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承认斯大林制造了卡廷惨案:屠杀了一代波兰精英
新京报
[导读] 俄罗斯媒体26日引述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当天发表的一份原则声明称，二战中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亲自下令屠杀上万波兰人，制造了卡廷事件。
1940年苏军杀害约2.2万波兰人，但称是德国纳粹所为，俄杜马确定责任人
俄罗斯媒体26日引述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当天发表的一份原则声明称，二战中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亲自下令屠杀上万波兰人，制造了卡廷事件。
俄杜马开专门讨论会
2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讨论会，主题是为卡廷事件作出一个历史性的结论。
1940年春，大约2.2万名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前苏联卡廷森林、加里宁、哈尔科夫等地被苏联军队杀害。事后苏军宣称屠杀是德国纳粹所为。这一事件随后被史学家称为“卡廷惨案”。
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俄杜马表示，“过去的保密文件，以及如今的出版物不仅再现了这一惨剧，还揭示了斯大林和时任其他苏联领导人直接下令，制造了卡廷森林的惨剧。”
媒体称议会声明罕见
媒体称，这份声明是比较罕见的，因为1940年发生卡廷事件以来，苏联乃至俄罗斯领导人对事件的责任人一直没有给出定论。直到1990年解体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才承认发生过此事。
但是在这之后，卡廷事件很少在公开场合被提及。
今年4月10日，俄罗斯政府邀请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到俄罗斯参加卡廷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不幸的是，卡钦斯基所乘飞机失事，造成包括总统在内的96人遇难。
波兰表示钦佩
针对卡廷事件的讨论引发了俄杜马内部的激烈争论。
俄罗斯一些左翼政党反对直接提及斯大林和前苏联领导人的责任，他们试图删除有关斯大林的语句无果。而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内的一些议员，支持这份声明的内容。
杜马外事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奇夫表示，“毫不夸张地说，这份声明具有历史性意义。”他说：“我们在其他国家同篡改历史的行为做斗争，如今在自己的国家，我们也亲眼见证这一幕。”
对于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声明，波兰议会外事委员会表示钦佩，该委员会主席安德莱扎吉·哈利克称，这是一个突破。（张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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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惨案：埋葬整整一代波兰精英
看历史
卡廷：来自脑后的子弹
卡廷森林，埋葬的是波兰的一代精英。或许因为其“阶级属性”，一支冰冷的手枪对准了他们的后脑。
■ 主笔 杨东晓
索尔斯基少校敏锐地感觉到又有异动，在苏联人通知他所在的波兰战俘小分队出发前，迅速地开始记录：“早晨5时之前几分钟，我们被叫醒并被押上囚车，我们到了一个小树林，看到那里是一些别墅。在那里，除了腰带和铅笔刀外，他们取走了我们的戒指和手表，那时手表的指针指向6时30分。”（《波兰红十字会的秘密报告》之索尔斯基日记）
军人之死
不光是索尔斯基少校，所有人的戒指和手表都被收走了，他们身上所留下的，只有冬天的装束，有人的衣袋里还留下笔记本。能证明他们的国籍和军人身份的物品，是他们绝大多数穿着有军衔的军装，这些东西在三年后被人挖掘出来。
几分钟之后，索尔斯基少校已经无法再进行记录。一支德国产的转轮手枪从他脑后开枪，子弹从前额穿出去。和他同来的整个小分队波兰军官都被这样近距离枪杀。
他们到底死于谁手，曾经引发了半个多世纪的异议和抗争。
索尔斯基看到的别墅，是位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摩棱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区，外人根本进不来。在1940年3、4月间，苏联人对波兰军官执行枪决，先是选择四壁都蒙着羊毛毡的牢房，这样的毡房有隔音的效果。
被汽车带到这里的波兰人以为自己将被遣返回原籍了。但是并没有，那只是一个过场，以免有人闻出不正常的空气发生暴动。
这些按原籍编成的小队乘车来到斯摩棱斯克州无边森林的一群别墅区里，先是被领到一处叫“红角”的地方。波兰战俘在红角被核对姓名、父名、出生年月，之后再进入有隔音设施的别墅。进别墅前，空气陡然变了，有人上前给他们戴上手铐。一进屋，一支冰冷的8毫米口径手枪对准了他们的后脑。
一阵焦煳的青烟散去，尸体由汽车拉到卡廷森林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第6区埋葬，这里有一个用机械化挖土机挖出来的大坑。
