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陈晓明为何乐做“唱盛党”？[/size]
肖 鹰
在10月间，著名老作家王蒙在欧罗巴的法兰克富以一句“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现代汉语，在异国破了中国文坛创作沉寂平淡的局面。这“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在出国转内销之后，在11月又由著名批评家陈晓明在本土高调翻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位之说，在当下中国文坛，掀起了“唱盛”新高潮。
勇于立论，是当下某些批评家成名行世的不二法门。他们立论的路径，虽然常因借助了舶来的物件而花样翻新，但总不出这一道：立论以惊悚着眼，不怕把你吓着，就怕吓不着你。因为有了这些批评家们坚毅果敢的立论壮举，所以，我们就不能逃避这样的“当下中国文学经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虽然没有惊人的作品，但却充斥着惊人的立论。
王蒙的“最好论”是开中国文学的国际玩笑
“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羊城晚报》，2009年11月7日）王蒙此话转回到国内，在网上招致了一边倒的抨击。王蒙很委屈，深怨同胞大众受了媒体“标题党”的误导，对他的抨击是“闭着眼睛瞎诌”。他向媒体辩解说：“我是在法兰克福作的演讲，面对的是德国人。我所指的，是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否则的话，不存在时期好坏的划分。你说唐诗好还是《诗经》好？你说中国诗歌最好的时期，是唐朝还是《诗经》的时期啊？《红楼梦》好，能说晚清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剧本好，莎士比亚时期就是最好的时期？只有大外行才去评论。”（《北京青年报》，2009/11/01）
我们应当接受王蒙的补充说明，因为它不仅让我们明确了所谓“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是指别的，而只是“讲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而且，它还让我们懂得“只有大外行才去评论”不同时期的创作（作品）是否“是最好的”。
但是，王蒙在法兰克富的原话的确难免被人理解是从创作（作品）立论的，因为除非特别说明，除了王蒙自己心中明白，他人是不可能将王蒙的“最好”论断理解为“只是”在就“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说事的。听王蒙老人的讲话，不要在A时听了，就在A时下判断，一定要耐心等待老人家在B时的补充申辩出来之后，并且捱到C时再作判断――如果王老在C时没有新的言论了；否则，就必犯“闭着眼睛瞎诌”的判断热急病。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果真让“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应当最有利于作家的创作，最可产生文学精品。但是王蒙确实不能以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业绩来说服人们认可“这最好的时候”。身为个中人，王蒙的“最好”论是否暗含了当下中国作家自我批评的意味呢？应当是没有的，因为王蒙自己回国后的申明讲得很清楚，他只讲“中国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实际上，当今不少在生活上“中资化”和“权贵化”的中国作家，不仅不能出精品，反而以趋炎附势和吹捧媚俗败坏中国文学的历史盛名。
当然，处在“最好的时候”未必就应当创作“最好的文学”，因为反例是，王蒙提及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都无幸生活在这“最好的时候”，他们的创作却是人类不朽的杰作（依照王蒙的说法，我们也不用“最好的”来判断莎、曹）。换言之，作家生活环境的好与坏，与作家创作成果的好与坏无因果关系。晚年王蒙是以幽默行世的，无论置身庙堂还是江湖，老先生的举手投足，都富含幽默精神。但他不从创作与作品立论，而只着眼于当下中国作家们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此论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仅不切题，而且立意之低，竟然堂皇地向国际社会宣讲，实在是在庄重的场合开中国文学的国际玩笑――远离国人能接受的幽默了。以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坛之尊，开这个国际玩笑，实在是不慎重、不严肃。
陈晓明的“高度说”是有惊无险的“水平蹦极”
不知是因王蒙言论引起的是非触发了灵感，还是两心相印而和谐共鸣，陈晓明继王蒙之后，在其余音未绝之际，以“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其“最好的时候”唱和。
陈晓明近来发言和撰文均宣称：“我以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举了四点“高度”的标志定义。让我们试析之：其一，“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这不就是说作家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叙事能力吗？有这个能力就达到了“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难道说此前自《诗经》以来的数千年中国文学都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水平线下挣扎吗？其二，“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前半句不过是指作家能用汉语写小说，这也是当下中国作家的一个“标高”？而且还是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在世界范围中，更多的作家不能用汉语写小说，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使用汉语！）后半句用三个“穿透”，细想起来不过是指某些作家可以写一些非现代非现实的非古董的文学；其三，“有能力以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以如此独异的方式的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这句话中的两个“如此独异”是与什么相比较、如何得出来的？陈晓明没有说，我们就不妄加揣测了，只是以“独异”怎么就能树立为“前所未有的高度”呢？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是独异的，他就比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高了吗？其四，“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深广”的尺度是什么？中国尺度？西方尺度？世界尺度？“概括”又如何实现？把作品搞成“概括”世界或中国的“写作大全”的“中药铺”？（上文引“陈四点”见《羊城晚报》，2009年11月7日）
