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批判：丧魂落魄在异乡
岑浪
北岛病了
有一种特别不利于我们这些写东西的人的说法，说是中国的作家和诗人特别容易老，一般过了35就挺不住了，过了40，他写的东西肯定已年老色衰，即使真能蹦，也就能熬个靠近50吧，要过了50岁其作品还有人味儿，那大概就是属于中外杂交的那一类了。
这样的说法我听了很不喜欢，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要是预先就知道自己写就一定年限就变成未老先衰，一颠三遗矢的老朽，那还有什么盼头？但不喜欢归不喜欢，私下里还是忍不住掐了掐手指头，这么一掐不要紧，心凉了半截儿，天哪，怎么被我掐中的作家竟无一例外地被说中了。
就比如说小说家吧，马原怎么样。80年代先锋小说第一人吧，那时的文学青年谁不服马原啊，但而今呢，人还是那样四处漂着，东西却是再也见不着了；苏童怎么样，江南才子吧，也曾烟视媚行一时吧，而今怎么样，标标准准成了一没人待见的半老徐娘；残雪怎么样，那会儿写得多狠，现在呢，越写越窄，越写越没劲儿了吧；余华怎么样，玩先锋的时候也挺像个天才的吧，现在呢，《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什么的越来越暴露出其匠人的一面了吧，还硬撑着搞出一副特像经典的样子，其实也就只能骗骗文学青年和汉学家；王朔怎么样，这可是位人物，像我这样没赶上90年代初迷恋王朔小说的文学后进（当时我还在读初中呢，哪里有福读到朔爷的小说）到了新世纪都被发展成了王朔迷，可是我迷的是王朔的随笔，王朔的作派（浑不吝），王朔的骂人（譬如其痛骂北大教授严家炎，简直大快我心）而不是王朔的小说，说实话，小说中的王朔是见老了，老得都想当正人君子了，一部看上去很没面子的《看上去很美》证明王朔最终也还是中国文人，一到时候，不要人逼，自个儿就老……
瞧我七扯八扯给说到哪儿了，我不是可着劲要编排老北岛吗？怎么跟中国小说家较上劲啦，其实跟他们较什么劲，在茬儿老了还有下一茬，江山代有才人出，你们看朱文、韩东、狗子、棉棉、顾前……天才的新锐小说家正排着队呢，慢慢老吧，有的是人。
要不然咱们拉回来说说诗人，先说朦胧诗那一伙，顾城和舒婷就不说了，一个死了，一个有点像冰心奶奶一样被文学中年们供起来了；芒克怎么样，当年这厮可是数得着的绿林好汉，《今天》这杆大旗可就是他跟北岛这两位给竖起来的，而今呢，天性上倒还像诗人，整天出入于忙蜂酒吧，据传动辄还会挥舞拳头打架，老芒克作为诗人的天性永远存在，可惜再也不写诗了。据他自己口出豪言道：“我不写了又能怎么样，难道会改变什么吗？”老芒克啊老芒克，历史当然不会改变，朦胧诗乃至整个中国先锋诗歌中自会有你一把交椅，只不过写与不写确实也是两回事啊！撇开朦胧诗不谈，第三代的诗人们大都生于60年代，还没过四张，但整体的颓势还是体现出来了，翟永明怎么样，红极一时吧，昔日写的诗让人如饮烈酒，一看就知道出自巾帼英雄手笔，而今写吧，嘿嘿，絮絮叨叨如一家庭主妇；李亚伟怎么样，天纵英才吧，一首《中文系》惊绝天下吧，但现如今的李亚伟忙于经商，诗虽然还写着，依然在水平线之上，只是已不复昔日之骁勇；西川怎么样，也曾羽扇纶巾，英姿勃发，可如今能让人记住的仍然是《》《》《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一个人老了》《夕光中的蝙蝠》等老的几首，其实西川自己对这些唯美的东西早就有所不满，可惜的是认识上去了，也想不唯美了，诗却越写越昏庸，越写越艰难，越写越失了灵性和才气。最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牛汉、谢冕担任主编的《新诗三百首》，其中选了西川4首，前三首依然是他那些唯美的名篇，只有第4首《虚构的家谱》是他后来的作品，我看着他这首诗忍不住摇头叹息，这么简单的一个题材，西川写得这么艰难、干涩，也真是难为他了，读着知名诗人如此平庸的诗作，不由人不在心中生出岁月催人老的感叹……
我这一说诗人，话又拉得长了，其实我絮絮叨叨这么半天。无非是想呈现中国当代文学这种“举而不坚，坚而不久”的大背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作为一名固执的诗歌写作者，我多想找到一名年过五旬依然雄风犹存的作家或诗人。