这样的死者在三年后被德国人挖出来时，衣服还蒙在头上，并且会比别人的衣服多两个洞，一个在后脑，一个在前额。子弹近距离射出，有些子弹还有力量再穿透旁边死尸的身体。（吴伟《苏联与“波兰问题”》，英国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欧文·奥马雷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的报告）
没过多少天一切从简，送来的是直接在监狱处决后的尸首。
索尔斯基被枪决的这天，有200到350人与他一同死亡，这是每次枪毙战俘的一个平均数；在他临刑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卡廷森林附近埋葬了25700名像他一样的波兰人：社会阶层较高，出身不好、具有波兰独立倾向，时而会有反苏情绪。后来发掘出的死者，还有波兰籍的将军、医生、律师、神职人员，军人占绝大多数。
卡廷森林做屠杀场是有传统的，1919年，这里是苏联政府正法沙俄军官的地方。
现在，索尔斯基和他的同胞们也被拖到土坑里，上上下下堆埋了五层人体之后，土坑被盖严，上面栽上了小树。1943年，4月13日，德军在斯摩棱斯克发现了这个万人坑，并向全世界宣布。两周后德国及其盟国所组的调查组来这里实地勘察时发现，这是一批只有三年树龄的针叶松。
这里是苏联著名的松香之都，针叶的松林不会说话也不会说谎。每一根松针都有一个指向。
谁是凶手
是谁杀害了25700名波兰人，从1943年4月13日起，在此后漫长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个历史悬疑。
发现万人坑的德国人说，这是苏共干的。
苏共马上回应说，德国人在无耻地诬陷他们，大屠杀无疑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暴行。
德国人立即打了张时间牌，1940年4月，我们还没打到卡廷呢！
苏联又说，这是你们1941年9月屠杀的。
德国马上反驳，这里的树已经种了三年了。
卡廷惨案真相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封存在只有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才能翻阅的档案袋里。这宗档案向后人展现出一些活生生的人物和他们的言行：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指挥了枪决行动，这说明，两万多波兰军人的确是为苏联人所杀害。
在枪决前没有经过起诉、提审、公诉，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枪毙他们的手枪是从莫斯科运来的一皮箱德国手枪，子弹也是德国生产。所有这些都会让发现万人坑者感觉：此案至少与德国人有关。
然而事实却是，一份不早于1940年3月5日的档案显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讨论了贝利亚起草的《贝利亚就枪毙3个专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宪兵、警察和民团分子等给斯大林的报告》，会后，全体委员都在上面签了字。有一枝蓝色的铅笔圈掉了贝利亚的名字，增添了“科布洛夫”的签名。从以后显示的历史档案看，这枝蓝色铅笔对波兰战俘开了杀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性质，就是苏维埃联盟下辖的主要秘密警察机关。
在苏共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首脑都喜欢用红蓝铅笔，一位是列宁同志，他喜欢红色的那端；另一位是他的接班人斯大林，他喜欢用另一端。到了1990年代俄联邦的档案学者在研究这宗案卷时，通过用笔习惯和笔迹判断出最后一个给这份“绝密”级的杀人文件进行修改的人是：斯大林！
3月5日还有一份档案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战俘集中营中波兰军官问题的会议记录》，这份档案里对战俘集中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关押的25700名战俘、官吏、宪兵、反革命组织成员，“采用最高惩治手段一一枪毙。”
目前所公布的各种文献显示，这起骇人听闻的杀人决定经联共布中央委员贝利亚起草，由斯大林定夺，全体委员签字。
在贝利亚和斯大林都去世几十年之后，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贝利亚在《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中称，掩盖卡廷秘密的除了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还有苏共中央的历任总书记，包括最后一任的戈尔巴乔夫。而他的父亲贝利亚是唯一反对卡廷大屠杀的人，从未在屠杀波兰人的报告上签过字。
这本书又给历史的真相带来一团迷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吴伟研究员认为，卡廷事件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是集体的决定。如果贝利亚不同意大屠杀的决定，谁能调得动“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所以，目前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还不能采信小贝利亚的说法。
