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作家现世报： 咬人与被咬
翻看建国后的文艺思想史，我们会很惊异地发现：建国后，毛泽东要想在文艺界兴风作浪翻云覆雨的话，那简直易如反掌——他只要高兴，他就可以把文艺界任何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都有点“老毛叫你三更死，阎王不敢留五更”的意味了。而更让人称奇的是：每一次他决定收拾谁，都马上有文人替他出面写文章臭骂那个什么“谁”不是东西，早就该他妈的把他扫如历史垃圾堆——当然罗，下一次如果轮到这文人该进“历史垃圾堆”了，又有其他文人用深刻周密的理论花枝招展的言辞来论证这个文人该下地狱，而不该去其他的地方——无限循环下去，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家统统下地狱，“无论鱼千里，终归貉一丘”为止！
毛泽东所以能够在文艺思想界这么随心所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在当时有一大批他可以任意驱使的帮闲或帮忙文人，他们全是一群没有自己思想，或有自己思想也不敢固执己见的软骨头，所以一要搞谁，只需下一道圣旨，这些人马上就会兴致勃勃地操笔上阵津津有味地骂个天地玄黄！当然罗，这些人既然被当作斗争的工具而没有什么独立的价值，那在新一场斗争中如果需要牺牲他们，伟大领袖也会眼睛都不眨地把他们也送进“历史垃圾堆”的——这就是古人所谓“鸟雀尽而?弓藏，狡兔死而走狗烹”。我们不妨来看些具体例子。
丁玲、冯雪峰、陈涌等文艺界知名人士在1957年给打成“右派”，这当然是冤假错案，现在大家都为他们鸣不平。可我们也不要忘了，建国后文艺界第一桩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就是这几个好汉搞起来的：解放初，有一个颇有才华的作家叫萧也牧，写过一些诸如《海河边上》、《我们夫妇之间》的好作品，可马上遭到猛烈批判，批判他的第一条好汉就是陈涌，陈涌在文章中“义正词严”地宣判“萧也牧文章中的小资产阶级请调必须批判”；接着冯雪峰也化名“读者李定中”发表《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来对萧也牧大兴伐挞；丁玲也不甘寂寞，写出什么《致萧也牧一封信》来锦上添花。结果萧很快给他们合力搞臭，后来又成为右派，文革中更被整死。我们在同情丁玲、冯雪峰他们在“反右”及以后文革中的悲惨遭遇的同时，是不是也该检讨一下他们当初糟践别人让别人万劫不复的可恶哇？其实，你对别人无中生有恶毒陷害，也就意味着自己也可以被他人如此这般如法炮制——因为人都是平等的，与你陷害过的人相比，你并不享有什么豁免权！
80年代初，钱锺书曾与费孝通一同组团去美国访问，其间谈到中国文革谈到文革中的第一批落水者吴晗时，大家都为吴晗在文革中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叹息。作为吴晗清华的同学，钱锺书却冷然对也是清华出身的费孝通道：“他（指吴晗）在反右整你时，不是也很积极么？”费孝通对此只好苦笑。真的，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当年在兴致勃勃整别的知识分子的时候，就没想到他一旦可以放手整别人，就意味着将来别人也可以放手整自己么？——《圣经》里面不是说过：“擅动刀剑者，必死于刀剑之下”？
还有老舍，我们都知道：在文革中，他是第一批给抛出来的牺牲品，最后他不忍羞辱，跳湖自尽了。可他当年投入运动整别人时，也同样是兴致勃勃津津有味的——作家从维熙就曾回忆当年反右时，老舍也曾就他写的一篇反映农村问题的小说下断语说从维熙写这样的小说“意在煽动农民造反！”在当时，这样的话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从维熙当然在劫难逃，可说这话的老舍最后也真给人置于死地了。
说来也有趣，当年揭发老舍去美国挣美金，而直接导致红卫兵毒打老舍使他不忍侮辱而自杀的，也是一个老作家草明！这其中，最可笑的也许是“神童作家”刘绍棠了：反右时，因为系黑箱操作，所以谁都不知道谁会给划成右派。所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反?大会上，还没有被宣布为右派的刘绍棠在主席台上慷慨陈词，对另一个已经被宣布为右派的作家落井下石时，大会主席突然接到通知，马上当场宣布：这姓刘的也已被划为右派，他刚才的大呼小叫，不过是贼喊捉贼！马上把这“披着羊皮的狼”给我轰下去！这情形。在我们后人看来，可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家咬来咬去，咬得个一塌糊涂，其结果不过是文人们无不遍体鳞伤，而最高当局却在一旁得意高歌：“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在碰头。”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因为自己各有奴役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了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与小儿。”对照建国后的文艺斗争史，我们或许可以领悟些什么出来。
【转自大樗树，文章起始来源及作者不详。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