这个时候，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北岛，这位堪称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第一人的传奇诗人，这位据说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诗人。
我是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才读到北岛的诗，在此之前，我在一家闭塞的小镇中就读，所知道的诗人无非是徐志摩、席慕蓉、汪国真，最高明的也就到卞之琳和余光中为止了。上了大学了这么多在我们时代闪耀光泽的先锋诗人，我仿佛在一夜之间恍然大悟：这些才是真正源自生命和灵魂的诗歌啊！它们自由、叛逆、真诚、明亮，他们咄咄逼人，它们破空而来，它们直抵内心。
而其中最为清晰有力的声音无疑来自诗人北岛，时至今日，我跟很多昔日文学青年一样，依然能充满激情地背诵他的那首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眼睛
──《回答》
这是真正从灵魂中喷吐而出的诗句，这是青年时期的北岛从收紧的心中掏出的诗句，北岛写这首诗的时候不过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孩子，而在更早的1972年，他就已经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我收集过四季的遗产
山谷里，没有人烟
采摘下的野花继续生长
开放，那是死亡的时间。
──《你好，百花山》
1972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在这样的一种年份里，别的作家和诗人正在写着什么样的东西？恐怕我们每个人对此都心中有数。而就在这样时代和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二十出头的北岛写出了如此惊人的、富有生命意识的诗句，当时他的诗中可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没有什么英雄主义啊，我们唯一的理解只能是这是一位天生的诗人，他的诗歌天才早在7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闪光，而紧接着的《回答》《一束》《船票》《宣告》《习惯》《枫叶和七颗星星》《古寺》《慧星》《明天，不》《履历》《挽歌》《触电》……这些浓缩着个人激情与时代力量的诗歌杰作奠定了北岛在新时期乃至整个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
可惜的是，在学生时代，我们所能看到的北岛诗作也就只能到他1986年所写的长诗《白日梦》，此后，随着1989年北岛漂游海外，他的新作品在国内便再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读到了。（至少当时身为学生的我是如此）
从此之后，每当我在北师大文学阅览室里读着当代诗人的诗作，心中总是不禁泛起对北岛的思念，不知道北岛如今的诗又是何等的惊人和耀眼。我当时以为，北岛常年在海外流浪，无离祖国的孤独感和周游列国的漂泊感定会使他的体验更为深刻，而西方的文化和当代诗歌精神也一定会与他发生强烈的撞击，这一切体现到他的文本中去，那将会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奇迹！
再次读到北岛，已经是1999年的事情，其时读大学四年级的我也已开始诗歌创作，并因此而结识了一些心仪已久的诗人。在诗人莫非的家中，我意外地看到了北岛在海外所办的《今天》，在看到这个杂志的一刹那，我心中所泛起的惊喜和激动简直难以言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今天》这一富有神秘色彩的文学刊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本刊物是由北岛主编的，而且我终于可以从中读到我渴望已久的北岛在海外的近作。