为何杀人？
1940年3月5日，贝利亚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提交了一份密级为“绝密”的报告。这份报告现在被认为是整个枪杀波兰军人事件中最早的一份文件。
报告称“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集中营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里，现在关押着大批原波兰军官、原波兰警察和侦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波兰民族主义分子反革命政党成员、被揭露出来的反革命暴动组织的参加者、投降变节分子，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是苏维埃政权的可恶的敌人，对苏维埃怀有刻骨仇恨。”
贝利亚报告提到的企图继续进行反苏宣传的这些人，每个人都急切地等着获释，加入反苏的斗争。他们中间有人散布反动言论，想从被德国和苏联，以及历史上被占领的国家独立出来，完成波兰人民的独立事业。
波兰史学界认为，这些被苏联杀害的两万多人，是民族的精英，民族独立运动者。在苏共的眼中，他们是阶级敌人、阶级异己分子。波兰史学家的认识代表了波兰人民的视角。
如果站在苏联的视角考察，也许问题会简单些。从苏共中央当时的意识形态来看，用阶级出身来判断一个人，给一个人做政治定性是最简单而直截了当的手法。苏联甄别波兰被俘人员的原则，也很简单，就是以阶级属性为原则，吴伟是第一个提出“阶级属性”论点的人。
当他用这个观点与波兰同行交流时，波兰学者坚决认为苏联人当时用的就是民族灭绝的办法，怕波兰人有国家独立意识，所以要把民族精英、文化思想者统统铲除。
在1940年3月以前不久苏共高层关于波兰战俘问题的相关文件中，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词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身处不同阶级的战俘有着不同归宿：士兵就被遣返回原籍，军官就被处死，因为苏共认为，士兵是被骗入伍的，是劳苦大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农民会被送回家乡，而律师医生就会被枪毙，因为劳苦大众是会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而波兰知识分子不容易被洗脑，反动而顽固。
于是，“阶级属性”一刀切，达到的效果正是波兰人看到的精英阶层被屠杀。
内务人民委员会区分一个人是拥护苏维埃还是反对苏维埃，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他的原籍。东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早已划归苏联境内，苏联政府认为，这些地区的群众在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上早已与政府步调一致。而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因归波兰境内，所以苏联就认为那里的居民脑子里还留有地主、资产阶级波兰时期的残余，这些人被认为是“最反动”的一群，所以在管理和劳改时，一定要与其他们区域的人员分开，以免他们在人群中散播危害苏联政府的思想。
后来，被甄别复议出来的各类战俘，按他们被分出来的类别决定去哪个集中营或“古拉格”，思想反动的就分到最苦的地方去劳改。比如说到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下署的公司，而黑色冶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煤矿。一批批战俘就被送去挖煤。
21岁的波兰青年雷沙尔德·卡丘罗夫斯基也是战俘，经过甄别，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而发配到酷寒的西伯利亚去服苦役，苏德宣战结束了他的劳役之灾也无意间挽救了他的生命，他在70年前没有被拉到卡廷森林去枪决。
70年后的2010年4月10日，这位90岁高龄，一生历经国家动荡、斯大林威权、希特勒迫害、克格勃暗杀的老人，乘坐总统专机，与第四任波兰民选总统卡钦斯基夫妇及波兰政要前往斯摩棱斯克州纪念1940年遇难的同胞。20年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下野后，卡丘罗夫斯基结束流亡回到祖国，将波兰共和国全部法统象征——总统旗帜、国玺、总统印信、总统绶带、1935年宪法之正本，交给了首位民选总统瓦文萨。
卡丘罗夫斯基他也是波兰流亡政府的最后一位总统。
2010年，在纪念卡廷事件70周年的前夕，这架去纪念卡廷事件遇难同胞的飞机，就坠毁在卡廷原始森林，机上97名波兰军政界要员无一生还。
卡廷森林70年后再演悲剧。
资讯：苏德媾和与波兰战俘
波兰地处丰饶的波德大平原，曾经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瓜分。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在1918年，废除了沙皇与普奥两帝国签署的瓜分波兰条约。波兰在1795年被瓜分123年之后，再一次建立波兰共和国，为她撑腰的是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巴黎和会。
