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悲剧·救赎—莫里亚克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李美丽

　　摘要:在现代主义思潮迭起的二十世纪,莫里亚克既坚持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又融合了现代主义观念和宗教思想,以家庭为舞台展示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时代背景下人的罪恶,深入挖掘罪人们的精神世界,让他们在灵与肉、善与恶、沉沦与复活的痛苦挣扎中具有了悲剧精神并最终获得了宗教上的救赎。莫里亚克的创作既继承前人,又开拓创新,为西方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了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

　　在西方文学史上,人与物的关系一直为作家们所关注、探讨,二者的关系决定着人的生存处境,他们之间的斗争角逐也最终使人一步步从主人沦为奴隶。自从古希腊确立西方人本主义文化传统以来,西方人始终在为自己的中心主宰地位而奋斗、反抗,始终是物质的主人。但他们仍然看到了物质金钱的罪恶,并有所表现,如古罗马喜剧《一罐金子》 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 莫里哀的《吝啬鬼》等都揭示了金钱物质对人的腐蚀、对人与人关系的玷污。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控诉道,“人间再没有像金钱这样坏的东西到处流通,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出可耻的事,甚至叫人为非作歹犯下种种罪行”。然而,这些批判与反思毕竟是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记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对物质文明的赞扬和对人物欲的肯定。十九、二十世纪是物质文明繁荣的时代,也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时代和马克思所说的人性的“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1〕在这个时代,人与物的矛盾格外尖锐、激烈。物质的极大丰富解放了人也毁灭了人,人开始被物质吞噬,成为物质的奴隶。以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高扬人道主义理想,真正开始了对物质文明罪恶的揭露、批判与反思,到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作家们如卡夫卡、奥尼尔、艾略特、斯特林堡等则绝望的表现这一主题,描写丧失了主体性的人在物质面前的无能为力与恐惧。在现代主义大放异彩的二十世纪,法国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家莫里亚克也关注了这一主题,他继承了巴尔扎克的优良传统,聚焦于物欲阴影下家庭的罪恶,探讨了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生存处境。无疑,其对家庭丑恶的暴露和对一个个罪恶灵魂的剖析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深刻的意义和价值。本文试图以文学发展史尤其是十九、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为平台, 分析莫里亚克创作的继承性与开拓性,亦即其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一、 正视人性的罪恶

　　莫里亚克以写家庭的丑行与罪恶闻名,其笔下的人物为物欲驱谴,充满着情欲。诚如安德斯·奥斯特林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所说“无声的青春焦虑,罪恶的深渊及其呈现的永恒威胁,虚妄的肉体诱惑,物欲横流,自满和伪善泛滥,这些是经常出现在莫里亚克笔下的主题”。〔2〕在物质金钱成为主宰的二十世纪,物欲榨干了人的感情,家庭的婚姻关系与血缘关系都被物化,成了纯粹的物质关系;亲情被腐蚀殆尽,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冷漠、仇视。物欲无疑是人性罪恶的根源,它引人走向堕落的深渊。莫里亚克正是以家庭为中心,以物欲为切入点,深入挖掘西方资产阶级家庭中人之罪恶的。

