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尘埃落定评《水浒》
尘埃落定评《水浒》
廖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说“《水浒传》以描写农民战争为主要题材，塑造了李逵、林冲、鲁智深等梁山英雄人物，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朽，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不要以为这种介绍是当年文革的认识水平，如今百度百科在谈到此书的思想内容时，第一句仍然是，“《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 《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本文旨在说明这种介绍和评定是多么荒谬。同时，我还希望通过反驳这种评介和回顾历代对《水浒》的评价，在意识形态的尘埃落定后的今天，仔细看看《水浒传》究竟是部什么样的小说，并讨论其价值。
不是农民起义，亦非官逼民反
梁山好汉一百单八人，有武将如林冲、关胜，有文人如萧让、蒋敬，有官吏如戴宗、蔡庆，有工匠如孟康、汤隆，有财主如柴进、卢俊义，有强盗如杜迁、宋万，有毛贼如张青、孙二娘，有小偷如时迁、段景住，有医生如安道全、皇甫端，还有道人公孙胜，唯独没有一个农民。整部书描写各路好汉如何上梁山、受招安、破辽国、平方腊，唯独没有讲农民与地主官僚有什么矛盾，没有讲统治阶级如何残暴和腐朽。说这部小说描写农民战争，描述农民起义，真是瞪着眼睛说瞎话。看过《水浒传》的人都很清楚，这种观点不值一驳。但这种观点能够产生，而且能够流行六十来年，却是值得研究的，但那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说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也非常牵强，仔细查看《水浒传》一百单八人的身世，只有林冲一人是被高俅逼上梁山的；当然，鲁智深是为救林冲才落草的，可以说是间接地官逼民反。其他人有的是以济贫为名，行劫富之实，犯法后逃到梁山，如晁盖等七人；有的是因失职无奈而当强盗，如杨志；有的本来就是强盗，后来与梁山结了盟，如少华山的朱武、二龙山的曹正、揭阳镇的穆弘、饮马川的裴宣、黄门山的欧鹏、清风山的燕顺、砀山的樊瑞、白虎山的孔明、还有桃花山的李忠；有的是为了义气而造反，如史进、花荣；有的是为哥们，为小集团的利益争斗以致杀人，不得已而落草，如宋江、武松；有的是遭权贵欺压而流落江湖，如柴进；有的是打了败仗，无别处可去，如董平、张清、呼延灼；还有两个是首领的心腹：李逵和燕青。
贼逼人反
如果说起义的部分原因是贼逼人反还比较恰当。在第三十四回，秦明大战花荣，被花荣用陷马坑捉住，宋江为了吸收秦明入伙，让众人将秦明灌醉了，竟然派一小卒连夜假扮秦明，穿着他的盔甲，骑着他的马，拿着他的军器，带着土匪一边攻打青州府，一边把数百人家都“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致使知府一怒之下，把秦明的妻子杀了。宋江还大言不惭地以实相告秦明，气得他怒火中烧，但被人软禁着，便只说了句：“你们弟兄虽然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说没关系，没了夫人，可以续上一个，遂将花荣的妹妹许配给秦明。于是，秦明入伙，开始为宋江卖命。
再看朱仝是怎样上梁山的。朱仝讲义气，晁盖等人劫生辰纲之事暴露后，他放晁盖逃走。宋江杀死阎婆惜后，他放了宋江一马。后来同事雷横打死白秀英，他又私放雷横；为此，朱仝被刺配沧州。由于朱仝面善心慈，又长了一部美髯，沧州知府的宝贝儿子喜欢他，朱仝便经常陪着这位四岁的小衙内玩耍。梁山众头领对朱仝“皆感激不浅”，因此派吴用、雷横、李逵到沧州赚朱仝上山。但朱仝并不想落草，只想在沧州服刑，“一年半截挣扎还乡，复为良民。”为了逼朱仝入伙，李逵竟然把那四岁小孩的“头劈做两半”。朱仝誓杀李逵，才肯上山。李逵振振有词道：“教你咬我鸟！晁、宋二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与此同时，宋江已派人把朱仝的家小接上梁山，朱仝没办法，只好上梁山（见51回）。
大财主卢俊义上梁山更是宋江一手策划的。宋江听大圆和尚说起卢俊义“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时，便欲赚他入伙。宋江派吴用和李逵假扮道士和哑道童去大名府为卢俊义算卦，说他百日之内有血光之灾，顺便留下一首“卢俊义反”的藏头诗。卢俊义上当，到东南方巽地去避祸，路经梁山时被引诱上山。更为歹毒的是，吴用还告诉卢俊义的管家李固，卢俊义要坐梁山的第二把交椅，早就题了反诗。李固又与卢俊义的夫人通奸，便告发了卢俊义。卢俊义不肯落草，但他一回家，就被捕入狱，九死一生之后，他只得归顺梁山（见61-66回）。