最高委员会为苏联和波兰划出了一条临时分界线，但是波兰政府不愿意接受这种分割，想恢复1772年第一次被俄普奥帝国划分前的样子。于是，为了各自认定的自已的领土，波兰与苏联红军交火。这场战争打到1920年7月12日，协约国派代表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呼吁苏波在巴黎和会中规定的边界线停火。次年3月18日，波苏两国在里加签订了《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关键内容是：缔约双方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波兰的东部边界里，包含有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
这条边界上的平静保持了大约18年，于1939年8月23日被两个各能遮住半边天的男人所打破。
这一天，苏联和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中的附件，预示着它们将对刚刚到成人年龄的波兰共和国分而食之。分食波兰这块肥美的平原成了东欧各历史时期、各强权政府戒不掉的毒瘾。
苏联政府当然不承认有过此附件。《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引用了这一媾和之约，直到1992年10月29日，波兰《选举报》撰文称，在克里姆林宫的绝密档案中也已找到了该秘密议定书的原件和两份由斯大林与里宾特洛甫签名的在波兰国土上划定苏德边界线的地图。（王春良《论波兰三次被瓜分与卡廷事件》）
德国法西斯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的第9天，1939年9月1日，突然进犯波兰，9月17日，波兰政府逃亡到罗马尼亚，并先后到巴黎等地组织流亡政府。也就在这一天，要与德军争夺每一寸土地的苏联60万大军越过苏波边界，进入波兰东部，敏感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下午4时，波军总司令雷兹·斯米格雷因苏联不是交战国而令军队不要抵抗苏军，同时苏军答应，放下武器保证安全。
这批放下武器的军人很快成为不幸的波兰战俘。
并且不久就应了一句老话：拿起枪就是战士，放下枪，就是一滩血。
70年，纸里包不住的火
一件历史悬案历经半个世纪真相大白，但它的解决与否，始终是背后的政治说了算。
■ 主笔 杨东晓
斯大林从1941年4月初开始，就不断收到德国飞机进入苏联上空的报告。自从1940年9月起，这种德国向苏联的纵深飞行一次比一次大胆，有时深入苏联200公里。
开始是马斯连尼科夫中将把情况写成报告呈上来。后来则由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本人写报告，贝利亚的报告中捕获了德国人的奸细、手提式发报机和武器。
6月12日马斯连尼科中将提交的报告说，在桑河地区发现了电线电缆，“其目的是窃听我电话通话”。同一天，斯大林还收到贝利亚写给他的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的报告，称1940年10月到次年6月10日德国飞机已侵犯苏联185次。仅5月底到6月初10天里，侵犯了91次。在被俘飞行员身上，还发现了乌克兰地图、摄影器材和拍摄过的胶卷。
斯大林知道1939年8月和德国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已成废纸。战争迫在眉睫。
苏联急需队伍
6月22日，德国全境响着同一个声音，德国元首希特勒对全军发出的战争号令。“在这个时刻，一场在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战争就要开始了。”“今天我又一次将德国的命运，第三帝国的未来和德意志人民的明天交给我们的士兵。愿上帝保佑我们赢得这场战争！”
中午时分，全苏联也在反复地回响着同一个声音，这是莫洛托夫的声音，因为此刻斯大林正在进行战争部署。广播中，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已命令我军进行反击，把德军从我们祖国的领土上赶走！
被俘的波兰将军安德尔斯就在此时“临危受命”，成为苏联境内波兰军队总司令。参谋长是曾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机关逮捕过的列奥波德·奥库利茨基上校。
8月12日，被俘近两个月的波兰官兵和其他身份的波兰人，听到了苏联电台的广播，宣布对苏联境内的全体波兰公民实行大赦，这是执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于7月30日刚签署的《苏波互助协定》。苏联急需兵源，不得不于7月30日与波兰共和国恢复邦交，共同抗德。苏联政府先是同意由波兰战俘组成一支3万人抗德部队，根据需要又扩大到7.5万人，后来成为波兰流亡政府总统的卡丘罗夫斯基，就在此时获释参加了波兰军队。
其实，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在几个月前，边境吃紧时，就已经考虑过用波兰战俘组建波兰军队。
安德尔斯将军得以从苏联古拉格中被特赦的人员中组建军队，普恰斯基具体负责招兵工作。很快他们就发现来报名的波兰军官中，通常来自一些小战俘营。苏联著名的三大战俘营中的波兰军官，一个也没有前来报到。摆在安德尔斯面前的难题是，他想从各集中营、劳改场找回一些重要的波兰军官，却无论如何打听不到他们的下落。
