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轰动全球华人社会，自剖与汪政权高官胡兰成的恩怨情仇，引发「新张爱玲现象」，让文学张爱玲和历史张爱玲首次紧密交缠，开拓了张学新疆界，被誉为中国的《追忆似水年华》；也意外地和新一波「胡兰成热」与翻案同时出现，互为对照。

二零零九年春天，十六万字的《小团圆》在台湾、香港揭开面纱。这部完成于一九七六年，写作十个月，却从此尘封三十三年的长篇小说，一经面世，便因为它极浓厚的自传色彩，轰动全球华人社会，也登上畅销书的榜首。

不同于以往小说里，远远地写人家的故事，这一次，张爱玲把练得纯熟的嘲讽的利刃对准了自己。《小团圆》所揭示的内容，让曾经自认为熟悉张爱玲的人都目瞪口呆。这不是一次粉墨登场的亮相，反倒像一个女人站在舞台上的卸妆。但她的坦率自白，揭露了她和当年汪精卫政府的高官胡兰成的恩怨情仇，历经沧桑，还是又爱又恨。

犀利自剖的《小团圆》，让「文学的张爱玲」和「历史的张爱玲」，第一次如此紧密的交缠。文学的惊艳之外，读者获得了意外的历史惊艳与惊讶。

这是一种「新张爱玲现象」。和过去的「张爱玲现象」不同，读者不再是在云里雾里看一些动人的故事，为她的文学的风格而感动，如今却是「对号入座」，发现张爱玲隐藏了几十年的隐秘。从她在纽约堕胎到家族的同性恋，从胡兰成的「劈腿」到他的政治冒险与入狱，都迂回曲折，亦幻亦真，并同时展示那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年代的复杂性，不能再用黑白分明的二分法来评价。文学的，竟也是历史的，开拓了张学研究的新疆界。

张学研究的新疆界，也意外地遇上了新一波胡兰成热与翻案。就在《小团圆》出版热卖之际，为胡兰成翻案的书籍亦即将在台湾出版。一股胡兰成热也正启动，焕发出一股要为胡兰成翻案的强大动力。台湾麦田集团旗下的如果出版社和印刻文学都有动作，青年历史学者薛仁明多年研究完成全新的胡兰成评传《胡兰成：天地之始》，重新评价胡兰成的历史地位，亦全面肯定他的文学成就。新传记也得到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的肯定，跨刀引介，台湾的著名女作家朱天文为其作序。这是台湾引爆的新一波「胡兰成热」，与「新张爱玲现象」恰成对照。

这也是「新张爱玲现象」所蕴藏的巨大讽刺。七十年代张爱玲写《小团圆》，就是为了抗衡胡兰成，恐怕台湾作家朱西宁根据胡兰成提供的材料写《张爱玲传》，而匆匆在十个月内赶写了十六万字的小说。但如今拖了三十三年后出版，却又遇到新一波「胡兰成热」崛起。张胡相生相克，竟是巧合的异数。

这亦不是第一次「胡兰成热」。一九五零年代日本的文化界已经视胡兰成为「伟大」人物，如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政策拟定灵魂人物矢部贞治和胡相会之后就表示：「这位胡先生，我先在报上看过他的文章，还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伟大的，他简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今天我真不虚此行。」根据薛仁明的研究，连一九五一年美日准备签订和约时，胡兰成都参与并且协助。后来何应钦将军访日，了解日本政党对胡兰成的尊崇，间接促成了胡兰成到台湾的因缘。

尽管胡兰成只身在台湾待的时间不长，且因「汉奸」身份屡遭杯葛。但当年他所影响的年轻人从朱天文、陈玉慧到林谷芳等，都已是文化界的一方重镇，这是第二波「胡热」的背景。也因台湾的开放学术气氛，胡兰成研究没有「政治不正确」的阻碍，可以顺利进行。

《小团圆》的出版带出了新一波「胡热」。尽管张迷们对「负心男人」胡兰成普遍「恨得牙痒痒」，但张爱玲笔下丰满的「邵之雍」，也让读者有了更多检视胡兰成的机会。为什么「负面形象」的胡兰成，对蓬勃的台湾文坛有深切影响？时代的演进，该让政治的归政治，文学的归文学，胡兰成的功过是否要重新评定？印刻文学的总编辑初安民就指出，胡兰成的文学成就，还将重组许多历史的观点。

