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遗传人”看汉语的逻辑思维和中国文化的缺失
悟空孙／creaders
随手翻开《人民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7版：《内蒙古公布非遗传人》。“非遗传人”是什么人？看了内容方才明白过来，于是，我的文章就从“非遗传人”开始……
为什么几个简单的汉字会让人难以理解？是文字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的思维问题？
关于汉字（或汉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直争论不休。有人甚至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都是因为中国人说汉语，而汉语的种种缺陷，阻碍了中国人的思维。本人不敢苟同，因为只有当人类到一定的思维能力并产生相应的社会文化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和文字。当然，语言和文字也反过来作用于社会文化，强化了人们头脑中的文化概念和思维习惯。
本文的目的，就是在于探讨语言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首先，我不同意汉语缺乏抽象思维，相反，汉语的“编码”（coding）和“解码”（decoding）很大程度上依赖抽象思维，没有抽象思维，是很难利用汉语进行交流的。汉语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抽象思维，而是太抽象了以至于缺乏逻辑思维。
汉语的抽象思维从汉字的造字上就能比较明显的看出：“囚”、“人”、“口”、“山”这样的象形字少之又少，会意字也不多，二木成林，三人为众，都很“感性”，可是三个女人的“姦”不靠一定的抽象思维又如何理解呢？“品”也绝不能感性地认为是三个人在接吻，“器”更不是四张嘴在和一条狗在做什么，这里看不出有任何感性的东西。
汉字况且如此，汉语语句更是抽象的不着边际，尤其是文言文，没有标点符号，靠感性去理解就会因各自的“感性”得出各自的结论了。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感性”地理解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可理解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至于许多儒家的“经典”，看个人的需要，都可以解读成各自的思想理念。
汉语的高度抽象性从文言文中可见一斑。这种抽象的概括，导致了汉语的致命缺陷——逻辑的缺乏。逻辑，本来就是一个外来概念，中国人的思维定式中从来就是不讲逻辑的，这就自然反映在语言上。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是利玛窦，他到中国以后惊奇地发现那些饱学之士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逻辑这个东西。在他看来，中国人辩论的时候，不懂得用严密的逻辑体系做是非评判的标准，而是使用一些完全无法严格界定的含混概念——大多是前人或名家的“经典”。
究竟什么是逻辑呢？“逻辑”一词源于古希腊语，“logos”，含有“思维”和“语词”的意思，也正好反映了思维和语言的密切关系。正确的思维必须合乎逻辑，而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本身就必须要有内在的逻辑结构，使得语言的表达形式有助于使思维和逻辑紧密合理地联系在一起。
科普的说，逻辑的表达就是：如果A=B，那么CA=CB；如果A+B=C，那么C-A=B。但是用《墨经》中的许多话来套这个公式，是行不通的。比如：“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这里，车=木，但乘车≠乘木；盗=人，但多盗≠多人。于是《墨经》上就说：“杀盗人非杀人也”。这些东西让后人一直困惑着，也给中国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设立了无形的障碍。
再如：养+病=养病，可是养病-病≠养，否则“养花”就解释不通了。这类词语还有“恢复疲劳”/“恢复健康”、“救火”/“救命”、“大胜”/“打败”等。
新的音译外来语更是丧失了逻辑结构，也毫无汉语表意的功能，简直是一个怪胎：博客、基因、艾滋、克隆——其音不像外语，意思和汉语毫不搭界。
英语的单词基本上都遵循一套严格的逻辑，那就是按照希腊或拉丁文词头或词根组词，比如我们熟悉的“ology”或“-logy”，这个词根的意思是“study of”，因此前面的词头就决定了到底是什么学科了，如“sociology”。再如“五四”时期称为“德先生”的“democracy”，就是demo-（people），加“-cracy”（rule），于是，德先生的正确含义就是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里所说的“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许多我们平时认为生僻的字，其实掌握了组词的结构和方法就并不难理解：我们有时去参加的年会叫做“Symposium”——在希腊文里“sym”是“在一起”的意思，而“posium”则是“喝酒”。按古希腊人的习惯，他们常在餐后举行酒会，边喝酒，边谈天，同时研究学问。
