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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习总书记的伟大号召，我昨晚也壮了壮胆做了回“中国梦”，讲给大家听听。

古人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那么我们从几百年的历史中，究竟看到了什么样的兴替规律呢？我们发现，一个即将登场的新兴朝代，必然伴随有一大批人才为其效命；同时，被更替的旧世界，此时必定人才匮乏，庸才辈出。这并非是旧世界原本有人才，却被庸才抢了饭碗，而是根本就没有人才为它诞生。

上帝导演历史的痕迹也太明显了。新朝代和旧朝代作生死搏斗的时候，不可能两边都人才济济。明朝出现朱元璋结义兄弟的时候，正是元朝出现和番僧研究房中术的昏君的时候；女真出现努尔哈赤父子的时候，正是明朝出现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只知做木匠活的天启、东林党和魏忠贤乱政的时候，甚至崇祯和皇太极上台和死亡的时间都大致一致，活像生死的冤家。不可能在出现努尔哈赤父子时，明朝正是出现洪武、永乐当权，也不可能洪武创业的时候，遇上的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连窝阔台和蒙哥也不会遇上，否则历史将无法书写，旧世界就无法被新朝代代替。

成吉思汗父子弯弓射大雕的时候，也正是南宋的宋理宗、贾似道君臣荒唐可笑之日。不仅君臣愚昧，连南宋整个朝代的人民也很糊涂。出身街头无赖的贾似道，靠堂姐入宫当了贵妃的关系而爬上了右相、国舅的位子，理宗派其抵抗元军，他却在鄂州向元军屈膝投降，许诺元军种种好处，哀求忽必烈退军。不想忽必烈和蒙哥的作战意图就是要会师鄂州，自然被忽必烈严词拒绝。正在无计可施之际，正巧蒙哥在合川被射死，忽必烈急于班师回去抢夺汗位，无奈接受了贾似道的条件。贾似道死中得活，大肆吹嘘自己的赫赫战功，上书理宗，谎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复安”，回临安后还隐瞒乞和真相，令无耻文人编了一部刘兰芳《说岳全传》式的说唱评书《福华编》，在街头巷尾传唱，尽情渲染子虚乌有的“鄂州大捷”，编得有鼻子有眼，骗得南宋军民深信不疑，称其“功比天高”，将其视为“钢铁长城”、“民族救星”、“一代伟人”，丑态百出。贾似道干脆欲擒故纵，一方面指使党羽散布谣言说元军“又来了”，一方面动不动就辞职回家，真把个理宗、度宗叔侄给吓哭了，只好把葛岭的御园赐给他当相府，派官员昼夜坐门前守着，生怕他辞官。没成想，忽必烈很快就解决了权力斗争，又带兵二十万伐宋，要南宋履行当年割地赔款的约定，并围攻襄樊三年之久，至此贾似道的戏才穿了帮。尽管这样，南宋还是无法在满朝上下找出一个比得上贾似道的人才，只好封贾似道为大都督，命其亲自出征，“再造社稷”。可惜才走半路，还没见到元军，队伍就逃散了一多半，随即鲁港大败，贾似道和夏贵、孙虎臣等将领率先逃跑，一溃千里，最终被仇家所杀。

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啊~不难想象，要是元朝权力斗争有所拖延，在贾先生死后才伐宋，汉人那时定会哭闹：“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要是我们的贾大人还在，哪容你们鞑子猖狂！那是我们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呀！”文学作品《福华编》必定会被编入正史，代代相传，把贾似道描绘成比杨家将、穆桂英、岳家将、诸葛亮还了不得的金刚战神，建庙立祠，右手沥泉枪，左手鹅毛扇，远胜《八大锤》、《大破天门阵》、《火烧赤壁》、《朱仙镇大捷》。你等汉人可能至今还在朝大流氓、大骗子、大国贼顶礼膜拜呢。外国人要是对你们的中华意淫文化有异议，你们的外交部和粪青就会翻出“正史”《福华编》，引经据典、义正词严予以驳斥，说伤害了自己原本就很脆弱的“民族感情”。

由此可见，看一个朝代是否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仅从其当权者和反对派孰是人才，孰是庸才就能得出结论。当清末朝堂尽是载沣、隆裕这些低智的统治者，和奕劻这种吃里爬外的内奸时，汉人就涌现孙黄汪精卫等亡命徒和袁世凯、徐世昌等阴谋家。不可能汉人出现孙黄袁徐的同时，大清又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成宗义皇帝多尔衮、世祖章皇帝顺治、圣祖仁皇帝康熙、世宗宪皇帝雍正再世。那样的话，大清再没落也不会亡。甚至只要有我复新在，大清也绝不会亡。

