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人的不同走向看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化生存
野火 / 民主中国
在2000年前后，北京有三个青年学子作为情同手足的同道好友，常常结伴到处做演说，作报告。如今岁月更替，六道轮回，三个人的命运已各不相同，理念乃至世风将他们各自裹挟到令人大跌眼镜的人生境遇上。这三个曾在各大院校和民间讲座上风靡一时的“北大三杰”就是孔庆东、余杰和摩罗。
这“三杰”之中，除了余杰依然守住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并始终保持未变之外，其他两位已经在当局施以利益和地位的诱惑之下，不知不觉之间完成了华丽转身。摩罗和余杰我都认识。摩罗从位于比较偏远的、北京郊外一所印刷学院悄悄被有关单位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里，并分到一套不错的大居室之后，很快就从“精神界战士”摇身一变而为主动向当局摇尾献媚的御用文人了。他从当初写出《耻辱者手记》到刻意抛出洗心革面的《中国站起来》，便足以无需多费周章解释他的思想转型是如何基于对利益收买的默然受用和对GDP提升的国家主义臣服了。当然在这个只重利益而不谈国事的年头，被收买的岂止他一人，但转身得如此彻底，如此卖力，还真让很多以前赞赏他的同道回不过味来。无怪乎许多人都因此而惊骇：“摩罗的转身有点猛！”
我赞同这样的分析：在知识分子里面，思想发生转向的并不罕见，“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鏖战也属正常。但如摩罗这样，今我对昨我展开血淋淋的屠杀，惊心动魄的程度则令人震惊。摩罗曾经是“鲁迅之子”，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妥协的战斗姿态，深得鲁迅的神韵。但这才过了多少年，摩罗玩起了乾坤大挪移，让所有观者的眼镜碎了一地。吮着鲁迅的乳汁成长的摩罗，反手一刀，手刃了自己的精神父亲，用“弑父”之作宣告了自己的“新生”。
有趣的是，摩罗高喊“中国站起来”的同时，他自己却像断了脊梁骨的懦夫一样，在叩谢皇恩浩荡的感怀之中蓦然匍匐在地，趴了下去。他的《中国站起来》一书，完全颠覆了鲁迅和“五四”精英关于国民性批判的内核，转而刻意痛骂西方殖民的罪恶。然而其实在表面慷慨激昂的“爱国”旗号的背后，却藏着“揣摩圣意”，配合当局的意识形态，为狭隘民族主义鼓与呼的混淆是非之谈。难怪他的好朋友萧翰也直陈此书是他“所见过最神经错乱的文字”。摩罗貌似“爱国”，谴责西方的文化入侵，但正如它自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坐汽车用电脑一样，并没有因为是西方科技和文化产物而拒绝它们。他既充分享受到西方文明的成果，却又转脸咒骂那些号召学习西方文明的人为“洋奴”，岂不知自己就是西方物质文明上的“洋奴”。
如果说，摩罗的转向还算带有文人基本的矜持或斯文的话，那么，另一位完成华丽转身的三杰之一——现任北大教授的孔庆东，则连早先标榜崇尚自由主义的伪善遮羞布也索性撕得精光，不仅公开赞颂北朝鲜的金家父子了，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吹捧金日成的“主体思想”，由衷欣赏北朝鲜在四面被封锁之下，仍然抗住社会主义大旗不倒的斯大林精神。看似颇能揣度“向朝鲜、古巴学习”的圣意。甚至还为毛泽东的“文革”运动公开叫好。这是连现今的统治者都羞于提及的历史伤疤，想不到孔教授还为毛泽东那场祸国殃民的人祸运动公然唱赞歌。
而且，谁都知道，北朝鲜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堪比伊拉克、古巴、利比亚之类高度极权的独裁国家。甚至金正日的流氓统治比利比亚的卡扎菲还更为恶劣。只要看看这个世界上几乎除了中国以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向金正日发出国事访问的邀请。这是因为金家父子的北朝鲜已被完全孤立在这个世界大家庭之外所致。
去年凤凰卫视记者曾播放赴朝采访的电视纪录片：比如朝鲜的电话是国内局域网；全国只有一家网吧在平壤，但只对外国人开放，普通百姓是无权上网的。为什么“革命斗争经验不足”的金正日将军如此害怕老百姓上网？引用现在网上的流行隐语，那就是，“你知道的。”
到过朝鲜的人都知道，朝鲜什么最多？金家父子的铜像最多；晚上哪里最亮？领袖铜像前最亮。全国人民宁可在黑暗中度过，也要让铜像活在光明里。既然孔教授坚称，朝鲜的独裁制度要比美国式的民主更好，北朝鲜人的生活方式是他所钦敬的“幸福”模式，那么，孔教授何不去同伟大的朝鲜人民生活在一起呢？作为曾经倡导自由民主理念的孔教授，面对北朝鲜人为造成的年年饥荒和愚民主义，居然在吃饱喝足之后颠倒黑白地大谈朝鲜人民的幸福生活，我认为不是心智不成熟而是在曲意逢迎主子的“圣意”。
2011年11月7日凤凰网的一则消息，更让这位应该为人师表的孔大教授的修养功夫在网民眼中一钱不值：“昨日下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在其新浪官方认证微博（7日下午3点21分，孔庆东发微博说，‘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X你妈的！’）大爆粗口，用三句粗口拒绝《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让人大跌眼镜，也引发网友强烈愤怒：‘大学教授就这点素质？还到微博上来炫耀？！’”还有网友调侃孔庆东已从“华丽转身”直接升格为“粗口教授”了。作为北大这样知名学府的教授，孔庆东如此狂飙脏话、斯文扫地的行为，与“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何其相似乃尔。《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也讥讽道：“你都这么骂你家人吗？还自称教授，叫兽吧！”网友“潮起潮落”回道：“你也算是一个文化名人，说出话来就这个素质，村痞一般，还不觉羞耻、丢人！”、“堂堂北大教授怎么成了骂街的了？真是有辱斯文！”。甚至有网友质疑北大：“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难道连如此粗口也包容？”
