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赞成本文论点。唐宋以后中华积弱，远非尚武精神衰颓可一言以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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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去病情结：追慕强者的尚武精神
一. 古人的霍去病情结
去时儿女悲，归来胡茄竞。试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这是一首在一般古诗选本中很难找到的诗，但是它却能让人过目难忘。诗的作者也不是才情出众的文人骚士，而是南朝梁时一位骁勇善战的武将曹道宗。关于这首诗还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据唐人李延寿的《南史》记载：梁天监五年，北魏大军攻钟离，围徐州。曹道宗率军迎战，大败魏将杨大眼。凯旋回朝后，梁武帝在光华殿宴饮群臣，少不了叫沈约分韵赋诗吟句一番。曹道宗虽然军功卓著，武将出身的他还是遭到了卖弄风雅的文人士大夫们的轻视，愤愤不平的曹道宗找沈约理论。梁武帝不得不出面打圆场，对他说：“卿人才英拔，技艺甚多，何止吟诗而已。”言下之意叫他不要当众出丑。但曹道宗仗着酒劲力求不已，梁武帝拗不过，就让沈约把最后两个很难的韵分给了他。谁料曹道宗得韵后，不加思索一气呵成，就有了这首诗。梁武帝看后“赞叹不已”，沈约和其他朝贤“惊嗟数日”。南朝诗风萎靡，大量充斥着荒诞晦涩的玄言诗和空虚华绮的宫体诗。曹道宗的这首诗如鹤立鸡群，文风豪迈，阳刚壮美，读罢让人昂扬振奋。难怪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里评论这首诗为“南朝唯一有气魄的一首好诗”。
在感受这首诗雄豪气度的同时，不难发现曹道宗对汉朝名将霍去病有着一种的特别喜爱与崇敬。事实上古人对霍去病的喜爱和追慕是非常普遍，在其他后人的著作里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当多的材料。
岳飞毕生的理想，就是能同霍去病一样“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满江红》）。贯休向往的是“霍嫖姚，天子将之平朔漠。肉胡之肉，烬胡帐幄”酣畅淋漓的壮举，曹植追怀霍去病以及汉军将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白马篇》）的壮烈之举， 王维则是仰慕“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慷慨之气（《少年行》）。而在杜甫看来，霍去病是汉族最为杰出优秀的军事将领，“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后出塞》）“将军只数汉嫖姚” （《寄董卿嘉荣十韵》）“汉朝频选将，应拜霍嫖姚。”连柔弱的北宋文人都有感叹“嫖姚立大勋，万里绝妖氛。”（宋.宇昭《塞上赠王太尉》） 。从李白的诗文“敌可摧。旄头灭。 履胡之肠涉胡血。 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 胡无人。汉道昌”（《胡无人》）中，可以看到李白的终极理想是“汉道昌”，而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是出现霍去病那样的英雄能“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使得“胡无人”。这首诗具有一种阔大雄伟的气魄，也是诗人直率奔迸的感情表达，。
这些不是一种修辞手法或者是作者的一时感慨，而是作者们一种文化心理，笔者姑且将其这种心理定义为霍去病情结。一般而言，追忆历史往往是因现实所触，感怀古人也时常蕴藏着对现实的不满。但这种追忆和感怀霍去病的情感并不是消极的，也不是重古轻今，而是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尽管霍去病的远征并没有取得对匈奴作战决定性的胜利。但战略意义的层面来讲，以高机动的骑兵快速突进，迂回深入纵深，不断打击敌人防卫薄弱的软肋，同时毁坏城镇，掳杀民众。这本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惯用战术，无论匈奴、鲜卑还是后世的女真、蒙古都以这样的战法让汉人大吃苦头。而霍去病将这样的战法用于对付匈奴侵略者本身，是“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凶悍如狼的匈奴人在霍去病骠骑的马蹄下反而成为了待宰割的绵羊，匈奴人的赖以生存的草原被焚毁，大批女子老幼以及数万的牛羊都成为了霍去病的战利品，之前欠下汉人的血债，被霍去病连本带利的讨了回来。在最后的漠北之战中，霍去病更将这种奔袭战法发挥到了颠峰，将左贤王部全部人口几乎一路追杀殆尽，出征漠北过后，单于远遁，漠南再无王庭。相较霍去病在四次战役中共消灭匈奴十二万余人的辉煌战果，更为可贵的是霍去病的军队作风硬朗又战术多变，屡次以少击众毁灭性的袭击对匈奴人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让匈奴人明白汉人是不好惹的，应了另一句汉朝名将陈汤的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二十二岁的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姑衍，兵锋直抵翰海。一说狼居胥山位于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克鲁伦河之北，姑衍山在狼居胥山之西。另一说狼居胥山即高加索山，而翰海则是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无论据哪说，霍去病都是整个华夏五千年历史中汉族将领中率军远离国土最远者，大汉的雄壮的国威第一次播洒极北荒寒之地。他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