在《小团圆》里，你看到一个极其复杂的家庭关系：父母各自追求自我生活不理会姐弟俩，母亲与姑姑与另一个男子奇怪的三角关系，家族堂表之间常态的乱伦，九莉与母亲之间的毫无爱意：「每每露出厌烦的表情，连牵她的手都不自在」。

你看到一段九莉对邵之雍刻骨铭心的感情。他们相爱：「他迎上来吻她，她直溜下去跪在他跟前抱着他的腿，脸贴在他腿上」，「过了童年就没有这么平安过。时间变得悠长，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又恨妒交缠：他四处避难，认识新的女人，一个又一个，发生关系，甚至也结婚，全不回避，都告诉她。她难过，「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他却说：「你这样痛苦也是好的」。到最后，他逃亡前夕，在她家过夜，背对着她。她竟然想到：「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板刀，太沉重了。还有把切西瓜的长刀，比较伏手。对准那狭窄的金色背脊一刀……」

还有世人所不知道的种种：她在纽约打胎，四个月的胎儿抽水马桶就冲走；她在邵之雍之后还交往过的电影导演「燕山」（桑弧），「彷佛找回初恋的感觉」。

当然，还有张爱玲作品中前所未见的性描写，细腻工笔惹来媒体渲染，甚至有报道用上了「堪比《色，戒》」做噱头。

有读者看过《小团圆》，想起几年前曾风靡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上海往事》（又名《她从海上来》），由台湾戏剧金三角之称的制作人徐立功、导演丁亚民、编剧王蕙玲操刀，讲述的一个电视版张爱玲传记。男女主角是赵文瑄和刘若英。许多情节与《小团圆》惊人相似，惹人浮想联翩。但书中的张爱玲，相比电视里更冷酷，也更「自虐」，让许多曾以为熟悉她的人大跌眼镜。

「新张爱玲现象」还包括了它的政治敏感度。中国大陆出版界还不能确定，《小团圆》是否可以不被删节的出版。北京的十月文艺出版社仍手握简体版书稿，在等待出版部门的审查结论。

望眼欲穿的中国大陆「张迷」，不少已亲自杀到香港，团购港版《小团圆》，一睹为快。在网络空间，天涯小区、豆瓣小组、百度贴吧以及张爱玲官网上，有关《小团圆》的讨论已经密密匝匝。有网友跟进转载了港台几乎所有媒体的重要报道，亦有人点着《小团圆》，细数里面提到的男男女女与历史事件，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半个艺文圈都给包括了进去。

张爱玲的作品八十年代末期开始进入中国内地，畅销多年，被奉为时下流行「小资」一代的「教母」。张爱玲的作品，除了被视为有「反共」色彩的《秧歌》、《赤地之恋》未有简体版之外，全集也早已在各种出版社以合法或盗版的名义出了个遍。但是，研究张爱玲的人知道，一旦要深究张或者胡，仍然不知何时就会犯了禁忌。

二零零七年，李安执导的电影《色，戒》风靡两岸三地，唯有在大陆，掀起了知识界左右两派激烈的对抗。自由派学者喜欢《色，戒》探寻人性幽微的努力；另一派学者则用了强烈的语言批判电影「歌颂汉奸」的行为，他们中不乏相当有影响力的人，「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这样的标题耸动一方。

二零零五年，原计划在上海举行的「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曾因「不明原因」作罢，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中国大陆试图举办张爱玲研究的国际会议，被禁止之后引起各方猜疑。

在中国大陆仍是禁忌

当时研讨会的主办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向亚洲周刊详细回忆被腰斩的因由：「二零零五年是张爱玲去世十周年，按照中国的传统，对任何文化名人，逢五、逢十纪念活动都比较多。鲁迅也一样。作为近代最受重视的作家之一，张爱玲的研讨会已经在台湾开过一次，香港岭南大学也开过，我们想，张爱玲毕竟属于上海，十周年时，应该在上海办一次张爱玲的国际研讨会，这样才完整。但是没想到另一个问题产生了。」