且不说梁山匪徒打家劫舍，仅此三件贼逼人反的大罪就远远超过高俅所犯的一切罪行。宋江与高俅的差别，只是一个失势，另一个得势。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一个杀害无辜，一个陷害忠良，本质上并无二致。相比之下，宋江的残酷和恶毒比高俅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水浒传》反映的不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那么这部书所反映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透过强盗和贪官的斗争这个表面现象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施耐庵描写的是有才能的匪徒和没本事的奸臣之间的矛盾。这两种人形成的集团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矛盾，很难说哪个集团代表或维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前者也并不比后者善良，因为这两个集团为了自身利益都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老百姓的利益；而且匪徒们烧杀抢掠，对百姓的危害更直接，因而他们的危害显得更大。所不同的只是，匪徒中有值得我们同情的人，如林冲；有见义勇为的人，如鲁智深；而奸臣中没有一个好人。然而，一旦这两种人形成集团以后，就没有什么善恶之争了。集团的利益为上，好人也得受气，强忍自己的冤屈。且看如下关于主要矛盾、受害群体和个人、以及所谓忠义之士的详论。
魔星与奸臣的矛盾
《水浒传》的开篇通常不大为人注意，读者大都认为那无非是作者的迷信说法。单从讲故事的角度来看，第一回的确可有可无。那无非就是说水泊梁山的强盗来自江西信州龙虎山的上清宫锁魔殿；是洪太尉好奇，更是天意，放出了那一百单八个魔星。四十年后，这些魔星来到人世间大闹一番。这种宿命论，或不如说天命、劫数之类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有意思的是，从开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立意，他本来是要描绘这些天罡地煞在人间的凶相和祸害，还有诗为证：“自来无事多生事，本为禳灾却惹灾……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然而，正如弥尔顿本来打算在《失乐园》中描述上帝有关人类之道，却在不知不觉中把撒旦写得生龙活虎，使之成为豪勇斗士一样，施耐庵写着写着也走到自己倾注笔墨塑造出来的梁山好汉一边，要把他们写成忠义之士。
施耐庵的这一企图是否成功了，稍后再谈，我现在要请读者注意，与这些非同一般的下凡星宿对立的是没有本事，就会踢球、逢迎、投机、拍马的破落户子弟高二，他后来发迹了，才改名高俅。施耐庵花了极大功夫，才凑齐了那一百零八个魔星。他们人人有外号，个个有才能，哪怕是鸡鸣狗盗的能耐。他们的对立面：高俅、杨戬、童贯、蔡京，全都是废物，没有什么才学。然而，有才能的人倒霉，没才能的人得意；有才能的人失势，没才能的人得势；有才能的人死难，没才能的人高寿。施耐庵写的就是这不平之事，就是这两种人之间的矛盾和不幸的结局。但由于没有任何一方具有高尚的品质和伟大的人格，没有任何一方代表百姓和社稷的利益，那不幸的结局并不构成悲剧，而仅仅是一个故事。有个别评论家把《水浒传》说成是宋江等忠义好汉的悲剧，那完全是出于他们对悲剧与众不同的理解。
魔头的策略、受害的群体
王伦和晁盖占山为王时，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大志或计划，就是“大秤分金，大碗吃肉”，在山上图个痛快而已。土匪们不从事生产，没有钱粮了，就下山抢劫旅客，所得自然有限。尤其有了臭名之后，行人躲着走，他们的财源更加紧缩，以前劫来的钱，包括生辰纲那类大买卖，也早晚要花光。虽然施耐庵没有交待山寨的具体财政情况，但是读者从头领们的话中不难想见土匪们捉襟见肘的窘况。第二十回书写道，梁山好汉刚刚打败了黄安率领的官军，抢到金银马匹后，一听说有十几个客商路过山下，晁盖便说：“正没金帛使用。谁领人去走一遭？”并立即安排阮氏兄弟下山去劫财。