或许正是由于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阅读北岛的结果于我不啻是一次当头棒击。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们看看北岛都写了些什么，这就是我所热爱着的诗人北岛吗？他怎么都已经变成这副德性了：
一条河把鳟鱼带到盘中
烧酒兄弟和高梁父亲
留我过夜，玻璃
有凶手的皱纹
旅馆接待员盯着我
我听到他心脏的杂音
那心脏忽明忽暗
照亮登记表
光滑的大理石上
钢琴曲走调
电梯把哈欠变成叫喊
穿过灯光的泡沫
风从舒展的袖子
亮出铁事
── 北岛《过夜》，选自《今天》1997年第四期
采珠入潜入夜晚
云中的鼓手动作优美
星星绞链吊起楼房
转向另一面
窗户漏掉巨型风暴
漩涡中的沉睡者
快抓住这标明出口的
设计图纸吧
逆光时刻道路暗淡
渔夫在虚无以外撒网
一只蝴蝶翻飞在
历史巨大的昏话中
── 北岛《逆光时刻》，选自《今天》1997年第四期
老实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北岛在诗中到底说了些什么，我甚至根本就无法从北岛的诗中感觉到任何东西，读着这样的诗，我仿佛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白痴，不是吗？除了一堆文字的符码在那儿累叠站，排列着，还有什么呢？也许还有，那就是弊脚的修辞和枯燥的表达，而像我这样一个白痴从这种据说是“超现实主义”的诗作中又有获取什么呢？也许我们的确不能用懂与不懂来衡量一首诗和一个诗人，看不懂除了说明自己很傻之外也许确实不能说明别的什么，可是，为什么不对比一下呢？就拿那首同样属于“超现实主义”的、北岛写于80年代中期的《触电》来比吧：
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我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他们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
总是把手藏在背后
可当我祈祷
上苍，双手合十
一声惨叫
在我的内心深处
留下了烙印
──《触电》
超现实主义作一定是晦涩不明到连专业读者都茫然无措吗？至少这首《触电》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同样是北岛超现实主义诗歌追求的结果，为什么早年的这首《触电》纹理如此清晰，其艺术震撼力如此强烈，而他后来的作品对于读者而言则如同一堆乱码呢？是我们没有跟上北岛的步伐，还是北岛的内心已不再清晰？
在一首像《触电》这样的杰作面前，在这种强烈的艺术对比之下，那些糟糕的诗作便只能义无反顾地糟下去了。不是吗？上面那两首诗的质地过于打滑，频率过于匆促，语言过于干涩，空间过于狭小，意象过于密集等毛病暴露无疑，而所有这些毛病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灵魂过于苍白。
如果仅仅是这几首诗写得不尽如人意倒也就罢了，问题还在于，不仅仅是这几首，而是几乎一大半，尤其是1994年之后，北岛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对诗歌的从容与耐心，变得简单、粗暴、随意、匆促起来。随着我阅读北岛作品的不断增多，包括对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的两本北岛诗集《午夜歌手──北岛诗选1972-1994》和《零度以上的风景──北岛诗选1993~1996》中所有诗作的阅读，我终于很不情愿的发现，眼前的北岛诗作，意很少有能达到北岛在国内时期那几首代表诗作的水平！
我终于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这个我心目中的传奇诗人终于不可避免地衰老了，像一切中国作家那样，他老得那么快，老得那么干净彻底，而事实上，他的“老”从他１９８９年背井离乡便开始了！
欧阳江河为北岛写了悼词
欧阳江河曾经为北岛写过一篇煞费心机的评论文章《初醒时的孤独》，这篇文章是北岛在九歌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零度以上的风暴》的序言，可见其在北岛心目中分量之重。我之所以说欧阳江河“煞费苦心”，是因为我在阅读过程中真为欧阳氏捏了一把汗，而对那样白纸黑字，面对那些平庸的诗作，面对北岛诗作中那些无法回避的弊病，欧阳江河是多么小心翼翼地进行着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回避关键问题的歌功颂德的游戏啊！