「二零零五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有人就认为，在这个时候你来纪念张爱玲是不合时宜的。为什么？因为她是汉奸的老婆，纪念她，而且是国际研讨会，就引起有人的不满了。原本我们已经把研讨会推迟到国庆节以后，想跟八月的抗战胜利纪念从时间上扯开，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但是，有人告状了。」「这人告状，告到了王元化先生（著名学者、原上海市宣传部部长）。王先生本人对张爱玲虽然并不欣赏，但这是他本人的文学口味，他比较开明，说会是可以开的，只是建议适当延期。」于是研讨会又延期到年底。但没想到告密者把状一直告到北京。「最后要求停办的命令，不是来自上海，而是直接来自中央」，陈子善说：「在政治家的眼光里，张爱玲算什么，上海不值得为了一个张爱玲得罪上面。」

关于《小团圆》，学者陈子善担忧的便是这部分有关「汉奸」的内容。「怕就怕对号入座。如果你说盛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就是胡兰成，那会非常危险。《小团圆》如果在内地出版，引起的争论一定会比《色，戒》更大。」

但对于中国大陆整体的讨论环境，陈子善仍然保持乐观：「中国既然肯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反映，就是重新发现张爱玲。八十年代中期，张爱玲的作品重回大陆。一定不可能再推翻，不会走回头路。」

新张爱玲现象还包括了迟到了的文学丰收。 除了已经面世的十六万字中文小说《小团圆》，还有两部英文自传体小说也已经被宋淇之子宋以朗整理出土，交付出版社谈论出版事宜。

它是二十三万字的The Book of Change和三十万字的The Fall of Pagoda。宋以朗表示书稿目前都已经交付出版社审核，可能出版的时间会在二零一零年左右。学者李欧梵看过了The Book of Change三百八十七页的手稿；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双亦受港大出版社委托，看过超过四百二十 页的The Fall of Pagoda。两人共同的惊异是：这两部英文小说依然是张爱玲的自传式小说，写到张爱玲的少女时期，几乎可以构成《小团圆》的上集。

「英文小说不是很好读，很多对白，描写非常细致，交代很长很复杂的故事。与《小团圆》也有一些重复的时间」，沈双说，但真正让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她要把同样的故事写来写去，写来写去，晚年她一个人在美国，那个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几乎是自恋式的沉缅在回忆了。」

李欧梵也有同样的疑问：「晚期她在美国，是什么样的环境，使得她不停地在回忆过去？前后六七十万字的回忆，那段经历彷佛真让她魂牵梦萦。好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事实上，自从一九五五年到达美国，张爱玲主要的创作皆来源于回忆。让张爱玲舍不得抽身离去的，是上海吗？还是那个彷佛「六朝佛像」一样的胡兰成？

缘灭是他，缘起也是他。何况《小团圆》，还远远不是传奇的结尾。

张爱玲曾在给朱西宁的一封信说：自己是个「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的人。在《小团圆》中，她写九莉「什么都不愿告诉人」，「每次破例，也从来得不到满足与安慰，过后总是懊悔」。

不知道《小团圆》面世后的张爱玲会不会后悔，学者李欧梵确实在体会过《小团圆》的情路艰难后说：「这本小说的确太过真实了，任何人都不会只觉得它是小说。《小团圆》值得所有学者严肃对待。可以想见，这本小说会引起很多争论。但这些炒作让我颇有所感。张爱玲是个非常敏感的人，现在人都逝世十几年了，该让她灵魂安息了。」

张爱玲的生前好友宋淇夫妇，其实早就料到了这一种不同以往的热潮。无论政治还是八卦，都让爱护张爱玲的他们警惕，所以三十三年前开始，宋淇夫妇就一直努力阻止《小团圆》面世。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当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东区的一栋公寓内，誊抄完六百二十八页、十六万字的《小团圆》手稿时，她选择的第一读者，正是身在香港的挚友宋淇夫妇。