其实载沣等人并不是历史上的荒淫之徒，虽然能力低下，但还不是当时满清皇室中最差的。他接见大臣，往往久坐无语，找不到话说，只会问：“你哪来呀”“到哪去啊”，把正事耽误了，但上台伊始，还能详尽制定摄政王的权力规范，像模像样；虽然他斗不过袁世凯，连朝廷与各地督抚的电话电报线路都稀里糊涂地被转接到袁世凯家里，被袁窃听去了，但还能看出新军迟早是祸患，接受德皇弟弟亨利亲王建立皇家禁卫军保卫皇室的忠告，火速令载涛成军，抗衡袁世凯的近畿六镇；他虽然不能阻止隆裕发布退位诏书，但还能审时度势，意识到自己已无力挽回，再要多言，性命都难保，赶紧跑回家抱孩子，任由自己的福晋——荣禄的女儿斥责自己无用窝囊也一声不吭，不去做无谓的抗争，比那只会瞎咋呼的小恭王溥伟要明白得多。（这位刚烈的福晋此后一直致力于恢复帝制，在张勋复辟失败后，绝望自杀。）这样看来，即使当年慈禧临死前，不是让幼君溥仪登基，由载沣当摄政王，而是换了溥伟等人继承大统，恐怕结果会更糟，不仅会亡国，还会被灭族。

只要皇室不能分清敌友，大清无论如何要亡的。唯有在抹黑大清的电影《宋景诗》里恭亲王对僧格林沁的一句台词还算说到了点子上：“现在朝廷的心腹之患不是洋人，而是长毛、捻子。”如果朝廷当时真的有这么清醒的认识，大清也就不会亡了。事实上，大清并没有亡在洋人手里，恰恰正是亡在了为了对付洋人、保护自己而成立的新军身上，属于“养条狗来咬自己”。毛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果天朝在1840年鸦片战争刚和洋人打交道，还不十分了解洋人，或许可以把洋人视为敌人。但是此后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对这个首要问题还没有个清醒的认识，还认为朝廷的敌人只是洋人，就可以知道朝廷真没人了。整个国家建立在这个错误认识上的大政方针也就都跟着错了。

朝廷和洋人打仗打输了，顶多赔几个银子、划两块租借、开几个通商口岸了事，洋人从没有要夺取我们的政权，替我们统治几亿愚民的想法。即使暴民们围攻了洋人的大使馆、杀了人家的教士，逼得八国出了兵，只要事情了结，事后洋人依旧把我们当上宾看待。否则，要按当时列强的能力，当真安了心要灭掉我们的话，无论英、法、美、日、德、俄，那都是完全做得到的。它们之所以没这么做，一方面没这个想法，另一方面中了李中堂“以夷制夷”之计，相互之间被牵制住了。

载沣访问德国就是在刚刚发生过的庚子赔款之后，是为了被杀了克林德而去道歉的，但受到了德皇的热情欢迎，还令自己的弟弟亨利亲王全程陪同。德国人对我天朝非常友好，赤诚相见，对载沣说了掏心窝子的话，建议载沣成立贵胄学堂，培养皇室成员从军，并组建皇家禁卫军，以保卫朝廷中枢。这明明是朋友，哪里是敌人？我们和洋人的误会都是枝节问题上的矛盾，疥癣之疾而已，真正的心腹大患是汉人，汉人才“亡我之心不死”，是大清的死敌。

等载沣领悟到这个道理已经太晚，但我相信慈禧恐怕早就看明白了，难怪她会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她虽然识字不多，但有见地，袁世凯见了她怕，背地说“天威难测”，犹如魏延见了孔明。孔明不死，魏延老实，慈禧不死，袁世凯也不敢造反。慈禧一死，袁再不怕皇室了。坏只坏在慈禧的这能力没有用来维护大清江山，而是用来维护一己之私上。她和其他敌视洋人的大臣出发点并不同，大臣们是觉得洋人欺负了大清才恨洋人，而她本不把洋人当敌人，只是仇恨洋人支持德宗景皇帝，反对她干政，这才情绪失控宣布与列强开战。等战败后意识到不能意气用事，冷静下来，才不得不低头，毫不犹豫将洋人点名的上百名大臣砍了头，这些倒霉蛋至死都还以为慈禧原本和他们是一心的。为了防洋人再进京，明知重用汉人迟早对大清是祸患，但为了一己之私，敌我不分，她铁了心扩大培养新军保护自己，而不管自己死后这新军会不会作乱。

