流，形成了博大的思想系统。钱穆还多次赞扬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五权宪法”和“五院制度”，尤其考试制度、监察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精神。在四十年代，钱穆所著《国史大纲》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这意味著以三民主义同中共倡导的马列主义争夺年轻一代，自然是一代枭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从微观上看，老毛对钱穆的一言一行都视为异端。诸如一九三七年冬，长沙临时大学有两名学生奔赴延安，校方举行欢送会邀钱穆前去演讲以资鼓励，他深不以为然，认为抗战救国，匹夫有责，但延安远在陕北偏僻之地，为后方，非前线，大家尽可以从军保家卫国，但不必长途跋涉、远投延安。在西南联大执教时，同住一室的闻一多思想偏激左倾，常常抨击钱穆观念守旧，甚至在报上骂钱“冥顽不灵”。闻一多死后，老毛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赞闻“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可见其爱憎分明。
共军渡江前钱穆号召知识份子人自为战
老毛笔下的“控制”是指抗战期间蒋委员长在陪都多次会见钱穆。蒋氏提倡宋明理学，与钱观念相合。国立编译馆一九四三年编撰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即系系蒋氏授意，其中《清儒学案》即由钱穆撰写。一九四二年春，蒋公召见钱穆，所谈“专涉宋明理学方面，尤其为清初明末遗民顾黄诸家。”一九四三年冬，钱与冯友兰、萧公权等人应邀去重庆复兴关为调训高级党政官员的中央训练团讲学。这一切，深为老毛所忌。
钱穆在学生时代曾参加过学潮，然而在北平、西南执教时，他却不支持学运，因为中共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斗争与唯物史观，与他本身观念格格不入。徐海会战后，共军秣马厉兵准备渡江，政府机关已迁穗，一日应行政院长阎锡山之邀晤于其官邸，同受邀者多青年、民社党党员，学校教授仅钱一人，钱即席发言曰：“前线军队在崩溃中，恐不可恃，政府远退，知识份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为第一线”。徐州失守后，族叔钱孙卿屡劝钱穆勿离去，言下对共军渡江有深望，穆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有丝毫开国气象否？”这一坚决拒共的意志，激怒了老毛，于是便有点名辱骂之举。
老毛点名之后，钱穆在香港致函业师吕师勉曰：“老师劝我沪港两地自由往来，这是我做不到的。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心洗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他南走香港的必然之因乃是：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而对国民党抱有信心。在他心目中，中共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理论，这与他所持的民族文化立场相悖，共产党得天下就意味著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断，所以他表示“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到金门号召军人舍生取义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文工会办的《香港时报》七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历史真理与杀人事业〉一文，怒斥“毛泽东清算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难道中国历史和中国人便不会清算毛泽东？……好杀人、敢杀人、多杀人，决非历史真理。若果杀人成为历史真理，世界将不会有人类，人类将不会有历史……用客观统计方法来检查已往的历史，好杀人、敢杀人和多杀人的，中国已往如黄巢与李闯，现代世界如史达林，其他不必多举，试问有哪几位多杀人的人物，在他身前身后没有受真理清算过？”
一九六九年他对金门防区军官演讲(载于二月廿三日青年战士报)说：“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我们一定要反攻复国，反攻必胜，复国必成！”勉励军人们要“肩负起反攻复国的重大责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愈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愈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我们大陆同胞正是受尽苦难，然而最后总会苦尽甘来的。”
一九八四年，他只身自台来港会晤离别了卅五年的大陆子女与嫡孙，对大陆现状有了第一手的了解，次年轻微中风。一九八六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形下由夫人胡美琦教授协助撰写了总结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巨著《晚学盲言》，犹念念不忘批判邪说：“人类历史千端头绪，而马克思主义所注意者，实只经济一端，其他尚有政治、教育、宗教信仰等各大问题，马克思似乎并未顾及。岂能专据一端意见来改造此世界？岂不成一极不可能之空想？”同年六月，他被蒋经国礼聘为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
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
