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苦难
凯斯·格森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介绍的两本书考察了喜欢论战的传奇知识分子索尔仁尼琴（Alexandr Solzhenitsyn）和萨义德（Edward Said），并指出了他们职业生涯中让人吃惊的相似之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爱德华·萨义德是来自完全不同政治传统中的异议者英雄，但他们却有着让人吃惊的共同之处。两人都来自被粗暴地连根拔起和被迫迁移的文化，两人都被迫流亡，生命都受到威胁，最后都在美国落脚，都成为公开批评美国的批评家。两人都用文字和反叙事的手法攻击他们反对的政权。两人都写了表达满腔怒火的著名巨著—《东方学》(1978)、《古拉格群岛》(1973)，随着证据的自然增长，这些著作彻底改变了他们描述的世界。
最有趣的是，两人都活着看到其政治工程取得出乎预料从来也没有预料到的成功。苏联在1991年垮台，以色列承认了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在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中承认巴勒斯坦人建国的权利。但是这两个作家都马上而且彻底地批评自己曾经最珍视的希望:尽管西方赞扬叶利钦政权，可索尔仁尼琴警告说他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自由落体。几乎与此同时，萨义德谴责奥斯陆协议是“巴勒斯坦人的凡尔赛和约”。不幸的是，两人都是正确的。
本文介绍的两本新书让我们认识到这些人留下的遗产。由两个美国学者所作的《灵魂和带刺的铁丝》是索尔仁尼琴生平和著作的回顾，是纯粹的圣徒传记。这本具有准学术的形式，由准学术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乐意承认索尔仁尼琴让批评家在批评时贴上“彻头彻尾地不公平”的标签。小爱德华·埃里克森（Edward E. Ericson Jr.）和阿列克斯?克里莫夫（Alexis Klimoff）宣称最重要的是索尔仁尼琴相当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如果你是学院派社会学家的话，你可能预测到两个研究索尔仁尼琴的专家大概会说这样的话。
威廉·斯潘诺斯（William V. Spanos）的《萨义德的遗产》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更充满激情，更引人入胜，更令人赞叹,明显地忙于探索萨义德遗产的战斗。斯潘诺斯是个未重新改造的海德格尔主义者，这让他写出一些你可能认为因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时髦推崇而被尴尬地排除在美国学术界之外的句子。哈，请看这句话：“换句话说（斜体是我添加的），在西方历史上，这是和欧洲视野扩张的地理水平线同时存在的时刻,见证了知识被碎片化进入各个学科，以及后来归约为（斜体是作者添加的）“领地”、“领域”、或“地图”以及进一步的分类和栩栩如生的细节表格。也就是说，按照萨义德的说法，知识/权力关系的发展开始表现出东方学文本历史的下一阶段（第三）”，实际上一旦你习惯了术语，理解起来并不困难，（除了为什么“ing”被弄成斜体?)你确实需要习惯它。
斯潘诺斯处于防守状态(让我们这样说)因为萨义德占据了最近人文主义思想历史如此关键的地位。东方学是西方的历史，尤其是殖民者对于东方的思想史，是对于积累知识的整个启蒙工程的攻击。萨义德认为西方对于东方的所有知识都受到两地区政治关系的污染，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主宰的污染。所以所有知识学科，即使由博学的、敏感的学者所写的也都是糟糕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的最终目的和最终的使用就是控制他人。
本书在学术界引起一场革命，导致了后殖民主义学科的创立，该学科坚持东方要为自己说话。萨义德活着看到了这个愿望的实现。他还看到了在9-11袭击后美国人对于中东问题的关注，自从为冷战而进行的国家思想和文化动员以来的最庞大的东方学工程。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都被要求进入理事会，这个理事会正是东方学系主任和东方学名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为领导，他在9-11袭击后不久访问白宫，在2002年出版了关于阿拉伯世界的书，它的书名《哪里出了毛病？》带有偏见。随后又有许多许多其他书和文章出现，整个知识产业被创造出来，不需要精神错乱的阿拉伯阴谋理论家就可以告诉你这些出版物是关于什么内容的。他们问“他们为什么恨我们？”但是几乎不加遮掩地补充说“我们如何消灭他们？”如果任何人曾经怀疑萨义德25年前提出的观点的真理性，那么他们现在根本不需要怀疑了。
