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希特勒文化控制点滴

一、

苏联的文化审查始于一九二零年，国营出版社获得政府授权，可以检查“不洁”的书稿，以免漏网排印。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国家文学与出版管理总局正式成立，拟定了一份禁书名单，起初只是列出不宜公开的禁书，后来则包含所有公众不宜的出版物。一九二三年，国家剧目管理总局成立，负责审查所有上演的戏剧作品。一九三六年，以上两局直接听命于苏共中央，苏联各地并设立相类的地区机构。截止一九三九年，苏联的文化审查机关已有六千多名雇员。

“荣登”黑名单的禁书，无论本国还是外国作品，都一概没收，交与NKVD（即人民内务委员会）封存。若禁书印数太多，就大量销毁。一九三八与三九年间，就查禁了一万六千四百五十三册，超过二千四百万本“有害书籍”化为纸浆。不独如此，审查官还深入各个图书馆，仔细翻检各类书籍，用墨水将被贬黜或失宠的人名抹去（这一做法，笔者儿时翻读红色中国一些读物，亦曾见识且难以忘怀。譬如文革前出版物内的诸多人名，因为其人已在文革中打倒，名字亦被革命群众用墨水涂污或打上红叉）。

苏联审查官的工作效率很高。一九三四年十月某日，某地集体农庄一份期刊被发现违禁内容，审查官立即出动，务必要将流入市面的一千九百份期刊“捉拿归案”。他们的战果如下：在农庄邮局没收一千五百零七份，在报摊没收三百份，另外五十份被发现用作墙纸，再有十二份被人拿来当厕纸。糟糕的是，还有十一位订户拒绝交出，这些觉悟不高的公民，随即受到有关方面正式警告。

领袖像是审查重点。印在纸上的斯大林像，必须对着光线详察，免得背面重叠了亵渎内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有位审查官写信到莫斯科，说某份小册子的领袖像，其衣袖处有墨索里尼的影子，而希特勒的大名，竟然隐隐约约横跨伟大领袖的胸膛。

一九三五年，国家文学与出版管理总局发令，名为“关于维护俄罗斯语言纯洁性的斗争”。斗争的对象，包括“粗鄙用语与咒语”等。“娼妇”这个词不能讲了，精简为一个字母，到了四十年代，干脆删掉了事。书籍中凡是涉及性器的词汇都得除掉。俄语中有个“粗俗”单词khren（辣根，乃一种植物），语含双关，影射男人那话儿（chlen），结果亦被揪出来就地正法。

二、

比起苏联，德国的查禁主要集中于犹太人著作与“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等非我族类的文化产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到五月十日，德国经历了四个星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一运动，知之者甚多，此次无需赘述。运动的高潮，乃最后一日柏林、慕尼黑、布雷斯劳、法兰克福、德累斯顿等地轰轰烈烈的焚书“嘉年华”。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位德国作家Oskar Maria Graf，因为自己的著作没有列入第一批禁书名单而深感愤怒，还向当局强烈抗议。剧作家布莱希特曾有一诗述其本事，这里援引如下：

当这个政权，下令有害的书本
都要公开焚毁，从四面八方
一辆又一辆的牛车，被迫载满书籍
来到火堆前。一位流亡的作家
最好的作家之一，审视
那份焚书名单，他惊讶的发觉
自己的著作不在名单之列。他满腔愤怒
冲向书桌，写信给那些当权者
把我的书也烧了吧！他奋笔疾书，把我的书也烧了吧！
难道我的书
讲述的不是真理？

一九三四年，德国当局关闭了一千家报纸，另有三百五十份自动停业。德国所有文学艺术出版物，都要接受审查。通过审查的出版物，扉页要有如下字句，譬如某某机构对本出版物的出版不含异议（笔者正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其中讲到陆定一、胡乔木协助毛改组延安《解放日报》，确立毛氏新闻学原则，实在与苏联德国做法相类。反用托翁的话：所有不幸的国家都是一样的，而幸福的国家各有各的好——盖因选择多也）。

三、

苏联官方不喜爵士乐。三十年代早期，爵士乐就被视为文化颠覆。随着爵士乐起舞，亦为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一。可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诱惑太大，官方不得不让步，成立国营爵士乐团，但只允许演奏旋律柔和的舞厅曲目，或是改编自俄罗斯民歌的音乐。一九四五年以降，爵士乐因为冷战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更是罪加一等。到了一九四九年，苏联萨克斯风的生产与销售皆为非法（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亦不喜欢爵士乐，一九三五年就禁止电台播放。德国的舞厅亦有“洁本”爵士，但只能用小提琴与大提琴演奏。至于当代，声称Holocaust为神话的伊朗“愤青”总统，有禁止国家电台播放西方“颓废”音乐的奇举，可与前人媲美）。

早在一九一九年，苏联就开始发展广播业。一九二四年，电台节目与播音时间趋于固定。一九三三年，苏联有六十个电台，一九四零年，发展到九十个。在此同一时间，政府许可的收音机数量稳步增长，由一百三十万台增加到七百万台。为贯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文艺方针，电台节目主要包括音乐（约占所有节目的四分之三）、经典文学与戏剧朗读、政治教育等等，由国家文学与出版管理总局监控。

德国的广播始于一九二三年。一九三三年，全国有多家小型地方电台，主要由帝国广播协会监管。希特勒上台后，宣传部长戈培尔将此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下。一九三三年七月，帝国广播协会归宣传部属下之广播局管理。全德所有地方电台，都要接受内政部监管，各电台还需专设一文化委员会以监控广播节目。国家社会主义的广播方针，用某位官员的话说，即广播乃宣传工具，可以塑造德国的国民性与意志力。

与苏联类似，德国电台的节目约七成亦为音乐，并以古典与轻音乐为主。为使广播走进千家万户，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当局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大量生产一种廉价收音机，名曰“人民收音机”（第一个型号为VE301，乃纪念一月三十号元首登基的大喜日子，售价七十六马克）。一九三九年，更为廉价的新品出现了，它比VE301小巧，只需三十五马克。一九三三年，德国的收音机数量为四百五十万台。一九四一年，增至一千五百万台（说起苏德两国的广播，笔者想起最近看过一部关于北韩的纪录片。平壤的公寓楼，每家每户都有预置的收音机。说是收音机，其实就是挂在墙上的扩音器，因为根据纪录片解说，那是不能关闭的，最多只能调低音量。这样的管制，实在不如以前的中国，虽然当年中国与希特勒德国与斯大林苏联一样，收听敌台都是反革命行为，但中国政府并未连短波收音机亦一并禁止）。

（本文资料来源：Richard Overy: 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Stalin’s Russia. Penguin Books 2005. T his book was joint winner of the Wolfson History Prize in 2005.）

【转自大樗树，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