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在胡锦涛先生宣称“和谐社会”的中国，每一天都有无数悲惨的新闻发生和蒸发，每一天都有无数悲惨的新闻被淹没在太平盛世的莺歌燕舞之中。每一天，“我们看不见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看不见在幕后发生的生活中的种种惨事。一切都安静而平和，提出抗议的只是不出声的统计数字：多少人发疯，多少桶白酒被喝光，多少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秩序显然是必需的；显然，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只是因为不幸的人们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一旦没有了这种沉默，一些人的幸福便不可想象。”（契诃夫《醋栗》）最可怕的不是悲剧本身，最可怕的是对悲剧的麻木不仁、对悲剧的习以为常。在这个国度里，悲剧已经被喜剧化了。没有爱，也就没有眼泪；没有同情，也就没有安慰。

我注意到大陆文学批评界掀起了一场“寻找大师”的运动，很多媒体以大量的篇幅进行介绍和讨论，声称某人某人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大师，声称他们的作品早就超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但是，当我看到这张长长的名单的时候，觉得这些讨论简直就是大笑话。中国当代文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大师，而是重新寻找正常的生命感受、正常的写作伦理和说真话的勇气。

在今天中国这个极度畸形的社会里，作家随着大众一起堕落和狂欢，作家已经和正在变成一群公众眼中“不可信赖的人”，变成贩卖狗皮膏药的商贩，变成官员酒桌旁边的陪客，这是何等可悲的处境啊。可是，名作家们依赖着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所造就的庞大的图书市场，心安理得地拿着巨额的稿费，得意地观察着作品在图书排行榜上的座次，深深地沉浸在“大师”的良好感觉之中，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作品的价值取向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思。

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已经患上了五个严重的病症：一、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二、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三、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和悲悯；四、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五、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病症：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此类作家的代表是被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重新被发现并被摆进文学经典的圣殿，其学术著作《管锥篇》也被誉为当代学术史上不朽的杰作。但是，这些美誉不足以掩饰钱钟书的为人、为文和为学的巨大局限及缺陷。钱钟书的记忆确实超凡，但在互联网时代，其价值充其量也就相当于一台电脑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钱钟书是一名既“苟活于乱世”又“闻达于诸侯”的庄子与诸葛亮的交集。他没有固定的人生体验，也没有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价值皈依。他的聪明只是嘲讽艰辛地在土地上劳作的同胞的聪明，他没有属天的智慧，没有直接洞悉事物的善恶真假的智慧。于是，钱钟书“难得糊涂”地活了下来，而且长寿。

无论《围城》还是《管锥篇》，钱钟书都没有为中国文学及学术提供某种超越性的思考方式和精神境界。《围城》写于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但作者对于那些在硝烟和血泪中挣扎与呻吟的同胞并没有丝毫的同情，只是满足于从事那些深陷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智力游戏。他居高临下，置身事外。事实上，钱钟书本人由于无法忍受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返回沦陷区的上海，并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在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清查。而所谓的学术巨著《管锥篇》，纯粹是中国古代注释家“我注六经”传统的简单重复，并无多少个人的创见。在我看来，钱钟书所有的作品都只是“小聪明”而已。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算得上“大智慧”呢？我举一个例子，那就是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思想录》体现了作为“会思想的芦苇”的人的软弱与坚韧、卑贱与高贵，以及人在泥泞中仰望天空的激情，我们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智慧的美与力量，这一切都是在钱钟书故作冷静的文字中无法体验到的。

再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二个重症：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此类作家的代表就是被奉为“散文大师”的余秋雨。我知道余秋雨在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比在内地还要受欢迎和追捧，他的那种小说化、戏剧化和诗话的散文写法，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文化断层中横空出世，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仔细研读这些作品，你就会发现在其浮华宛转的文字背后，弥漫着一种透入骨髓的油滑与虚无。这是一个遗老遗少对残山剩水的把玩，而缺乏真正行走在大地上的坚实感与真切感。比如，余秋雨有一篇写庐山的散文，把古往今来与庐山有关的名人逸事都收集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讲述一番，一般人读来觉得真是一道“文化盛宴”。但我注意到，作者根本没有提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庐山的那次决定数千万中国民众生死的会议——正是在那次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人被暴君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会后党国政策再度左转，大饥荒继续蔓延。活活饿死的百姓，仅四川一个省就达一千万人，全国估计达到了三千万至六千万人。这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然而，也许是为保持这篇散文“审美的和谐”，余秋雨轻轻地将庐山会议从庐山的历史中铲除掉了。

余秋雨仅仅是一名具有“变色龙”人格的才子而已，其作品也只是泛滥的、甜得发腻的抒情的结晶而已。今天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冷峻的真相。没有对真相和记忆的发掘、捍卫，就不可能出现文明的更新、重建。那么，什么样的作品表达了冷峻的真相呢？比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是一部记载极权主义政权大规模政治迫害的诗史般的巨著。中国与苏俄经历了同样的苦难，而且中国仍处在这样的苦难之中，但这类巨著仍未浮出中国的水面。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个病症是：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与怜悯。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便是王朔。看看王朔若干作品的题目便一清二楚——《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王朔是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与北京的平民生活毫无关系，将他看作北京市民文化的代表乃是天大的误会。像王朔这样生活经历的文化名人还有很多，他们共同形成了宣扬“暴力审美”和“语言暴力”的文化系统。军队大院具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尊奉暴力、野蛮的丛林法则。文革的发生为这群背景特殊的青年提供了虚假的“自由空间”，他们把发泄暴力和性当作一种解放。因此，对于其他大多数人来说血泪斑斑、家破人亡的文革，在他们的回忆里则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是谎言的受害者，但他们没有战胜谎言，反倒成了谎言的奴隶。

