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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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载] 索尔仁尼琴之后
索尔仁尼琴之后 刘文飞
笔者动笔写作此文，距索尔仁尼琴的去世恰好四十天，俄国有“第四十天追荐日”（сорокоуст，或сорочины）的民俗，类似我国的“七七”忌日，愿这篇小文也能成为对索尔仁尼琴的一种追荐，作为放置在他新坟上的一支素花。而这里的“索尔仁尼琴之后”，既是对作家去世之后俄国之反响的报道和归纳，也是关于索尔仁尼琴在俄国文学和文化历史中之划时代意义的一种界定或象征。
一
二00八年八月三日，周日，索尔仁尼琴在他位于莫斯科郊外特罗伊泽－雷科沃（Троице-Лыково）的家中照例又工作了一整天（近些年他常常对身边的人抱怨，他每天只能工作八个小时了，而不是从前的十几个小时），据说是在继续编审他那部已经开始陆续出版的三十卷作品全集。晚上，在与妻子娜塔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躺下睡觉，一个小时后突然醒来，感觉不适，脉搏微弱，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家人叫来救护车，医生在家中对他进行了多方抢救，但最后还是未能挽留住这位还差五个月就满九十岁的老人。夜半时分的十一时四十五分，索尔仁尼琴那颗“极度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天夜里，获悉噩耗的索尔仁尼琴传记作者柳德米拉·萨拉斯基娜打电话安慰娜塔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后者这样说道：“他一直想在夏天去世，而不是在冬天，以免大家站在外面挨冻，还要去刨开冻土……果真如此了。他一直想因为‘心脏问题’去世，而不是一种会拖得很久的病，以免折磨家人。也果真如此了。”
八月五日，索尔仁尼琴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俄罗斯科学院举行（大约因为索尔仁尼琴的科学院院士身份）。俄罗斯此时正逢暑期休假，这天自上午十点起又下起了大雨，从特罗伊泽－雷科沃到位于列宁大街的俄罗斯科学院的道路两旁，因而并未出现人们夹道相迎送的场面，但是，前来吊唁大厅向作家道别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上午，许多政界要人和文化名流来到吊唁大厅，普京总理把一束玫瑰放到了作家的脚下；下午，吊唁大厅向普通民众开放，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向他们喜爱的作家做最后的告别，许多人都含着泪水，面对各路记者不停地诉说着。下午的道别仪式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傍晚，作家的遗体被运往顿斯科伊修道院，在教堂里举行了追荐弥撒。次日，索尔仁尼琴被安葬在顿斯科伊修道院墓地中央，俄联邦总统梅德维杰夫出席仪式，军乐队演奏乐曲，礼兵队鸣枪致敬。索尔仁尼琴的这处长眠之地是他自己在五年前选定的，并得到了大牧首阿列克西的首肯。在他的旁边，就是著名俄国历史学家瓦西里·克留切夫斯基的墓地，俄国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恰达耶夫，也长眠在这里。
索尔仁尼琴的死讯立即成为世界所有媒体竞相报道的新闻，在俄罗斯更成了一个压倒一切的重要话题。几乎所有的俄国报纸都在头版发表了配有大幅图片的新闻稿，所采用的新闻标题也大都是“耸人听闻”的，如：《索尔仁尼琴为我们许多人治愈了灵魂》（《消息报》，八月五日），《我们失去了良心》（《劳动报》，八月六日），《索尔仁尼琴再次成了俄罗斯的象征》（《独立报》，八月五日），《“我迫使全世界为我祖国的命运而哭泣……”》（《文化报》，八月七－十三日），《不倦的捍卫者》（《文学报》，八月六－十二日），《一个政治人——他的真理之言压倒了世界》（《独立报》，八月五日），《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文学俄罗斯》，八月八日）等。一些俄国政要和西方新闻媒体也纷纷给出评价，兹摘译几则如下：
梅德维杰夫（俄联邦总统）：这位伟人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思想家、作家和人道主义者之一，他的去世对于俄罗斯和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他服务于祖国，是一个真正的公民和爱国者，他为俄罗斯人民的命运、为国家正义体制的建立而呕心沥血。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始终关注的问题，就是道德和精神理想的形成。他认为这些理想是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并为这些理想的实现而奋斗。保存俄罗斯人民这一理念如今已永远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而他对祖国历史中那些转折阶段所进行的研究，也对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影响到了千百万人个性的发展。他的名字永远与俄罗斯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于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记忆将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