安德尔斯将军和他的助手普恰斯基决定向苏联追问波兰军官在何处，时间是1941年8月4日，距离两万多波兰同胞失踪一年多之后。
波兰流亡政府因调查失踪人员与苏联当局拉开了一场外交战。
找人导致断交
在波兰战俘特赦令发出之后，几千名非常重要的军官和军士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波兰家乡没有看到他们返乡，而苏联集中营又交不出人来，安德尔斯将军发给苏联政府查寻失踪人士的信函沓无回音。这种莫名其妙的失踪令人怀疑。
安德尔斯的波兰军队司令部设了一个特别处，专门从事寻找1939年9月17日以后在苏联失踪的波兰军官。恰普斯基就负责这项工作，他给苏联政府的4000名失踪军官名单没有得到回复。9月，波兰驻苏大使科特向苏联政府递交的失踪军官名单也没有回应。
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于1941年11月30日，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由安德尔斯陪同前往。西科尔斯基当面向斯大林要人，斯大林说，他们已经释放了，都跑了，跑到满洲里去了。
三天后，12月3日，安德尔斯致函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次要求寻找的人数是8000多名。后来，波兰要人的次数多了，苏联的回复又变成了这些人当时在德国占领区。
一东一西自相矛盾。
德国人在1943年4月13日突然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在卡廷森林发现万人坑，死者是波兰军官，凶手是苏联人。
苏联马上回应了这种“无耻捏造”，但波兰流亡政府并不相信苏联的说法，4月17日就请国际红十字会派人到斯摩棱斯克去调查。
几天后，安德尔斯向驻在伦敦的流亡政府递交一份材料，把他各处寻找旧部无果而终的失败报告给政府领导人，希望政府领导出面，向苏联要求解释。几乎同时，一份来自波兰地下组织的调查报告也送达伦敦。波兰政府愤怒了，国防部长库基耶尔发表公报，把长期以来的努力寻找失踪军官调查无果的情况公诸于世，并且说：苏联从未给过明确答复。
这一次，苏联做出强烈反应：4月20日，塔斯社指责说，是波兰流亡政府中的“亲希特勒分子”在恶化苏波关系。6天后，波兰驻苏大使被召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等着他的是莫洛托夫断交的照会。指责波兰政府不信任盟友，“背着苏联政府”与法西斯德国同流合污，用德国人的方式来操作媒体。他们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走上了与希特勒政府沆瀣一气的道路”，因此，苏联“决定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关系”。
没过多久，个别令国际调查组织有所收获的当地农民，莫名其妙地失踪或自杀了。
直到1946年7月纽伦堡法庭审判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罗甫时，苏联方面还指控了德国在卡廷屠杀中的罪行，但法庭没有找到证据，也没把卡廷屠杀列入这两名法西斯分子的判决书。
意识形态裹不住火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仍然强硬地坚持歪曲事实。“一旦不慎而失密，必将危害国家”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此后历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对于卡廷事件，全部采取遮掩和闭口不谈的强势态度。
二战后的波兰由统一工人党执政，依然是社会主义苏联的盟友，处在以苏联为首的阵营里。面对此阵营中的威权政治，不敢多问也不敢乱说。甚至悲哀到1975年波兰国防部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1987年波兰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小百科全书》时，都故意回避掉了卡廷事件这一词条。
20世纪中期，整个世界都在重新站队，东欧迅速聚成一个以苏联为首的强大阵营，弱小的波兰执政者是亲苏联政党，所以历届政府都没能挺起腰杆向苏联追问过。在整个1950-1960年代，波兰人民对卡廷事件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波党第一书记盖莱克所说的状态：知道的人就知道了，一般人根本没想到要去调查清楚。
直到1970年代，民间开始酝酿一股力量，以地下印刷、文化讲座的形式不停地提醒人民，不要遗忘卡廷事件，一定要查明真相。波兰人民反苏情绪开始因卡廷事件而越来越强烈。加之波兰国内执政党的反对派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活跃起来，他们更是借政府在卡廷事件上的懦弱大作文章。演讲和图书向社会灌输了一种危及波兰领导人政治和道德形象的意识，“苏联领导人说谎欺骗，波兰领导人软弱无能”，这种观点尤其是在逐渐觉醒的青年公民中颇有市场。波兰官方宣传和社会认知之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刘彦顺《波兰：十月风暴》）
苏波兰两国之间，原本用意识形态可以掩盖的民族矛盾，尤其是官方之间表面上意识形态的和谐，从此，因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涌起而一波三折。民心背离大大地动摇了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威信。
