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亡国的缘由

北宋亡国即靖康之变，已是800多年前的往事，但却始终令人难忘。“靖康耻，犹未雪……”，岳飞的《满江红》，但凡中国人，人人能朗诵，个个会歌唱。所谓北宋亡国，虽非国家沦亡，只是朝代更替，然而这一历史事变实在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大深重历史灾难。金朝攻灭北宋，造成上千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难怪从当时到现在，人们不断地议论着北宋亡国的缘由，提出了各种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本文拟对这些议论稍加评论，并略抒己见。

一、唱着“新”调子亡国

北宋何以亡国？近数十年来，人们往往如此回答：唱着老调子亡国。而其依据则是鲁迅先生在其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中的一段议论：“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干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1）北宋统治集团果真因废止王安石新法而亡国吗？如果唱新调子即唱改革的调子、挂变法的牌子，北宋王朝即可国运昌隆吗？此说大有商讨的余地。

对于北宋亡国的缘由，议论最多的无疑是心存亡国以之痛的宋朝人。他们的看法各式各样，大多与鲁迅不同，乃至相反。当时人的议论虽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编造荒诞邪说。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由于宋真宗的陵墓风水不好。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担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谓不听阴阳生徐仁旺之言，将真宗的陵墓确定在牛头山后之地。徐仁旺当时曾上表陈述“山后”之害：“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内；丁风直射，祸当丁末年终，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盗兴。”后来不出所料，金军攻破开封果然是在丙午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而丁末即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则“诸郡焚如之祸，相仍不绝，幅员之内半为盗区。”（2）又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因为徽宗改元宣和，所谓“宣”即“一家有二日”（3），很不吉利。再如北宋气数已尽，“上天”早有预示。据说宣和末年在开封上清宫瑶仙殿出现字迹数行：“家内水蛀尽，南方火不明；吉人归塞漠，亘木又摧倾。”（4）这便是“上天”的预示之一。对此，人们起初困惑不解，北宋灭亡后，才如此解释：“家内木”即宋，“吉人”、“亘木”分别是“佶”、“桓”，即徽宗、钦宗的名字，而所谓“火”则是有“炎宋‘之称的赵宋王朝的所谓“德运”。诸如此类的荒诞邪说甚多，如今置之一笑即可，不必予以理会。

另一类是追究个人责任。首当其冲的固然是徽宗宠信的大臣和宦官。早在北宋将亡而未亡之时，太学生陈东便将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李彦痛斥为“六贼”，认为他们是导致祸乱的罪魁。其实，徽宗作为六贼的总后台，其罪责不在六贼之下。陈东受历史所局限，只骂贪官，不骂皇帝，完全可以理解。此论一出，立即广为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号称深得二程真传的著名理学家杨时又追根溯源，进而将罪责归结于王安石。他说：“蔡京以给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5）南宋初年，号称中兴名臣的赵鼎也说；“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祸。”（6）高宗接过此说，大肆渲染：“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未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7）某些大臣即刻随声附和。于是，此说在整个南宋时期乃至元明清时代几乎视同定论。明朝人商辂等人所编《续通鉴纲目》卷九甚至认为；“汴宋之祸，始于神宗、安石，终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当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杨时首倡此说，或许是由于其学术见解与王安石相左，因而偏见很深。高宗予以鼓吹，则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统治的需要。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杨时等人的看法与鲁迅截然相反。人们不免要问：究竟谁是谁非？其实，鲁迅、杨时各走极端，两种说法都不确切。徽宗、蔡京挂的牌子与神宗、王安石虽然相同，但就施政方针而言，既有相似的一面，更有不同乃至相反的一面。鲁迅与杨时各自片面地强调了一面，而又都忽视了另一面。

如今人们普遍将神宗、王安石誉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而徽宗时期正是神宗、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徽宗以神宗的绍述者自居。他宣称：“朕欲上述父兄之政。”（8）并将创行新法的乃父神宗的谥号由16字增加为20字即“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将重用新党的乃兄哲宗的谥号由6字增加为16字即“宪元继道世德扬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一望而知，这堆美好的字眼诸如“立宪”、“继道”之类，虽属表面文章，但毕竟是对新法的高度肯定与颂扬。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9）在他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王※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推行新法、废除旧法，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对立的司马光等120人被指斥为“元※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先在都城开封、后在全国各地树立。凡名列此碑者，已死者迫贬官职，尚存者或流放或贬官，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无须—一罗列，这些历史事实已经足以证明，蔡京等“六贼”与作为王安石及其新党对立面的旧党势不两立。