宋江本想当良民，走仕途，不得已上山后，他便开始实施“要当官，受招安”的策略。他深知，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必须大干。闹得越凶，受招安的筹码才越重。稍做人事调整后，宋江就开始筹措钱财。与晁盖谋财的路线不同，宋江不再劫掠过往客商，而是寻找正当借口攻打富有的村庄和城市。这样做，一方面梁山不劫抢的名声在江湖上传播开来，在一定意义上会逐渐改变他们匪盗的形象。另一方面，新策略使他们钱财抢得多，人才来的多，受损的只是少数财主和国家，还可以分给老百姓一点小恩小惠，在民间的声誉也可能改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引起朝廷的重视，才会有征讨不成，不得已而招安的结果。
自从宋江采取自己的策略，实施招安大计后，梁山蒸蒸日上，遭殃的是百姓。首先遭难的是人口上万的祝家庄；三打获胜后，仅从祝家庄就“得粮五千万石”，够梁山“三五年粮食。”何况还有与祝家联盟的扈家和李家的财富。然后，宋江为救柴进，打下高唐州，把知府“家私并府库财帛、仓廒粮米，尽数装载上山。这果然引起朝廷重视，让高太尉大兴三路兵，以呼延灼为将讨伐梁山。宋江破了呼延灼的连环马，名声大震，这才有了“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的强盗大联盟。随后，为救卢俊义，又打下大名府，将大名府和卢俊义家的财富全部纳入梁山的金库。此时，梁山才强大到可以远道出征，打下曾头市，洗劫东平府和东昌府。于是，梁山富可敌国，可以进一步挑战大宋王朝的正规部队。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后，宋江有了接受朝庭招安的资本。无疑，宋江是非常能干，非常有心计的帅才。他在一步步实施自己的计划过程中，收拢了大批人才和志同道合的军官，并给他们安排了最重要的位置。读者不难看到，并非所有梁山好汉都愿意接受招安，但不大容易看到的是，受害者远远不止是那些喜欢自由自在的兄弟，最大的受害群体是那些因内乱而遭殃的普通百姓。
诚然，《水浒传》也反映了一些恶霸、劣绅、赃官欺压百姓的情况，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郎，毛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等。然而，那些事件只是小说的枝节，相关章节连十页都不到。大量篇幅所描写的都是以宋江为首的能干者的利益集团和以高俅为首的无能者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差别与其说和善恶有关，不如说和才能有关。他们没有任何一方是在为百姓、为社稷谋利。恰恰相反，百姓和社稷是这两大利益集团争斗的牺牲品。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些受害者，因为小说没有描写他们。但他们曾经存在，只因梁山的强盗杀来，他们死于非命。这些人包括李逵多次抡板斧排头砍杀的无数百姓，黄文炳的一家老小，祝家庄的男女老少，扈家庄的男女老少，被烧成白地的李家庄，高廉的一家老小，大名府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各家老小，曾头市曾家老小，东平府程太守一家人。这些人并不都是赃官或恶霸。以程太守为例，他一家人遇害，仅仅是由于未允董平求婚。双枪将行凶后，把老上司的女儿抢走作了压寨夫人，而梁山那些弃恶如仇的所谓好汉对此恶行连屁也没放一个。再读《水浒传》，我不禁要问，痛恨抢男霸女的鲁达哪里去了？李逵哪里去了？如果读者们像我年轻时一样，对这些无辜人们的死毫无义愤，甚至毫无感觉，那只能说明小说崇拜有能耐的好汉，蔑视普通人的生命，这种强权非人的道德观，在不知不觉中对我们已经产生了多么大的负面影响。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感到至少有三个人因团体利益受到天大的伤害，无法容忍的伤害。因为受害人有名有姓，不像那些普通百姓似乎无足轻重的死那样，让读者难以释怀、难以忘记、难以理解。
三个受害人
一是本文前面提到的秦明。明明是宋江的毒计造成秦明一家人之死，还有那一村百姓，数百人家被烧毁。就算你秦明没有良心，不在乎老百姓家败人亡，难道你对自己“妻小一家人口”之死也不在乎吗？难道宋江把花荣的妹妹嫁给你了，你就甘愿为宋江卖命？这样禽兽不如的人又算什么好汉？