历史问题政治解决
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1985年在波兰大使馆任参赞。他目睹了这一年11月1日波兰亡灵节上人们自发的悼念，并在诗中写道“亡灵节变成民意测验的课堂”，无名氏为卡廷事件亡灵竖起一块巨石，上面只有一个词：“卡廷”。巨石前满是鲜花和烛光，在这段爆发前的沉默中，“人们紧闭着双唇来自四面八方”。这一天，波兰往届当局者墓地冷冷清清已被遗忘。
届时波兰的执政者并非不知道，是否有勇气面对强权和历史真相，关系到民心的向背。但是苏联的强硬态度几乎把所有通道都堵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三次向苏联提出调查卡廷事件，第一次他对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提说“为了我们的友谊，苏联同志应当解释清楚”。勃列日涅夫先是一惊，再是应允，三是不了了之。
第二次是向苏联外长葛罗米科提出，葛罗米柯称苏联立场很清楚，已没必要再多解释，但是你要查，那就重新调查吧。结果证明这也是一张空头支票。
第三次是向苏联驻波大使皮洛托维奇提出要求，皮洛托维奇大使承诺亲自向葛罗米柯外长陈述。但是当皮洛托维奇再次见到盖莱克时，无奈地告诉盖莱克，自己被严厉批评，什么结果也没带回来。不久，这位大使被调离任，再后来，调离外交部，没几年又为卡廷事件调查史增加了一位自杀者。
盖莱克努力了几次，直到他1980年9月被解除中央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也没换来任何结果。
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统一工人党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看到卡廷事件在波苏关系以及国内事务上重大而微妙的作用。从1985年起，他几乎年年要会晤戈尔巴乔夫，每次见面都要提起卡廷问题。终于在1987年，就卡廷问题得到戈氏的公开承诺。
这两位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领导人于1987年4月21日签署了《波苏在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强调“在两国关系中，所有的事件，包括悲剧事件在内，都应得到从马列主义立场出发的、符合目前知识状况的、客观准确的解释”。
正如他们亲身感受到的，一场政治剧变已经从暗流涌动变得风起云涌，两年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失权，雅鲁泽尔斯基虽为总统但政权飘摇。再过两年戈氏也成为苏联末代总书记、第一位兼最后一位苏联总统，此后再没有“苏联”这个国家了。
就在戈氏卸任之前的1990年4月，雅鲁泽尔斯基在卡廷事件的调查上为波兰人民争得了里程碑性质的胜利。苏联第一次承认：在卡廷地区波兰军官的死难系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为，就人而言，贝利亚和米尔库洛夫所为”。（刘彦顺《波兰：十月风暴》）
在卡廷事件真相调查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还是没有最终完成这一使命。
1991年12月23日，俄罗斯大地又一次经历历史更迭，两天后苏联解体。23日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同未来的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戈氏首席顾问雅科夫列夫三人，共同开启了存放在苏共中央总务部第六处的总统密档第一卷。此前戈氏是否独自看过，一直存在争议。
关于这一刻，后来戈氏说过三句话：“我们无权向波兰隐瞒事实”、“我们三人当即认为不论后果如何，也应向波兰方面通报”、“鲍里斯，现在该由你做这件事了”。
鲍里斯并没有当下就解决这个问题，十个月后，就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领导的俄共再起争斗时，1992年10月24日，波兰第一任民选总统瓦文萨从叶利钦总统特使手中接过堆积了两万多波兰生命的俄国总统密档第一卷副本。
他说自己全身颤抖。
对话中国前驻波兰大使：波兰和她的这位盟友
刘彦顺 中国前驻波兰大使，1954年进入波兰外交学院，毕业后在中国驻波兰革旦领事馆及大使馆工作，后在外交部苏欧司、欧亚司工作。1984年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参赞，1992年任驻波兰大使。1995年卸任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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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波兰方面为什么从1943年开始，就不相信苏联就卡廷惨案对德国的指控？
刘彦顺：波兰对于苏联否认屠杀的不信任，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这些遇难者在被俘初期一直能与家人保持通信联系，他们波兰的家人知道这些人关在哪些战俘营，但是从1940年春天突然失去了音讯，而且再也找不着了。
