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作家批判之一 — 池莉批判: “池莉热”反思

刘川鄂

一、

从1987年的《烦恼人生》开始，池莉的名字在中国文坛红了十余年。1995年，发行量极大的《女友》杂志，将池莉列为最受喜爱的10位作家的榜首。江苏文艺出版社历时数年出版的《池莉文集》洋洋六大册，搜集了作者1998年以前的几乎所有作品，一版再版，长销不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来来往往》两年卖了二十多万册，《小姐你早》也有十多万的印数。2000年6月，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池莉与人合著的小说《口红》。该书立即成为市场新亮点，首印10万册在两天时间里一售而空，出版社随后又组织加印。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期，池莉作品的主要读者还是一般的文学爱好者，现在已经辐射到广泛的识字阶层。池莉的每一部新作问世，差不多都有传媒发表消息。可见池莉像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一样，成了大众热点。而盗用池莉名字的读物屡有出现，也充分说明了池莉已是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一个品牌，一个卖点。最近几年，出版社出她的书就像是在印钞票。制片商再三拍制她写的电视剧或请人改编她的小说为电视剧，广告收入也很可观。

如果要列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能持续不断地走红的作家，池莉肯定是其中最抢眼者之一。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学术报刊关于池莉研究的文章逾100篇。我还注意到，在池莉的“人生三部曲”阶段（即1990年前后二三年），学术界关注她较多。而在她的“来来往往”阶段（即最近四五年），学术界平寂下来，大众传媒和娱乐界反而在大幅升温。

对池莉的小说畅销的原因，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两书的责任编辑介绍说，有普通读者认为池莉写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社会变化，简直就是一部小百科全书。(林金荣：《池莉的小说为什么畅销》，《大众科技报》1999年10月28日)有记者把池莉小说和电视剧长时间走红称之为“池莉现象”，并采访了一些文艺评论家。他们中有人说，池莉作品改编成电视剧，观众踊跃，说明了影视观众对现实题材的作品有很大的观看兴趣；有人认为，过去历史题材太多的“戏说”，让观众视觉疲劳，池莉的作品受到普遍欢迎从某种程度上表明观众对影视娱乐性的热度下降，现实感的增强；还有评论家们认为，池莉的很多作品写出了人生的烦恼、困惑，以及人生的“寻找”，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她的作品的走红，反映了一种更健康的欣赏态度在抬头。从文体角度来说，她的作品的构思、语言以及情节展开的方式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她常拎出现代人感觉兴趣的话题，快刀割肉，一下把生活中本质的东西拔出来，很少有不知所云的东西，很少有张冠李戴的东西，这也符合电视剧改编的要求。(杨莹：《分析：池莉作品为什么走红》)

近来有人把王朔、池莉、贾平凹、余华并称为小说界的“四大天王”。说道：“在现悲剧了。”(李更：《小说界的四大天王王朔、池莉、贾平凹、余华》原载《珠海特区报》)说别的作家跟这几位“天王”生活在同一时代是“错误”和“不幸”，自以为说了句俏皮话，既违反了事实，也是不知文艺与体育区别、不懂文艺生产规律的信口开河。作者似乎是一个“唯题材论”者，似乎写情爱如池莉者就是好作家，写性爱如王安忆者就天生低人一等。这是什么奇怪逻辑？须知20世纪两性题材小说如果不能深入到性爱层面，几无成功者。不涉及“性爱”根本不足以表现“情爱”，男女之情正是以性之差别为生理基础的，并由此决定了情感与本能道德与欲求理性与非理性的多重冲突。