但是，从他的角度看，萨义德最终觉得他走得太远了，或者说他有时候进入了错误的领域。他开始和过分意识形态化的、严格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他认为过分抽象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及其美国信徒的文本游戏保持距离。1991年他在自己最喜欢的美国杂志《拉里坦》（Raritan）上发表文章“谁从攻击经典中受益呢？当然不是弱势人群或者阶级。如果你愿意读的话，他们的历史充满了证据，显示大众对于不公正的抗拒总是从文学和文化中获得巨大利益，反对极权统治的起义取得最初的进展，不是通过否认笼统的主流文化的人道主义的或者普遍主义者的主张，而是通过攻击那个文化的追随者没有能坚守他们宣称的标准，没有能把它们推广到所有人。”从他的角度看，萨义德不辞辛苦地追踪自己和传统左派的非正统代表的渊源关系到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在最后一本书，也就是作者去世一年后，在2004年出版的《人文主义和民主批评》竭力反对他从后结构主义者身上发现的“反人文主义”。
这就是斯潘诺斯进入的地方，他基本上花费了一本书的篇幅解释真正的萨义德为什么更应该属于后结构主义者和反人文主义者阵营。对斯潘诺斯来说，这意味着把他放在海德格尔和后来的福柯的传统里，而不是阿多诺和葛兰西的传统。这听起来并不特别有趣或者重要，但是实际上它却非常动人。首先，你必须想象斯潘诺斯是什么样的人。正如他在本书结束时显示的，他出生于1925年。作为进入美国的第一代希腊移民，他刚一到欧洲要和纳粹作战的时候就被抓起来成为囚犯了。像自己阵营中的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他看到了盟军对于平民城市德累斯顿的野蛮轰炸。他写到“我现在相信德累斯顿轰炸像对于广岛的原子弹轰炸和B-52炸弹对于北越的狂轰滥炸，在他们对于人类生命完全冷漠的意义上简直等同于大屠杀。”和他的战俘一起，斯潘诺斯被迫从瓦砾废墟中搜寻尸体。从很早时期起，他带着忌恨提出了“美国例外主义”观点，也对德国文化有了初步了解。在战后，通过基督教存在主义,他结识了海德格尔成为了终身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并跟随他进入两个方向，存在主义者后来后结构主义者。1969年，他开始创办《第二边界》（boundary 2）的过程。他解释说，这是“企图跨越现代主义建立的边界的第一本杂志”。他邀请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萨义德为第一期投稿，萨义德同意了。十年后，萨义德出版了《东方学》，在世界上引起轰动。斯潘诺斯对自己的信念被证实了。一切都好。
接着呢？萨义德自己转向后结构主义。更糟糕的是，非常糟糕的是，1987年维克多·法利亚斯（Victor Farias）的《海德格尔和纳粹主义》在法国出版。因为各种原因，部分也可能因为海德格尔思想的胜利，即坚持文本或者思想家的本体论本质，海德格尔没有能像从前逃过争议那样在这个争议中幸存下来。同年晚些时候后结构主义的美国主要鼓吹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被揭露在纳粹占领比利时时期年轻的他曾撰写亲纳粹文章也没有帮助。海德格尔永远粘上了污点，但斯潘诺斯年龄太大了，无法调整自己的思想。而且，他为什么要改变呢？他曾拿着枪和纳粹作战，他没有什么可道歉的。虽然如此，在过去二十年里，他肯定感到孤独。
再看萨义德。他出生于1935年的耶路撒冷富裕的、四海为家的巴勒斯坦人家庭。他在开罗长大，上的是精英殖民学校，暑假时回到黎巴嫩的家。15岁时候，部分因为战争，即阿拉伯国家被新兴以色列国家打败，他被家人送到马萨诸塞州的预备学校。萨义德衣着漂亮、迷人、优雅,毫无疑问他在学校非常出色，可是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被人疏远”。接着他又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当时在美国没有阿拉伯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当时吸收萨义德的哥伦比亚大学招聘委员会有个印象认为萨义德是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他在这里度过了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光。当时也没有多少离经叛道的东西,萨义德出版于1966年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康拉德的，这没有问题。
接着1967年的战争开始了。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也刺激了在曼哈顿晨边高地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孤独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知识分子。慢慢地，正如萨义德说的，在1967年后他开始注意到阿拉伯世界在美国媒体上被对待的方式，后来在福柯关于“话语”的早期著作的帮助下，他开始渐渐认识到整个东方学文本的框架，其中新闻报道不过是次要的、有影响的表现而已。