综合上述，钱穆的一生是坚持反共理念的一生，台湾文化界少有的反共铁人。虽然毛泽东视他为寇雠，在中国大陆彻底清算了钱穆思想、封杀了钱穆著作，但毛死后不到二十年，中国人民与中国历史清算了毛泽东的滔天罪行，同时为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讨回了公道。一九九五年一月，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廿七万言《钱穆评传》就是半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评述钱穆思想与生平的研究专著，作者郭齐勇撰此书时年仅四十七岁，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另一作者汪学群仅卅八岁，系首都师范大学理论部讲师。此书属于《国学大师丛书》中的一环，其策划者与组织者钱宏在〈重写近代诸子春秋〉一文中坦承：“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所以要“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严复、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钱穆、冯友兰等)那里去”。郭齐勇的业师、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李德永则在本书序言中盛赞“钱宾四先生是本世纪在思想文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国学泰斗……不仅是思想深邃、著作宏富的著名学者，而且更是一位德高望重、堪称楷模的一代大师……为了迎击民族虚无主义的狂潮，他义愤填膺，激情满怀，终其生，诲人不倦，著述不止，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疏理与弘扬的事业之中……把经史子集熔于一炉，超越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宋学与汉学、义理与考据的纷争，把国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历史学家，对祖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爱护传统，新生传统，强调中国文化在宇宙观、人生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文化精神、历史走向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作者开篇就颂扬传主“肩负著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民族真正的脊梁(按：毛泽东对鲁迅的赞语被冠以真正两字)”！“不是浮在潮流表面的声名赫赫人物，而是潜光含章，剖视时俗之弊，把握了民族精神底蕴的人物”“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是我国廿世纪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亦是我们青年学子立身行世的楷模！”编者在封底的内容介绍中也讴歌了传主“崇高的人格和渊博的学识”。
把新亚书院办成香港的一流大学
尽管钱穆在创办新亚书院，本意是为了收容教育从大陆流亡香港的原国民政府军政官员子女，尤以居住调景岭难民营者为多(其中还有一位原任国军苏州城防司令的孙鼎宸，每周必来聆听新亚学术讲座，勤学不辍，后来将钱穆历次讲稿编成《新亚学术讲座》一书，是为新亚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书；孙氏又在钱穆指导下编写了《中国兵制史》一书)，但是陈勇在《钱穆传》中赞扬钱“硬是在一个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赤手空拳创业兴学，最终把新亚书院办成了香港一流的大学，对于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上弘扬中国文化起了重大作用；郭齐勇则在《钱穆评传》中赞扬钱“培养一种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获得了各方面的同情与尊敬”。更令人惊诧的是，在述及钱穆一九四九年南下经穗赴港一事时，上述二书并未以政治与党派立场为出发点，沿用大陆传记作品惯用的“逃至海外”“逃至台湾”等贬语，而是实事求是叙述：“广州侨大移迁香港，他自然会跟著去……入港后看到许多青年失业失学，无依无靠，踯躅街头，心有感触。考虑创办学校能为青年提供求学机会，于是决定居港办学”。
马列主义的强迫灌输始终未能泯灭钱穆思想的光芒
前述大陆学术界对钱穆评价的一百八十度转变，是有其潜在原因的。郭齐勇的业师李德永教授在《钱穆评传》序言中坦承：“早在四十年代初期的学生时代，我就怀著赤子虔诚之心，手抄、默诵他的名著《国学概论》和《国史大纲》，极大地唤起了我的爱国热情和求知渴望。时光虽已过去五十多年，接受的思想影响尽管来自多方面，但钱先生在我少年心灵中播下的儒家思想的文化种子却仍然保留著活跃生机，未尝死灭”，足证马列主义毛思想五十年的强迫灌输，始终未能泯灭钱穆思想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光芒。钱穆的学术魅力，大致表现在以下几项：
一、他讲中国历史，常带著很强的道德意识与爱国热情。他在著作和讲演中号召大家做中国的学问首先要做中国人，即使不识字也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中国人。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一文中，把历史比作水流，沟浍之水易满也易乾，而长江大河蜿蜒千里，永不枯竭，故我们不能只向前不顾后，不看文化的源头。三千年前的《西周书》，创于周公；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作于孔子。这是中国人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渊源，这就形成一种民族的凝聚力，是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之一。他的话震动了读者和听者的灵魂，使人们在知识之上，还接触到一个人格，一个热爱中国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灵。他认为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招致蒙古入主中原，使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满清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中国数百世血液浇灌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饱含著民族感情，特严夷夏之防，竭力弘扬宋学，表彰晚明遗老的民族气节与人格操守。当日寇策动华北自治时，他与孟心史、顾颉刚、钱玄同等百余教授联名上书政府，要求集中力量一致对外，早定抗日大计。七．七事变后，他又参加了北大各院系教授集会，通电拥护抗战，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使命感。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写成《国史大纲》，全书布局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国而略于外族，因为辽金元清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汉唐则是华夏民族治理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治世。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便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设若中共从一九四九年建政伊始就沿用《国史大纲》为高等院校历史教科书，年青一代知晓民族大义，那就断然不会出现诬郑成功父子为“民族败类”、为大汉奸施琅修建纪念馆、强行拆毁南京大屠杀纪念碑以及开音乐会纪念《兴亚行进曲》的作者、日籍台湾人江文也等等咄咄怪事了。