普京（俄联邦总理）：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去世，是整个俄罗斯的一个沉重损失。我们以拥有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这样一位同胞和同时代人而感到骄傲。我们将记住这位强大、无畏、具有巨大内心尊严的人。他的创作和社会活动以及他整个漫长、多舛的生活道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正的献身精神的范例，一个无私地服务于人民和祖国的榜样，一个无私地服务于自由、公正和人道主义的楷模。
阿列克西二世（莫斯科暨全俄大牧首）：沉痛获悉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去世的消息，他是一位杰出的俄国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重要的俄罗斯文化活动家。作为一个天才的、非凡的、精力充沛的人，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走过了一条艰难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他始终怀着恭顺和基督徒的尊严接受一切考验。
阿夫捷耶夫（俄联邦文化部长）：索尔仁尼琴有权被称为一位社会正义的实践者，在苏联，他是最早号召捍卫自由的人士之一，不仅如此，在那个最为艰难的时期，他还是成千上万人的真正榜样。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成了我们全体人民智慧的导师和真正的良心，他从不说假话，从不害怕道出他所理解的真理。
美联社：索尔仁尼琴再次成了俄罗斯的象征，而这个国家正处在其悲剧性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之间，处在对国家权利的信赖和对新的镇压的恐惧之间。他的路也就是俄罗斯在二十世纪所走过的艰难道路。如果说西方对索尔仁尼琴及其祖国的理解有时还不够到位，那么这或许正是由于俄罗斯独特的历史。
美国《纽约时报》：严峻的脸庞，庄严的双眉，浓密、“古老”的大胡子，他的面容会让人想起托尔斯泰，但是，他却被视为一位现代耶利米，一位不断谴责克里姆林宫之恶、并继而谴责西方风尚的先知。
英国《卫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这些继承俄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富有活力的作品，远胜过一般的文字。他是一位道德和精神领袖，其著作不仅具有伦理价值，也具有美学品味。
法国《世界报》：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都越出了为普通人设置的通常框架。在他的作品面世之后，他却成了劳改犯；在他誉满全球的时候，他的同胞们抛弃了他；他没有流露出忧愁，也决不乞求怜悯，这或许正是因为，他将可悲的命运转化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命运。
以上的评说中自然不乏官话和套话（尤其是政界和宗教界头面人物们的言论），但是，这些关于索尔仁尼琴一生的“盖棺定论”也包含着一些到位的定论和普遍的共识，比如，对于索尔仁尼琴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道德责任感的强调，对于他在二十世纪俄罗斯民族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肯定，以及对他之于俄罗斯以及俄罗斯文化的象征意义的确定等等。
二
不过，笔者相比较而言更为关注的，还是俄国报刊上对于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以及其文学遗产和文学史意义的评说。
在此次报道索尔仁尼琴去世的媒体战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消息报》（八月五日的该报辟出了包括头版在内的五个专版！），向十余位作家和批评家发出了这样的提问：“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祖国和世界的文学、历史和文化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他的身份更像是哪一种：社会活动家、作家还是政论作家？”这里涉及的，也就是关于索尔仁尼琴身份的界定问题。晚年的索尔仁尼琴，早已为自己赢得了诸多“最高级”的称谓，如“真理的声音”、“民族的良心”、“国家的精神导师”、“二十世纪的俄国先知”、“俄国文学的主教”、“俄国文化的象征”等等。不过，这些都是些“虚名”。索尔仁尼琴究竟是一位作家、政论作家，是一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还是一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本来，这应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之所以会引起讨论，是因为其中往往暗含着对于索尔仁尼琴艺术家身份以及其作品艺术性的评价。因此，批评家巴辛斯基才会如此激动地回答：“这样的提问是愚蠢的（抱歉！），无聊的，是由那些不喜欢索尔仁尼琴、很浅薄地嫉妒他的人杜撰出来的”，实际上，“比起那些只写过一篇像样的短篇小说就自认为是纯艺术家的人所弄出的‘艺术品’来，索尔仁尼琴的政论作品要百万倍地更有艺术性”。