第二个原因是，安德尔斯授命组织战俘组成波兰抗德军队时，有来自不同集中营的波兰军官，但就是没有这三大战俘营的军官。他跟苏联要人，苏联一直不回应，这就让波兰方面很怀疑。还有一个背景是，1939年8月苏德签署了瓜分波兰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看历史：苏军在1939年9月17日进入波兰后，先是答应波兰军队放下武器保证安全，后又把这些军人当作战俘送进了集中营，有人认为这件事构成波兰对苏联的不信任。
刘彦顺：这个过程不会成为苏联失信于波兰的原因。战争中会有很多军方之间的允诺，然后很快就不承认了。但这不是国家政策。
看历史：从历史上看，苏联与波兰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波兰为什么还要找这样一个靠山？
刘彦顺：苏波之间存在很多不平等的关系，比如政治上我说了算，经济利益要把我摆在前面。但他们从二战起一直是盟国，这要回到当时情况下来观察。过去波兰人仇恨俄国，到了二战中，德国占领波兰，杀了300万波兰人，这个数字占到波兰人口的1/6。这时波兰对俄国的仇恨就转向德国。
同时，二战中波兰有两股抗德力量，一股是流亡政府领导下的亲西方的抵抗运动组织，另一股是工人党领导下的亲苏联的抵抗运动组织，这股力量很早就有共产国际的扶植。而波兰是由苏联解放的，苏联与波兰工人党在意识形态上也是一致的，它当然支持工人党来领导波兰。这些内因和外因决定了波兰必然与苏联结盟。
看历史：戈尔巴乔夫是否独自看过总统密档第一卷，一直有争议，他到底看过没有？如果看过，他为什么没有勇气说出来，而说“鲍里斯，现在该由你做这件事了”。
刘彦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有过政治斗争，叶利钦就认为戈尔巴乔夫早已看过密档。而戈尔巴乔夫说我没有看过。
有种分析认为，戈尔巴乔夫知道他不让叶利钦公布，叶利钦也会公布，所以他特别转交了这份密档，并且说，现在，你去做吧。
但是，叶利钦并没有马上公布。他在十个月后才公布，苏联解体后，共产党在俄联邦的影响力弱了，但还是有影响力的。叶利钦选择在1991年10月公布，是选了一个关键时刻。
看历史：选择十个月后公布，有没有叶利钦要先站稳自己的考虑？
刘彦顺：即便是现在公布出来档案，也都有国家利益的考虑。叶利钦也要考虑到是否会引起社会动荡。
同样，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在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期间发表声明，正式承认约有1.5万名波兰军官被害，承认卡廷惨案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但并没有抖出更多真相。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是，波兰曾提到的调查案卷中已经有了的，就承认，波兰还不知道的那些，就不公布了。
走入卡廷：那些蒙难者与屠杀者
对于波兰人而言，卡廷是悲剧记忆的叠加。也许不久的将来，这块土地上会立一块新的碑。
■ 姚望
2009的9月1日，波兰的海港城市格但斯克，欧洲各国领导人齐聚，纪念二战爆发70年。“卡廷事件也快七十年了，”我心念一动“去看看这片树林吧。”
2009年，9月12日早晨，我们乘坐六小时火车来到了斯摩棱斯克，这个城市与波兰和俄罗斯有着一段纠葛历史。现在这里还保留着大段城墙，以及若干造型各异的城堡。诉说着历史上的攻与防。
据说，导致波兰总统遇难的罪魁之一是大雾。我在斯摩棱斯克时也感受到了当地的雾。一天上午，只见城市周围大雾弥漫，城里堡垒在雾中若隐若现。
卡廷森林位于斯摩棱斯克西部18公里，我们从斯摩棱斯克乘坐郊区电气火车，向边境方向前行，路上看到军列载着坦克疾驰过去。经过半小时，来到卡廷站。几经周折，我们终于看到波兰和俄罗斯的旗帜在葱葱郁郁的森林前高高飘扬，卡廷到了。
纪念极权主义镇压下的蒙难者
“纪念在强权制造的骇人听闻的种族屠杀中，走上不归之路蒙难者。”纪念馆给自己这样定位。
国立卡廷纪念馆的历史并不悠久。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本地开放遇难者家属祭拜。1996年10月19日，俄罗斯政府决定兴建纪念馆，1999年开始动工。
2000年7月28日，博物馆正式开放，这是俄罗斯第一个国际性的纪念遭受极权主义镇压的纪念馆。由俄罗斯文化部和波兰蒙难与斗争纪念委员会合建。
卡廷纪念馆的门，是个像军事工事那样的凸起物，工事的两侧覆盖着绿草，中间是灰色的如坑道般的过道，这就是入口。坑道的一侧有个门，那是陈列室，陈列室约一百平方米，色调灰暗，在肃穆的氛围中展览着相关的历史资料，包括墓地发掘现场的图片，二战中波兰军服以及历次祭奠仪式的图片。在图片中，既有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时任斯摩棱斯克大主教的基里尔，也有波兰政要。我问讲解员，“叶利钦、普京来过么？”她说，“没有。”不过时隔半年后，普京亲自来祭奠，是个历史的突破。
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幅画。
一个背影伏在圣母的怀里，他没穿衣服，没有头发，光光的后脑勺有个弹孔，弹孔还留着血，虽然没有看到这个背影的正面，但是可以感受到这个背影在恸哭，圣母怜爱的轻抚着他的头。
进入卡廷
从陈列室出来右转就进入墓葬区。几乎没什么参观的人。
陵园的门上分别用俄文和波兰文写着大大的“卡廷”字样。
从坑道的路，向林子的纵深走去，有一个广场，一角停放着一节当年运送犯人的车厢。上面写着1920年代至1950年代，运送被镇压和被驱逐的公民的最基本的交通工具。这是莫斯科铁路局的赠品。