　　关注物欲笼罩下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暴露家庭背景下的人性罪恶是莫里亚克小说的一个主要内容。莫里亚克的作品以自己熟悉的故乡———法国西南部的吉隆特省波尔多市为背景,那里尽管闭塞、落后、死气沉沉,却仍未幸免以崇尚物质为本性的现代文明侵入,物欲渗透在这里每个人的血液。他们的物质占有欲表现为对松林、土地、葡萄园等的追求和占有,一切的活动莫不以此为准绳,建立家庭基础的婚姻尤其如此:择偶标准不是感情,而是财产多少;婚姻不是人的结合,而是财产、土地、森林的组合。《给麻风病人的吻》中丑陋的让·佩罗埃尔之所以能娶到有着“一张美如天使的面孔”的诺埃米是因为他有丰厚的财产而诺埃米则家道中落;《苔蕾丝·德斯盖鲁》里天性有着财产占有欲的苔蕾丝自愿跳入了金钱婚姻的罗网,她嫁给贝尔纳是因为自己看上了他的“两千公顷地产”,她企图通过婚姻获得这一财产支配权,恰好贝尔纳也垂涎她的松林,两人的结合实质上是财产的结合;《昔日一少年》中的母亲不惜一切让儿子娶雅内特是为了占有她上千顷的土地……不仅婚姻如此,实际上家庭一切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财产关系,原本神圣、纯洁的亲情被物欲吞噬了。《爱的荒漠》中,巴斯克夫妇觊觎着财产继承权,雷蒙因要求得到象姐姐的嫁妆那样一份财产遭父母拒绝而与之断绝关系;《母亲大人》中费利西黛·卡兹纳夫作为母亲对儿子畸形的爱是资产阶级占有欲急剧膨胀的又一恶果;《盘缠在一起的毒蛇》中为了财产展开了守财奴路易与妻子儿女的无声战争……物欲的膨胀滋生了贪婪、冷酷 自私、卑鄙、仇恨和虚伪,使人走向了罪与恶:苔蕾丝不爱平庸的丈夫而企图谋杀他;费利西黛不惜残酷的折磨死儿媳;风烛残年的路易与自己的整个家庭为敌……

　　莫里亚克如此执著于暴露人性之罪恶首先在于其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他曾多次表示不用美丽的谎言欺骗人们,而是让人们看到真实。在西方文学史上暴露人性之恶早已有之,只是并未成为主流,直到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步入文坛,才真正掀起大揭露、大批判的潮流。莫里亚克少年时代喜欢读巴尔扎克的作品,难免受到影响,他和巴尔扎克一样以批判的目光审视着罪孽深重的现实。莫里亚克的时代是一个物质占据统治地位、没有上帝、充满着疯狂与绝望的时代,一个充满着物欲的拜金主义的时代。这与巴尔扎克生活的大革命之后激情与腐朽相交织,政权不断更迭,资产阶级逐步取代贵族阶级,物质利益成为人最高追求的时代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其中,物欲的膨胀和人的物化最为突出。莫里亚克所描写的是发生在自己熟悉的保守、闭塞、愚昧无知而又贪婪成性的外省资产者的生活,写他们在物欲阴影下的罪恶和痛苦挣扎。《人间喜剧》中最触目惊心的也是那金钱统治下的一幕幕家庭丑剧:《高布赛克》中母亲为了剥夺女儿的财产继承权而烧毁丈夫的遗嘱;《夏倍上校》中妻子为了吞没丈夫的财产而企图将他关进监狱;《幻灭》中赛夏老头理直气壮的榨取儿子;《欧也妮·葛郎台》中守财奴老葛郎台为聚财毫不顾及夫妻 父女 叔侄之情;《高老头》中榨光了父亲财产的女儿再也不顾父亲的死活……何其相似的家庭!何其相似的罪恶!无可否认,莫里亚克对物欲与家庭罪恶的描写秉承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莫里亚克作品中的“丑”与“恶”同样体现了现代主义精神。二十世纪是现代主义繁荣的世纪,生活在现代主义的包围下,莫里亚克无可避免地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法国现代派诗歌创始人波德莱尔,影响了莫里亚克的文艺观和美学观。现代主义文学提倡“以丑为美”,企图在丑的自我暴露 自我否定中肯定美,使丑升华为美,通过艺术来表现与人性之恶的抗争,表现对丑恶现实的反抗。莫里亚克也同样,他笔下的丑行与罪恶是现代主义的一朵“恶之花”。