二是在攻打祝家庄时，虽然扈成已经投降梁山了，李逵还是“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虽有这种血海深仇，扈三娘竟然还嫁给了梁山好汉中人品、武艺、相貌都与自己相差甚远的矮脚虎王英，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令读者义愤填膺。扈三娘同意下嫁王英，只是因为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这还罢了，但她那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总不是“义气”二字可以抵消的吧？那可是人世间最大的不孝。但对于杀人凶手李逵，宋江只是夺了功劳，未作任何处罚。扈三娘这位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怎么能够忍得下这口冤气？
第三，最无法理解，最无法容忍的，是高俅在梁山得到的礼遇。张顺活捉了这老匹夫，“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便取过罗段新鲜衣服，与高太尉从新换了，扶上堂来，请在正面而坐。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随后，宋江还大摆宴席，为太尉压惊，而且“会集大小头领，都来与高太尉相见”，请“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当年我看到此处，就气得写下眉批，“林冲的大仇呢！”如今字迹犹在，气愤犹在。我仍旧认为这是《水浒传》最有悖情理之处，最有悖林冲性格之处，最有悖梁山好汉意愿之处，最有悖读者期待之处。当然，作者往往比读者高明，看得深、看得远，完全不必媚俗，取悦读者。但那是一般而论，具体到此处，我实在看不出作者有任何理由这样安排情节。不想杀高俅，要留在后面有用，就别写活捉这一段嘛。与《水浒传》打文字仗的小说《荡寇志》在文学上比前者大为逊色；千不如、万不如，但至少有一点胜过《水浒传》，那就是让林冲痛痛快快地杀了高俅，出了众人胸中的恶气。
梁山好汉是忠义之士吗？
施耐庵站在沦为强盗，有才能的人一边，称他们为忠义之士。但从古至今，对所谓梁山好汉一直都有不同评价。以明朝李贽为主要代表的评论家接受作者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成功地表现了忠义的主题。宋江等人虽然造反，但他们反的是贪官、奸臣，他们还是忠于皇帝的。除了李逵叫嚷两句以外，他们并没有企图推翻大宋王朝，篡权僭位。而且，他们一旦受招安，就北伐辽国，南征方腊，为国立下不世之功。然而，另一位明朝的批评家左懋第则认为这部小说诲淫诲盗，教百姓做强盗、学宋江，以忠义之名，行动乱之实，祸国殃民，背义求官。这种书若不禁毁，贻害无穷。明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仅禁了书，还收缴了已经发行的《水浒传》。清朝的金圣叹一方面肯定了《水浒传》的文学价值，把它与《离骚》、《庄子》、 《史记》、“杜诗”、《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另一方面，金圣叹认为大多数所谓的梁山好汉都是强盗，给人民和社稷带来极大灾害，其罪当诛。他不赞成施耐庵把他们说成是忠君爱国的义士，所以他腰斩《水浒》，让“排座次”成为最后一章，再加上卢俊义“惊恶梦”，暗示一百单八将应得的下场。这就为改写或续写《水浒》提供了契机和自由。两百年后，清朝后期，俞万春写出《荡寇志》，衔接《水浒》，把梁山的强盗斩尽杀绝。无论《荡寇志》这部小说在文学上如何令人失望，从中国统治者和大多数士大夫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局在政治上显然更正确一些。且不说他们的观点如何，金圣叹的腰斩和俞万春的续貂，实际上起到了挽救《水浒传》的作用，使其不至于完全被禁毁。
只是到了毛泽东时代，造反起家的革命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和梁山好汉们等同起来，《水浒传》才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并登上革命文学的顶峰。在那二十年里，梁山好汉成为造反英雄的榜样。各种教科书、小说史和文学史的主流看法都一致认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古典杰作，而《荡寇志》因其污蔑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而成为禁书。当文革将近尾声时，毛泽东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出于他对小说描写造反不彻底的反感，对《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做出批评，说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泽东的评论在中国掀起一场评《水浒》的运动，矛头直指邓小平和周恩来。
