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弹下的故事

［英］杰妮·特纳 / 宋玲

　　1940年至1941年的那场德军大规模空袭以后，又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到了1944年的初春，伦敦又遭遇到一次敌方军力突然加倍的小规模空袭。两位女子坐在马里勒波路的一堆沙袋上喝茶。茶水有些发绿，可能用氯处理过；奶粉结成一团一团的；即便如此，两人像其他女人一样，照例争着要付钱。一个沙袋破了，泥土和些许残花败草露了出来。“‘大自然战胜了战争，’”两位新朋友中的一位“模仿播音员的声音说道，人们为无线电广播站撰稿时总会这么写——他们在被炮弹轰炸的区域发现了各种重未见过的野花、以前从未见过的鸟类，等等等等——没劲得要命。”似乎那些模糊褪色的老照片里的一张活了过来，开口说话了。

　　《守夜》是莎拉•沃特斯的第四部小说，这是她首次放弃了那“令人战栗的”、“戏仿的”、“维多利亚式的女同性恋”的主题，该主题曾在《轻舔丝绒》（1998年）（Tipping the Velvet），《吸引力》（1999）（Affinity），《指匠情挑》（2002）（Fingersmith）等作品中得到深入，并得到大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令人战栗的”“戏仿的”“维多利亚式的女同性恋”都是沃特斯用来形容自己的术语——虽然总的来说并不都用得恰当——可以说这些词是既足够准确又有失偏颇。这些作品确实都是戏仿作品：一个同性恋理论家有可能会这样表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一身朱迪丝•巴特勒式的装束（注：朱迪丝•巴特勒，著名哲学家，后结构主义、酷儿理论、女性主义者。研究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等性身份的边缘群体。），还有福柯笔下的监狱和疯人院。（注：福柯，法国著名思想家，同性恋者。）这些作品也确实让人战栗，书里尽是些刚刚性觉醒的年轻女性，置身于一些女扮男装、乔装掩饰和撕破的绸内裤之类的场景中。但这些作品却没有这些标签令它们听上去的那么夸张，也没那么刻板。有一类作家打算从亨利•詹姆斯称为时代小说的“致命的低级”中牟取利益，沃特斯根本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她的作品总是富于情感、 灵巧、精确。

　　沃特斯决定将她对历史方面的兴趣转移到别处是个勇敢之举，却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那部精彩的《指匠情挑》当然把对十九世纪同性恋主题的戏仿发挥到了极致。故事是耸人听闻的情节剧：沃特斯记得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自己在书桌上摩擦双手，写到情节转折处还会着魔似地哈哈大笑。然而，从骨子里说，小说存在的目的并不单单是为了曲折的情节，而是为了一种噩梦般的、无尽的危机感：如迷宫一般无法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困境。然后，在小说倒数几页，出现了一桩不合情理的惊人事件——最最可恶的背叛与抛弃，这一揭示如同“漆黑夜空中划过的一道闪电一般尖锐而清晰”。这是她近期的小说中最有力、最创新的一刻，也是最沉痛悲伤的一刻。
　　
　　沃特斯的新作是用倒叙来讲述故事，分别以1947，1944和1941为时代背景，分成三部分。小说这样开头：“你现在已经成了这样一种人。”这个在责备自己的人物叫凯，她踽踽独行，观察着房东的访客，身上穿着一条灰色内裤和一件无领衬衫。她像个迷失的鬼魂一样游荡在那个肮脏灰暗的租来的房间里：出门前，她穿上休闲裤，套上男鞋，袖口处挂上银链。另一位书中人很喜欢观察她，当然只是出于好玩，叫她“巴克上校”： 说不定“她当过飞行员，或在空军妇女辅助队当过士官什么的。换句话说，她就是那种女人：在战斗中快乐地冲锋陷阵，然后潇洒地离开”。事实也正是如此，凯在战争中为伦敦辅助救护服务组织工作，从被压在地下的建筑中运出死者和伤员，她整夜驾驶一辆破旧的灰色小车，穿梭于破损不堪、硝烟弥漫的街道上；但这并不是她全部的故事。她就是《指匠情挑》中结尾处那个最后哀声痛哭的伤心恋人的翻版，只不过她身处在四十年代。