王朔的作品在消解官方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同时，也毁灭了许多读者对于正义与崇高的信念，并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展到极端状态，即对暴力无节制的讴歌与赞美。这一负面作用将长期存在于中国当代文化之中。王朔成为时代的标志，而不是雨果及《悲惨世界》成为时代的标志。中国作家在写作丑恶的时候往往游刃有余，但在写作高贵的时候则束手无策。他们在自己身边没有看到过高贵人性的存在，他们自己也没有向着高贵的方向奔跑的意愿。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四个病症是：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就是余华。余华在《活着》这篇小说中传达了一种让很多读者无法反对的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是胜利，根本任何高于“活着”的价值。这是高度实用化的“活着主义”，其关注点仅仅集中在肉体生命的存在上，这也是所谓“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作家余世存曾经将“邓小平理论”形象地概括为“摸论”和“猫论”，即“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他在一篇文章中使用这种说法，导致《方法》杂志被关闭。中国人一直遵循实用理性，一直未能摆脱生理及心理上的“灾民状态”（任不寐）。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余华不断地讲述关于“如何活下来”的故事，这些故事宛如野外生存手册，它们表明由中国人所构成的社会仍处于“原野”状态，你必须依靠本能来求生。这些畅销的故事跟灵魂无关，在中国讨论灵魂被看作是过于奢侈的话题。

余华在访谈中多次引用圣经中“窄门”的典故，他认为他的写作是在进窄门。殊不知，他所走的是一道最为宽阔的门。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才是一本关于窄门的、关于灵魂求索的伟大作品。日瓦戈医生是时代的多余人，为捍卫灵魂的独立与崇高，他不惜付出肉体受伤的代价——“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我想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无止地施加压力而不受惩罚。”这是一名敬虔的信仰者的灵魂告白。中国作家谁能写得出这样的句子来呢？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五个病症是：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此类作家的代表是贾平凹。九十年代初期，贾平凹的《废都》将中国式的纵欲主义推到了明代《金瓶梅》以来的又一高峰。《金瓶梅》展示了一个即将覆灭时代的狂欢，与之相似，《废都》也描述了一个即将覆灭时代的狂欢——一种成熟到了腐烂地步的文明，像“酱缸”一样败坏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文人是文化衰败的最敏锐的感知者，文人又最软弱、最虚伪。由于没有彼岸世界的盼望，他们无法承受苦难，便将苦难转移到女人身上，通过疯狂地发泄自己的性欲、通过对女性肆无忌惮的凌辱，来重新获得所谓的自信。《废都》是一本想象和写实并存之书，归根到底它说出了两句话——“西安是中国的废都，中国是地球的废都”，或者换用摇滚歌手何勇的歌词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垃圾场”。

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文学，乃是充满大智慧的文学，乃是揭示冷峻的真相的文学，乃是传播爱和怜悯的文学，乃是展示灵魂的求索的文学，乃是指向永生盼望的彼岸文学，正如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直面黑暗，叙写黑暗是文学的具有宿命性质的使命。文学乃是一种对抗黑暗的精神努力。但是，有必要强调的是，写黑暗本身并不是目的；伟大的作家是为了追求光明才叙写黑暗的，正像他们为了追求善而写恶，为了追求美而写丑一样。他们写黑暗，就是为了显示光明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为了表达人们对于光明的渴望与追求，就是为了表现人性的高贵和伟大。人确实从他一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与心灵世界和外部社会的黑暗做斗争。以实现自己的人格发展和道德完善。而文学的‘启蒙’则意味着照亮，意味着给人们的内心世界提供更多的光明。”

- ZT from 《观察》

我觉得他说话太绝对。我仅提几个人，几部作品：

陈忠实：白鹿原

张炜：古船

高尔泰：寻找家园

余华：活着

陈冲：腥风血雨

阿来：尘埃落定

邓一光：我是太阳

史铁生：务虚笔记

贾平凹：浮躁

王跃文：国画

。。。。。。

一个人必须把中国最近将近30年的小说，诗歌，笔记都读完了之后，才能为它下结论。余有比我们更好的条件去接触中国当代学人的作品和思想，应该做些扎实系统的研究工作。象工人出版社近年的民间系列，已经形成了思想和体系。博客，网络，宝贝们，潮流，不能代表文学的全貌。任何一个时代，总是会有一些人踏踏实实地写文学的。有时我们会觉得文学和社会推崇的某些风尚一样，烂得和桃子一样了。但因为文学是反映人最美好，最强烈，最细腻的感情，而这些东西永不会跟着潮流而泯灭，我们也就不应该对之失去信心。

“当代不是没有好作品，只是你没有找到而已。”一位朋友曾这样说。我们读什么，就看见了什么。

余杰的思路是对的。但这个题目太大，容易造成两极分化，余杰更应该深入研究后，撰写一篇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堕落的程度”的论文，指出总体语言(主流语言)的文学堕落，以及来自对这种堕落的抗争(列举分析好作家作品)。

上述的小说我基本读过，余杰虽有恨铁不成钢的求全之毁，但中国文学这二十年没有出大作品的说法我基本苟同，不要说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品，恐怕《日瓦戈医生》那样的作品也没有。《国画》和《羊的门》可以说有大作品的立意但没有大作品的气势。《白鹿原》堪称有一定实力的作品，但后来他似乎没有出更好的东西。也许不该这么比，但《浮躁》和《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相形之下不知道逊色多少倍。我想，从技巧上说，中国作家群已经相当纯熟，但失分在思想的深刻以及写作的勇气上，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和戏剧性的历史所提供的素材绝对不亚于十九世纪俄罗斯，但没有作品与之匹配，实在是憾事。

