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钱穆 ─ 华新民
央视国际 2004年12月17日 17:04
《国风》的“书房访客”转载了朱学勤的文章《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在这里想多聊几句钱穆。
鲁迅和胡适，大家都有所了解。至于钱穆，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怎样，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对他的了解几乎都是从毛选第四卷里的那篇评美国政府白皮书的著名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那里开始、也在那里结束的：钱穆、傅斯年之流，杜鲁门、艾奇逊、司徒雷登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寄于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毛选的注解以及当年老师的讲解都没有说为什么要点这两个人的名。当时胡适坚决跟国民党走，已经上了战犯的名单，傅斯年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也不去算他，为什么要把钱穆划到反动派那里去呢？想不通。不错，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最后几年里，他没有跟着当时的潮流，参加到抗议政府的行列里，甚至对闻一多的激烈反政府言论有所批评，但是在闻一多遭到特务暗杀之后，他是少数有胆量出席闻一多追悼会的人之一。那顶“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帽子，对钱穆更有点张冠李戴。鲁迅和胡适，一个留学东洋，一个留学西洋，钱穆呢？不要说留洋，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按现今的说法，叫作“自学成材”，是个地地道道的“土产”学者；从学术上讲，他反对胡适的西化主张，是个崇尊儒家的“国粹派”，说什么也同“个人主义”这种西方玩意沾不上边。即使到了今天，儒学又成了祖国五千年历史的宝贵文化遗产，据说可以从中发掘出各种各样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来，不过还没有听说孔孟之道中可以发掘出“个人主义”来。
我对钱穆的了解比毛选的注解多一点，因为他是我的故乡人。小时候有时会听到大人提起“宾四先生”，口气里带着点神秘和敬意，模糊知道那是一个在海外的有大学问的人。钱宾四的学问我没有概念，不过他的小兄弟恰好是我的表姐夫，乡里称之为“起八先生”的，他在无锡城里教书，过年时回来总要给我点压岁钱的。他肚皮里的学问已经够我佩服了。记得念小学时有一年夏天，他回乡度假，给我讲了一个暑假的“亚森罗平”，那是一位法国作家不服气英国的柯南道尔创造的神探福尔摩斯，故意创造了一个侠盗亚森罗平来同那个英国角色“别苗头”的故事。
后来懂事一点，知道“起八先生”的大名叫钱文，起八是他的字。他的二哥，就是钱穆，字宾四，一点不错，就是毛选上“钱穆、傅斯年之流”里的那个钱穆。他还有一个早逝的大哥，留下一个儿子，由钱穆培养成人，这就是在清华大学当过教务长、五七年“民盟六教授”之一、成为大右派的钱伟长。据说文革后右派“改正”时，原清华的当权派蒋南翔、何东昌等人一直不同意给钱教授改正，希望清华大学留一个真正的右派，以示清华反右运动的“必要”。后来是胡耀邦直接干预，钱伟长才得以“改正”。到了八六年、八七年之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被迫下台。事后传达的邓小平讲话里，有表扬钱伟长、费孝通二人站稳立场的说法，从此钱伟长当上了政协副主席，跻身党国领导人之列。
钱穆家是清寒的读书人家，兄弟中没有一个上过大学——钱伟长在文革中是“六厂二校经验”里的人物，清华各派组织几次三番派专案组到我家乡那个小镇去调查他的身世，把镇上仅有的几家小客店住得满满的。结果发现，他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分，是贫民成份。相比起来，他五七年的老对头、这时成了牛棚里的难友的蒋南翔，却是隔壁宜兴县里大户人家的少爷出身。在清华衮衮教授中像钱伟长这样“根正苗红”的怕也是独一无二，能读上大学是靠叔父栽培。
说到钱穆、钱文弟兄的学问，据长辈们说，完全是由于他们的聪明和苦读。不过宾四先生的聪明是用在规规矩矩的学术研究上，起八先生的聪明则用在“不正经”的地方——譬如他喜欢跑书场（江南地区有苏州评弹表演的茶馆），结交评弹艺人，替他们写弹词。说书人开场讲正书之前，都要唱一段开篇，把些世俗人情、街巷民谣编成幽默轻松的段子给听众开怀。什么跑单帮、摆地摊、挤火车，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是开篇的题材。苏州、无锡一带的评弹艺人都知道“起八先生”开篇写得好，时常有人请他写开篇。当时他在中学里教语文。近读余秋雨散文，说到那时的“中学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钱文先生无疑属于这样的人，传说他讲课象说书一样，讲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讲到要紧时分，他突然跑出教室，学生不见了老师，正在犹疑，只见他大吼一声从窗户里跳了进来，原来他是在表演武松的英姿。
大概是五七年左右吧，我的这位表姐夫突然遭到校方辞退回乡。其中的原因，似乎不是政治方面的，因为他回乡后，当地政府并没有多找他麻烦。据说是学校不满他跑书场、写弹词耽误了本职工作，常常同别的老师换课，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人。更糟糕的是有几个学生也跟他一起迷上了评弹，耽误学业，引起家长的不满。校方劝告无效，只能请他走人。按说这样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是不至于这样处份的。他如果作个检讨，也许就可以复职。无奈他大概觉得自己一肚子学问竟受辞退之辱，一气之下卷起铺盖就回了家。回家不久便是大跃进年代，评弹艺人都宣传三面红旗去了，也没人来找他写开篇了。（再到了后来，他们只唱一个开篇就够了——《蝶恋花·赠李淑一》。）