　　在小说的三个部分中，有四组主要人物。除了凯，还有海伦和朱莉娅，一对关系确定、生活安逸的女同性恋者，海伦是在婚姻介绍所工作的职员，朱丽娅是崭露头角的犯罪小说作家，最近刚把一部作品卖给英国广播公司。只不过， 朱莉娅的良好家世，让海伦倍感威胁，令她陷入疯狂的嫉妒；似乎“有个形容枯槁的小丑样的东西”被塞进了她的胸腔里。维芙是海伦的同事，性格温和，妩媚动人，“就在表面之下，隐藏着一层忧伤”，作者如此描述她。 她悲伤的起因之一似乎是雷吉，维芙的恋人，一位有妇之夫。“我已经为你忍耐了一整天了，维芙。”他们最后一次约会时雷吉这么说。她并不相信他的话，但为了让他高兴，还是把手伸到他裤子里。

　　维芙的弟弟，身材瘦弱、“长相古怪”的邓肯，在一家蜡烛厂有份奇特的工作：他的老友罗伯特•弗雷泽看到他在一个福利会性质的地方工作，那里专为伤残人士提供就业机会，感到难以置信。而且，邓肯已经搬去和一个他称为霍拉斯叔叔的上了年纪的人一同住，但那人并不是他的亲戚，“那个穿一身黑色套装的男人看上去精明能干，像个开殡仪馆的。那个小伙子耐心、严肃、英俊——在斯坦利•斯宾塞的画笔下……这是青春年少的象征。”但一个像邓肯这样的工人阶级的男孩起初怎么会认识念公学出身的弗雷泽呢？这却是沃特斯乐于在开场时就解开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迷团之中的一个。他们几年前就认识了，那时他们是苦艾丛监狱的狱友。

　　对任何沃特斯笔下的人物来说，生活都不让人满意。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开始故事，活得都不容易，他们在焦躁、消沉中观察、等待着。生活条件是怪异、模糊、而又委曲求全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显得扭曲而反复无常，被隐藏着的阻碍打乱了平衡关系。当然，刚刚结束的战争引发了很多麻烦：单幢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那是整幢房子里唯一保留下来的；小圆面包里不再加糖了，用糖精来代替；婚姻介绍所生意兴隆，复员的士兵都认不出他们的妻子了。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沃特斯的主人公在战争时期更快活些。“回想起来，真好玩。”某人说，“那时，有些事情更容易些。做事都有一套办法，是不是？另有他人替你做好了决定，告诉你那是最好的办法，你照办就是。”一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你才失去了热情、目标和方向，才让这些人灵魂四处漂泊。

　　凯看来是个两次失去爱人的女子， 首先是在起初情况不明时失去了爱人——“同样的事发生在成千上万的人身上，他们和我们一样。谁没有失去亲友或财物呢？我走在伦敦的任何一条街道上，只要伸出手，就能碰到一个失去情人、孩子、朋友的男人或女人。”——战时的工作也很适合她。作者很漂亮地处理了小说中的一个次要主题，那就是，在没有年轻男子挡道的情况下，战争是怎样解放了像凯和她的好朋友米奇这类女性。她们可以留短发，可以穿着粗革皮鞋、打着领带“冲锋陷阵”，并受到每个和她们一起工作的人的尊重，只要胆子够大，会驾驶货车，她们的私生活如何无关紧要。接着，战争结束了，古老的秩序又恢复了。米奇在一家修车厂工作，在加油处做服务员，修车厂的前院是少数几个女人能穿长裤而不受指责的公共场所之一。“你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吗？”面包店里，有个男人嘲笑凯；她出门时，他肯定在她背后使了个什么眼色，其他顾客都笑了。“最好是厚起脸皮，”她想，可能这类事她时刻都会碰到。“昂起头，大摇大摆地走，以显得有个性，有骨气。不过，有时就是没力气去摆这个架势，有点累，如此而已。”