言简意赅，荒地好评！

余太浮躁，不想清楚就急于讲话。这样多来一、二次就没有人听了。

“我们读什么，就看见了什么。" － 简杨说得是。我们搞实验科学的人喜欢把我们的研究比做‘拿个手电筒在黑屋子里找东西’，只看到照到的地方。

记得我上CND第一次跟人打架，就是因为不满意余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把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数目说得大得来把当时的四川人口翻几倍都不够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余是谁。

录用一段刘荒田老师的一个观点：

杂文求犀利，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此谓针尖效应，鲁迅深谙此法的奥妙，写了不少误导人间的玩艺，如痛打落水狗，不实行“公平游戏”。好在如今杂文卸掉多半经国济世的重任，尽可开玩笑。无论是枯荷之文，还是我的狗屁文字，都是针对某一事件，或特定人物的，不宜普遍化。你马上反问：文中一竿子打一船人，又作何道理？别信这一套。世间既没有多少普遍适用的真理，何必苛求杂文？看着解气，好玩，那就差不多了。

==========

余杰写杂文也在于要有气势，如果写得不痛不痒，一是不能引发关注与争论，二是畏首畏脚，写到最后就什么都不是了。

关键这个不是学术论文，所以太过苛求了，反而失去了杂文的痛快味道了。

感觉过瘾或者可气就成，作者的目的基本就达到了。

忘记说了，这是一些朋友在争论我的一篇《我也来剥剥男人的皮》时谈到的。

那篇文章，偏激不？绝对偏激！但是表明我就那么痛恨男人吗？显然不是的。但是我总不能在那痛快淋漓剥皮的时候，还一边假惺惺的做温柔态，说着男人的总总好来，那恐怕读起来才够别扭呢。

比较喜欢余杰，尽管不赞同他的很多观点。余杰还很年轻，不要要求他太深刻，他的尖锐和偏激，相对别人的圆滑世故，还是比较喜欢余杰。

《白鹿原》《羊的门》和《国画》《活着》都不错，《羊的门》里那种匍匐在新权威下五体投地的世态人心，一个村子里的人都象狗一样爬在地上汪汪吠叫以及由狗退化成狼的可能性，都令人警醒。可惜艺术性稍差些。

文学的水平和文学评论的水平不会相差很远

今天看完这篇，认为余杰比写‘冰与火’时更成熟了。

中国人目前最缺乏的，是独立思考、敢于发言的精神。没有大师，人们便都不敢说话；或者不遗余力，成群结伙，去坟墓中寻找死去的大师。却不知只有在百花齐放时，真正的毒草才被淹没。

世上没有一朵完美的献花，我们应该象余杰学习，而不是苛求于他。

各位亲爱的，除了列举了几部小说外，我就是说了这么几句话嘛：

>>>>一个人必须把中国最近将近30年的小说，诗歌，笔记都读完了之后，才能为它下结论。余有比我们更好的条件去接触中国当代学人的作品和思想，应该做些扎实系统的研究工作。象工人出版社近年的民间系列，已经形成了思想和体系。博客，网络，宝贝们，潮流，不能代表文学的全貌。任何一个时代，总是会有一些人踏踏实实地写文学的。有时我们会觉得文学和社会推崇的某些风尚一样，烂得和桃子一样了。但因为文学是反映人最美好，最强烈，最细腻的感情，而这些东西永不会跟着潮流而泯灭，我们也就不应该对之失去信心。

“当代不是没有好作品，只是你没有找到而已。”一位朋友曾这样说。我们读什么，就看见了什么。<<<<

我回家思过去了：)

同意简杨的话，他的话太绝对。不要把中国大陆的文学说得越烂，就表明自己越前卫，好的文学作品只是你未看到而已！

其实海外文学很平庸！根本不能和大陆的水平比较。

简阳亲爱的，你并没有怎么余杰啊！你说的有道理，余的小说甚至也不如象他“否定”了的那些作品。他自己的浮躁也能感到。就看怎么比较了，你列举的那些小说我也常向别人提起推荐，写过赞扬备致的批评文章，但是拿到一些外国经典面前，有点不堪一击，比如亲爱的俄苏文学，那些”反映人最美好，最强烈，最细腻的感情“是那么地 、、、、、《白鹿原》强烈的西北地域气息，厚实的生活描绘非常不错。我还要说过去的《创业史》也非常优秀，但是、、、、

我们当现代文学里提到的很多经典，比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茅盾的《子夜》。离开研究的兴趣，斗胆问一声，你们看得下去吗？大手笔那里，不能只是文以载道，而是 、、、、

离开余杰，白荒地的看法我基本赞同。ma

“他的话太绝对”。难道不好？

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嘛。希望有人能列举中国好的文学作品，这样我们也能看到读书专家的真正作用。反驳余杰有有根有据，他的文章和他的人品是两回事。

这样大家都获益呀。

各位对不起了！

联想到余的人品、作品、阅读问题有点荒唐，这不比余杰更意气用事吗？

要反驳余太容易了，去反驳他这篇文章中的论点，一二三四五。比如他说“中国当
代文学的第二个重症：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那你就列举几部道出
了真相的好作品来，他的立论不就不攻自破了？

再比如他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个病症是：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与怜悯。”
你不同意？请列举几部爱与怜悯的大作来吧。

余杰此文再怎么样，至少是用事实来说话，请我们也来用事实反驳他。

英雄所见略同，拙文比他的还早出笼两年呢：
http://www.yidian.org/articlelist.php?tid=1273&starttime=0&endtime=0

我从新唐人电视转频道了。那台晚会什么内容都有，有些东西我受不了：)