该文作者肯定池莉，还有一个标准就是所谓的可读性，收视率。他说池莉“在圈子里拥有大批读者”，这话未必准确。据我所知，不知池莉其人者稀，但充分肯定池莉者更少见。准确地说，池莉只是一个“在圈子里”反映平平，在“圈子外”呼声特别高的作家。在池莉最近关于创作的表述中，也多次谈到好小说的标准就是“好看”。(池莉：《最是妖娆醉人时》，见《给你一轮新太阳》，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版)她为畅销书的价值大唱赞歌。这或许说明，她不满足于自己畅销书作家的身分，还希望有个较高的文学史价值评价的含义。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畅销的优秀作品非常多，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乔伊斯，都不怎么畅销，跟池莉的作品销量简直没法比。如果我们仅以好看畅销作为标准，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师就只有两个。前半叶是张恨水，后半叶是金庸。他们作品的读者远远超过了鲁迅、郭沫若、沈从文。如果仅以畅销作为标准，我们这个世界上就不需要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了。只要一台电脑，把作家的著作销售数量和阅读量进行排列，就万事大吉了。

二、

用一种通常的标准看，池莉是一个成功者。对于自己的成功，她有一段自豪的表白：“作为一个人，靠自己的劳动，能够完全地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我想这就是我唯一的成功之处，如果一定要我评价自己是否成功的话。”(池莉：《又见冈巴拉》，见《给你一轮新太阳》)在这个“各领文坛风骚三五天”的时代，池莉能够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是与她的勤勉分不开的。六卷《池莉文集》约二百万字，散见的其他作品有一百多万字。二十年来，她发表了近四百万字的作品，几乎每年都有令读者注意的作品。她从来没有躺在过去的作品上睡过大觉，她总想超越自己，始终不忘记爱她的读者，时刻注意跟踪读者的趣味。这份痴迷和认真，是非常不容易的。老话说，天道酬勤。池莉的知名度节节攀升，压过了很多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名的作家，是因为她一直不断地有“惊世之作”问世。而某些作家写写停停，可能就会被淡忘。现在不是靠一部作品红一辈子的时代。

就像歌星在意歌迷、球星在意球迷一样，池莉十分注意与读者的关系。她在许多散文中自我塑造了一个温和可爱的“良母式作家”形象。她从不摆出居高临下的教师状，也不摆出“灵魂工程师”的姿态。她不回避自己对家务事的爱好，甚至刻意渲染自己作为好妻子、好母亲、好厨师的重要性超过了做一个作家。她好在文章中跟读者交心，敢于承认自己的幼稚和浮躁，敢于承认自己文学创造的有限性。她认为文学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靠想象而存在的艺术，是人们的精神调剂。她知道她只属于一部分读者。并为讨这部分读者的好而努力工作着。“永远都只有一部分人喜欢你。尤其像我这么一个人，凡胎俗骨，能够得到选择写作的可能，能够得以安静的写作，能够坚持自己的思考，能够拥有一部分读者，这就很是不错了。”(池莉：《我——代后记》，《池莉文集》第5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版)在读者的心目中，她是一个朋友，一个邻居，一个良母或大姐形象。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今作家自我形象塑造、自我推销的一种趋势：借助大众传媒、借助流行文化，让读者熟悉自己、喜欢自己。夸张自己“前卫”的一面是某些“美女作家”的方式，强化自己传统的世俗的一面是池莉的方式。看似手法不同，目的却相似。池莉一再表白要淡化自己跟“圈子”内的专家的关系、强化跟大众读者的亲近感。她最近称文学就是俗物，并要闭上自己的嘴，不再跟记者、专家谈文学，闹得沸沸扬扬。宁可得罪专家也不得罪读者，这是一种执意作出的姿态。

作家本人形象的亲切是池莉赢得读者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相关的是文本的亲切——池莉正是靠自成特色的“市民化书写”?（以?市民立场表现都市各色市民生活）在文坛立足的。

在写《烦恼人生》之前，池莉一直是一个诗情画意写作的模仿者，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在生活中经历了一些摔打，停笔了一段时间，才终于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写作内容：就是“烦恼人生”的“仿真”书写。她明确意识到，此前已为对小说写作的错误理解付出沉重的代价。(池莉：《梦幻诗篇》，见《给你一轮新太阳》)她反复不断地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当一个作家？当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带着一种“转向”的尝试，她写了《烦恼人生》。几经辗转，终被《上海文学》郑重推出。如果说在“转向”的初始阶段还拿不准这种写法的价值的话，发表之后的巨大反响无疑鼓舞了池莉的信心，坚定了为市民写作的信念。