其他作家的回答则五花八门：贝科夫认为索尔仁尼琴“首先是一位作家”，科罗廖夫则认为他“首先是一位政论家，其次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普雷列平认为他“首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思想家”，而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则认为他“是作家、社会活动家和政论作家罕见的合成体”。这一期的《消息报》还在头版刊登了该报网站发起的“您认为索尔仁尼琴是什么人？”的网上调查结果：杰出的作家，21%；民族的良心，23%；斗士，40%；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16%。不同的回答，反映了当今俄国作家和俄罗斯人对于索尔仁尼琴创作不同侧面的认同，同时也折射出了索尔仁尼琴命运和遗产自身的多元和复杂。
俄罗斯科学院的官方讣告则对其“院士”身份作了“很学术的”论证，分别从文学、史学和语言学三个方面介绍了索尔仁尼琴的成就：
亚·伊·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兴趣和创作追求的范围是无边的。他所创作的举世闻名的文学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马特廖娜的家》、《第一圈》和《红轮》，他的记实性史诗《古拉格群岛》，都是崇高的精神成就，复兴了伟大的俄国文学的公民传统。作家那富有表现力的、充满高尚情感的语言，保留并发展了俄国古典散文的一切优秀特征。
他对二十世纪俄国历史的翔实研究是对历史科学的巨大贡献，如《对二月革命的思考》、《两次革命的特征》和《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仰仗亚·伊·索尔仁尼琴考古发掘般的工作，大量历史文献被引入科研领域。他的哲学政论作品《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每日一分钟》和《倾塌的俄罗斯》均对社会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
亚·伊·索尔仁尼琴在俄国民间语言领域的探索也构成了祖国语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他对当代俄罗斯文学语言词汇构成扩展含义的研究，他耗费数十年心血编纂的《俄语扩展语词典》，都具有恒久的学术价值。他那些后被收入巨著《文学收藏》中的关于俄国作家的特写，也以批评分析的独到和观察的精准而独树一帜。
读到了这些形形色色的意见之后，笔者反而坚定了自己先前的一个看法，即索尔仁尼琴首先是一位作家，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因为在俄国，也只有在俄国，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而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文化合成体，作家，尤其是大作家，也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作家，而是集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师。就像作家阿列克赛·伊万诺夫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所说的那样：“由于缺乏一个公民社会，文学在俄国从来都是政论，是预测学，是社会学，作家也就像一位为民族指引方向的先知。”
《消息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哪一部作品在当今最为重要、最有意义？”虽然有人对于这个问题也同样不屑一顾，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不得体的”，因为“一切都很重要”，“文化不是中小学的教学大纲”（阿列克赛·伊万诺夫），但其他十位作家还是列出了他们偏爱的作品，被点到的作品计有九部：《古拉格群岛》（五次），《红轮》（三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马特廖娜的家》、《癌病房》和《牛犊顶橡树》（各两次），以及《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一件事》、《列宁在苏黎世》和《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各一次）。应该说，这和大多数索尔仁尼琴读者心目中的“排序”是大体吻合的，不过，许多作家都坦言，《古拉格群岛》和《红轮》固然意义重大，但他们更爱读的却往往是《牛犊顶橡树》（巴辛斯基说，这部作品既是政论和回忆录，更是一部小说，一部给他以很多教益、甚至影响到其写作方式的“长篇小说”），是《马特廖娜的家》（西比尔采夫称，二十世纪中期的那批乡村散文作家们，如阿勃拉莫夫、诺索夫、别洛夫、阿斯塔菲耶夫和拉斯普京等，实际上全都来自这个短篇小说；沙尔古诺夫认为这个中篇是作家索尔仁尼琴“最优秀的遗产”）。