当时也有个别人这样说：蔡“京名为遵用照丰之典，回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10）这话虽然颇有道理，但“未有一事”云云则言过其实。应当承认，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实多少有些继承关系。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他“当国，费侈无度。”这一治国思想“原自荆公”即王安石（11），与司马光的主张正好相反。又如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旧党一向牵就，而新党的态度则相当强硬。蔡京以新党自居，继承强硬政策，他在徽宗时期多次发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至于方田均税等熙丰新法，或废而复行，或继续推行。很清楚，徽宗、蔡京不是神宗、王安石所创行的照丰新法的反对者，而是新法的拥护者和推行者。他们口头上唱的不是老调子，而是“新”调子。鲁迅虽然学识渊博，但俗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不应当将其片言只语视为不可更改的信条。

二、蔡京与王安石岂能混为一谈

杨时等人将王安石与蔡京、熙丰法与崇现法相提并论，至少是受表面现象所蒙蔽。蔡京虽发迹于王安石当政期间，他的弟弟蔡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他本人在神宗时历任中书舍人、知开封府等要职。但王安石对蔡京并不赏识，据说他曾经指出：蔡京“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12）蔡京与王安石不是一回事，甚至完全相反。就个人品质来说，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13）而著称。当时人大多肯定他“节俭恬退，素行亦好。”（14）王安石“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15）相反，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16）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17）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18）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宅第之中，姬妾成群，“慕容氏等皆封国夫人”。（19）这类记载太多，不胜其举。王安石虽不爱官职，然而一旦身居要职，即尽力将其政治理想变为政治实践，并始终坚持。连他早年的好友、后来的政敌司马光也认为：“介甫无他，但执拗尔。”（20）所谓“执拗”即固执，换而言之，即坚定。而蔡京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官迷。他在求学阶段，算命先生将其命运错算：“此武官大使命，他时衣食不缺，余不可望也。”蔡京竟为此而“大病”（21），足见其何等汲汲于富贵。何况他一切以向上爬为目的，并无固定的政治见解，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家。神宗死后，旧党得势，蔡京随风转舵，一味讨好司马光。司马光要求在5天之内恢复差役法，其他官员都表示难以如期完成。仍知开封府的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司马光大加赞赏：“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立即摇身再变。是否立即废除差役法，宰相章※尚犹豫不决，刚出任户部尚书的蔡京即刻表示：“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章※“然之，雇役造定。”蔡京的主张竟前后截然相反。史称：“差、雇两法，光、※不同。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倚以济。识者有以见其好者。”（22）《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实属恰如其分。王安石与神宗“君臣相得甚欢”，“可谓千载一时”。（23）然而王安石对神宗不时直言规谏，乃至面折廷争。据马永卿《元城语录》记载，王安石与神宗“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复诸难，使人主伏弱乃已。”而蔡京一切投徽宗所好，他“身为国相，志在逢君。”（24）岂止一味逢迎而已，他“日请上游宴，以酒色困之”；“贡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25）徽宗这个18岁即登基的青年皇帝，之所以走上极度荒淫的道路，蔡京等人的劝诱，无疑是个重要原因。《宋史·徽宗本纪·赞曰》：“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可见，蔡京不仅应入《奸臣传》，还应入《佞幸传》。一言以蔽之，王安石是位标准的大臣、诤臣，而蔡京则是个十足的奸臣、佞臣。王、蔡二人岂能混为一谈！

就施政方针来说，徽宗、蔡京虽然也号称推行新法，但与神家、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同中有异乃至形同实异。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并有利民便民的考虑。当时不少人都认为：王安石“其本心欲救民”（26）。就连对新法颇有异议的苏辙也承认：“介甫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贫。”（27）而徽宗、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则在于“始求羡财，以供侈费”（28）。即搜刮民服民青，以满足徽宗及其宠臣极度荒淫的生活所需。旧党当政不思改革，“不敢做事，不敢动”（29），以致问题积累成堆。而蔡京虽然敢于改动祖宗成法，但当改者不改。如冗官问题本应加以解决，可是徽宗时期问题反而越发严重。当时，“权奸当国，侥幸并进，官员益滥。”（30）尤其是蔡京“除用土大夫，视官爵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31）于是，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官员“较之元柏已多十倍”；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官员总数已达48000余人（32），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又如强干弱枝的传统国策本应加以调整，可是蔡京等人依旧萧规曹随，以致“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至，莫不溃散。”（33）而不当改者又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于是当时出现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系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系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徽宗、蔡京为了粉饰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仿佛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有评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现法惠奸。”（34）其实，神宗以前的祖宗法未必“惠民”。神宗、王安石的熙丰法虽不“惠民”但“惠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至于徽宗、蔡京的崇观法，其效果则与熙丰法不同，既不“惠民”，也“惠国”，只有利于昏君与好俊，即所谓“惠奸”。当时，“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35）岂止“常赋”，“诸路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36）这批钱物除供徽宗挥霍而外，又被“六贼”大量侵吞。如蔡“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所谓六贼，即是六名特大贪官。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37）徽宗、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总之，蔡京与王安石不仅个人品质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针形同实异。正如朱熹所说：“蔡氏以‘绍述’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实神宗良法美意，变更殆尽。”（38）蔡京所推行的崇观“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称。北宋虽非唱着老调子，而是唱着“新”调子亡国。。然而这个新字之上的引号切不可省略。北宋绝非亡于革新，而是亡于胡改乱草。