反对民族虚无主义 维护中国历史文化
二、在中国文化遇到空前危机的情况下，在病态地蔑视和贬低固有文化的时代氛围中，他坚定不移地反对奉“西化”为圭臬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直至九十二岁告别杏坛的最后一堂课犹殷殷寄语年青学子：“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本求源，要在时代的变迁中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他指出中国文化之伟大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面相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在《历史与文化》一书中，他指出，人类文化的四大古老文明，巴比伦和埃及已中途夭折(今埃及非昔埃及)，印度长时期被征服，很多小诸侯，很难统一，且古印度人没有历史观念，未曾留下一部详备的历史。只有中国，广大的中国社会，绵延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全由中国人自己在主演，其体系之大，包容之广，延亘之久，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一部欧洲史，中国历史文化历久不衰，延绵不绝，其悠久、无间断的历史与详密繁富的史学，就是我们的个性、特殊性的一大表现。另外，中国文字可以控制语言，文字常能追随语言以适应新的需要！两三千个单体字彼此搭配，永远不会不够用。因而，中国不需要添造新字，现代人只要略加训练便可认识三千年前的古文字。设若中共信奉钱穆思想，就不会劳民伤财组建什么“文字改革委员会”，宣布不伦不类的“简化汉字”又予以废止，到头来“文改会”又改组成“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招天下人之耻笑。然而，钱穆也看到，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是科学，而科学是纯粹的真理，并非西方专利，欲救亡图存、将传统的一套和平哲学与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传播到全球为整个人类谋幸福，就应该赶快学到西方的科学方法，但科学在中国发展以后将不会损害中国原有的文化。
《国史大纲》振奋国人抗战必胜信念
三、针对百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浮躁心理和偏狭意识，他在《国史大纲》扉页提醒读者“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自五四时期狂士吴虞高呼“打倒孔家店”，至林彪谀毛的“顶峰论”，迄近日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把民主在中国进入歧途归咎于孙中山先生，无一不是那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观念之作祟。
在疑古、仇古、蔑古、反古、诬古的潮流面前，钱穆挺身出，胆识过人，严肃批判了亡国奴与次殖民地心态，所以《国史大纲》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有些学生竟整本传抄，而滞留北平等地沦陷区的学者，读此书后倍增抗战必胜的信念，就连五四时主张废除汉字的反古健将钱玄同也有所悔悟，迷途知返。学术界咸认此书有振聋发聩之功，唤起了民族自敬、自爱、自救、自卫之心。
谴责康有为骂尽中国全部历史
四、钱穆把学术研究同国家兴亡结合起来，他在《国史大纲》中〈论春秋战国大势〉一节中说：“文化先进诸国逐此结合，而被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如商灭夏、周灭商、北魏南侵、辽金侵宋、清灭明，大都是后进的小邦从军事上征服了先进的大邦，而后进的却被先进的从文化上所同化，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逐渐扩大，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疆域大一统文化大一统的伟大土广人众的国家。这一论著，对抗战时期的军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相信中国是不会被征服、被灭亡的。在《史学导言》一书中，他又为史家修养增添一个新的概念：史心，即为民族、国家、大群体的长远利益和前途而立志操心之良史的心情，又指人们对待历史传统的心态。他要求治史者必须有一个健康、宽容的心态和博大的胸怀，尤其不要对古史开口就骂，轻肆批评。他说，古人对前代史多有批评，但都切合事实、有情有理，决非现代有些人不负责任地轻浮谩骂，骂尽中国全部历史。此辈的典型人物就是帝制余孽康有为，他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宣称一切古文经均系西汉刘歆所伪造，只有今文经才算是经书。康有为所开启的怀疑新(按：指王莽国号，而康有为指左传为新学)学伪经之风，沿袭至新文化运动时，形成了疑古辨伪的学术潮流。这种潮流喜欢说中国古史系后人层累假造，致使人们对经史古籍存疑不信，进而怀疑一切固有的学术文化。钱穆发现这种学术潮流已经严重地戕害了民族精神，于是他于一九二九年写成《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疏理出两汉经学诸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称刘歆伪造古文经之不通有二十八处，且左传之传授远在刘歆之前，绝非刘歆伪造，至于其他经书在先秦就有，皆非刘歆伪造的，所谓刘歆造经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纯系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燕京学报发表后，钱穆名声大噪，学术界均佩服钱氏慧眼独识，硕学通儒如胡适、顾颉刚、冯友兰等均推崇为划时代的杰作。钱穆将刘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依次排列，使康有为的错误一目了然，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廓清了前清道咸以来的某些学术迷雾。此后七十年来，凡是讲经学的都能兼通今古，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学术界已不再固执今文古文谁是谁非的观念。