　　小说漫长的中心部分，发生在1944年初那场可怕的空袭期间。由于我们已经见识过了1947年，知道主人公们不会死于1944年；于是，在我们期待这些神秘的生物能更多地展示他们自己时，原先的紧张感就被一种奇特、悲哀的关注取而代之了。警笛声呼啸，爆炸声隆隆，海德公园的高射炮开始响起来；读者和凯、米奇一起，一头扎进了那训练严格、无私忘我的救护工作之中——“不是无所畏惧——只有傻瓜干这种工作时才会无所畏惧——而是清醒、警觉、充满活力。”

　　 第一次陷入混乱的空袭，是小说中的一个华彩乐章，它由许多有细节描写的从句构成：有描述事实的、物质的、情感的、诗意的细节，将这些依次串联在一处。那些声音“活像战前那个燃放焰火的夜晚听到的声音”，只是气味变了。“凯如今回想起来，这已不是普通的火药味，而是枪炮橡胶烧着时发出的气味，微微呛人，还有炮弹爆炸后发出的恶臭。”当她继续前行时，挡风玻璃上沾满了黑色斑点，那是炸碎的砖头、石块、灰泥和木头扬起的尘土。车轮喀嚓作响，是压断、碾碎了什么东西；她什么也看不见，车轮几乎不听使唤。一束探照灯光照过来，灯光里出现了飞机闪亮的机身；一连串的炮弹无声地奔向飞机。一幢大楼虽然遭受重创，幸运的是，大多数居民躲在地下室里；即便是现在，凯都在惊奇“一幢大楼会变成这么小的一堆尘土和碎石。”一男一女被人包扎好后送到最近的医院。“那是帕里老太太吗？她死了吗？”在赶回补给站的路上，凯和米奇违反了规定，跳出小车去扑灭燃烧弹引着的大火，用沙袋压灭大火，小火直接用脚踩灭。后来，凯第二次被派出，这次是叫“太平间之行”；最难受的是那个小小的下巴颏，上面还连着乳色的小牙齿。
　　
　　倒叙的结构，也给回忆以及它的那些反复无常的附属品浪漫与怀旧，安排了重要角色，虽然回忆并不可靠。我们看到凯在驾驶她的救护车，与此同时，朱莉娅和海伦初次相逢，并一见钟情，尽管其中的一个与别人有过约定。海伦，年轻的、更缺乏自信那一个，谈起她如何第一次和女性上床：那时战争刚开始，她只在伦敦呆了半年。“也许我该觉得不对劲，可当时一点都没有……后来，这么多不可能的事在那时都变得挺普通了。”对于海伦和朱莉娅，战时的伦敦街道和社会呈现出幻觉般的效果；通过两人的关系，沃特斯似乎想为她居住的城市写一首情诗，在这无序、脆弱、充满背叛的战争状态下，她却更加热爱这座城市。

　　海伦和朱莉娅热恋期间的一个夜晚，只有一束手电筒来照明，她们在午夜中漫步到城市的教堂——此刻教堂已遭战火摧毁。她们望着人们携带包和毯子钻到地铁站里，“他们可能是商人或小贩，从中世纪或战争中逃出的难民”。从桥上望去，河水沉沉地流淌，如此“漆黑”，“像一条隧道，像大地上的一条裂缝”。不知怎么，她们在伊斯特奇普迷了路，此时能感受到空袭警报带来的震颤；一道闪光使朱莉亚衣领上的针脚像是“从她的身体窜到空中，跳到海伦的眼里”。不久后，她们就首度拥抱在一起，躲在办公室门前一堆沙包辟出的一个很深的空间。两件打开的大衣合在一起像是道隔音墙，这一切比维多利亚小说中的色情更露骨，更现代。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恐惧”。只是纯粹的性而已。

　　邓肯的故事，虽然零散而不连贯，但还是让人吃惊的，他的故事是在道德层面寻求一种能推进整部小说的最后力量。罗伯特•弗雷泽是因为拒服兵役而入狱的。战争结束两年后，这个人物第一次出场，他一直在为慈善组织工作，帮助安置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

　　“你是不是在想，我和那些难民在一起，听着那些不想听的故事，知道别人在打仗，我却什么都不做，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我感到厌恶，厌恶自己，不是因为我反战；而是因为仅仅反战是不够的……我厌恶，因为我身体健康。我厌恶，因为我还活着。”