起八先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回乡后生活失去了来源，全靠我表姐替人缝衣为生。在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因缺乏营养，不幸死于浮肿病。死时正是盛年，可叹当时侄儿钱伟长由一级教授降到三级，自身难保，兄长在香港，鞭长莫及，竟然都救不了他一命。
多年以后，我在海外看到《世界日报》上说到钱氏兄弟时有这样的评价：钱穆是学者型的文人，钱文是才子型文人。想想确是恰当之论。起八先生对诗歌、韵文有特别的爱好和才能，在家乡最后几年，没有了工作，他每天去文化馆把当时报章杂志上的诗歌一一抄录下来。留下的文稿、日记有几箱子，其中光是弹词创作，恐怕就有许多值得留传后代的佳作。文革起时，我表姐把它们连同四旧一把火烧了，现在想起来，实在可惜。
钱穆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是我八十年代初到了海外后，见到来自台湾的亲戚时他从书架上拿给我看的第一本书。那是“宾四先生”亲自送给他的，首页上有他的签名。我拿回来后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故乡——一个太湖边上的小镇，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上了铅印的书，而且是在隔着大海的另一片土地上印成的书。心中的惊喜是可以想象的：钱穆的家，就同我家隔河相望，他提到的一个个地名——那片湖水，那条从家门前流过的河，那些他教过书的学校，没有一个名字不是我熟悉的。于是赶紧把提到这些地方的章节复印下来，分几次寄回国让亲友同享——那个时候，钱穆的书还是禁书，《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等，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提到的人，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大多是我不知道的。但在少数我所知道的人中，却有两个使我大开眼界。其中一个是我的长辈亲戚，也算是家乡一带的士绅领袖吧。他虽然在解放前已经故世，但是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的时候总免不了提到他，到文化革命的时候，简直成了当地的刘文采，他的住宅，其实早就成了公社卫生院，也成了“收租院”对下一代进行阶级教育的地方。可是在钱穆的回忆里，我大吃一惊地发现，他原来还是一个“革命分子”。他是钱穆的小学体育老师。须知那时正是清政府作的最后一次“改革开放”，废科举，设立西式学校。他想必是在这个现代化浪潮中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体育教师的。“领着学生跑跑跳跳，也能为人师表？”他当年一定是顶着这样的舆论去从事这项“新专业”的，光这一端，就够称得上“革命”了。这还不算，据钱穆回忆，他还是自己民族民主意识的最早的启蒙者，是他告诉钱穆，统治中国的“皇上”是外族人。这种“革命”思想居然可以在小学生中宣传，看来清政府的最大失误，也是没有把教育抓好。
钱穆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一日，师攥余手，问余：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类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今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你看街上店铺有满汉云云字样，即指此。余自幼即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有伯圭师启之。
顺便说一句，今天的中国科学院有兄弟两个院士，即来自这个小学体育教师的家庭。
那书中提到的另一个人，是钱穆不能忘怀的好友，有道德修养的君子，深受他的敬重，花了专门的篇幅来回忆。但是我所以会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却完全是因为相反的原因。这是我们小学里同学吵架时，常常祭出来骂人的名字，如果对方同这个人沾亲带故，便只有闭嘴的份，因为他是土改时候被镇压的人物——是地主还是地主的“狗腿子”，当小孩的我们弄不清也记不住了。
因为同钱穆的这点关系，出国后免不了对报上有关钱穆的消息多一份关心。钱穆有一个女儿叫钱易，也在清华大学作教授，现在好像是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前些年台湾尚未开放大陆探亲的时候，两岸的当局特别批准让钱易赴台探望父亲。不料被当时的“党外”人士发觉，按戒严法向“警总”报案，说是钱穆家中窝藏有“共党分子”，要求警方前去捉拿。钱家出来申辩说钱女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党外”查出她入过共青团，又是不知哪一级的政协委员（看来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仍然属于捉拿对象。最后她只有仓惶离台了事。
钱穆（九十四岁时摄于家中）一九四九年，“民主人士”纷纷从香港北上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钱穆跟陈寅恪反潮流而动，从北京往南跑。陈到广州收住了脚，钱则跨过边界跑到了香港。另一篇评白皮书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把这样的行为比作伯夷、叔齐上首阳山，倒是比“民主个人主义者”这顶帽子合适得多。不过伟大领袖说伯夷、叔齐是在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开小差”，不值得歌颂。
钱穆初到香港时处境大概是相当寂寞的，大概跟今天被放逐出国的“民运分子”一样。“周粟”固然不得食，港英政府给你一方容身之地，但不会给你饭碗，当时唯一的大学——香港大学，是不会给没有英国学位的人发聘书的。钱穆于是自己创办新亚书院，成为后来中文大学的前身。六十年代文革在香港引起动荡，蒋氏父子以国师之礼把钱穆请到台湾。李登辉上台后，有人提出钱穆所住的房子属于国家财产，要求收回，于是钱穆只好另觅住处。他老先生经此折腾，不久即去世了。在台湾本省人向外省人争回权力的过程中，钱穆这样的学者，成了政治斗争的ｅａｓｙｔａｒｇｅｔ。
钱穆生于甲午战争的第二年——１８９５年，死于１９９０年。
〔于美国马里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