在《消息报》的这次问卷调查中，在其他报刊发表的众多文章中，对索尔仁尼琴文学地位和影响的评说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俄国人往往喜欢将一位新逝的作家与已故的大师作比较，以这样的方式来确定这位作家的文学史意义，这一次也不例外，而人们将索尔仁尼琴与之作比最多的俄国经典作家，就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传记作家柳德米拉·萨拉斯基娜同时写有两部传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和《索尔仁尼琴传》，这个选择显然不是偶然的，这两位分别处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俄国作家之间的相似实在是太多了：从贫困、被捕、牢狱、流放和疾病，到矛盾的性格、激烈的处世态度和持续不断的文学论战，从轰动性的文学亮相、世界性的声誉和以思想力量见长的史诗性作品，到瘦削的身体、忧郁的眼睛和俄国式的大胡子……康斯坦丁·凯德罗夫在题为《“感谢索尔仁尼琴描写了我们的苦难”》的报道（《消息报》，八月五日第二版）中调侃说，索尔仁尼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同就在于，“他在成为作家之前就做了囚徒”，但是，他也很严肃地写道，《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主人公对待面包的态度这样一个细节，就说明“俄国文学中诞生了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规模的作家”。他还写道，苏联官方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试图造就出新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来，结果未获成功，没想到，却从监狱里冒出来了这样一位作家，惊慌之余，他们决定把这位“不请自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непрошенный Достоевский）再送回监狱去。德米特里·贝科夫则在其《直接的继承者》一文（《星火》周刊二ＯＯ八年第三十三期第二十－二十一页）中具体地探讨了这两位作家间的继承关系：“因此，我们有了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因此，这个从暴动开始、以保守结束的神经质的、激进的、悲剧性的土壤派人士，这位多部复调结构的、意识形态化的长篇小说和极端主观的政论文章的作者，就被视为了精神导师，还几乎成为国家活动家。”两位作家的作品似乎也有着某种内在的呼应，如《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死屋手记》、《红轮》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而索尔仁尼琴晚年的政论作品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一样，应该被视为作家伟大灵魂内在挣扎之鲜活的记录，也就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作者进而写道：
除了所有这些多为外在的吻合之外，索尔仁尼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主要的相像就在于其关于人的观念，这绝对不是托尔斯泰的观念，这个观念要更消极一些，与此同时却也很激昂，很刺激，很鼓动。人是一种还需要继续进行塑造的东西。他当下的样子是软弱的，没有信仰和意志的，不和谐的；无论是家庭的幸福还是爱情的牧歌，比方说，都无法使他成长为一个整体。如果说，托尔斯泰笔下的人是和谐的，健康的，指望幸福的，是试图把列文的“善的意义”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的，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就是不安的，分裂的，远离理想的，他追求的不是安宁和善，而是一项巨大的、英雄主义的事业，追求全世界问题的解决，追求与上帝的结合，诸如做善事、家庭幸福和帮助穷人这样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行为，是无法取代那些巨大任务的。托尔斯泰是宗法制的最后一位歌手；有人也试图将索尔仁尼琴归入此类，但是，在他那里却根本没有此类东西。
……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因此，他们成为了精神导师。他们完全有理由成为俄罗斯的象征，这是两位有力的、热情的、有特殊偏好的作家，他们身上值得学习的，并不是那种相当混乱、矛盾的土壤派思想，不是那种斗士精神或偏执气质，而是伟大的受难、心灵的诚实和创造的力量。
诗人库勃拉诺夫斯基说道：“显而易见，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死亡，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就像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死亡一样。”而另一处将索尔仁尼琴与托尔斯泰的对比，却似乎在突出索尔仁尼琴较之于托尔斯泰的“弱势”。作家阿列克赛·伊万诺夫写道：“索尔仁尼琴将俄国文学传统带进了一条死胡同。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天赋似乎是托尔斯泰级别的。不过，索尔仁尼琴却缺乏托尔斯泰的分寸感。他走到了托尔斯泰决定停步的地方。”言外之意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公民激情遮蔽了他的艺术天赋。不过，更多的论者显然还是在暗示，索尔仁尼琴就是“当今的托尔斯泰”：“他的面容会让人想起托尔斯泰”（《纽约时报》）；听到索尔仁尼琴“不能靠谎言生活”的号召，就像听到了托尔斯泰当年“不要恐惧”的名言（凯德罗夫）。被作家和批评家们用来与索尔仁尼琴作比的，还有这样一些俄国文学史上的大家，如阿瓦库姆和拉季舍夫（纳·伊万诺娃），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和布哈林（科罗廖夫），布宁、高尔基、列昂诺夫（普雷列平），肖洛霍夫（福罗洛夫），等等。无论这些比较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何在，其实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共识：索尔仁尼琴是二十世纪俄国文学、甚至是整个俄国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普雷列平语），“活的经典”变成了一颗不朽的文学灵魂。