“我非常明确地告诉自己：一个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烦恼人生》使她的生活和写作柳暗花明。她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自我的撕裂”。(池莉：《说与读者》，《池莉文集》第2卷)为自己的创作有了一个新的定位：题材上是平民的，写法上是“仿真”的。她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正因为我深知我自己所知有限，所以不敢对我不知的一切妄加评说。所以不敢以我有限的个体生命去轻率地承诺重大的质问。所以在任何时候我都不愿意失去现实的分寸感。所以我从来都蔑视没有事实背景的激情与崇高。我的写作仅表达我个人以为的对于生活的准确感知。”(池莉：《我》，见《给你一轮新太阳》)

作者非常清楚自己写作的优势。她不追求深刻，没有探索重大生命问题的强烈意识；也不追求“先锋”，没有对于形式美的探究热情，现代派的文学技巧与她不相宜；她甚至不追求意义，只求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感知。

池莉的乖巧和聪敏还在于，她特别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难得的才华。当人们对当时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口号的热情逐渐散失之后，当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存有很多烦躁的时候，池莉写他人的“烦恼”使自己摆脱了烦恼，写默默无闻的平民而使自己有了名。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是一个人人都追求“成功”的时代，是一个“康伟业”（《来来往往》中的大款）呼风唤雨、“印家厚”（《烦恼人生》中的工人）普遍“下岗”的时代，平民生活已经成了失败的象征，追逐金钱成为了社会上最大的兴奋点。

成功，成了跨世纪的关键词。所谓成功，就是世俗化的被认同。在这种世俗的浮躁的“成功”旗帜下，身居边缘的、默默苦学的、甘于清贫的、自我放逐的，都被排斥在社会的主流话语之外，被排斥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所以池莉由平民“仿真”走向了都市传奇，由老百姓的日常温情走向了大款和美女之间的惊世艳情，由柴米油盐的烦恼变成了男欢女爱的战争。时代兴奋着什么，池莉的笔下就有什么！什么事情最新鲜最离奇，池莉的笔下就有什么!

她的文体、她的写法决定了她的流行。在80年代末的“烦恼人生”阶段，她的那些描写普通老百姓的悲欢故事，一反此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者文学、寻根派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和“伪宏大叙事”，把看似最没有价值的市民日常生活流程造成了一个新的写作热点。中国人本来就有家庭本位的传统，有把文学当故事欣赏的习惯，而池莉的家庭唠叨叙事，正好切合了旧的理想破灭新的理想没有生成只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心态。她最近几年的都市传奇故事，迎合了大部分想致富而没有致富的读者对于金钱的那份渴望，对于花花世界生活的那份好奇心。对大起大落的致富经历的传神描绘，奢侈场景的精雕细刻的写作方法，平面化的、时尚化的快餐式审美，跟大众文化趣味一拍即合。加上她是一位早已成名的作家，她本来就有实力，而现在更有“明星作家”的风范，她的名字本身就是卖点。她以拒绝包装的姿态出现，其实是一种“反包装”的包装。而出版社和制片人早知包装的奥妙，几番合作，于作者和出版社是双赢，又让读者过足了瘾，构成了一个陶陶乐乐的池莉文学热。

三、

在池莉成名前，中国文学的主要潮流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派文学和现代派文学。前三种潮流带有一些政治印痕，继承“五四”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文学传统，面向社会人生的大问题。但对于年轻的女作者池莉来说，如此宏大的社会主题是无力把握的。后两种文学潮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极为繁盛，它是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一个积极结果。文化寻根派要从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寻找到传统文化的根由，要求作者有强烈的历史感，有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入把握。这对池莉来说，也是非常吃力的。比照一下韩少功、王安忆、阿城、贾平凹等人当时的代表性作品，就不难感受到他们的力度是池莉远远不能达到的。这从她的《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青奴》等相近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得到。现代派文学要求作者具有现代人的现代品格，具有对非理性、下意识、反常态、反道德、重自我这样一些价值观念的认知能力。这也不是池莉的强项。她无法染指人的非理性世界，所以她无法去玩“先锋”的东西。