这都只是说：他同样非常孤独。他在1986年说“有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认为我是纽约唯一的巴勒斯坦人。”这是有意识地夸张，当然萨义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小撮没有被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情形所困的有钱的基督教少数族人。但是如果《东方学》有时候把论题推向极端，有时候太傲慢自大而没有说服力，有时候太鲁莽(“有时候太强大而让人不舒服，有时候太深刻而不清楚”是《纽约书评》当时的评论)，那是因为它是在愤怒和生气的时候写成的。
《东方学》让他一举成名，作为“纽约唯一的巴勒斯坦人”，他自然成为巴勒斯坦事业的代言人。他继续写关于康拉德、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和音乐的文章，但是他也严肃对待作为积极分子的承诺。在八十年代中期他频繁出现在电视上和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歇斯底里的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辩论，撰写了数不清的关于以色列占领的文章。《东方学》是他的里程碑著作，《文化和帝国主义》是非常优雅、可读性很强的续篇。一页又一页，他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写作越来越好。正是傲慢的态度和讽刺的口吻有时候玷污了他的辩论，正是晦涩的福柯式深奥难解让他的文学理论批评有时候显得有点做作。他在戴维营会谈破裂后写到“阿拉法特已经完蛋，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他既不能领导又没有计划，不会采取任何有效的步骤？他和他的奥斯陆密友等没有任何本事，只会从人民的苦难中发财。”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在《新左派评论》社论中定义萨义德作品的不同文体时说，“福柯当然是重要的影响，”他说的是批评理论，萨义德关于巴勒斯坦的写作完全是不同的风格，和他写的其他东西完全不同，在简洁的同时充满激情和正义感。”最后，简单地说，萨义德被迫选择把最好的努力放在什么地方，是政治还是文学？像真正的文学家一样，他选择了政治。
超级现代派萨义德在为圣地命运的呐喊中寻找神圣的韵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陷于遥远的俄国,以圣经先知的模式度过自己的生活。1945年因为在前线撰写反斯大林书信被抓起来，(他是炮兵军官),他似乎曾经有机会观看过集中营。1953年被释放后，他来到远离莫斯科的一个小镇教中学数学，秘密从事写作。只是到了赫鲁晓夫进入反斯大林运动很长时间之后，索尔仁尼琴认定他可以将著作提交出版了。结果就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本关于哈萨克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1962年在苏联发表，一年后被译成英文。
它是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发表的最后一本主要著作，在1989年前的，但是这已经足够了。这本书的出版让数百人大胆接触作者讲述自己在劳改营中的故事。作为信仰真理的青年，并曾经梦想撰写布尔什维克革命伟大历史的索尔仁尼琴，现在开始坐下来写关于劳改营体系的著作“古拉格群岛”。正如他说的，“交叉和模型化，如果位于其他国家，就像巨大的棋盘，进入其城市，盘旋在街道上空。”他给本书的副标题是“文学调查的实验”因为它是挖掘、想像和纯粹意志的产物。在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刻画强大的潜入文本的轮廓的地方，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追溯了整个体制。它是对苏联的一次攻击，自1973年它在西方出版后，苏联的名声就再也没有恢复原样了。
这时候，有报道说苏联政治局在讨论杀掉索尔仁尼琴或者重新把他送到劳改营或者监狱，但是最后苏联觉得如果只是把他赶出国门可能被认为是慷慨的人道主义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并不是因为有人从苏联没有关押诺贝尔奖获得者作家（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获得这个奖）的慷慨宽大而大做文章，而是因为到了美国后，他大部分用来攻击西方。他的新家成为这样一个地方，他在1978年哈佛毕业班讲话时说“你们的民主和你们的文化中心哪怕停电几个小时，突然之间大批美国公民就开始抢劫和创造灾难了”。启蒙把人的理性放在宇宙的中央，放弃了上帝，他解释说，这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他称为“世界的分裂”，无疑这个词语在毕业生心理引起反响，因为他们在里根时代从垃圾债券中赚了大钱。