　　弗雷泽是认真的吗？抑或只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谁也不清楚。

　　邓肯的故事标志着战争期间另一类型的错位。一方面，小说中的所有女性都在“冲锋陷阵”；另一方面，邓肯和弗雷泽却坐在苦艾丛监狱的囚室中。邓肯想，“在监狱里呆一个月，就像走过一条被雾气笼罩的街道：身边的东西你看得很清楚，可其他却是灰蒙蒙、白茫茫、无边无际。”他的内心独白就像是凯的夜间之行外化的翻版。犯人们没有防空洞躲避，也没有民防队员指挥；炸弹落下时，整个一段时间就没有警卫，犯人们互相辱骂，挥拳砸墙。有个囚犯想，如果能劝说德国人来轰炸这所监狱，那他可能会提前出狱了。“嘿，德国佬！”他叫喊道，“见鬼，这边！”。邓肯发现，如果空袭厉害的话，这喊声真是让你不安，“你会把齐格斯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磁铁，把天上的子弹、炸弹和飞机都吸引过来。”

　　读者们猜测邓肯可能是因为同性恋而入狱的；但真相要更复杂些。直到小说最后几页才真相大白，看到这个结果，会觉得一点也不合情理。但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有意义的，它把小说对性、遗憾、耻辱的挖掘与英雄主义和懦夫行经，还有战争有用与否联系在了一起。更进一步，这个结果也是合适的，它和学者们所谓的沃特斯作品的历史性有关联。战争期间，在米奇的驳船上举行了个晚会，“老实告诉我，”一个名叫宾奇，上了年纪的女同性恋，嘲笑凯说，“我们过的生活难道不曾让你们失望吗？……有时，我真的想找个可爱的小伙子安定下来——某个小小的自由党骑警，安静的人。”而此时，另一个人物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堕胎手术，由一个牙医操刀，干这行是他的副业。情况不对劲时，她大出血不止，又不敢去医院，因为她还没结婚，也因为堕胎是非法的。同这些女性一样，邓肯做了些在四十年代要受惩罚的错事，而现在（至少法律上）不会被惩罚了。因此，小说的宝贵之处，是代表了一系列尺度用来准确划分——按亨利•詹姆斯的分类——意识的“旧”和“新”。

　　由于小说采用了倒叙，故事的起点正好在结尾处，在那世界末日般的1941年第一次大规模空袭期间，在那个发生了一系列短暂的小爆炸、以及充满了令人窒息热量和强度的时刻。这些也为我们的主人公在小说开始时四处徘徊、俯拾碎片做出了解释。倒叙的过程也同样让原本可能虚无缥缈、令人压抑的故事在愉快的一刻结束，在大爆炸中，某些“清新、无瑕”的东西神奇般地被发掘了出来。小说结尾有些像《达洛卫夫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也有些像科妮莉娅•帕克的炸飞了的屋子（注：科妮莉娅•帕克，英国雕塑家、当代艺术家。《屋子炸飞》曾作为参赛作品。）。但却和马丁•艾米斯（注：马丁•艾米斯，当代小说家，代表作《时光之箭》的叙述手法独特，把“时光之箭”的走向反拨过来，使得时光倒流。）的《时光之剑》没有共同点，虽然两部作品都有共同的偏好，那就是目睹破碎的事物倏地返回，恢复原样。

　　这“清新、无瑕”的东西，出现在乱石、死尸、石灰，以及民防队员所谓的“一场惊慌”之中（其实是一只炸离了位的马桶，在黑暗中闪光），同样也把小说贯穿始终的的意象的图景连接在一起：从有关朱莉娅和海伦的那一段“与这一切灾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种温暖、生机和坚实……”可以看出来，不久之后，她们就成了恋人，徘徊在荒废、破烂的房子附近；也可以从“大自然战胜战争”的那个场景里看出来，正在喝茶的朱莉娅贴切地嘲弄道，“灾难中的新生活”这种想法听起来确实“没劲得要命”；要以空袭的时期伦敦为背景写一部当代小说可能也是如此。但是沃特斯化陈旧的主题为神奇。像一个有实力又有幸运的演员，沃特斯觉得自己与所写的东西好像有某种情感上的联系。