汉语的高度抽象还体现在使用频率极高的成语上：胸有成竹、杯水车薪等决不能形象地领会，否则真的是“胸口有一根竹子”，“每天办公室喝喝茶，月底可以拿到一车的工资”
汉语的抽象和缺乏逻辑主要表现在：
汉字的偏旁过于抽象，且不按逻辑构词，如“口”代表嘴，而“哭”里的“口”怎么就变成眼睛了呢？那条“犬”又在干什么？为什么“獐”用“犭”而“鹿”就不用呢？为什么12生肖里只有三种动物带有“犭”旁？“房、室、屋”三个意思相同的字为什么偏旁不同呢？“屋”和“尸”有逻辑关联吗？“射”字是一寸的身体不算“矮”，“矮”字是放矢不是“射”。还有，汉语中的异体字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孔乙己可以把“茴香豆”写出许多花样来，书法家更是把“寿”字变化成上百种版本，所以书法就成了中国特有的艺术，当人家在全力研究自然科学的时候，我们把写字这种交际手段变成了艺术，且发挥到登峰造极。
分词连写：拼音文字的单词之间都有一个空格，这样词和词之间相互独立；而汉语则不然，一个单字可以和临近的其它单字组词，灵活了，功能强大了，但歧义多了，逻辑混乱了：难为人父（难为/人父、难/为/人父）、一次性交付五百元、杭州市长春药店等等。中国的“算命术”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种分词连写的技巧：父在子先死——父在，子先死。
无主语句：“下雨了”、“刮风了”、“屏幕上打出一行字”，这些没有主语的句子在汉语里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在逻辑里，没有主语是不能成为判断的，在一个完整的思维中，如果其表达形式中的主语被省略，该思维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被轻视和忽略了。如果一个主动句没有主语，这就表明我们思维中有了很大的恍惚点或者说错位。像“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的话说说还不碍事，但如果你有一个建议，找领导商量，人家回复你：研究研究再说。这一句的主语是谁？谁来研究呢？结果就不了了之了。难怪我们有那么多的标语口号，什么“五讲四美”、“八荣八耻”、“反腐倡廉”，谁来“讲”？谁该“反”？所以很大程度上没有主语的口号都是一句空话。
性、数和时态：汉语的动词没有时间上的变化，名词不分可数与不可数，更没有“性别”的差异，这样，对于一个动作在时间上的判断，名词的数量以及动物和人的性别判断，不得不依赖外加的说明或上下文的解释（“她”字的出现也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英语有可数和不可数名词之分并且这两种名词被规定用不同的词或词组来修饰，虽然现代汉语规则不必再画蛇添足，但这种严谨精确合理的认知态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严谨精确合理的表达有助于培养理性思维，也有助于阅读者准确了解事件的全部信息。例如，“TA和朋友一起看电影……。”听者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在过去还是现在或要将来发生，也不知道TA是男是女，或朋友为一人还是多人，电影是一个还是好几个。这样的句子在英语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前面的“父在子先死”，也没有说明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或是将来的状况，算命先生无论如何是对的。又如：“TA邻居的孩子在上大学。”这句子可以表达两个判断：一个是‘这个/邻居的孩子在上大学’（孩子是一个——）；另一个判断是‘这个邻居的/孩子在上大学’（孩子可以不止一个）。
无动词句。古汉语动词严重不发达，所以“是”的谓语句和形容词谓语句以及一般动词谓语句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这样就造成了逻辑判断上的混淆。这种缺陷正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的表现。“我很好、天很蓝”，动词省略了，看起来句子简洁了，可是汉语又讲究韵律、平衡，所以单说“我好”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很”字。这样一来，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就丧失了，难道在“很”和“不”之间没有一个中间值吗？有，那必须两个句子一起来：“地大、物博”。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地大，物并不博呢？（其实中国就是如此），那也只好为了文字的好看牺牲事实。再看：“他很危险。”这个歧义更严重。是“他”自己的处境危险还是会对别人造成危险？英语里用一个动词词组（is dangerous）和介词词组（in danger）就解决了。
