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注：文章的立意、论点都不错，美中不足的是，以史可法的事迹作为论据明显失于偏激了。
一幕幕闹剧在中国上演：中国人的冷血是怎样炼成？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有人站在楼顶，准备跳楼，下面就一定有人喊好，并大声叫嚷：“动作要干净一点，姿势要漂亮一点。”对此，并非我的妄言，而确实已经多次见睹权威媒体地报道。
更有甚者，下水救人的见义勇为者，上岸以后，发现自己的钱包衣物都不见了。还有路遇病人，主动垫钱耗时将其送院急救后，反遭病人讹诈。于是每每有人哀叹“人心不古！”
最近，又看到一些文章，如《张五常：只有哭一场》，《衡阳人张衡生之死》，《金有树之死》等等，让我更加感到了国人的冷血，在欲哭无泪之余，也深感该说点什么？但也确实觉得无话可说。想说也难以启齿，因为在死人的面前似乎应该默哀才对！
不能说，自然还可以看和听。坐下来看电视，就看到央视对山西朔州矿难的《新闻调查》。画面中接受采访的官员脑满肠肥，夹着香烟，滔滔不绝地对矿难情况进行着描述，举止十分潇洒，正如《论语》中说的那样：“侃侃如也！”而画面的背景中，还有一个人也夹着烟，与同伴在谈论着什么，并不时的仰头大笑。我总觉得不顺眼，也不知道是多了点什么？还是缺了点什么？现在想来，大概是多了点从容，缺了点悲哀。
我基本不看国内的电视节目，因为总是看到中国人，在做冷血的秀，这让我产生厌恶感。国内的电视节目，主要看类似《动物世界》这样的节目，这多少能让我感觉到，我还生活在正常的生态环境里。起码动物在面对同类的尸体时不会大笑，不会侃侃如也。如果它们要出声，我也明显能感到那是在哀嚎！所以，我一直反对在中国寻找人优于动物的差异。我觉得中国人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先弥补低于动物的那部分差距。之后，才有资格和必要去寻找优于动物的那部分差异。
世界上有几十亿人，似乎也不全如中国人这样，而中华民族在其他地方也还是有一些人的，比如香港，似乎也不象是我们大陆的同胞这样。都说人性是相通的，但在大陆就通不了？难道人性来到中国之后，也产生了某些特色？是什么让中国人产生了冷血的特色呢？
面对现实的困惑，中国人都有良方，就是回到中国灿烂悠久的历史中去，寻找我们源远流长的先进文化。我也是中国人，自然也无法例外。不过，近代文豪鲁迅先生读中国历史时，居然读出了吃人。我想那应该是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糟粕所至。我当然要警惕，要读先进的中国文化，且我也不是狂人。难道还能从先进文化中读出吃人或者杀人？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了，当然是先进文化了。说到文天祥，估计是没有人能质疑什么的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不但是文天祥自己的绝唱，也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绝唱了。
文天祥是南宋状元，年轻时只是一个风流才子，经常留连于青楼瓦舍。与朋友会文，也只不过写一些艳词歌赋。这一段记录现在已经不易查到，因为中国的圣人都是好德而不好色的。所以，这虽然是一段文天祥的真实历史，但因为文天祥后来成了圣人，成了英雄。自然会有崇拜者把这段记录屏蔽和淡化，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了。为尊者讳，为圣人隐也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今天也已经把这个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为“过滤”了。
下面一段是现在记录的文天祥简历，我们虽然已经看不到文天祥在青楼的艳遇了，但却能清楚地看出南宋政权的“山河破碎”，看出文天祥自己一生的“身世浮沉”。
“文天祥大约在1256年中状元，因父丧守孝而未受官职。1259蒙古军攻湖北武昌，宦官董宋臣请理宗迁都以避敌锋，文天祥上疏请斩董宋臣，以振奋人心，并献御敌之计，未被采纳。后出来做官，1270年，因得罪著名奸相贾似道而遭到罢斥。
1275正月，元军东下，文天祥在赣州组织义军，开赴杭州，当时南宋的京城。次年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其时元军已进逼杭州，被派往元营中谈判，遭扣留，押往北就。二月底，天祥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复由海路南下，至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1277年，进兵江西，收复州县多处。
不久，为元重兵所败，妻子儿女皆被执，将士牺牲甚众，天祥只身逃脱，乃退广东继续抗元。后因叛徒引元兵袭击，同年十二月，在广东海丰县被俘。元将张弘范迫其招降张世杰，乃书《过零丁洋》诗以诉之。次年，被押送今北京，囚禁四年，经历种种严酷考验，始终不屈。于1283年从容就义，年仅47岁。”
文天祥被囚禁四年，面对各种诱惑，都有效地抵制了，即使如已经降元的宋恭帝和当时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亲自劝降，文天祥都不为所动。忽必烈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处死文天祥，以成全其伟大气节。古语有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文天祥做到了，所以他不但赢得了自己同胞的尊敬，也赢得了当时的敌人的尊敬。元兵对文天祥的监管一直不严，想去探望他的人都能去探望到，因此文天祥的被俘后才能做诗，这些诗也才能流传到今天而被我们看到。