对于网民的声讨，孔庆东似乎不以为然，翌日16:31他再发微博：“刷刷拉黑，真他妈的过瘾！狗娃们，继续上呀！”此言被网民批为：“人至贱，则无敌！”
在当下知识分子普遍犬儒化的时代，出现孔庆东、摩罗们的华丽转身也并非不可理解。因为在信仰处于真空的时代，知识分子更容易因感惘然而陷于“精神困局”。所以当下的中国知识份子犬儒化愈来愈明显，慢慢放弃了自己的良知和底线，一再的退让，总是怕事，总是恐惧，于是权势便愈加得寸进尺，愈加逼得底层没有退路……
普罗大众的被奴化，知识分子应承担主要责任。因为知识分子天然地担负着批评社会现实、关注社会改良和追求普世价值的社会使命。2008年因提出建构新型的社会制度建言性的纲领性文本——《零八宪章》而遭牢狱之灾的刘晓波博士便是中国传统意义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始终把唤醒民众、传播良知当作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责任。刘晓波博士，可说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犬儒化生存的例外之一。而为五斗米折腰的知识分子如摩罗们扪心自问则应倍加反省。知识分子若不能以反抗权贵、批判现实的身份出现，也就自动丧失了对知识分子本身意义的追求情境。
“知识分子”这个新词“intellectual”，最开始是19世纪末的法文词，尔后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知识分子”这个词，是在政治对抗、对立的背景中出现的。现在已有学者提出质疑，“知识分子”这个词也许一开始就译错了，它应是一个类似于“批评者”的名词。它与政治权力是一种反比例的关系。当政治权力被削弱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力量就会增强。而当国家政权非常强悍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变成了“臭老九”。这是由知识分子善于追求真理的“精神特质”所决定的。
而在今天，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官方的“洗脑”语境中，完全被单一地歪曲成为识字分子、知道分子或技术分子了。在专制集权社会，识字分子仍然是为主子，为权贵效劳的犬儒。大多数知道分子的思维，仍然都被关在奴隶主的窝棚里，仍然要“靠出卖为皇帝抢收食物和传宗接代等主意”为生，要不然就没法活命。所以有位学者一语道破了天机：“中国人，无论市民阶层还是知识分子阶层，都有点聪明过度了。”于是乎，芸芸众生如摩罗、孔庆东这样的识字分子在享受到权贵阶层扔下的残羹美味之余，就安然充当起了如鲁迅所刻画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川剧中变脸的绝活，令人叹为观止，彰显艺术的魅力。但这样的功夫若放在真实生活中，却叫人难以适应，尤其是前后两张脸谱相去遥远如摩罗们的情况。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在口头上标榜自己“爱国”的人，其实并不真的“爱国”。他们不懂我们国家的历史，不清楚我们民族正在经受的苦难，不理解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势，也不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所谓的“爱国”，只是一种投机钻营的策略。他们企图用“爱国”这块砖，敲开荣誉、地位和机会之门。当他们达到目的或希望落空之后，便会毫不犹豫地变换一幅嘴脸，目标当然还是自己的一己私利，别无其他。此外，在专制社会中，“爱国”也有政府立场与民众立场之别。站在政府立场上，所谓的爱国，大多是欺世盗名的“爱党”招数。但必须注意的是，大凡容易变脸的人，心理素质倒很过硬。当英雄、做狗熊，全凭自身需要，不会有过多的脸面即精神负累。而在其变脸的过程中，受伤害最大的还是善良的普罗民众，尤其是那些单纯爱国而又崇拜精英的民众。民众还沉浸在往日的情绪中，而我们的“明星”精英却已聪明地完成了他们的“华丽转身”，且与我们渐行渐远……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尽积极公民的责任，而绝不是政府的吹鼓手。从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问题，因为中国人从来都是热衷“学而优则仕”的，所以任何政府都不愁没有官员，其中包括被洗脑并收买了的知识精英“乏走狗”。因此，没有文化传统的整体变迁，没有道德伦理的普遍觉悟，中国社会就仍然不可能顺利地嫁接上普世价值的现代化。而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当在勇于直面黑暗现实、传播良知、开启民智的知识分子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