在俄国当代作家和批评家们就索尔仁尼琴的去世而发表的言论中，笔者还读到了几处关于索尔仁尼琴创作的新颖、独到的提法，也想在这里一并介绍给大家：亚历山大·绍欣指出：索尔仁尼琴提出的“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这个问题，“可以与‘谁之罪’、‘怎么办’等传统俄罗斯问题相提并论”；批评家娜塔丽娅·伊万诺娃指出，索尔仁尼琴创建了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艺术性研究（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ислледование，据笔者理解，就是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进行严肃的历史和哲学研究），仅凭这一点他就将在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作家沙尔古诺夫感到，索尔仁尼琴作品的力量不仅在于其思想，而且还在于其独特的风格，即两种极端情绪在词语中的混成，“哭诉的堆砌和愤怒的呼喊”（плачевное плетение и яростное выкрикивание словес）；俄国文学史中曾有“一部作品的作家”之说，指那种仅凭一部作品就永垂文学史的作家，如格里鲍耶陀夫等，书评家彼得·捷伊尼琴科借用了这个说法，称索尔仁尼琴为“一个思想的人”（человек одной идеи），指索尔仁尼琴一生都在坚守一个思想，并将其一生归纳为这样一个“公式”：“他想写一本关于俄国革命的书，可是环境却妨碍了他。于是，他便竭尽所能地与环境抗争。”
三
一位作家，尤其是一位伟大作家的死亡，常常会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而这样的讨论，反过来或许又会成为一个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位作家的契机。布罗茨基说：“当我们阅读一位诗人时，我们是在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而在索尔仁尼琴这里，当我们谈论他的死亡，我们则是在探讨他的一生，探讨他那充满各种变故和体验、同时也具有多种解读可能性的一生。匆匆阅览了俄文报刊上的相关文字之后，笔者隐约听出了俄国索尔仁尼琴研究中存在着的这样几种“弦外之音”。
首先，在关于索尔仁尼琴的评说中，我们已然能够分辨出不同的声调来，换句话说，索尔仁尼琴的去世，让俄国当今文坛的分野或分裂再次凸显了出来。其实，所谓的“传统派”和“民主派”这两个作家阵营，在面对索尔仁尼琴的去世时都流露出了某种犹豫、甚至尴尬的心态。生前的索尔仁尼琴，对于两派来说都不是真正的“自己人”：对于“传统派”来说，索尔仁尼琴一贯的反苏、反共立场让他们感到畏惧（或许正因为如此，《真理报》根本没有报道索尔仁尼琴去世的消息）；对于“民主派”而言，索尔仁尼琴的反西方、坚守俄国传统价值的态度，尤其是他所谓的“反犹立场”，也同样让他们有所顾忌（或许正因为如此，《独立报》、《共青团真理报》等“民主派”色彩浓重的报纸关于索尔仁尼琴的讨论都篇幅很小）。分别代表“民主派”和“传统派”的两大文学报纸《文学报》（虽然其立场在作家波里亚科夫担任主编后已逐渐趋向中立）和《文学俄罗斯》，此次都没有像《消息报》那样辟出更大的篇幅来讨论索尔仁尼琴，这是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的。这样几个细节也颇能说明问题：具有左翼倾向的《苏维埃俄罗斯报》虽然在第三版发表了一篇悼念索尔仁尼琴的文章，可该文在开头就很突兀地写道：“肖洛霍夫之后的俄国文学就再也没有天才作家了。”犹太裔学者占有较大比重的俄罗斯科学院，在给索尔仁尼琴“出具”的那份官方讣告中，就对《两百年一起》一书只字未提。面对“矛盾的”索尔仁尼琴，俄国各大媒体、各界人士似乎也体现出了某种“矛盾”态度：对索尔仁尼琴的报道规格最高的《消息报》，也在一个报角刊登了索尔仁尼琴的“宿敌”沃伊诺维奇的话，称“他孤身一人与苏维埃体制作战并孤身一人战胜了它”这个说法是一个“神话”，“一种浪漫主义的夸张”。与此构成“论战”的，则是《文学报》在头版刊登的拉斯普京的话：“这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人物。无论是在文学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他都是俄国全部历史中最强大的人物之一。此刻，在他已经辞世的时候，我们尤其能意识到这一点。孤身一人向一个巨大的体制发起挑战，而且还战胜了它……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然而，一个无限热爱俄罗斯的人又怎能指望得到所有人的爱呢？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他，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无比杰出的公民和作家。