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帝制的局限。就象我以前说过的，帝制并非灵丹妙药，要受很多条件的制约。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帝制的优越性只能在有实力独立自主，不容易受别国干涉内政的大国体现，朝鲜、越南，甚至日本，由于受领土、人口、文化、国力等条件限制，内政往往要服从外交，这只能算王朝，只能作为大国的藩属。

第二、帝制的最高统治者不仅要有实权，超越于法律之上，而且其个人利益必须和整个国家利益紧密挂钩，公私不分，才会有责任心。因此，历朝历代必须立皇帝的儿子为太子，保护皇上的私利就是最好地保护国家的利益。实在没有，也要尽量找最亲的血缘世袭。而清末从咸丰起，实行的其实是伪帝制，一方面朝廷样样要看洋人脸色，国人犯了罪只要逃到敌国，大清就没奈何；另一方面，穆宗毅皇帝同治在时，慈禧尚能日理万机，全心全意剿灭长毛捻子，但自从穆宗毅皇帝死后，她的私利无法通过儿子继承大清而得到满足，清楚大清迟早要落到外人之手，就和朝廷的利益不一致了。德宗景皇帝光绪不是其亲生，长大后不大听她的话，使她的心态发生变化，开始把朝廷利益放在其次，一切以满足自己享乐为先，不打算留给后任统治者一个便宜。军国大事要让位于她的个人享乐，耗费海军军费祝寿就是典型事例。死前生怕立了有想法的长君，过早清算自己的罪恶，把自己从坟里揪出来，而看中了无能的载沣，执意幼君继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仍旧被孙殿英把它嘴里含的夜明珠给扣了出来。

第三、帝制必须类似于宗教，有一定的信仰，君臣上下有“君权神授”的共识作为帝制的理论基础，需要皇帝对上天负责。有的人说：“中国再这么下去就成了党天下的法西斯，和帝制没什么两样”。我不赞同这种说法，法西斯绝对不是帝制。相反，帝制是最民主最公开的，连皇帝私生活都得受监督，整天有史官在皇帝身边站着写起居录，记录其一言一行，自己有几个老婆孩子，甚至七姑八姨的婚丧嫁娶，臣民清清楚楚，做到对上天负责，对祖宗负责，对臣民负责，还要对未来负责。相反，在“民主共和”的现代，你敢去中南海和白宫监视谁？常些富人闯下来的祸买单赎罪，皇上实在冤得慌！而且到时候，这些豪强并不会感恩皇上，皇帝很可能象倒霉的崇祯一样，向这些家伙借点钱发饷都借不到。因此，与其成全这些全无良心的家伙，还不如狠心搞 “一条鞭法”。还有一个目的，豪强权贵一旦“钱过北斗，米烂陈仓”，不可避免地要生出幻想，就会私买死士，暗组武装，妄图对朝廷不利。就是不敢造反，也会成为地头蛇，危害社会。实施“反强梁法”，将有力抑制这种现象的发生。

第六、正确处理对外关系

要在中国真正实行好帝制，就必须能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皇帝有绝对的权威，而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涉。在清末无法做到这点，只能借用洋人的力量保护自己，壮大自己，等条件成熟，寻找出皇室的人才，再逐步和洋人解除合同，不再续签，将其礼送出境，甚至收回租界。和列强保持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的机会不是没有，因为不久就会有两次世界大战。

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寻找人才，而不提培养人才，因为人才是天生的，不是培养出来的。努尔哈赤父子没受过训练，天生就是战神，载涛、荫昌军校读了不少，依旧废物一个；黄埔毕业生依旧打不过只看过些闲书的老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留美博士，都是经过严酷的高考选拔出来的尖子，与现在的留美博士有天地之别。现在的博士，换当年可能连初中都毕不了业，都是靠父母花钱进的常春藤，靠混时间熬出来的博士，天生的素质摆那，读再多书也没用。我接触过不少国外名校毕业的年轻人，别听他们学历很显赫，吃喝玩乐还可以，一到工作岗位就和荫昌差不多，别说有自己的思想和见地，连篇像样的博文都写不出来，错别字比比皆是，狗屁不通。所以不要迷信教育和文凭，只不过要借学校和军队将贵族组织起来管理。