就其艺术和生活准备而言，池莉是一个既无“传统”之根又无“现代”之境只会感知“当下”的作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拨乱反正的工作早已完成，以物质现代化为特征的“四个现代化”到了城市和政治的层面遇到了很多阻力，人们心目中的现代化梦想开始被更具体的个人生活琐事冲散。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物质困难，更加分明地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尤其在改革开放的窗口开得越来越大对外面的精彩世界了解得越来越多的时候，现实的困境动摇了“宏大叙事”的根基。“一地鸡毛”的现实强烈地出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烦恼人生》等作品由于对当下个体生存的环境的细腻表现，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池莉等作家掀起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浪潮，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开拓了一个似乎多么重要的题材领域，而在于它动摇了此前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主义”与此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指称的“现实主义”有明显差异。那个“现实主义”有一个很诡奇的理论，即所谓“本质论”或者说是“主流论”。而这个“主流”和“本质”是一元论的。作家如果没有表现规定的本质或者主流就被斥之为自然主义或者是反现实主义的，因此它也会排斥日常事务、家庭琐事在文学描写中的作用。新写实小说摧毁了这种“伪现实主义”，给了作家自由表现生活现实的更大空间。但新写实小说有一个根本的弊病，它只表现了“真实的生活”而没有表现“真正的生活”。只有写实而没有价值支撑，尤其是中外优秀现实主义文学所开创的批判精神在这个文学潮流中尤其是在池莉的小说中更为缺乏。文学不只是对生活的平面展示，更不只是对生活细节的无休止描绘。一个作家的小说，哪怕他把生活的流程描写得十分细致，如果没有价值判断，如果没有审美精神的提升，其文学价值就必然是有限的。池莉的“人生三部曲”在当时的走红，不过是迎合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化普泛化生存状态。人们接受她的这些作品只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从美学意义上来接受的。今天我们重读这些小说，连认识意义也在减弱了。它不能唤起我们对人性的深层体验，它不能给我们一种超越性的美的享受。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池莉又给我们奉献了一些都市传奇，比如《来来往往》、《小姐你早》、《口红》、《惊世之作》，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不再是为生存奔波的芸芸众生，而是在商场搏击的新式英雄、金钱英雄。在她的笔下，大起大落的故事、暴富赤贫的人物、奢侈的享乐场面、正常的反常的男女感情故事，应有尽有。为了设置悬念，为了表现在金钱面前人的新变化，池莉作品中很多人物都经历了由穷到富和由富到穷或穷富反复无常变化的过程，各种各样的都市传奇：抢劫银行、高楼爆破、商品传销、电脑犯罪、窃取他人的存单、开各种各样的公司、突然的继承遗产……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池莉由市井生活的仿真写实过渡到都市生活的金钱传奇，朝通俗文学的方向又迈了一大步。

她的这个变化，也是时代社会心理的反应。转型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更加商业化，个人欲望极度膨胀，金钱成了社会的主宰，当下文坛也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化、消闲化、市民化了。市民审美趣味已占据了当下文坛的广阔领域，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报刊和出版业走问。池莉的作品充分满足了当下部分读者尤其是市民读者在飞速变化的时代急于握住现实，甚至猎奇猎艳的心理。她越是走红，越说明她的叙事策略的“媚俗化倾向”，也说明了当代读者审美品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我看来，池莉如此走红，既是正常的也是不正常的。说正常，是从现实的客观的实情出发；说不正常，是从理性价值判断出发。在一个普遍媚俗的时代里，本来就媚俗的大众“媚”上了特会媚俗的作家，是自然而然的；但文学不应媚俗，理性不会媚俗。理性要对媚俗说“不”!理性从来不会庸俗地套用黑格尔“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名言。