但是，俄罗斯承认他——只要回忆一下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在多年的流亡生涯之后返回莫斯科的场景就足够了，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去迎候他，扑过去与他交谈，像看待一位圣徒一样打量着他。”有人更将因为对索尔仁尼琴的不同态度而引发的思想对峙定性为一场“国内战争”。一位作家的去世，竟然会引出如此纷纭的评说，竟然让俄国的文学和文化人士又重新排了一次队，读一下某人关于索尔仁尼琴之死所说的只言片语，我们大体上也就能断定他的社会、政治，甚至文学、美学立场了，这样的事情，大约只有在俄国才能出现。而索尔仁尼琴就是这么强大的一位作家，能让俄国社会不同思想倾向的人都无法忽视他的存在，都不能不在他离去的时候归纳他、分析他，他也因此将自己的离去变成了一次盛大的凯旋。总的看来，在这场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大讨论中，具有中立意识形态立场和较强民族主义情感的文化人，似乎是索尔仁尼琴最热烈的崇拜者，是其遗产最忠诚的捍卫者。
其次是索尔仁尼琴的“中庸化”或曰某种欲将索尔仁尼琴“中庸化”的努力。索尔仁尼琴的一生是充满变故和突转的，是悲剧和喜剧相互交织的。他从一位被迫进行地下写作的苏联文学爱好者变成了一位享誉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又从一位受到最高当局青睐的文学新星变成了被驱逐的“持不同政见者”，然后，从一位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的叛国者变成“一个真正的公民和爱国者”（梅德维杰夫语），又从一个万人景仰的先知变成了与世隔绝的隐士……这众多相距甚远的两个极端，在客观上提供出了解读索尔仁尼琴生平及其创作的多种可能性。于是，人们了解到：激烈反对叶利钦及其统治的索尔仁尼琴，也在一九九四年大选时公开支持过前者；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索尔仁尼琴，居然在叶利钦访美期间与这位总统进行电话交谈时公然建议后者放弃千叶群岛；坚持地方自治之国策的索尔仁尼琴，却对普京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给予肯定；以“不靠谎言生活”为招牌和座右铭的索尔仁尼琴，其身穿集中营囚服的那张照片却是在出狱之后“补拍”的；鄙视西方及其价值观、坚守俄国传统的索尔仁尼琴，却有了西方血统的儿媳和孙儿孙女……这些或许都是索尔仁尼琴生活中的“史实”，但在他去世之际陆续披露出来，却给人这样一个感觉，似乎索尔仁尼琴并不那么极端，至少是在晚年，他渐渐趋于温和、保守了。不知这样的解读，对于斗士索尔仁尼琴来说是否是一种悲哀，这是环境对人（即便是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的“改造”，还是一切文化斗士的暮年归宿？
最后是对索尔仁尼琴之“宗教性”的发掘和强调。索尔仁尼琴虽然始终是无神论的坚定反对者，但他并不是一个严格遵守教规的信徒，在他的作品中，宗教主题也从未成为最主要的情节内容。但是，在他去世之后，许多人却对他的受难者经历、他的宗教信仰、甚至他的作品的宗教内涵高谈阔论。于是我们了解到：索尔仁尼琴的父母都是东正教徒，他从小就随母亲去教堂，后来又亲眼目睹了当局对东正教徒的迫害；索尔仁尼琴的反苏立场，其根源和核心其实就是反无神论；在集中营里，索尔仁尼琴始终不愿丢开自己的十字架，无论看守施加多大的压力；流亡之后，索尔仁尼琴始终与“俄国境外教会”（РПЦЗ）保持紧密的联系，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晚年，索尔仁尼琴经常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旧礼仪派教徒；之后，就是索尔仁尼琴对自己最后归宿的具有宗教意义的选择——选择了顿斯科伊修道院。在一些人的解读下，索尔仁尼琴一生的不幸似乎也为他添加了某种受难圣徒的传奇色彩。曾在电视连续剧《第一圈》中扮演主人公戈列勃·涅尔仁（以索尔仁尼琴自己为原型的主人公）的演员叶夫盖尼·米罗诺夫说，在他第一次见到索尔仁尼琴时，后者就曾对他说：“苦难是一种幸运！是集中营把我们变成了如今这个样子。”另一位论者称：索尔仁尼琴在前线给朋友写那封批评斯大林的信，其实是一种“偏向虎山行”的举动，因为他明明知道军人的来往信件是会受到审查的。也就是说，索尔仁尼琴的苦难是一种“主动选择”，是一种殉道方式。索尔仁尼琴去世之后，包括大牧首在内的许多宗教界人士纷纷出面，给予作家以很高的评价。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作家和批评家也开始从宗教角度评说索尔仁尼琴的意义。以虔诚和笃信著称的诗人库勃拉诺夫斯基说：“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是一个典型的俄国东正教劳作者。他透过上帝的棱镜看待一切。他的观点具有清醒的民族性，与此同时又具有那源自他纯洁、善良心灵的淳朴，这些都始终令我叹服。”可以预料，在今后俄国关于索尔仁尼琴的研究中，宗教的问题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阐释，就像他们当下对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几乎所有俄国大作家所做的解读一样。
四