　　二、悲剧———有灵魂的罪人

　　“我的人物或许不全相信上帝还活着,但是,他们全都有一颗道德心”,〔3〕莫里亚克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上如是说。的确,尽管莫里亚克执著于批判人性堕落、道德沦丧,但他更刻画了这些罪人们的灵魂,挖掘了他们被物化后痛苦的精神世界,这使莫里亚克笔下的罪人与巴尔扎克、狄更斯笔下的恶人相区别,也是莫里亚克对该题材、该主题的开拓性探索,从而使莫里亚克笔下的罪人具有了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来自他们对自身罪恶深刻的内省、自责和负罪感,强烈的内心冲突和情欲的种种折磨使他们在善与恶、灵与肉、升华与堕落之间痛苦挣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六日,在莫里亚克被接纳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隆重典礼中,安德烈·舍梅克斯所致的欢迎词中这样说到:“在您的艺术天地里,自封国王的人往往是衣冠禽兽,他们贪得无厌,却又被极大的痛苦折磨……您是描绘痛苦的大师。”〔4〕可以说,“痛苦”使莫里亚克笔下这些罪人、恶人具有了灵魂,从而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莫里亚克笔下的罪人不是行尸走肉,物化后的孤独、挣扎的痛苦和尚存的爱让我们感觉到他们躯体里仍然跳动着的灵魂。不象巴尔扎克笔下那些被物质掏空了灵魂畅游于欲海的时代英雄们,莫里亚克笔下的罪人生活在极度孤独之中,他们渴求感情的依托,《爱的荒漠》里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朋友的玛丽亚,缺乏感情交流、彼此隔膜的雷蒙父子以及《盘缠在一起的毒蛇》里的孤苦的让·佩罗埃尔等无不孤独的生活着,《黑夜的终止》里年迈的苔蕾丝沦落巴黎、孤苦伶仃,甚至乞怜女仆的答话以排遣无限的孤独……可见,物质并没有完全占据他们,也不能完全满足他们,他们感受到了物欲追求下灵魂的失落和情感的孤独。

　　虽沉沦于罪恶,莫里亚克笔下的罪人却并非心安理得、无动于衷,而是在不断斗争、不断挣扎,《苔蕾丝·德斯盖鲁》里苔蕾丝无意识中谋害丈夫,其回忆里充满着犯罪感,在《黑夜的终止》里她表现出对女儿的强烈负罪感;《爱的荒漠》中因贫困而做了拉鲁塞尔情妇的玛丽亚不时地在反思自己,“使我堕落的不是贫困,而可能是最卑鄙的念头:想有地位,想要别人一定娶我……”;《给麻风病人的吻》中让不断地在挣扎,惊恐于“我的灵魂比我的面孔还要丑恶不堪!”……其悲剧精神正是在这种认识到自己罪恶后企图摆脱而努力挣扎的痛苦中体现出来的。

　　莫里亚克的笔下并非一片爱的荒漠。尽管物欲驱使人们彼此仇恨、相互残害,但莫里亚克小说中的人物并没有完全丧失人性与亲情之爱,而是每一个爱着的人相互隔膜、不能理解从而表现出爱的饥渴和追求;与其说他们缺乏爱,不如说缺乏沟通与理解。《给麻风病人的吻》这一婚姻悲剧中,主人公让·佩罗埃尔和诺埃米都是悲剧人物,这一悲剧不仅体现在金钱婚姻所带来的灾难上,更体现在他们为不伤害对方而作的徒然努力上。美貌的诺埃米因为没有资产被迫嫁给丑陋的自己不喜欢的让,不得不克制着自己的厌恶对他恪守妇道并为之终生守寡,诺埃米付出了青春、爱情的沉重的代价,一朵美丽的花在金钱婚姻的腐蚀下过早地凋谢了,无疑,诺埃米是一个悲剧。但父亲为之用财产买来美貌妻子的让更是一个悲剧。除了貌丑之外,让是一个善良的人,虽是富家子弟,却过早丧母,在一个无爱的环境里长大,他内向 孤独 自卑,他爱上了美貌的诺埃米,并因父亲的财产得到了自己觉得根本不可企及的诺埃米。尽管让·佩罗埃尔一度想用尼采的超人哲学为自己鼓劲,但他始终无法树立主人的意识,无法以主人的身份心安理得的去“享用”妻子,相反,他自惭形秽:他爱美丽妻子,却根本不敢正视她。面对不爱自己、忍着极大厌恶躺在自己身边的诺埃米,他比她还要痛苦。为减轻心爱的人的痛苦,让起初逃到树林里,尽量减少与诺埃米在一起的时间,后来为了诺埃米又别离家乡,孤身一人住在巴黎。当诺埃米被年轻英俊的医生吸引,深恐有违天主教教义,便要让从巴黎回到自己的身旁。经历了惨烈内心争斗的让放弃了尼采所谓“主人道德”的思想,面对只能给他“麻风病人的吻”的诺埃米,他决定把她从这场错误而痛苦的婚姻中解放出来。于是,他去照顾肺病患者,故意染上当时无法医治的肺病,为诺埃米、为爱情献出了23岁的年轻生命。一个自私的无爱的人能够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作出如此之大的牺牲吗?除了出身豪门之外,他与《巴黎圣母院》里的加西莫多一样,一样的善良,一样的因丑陋而遭遇爱情的悲剧,一样的为爱情献出了生命。诺埃米和让·佩罗埃尔都为了不伤害、少伤害别人而尽可能地作出了努力,甚至不惜伤害自己,这难道不是一首伟大的爱的赞歌吗?