强调中国传统政体有其善制
五四以后，一些激进派思想家由批判传统政治而疑及传统文化之全部，钱穆遂于《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一书中，称中国古代的宰相制、三省制、台谏、铨选、地方自治诸制尽皆“吾国政治上之善制”，故有人用君主专制来概括中国传统政体是昧于历史情实、不合历史真相的，直至明废宰相，政府大权始辖于王室，遂开晚近六百年君主独裁之新局；满清增设军机处，于是中国乃有皇帝而无大臣。如果传统政治果真像康梁所说的那样专制黑暗一无是处，为什么它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长存两千年之久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不幸由于毛泽东公开点名批判钱穆，致使半世纪来大陆学术界中先意承旨、望风媚上之辈将钱穆大师的学术成就一笔抹煞，而将伪学者康有为任意拔高，这是政治干涉学术的一个恶例。
五、钱穆对历史研究的贡献还见于创建历史地理学与倡导军事地理教育。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拓展是以地理的拓展为前提的，他从经学入门，一九三四年写成《楚辞地名考》，一九三九年又撰成《史记地名考》，其传世之作《先秦诸子系年》及《国史大纲》都吸收了自己古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抗战初期，他发现日军破涿洲切断平汉铁路、渡太湖径犯广德薄南京，都是参阅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而行事的。任教西南联大时，有学生赴湖南、江西前线，钱穆赠言诸生：“赴前线首当略知军事地理，随身盼携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即就湖南、江西两章细加阅读”，还向校方建言开设军事地理一课。一九四四年，国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钱氏在大公报特撰《知识青年从军的历史先例》，对当时青年参军影响甚大，从中也体现了钱穆爱国家爱民族的坚定信心。
早亨廷顿廿四年批判文明冲突论
六、一九九三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外交事务》刊物上发表《文明的冲突？》长文，耸人听闻地提出，今后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或经济冲突成为未来国际斗争的主线，而西方文明要防范儒家与伊斯兰两大文明联合。此后西方盛行“黄祸”论调，成为中共进入国际社会的一大障碍；去年纽约发生九·一一惨剧，某些蛋头学者侈言这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冲突，而抹煞了其“恐怖活动”之实质，这同样困扰著世界首强的美国。其实，早在廿四年前钱穆在《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中已预先回答了亨廷顿式的忧虑：“我们讲文化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今后的世界是要走上民族解放，各从所好的路，并不主张文化一元论，并不主张在西方、东方、印度、阿拉伯各种文化内任择其一奉为全世界人类唯一标准的共同文化……将来的世界要成一个大的世界，有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欧洲人、非洲人……各从所好。各个文化发展而能不相冲突，又能调和凝结……我不反对西方，但亦不主张一切追随西方”。他批评西方文化所造成的社会、政治、伦理异化与人的异化，科学为权力意志服务，个人主义与个性自由恶性膨胀，民主政治的平面化以及其他负面等等，由此反思传统中国人文精神，并加以重建，这种努力有?高的价值。他在四十年代就着力批判全盘西化或苏化，然而中共执意“一边倒，倒向苏联”，六十年代与苏共分裂，八十年代盲目西化，到九十年代才返回钱穆思想，付出几千万人命的惨重代价，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押后了整整半个世纪。
邓小平江泽民尽皆拾钱穆思想之牙慧
从去年七月一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共成立八十周年时所讲的“发扬全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吸收各国文明的先进成果”“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倡导爱国主义，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增强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主义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追溯至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一不是拾钱穆思想之牙慧。然而，走了五十多年弯路之后，中共面对的是全民道德的整体性沦落：官吏贪渎、商贾们欺蒙、医院百般盘剥坑宰病人哄抬药价虚收费用榨取红包倒卖病人、学校巧立名目压榨榨学生，反贪污总局局长与公安部正副部长贪赃枉法、十二名副总理级高官与五十二名省部级高官涉及贪污案，流氓团夥在光天化日下轮奸妇女竟无人敢出面制止，不少年青人埋怨母亲当年未被日本鬼子强奸以致自己今日丧失组团去日本“寻亲”的机会……这一切都是中共长期毁弃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儒家批判孔子、否定四维八德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如今，大陆个别有识之士以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八五规划重点图书”的名义，为钱穆讲了几句公道话，可惜大陆沉菏甚深，拨乱反正岂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