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咖啡”在香港大有涵义，如果被廉政公署邀请去喝了咖啡，一般情况下就很有问题。港式的“喝咖啡”类同于大陆的“双规”，不过大陆的“双规”比较冷酷，只要是被请去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的，也就离落马不远了。香港廉政公署ICAC（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成立于1974年，到现在不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

大陆现在腐败得比较厉害，在国际组织的廉政排名中尤其靠后，近些年似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事实上，30多年前的香港，腐败同样猖獗，不比当下的廉洁透明，也就是说，从现在的大陆身上，完全找得出过去香港的影子。杜叶锡恩的《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中国青年出版社）对那一段历史有精细的刻画。上世纪70年代，香港腐败问题最集中最突出的部门是警察局，我们现在也差不多，我家楼上有一户在局子里工作的，逢年过节，都有汽车来给他家送东西，从水果到食用油，每次都得折腾半天。

在香港，找警察办事，不论大小，都要给茶水钱，否则能拖就拖，要么就给脸子。到医院看病要给大夫小费，消防员来灭火要给“开喉费”。收受贿赂风行，都已经不是潜规则的规则了。腐败发展至高潮，导致最著名的总警司葛柏大案。葛柏是英国人，在警界的地位仅次于警务处正副处长，是事实上的三把手，权可炙人。经查，葛柏有多达437万港币的财富无法说明来源，几乎是全部工薪的6倍。事发后，葛柏潜逃回英国，利用各种法律程序与港方周旋。此时的港督是麦里浩，麦理浩和以前出身于军方的总督不同，来自外交部的文官系统，更富于正直和良知，他在任期间，励精图治，是28港督中最有声望的一位。麦理浩决定，成立独立的香港廉政公署，直接对港督负责。而这之前，警方内部有贪污调查部门，我们都知道，由贪污犯来调查贪污，结局可想而知，自然大打折扣。葛柏逃走后，香港的大学生和市民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捉拿葛柏归案，要知道437万在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也算是天文数字了。后经证实，有3000多间舞厅、妓院等单位向葛柏进贡，葛柏月入3万多，超过港督的收入。几经曲折，葛柏于1974年回港伏法。民间要求查处警方腐败的呼声愈高，引发警察内部恐慌，警察联合起来上街罢工抗议，中国传统讲法不责众，为维持社会稳定，港督不得不采取安抚政策，赦免大部分贪污案件，以此捍卫廉政公署制度。葛柏案，给廉署开了个好头儿。相对应的那段时间，正是大陆的红卫兵时代。

根据《廉政公署条例》，廉署完全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构，首长廉政专员则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廉署全权独立处理一切反贪污工作。廉政公署主要由三个部门组成，分别负责调查、预防和教育，深圳参照香港做法弄了个监督、预防和教育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后来中央又吸收深圳经验，也搞了类似的反腐体系。不过照着猫画，总还不是老虎，样子好看，但不实用。
廉署约有1300人。执行处是调查部门，负责接受、审阅和调查有关贪污的指控，下面分4个科，科下又分组，执行处使用的侦查设备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防止贪污处类似大陆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局，负责犯罪预防处和研究工作。社区关系处则和市民面对面的接触，是搞宣传教育的。此外还有行政总部，管后勤的。

廉署成立后，不负众望，大刀阔斧地向腐败开刀，确实起到了威慑和警戒的作用，经过30多年的发展，香港目前已成为全球廉政指数最高的地区之一。
法律规定，廉署只负责调查，控诉权限则在律政司。按照常理来说，都是花费公帑的部门，而且联系又紧密，相互关照是真，可是，廉署敢于把触角伸向律政司，这个是最令人感觉到廉署有公信力的地方。胡礼达，新西兰人，官至律政署副刑事检控专员。在我们的印象里，好像发达国家的公民都文明有礼遵纪守法，实际情况是，只要有法律空子，无论白人还是黄种人，都免不了私心的企图。经廉署调查，胡礼达年薪50万港币，但却有高达1200多万的财富不明来源。廉署展开调查后，胡礼达畏罪潜逃，他本身从事法律工作，熟知各种法律程序，执法犯法，加大了廉署的缉捕难度。廉署并不放弃，最终在菲律宾将胡礼达捕获。1990年，胡礼达被判入狱8年，并须归还1200万港币。