张爱玲一生朋友很少，在美国独居的岁月，几乎从不出门，不接电话，也不与陌生人接触，但和宋淇夫妇却保持了长达四十年的通信往来。写完《小团圆》，她便将手稿和印刷副本寄给他们，希望 「看看有没有机会港台同时连载」。

不到一个月后，宋淇寄出一封六页长信，表达仔细阅读稿件的震动与感想，但是，他却力劝张爱玲先不要发表。

一九七六年，胡兰成正在台湾的中国文化学院任教，著书立说有一定影响，但由于「汉奸」身份，当地文坛对他一片挞伐。当局亦查禁了他的新文集《山河岁月》。而同时，张爱玲在台湾正声名鹊起，台湾又是她唯一的中文出版市场。政治环境严酷，作为胡兰成前妻，张爱玲身份敏感，难免牵扯不清。

一波三折小团圆

宋淇在信里劝她：「可以想象到一定会有人指出，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就是胡兰成。张爱玲明知他的身份和为人，还是同他好，然后加油加醋的添上一大堆，此应彼和，存有私心和妒嫉的人更是每个人踢上一脚，恨不得踏死你为止。」他人口舌之外，宋淇又担心胡兰成会借此大出风头：「一个将近淹死的人，在水里抓得着什么就是什么，结果连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来？」

张爱玲认同宋淇的顾虑，厚厚一?手稿从此锁进宋家的抽屉。尽管之后多年，张爱玲一直对《小团圆》修修改改，却惮于台湾的政治气候和书中涉及的复杂人事关系，《小团圆》始终没有面世。

一九九二年，张爱玲写下遗嘱，指定宋淇夫妇为自己全部遗产的继承人。将遗嘱寄给宋淇夫妇时，她并随遗嘱曾附上信件，交代了自己作品的处理方式，关于《小团圆》，她写了这么一句：「《小团圆》小说要销毁。」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七十五岁的张爱玲逝世于洛杉矶公寓，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秋节，团圆夜。

后来，宋淇、邝文美夫妇也相继离世。二零零七年，宋淇之子宋以朗接替父母，正式成为张爱玲遗产的执行人。在整理了张的所有遗作之后，宋以朗做出一个备受争议的决定，让《小团圆》重见天日。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皇冠正式出版《小团圆》，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作家张小虹在《小团圆》发布四天后，在《联合报》撰文严厉指出，《小团圆》封存三十三年后出版，是违背了张爱玲原意的「合法盗版」，自己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只能以『拒买、拒读、拒评』《小团圆》，聊表对张爱玲写作生涯最基本的敬意」。

宋以朗对此很无奈：「一九九二年她的确说要销毁，但那是一封信，不是遗嘱。信是选择性的，与遗嘱不同。九二年叫我销毁，怎知九三年没有叫我不要。批评的人并没有看到全部的信件。」宋以朗查到了一九九三年张爱玲与出版社编辑的通信，其中再次提到《小团圆》：「《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不会再对读者食言。」

「当年若非宋淇把关，指出胡兰成与台湾政治的问题，《小团圆》早已在一九七六年发表了。既然这些问题在今天已不再存在，我便决定直接发表当时的原稿，不作任何删改。」宋以朗在最终出版的前言中解释。

《小团圆》毕竟摆满了台港各个书店的书架，「杯葛」没有见效，张学专家也衷心感谢宋以朗做出的决定。

陈子善是正宗的「张迷」，自从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发现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小艾》开始，便致力于研究、发掘、整理张爱玲的作品与生平。他对亚洲周刊说：「我有一点基本看法，对于一个大作家，后来人应该做的，是把她所有留下来的文字的东西，都能陆续公布出来。包括她生前已经发表、没有集结成书的，加以整理和公布；以及她还没有发表的文字，仍然应该尽量发表。日本或西方，对待前辈作家的遗产都是同样的方法。我很感谢宋以朗先生让《小团圆》能够与世人见面，这部非同凡响的作品，会给张学研究开拓新的疆界。」只是当年涉及政治雷区及人事关系的问题，到二零零九年的此刻，也并未完全褪尽。李欧梵强调：「这是张爱玲的沥血之作，许多地方，已经是她书写的极限。」

张洁平、张殿文 - 《亚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