三、并非落后挨打

对于北宋何以亡国，当时人还有一种论调值得注意，即金强宋弱、北宋必亡。绘事中李邺的所谓“六如”说，便是其代表。他竭力鼓吹：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指北宋）如累卵。”（39）李邺因而获得“六如给事”的绰号，表明人们普遍认为：北宋必亡论太缺乏依据。只要将宋金双方的综合实力稍加比较，即可看出：北宋远比金朝先进，金军并非不可战胜。

古人将夏、商、周三朝合称“三代”，而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又被称为“后三代”。（40）所谓“三代”，即古人理想中的美好时代。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岂止夏、商、周，即使汉、唐，也不能同宋代相提并论。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1）古人的“三代”说具有浓厚的崇古复古倾向，而陈氏的“造极”说则不无道理。的确，宋代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又一个新高峰；横比世界各国，超过世界各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科技最先进的泱泱大国。宋金交战之初，金朝建国仅十年，各方面都很落后。

尽人皆知，战争依赖经济，经济支撑战争，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实力的较量。然而无论人力、物力、财力，金朝较之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北宋都差之甚远。就人力来说，直到金朝灭北宋30多年后，整个辖区总户只有300多万（42）。发动攻宋战争之初，金朝辖区估计不过100多万户，以一户五口计算，大约仅五六百万口而已。而宋徽宗时期是宋代人口最多的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总人口突破一亿，近20倍于当时的金朝。就物力来说，女真社会处于采集经济阶段，人们长期过着渔猎生活。女真贵族进入中原之初，对农业的重要性毫无认识，以致土地荒芜，生产凋蔽。如果说金朝“地狭产薄”，（43）其物力很有限，那么北宋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积累，到徽宗时，号称“中外靖绥，年谷登稔。”（44）与金朝相比，北宋显然具有地大物博的优势。就财力来说，金朝初年并无固定的财政收入。起初女真民众“无出赋税”（45），壮者皆兵，“几步骑之仗模皆取备焉”。（46）后来虽有赋税，但无一定之规，“税赋无常，随用度多寡而敛之。”（47）金太宗攻打北宋时，金朝的赋税制度仍处于草创阶段。金军南下中原，“有掳斥，无战斗。”（48）士兵除自备有限的粮草而外，主要依靠掳掠。难怪金军不时陷入粮草不继的困境，无法支撑历时稍长的战争。d而北宋初期的财政收入便多于唐代，神宗时仅钱币收入一项即达五千万贯之多，徽宗时又“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49）当时人炫耀：“承平既久，帑庾盈溢。”（50）此说虽系夸张之辞，但其财政状况无疑较好。何况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军费。“六分之财，兵占其五”（51）；“供军之资，十居七八。”（52）这类议论在宋代文献中比比皆是。足见，北宋经济对战争的支撑能力是金朝所无法比拟的。

即使就军事力量而言，当时金朝的军队总数不足20万，可投入攻宋战争的兵力仅12万（53），兵临开封城下者“大约不过八万人”（54）。而宋朝的军队总数则在百万左右，虽然缺编问题严重，但可投入抗金战争的兵力，仍数倍于金军。至于其装备，沈括曾指出：本朝“器甲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55）此说虽有渲染，但北宋弓管刀剑等兵器的制作水平无疑超过金朝，如宋军使用的神臂弓便是一种使金军望而生畏的精良兵器。金朝初期的兵器制作相当粗糙，中期以后的才有所改进。尽管宋人关于“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一类的说法（56），不能视为无稽之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金军队各有所长。金军的骑兵虽是其特长，宋军则有步兵尤其是水军的优势；金军虽善于攻城，宋军则擅长守城；金军虽长于野战，宋军则长于近战。只要切实加以整顿并组织指挥得当，宋军足以同金军较量，金军并非不可战胜。可是金军最终战胜宋军，但这绝非先进战胜落后、强大战胜弱小，相反，正如《金史·兵志》所说，实属“变弱为强，以寡制众。”人们讲到中国古代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役，常以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肥水之战等为例。其实，金朝攻灭北宋之战也属这类战例。