　　象他们这样为别人而牺牲自己,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爱的人在莫里亚克的文学世界里可谓不少,《黑夜的终止》中孤独的苔蕾丝为了女儿放弃了让生命不再孤独的最后一次爱情,并且宁愿放弃自己的所有财产,在孤独中死去;《爱的荒漠》中有几次父子真情的生动描写,使人觉得那不再是爱的荒漠,如父亲因心绞痛晕倒的那一幕,父子两人情不自禁的流露出对彼此真诚的关心,以及作品结束时父子俩真诚的交流,无不流露出他们的爱……显然,莫里亚克塑造的罪人与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笔下的恶人完全不同。狄更斯笔下的葛雷映、庞得贝,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的三个女儿、老葛郎台、高布赛克等都是彻头彻尾恶的化身,他们毫无痛苦,毫不反省、自责,而是理所当然认可自己的无耻行经。他们让人觉得厌恶、憎恨或者好笑,而根本不具备莫里亚克小说中人物的悲剧精神。

　　三、 忏悔与救赎

　　如果说巴尔扎克、狄更斯写人性之恶是出于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以揭露与批判罪恶现实的话,那么莫里亚克之写罪恶则是为了灵魂的救赎。巴尔扎克、狄更斯也受着基督教的影响,面对人欲横流、道德沦丧、金钱成为社会主宰的丑恶现实,他们高扬博爱和人道主义的理想,把拯救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希望能以此解决社会矛盾,消除社会弊病,惩恶扬善。他们把基督教精神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将基督之善与人间之恶相对比,如《欧也妮·葛郎台》中巴尔扎克醉心于欧也妮母女俩基督徒般的圣洁善举,即是为了与老葛郎台之恶形成对比,以达到批判的目的。《高老头》这部小说也通过突出渲染高老头身上那种基督受难般的伟大的父爱,与其三个女儿的丑恶相对比,希望用这种美好的感情来维系家庭关系,防止社会道德之沦丧。狄更斯的作品则有着更为明显的惩恶扬善特征,其早期的作品自不必说,即便是不再坚信善定胜恶的晚期,他也同样流露出善恶报应的思想。显然,巴尔扎克、狄更斯的作品中基督精神是以与恶人相对立的善人为依托的。