许多简洁的昭示语，饭店的菜单等，由于追究美观简洁，省略了太多的语素，不掌握一定的背景知识，就很难理解了。“闲人免进”：谁是“闲人”，由谁来定义呢？“Staff Only”就比较清晰了吧？中餐馆里的“没有性生活的鸡”、“四个高兴的丸子”叫人哭笑不得也毫不奇怪。
上述的许多例句都是歧义句。很多时候，这种句子要放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确定它所表达的判断。句子产生了歧义，则思维就是不精确，这也就难以有正确的逻辑判断。
思维缺乏逻辑自然形成不了像样的科学体系，但是诗人却很钟情于这种模糊性语言，所以中国古代文人个个都会作诗，却没人懂得逻辑。
于是，从古代的“车木之辩”，“盗人之辩”到现代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是一笔糊涂账，与其说是哲学的思辨，不如说是玩弄文字游戏。
中国人的思维特征造就了汉语语言结构，而语言对思维发展又产生了强大的反作用。汉语没提供逻辑思维的条件，所以这部分思维在中国人那里就没法发生，如果汉语本身严谨一些的话，后期墨家也许就能发展出希腊人那样的逻辑体系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许就完全不一样了。
说中国人完全没有逻辑也过为武断，然而中国人的逻辑比较特殊，有时甚至和西人相反。从语言上看，西方文字多前重心，汉语多后重心。在表达多逻辑思维时，英语往往是判断或结论等在前，事实或描写等在后，即重心在前；汉语则是由因到果、由假设到推论、由事实到结论，即重心在后。
最常见的现象是，西方人写地址时把最重要的细节放在前面：二麻子王（连祖先的姓氏都排在你个人的身份后面！），888号，来客稀大街，扭腰，扭腰州，美利坚合众国。而到了中国人那儿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石家庄市，石门街88号8室，王二麻子。
地址，也是一个人的身份信息，最具有价值的当然是最具体，最详细的资料。如果这些信息因故部分丢失，但只要有所在城市和街道门号，基本上能锁定个人。所以这种重心在前的做法是符合逻辑的。
推而广之，西方人解决问题从具体细节入手，对物质的了解已经达到了分子、原子、质子的水平，严谨的逻辑让科学插上翅膀。
比如有人肚子疼，医生会首先着眼腹部，用各种探测手段发现是胃部长了一个良性肿瘤，于是打开腹腔，找到患处，喀嚓一刀切除肿瘤。
中医呢，先是从手腕的脉搏开始，头部的舌头开始，漫无边际的“辨证施治”，称中医是“全息技术”，着眼全身，标本兼治。可是搬了一大推阴阳五行，冷热寒燥的理论，还是弄不明白病因在哪儿。就算中医说出个脾胃肺肝，可与解剖学上的器官还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中医的这种“全息”思维和汉语的“重心后置”的思维如出一辙，重心一后置，往往也就根本找不着了。
中国文化的重心是国，是家，个人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于是有了个人犯错，单位出面道歉的奇怪现象，也有了“舍身取义”，“为国捐躯”，“君臣父子”的一系列八股教条。
说到八股，我们的八股文报告常常从国际形势到国内大好局面，我们局，我们公司党委如何贯彻中央精神，我们科室，车间又要如何响应，可到了个人，就不了了之了。我们的先人可以“念天地之悠悠，独苍然而涕下”地感叹宇宙研究地球，却很少研究自己为什么“苍然而涕下”，不注重了解人之本身，所以语言学和心理学是中国发展相对较晚的学科。
汉语的另一大特点是结构单纯。在构成句子时，“由于隐藏和省略的成分太多”（吕淑湘），因而汉语尤其是古汉语短句多，虽言简意赅，但更多的表现是语义汉语，歧义甚多。语言学家张志公也说：“古汉语就不这样审慎多劳，而常常是让读者由上下文去意会。”汉语不讲究表达上逻辑的严谨精密性，不刻意追求细节上的准确性合理性。因此，“汉语犹如国画，讲究总体效果，不刻意追求细节上的准确性”（王大伟）
正因如此，那个“非遗传人”其实就是“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经过一系列的隐藏和省略，叫人不知所云了。
这种隐藏和省略，语言学家们称之为“疏”和“陋”。比如：“机翼开始结冰了”这句话，“结冰”的主语在逻辑上并不是“机翼”，因为“机翼”不可能结冰，这句话用英文表达就清楚了：“The ice is forming on the wing.”再如，我很不喜欢自己驾照上的照片，常这么说：“我的照片看上去像个通缉犯”。这句汉语并没有错，却不符合逻辑，因为照片无论如何不会像一个通缉犯，用标准的英文一说就明白了：My photo makes me look like a criminal.
