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
诺贝尔奖官网消息，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获得了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
2015年3月，与拉什迪、奈保尔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的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出版了十年来首部长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这部被媒体赞为“颠覆了西方奇幻文学既定模式”的小说一出版就得到了各方好评。
《被掩埋的巨人》创作过程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但与许多颇受期待的文学新作不同，这不是一部壮丽的史诗，会讲述跨越一个世纪的烽火连天；也不是一篇对他个人经历的精心拼合与再叙述。对这则娓娓道来却感人至深的故事，作者自己给出的判定是“寓言式的”。
《被掩埋的巨人》故事发生在公元500年前后，亚瑟王时代的不列颠，那是一段我们知之甚少的历史时期。小说讲述一对年迈的夫妻希望寻回他们失落记忆的经历，与此同时他们和他们的邻居却似乎全都染上了一种群体性的失忆症。
男女主人公艾可索和比特丽丝获准离开他们生活的村落，踏上了路途，一路上先后遇到了一群嗜血的精灵：一头曾经凶残无比、如今年老体衰的巨龙；一位充满激情、胸怀复仇烈火的武士；还有一名倔强的船夫，将旅人们渡往伊甸园般的神奇乐土。很快，他们从垂垂老矣的高文爵士（就是《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中的那位高文）口中得知，巨龙那附了魔的吐息就是这记忆迷乱的源头。
抛开奇幻的情节设定，石黑一雄将他的小说称作是一则“放大的隐喻”，探讨的是社会记忆以何种方式运作：不论是一个试图忘掉一场战争的民族，还是一对努力回忆他们香艳初会的夫妇。
尽管在许多之前的作品中探讨了个人记忆的复杂性，石黑一雄还从未尝试在社会层面上直面记忆对我们的影响。“我希望人们能够领会到记忆与欲望是何等难以把握的问题，”他对《赫芬顿邮报》如此说道。“我希望强调人类所身处之困局的复杂性。”
石黑一雄，日裔英国小说家。1989年凭《长日留痕》获英国“布克奖”，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被掩埋的巨人》是石黑一雄自2005年《别让我走》之后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
2015年3月，《被掩埋的巨人》出版后不久，石黑一雄接受了赫芬顿邮报专栏作者麦迪·克拉姆的采访，以下为相关内容。
上海译文近年来出版了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小夜曲》《无可慰藉》《浮世画家》等等，并且将进一步推出其他石黑一雄的作品。
关于创作一部（至少在表面上）与自己早期作品迥异的小说：
我最初的想法是继续我之前写作中所惯常的那种独白。在《别让我走》与《长日将尽》中，你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人物的内心意识。他们翻找自身的记忆，有时又会逃避过去中的那些令人不安的片段。而那个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浮出水面：“什么时候，我们不如将往事遗忘，并将它们永远尘封在遗忘之中？”
（《被掩埋的巨人》）则并非一篇第一人称的叙事。故事发生在一个我之前从未涉猎的背景之中，这是两个显而易见的变调，而这两个变调都是我有意为之的。
我做了一件15年来，我一直想做而未做的事，也就是写一部围绕那个问题的小说--何时应当回忆，何时不如遗忘--并将之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层面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共同体。我无法以第一人称来完成这样一种叙事。
这本书不适合局限在单单某一个个体的头脑中。我必须设法描绘出整个共同体，才能让叙事的发展走出关键性的一步。
关于集体记忆及其在战争中的角色：
（《被掩埋的巨人》）的创作动因来自于南斯拉夫解体时我在欧洲的见闻，来自于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这两起事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接踵而至。它们既骇人听闻，又令人困惑：同在一个小村庄里比邻而居了整整一代人的两个民族，一度亲昵地将自己的宝宝托付给对方照料，怎么会突然在一夜之间举起屠刀彼此相向？
邻居与邻居反目成仇，可怕的屠杀随即降临。这在我看来，就像是某种埋藏的记忆被人刻意地唤醒了，人们这才对彼此心生这般的仇恨。
我一直没有完全放弃以这些事件为背景创作一部小说的想法。但我想，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将是一部偏向纪实或历史的作品。那将是一篇讲述南斯拉夫的解体，或是大英帝国与美国奴隶制的故事。但读者会不可避免地将它看作是仅仅围绕那一个事件的叙述。
我想，作为一名不同于非虚构类作者的小说家，我应当可以站远一步，承认这类事件是人类遭遇的一种固定模式，你会看见它们在整部历史中反复出现。