从出国之后，我便觉得自己和母语的土壤越来越远，对母语作家和他们代表作的了解也越来越有限。最近几年来，也便开始有意识地补课。补课从两个方面开始，一是补现代文学作家--被刘大杰等的文学史遗漏的作家和他们故意遗漏的主流作家的次作品，二是补自己出国后没有读过的作家和作品。我感觉是这样，由于离开了国内，对于国内的文学流派和思潮，我们一般都是从网络上去了解。但网络在文学研究上的成就毕竟有限，这难免会影响我们对书籍的选择和认知。国内有很多踏实认真的学者，做了很多积累整理的工作。象有些读书网的建立，就很了不起，也很有水平。社会需要激情的斗士，也需要冷静的学者。这就是我看了余文的感受。

说到刘大杰的文学史，人不能不头痛。我在下面ZT了另外一个人的一段文学史，看看他们有什么不同。

中国新文学史(节录)

司马长风

巴金的《家》

　　…………
　　巴金自己偏爱《雾、雨、电》，但最受读者欢迎的则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尤其是《家》。
　　关于爱情三部曲，刘西渭在《咀华集》里已有透辟的分析和批评，这里评介一下新文学史上拥有最多读者一部小说棗《家》。
　　我最初读的巴金作品，是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给我的印象很坏。不但文字谈不上精美，所写的人物也莫名其妙，因为中国从没发生过它那其主义的革命，对那些虚无而疯狂的角色无从理解。因此，巴金自己虽然每读一遍便“泪浪滔滔”，但是在绝大多数读者则味同嚼蜡。《家》则完全不同，所写故事、人物、场景、园林的幽与美，梅花的色与香，缺乏阳光的古屋，连吐在地上的浓痰，读者不但熟悉，并且有好多东西，直到今天还附在父辈和自己的身上。
　　“激流”这两个字，颇能表达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从家族本位社会向个人和国家本位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个人的觉醒，之后是个人从休戚相关、福祸与共的大家族的束缚(在悠久的年月安是中国人的安乐窝，在新时代的风暴里则成了牢笼)挣脱出来，面对国家和社会。《家》给予这一从旧到新的变革提供了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这一大变革到今天已临末期，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去，因此这部书的火焰还没有熄灭，许多读者还可以从《家》里拾取自己的哀欢。
　　假如我们单从题材的风上，变革的典型来肯定《家》这部小说，未免太不公道，太轻视它了。其实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大多数的小说，都在描写上述的变革，可是为什么《家》独拥有最多读者，而且历久不衰呢?我们必须化点功夫去探求。这里先概述一下全书的梗概。……
　　小说一开头写风雪中那“黑洞”似的公馆，结尾写觉慧如鸟脱笼似的离家，搭上往上海的船，望着一江东去的秋水，他写道：
　　“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那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
　　这一开头一结尾，颇有艺术匠心，在读完全书之后，使人不能立刻离开书中的世界。
　　《家》虽然有不少缺点值得推敲，却不愧是三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名著，足以和其它诸大家并耀争辉。
　　《家》的主要缺点是通篇缺乏艺术锤炼。我手头的这部《家》，是一九五一年的修订本，已改去“用字不妥当的地方”及“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可是若干章节读来仍感到难以下咽。总括说来这部小说，描写和叙述参半，“难以下咽”多在叙述的部分。许多对话，太急于表达思想，而失去口语的活气和韵味，读来好象听演讲。
　　这些缺点与当时巴金的文学观点有关。他无数次的表白：“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我不曾读过一本文学的书。”又：“我不是为做作家才来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可知他对文学的粗暴和轻蔑。这当然是一种无知的幻稚。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写小说，只要你当做文学作品出版，投进文学的世界，你就要受艺术尺度的衡量。
　　正因为在写《家》时(当时二十八岁)，巴金还对文学这样蒙昧无知，居然写出这样一部不朽的作品，可见他天赋之高。这部小说的魅力在左列几点：
　　(一)作者抓住了那个变革时代的焦点，抓住在变革中旧和新的人物典型，同时用一连串的典型冲突事件，表达了变革“激流”的澎湃。《家》是激流年代的一首长歌。换个方式说，《家》的角色、情节和主题三者的配搭甚是匀称、和谐。由于整体的结构完整，遂使部分文字的生涩和粗糙显得有重要了。
　　(二)新文学诞生以来的小说，十部之中有九部，在写作时都怀有一个文学以外的目标，巴金也未能免俗，但是《家》是为纪念他大哥写的，他必须放下自己的“目的”，尽量接近真实。因此成为一部人情味最纯、生活味最浓的小说。
　　(三)巴金一九五一年在《家》的《后记》最后一行写道：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

　　在他一切的作品中都满溢着纯洁的青春气息。《家》尤其浓厚。这种气息反映一颗单纯的心灵，读他的小说，你毫不感到是在绞汁写出来的，是唱出来的，呻吟出来的，是自然的天吁。这不是艺术，而是天赋。如他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四)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具有同样意思的话重复了三次：(1)：“这里面有爱，有恨，”(2)“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3)“……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他在其它作品中，和作品的序言或后记中，无数次的重复类似的话。读者或许误解他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不，他是爱得深，恨得浅，爱得如火烧，恨得如雪融的人。换言之，他爱得认真，恨得软弱。这因为他的恨根源于爱。因此在《家》里，我们觉得可爱的人十分可爱，可恨的人只感到可悯(含有同情的怜悯)。这里使人记起“哀而不伤、怨而有怒”那两句话，《家》具有这两种恰到好处之美。
　　——第十九章：《中长篇小说七大家》，中卷第40页——第44页。

　　　　