1994年索尔仁尼琴戏剧性地返回苏联，飞机在远东降落，然后坐火车到莫斯科，每天都停下来对群众发表演说，聆听他们对于叶利钦政府的投诉。他是个径直进入讽刺时代的非讽刺者。(“带着他好莱坞式大胡子”正如一个莫斯科知识分子说的)。最后他来到了叶利钦的克里姆林宫，而且被给予他能够想像的最高荣誉：在电视上讲话。1995年的几个月里，每隔一星期有半个小时时间你可以打开电视看到索尔仁尼琴向你讲解新俄国哪里出了毛病。问题非常多，结果，俄国成了追赶堕落的西方的“不讲道德”的国家，而且(这里索尔仁尼琴绝对是正确的)背离了对于国民的义务。当然，没有人喜欢听这些。那是西方疯狂的乐观主义和东方疯狂的犯罪的时代。索尔仁尼琴的节目被取消了。当叶利钦在1998年试图给他颁发文学奖的时候（俄国经济陷入崩溃），他拒绝了，说他不愿意接受把俄国带入混乱状态的人的奖励。
三年后，从前的克格勃上校普京当选总统后不久，索尔仁尼琴把家安在了莫斯科外面。这个举动的象征是意义深远的。人们可能说索尔仁尼琴那时侯年龄大了，83岁，但这也是斯潘诺斯今天的年龄。他没有从他的信念往后退一点儿。正如他们的习惯一样，《心灵和带刺的铁丝》的作者把索尔仁尼琴有分寸地拥抱普京的糟糕反应归咎于没有看懂真相的批评家(这里指新保守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作家应该根据其作品来评价。但是索尔仁尼琴对于普京的态度反映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臭名昭著的是在2007年，他对德国《镜报》说“普京，是的，他曾经是情报部门的军官，但他不是克格勃调查员，也不是古拉格集中营的头目。”他动不动提出老布什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头目的这个事实。结果显示索尔仁尼琴与其说是国家权力的敌人倒不如说他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某种形式的敌人，列宁和托洛茨基意识形态的敌人。当然，托洛茨基是犹太人。
还有一件事情把萨义德和索尔仁尼琴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他们对于犹太人的让人忧虑的态度。犹太人当然是把萨义德家人赶出耶路撒冷的人，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将继续成为萨义德最无法平息的意识形态敌人，诺曼波·德霍瑞茨（Norman Podhoretz）和伯纳德?刘易斯当然是敌人，偶尔还有里昂?维斯提耶（Leon Wieseltier）以及《异议者》上的好人。但是据说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四海为家的、流亡他地的、受到歧视的那些人是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萨义德的著作中有些没有被表述出来的吸引力，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在《东方学》的序言中，萨义德写到“通过几乎不可避免的逻辑，我发现自己在写一部奇怪的秘密的西方反犹主义共谋者的历史”。这句话在索尔仁尼琴晚年两卷本《俄国犹太人历史》(2001)的标题中引起回响。这是一本奇怪的，在某种意义上天真的书，但它是你了解索尔仁尼琴的书。本书不是反犹主义的，因为它没有呼吁杀死犹太人，但是它的问题是《灵魂和带刺的铁丝》的作者们充分总结出来的内容，“他的希望是消除迷雾，指出共同的利益，让俄国人和犹太人能够走向和解。”这样的说法显得很奇怪，因为犹太人生活在俄国已经二百年了，他们本来就是俄国人。
对待犹太人的态度长期以来代表了对待现代性的态度。萨义德是后现代，索尔仁尼琴是前现代，虽然我们不清楚他们的世界观中的哪一个将主宰未来的世纪(索尔仁尼琴对世界文明的叙述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描述有很多共同之处，萨义德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花费大量时间攻击亨廷顿，或许除了以色列前总理沙龙（Ariel Sharon）外，比任何人都多)。两人都质疑启蒙对于当代世界的影响。索尔仁尼琴主张一群长期生活在某个地方的人的中心性，萨义德主张永久被人赶出家园的人的中心性，这种人在世界人口中中的比例将稳定增长。
如果我们生活在新自由主义共识的最后日子，似乎是这样，它意味着这些曾经被抛弃或者被认为永久解决了的那个共识的鼓吹者将再次回来。我们需要一个后结构主义者的萨义德还是人文主义者的萨义德呢？一个仅仅反对苏维埃的索尔仁尼琴还是积极认同俄罗斯文明的索尔仁尼琴呢？最后，我们将挑选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就在我们建立团结的必要基础时，有些思想家永远在任何阵营之外，试图把他们分类是徒劳的。
译自：Calamities of Exile BY KEITH GESSEN
本文介绍的两本书：
The Soul and Barbed Wire An Introduction to Solzhenitsyn
The Legacy of Edward W. Sa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