四、实因腐败亡国

应当承认，宋军与金军相比，确有差距。其主要差距既不在于装备，更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军队的素质与管理。宋军本来就问题不少，士兵员额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军事训练极不正常，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钩。而徽宗又将军队长期交由根本不懂军事、只知讨好皇上的宦官童贯、佞幸高俅主管。他们“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以致“全废教阅”，“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57）一句话，军政腐败。当时人邓肃指出：“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赏必罚，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则不然，有同时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转数官，或尚为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吏手。赏既不明，谁肯自劝？”（58）洪迈则叹息：北宋“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失、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59）

岂止军政腐败而已，北宋整个朝政一团糟。徽宗本人便是北来历史上最为昏庸的君主，他重用“六贼”，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纵情声色，挥金如土，耽溺道教，大造道观。而“六贼”则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既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他们为了稳固其权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徽宗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穷侈极欲的需求。足见，北宋晚期政治的腐败不是枝枝节节的一般性腐败，而是全方位的、不可救药的制度性腐败。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即是：“心腹溃了！”（60）

在中国，民贵君轻、主权在民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观念。思想家如此说，是其难能可贵的理想；统治者如此说，则往往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徽宗与历代统治者一样，也曾装出一付为民爱民的样子，“常恐一物失所，一民不被其泽”（61）。经常以勤政、廉洁自诩：“勤于政，庶以图天下之佚；俭于家，庶以资天下之丰。”（62）还多次作过将造福于民的承诺，如“经营欲致黎元福”（63）之类。然而这些完全是大话、空话、假话，口惠而实不至的漂亮话，最终骗不了人的鬼话。徽宗在位期间特别是其后期，正是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徽宗退位前夕，终于下诏罪已；“言路塞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赋致，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64）他不得不正视朝政腐败、赋役繁重、民怨沸腾这一社会现实。徽宗表示：“今日不吝改过。”（65）岂不说此诏与此话究竟有几分诚意，但为时已晚，北宋王朝再也无法苟延残喘，行将覆灭。

腐败就要挨打，首先起来痛击腐败透顶的北宋王朝的，是虽一向逆来顺受，但再也无法忍耐，虽一贯崇尚皇权，但再也不愿受骗的北宋民众。宜和二年（公元1120年）冬天，东南七路经制使陈※在上奏中，将跟随方腊揭干而起的百姓斥责为“妖贼”，并对其所谓“陵暴州县”、“恣行杀戮”的情形大肆渲染：“往往断截立体，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劲矢，备极惨毒，不偿怨心。”然而连陈※也不得不承认方腊起义确属官逼民反，起义群众“唯搜求官吏”，他们所到之处惩办贪官污吏：“盖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骚动，不知艺极。积有不平之气，结于民心，一旦乘势如此，可为悲痛！”他请求朝廷严惩贪官，并且预言北宋王朝势必被愤怒的民众推翻；“此风不除，必更生事。”（66）的确，方腊起义平息不久，“河朔、山东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67）而民众起而反抗的原因仍然在于朝政腐败。徽宗对此供认不讳：“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68）他连忙将宦官梁方平任命为河北、京东制置使，带领重兵前往讨平。只是由于金军抢先将北宋王朝打垮，否则这个腐败政权必将被民众摧毁。

与北宋晚期相比，金朝初年的政治显然要清明得多。北宋不仅官、民对立，而且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金朝则万众一条心，上下如兄弟，“阶级虽设，寻常饮酒食，略不间列，与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北宋皇帝集权专制体制已走向极端；金朝则保持着虽然原始，但很民主的作风，“每有事未决者，会而议之，自下而上，各陈其策。”北宋任人唯亲、唯钱；金朝则任人唯贤、唯才，“如有可采者，皆不择人而用之。”（69）所有这些都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史称：女真族“俗勇敢，喜战斗，耐饥渴。”（70）其实，金初的军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71）与其民族个性虽然不无关联，但关键在于政治清明。很清楚，金朝战胜北宋，并非先进战胜落后，而是清明战胜腐败。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固然是一个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然而腐败就要挨打，更是一条铁的历史定律。何况腐败往往导致落后。因腐败而落后，以致挨打，近代中国就是如此。北宋晚期虽然腐败，尚未导致落后，照样挨打。上述史实表明，北宋绝非落后挨打，实因极度腐败而亡国。

【转自春秋战国全球中文网上的转帖，起始来源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