那么该怎样利用洋人呢？要知道，智慧的人信教越发智慧，愚昧的人信了教愈加愚昧。我发现一个人不信教还好，信了教大多数人精神反而有了问题，哪怕这教真的很好。洋人普遍迷信洋教，每次和大清签署不平等条约，都要附加条款，画蛇添足般要天朝允许他们来中国传教。而天朝和列强几次大规模战争，起因无非主要有三条，第一鸦片，第二朝鲜，第三就是为了传教问题，比如八国联军，比如望海楼事件。不要以为洋人不贪婪，他们其实也被洗了脑，幻想着要把他们自以为最珍贵的拿到中国来传播。我们贪婪现实的东西，他们不仅贪眼前的，更贪死后在“另外空间”（雷哄稚老师语）的便宜。你以为美国拿了庚子赔款，反过来给中国建了几所大学就算好人了吗？我告诉大家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们只不过在演戏给上帝看，要向上帝证明自己是好人，要上帝在他们死后好好待他们。另外借办大学散布他们的歪理邪说，这才是他们的小算盘。他们最盼望能拉人头入他们的教，仿佛拉一个人头就算农民积一个工分，而我们正好将计就计，加以利用。

比如有轮子现在正在你面前唾沫横飞求你退党，信它们的歪理邪说，把你当爷爷一样供着。你要么把它轰走，图个清静；要么随口答应：“行行行”，那么它们就觉得已经完成任务，在你身上已经为自己的圆满又积累了一个工分的“威德”，等去了“另外空间”可以兑换金票美女，便再也不理你了，又跑去纠缠下一位，和搞传销的一个样。如果你既不把它轰走，也不轻易接受，一言不发不表态，冷眼看着，就会急得它围着你跑前跑后不停地哀求，恨不得花钱买你个同意，你甚至可以乘机在它们身上讹诈一笔钱来，让它们管你叫一万声爷爷。我们对待洋人也是同样的套路。我们也要这样，假装表现得对他们的教有点感兴趣的样子，把洋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让他们误以为我们是他们的兄弟，能在中国赚上四万万五千万个工分，欣喜若狂，头脑发昏，然后就会不计成本地援助我们，帮我们维稳。

当年常凯申之所以要信洋教，就是想用宗教和宋美龄结婚，使宋家看在上帝面子上无法拒绝求婚，以得到他们宋家和虞洽卿江浙财阀的帮助，买枪买炮招募炮灰。但我们又要装出犹豫的样子，迟迟不肯入教。我父母知道我最怕被说成不孝，就会利用一个孝字逼我去见我不想见的人，干我不想干的事，否则就骂我不孝，对此我深有感触，我们也要利用上帝的旗号，逼洋人加大援助我们力度，出面保护我们不受日本人的欺负；一方面迫使他们在我们面前耐着性子，装出谦谦君子的样子和我们讲道理劝我们，不敢反性蛮横，又要利用他们的这种精神缺陷反过来控制他们。另一方面，一旦我们信了教，不仅会使他们以为完成了任务，反而不再容易得到帮助，还会使洋教在国内蔓延，搞乱臣民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帝制基础。我们应该利用完了，乘列强相互争霸打起世界大战，无暇顾及天朝时，将其一脚踢开。

帝制回神州，天地复又新，到那时，我的儿子也已长大，不需我再“扶上马，送一程”了，我就功成身退，辞去皇父摄政王，还政于他。我要隐居林泉，寄情山水，优游岁月，农禅并作，将自己和宇宙融为一体。这就是复新我响应习总的号召所做的“中国梦”。

历史已经过去，不可追。我放了这么多马后炮就是要让大家想想，大清让出江山，让奸党摸着石头过河，把中国当小白鼠试验了100多年所谓的“民主共和”，横试验竖试验，颠来倒去，死了无数的人，搞成今天这样，走投无路，茫然四顾，统治集团不仅没有了人才，尽是庸才，而且个个吃里爬外当裸官救美国；但与此同时，社会上突然有一个“鞑子”发出了复辟帝制的呼声，屡屡劝进最高统治者“改党天下为家天下”，“早日登基，克承大统”，难道这是偶然的吗？我们不难根据此文从中找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