四、

尽管池莉多次表白，不在乎他人的批评，但批评家不应沉默，沉默就是失职。文学批评家应该举起左手来指出作家的描写特点包括缺点，还应该举起右手指导和提升读者的审美趣味。

我认为，就题材而言，池莉市民题材作品的贡献在于对市井生活作了精细的描绘，对于认识转型期中国市民社会众生相有极大的价值，这是同时代其他任何作家不能比拟的，但她过多地认同了市民生活的价值观念，无助于当代精神生活的提升；她注意到了知识分子中的某些消极病态因素，具有一定的警醒意义，但在具体整体观照和具体描绘中有着诸多失误之处，尤其是存在着较为严重地贬抑知识和贬抑知识分子的不良倾向；其爱情题材作品涉及到当代中国人情感生活的诸多形态，尤其注重对女性生活与命运的展现，但明显带有用干瘪浅白的理念说教来图解纷繁复杂的两性世界的缺点，未能深入到人物的隐秘心理和非理性层次，因而难以表现当代情感生活的精微之处。

池莉的作品，不能丰富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她的人生三部曲只表现了某一时期某一群落的中国人的某种生活状态，表现出无奈地屈服环境，沉溺于“生物性生存”的人生态度。没有对人的“存在”作一种价值揭示，当然也不能唤起人对诗意生活的进取心。她较细致地描绘了人不得不陷于其间的“真实的生活”，但由于缺乏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怀疑意识和批判眼光，因而不能唤起中国人对理想的应该如此的“真正的生活”的热忱。她在世纪转折期的都市传奇中，尽管力图突破“烦恼人生”阶段单一性格、“扁平人物”的缺陷，力图写出人的复杂性，写出“圆型人物”，但缺乏对市场经济与当代社会的独到理解，缺乏对人性繁复状态的心理学把握，因此只能写出人性的表面对立，不能写出人心似海的动因，不能揭示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欲望与现实的紧张冲突。只好过分沉醉于离奇的故事情节和享乐场景的描绘上，只好过多地运用悬念、偶然等手法安排人物命运。

在池莉的作品中“人文精神”处于一种弱化的状况。“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作家张扬的现代性——自由、民主、理性、人权等价值在池莉的作品中是非常薄弱的。她笔下的人物，要么是环境的奴隶，要么是金钱的奴隶，没有自由意志，没有人性的飞扬。诚然，作为一种生存状况，这种生存的被动性甚至是依附性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但作者基本上采取了一种认同的态度，这就缺乏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精神。

我们说池莉的创作缺乏现代意识，只举一两个小例。在《老武汉》中，她对几位“父母官”顶礼膜拜，在《小姐你早》中对受国务院副总理接见这一细节的反复渲染赞叹，都可看出作者缺乏一种平等观念。说池莉的作品缺乏理性精神，既表现在她笔下的人物往往屈从环境的压力化苦为乐，也表现在作者对环境缺乏批评的态度。她只写无奈不写无赖、只写失败不写腐败。她笔下只有小痛苦，没有大悲剧。只有金钱，才是池莉笔下改变生存环境的灵丹。只有清官和突如其来的鸿运，才是池莉笔下改变人物命运的主宰。鲁迅曾经谈到，被迫做奴隶是痛苦的，而安于奴隶生活，赞美它，寻出诗意来，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池莉的作品，也很难说有多少独特的审美创造。题材由凡俗仿真到趋新时髦，情节由细琐平实到曲折离奇，议论由浅平空泛到即兴发挥，语言风格由平易写实到华丽圆活。是一种适合市民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唠叨文体”。

何况她的作品还存在着那么多的明显硬伤，这既包括情节失误，也包括议论的失当，甚至还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这更表明她缺乏一个大作家所必要的知识准备和艺术准备。(参见本文作者《池莉论》第六部分：《池莉作品的100处硬伤》，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转自SOHU，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