这似乎应该是个完美动人的故事了，在现代中国生活几十年的经验却告诉我，凡是完美动人的故事都值得怀疑。我多翻阅了几篇相关历史资料，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血，杖谒军门，从此做了文天祥勤王军中的幕僚。文天祥广东潮阳被执后，押解燕京，王炎午就曾作《生祭文丞相文》，从赣州至南昌沿途张贴，以生祭的方式劝文天祥速死，以全其节。王炎午的行为代表了当时南方广大群众的一致心情，这篇祭文对当时的震动也很大。”
这段记录表明，王炎午是希望文天祥死的，而且是希望文天祥死得越快越好。“这篇祭文对当时的震动也很大。”据此，史家认为王“以生祭的方式劝文天祥速死，以全其节。”“代表了当时南方广大群众的一致心情。”我的纳闷就来源于此：文天祥是民族英雄，是有功于人民的。被敌人俘虏了，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和行动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保全其生命并设法营救。不可能就给活人开追悼会并致悼词吧？王炎午导演的这场闹剧难道还不够荒唐？！为什么史家都不此做出批判呢？
史书记载，元世祖一点也不想杀文天祥，给他三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一直把丞相位置给文天祥留着。最后，自己还亲自出马劝降文天祥，知道无可挽回，才放弃了的。这一对比，就让我更糊涂了。我们的英雄敌人不想杀，而我们的人民却迫不及待地要他早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荒唐逻辑呢？我们当时的精英和人民，他们怕什么呢？他们怕文天祥投降！
因为元朝强大的武力，精英和人民都不敢去营救文天祥，也不敢去反抗元朝统治者。但是，他们却敢叫自己的英雄速死！因为可以借文天祥的英勇不屈来掩盖自己的怯弱和屈服。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也只能是：文天祥英勇潇洒地从容就义了，大家也心安理得地苟且偷生了。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文天祥终于死了，这并没有挽回南宋的灭亡。我们的人民也终于可以臣服于敌人的统治了。而那个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终于可以感慨而又悲痛地说出：“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此致奠，再致一言。”
文天祥就义时，王炎午还在流落途中，因遥对北方，作《望祭文丞相文》：“呜呼！扶颠持危，文山诸葛，相国相同，而公死节；倡义举勇，文山张巡，杀身不异，而公秉钧。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秉气捐躯，壮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仗深，唯回者天，不负者心......今夕今夕，斗转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王炎午后来怎么样，我已经毫无兴趣查了。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他绝对没有立即到黄泉路上去陪伴他所尊敬的朋友文天祥。因为如果有，必定会史不绝书，不用我查也能知道。这表明，中国由春秋而来的义士精神（参见春秋战国时期，程婴和公孙杵臼救赵氏孤儿的故事）。传到王炎午的手中时，就只剩下了一杆举在手上的“义”字大旗了，旗上却染满了对别人生命漠视的冷血。王自己没有死，也说明他不是真正地漠视生命，他只是漠视别人的生命，而对自己的生命以及生命所托载的名利到是十分诊视的。
请看后人对王炎午这篇祭文的评价：“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
坦白地说，我是不耻于王炎午的为人的，也不希望我有这样的朋友。我无法接受用朋友的真死来扬自己的虚名。何况从容就义我也做不到，也不想做到。但“悲壮激切”谁又不会做呢？“悲壮激切”地流泪哭喊，我们今天也经常能在电视里见到啊，那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看中国历史总让人感到沉痛，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血，人民的血，敌人的血，还有英雄的血。而更令人沉痛的是，面对死亡和屠戮，一些人所表现出的冷血，而这种冷血从来就没有得到历史地批判。因此，我们总能在历史的血光剑影中听到不断地叫好声：“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 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这是文天祥在押送途中所做的诗，据说是在一些江湖高人传了他解脱生死的大光明法后所做。“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这也许是文天祥自己静思后真正的人生感悟吧？我觉得是真的。文天祥面对希望他早点尽忠全节的南宋人民，却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想，这是否说明文天祥已经有点后悔自己“辛苦遭逢起一经”了呢？
无论如何，文天祥还是选择了死亡。虽然是在许多人的怂恿下做出的决定，但毕竟还是他自己的选择。我无法说什么，我只能对他的选择深表遗憾。但我完全可以痛斥那些怂恿他去死的人，完全可以痛斥那些为他的死大声叫好的人：这全是一群冷血动物！
看了一段光荣历史后，我开始有点明白了，原来我们今天的冷血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我们民族文化的细胞中有冷血的基因缺陷，而这个基因缺陷恐怕就是对生命的漠视。显然，南宋以后所提倡的道义都严重脱离了生命的基础。非常不幸的是，这个基因缺陷往往隐藏在了伟大、光荣的历史传统中。今天的社会，在继承这些伟大光荣的传统的同时，也接受了这个致命的基因缺陷的遗传。所以，我们一直无法建立起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人权这个词在中国成为褒义词只有短短的几年的历史，这个事实也充分说明了冷血基因的顽固。