平心而论，毛泽东评《水浒》虽然有其政治目的，但他的评论并非全无道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绝非农民与地主的斗争，也不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主要矛盾，而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不过，毛泽东的观点并非独创，鲁迅早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就曾指出梁山好汉的旗帜“替天行道”有多么虚伪，“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也早就指出宋江架空晁盖，独揽大权的伎俩。
看来，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造反派，无论是革命者，还是人道主义者，谁都不喜欢宋江。难怪容与堂刻本书前四篇评论之一说宋江“是假道学、真强盗也”。他祸害百姓和社稷，但造反又不彻底；他既背叛朝廷，又背叛兄弟。作者对这样一个双料叛徒却寄予了那么多同情，但无论施耐庵在小说结尾怎样渲染，都难以使多数读者因宋江之死而与作者同洒一滴英雄泪。
《水浒传》的成就
毫无疑问，在实现小说的忠义主题和刻画忠义之士这方面，施耐庵失败了。他的成功在于他开创了用白话文写小说这一崭新的文学体裁。而且他的作品令人信服地向国人展示，小说家可以比史家更生动地刻画人物，可以超越司马迁，小说可以超越传记，白话文的表现力和文学性不输古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在文体上对后世的影响怎么估价都不会过高。
在《水浒传》问世以前，中国文学以诗词歌赋和戏曲说唱为主。前者公认为阳春白雪，是拿得上台面的严肃正经的作品。后者则被看作是下里巴人，供贩夫走卒、村妇村夫娱乐。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戏曲中掺杂了许多白话，而白话是老百姓的文字，地位远在古文之下。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个罕见的现象。中国人说话和写字严重脱节，甚至可以说是应用两种语言。用于书写的古文，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运用和提炼，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音韵铿锵、极度简洁、用词古雅、富于典故。文人们用古文记事、论政、作诗、填词，用起来得心应手。然而，也正是由于古文如此简约、如此精致，如此典雅，它不易于用来讲述故事，表达情感，尤其不易于用来塑造人物，更无法用来再现大多数人日常的语言交流。由于大多数文人都不屑于用白话来进行文学创作，白话一直停留在话的水平上，没有提高为文。即使在戏曲里，也只是用来插科打诨。而说唱艺术更是代代口传，也可能有些粗糙的话本，但未能登堂入室。
《水浒传》的出现堪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分水岭。从此以后，白话成文，可以骄傲地抬起头来了。阅读《水浒传》，人们发现，白话文在安排情节、描写细节、塑造人物、表现对话等方面比古文更具表现力。而且小说这种形式可以“因文生事”，也就是说，作者可以遵循创作规律，发挥想像力去虚构。小说可以“削高补低”，也就是说，作者可以依据情理构造情节，描写人物的动作和心理，编造出合情合理的故事。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可以反观自省，探寻人物性格与作者性格相近和相通之处，充分利用作者本身的生活经验，模拟出可能发生的事件，而不必局限于曾经发生的事件。金圣叹将这种自我观照与设身处地的想像称为“因缘生法”。
这就是小说胜过历史和传记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觉得读施耐庵的《水浒传》比读司马迁的《史记》更有意思的原因。如果说传记还是从有到有的艺术，只不过通过笔墨润色，人物更饱满了、更鲜明了、更突显了；那么小说就是从无到有的艺术，创作出来的人物可能更鲜活、更形象、更可信。作者可以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创造出更贴近真实的性格。如果人物是真实的，传记是摹写人物，最多也就是接近真实；那么在写小说时，作者可以像女娲造人一样，直接创作出真实的人物；那可能是比传记所再现的更高一层的真实。