老舍·巴金

　　……本书曾说过，巴金对文学的态度颇为幼稚和不逊。在他的散文中也表现出来。他在《长堤之夜》的一篇散文中说：
　　“让那些咒骂都市、咒骂机器、咒骂物质文明的人，拿精神文明去安慰自己吧!至于我呢，我再说一次：我爱都市、我爱机器、我爱物质文明。”
　　他另一篇散文题目就是“机器的诗”，赞美机器，认为管理机器的工人，心里的感觉“一定是一首好诗”；又“我每次看见工人建筑房屋，就仿佛读一首好诗。”
　　我们完全不能想像机器和诗的密切关系，就文学的常识来说，机械和单调是文学的死敌。当然，巴金说这些话的真意，只在表达他那空谈的安那其主义。竟将自己所憧憬与那的政治教条当做文学和诗，这是对文学的大不敬。巴金对文学虽有上述的幼稚和不逊，但毕竟与那些以飞掷政治匕首和投枪为本业的杂文家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他有时依从自然的文学冲动，写人生和景物，试看下列的散文题目：《海上的日出》、《海上生明月》、《香港之夜》、《鸟的天堂》、《朋友》、《神》、《雨》、《醉》、《生》等等，一望而知都是散文气味很浓的题目，可是没写出一篇好散文。这因为他不了解散文，正象他对文学缺乏了解一样，在收获期他已是成名的大作家，随便写点东西，不悉没有地方发表，因此越写越随便，越写越散!但是这个人有天赋的文学才能，当他的情趣摆进适当的创作轨道，会自然流出够水准的作品，《家》就是自然流出来的，《巴金自传》也是这样。尤其笔锋一触到他的母亲和大哥，深情佳句便泉涌而出。母亲是他最爱的人，可恨九岁母亲去世，性情温柔的大哥则是接替母亲照顾他的人，实是第二个母亲。因此母亲和大哥在巴金心里很难区别。这是研究巴金写作心理的人不可忽略之点。了解这个，才能明白为什么他的处女作《灭亡》为纪念大哥而作，然后又写了《激流三部曲》来纪念他的大哥。而《巴金自传》又是纪念母亲和大哥的，他对此真是“不厌不倦”，实是他的灵感涌流不尽的源泉。
　　与胡适、沈从文、庐隐三人的自传比较，巴金这部自传并不生色。虽不及《四十自述》那么严实、层次分明，也不及《沈从文自传》那么美妙和谐，但是它有独特的光彩。是他在收获期所写最好的散文。文章的体裁很特别，很象老舍的小说《月牙儿》。三句一行，两句一行，每句每行都很精练、开头那一段就很有魅力。
　　“这孩子本来是给你的弟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她，所以如今送给你”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说的话。……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说着这话时，就抬起她圆圆的脸，用那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身边。
　　“却想不到是一个这样淘气的孩子。”
　　这是很多中国人在童年从母亲听过的梦。这是中国的母亲、中国的母爱，独具的风格。
　　巴金在自传中总是满怀憧憬的描写九岁离他而去的母亲。
　　母亲是爱我的。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没有骂过我。她使我在温柔和平的空气里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一张温和的圆圆脸，光滑的头发，常常带着微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
　　这是美丽的摇篮曲，也是巴金作品的神髓。
　　——第二十一章：散文的泥淖与花朵，中卷第139页——141页

　　…………
　　在老作家中，写作成就最令人鼓舞的，是初期蔑视文学的巴金。唯有他，在颠沛流离的战时生活中，一直不曾停笔，在小说成绩黯淡的抗战前半期，他完成了《秋》和《火》(三册)两部巨著，短篇小说集有《还魂草》，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一九四九年五月他与萧珊女士结了婚。婚后，写出了划阶段的三部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从这三部作品看出来，他的小说技巧，已臻炉火纯青，对文艺有了庄严和虔诚，同时政治尾巴也甩得干干净净，成为一点不含糊的独立作家了。从文学史来看，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了。　　…………

巴金的“人间三部曲”

　　巴金可以说是三部曲的专家，他写过“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革命三部曲》；而那部巨作《火》，因书分三册，又被称为《抗战三部曲》。现在笔者忍不住杜撰，将他的《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合称为《人间三部曲》。我这样做是为了突出三书的类同性和重要性。
　　本书在第十九章说过，巴金对文学的轻蔑和不逊，他一直将文学当作发汇愁苦、宣扬理念的工具，缺乏创作的虔诚，锤炼的耐心；因此局限了他的文学成就。可是从《憩园》开始，他终于肃穆的踏进了彩耀千秋的艺术之宫，用刘西渭评沈从文的话来说：“他不止是小说家，且进而为艺术家了。”继《憩园》之后，他写了《第四病室》和《寒夜》。这三部小说都不理会当时文坛的气流，独抒怀抱；写的都是大时代的小人物，而能从小人物以见大时代，从人间的悲欢，映现族国的苦难。抛弃了五四以来一般作家那种浅俗的使命感，功利论，把文艺花草，安植于人间的泥土；同时艺术技巧也超拔群伦，呈现徐徐燃烧的纯青之火。以往我尝悲嗟，像抗战那样的大时代，竟没有留下一部史诗，现在有了巴 的《人间三部曲》，空虚之感已文坛的气流。大概说来，自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一，在国共维持合作的阶段，官方要求和两党作家的主张，都不外“文章入伍”、“题材必须与抗战有关”那套抗日八股。一九四一以后，国共磨擦日烈，中共号召各党派和知识份子，孤立打击国民党，左派作家把持的文坛则掀起“民主文艺”的浪潮，战后则又有呼应中共武装夺取政权、高喊反迫害、反内战的革命文艺。正如茅盾在回顾“文协”工作时所说：
　　“……无论抗战初期的抗日宣传工作，后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斗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以后的反内战、反迫害、反伪宪法运动，文协都做了许多工作，一直坚持到最后，这个团体都还是为进步文艺工作者所领导的。”
　　《人间三部曲》诞生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正是“民主斗争”和“革命斗争”的高潮，巴金敢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埋头写人间小人物的平凡小事，遂遭受了左派作家的痛烈攻击，对此巴金在《寒夜》的后记中，断然加以反击，有些话烛照史册，值得咀嚼深思。

　　“……我从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为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量呼叫黎明了!”