　　莫里亚克一生受着基督教的影响,尽管他曾经几次重审自己的基督教立场,动摇过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尽管他曾说过:“在我的心灵中,死去的慈父总是抗衡着母亲灌输给我的一切”,〔5〕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基督教作家。诚如安德斯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所说,“他生来就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的气氛中长大;这种气氛成了他的精神之乡,总之,他从无必要对教会作出抉择”,〔6〕“若要理解莫里亚克,人们必须记住这一事实:他不属于改变信仰的作家群,否则,对他的理解就不可能完全”。〔7〕这一界定显然是很中肯的,天主教思想一直影响着莫里亚克,影响着他的文艺观和创作观,渗透在他的每一部作品里。其小说闪烁着上帝的灵光。天性与神恩的感召、灵与肉的痛苦挣扎、忧郁与孤独的撕裂灵魂几乎体现在他小说的每个人物身上。不同的是,莫里亚克将基督精神赋予了那些沉溺于罪恶中的灵魂,使他们在罪恶中挣扎,不断的弃恶从善,最终达到灵魂的救赎。苦难的命运、沉沦的灵魂、爱的冷漠与孤独以及忏悔和最终的救赎———莫里亚克写罪人灵魂的挣扎与获救。莫里亚克写罪恶,因为罪恶是救赎的前提,莫里亚克所要表达的并不是恶,而是在恶里挣扎的痛苦以及最终获救的欣然。他相信上帝的仁慈与万能,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词》中他说到:“上帝即是爱。对于活生生的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8〕所以尽管莫里亚克塑造罪人,却并不痛恨他们,而是像上帝那样,去爱他们,让他们象基督徒那样忏悔,从而获得拯救,诚如他在《小说家和他的人物》中所写:“我确实爱我的那些阴险人物,我爱他们,正是因为他们丑恶,就象一个母亲自然地偏爱最不幸的孩子一样。”莫里亚克写人的恶不仅仅是对它进行批判,更是为了拯救,“念念不忘罪恶也是念念不忘纯洁和童年”,他总是以怜悯理解的态度来展示罪人的内心世界,以哀其不幸的目光看待那些背负着罪损害着他人和自己的芸芸众生。“救赎”意识在作者笔下使罪孽深重的灵魂得以拯救。在莫里亚克的作品里深刻的体现了这一拯救思想,其作品中的罪人也通过不断的忏悔和心灵挣扎最终获得了灵魂的复活。曾一度希望用尼采思想给自己力量的让最终选择了自己的死亡;庸俗空虚,自私恶毒的贝克纳最后放弃了对苔蕾丝的软禁,让她到自由的巴黎;雷蒙对玛丽娅由愤怒仇恨转而原谅;一生死守财产,敌视亲人,贪婪吝啬的路易最终用爱否定恨,用宽恕原谅儿女,由毒蛇变成了圣徒;《苔蕾丝·德斯盖鲁》中苔蕾丝直到在《黑暗的终止》中解脱痛苦、得到归宿之后才使作者恢复宁静……莫里亚克从不惩罚自己的罪人,也不剥夺他们忏悔的权利,而是以同情、理解、宽容的态度来展示他们的复杂心理。总之,人们尽管有罪恶却并非不可救药,莫里亚克指恶劝善,昭示人们皈依宗教。

　　宗教上的救赎使莫里亚克对人没有绝望,这与现代主义作家在表现这一主题时的绝望情绪大为不同。现代主义的创作如《变形记》 《秃头歌女》等都绝望地展示了物质社会里人与人的隔阂、人的物化。而莫里亚克并没有绝望,尽管人被物化,物欲点燃着人的罪恶,但他们都在反省、在挣扎、在自我救赎,而且莫里亚克相信人们能够得以拯救。

　　西方文学史是认识、探索人类生存处境的历史,是记录人类自由追求与精神困境的历史,莫里亚克接过前人肩上的重任,进行新的开拓,他兼容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创作精神,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环境下创造出了新的成就,其对物质文明的反思、对人性的剖析和对人类救赎的探索对我们有着重要警醒与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1〕转引自徐葆耕 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141

　　〔2〕〔5〕〔8〕〔9〕〔10〕桂裕芳译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爱的荒漠·授奖词〔M〕 南宁:漓江出版社出版,1983

　　〔3〕〔4〕〔6〕〔7〕汪家荣,石横山等译 爱的沙漠·莫里亚克选集·序言〔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