我不是说《水浒传》已经达到了这更高一层的真实，而是说这部小说让人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水浒传》刻画的多数人物还是平板式的，也就是说，他们是通过贴标签——即绰号——这种简单的手法来区别的。而且他们性格单一，没有发展，一成不变。然而，《水浒传》里的几个主要人物：宋江、李逵、林冲、武松、鲁智深、花荣、张顺、石秀、燕青等等，的确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想像力，让读者看到小说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塑造出如此鲜明的性格。关于《水浒传》，金圣叹最推崇的正是其生动的人物性格，并且，金圣叹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性格”作为一种概念引入小说创作和批评中：“别一部书，看过一篇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 因为小说刻画的人物各个不同，一百零八样，“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鞠，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在金圣叹的评论中，他把塑造人物性格作为评判文学水平高低的一条主要标准暗示出来。
虽然后来的小说，如《红楼梦》，在人物刻画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水浒传》，更不用说遣词用字、状物写景、营造意境等其它方面，但我们应该承认《水浒传》这部开创先河的小说应有的功绩，应该承认它对《三国演义》、《金瓶梅》以及《红楼梦》等小说的巨大影响。毕竟，在此之前，中国文学里从未有过如此生龙活虎的人物和多彩多姿的性格。更重要的是，施耐庵让后人看到，小说这种下里巴人的文学形式有无穷的潜力，可以让文人们不再局限于史实，也不再以修辞、典故、意象和意境为最高文学目标，他们可以展开想像的翅膀，翱翔在更高一层的真实天地之间。施耐庵还让后人看到，白话文有无穷的活力，更易于在这层天地间飞翔，更适于刻画人物，再现他们的语言，也可以更生动地表述故事，状物写景。如果文史公司马迁比较如实地反映了一个世界，小说家施耐庵则创造了一个接近真实的世界，而且他向后人展示，我们怎样可以写出更真实、更有趣、更生动的世界。
结语
综上所述，《水浒传》绝非有关宋朝农民起义的小说，也没有反映多少统治阶级与劳苦大众的矛盾。梁山好汉虽然号称“替天行道”，可是他们的行为却颇有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事。众人上山，并非皆是“逼上梁山”，而且被贼逼上梁山的要远远多于被官逼上梁山的。维基百科的介绍比较恰当：“《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被后人归为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一。其内容讲述梁山泊以宋江为首的强盗集团，由被迫落草，发展壮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东征西讨的历程……在中国大陆一度被定性为农民起义小说……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林冲、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物的鲜明形象，也向读者展示了宋代的政治与社会状况。”我要再加上一句评语，《水浒传》所载之道无足轻重，但所用之器——白话文——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提供了最早的样板，而且《水浒传》所开创的小说形式启迪了后来的无数文人。在此意义上，施耐庵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怎样评价都不会太高。
2009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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