　　这些话表明，巴金对写作有了反省和澈悟，对艺术有了崭新的认识，他不再写那些浮光掠影的思想和政治，而是抓住具体的生命，深入生活和人性，象深入地下的矿工，辛勤地发掘可燃烧、发光、发热的矿藏。
　　《憩园》写战时回到故乡棗成都一作家，寓居友人的新置馆邸棗《憩园》写作。在那里他发现《憩园》主人夫妇有内忧，新婚的女主人，受前妻留下独生子小虎的困扰，前妻娘家是巨富，他们有意无意利用小虎折磨续弦的后母。随后他又发现憩园旧主人的悲剧，他因一桩婚外爱情，被长子和爱妻逐离家庭流落破庙中，可是爱他的小儿子则与他保持神秘的往来，并且常到憩园折花安慰他父亲。
　　作家所写小说的情节(盲琴师与卖唱女子之恋)，憩园主人的内忧，旧主人的悲剧，以及作家对女主人的关怀，这四条趣味线，交织进展，而各得到动人的归结。全书仅十二万字，竟处理得停停当当，天衣无缝。
　　文学批评家李广田读了《憩园》之后说：“巴金的《憩园》是一本好书，在我所读过的巴金作品中，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本。”其实，不但是巴金作品中最好的一部，而且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典范之作。论谨严可与鲁迅争衡，论优美则可与沈从文竞耀，论生动不让老舍，论缱绻不下郁达夫，但是论艺术的节制和纯粹，情节与角色，趣旨和技巧的均衡和谐，以及整个作品的晶莹浑园，从各个角度看者恰到好处，则远超过诸人，可以说，卓然独立，出类拔萃。
　　《第四病室》比《憩园》篇幅略长，约十五万字。题材很别致萧红的《呼兰河传》，写一座小城；老舍的《四世同堂》写一条胡同；巴金这部小说则写战时一间医院；以一个病人的十八天日记，映现了战时大后方的众生相。谈到黑暗惨苦，俗云：“十八层地狱”，而《第四病室》年写的可说是第十九层地狱。住院病人要自己买特效药、胶布、手纸；许多病人买不起特效药，在床上哀号着死去；有些病人付不出小费，工友不清理便器，以致被大小便憋得呼天抢地……可是在漆黑苦难之中，竟有温情和爱的萤火闪闪流光；那浓发大眼、柔情似海的杨木华医生，那为病人义务清理便器的饭馆伙计老许，遂成为枯冬里的春讯，地狱里的天使了。
　　《寒夜》在三部曲中是压轴之作，篇幅最长约近二十万字。巴金在《寒夜》里，卓绝的刻划了人性。女主人公惑于独身上司的追求，抛弃妒恨她的婆婆，懦弱贫病的丈夫，和酷似丈夫的儿子，离开了家；丈夫哀哀的恳求她，被她拒绝了。寒风吹净枝头的败叶，冬天的风雪就要降临了。可是，当她夜晚在街头上无意中撞到酩酐大醉，狂呕大吐的丈夫，立刻抢上前去，人避秽臭，把丈夫送回家，她敌不住丈夫哀怜的眼睛，又自动回到那阴暗局促、穷风炉火的窝里去了。在这里，阴寒的冬雪突然飞散，崭露了阳春的灿烂喜悦。可是，当那吐血痰的日子拖下去，婆婆的冷蔑和刻妒直透心窝，她终于又离开那个家，随着追求她的上司调到兰州去了。
　　当男主人公吐尽最后一口血痰死去的一天，巷里传来胜利的“号外”声。寡母笑得流下眼泪，喊道：“宣，你不会死!你不会死!胜利了，就不应该再有人死了!”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脱除了一切俗套和公式，以清新的目光，写具体的生命，写善恶萌孽、爱恨交织、哀欢流转的人性。巴金在《寒夜》中表现了卓绝的才能，和庄严的艺术精神。
　　若讲抗战时代的史诗，应不限为国流血的英雄，不限于炮火漫天的前线，还有大后方，无数饥饿贫病的生命，无数忍受绝望的心灵，从这一意义来说，《人间三部曲》实也是大时代的史诗。这里没有伟大的英雄人物，也没有出众的佳人，但是却有五亿平民的眼泪和呼声，这不是英雄的史诗，而是平民的史诗，是真正的史诗。有了人间三部曲，中国的文坛，中国的青史河山，才不再那么寂寞了!
　　——第二十六章，长篇小说竞写潮，下卷第73页——76页。

巴金的《废园外》

　　巴金这位作家，虽然成名甚早(一九二七)，但是他的作品，则大器晚成。而抗战实是分水岭。自一九三八年以后，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和散文，他们态度日益谨严，艺术成色随之提高。战前他出版的散文集，无甚可观，可是战时战后，则写了不少第一流的作品。
　　战时战后这个大时代，对文学来说，固然期待大河式的长篇小说，以及讴歌国魂的史诗，但是要嗅出那个时代的生活味，更需要直接映写现实的散文。可是考察这个时期的散文，数量意外的少，反之，近乎新闻的报告文学，附庸政治的杂文则充分斥文坛。在这种情势下，巴金竟完成了近十部散文作品，真令人可喜。
　　在这些文集中，印象较深刻的有四部，一是《旅途杂记》，写后方旅行生活的实况，是文学也是历史；二是《怀念》，纪念逝去的友人；三是《龙·虎·狗》是战时后方的生活；四是《静夜的悲剧》，写战后满目疮夷的景象；但笔者最欣赏的还是《龙·虎·狗》，它写出中国人想知道的事，及愿望感受的情。那篇《废园外》尤其佳妙。它写一座花园宅邸，在敌机轰炸后，宅园变废墟，人们在废墟中挖掘尸体，其中还有具少女的尸体。几番风雨，作者走过园外，他写道：
　　“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在一个角落 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座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接着他想到一星期前有了推开窗户眺望园景，年轻人会渴望的注视红花绿叶。
　　文章的后半段，特别沉着有力。