与王蒙出身作家不同，陈晓明是中国新时期的文艺学博士出身。陈晓明虽然后来以文学批评家为业，但远在求学时代就对始自康德、黑格尔，至海德格尔、萨特，而终于德里达一线的西方现代大哲下过深功夫（《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11日）。他能在王蒙自我否定之后再唱“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高难绝调，靠的不是文学的底子，而是这一线哲学的底子。因此，陈晓明有能力直接拿当下中国作家的作品说事。然而，陈晓明对“今天的中国文学”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四点概括，在其看上去很美很理论的表面下，却留下了给人彻底扑空的大缺陷（这是陈晓明挑战学界智力的“陷阱”？）。
坦率说，陈晓明为了赶在“60大庆年”结束之前抛出这个文学批评界“前所未有”的“高度论”，实在无暇顾及其无论中或西的“学术谱系”了。他对“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四点界定，实在是一个忽中忽西忽古忽今的急就章。这个“陈四点”，既构不成标准，也形不成解析；既让人找不到其立论的立场何在，又让人把握不住其论说的方法为何物。
近来陈晓明高调主张中国文学批评必须要有“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法”，强调要看到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差异性。因为当代文学批评家主流长期以来迷执于“西方的方法”，陈晓明的主张给人以矫枉的希望。但是，陈晓明从自己的新主张中获得的好处却只是可以毫无过渡地（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学理上）将“今天的中国文学”定位在数千年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上。这个定位不仅枉顾今天中国文学创作力和影响力极度低落的事实，而且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理念论的产物。陈晓明本来长期是服膺德里达的解构学说的，但现在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的陈晓明的“立场”，显然不是德里达的，而是黑格尔的。陈晓明的立场转换了半天，虽然高调标榜“中国的立场”，实际上还是没有跳出“西方”这个魔阵，只不过是从德里达到黑格尔完成了一次有惊无险的“水平蹦极”。
如果真要讲“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法”，中国文学传统讲原道征圣宗经，讲自然天才论，讲南北差异，讲文体盛衰，但绝不讲进化论，更不会讲“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自南朝的钟嵘至清未民初的王国维均不变的传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开篇就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史观，在这个文史观中，陈晓明能钻研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吗？
在进化论框架下，以黑格尔式的理念主义历史观“唱盛当下中国文学”，不仅与当下中国文学的现实殊绝天壤，而且根本违背文学的运动规律。为什么声称研究当代中国文学30年的陈晓明会提出这样“前所却未有的”论调？我倒不敢相信他的文学判断力真是低下到不及常识的地步了。他能从这个沉寂平淡的文学现实中捏造出“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惊人奇观，绝不是基于他的文学判断，而是基于他附合于当下“盛世”意识形态的“唱盛的立场”。
鲁迅先生说：“其实，中国人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立此存照”（三）》）
依陈晓明所持的“唱盛的立场”，是绝不容许有人出来指明当下中国文学的“浮肿”的，否则，陈晓明就诉你以与媒体与汉学家合谋“唱衰当下中国文学”之罪（《羊城晚报》）。当然，陈晓明的志向还不止于此，他还要以“中国的立场”相要挟，要人们跟着他在将这“浮肿”直接“唱盛”为具有“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墓碑。陈晓明这样的气魄，是鲁迅时代那些只满足于以“浮肿”为“肥胖”的中国人所没有的，原因应当是他们没有机会处在这个“中国文学最好的时代”。
“唱盛”而得其“党”
本文以“唱盛党”为题，恐有人对此题名有误解，需要解释。“党”有多义，在本题名中所谓“党”，取义于孔子所说“辨说得其党”、“辨说失其党”。（《礼记·仲尼燕居》）“党”，类也，意气相投者也。当代文学批评家中的“唱盛”人物，不仅在“唱盛”路线上相引为同志，而且意气也真是相投的。
王蒙与陈晓明，两人不仅在今年的“唱盛当下文学”运动中先后做了峰极上的标兵人物（好像尚未出现第三者），而且在三年前，他们携手联名将一位曾经抄袭且拒不认错却又但市场身价不菲的青年写手（郭敬明）推举进了中国作协。现在王蒙和陈晓明又同为“唱盛当下中国文学”领风气先，而且登峰造极而无第三人可及，真可谓：唱盛而得其党也。
资料来源：《羊城晚报》2009－11－21
肖鹰：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断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师从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获哲学学士、哲学硕士、哲学博士；
1998年7月至2000年4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师从著名文学批评家谢冕先生。
2000年4月至今 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任教
其中在2001年10月－至2002年3月，应邀在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做客座教授，讲授中国美学和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