和《消息报》一样，《文学俄罗斯》也展开了一项题为“您如何确定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命运中的意义”的调查，并将作家、批评家们的意见刊登在该报八月八日第一版上。尽管也有人以俄国人特有的那种不屑一顾的口气说道：“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还为时尚早。”（克鲁平）但从大多数被调查者们的答复来看，索尔仁尼琴对于俄罗斯所具有的意义还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意义巨大。”（拉斯普京）“他是那些改变了俄罗斯二十世纪历史道路的人物中的一位。”（罗德尼扬斯卡娅）“在上帝面前，他是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见证人和忏悔者。”（库尔巴托夫）在其他报刊上，人们也给出了这样的定论：“少数决定了二十世纪之面貌的人中间的一个。”（普雷列平）“一个与时代比肩的人。”（比托夫）
一个俄国人的死成了波及整个俄罗斯的话题，这本身就已经论证了这个人持久的存在。索尔仁尼琴对于俄罗斯民族的价值和意义，至少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索尔仁尼琴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从一九六二年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到晚年呕心沥血地编辑自己的三十卷文集，索尔仁尼琴不懈地创作了近半个世纪。《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牛犊顶橡树》、《麦粒落磨盘》、《红轮》，一部又一部文学杰作，不仅掀起了一场场阅读热潮，同时也成为一件件社会、历史事件，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留下了一篇篇艺术编年史。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是面向现实的，其唯一的主题可以说就是俄罗斯民族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命运，作家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对俄国革命的产生、性质和历史进行深入思索，艺术地再现了个人与体制、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对峙、冲突及其内在逻辑。他一个人的创作，似乎就构成了整个二十世纪下半期俄罗斯文学历史的一个缩影，一种象征。别林斯基称普希金的《叶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这样的概括无疑同样也适用于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之所以把一九七Ο年的该奖授予索尔仁尼琴，就是为了表彰“他在继承俄罗斯文学传统时表现出的道德力量”。也就是说，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史意义，就在于其对俄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在于其“道德力量”。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历史的首尾，他和列夫·托尔斯泰构成了一次远握，一种呼应。如今我们或许能意识到，“二十世纪下半期最伟大的俄国作家”这样一种“盖棺定论”，索尔仁尼琴是当之无愧的。而始自普希金、果戈理的这种批判的、充满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将由何人在何种程度上予以发扬光大，于是便成了一个有待解答的疑问。
索尔仁尼琴还始终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一个“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他受到了赫鲁晓夫和官方的空前重视，甚至被列为苏联最高奖列宁奖的候选者，然而，他进而深挖体制墙角的做法很快就为当局所不容了，在“解冻”之后复又“停滞”的时期，他被打入冷宫，在一九六六－一九八九年的二十余年间，他一直无法在苏联发表任何作品，在他将作品送往境外发表之后，他便承受到当局越来越大的压力，直到一九七四年被捕，并在关押一昼夜之后被驱逐出镜。西方世界热情欢迎这位“持不同政见英雄”，可是他们马上就感到失望了，因为索尔仁尼琴对西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抨击力度，丝毫不亚于他对苏联的批评，以美国社会为代表的淡化精神生活的享乐主义和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体制，都让他难以忍受，于是，他很快就被当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孤僻老头”。苏联解体后，他凯旋般的回归曾成为世界性的话题，但热情迎候他的叶利钦很快就觉得尴尬了，因为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改革”后的一切都持否定态度，他断然拒绝了叶利钦在他八十岁生日时送给他的圣安德烈勋章，并声称：“我不能从一个将俄罗斯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普京时期，索尔仁尼琴与当局的关系似乎有所缓和，很多媒体都刊登过普京与索尔仁尼琴握手的那帧照片，但就在这张照片上，面带微笑的索尔仁尼琴在接受普京的祝贺时却并未站起身来，我们似乎能从中读出一种保留，因为普京对抗西方的外交政策固然能赢得索尔仁尼琴的称赞，但普京竭力强化中央集权的国内方针却未必会得到索尔仁尼琴的肯定，因为在自己那由《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和《倾塌的俄罗斯》构成的“政论三部曲”中，索尔仁尼琴强调最多的，恰恰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是地方自治，是“人民的自我管理”。