我想说，我所看到的这件事是普遍存在的，或许是永恒的，因此我想将它放置在一个读者能够看出我并非特别感兴趣的背景之中。这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个隐喻的背景。而发生在其中的则是一个我们可以映射到晚近历史中的故事。我甚至考虑过让小说中的人物从一个背景跳跃到另一个背景中，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案例，外加种族隔离后的南非以及二战后的日本这样的社会。也许未来确实会有这样一部小说诞生，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某个模式一次又一次地重现。但我最终选择了创作一部近乎寓言的作品。
关于创作情感小说而非政治小说：
我并没有处心积虑地力求史实精确。我笔下的迷雾中有食人魔，水中会钻出小精灵。也不想寻求任何清晰的道德观--我从不在小说中以此为目标。我喜欢勾勒突出人之为人的某张特定的面孔。我并不想指手画脚地说，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我想说的是，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感受。在一部小说中，情感对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恋爱关系中的“宽恕与遗忘”
我同样希望将这个关于记忆的问题映射到婚姻关系中。我感兴趣的是共同的记忆在一段婚姻，尤其是（比如本书中的）一段长久的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大部分持久的关系而言--不论是亲子关系、兄弟姊妹关系，还是朋友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宁可抛诸脑后，不再提及的，总有一些令人不安的阴暗旅途。这时，最明智的做法似乎就是将它们深深地掩埋。
但在一段像婚姻这样的关系中，你又不得不问，如果你矢口否认某些事情曾经发生过，如果你真的将它们彻底遗忘，那么，这又会对爱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做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不真诚？这样的关系还是“真正”的爱情吗？另一方面，如果你真的回到了过去，直面它、直视它，这样做是不是同样会摧毁爱情呢？
关于在创作中将记忆与遗忘化作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我需要通过某种途径来使所有人失去记忆，或者使他们的记忆变得极其支离破碎。这也许是一种隐喻，反映的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中某种复杂、微妙得多的东西：我们的记忆是通过媒体、大众娱乐、历史书籍和博物馆来控制的。课本就是人们企图控制社会记忆的一个关键又明显的例证。
当然，这件事总是不断地在日本引起争议。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没有提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东南亚的所作所为。
这不是魔法，但有人确实在施展这样的法力。在我笔下的那个经过简化的神话背景中，我创造了一片降临在这片土地之上的迷雾，而这迷雾的超自然魔力能够使人遗忘。
你可以争辩说，降下这片迷雾的人心怀着一个相对良善的动机：阻止这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又是你只能通过强行制造某种遗忘症来实现这一点。在我的故事中，脆弱的和平就是通过这片迷雾来维持的。
（在书中）这对（主人公）夫妻的想法是：为了让我们爱能够存续，我们需要我们的记忆。我们上哪儿去找驱散遗忘的解药呢？我们怎样才能让记忆复苏呢？就这样，它展开成为了一则发生在那些想要让迷雾延续的人和那些想要让迷雾消散的人之间的故事。
关于将他的作品定义为科幻类、奇幻类或其他文学类别：
我想我也可以将这个故事设定在未来，那样人们就会称它为科幻小说了。如果你写了一个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人们就会称它为奇幻小说。
为什么说普鲁斯特言过其实了：
完全坦白地说，除了普鲁斯特的开头一卷，我认为他的文字实在是无聊透顶。普鲁斯特的问题在于，有时你读完了一个精彩至极的段落后，接下来就要面对两百页赤裸裸的法式势力眼、上流社会的各种小花招，还有纯粹的自我放纵。如此这般，没完没了。但偶尔，我想是当他触及记忆时，他的文字可以非常优美。
我想，他谈论记忆的方式与我的这本书可能不太一样。他非常擅长于捕捉记忆的情感本质。我猜正是他促使像我这样的人在一开始动了围绕记忆提笔创作的念头。
关于小说相对于电影对记忆的描绘：
大多数小说都会在某个节点上以某种方式涉及记忆。记忆在小说中也如鱼得水。但它在电影中就不那么契合了。这同表达形式有关。我们有闪回手法，而它确实只是一种手法--相当生硬。它是一种叙事手法，而非捕捉记忆质感的一种认真的尝试。时不时地，总有人试图去做这件事。
我还在想，这是否同另一个事实也有关系，那就是：每当回忆时，我们的记忆总是以定格画面再现。如果我现在请你回想你童年时代的某段关键的记忆，你会发现你看到的是定格的图画，充满了感情。但你得设法弄明白，这些感情是如何嵌入那幅活人造型的静态画面的？接着，你又会问，这帧画面之前发生了什么，那一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在小说写作中，做到这一点是件自然而然的事，内心独白足以帮助你实现目标。动态画面似乎与我们记忆的运作方式是相悖的。它具体明确，采用现在时态，而且以均匀的速度展开呈现。这似乎与记忆完全不同。
http://news.qq.com/a/20171005/03594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