　　沃特斯生于1966年，正是二战结束后出生的那代人。书中所写到的生活可能永远不会是她自己的；但也不会离她很遥远。这些可能是她父母、邻居、祖父母的生活。大多数读此书的人会明白我的意思。大多数人也会明白那种感觉，当你看到旧时的照片、电影和书籍时，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便会涌上心头：那巴勒姆被炸毁的公车，在弹坑边缘摇摇晃晃；民防队员的声音悲哀而又温和，他引领你在帝国战争博物馆进进出出，虽然这个地方不脆弱易碎又令人感伤。回忆，滞留在那既遥远又清晰的脸庞和声音里，端坐在那遥不可及的边缘，诉说着每一天都无法逾越的距离。过去老是出现在眼前。但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守夜》中并没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元素——没有脚注，没有滑稽的类型人物，没有作者的干预——然而，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这决不是一部以过去为背景的小说，而是以“可触知的现在”为背景（这又是一个詹姆斯式的词语）。书中一切都来源于可以获得的材料——电影、照片、小说、录音，所有的被詹姆斯非常鄙视的“小细节”——但其中的点点滴滴，作者都重新思考过了，重新想象过了，重新感受过了。这种风格，和沃特斯以前写的维多利亚式的小说截然不同，是因为作者吸纳了大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的元素；这种风格压抑、内敛，甚至有点生硬（沃特斯把这种效果称为“压抑的”）。准确地说，它是非现代主义的现代派。伊丽莎白•鲍恩和罗莎蒙•莱曼的元素融入其中，还包括帕特里克•哈密尔顿以及登顿•韦尔奇。（注：伊丽莎白•鲍恩，英国著名小说家，以刻画女性人物见长，情节紧凑，节奏多变，将人物迂回曲折的内心世界于细微处描摹得纤毫毕现。罗莎蒙•莱曼，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的小说家，擅长描写两次大战之间的女性内心冲突。帕特里克•哈密尔顿，英国剧作家、小说家，善于采用狄更斯式的语气描写战争期间伦敦的街道文化。登顿•韦尔奇，英国作家、画家，尤其以生动的散文风格和精确的描写见长。）小说语言充满了时代特色，并不局限于上层阶级的语言，作者也致力于普罗大众的语言，比如：“你这混蛋”、“小傻瓜”、“亲爱的”、“喂，听着”。 监狱里一个“可怕的老同性恋”， 每天晚上睡觉时，都用细绳捆住脑袋，固定卷发；一个怀孕的女孩吐出了茶水和夹醋栗果酱的饼干。同一件事，一个人称之为“可怕的女同性恋行当”，另一个人称为“在萨福式的躺椅上咯吱咯吱响”；尤其精彩的是，米奇的驳船命名为“和平女神”。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沃特斯解释道，她开始写《守夜》并不是想写人们在“炸弹之下发生的故事”：对于战争，“我想，我有没有写出一些新的关于战争的东西？”真正吸引她的其实是战后的岁月。但以后她发现，不把人物推向恐惧和过去的荣誉中就无法继续写下去。阅读这本书，并评论它，给人带来模拟人生的惊喜。沃特斯“炸弹之下的故事”读起来一点不像一部时代小说。它读起来非常清新，有紧迫感，既在于它的叙述内容也在于它的叙述方式。这部小说具有不同寻常的美感、真实性以及能引发共鸣的想象力。

　　另外，会有一个惊喜等待着那些真正读到小说结尾的读者，并会立刻开始重新读一遍。当你第二次阅读1947年的那个部分，似乎不会觉得像第一次阅读时那么阴郁了，不管是因为有一个给人希望的错觉，抑或是因为你注意到了上一次错过的东西。“那些可能性让她晕眩”，某个人物这么想，即使“她永远也不会做这些事”。毋庸置疑，这些表达了英国人民，尤其是英国女性，在战时以及战后那段枯燥、乏味的时期，所经历的最持久的变化。“哦，单单知道她能行，这有多棒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