后人对霍去病将军的仰慕和喜爱的情结，不光是对英雄人物的怀念与哀思，更重要的本质内容其实是对尚武精神的推崇与向往。所以霍去病是汉民族战争史中最为荡气回肠一章，他的胜利已不单单是一次对外战争的完胜，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的丰碑，整个汉民族为之骄傲，它鼓舞感召着一代一代的汉族儿女,他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更让无数性情汉子血脉贲张。正因为如此，霍去病成为了古代士人与将领共同偶像，人们竞相歌咏他、崇敬他、热爱他，自古至今延绵千年。
二. 尚武精神必不可少
秦人尚武，《诗经.秦风.无衣》注释中就记载有“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的性格特质,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秦人在国君继承人的选择上，要“择其勇猛者而继之”，而且将功爵与杀敌直接联系了起来，《韩非子.定法》记载“商君之法：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精神熏陶与政策鼓励的双重合力下，秦军能成为一支百战不殆的劲旅，秦国也凭借这支军队一扫六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强大帝国。
西汉国力大盛，此时的汉人，勇武刚强，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们纷纷投笔从戎，走向了边疆，他们扩张国土于四方，北击匈奴，南收粤越，西震西域，强汉之兵锋，无敢撄者，他们用“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磅礴气势喊出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铮铮强音。
历经南北朝时的颓势后，汉人迎来了李唐盛世，这也是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又一个高峰。唐人用“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的语言直接表露着自己的人生态度：“壮士耻为儒”，纷纷抛弃安逸舒适的生活，从军边塞，报效国家。他们不但意志坚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而且视死如归“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这个生气勃勃的时代里，李靖大破突厥于阴山，生俘可汗颉利；薛仁贵破百济，灭高丽，朝鲜半岛北部尽入大唐国土；高仙芝率孤军远征西域与阿拉伯大军激战，虽然唐军由于盟友背叛失败，却让风头正劲的阿拉伯人不敢再东向。还涌现出一大批如民族英雄如李世绩、王忠嗣、封常清等，如群星闪耀，乃是盛唐气象的写照。
五代以降，武气渐衰。勉强统一的赵宋，一方面政治腐败，另一面轻视军略，民间广泛流传“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语。这个时代再也没有汉唐之勃发生气，更无宏伟雄大之气魄。北宋空有禁军百万，对外作战屡战屡败。太祖太宗时，就有辽朝之患；徽钦之世，女真小丑跳梁，夺去汉人大半河山，衣冠之族沦为异类数百年，等到蒙古兴起后，摇摇欲坠的南宋终于轰然倒塌。崖山之后，几无华夏，未尝不让吾辈扼腕叹息。等到明兴以后，初期虽有北驱蒙古和祖五征大漠的荣耀，但在根本上并没有改变重武轻武之习气。在朝文官当权，在野八股取士，丝毫看不到尚武之迹象。于是一遇也先而英宗见虏，二遇满洲而举国沦亡。
可以看到，在华族强盛的时代，是一批刚强有力的英雄雄姿勃发的开拓疆域，而在汉族衰落时，是一些柔弱优雅的文人在凄怨的哀叹家国沦亡。所以，尚武精神绝不可少，
在我们汉民族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演变出了一种“德治天下，礼尚往来”的儒家“尚德”精神。评价人之优劣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德行”，保证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则是一系列的道德教化以及“三纲五常”，为了保证这种“尚德”精神的稳定，在发生冲突时就倡导“以和为贵”，鼓励息事宁人。这种精神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则是“敦睦外交”，“怀柔远人”，意图“以情理之真诚，化犬羊之桀骜”。将这种内在的精神外化为社会行为，就逐渐形成了汉族讲究礼仪，彼此尊重，亲善温和的优良传统。但是“尚德”如果被异化成“轻武”，使汉人丧失血性，人们“以强勇为喜事，以冒险为轻躁，以任侠为大戒，以柔弱为善人，惟以‘忍’为无上法门。”，若人民国家真沦落如此，岂能有容身之地？
还有人说“文明人尚智，野蛮人尚武”，此话只知二五，不知一丈，两宋文明之昌盛，难道不是远超女真蒙古诸族么？可见柔弱之文明，难以抵挡野蛮之武力。尚武精神乃是国家之所以能鼎立不倒，文明能延续不灭的力量之源。
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以文弱著称于世，胆怯懦弱，忍人所不能忍，全无强悍之性。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务是重拾尚武之精神，“人以恶声加我，我也恶声返之，人以强力凌我，我也强力抗之”，如此国家和民族才能抵御外侮，傲然屹立。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霍去病情结，让尚武精神之集中象征的霍去病将军成为全体国民的图腾。
【转自“天地之心”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