如果在看一下明末的英雄史可法，我们就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个基因缺陷的危害，在沿着历史的轨迹发展壮大。
“弘光元年（1645年）4月15日到25日，这就是扬州十日保卫战。清兵至少十万人，扬州守兵仅万多人，可谓敌众我寡。多铎不断派明降将劝降，史可法说：“我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接着多铎亲自出马，连发五封书信，史可法都不启封，全部付之一炬。史可法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艰难的情况下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只能抗战到底，以一死报国。他首先招集诸将说：“吾誓与城为殉，然仓皇之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吾上书太夫人，谱汝诸孙中。”接着他一气写下了五封遗书，除一致豫王多铎，其余都是给家人母亲、夫人、叔父、兄弟的，21日又作遗书给母亲和夫人：......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25日城西北崩塌以后，清兵攻入，城陷。史可法欲以佩刀自杀，部属强行夺过佩刀，拥其走入小东门，清兵迎面而来，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可引见汝兵主。”遂被俘。多铎以宾礼相待，口称先生，当面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史可法骂不绝口，严加拒绝：“我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壮烈牺牲于南城楼上，时年仅44岁。”
这是今天记录明末清初扬州保卫战的历史资料，显然，以万余人的守兵抵抗十余万人的清朝铁骑，且在人心已去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打胜的。所以史可法在家书中写道：“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而依据这个情况史可法所做出的决定居然是：“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我们不难看出，史可法已经被程朱理学毒害到什么程度了。他考虑的不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也不是保全妻子儿女的生命，更不是保全全城百姓的生命。他考虑的只是要保全他千古忠烈的英名！人性正是在这样的忠义中泯灭的，而人性的泯灭就是冷血炼成的前提。
“多铎不断派明降将劝降，史可法说：‘我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接着多铎亲自出马，连发五封书信，史可法都不启封，全部付之一炬。”史可法是有机会保全全城百姓生命的，但他拒绝了，他不愿“偷生为万世罪人！”而选择了“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历史上著名的“扬州十日”发生了，８０万百姓死于多铎的屠刀下。多铎是个屠夫这已经不需要任何证明了，但是，史可法对“扬州十日”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假如投降，能挽救８０万人的生命，投降又为什么不能选择呢？
史可法选择了牺牲，史可法获得了忠臣之名。但是事情的结果却是连带牺牲了扬州８０万百姓。如果史可法投降，完全可能挽救扬州８０万人民的生命，而牺牲的只是他忠臣的虚名。在忠臣的虚名与８０万生命之间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是今天“史可法纪念馆”的楹联。我们知道，史可法的故臣心也没有制止住南明王朝的亡国泪。而在我们的史书中有太多的这类忠烈、正义和气节了，却实在太少对民生的关注，和生命的关爱了。
“一代兴亡观气数，千古江山傍庙旁。” 据说这是过去史可法庙的楹联。我觉得这付楹联的水平很高，发古探幽。朝代的兴亡要看气数，而这个气数就是基于保护人权的合理社会制度，千古江山不会因为朝代的改变而改变，但人民的权利如果不交还给人民，就是有再多的忠臣义士也无法停止朝代的兴亡更替。
史可法已经死了，本来讨论死人都有点不地道。但是，他是载入史册的名人，对后人有太大的影响了。而且从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中国历史上人性冷漠在正义的口号下演进的血痕。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近代社会中，中国人总能喊出一系列冷血而无人性的口号：“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他灭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口号在近代伤害的人，又何止８０万啊！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段话源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对的，遗憾的是我们在这之后的２４年里，并没有去深刻挖掘这个“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所以我们总能看到一幕幕冷血的闹剧在中国持续上演。纵观历史和现代，我们不难发现，冷血总是在虚浮的“道义”的旗帜下炼成！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轮到自己呢？什么情况下冷血闹剧的看客又会变成闹剧的主角呢？
【转自春秋战国全球中文网上的转帖，起始来源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