廉署虽然独立开展调查，但仍旧需要多方部门协助，警务处的配合很关键。廉署开张后的第一刀杀在警务处，这决不是最后一次。高级警司冼锦华案曾轰动全港，廉署于2002年拘捕冼锦华，冼被控接受妓女提供的免费性服务，是历来涉及贪污指控的最高级华人警官。事实上，廉署经过长期调查，已掌握大量冼锦华的犯罪证据。冼锦华好色，在香港找妓女没问题，但是被人请免费找妓女就涉嫌贪污。冼锦华与多家色情机构有联系，接受免费服务，涉嫌包庇。廉署布置隐秘录像，甚至录得冼锦华同时与两妓女交欢的场景，铁证如山。冼锦华最终被判3年监禁，剥夺公权。冼案曾引发廉署与警方关系极度紧张，后特首出面调停，平息风波，由此可见廉署反贪的决心。

除了调查公务人员贪污，私营部门的贪腐事件同样要接受廉署调查。马来亚华人陈松青曾在香港风云一时，以巨富身份轰动全港，但是经廉署调查，陈松青涉嫌以欺诈手法骗取银行贷款，和后来的上海首富周正毅案如出一炉。陈松青的佳宁股份一度被炒作成神仙股，无限飙升，后来泡沫挤碎，曾重创香港股票市场。廉署不辞辛劳，为破获此案，提取各种证据，最后证物文件超过400万页，前后跨度达17年。廉署为此耗掉2.1亿元，尽管花费甚巨，但是为了反击腐败，可以看出特区政府的期待。

廉署的发展过程中不是没有问题。比如在政府公屋案的调查中，大量豆腐渣工程让人想到2008年五一二大地震时倒塌的那些校舍，因为时间久远，牵涉的人员众多，香港政府为了缓解矛盾，维持社会稳定，采取了大事化小的总体原则，拆掉旧房子，重建新房子，证据消失了，这让廉署无从下手。又比如沿袭英美法体系，过度重视程序法，同样导致公义之无法伸张。房屋署高级官员陈裘大管理承包工程，向承包商收取贿赂，廉署在其办公室内放置摄像机，陈裘大有个怪癖，从外边收贿后，就愿意回办公室里一个人没完没了地数钱，享受数钱的乐趣，这些被录制成900多盒录像带。不过，2004年1月，特区初级法院审理裁定，廉署调查方式违背《基本法》精神，纵使陈裘大贪贿逾千万，也要永远终止审讯此案，被告陈裘大被当庭释放。

廉署在香港有口皆碑，受到的指责也还是有的。廉署直接对特首负责，可以任意调查取证，被法律界人士讽为“现代东厂”。又年度拨款多至7亿港币，被指挥霍公帑。
现在，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被称为亚洲廉政双璧，他们为各国反腐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一些国家直接将反腐部门称为ICAC。大陆也在向香港和新加坡学习相关经验，不过据我看来，可供复制的东西不多。一是香港廉署的调查经费充足，大陆比不了；二是香港地域小，反腐仅仅是城市管理的经验，大陆则管理层级众多，比如地方某市的反腐部门要决心查处大案，如果阻挠的关系来自省里或者中央，这个案子很可能就会中途夭折，下级服从上级的指示是集权社会的不二法宝。腐败源自基层，还可以“有决心”处理，腐败如果来自北京，有“天大的决心”都无济于事。事实上，被称为“太子党”的各种经济势力的确延伸到所有经济发达地区，腐败盘根错节，令反贪工作成为摆设。

2008/9/13
参考：
1．黄晓阳：《廉政公署全传》，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
2．何亮亮：《解密廉政公署》，中信出版社，2006年
3．杜叶锡恩：《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中国青年出版社
4．姚礼明：《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中国港澳台地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5．许连纯，徐洪波：《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腐败问题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好文章啊,还做了些功夫呢.原创吗?
我国的腐败都成"癌症"了,不出点大事怕是难有什么实质进展.
廉署的成功,还是有底子的,英国人给香港留下了一套健全的法制,我们要难得多.

从古希腊、古罗马、英伦、美国......我指的是“民主”的这一线传承。都是先看到了人的“罪性”，再定“制度”限制这“罪性”。

如果以人的“善性”而定“制度”，比如孔孟之道(不是说孔孟之道处处都不好，不必和我片面地争啊：))
反而背道而驰，恶性循环。

青冈好久没来了吧，多贴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