所以，这种句子显得既“疏”也“陋”，因而它所表现出的句义是曲折含蓄的，只能让人意会的，是一种非常笼统的表达。在一个完整的思维中，如果其表达形式中的主语被省略，显然，该思维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被轻视和忽略了，如果从逻辑角度看，那就是“主项”被轻视和忽略了。
汉语“办公室的钥匙”也有很大歧义：是办公室保管的钥匙，还是开办公室门的钥匙？英文的正确表达是：a key to the office door。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认为，中国人的思路重虚，喜欢讲大的原则。这里，一个“虚”字，可以说概括了我们民族传统思维的一大特点，即笼统性。中医的虚；“易经”的虚（认知上的），国画的虚，戏剧的虚，语言的虚，（“照既定方针办”这样一个虚得不能再虚的空话居然可以成为权力斗争的中心！）“虚”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思维传统的始终。不求严谨精确合理的思维，在文艺领域，尚可没边驰骋，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则是难以精确地穷尽到位。“笼统性”的思维传统导致我们在认识事物上，重直觉，轻逻辑，常满足于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不力求深入细致系统的了解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养成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思维习惯，而这与认识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所要求的严谨臻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是有很大差距的。
所以现实中，中国人的规章制度往往过于笼统，点到为止。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的“不调戏妇女”，如何算“调戏”？自己去理解吧。而西方人的反“性骚扰”条例之具体详细，其描述快赶上色情小说了。
当然这样说也是夸张，但是汉语表达的“疏”、“陋”正是“虚”的表现，说明我们的思维是不够严谨臻密合理的，而这种情况必然会削弱我们认识自然及其规律的能力。物质世界有着非常严谨的内在联系的，没有严谨臻密的思维习惯，要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是不可想象的。近代科技是非常系统透彻化的东西，而不是雕虫小技。可以说，没有严谨精密细致的逻辑思维习惯就不会有解剖人体，从而研究细胞和基因的现代医学，也不会有发展到今天的研究粒子、中子和质子的现代物理学。
的确，要在古汉语“就不这样审慎多劳”的语言表达方式促成下的思维，产生如此精密系统化的近代科技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只有培养严谨精密合理的思维习惯，我们的思维才能更合乎逻辑，从而与客观规律相吻合，
语言的“虚”会影响思维的逻辑性，而严谨精确合理的思维有赖于严谨精确合理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方式的帮助。而正向我开头指出的，思维和文化先于语言出现，是我们思维中的“疏”“陋”形成了语言表达上的“疏”“陋”。但是，语言与思维二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思维的发展促使语言的变化和发展，语言的发展又会帮助思维作用的提高。
因得益于文字拼音化的缘故，印欧语系的语言大多为所谓的“形态语言”，如英语等。由于有形态上的严格限制，形态语言的特点是，表达形式是严谨精密。这主要表现为主语和谓语，谓语和宾语，修饰语和中心语等的结合有严格的形态上（时态，性，数）的要求，加上其使用者的逻辑思维习惯，所以，形态语言在表达上很是严谨精密合理，即使有省略，大都为推理性的省略。不少汉字，至今仍没有完全脱离人类早期象形文字的原始形态，这不仅给我们带来认读上的困难，还使得汉语难以有形态上的严格约束，因而造成汉语在表达上的粗放任意性。汉语在构成句子时，由于省略和隐藏的成分是太多，如缺少主语，省略动词，缺乏具有逻辑意义的虚词（介词），所以，汉语在信息传递上的误差和歧义就高于印欧语系。（蒙钢）
语法是语言的构造规则，是语言界的法律和规则。严格的说，汉语并没有语法，尤其是汉语口语。我国在清末“马氏文通“以前，没有系统的语法著作。从“马氏文通”模仿拉丁语语法写成了汉语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到新文化运动模仿英语语法写成的“新著国语文法”，我们才开始有自己的汉语语法。然而这些论述多以文言文作为蓝本，而古汉语在表达形式上“就不这样审慎多劳”，所以，用形式严谨臻密逻辑性强的印欧语法体系去套古汉语，就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毛病。
在二十世纪初“努力寻求中国文法的特点”的呼声下，不断有人开始探索汉语自身的特点，可惜许多语言学大师们都是半路出家，如赵元任，周有光等，于是汉语语言学始终有些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更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一个多世纪以来，虽然有不少“有识之士”疾呼：“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鲁迅）、“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毛泽东），但是语言文字的演变是一个渐进过程，决不能搞一场革命。当今，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对于汉语所显现的种种缺陷和不足，我们也只能报以一声轻轻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