　　“夜色降下来，园子渐渐地隐没在黑暗里。……寂寞的感觉突然侵袭到我身上来。为什么这样静?为什么不出现一个人来听我愤慨地讲述那个少女的故事?难道我是在梦里?
　　“脸颊上一点冷，一滴湿。我仰头看落雨了。这不是梦。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

　　这篇散文仅千余字，没有一句直接的控诉的话，可是从年轻生命的死亡，美丽花园的堕毁，以及绿草红花的寂寞，反映的敌机滥炸的可怖灾祸，留下一幅凄苦哀愁的战时景象。

我在一些地方加了黑线。这个作者不是一个冷血的评论家，他激情洋溢。刘大杰等人的文学史相反，文字里缺乏生命。

简阳，他也太激情洋溢了！《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我没有看过。我的阅历实在有限，记得哪里读过，有人提到现代作家艺术成就，特别指出曹禺。曹是巴金的后辈，我觉得曹不可忽视，他的最好的作品不是《雷雨》《原野》，而是《北京人》和《日出》。但是除去《北京人》，模仿的痕迹很重，尤其模仿易卜生。

我喜欢《围城》。

“今天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冷峻的真相。没有对真相和记忆的发掘、捍卫，就不可能出现文明的更新、重建。那么，什么样的作品表达了冷峻的真相呢？比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是一部记载极权主义政权大规模政治迫害的诗史般的巨著。中国与苏俄经历了同样的苦难，而且中国仍处在这样的苦难之中，但这类巨著仍未浮出中国的水面。”

  在这类巨著出现之前，奢谈寻找“大师，”， 无异于痴人说梦。以曹禺为例，一辈子就靠那几篇剧作唬人，（主要的还是模仿易卜生的作品，）49年后根本几乎没有甚麽像样的作品，却位居中国剧协最高位几十年----- 如果这样的文艺官僚也成为“大师“，只会让中国文学在世人面前更加受到轻视。

一个经历了那麽多，那麽久苦难的国家，至今竟没有一部能全面，深刻地反映历史真相的巨著出现，实在是所有中国文人的悲哀。

不管余杰如何年轻， 看法如何片面， 自己的作品如何不成熟，他的勇敢大胆，尖锐目光和远见卓识是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我相信，余杰即使最终没能成为大师， 但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不管余杰如何年轻， 看法如何片面， 自己的作品如何不成熟，他的勇敢大胆，尖锐目光和远见卓识是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我相信，余杰即使最终没能成为大师， 但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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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赞同这话！

为悲歌和枯荷鼓掌。简阳，我也回家面壁去了！

简杨说的这些话我同意,正因为这样,我无话可说.离开那块土地这么多年了,完全脱节.最近也在补课,但是实在没什么时间.
连最应该看什么都不知道

简阳的单子里,只看过几篇,网上都有吗?

难怪老冷说你迷上巴金了.出处在这里呀!

de

批判、评价余杰不应该是我们的兴趣所在。我们现在的兴趣在他这文章引出来的题目：
中国文学是否堕落了？

章凝：
我贴出不同意见的文章，并不是代表我的观点，只是想让大家有个比较，我删了！

其实生活中的余杰是个真诚老实甚至有些木讷的人，不老于世故，想什么就敢说什么，有时候没有考虑成熟也敢说---尽管他口才不好，甚至急了口吃。但我不认为他浮躁，至少比起余秋雨来，他诚恳多了。

我同意冷热、章凝等诸君的看法，并不是余杰所有的观点我都赞同，但其敢于拒绝谎言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
youming 也不必删帖子，不同观点的文章都可以讨论吗，言论自由的基石就是不同观点自由流动，最后人们的理性会选择正确的。

凡草，中文出版的书太多(古书，现代书)，一个人是不可能把所有，或一半，或四分之一(还要挖掘无人问津的书)，都看完的。难道就没有人有资格写评论了？

科学教育让我们看abstract, 就是培养提纲携领的洞察力。反之，迷信别人写的书，陷进茫茫书海之中，有时会被淹没的。

余杰比我们都敬业，他看的书至少比我们都多。文章里举的例子也是有根有据。不能因为他和我们的思维不同步，就轻易否定他。至少要容许他说话。

国家、民族、文学......在敢于批评、自嘲中，才能健康成长。

觉得余杰的标题改作“中国当代作家的堕落”似更精确。由政府养着，很难有独立创作。

余杰肯定不能读完中国最近30年的小说，诗歌，笔记(恐怕没有人能够读完)。但是如果连<<白鹿原>>也没有读过就写下这篇文章，这个余杰也太狂妄了。

我不认为余杰没有读过<<白鹿原>>，这篇只是不在他立意此文举例的范畴。本人认为，<<白鹿原>>一篇，有其长处，但的确撑不起中国当代文学。

《白鹿原》余杰是读过的，这三十年来的重要作品， 包括伤痕文学时代的主要作品，余杰都是读过的，他毕竟当了三年当代文学的研究生，有时间读这些东西。此外，余杰还涉猎了大量的古代笔记小说，甚至一些生僻的。我到建议对余杰如果有兴趣可多读些他写的书，至少读三两本，这样就可以更全面了解他的观点，单读他的一篇文章可能感到突兀。

"其实生活中的余杰是个真诚老实甚至有些木讷的人，不老于世故，想什么就敢说什么，有时候没有考虑成熟也敢说---尽管他口才不好，甚至急了口吃。但我不认为他浮躁，至少比起余秋雨来，他诚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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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余相比，余杰不仅更诚恳，也更具有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批判勇气。余秋雨的媚俗浮夸文风和文革表现不必说了，单单在这一点上，就与余杰相差何止千万里。

怎样才能称得起大师？标准可能有许多，但我以为，敢于面对真实的现实社会和历史，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地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这是最基本的一项。

再有就是作品能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我愿打个赌，二十年后，记得余杰作品的人一定比余秋雨多。

我是读友明兄的发问而产生的疑问。各位扪心自问，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是什么？<<牛氓>>还是<<家春秋>>？

对每个人影响的书都不一样，我的是‘简爱’。

我的是普希金诗集。

不知余杰近况如何?