就这样，无论何时何地，索尔仁尼琴似乎都构成了一个抗议，一种挑战。对于一位真正的社会思想家来说，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一种刻意营造的自我表现，不如说是其人格和思想之内在驱动的结果。这种对峙的姿态，往往比具体道出的话语更有意义，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附庸主流意识形态的都大有人在，相比之下，掌握着“部分真理”的“思想异端”，其存在便显得更加可贵了，它可以维系社会思潮的平衡，对于在意识形态方面一直摇摆不定的俄罗斯民族而言，索尔仁尼琴这样的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的存在，或许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稳定因素。
索尔仁尼琴自身也就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个典型体现。像大多数俄罗斯族人一样，他既善良、诚实、虔诚，又暴躁、偏执、极端，既主张普世的人道主义和终极关怀，又坚持俄罗斯民族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既怀疑一切价值，又容易陷入盲目崇拜。俄罗斯民族是一个自认为肩负着某种特殊使命的载神民族，同样，他们也往往喜欢在同胞们中间发现或造就一个“神人”或曰“圣徒”，即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在二十世纪下半期，索尔仁尼琴在相当多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位神圣人物，所谓的“索尔仁尼琴综合症”，所谓的“索尔仁尼琴崇拜”，以及“先知”、“民族的良心”、“俄罗斯文化的主教”等称谓，都是这一造神运动的表现和结果。索尔仁尼琴的苦难引起了俄罗斯人的广泛同情，使他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受难者和殉道者；索尔仁尼琴始终如一的言行，使他获得圣徒的光环，形成了一种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人格；而索尔仁尼琴那些将艺术的魅力和思想的力量结合为一体的文字，则更是他的道德布道，为他赢得了民族“精神导师”的至高地位。
笔者二ΟΟ七年底到过莫斯科，在从机场通往城区的道路旁看到索尔仁尼琴的一幅巨大的肖像画，画像的下方却是这样一行文字：“二ΟΟ七年——世界俄语年。”这使笔者真切地感觉到，索尔仁尼琴的确已经被当成了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文化乃至俄罗斯民族的象征。如今，索尔仁尼琴离去了，文学界失去了“主教”，民族失去了其“良心”，俄国官方也失去了其“花瓶”，人们在缅怀、评说索尔仁尼琴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地对索尔仁尼琴之后的“空位”表达了某种忧虑。曾经担任俄联邦政府成员的亚历山大·绍欣说：普京曾前去拜访索尔仁尼琴，“拜访这位近年有权被称为民族良心唯一化身的人，这次拜访表明，当局也需要这样的人。可是如今谁能代替这个位置上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呢，这就很难说了。”（《消息报》，八月五日第二版）就连萨哈罗夫的遗孀叶莲娜·邦纳都说：“在索尔仁尼琴离去之后，还有没有能够成为民族良心的人呢？或许有。不过我们看不见他们。”（《消息报》，八月五日第三版）
在索尔仁尼琴去世之前即已面世的一部俄文版文学百科全书中，关于索尔仁尼琴的词条是这样结尾的：“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化塑造出了一种先知作家的形象，这样的先知作家用自己的语言抨击虚假，传播真理。索尔仁尼琴或许就是将作家天赋和布道者使命自然地合为一体的最后一位俄国作家。”真不知索尔仁尼琴之后的俄国，该如何来弥补这个因他的离去而出现的巨大的文学和思想空缺。普希金去世后，果戈理曾感慨：“这样的俄国人或许两百年才能再出一个。”虽然此后不过几十年，就涌现出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成群的天才”，但果戈理关于普希金对于俄罗斯民族之重要性的估价无疑仍是合理的。索尔仁尼琴自己在与一位苏联高官的交谈中曾骄傲地说过：“我想毫不谦虚地对您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存在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在索尔仁尼琴离去之际，我们也不妨大胆地预言一下：另一个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文化伟人的诞生，俄国或许将不得不再等上几十年！[/font=宋体]
原载《世界文学》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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