广场后面是一个三个立方拱连着的门，门的一侧贴着波兰国旗。另一侧贴着俄罗斯国旗。
顺着贴着波兰国旗的那个门进去，就是埋葬波兰战俘的区域。在这里的主色调，是铁锈色，不管是立柱还是墓碑都是铁。在日晒雨淋下，已经生锈。讲解员说，那种颜色象征了鲜血。
在林间，散布着8个不规则的铁板群，那就是“万人坑”了，但是不如想象中大，外形如不规则的水滴一般。当年的行刑者们，处决一批之后，会在上面铺一层沙土，再杀一批。
这里有一块墙，上面镶嵌着密密麻麻的铁块，镌刻着卡廷遇难者的履历，偶尔也有一些花插在上面。讲解员告诉我们：“纪念日的时候，会有一些遇难者的家属来祭拜。”讲解员记忆中，几乎没什么中国人来过这里，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组团来参观的中国人。一位中国学生说，“来的时候还带着旅游的心情，参观完了感到心情沉重。”
在墓地周围有许多花圈，那些花多由波兰国旗的颜色构成，红与白。这里有四块碑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有着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的标示。讲解员告诉我们，因为在这里的牺牲者们，包含了如此多不同的宗教。也象征着各种信仰联合起来阻止悲剧的再次发生。
阳光和煦地照在松林中的空地上，左右两侧躺着几个铁十字架，以及被射杀的波兰将军的墓，中间立着一个生锈的铁的台案。那是祭台，前面有些鲜花，祭台背后的是个同样铁锈的墙，墙上刻着牺牲者的姓名，铁墙分不相连的两块。透过中间的空隙，可以看到背后立着个铁的十字架。墙下有口钟，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讲解员说，当钟鸣响的时候，仿佛埋于地下的逝者共同的呼唤。“真相不应该被掩盖，不应该被掩埋在树丛之中。”
讲解员推动那口钟时，钟在地下发出的闷响，我们也先后去推那口钟，感受地下精灵的呐喊。扣人心弦。
是的，长期纠结于波兰人心目中的是真相被掩盖。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大学老师和我们说的，那会是六十年代。”参观完卡廷一周后在开往普斯科夫的火车上，一位老者和我说。
不过苏联政府就是不承认。
时间到了80年代末，苏联和俄罗斯的两个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以极大的勇气，承认了事件。我记得八十年代末，中国的不少报纸报道了这一事件。
对于苏联民众而言，那是回归良心的时刻。揭开卡廷的一页，是向世界宣告，自己是讲真话的国家。
杀戮是一种惯性
“刀光血影”，这是纪念馆的馆徽，卡廷中间的“t”被设计为一把鲜血淋漓的砍刀，其他的字母配以血红之色。这让人联想到血腥的杀戮。我们从今天的立场很难理解同为斯拉夫的兄弟民族何以下如此的狠心。
一位俄罗斯老太太告诉我，“一直想不通，这是为了什么。”
不过，当我们还原历史就发现，杀戮是有惯性的，符合那个时代的历史逻辑。苏联人杀的自己人，就不比波兰人少。第一次大战之后，俄罗斯内战。红军和白军相互厮杀，双方死亡人数以百万计。胜利的一方延续着杀人的游戏。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有多少苏共的高级官员，有多少苏军的高级将领就这样人间蒸发，十月革命时期的六位政治局委员只有斯大林本人幸存。
在卡廷也“消灭”了一批这样的苏联人。这构成了卡廷森林第二块墓园。俄罗斯公民纪念区。“他们就埋葬于林子下面，大约几万人。”讲解员指着林子深，“他们是谁，不知道，因为找不到他们的资料。也许还在某个地方保存着，或者在战争中销毁了”。在林子中，建了一些路桥让参观通行。为的是“避免打扰亡灵，他们已经与树根交错在一起。”
当我们从俄罗斯公民纪念区出来，走到大门附近的广场的时候，留意到了一块石碑躺在地上。原来那是为了纪念二战中，在斯摩棱斯克被德军杀害的500红军俘虏。
卡廷森林不是唯一
讲解员告诉我，卡廷不是唯一的行刑地。在卡廷被杀波兰人接近4500人，被杀者总计22000人，分布在俄罗斯西部的若干处地方。相同的遗址在特维尔州还有一处。
日后，循着这条线索，我又去了特维尔州，这里离卡廷直线距离，200公里左右。
从莫斯科北部的特维尔州的首府特维尔市，坐车半小时可以到麦德纳也村，在俄文中，这个村的意思是“慢慢的”。这处遗址离这个村还有一段距离，在一处偏僻的岔道上的林子里。我们打车进去。是个雨天，林子里都是落叶。以及初冬的雪。
这里的规格，和卡廷森林仿若，一样的祭坛，相近的纪念墙。但是由于偏僻。没什么人会寻访这里，空荡荡的地方只有我们。这是个周日。在这里只看到一个保安，他说，参观的话，需要事先预约。
卡廷离最近的公车点，步行几十分钟。车次也很少，一天只有几班。这里经过的公共汽车不多。在等车的一个多小时中，在我们这一群之后，只有一个学校组织了一辆大巴的小学生参观。零星的参观者很少。
在俄罗斯年轻人中，有的还牢记这段历史，有的已经在淡忘，已经不知道卡廷森林意味着什么。
卡廷成为了一种政治记忆的符号，也是外交政策的一种象征。对于卡钦斯基这样的政治人物而言“苏联1939年在波兰后背上插了一刀。”
普京总理继承了卡廷的历史，但是他眼中的卡廷是包括了波兰遇难者和俄罗斯遇难者的卡廷，他邀请波兰总理一起拜祭亡灵时，他一锤定音“极权制度的罪行不容申辩。”
当波兰总统机毁人亡的那个晚上，有位俄罗斯年轻人告诉我，他感到很难过。顿了顿，他告诉我，“也为前不久地铁爆炸中的遇难者感到悲痛。”
对于波兰人而言，这是对卡廷悲剧记忆的叠加。也许不久的将来，这块土地上会立一块新的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