我的是《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也非常喜欢

<<圣经>>

“穷爸爸、富爸爸”。

一个向我传销的推荐了《穷爸爸、富爸爸》，老实说，只看了一半：）， 不过那英文很简洁生动

转一个CND上的贴：
excalibur写道：

余杰的文章谈了五点：

1。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
例子：钱钟书。
外国例子：帕斯卡尔的《思想录》。

2。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
例子：余秋雨。
外国例子：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3。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与怜悯。
例子：王朔。
外国例子：雨果及《悲惨世界》

4。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
例子：余华。
外国例子：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5。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
例子：贾平凹

问题：你同意余杰的论点和论据吗？

如果你同意，就请赞扬他的文章。如果你反对，请谈你反对余杰的五条论点的理由。不要东拉西扯一些不相关的东西，好不好？

那个在CND上开线的红兜兜第一句话就是逻辑错误，“在余杰看来，中国近代和当代没有什么文人能和他同日而语了。”余杰并没有说这样的话，强加于人的JUDGEMENT。

我们这里就是东拉西扯的自由论坛。主要是大家要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在争论、辩解中，以求得自身的提高。

余杰一篇文章引起网友们的不同意见，还有大家在不同取向、其他问题、以及各人读书经验的交流，难道有什么不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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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草，中文出版的书太多(古书，现代书)，一个人是不可能把所有，或一半，或四分之一(还要挖掘无人问津的书)，都看完的。难道就没有人有资格写评论了？

科学教育让我们看abstract, 就是培养提纲携领的洞察力。反之，迷信别人写的书，陷进茫茫书海之中，有时会被淹没的。

余杰比我们都敬业，他看的书至少比我们都多。文章里举的例子也是有根有据。不能因为他和我们的思维不同步，就轻易否定他。至少要容许他说话。

国家、民族、文学......在敢于批评、自嘲中，才能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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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看到的为力贴中最有同感的一贴!

各位是文学行家, 挤进来说话说歪了请别笑话.

余文以前我看过一些. 此文当属佳者. 因为文学是其本行, 比较熟路.

而他(还有焦国标和何清涟)初炮往往有力成理. 成名之后, 则多言不谨慎. 一旦以一种全知的口吻谈他(她)并无真正研究的东西时, 读者就有被愚弄的感觉.

但此文不错. 可惜题大论简, 容易为人挑出漏洞. 若把题目改小, 情况会好很多.

他对挑出的几个人所作的批评, 我深有同感! 比如贾凹平, 名气那么大, 我读他的东西常难以终卷. 贾那么玄玄乎乎要想干什么呢? 那个王朔说到底是迎合了市民口味. 迎合市民能赚钱啊. 还有那个武汉的池莉, 公开说白了自己写东西不为永恒价值, 只为孔方兄.相比之下同在武汉的方方要让人起敬得多.

至于钱, 余的评价也公允. 钱富学机智, 但太好呈露了, 还不如其妻的平温畅丽. 余秋雨的"千年一叹", 为写而写, 比我们欣欣的游记差之远矣!

骂人是很容易的。看谁或谁的作品不顺眼，脑后一棒，‘你堕落了’，不教而诛。更需要的恐怕不是骂，而是耕耘：挑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好好分析它们的成就，看看它们朝批评家希望看到的方向走了多远，是不是更好？当然这不是一篇杂文可以做到的，一篇一篇来，总可以做到。

立蒙兄此言甚合我意。在下孤陋，直到最近一、二年才知道余的大名。找到他的文集读了几篇，感觉正如你所说。

“骂人是很容易的。看谁或谁的作品不顺眼，脑后一棒，‘你堕落了’，不教而诛。更需要的恐怕不是骂，而是耕耘：挑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好好分析它们的成就，看看它们朝批评家希望看到的方向走了多远，是不是更好？当然这不是一篇杂文可以做到的，一篇一篇来，总可以做到。”

所谓乱世出英雄，就是八兄说的这个意思。

有来有往，各抒己见，有理有据，再加上辛勤努力的耕耘，中国的文学才会有希望。

但是作为评论家，对于大师、作者，我认为骂比捧好。骂可以不听，捧嘛(很泛滥呢)，容易毁了人才。

鲁迅当年就说过“捧杀”的弊端，中国文学界目前不需要捧场的人，太多了，而且十分商业化，文学评论家、作家和书商沆瀣一气，将三流作品捧成旷世绝唱的例子很多（比如《九一一生死婚礼》就有人说比《安娜卡列.林娜》还好），目的无它，就是评论成为软广告的一部分，评论家同书商作家一起数钞票，因此，批判不但是独立知识分子的需要，而且是中国文学界需要被敲响的警钟。

我在自己的博客里贴了一篇陈思和的文章。虽然是想用它和八兄握一下手：)，但更主要的，还是想向大家介绍一位很有成就和思想的学者。象陈这样的人，国内肯定不会少的，只是我们隔山探海，缺乏了解他们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