欧阳江河首先指出，由于北岛诗作的特殊性，所有读者必须学会使用特殊的阅读方式来阅读，他不无严肃地列举了三种读法：政治读法、系谱读法与修辞读法。我读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对付北岛那种根本不会让人读懂的诗作，欧阳氏要如此振振有词的作出应对，不易啊！欧阳江河又说了，首先要对北岛的诗进行“过度阐释”，这句话更是使我明白了欧阳江河的苦心孤诣──既然正常的解释根本不可能，那我们就胡乱解释吧，就牵强附会哟，当然，还得为这种胡言乱语、牵强附会找到一个规范的学术名词：过度阐释。
那么好吧，且让我们来看看欧阳氏是如何运用其“过度阐释”法来进行解析的。
船在短波中就行
被我忘记了灯塔
如同拔掉的牙不再疼痛
── 北岛《创造》
应当承认，由于我本人的智力平庸，这几句诗在我的眼中不能说太差吧，至少也是平淡无奇，无非有一个弊脚的比喻罢了，不是吗？第三句的那个比喻在语言上难道不是毫无力量吗？但是聪明如欧阳江河此时便作出了断然的否定回答，他用他的“过度阐释”法为这几句诗阐发了微言大义，“拔掉的牙留出向下的空洞，灯塔向上耸立，船在水平线上前进，这三个不同的方向都指向历史的失忆”。
面对如此玄虚的解释，我似乎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敲打自己的头颅：我真傻，我不知道春天里还有狼，我真傻，我不知道这从拔掉的牙可以联想到拔掉牙后留下的肉洞，我更不知道这个肉洞居然有了方位感，我更不知道有个方位感居然指向了历史的失忆！
我真傻呀！我就读不出“伟大”的北岛诗篇中居然有如此深义存焉，有如此“深刻”的哲理！
然而，真的是我傻吗？还有欧阳江河傻？还是欧阳江河聪明反被聪明误？抑或是欧阳江河在费尽心机地为北岛诗歌的无灵魂、不知所云而开脱？
我们不防再来看看欧阳江河对北岛另一首诗作出的解释。
一个早晨触及
核桃隐秘的思想
水的激情之上
是云初醒时的孤独
──《无题》
对于这几句诗，欧阳江河说，“核桃的意象暗示某种神秘的开放性，水科云涉及深刻划过的身体语言，而初醒时的孤独，所证实的则是犹在梦中的感觉。”──我这回实在不想故作谦虚地说我自己太傻了，面对如此睁眼说瞎话，哪儿不靠哪儿的牵强附合之词，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嗤之以鼻！
可是欧阳氏的聪明和诡辩在中国诗坛素来有名，在这儿怎么会作出如此昏庸的解释，表现得如此黔驴技穷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对于缺乏内在深度和诗歌而言，再高明的解释也无济于事，甚至会显得愈发可笑。而欧阳江河越是急着把北岛从灵魂苍白的硬伤中搞出来，北岛的这一硬伤便越发明显，从这一点而言，欧阳江河故作聪明的“过度阐释”倒成了某种更为真实的反证。
再如此，欧阳江河在该文中还说，“（北岛）从来就不是一个‘响派’诗人，诗的声音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是审慎的、敏感的、分析性的和个人化的……（因此读者必须）从现象的和功利性的声音中分离出诗意的隐秘声音。”
在这里，欧阳江河仍然是在绞尽脑汁地为北岛的缺陷而战。他所说的“诗的声音”“诗意的隐秘声音”，既可以理解成由于诗人本身灵魂的力量，通过诗句向读者发出的内在声音又可以理解为诗歌的表面的声音，即节奏感、韵律感和诵读效果等。从前者来看，欧阳江河显然是在将作者的责任转移到读者的身上，如果读者无法从北岛的诗句中体会到某种“诗意的隐秘声音”，那么就是因为读者尚停留在表面的“现象的和功利性的声音”之中，这不是强加责任又是什么呢？而欧阳江河所说的北岛“从来就不是一个‘响派’诗人”“诗的声音……是审慎的、敏感的、分析性的和个人化的”，难道不是其为北岛所作的开脱之辞吗？这难道就能掩盖读者根本无法从北岛的诗歌中聆听到发自生命和灵魂强大声音这一事实吗？更何况，对于超现实主义诗作来说，最要紧的并非“此中有深义”和传统的诗意效果（欧阳江河又何必为这些方面而为北岛开脱呢？），而是语言自身形成的超语义力量，正如北岛自己所言“小心翼翼／每一个字下都是深渊”（《据我所知》），这才是北岛诗歌的进入点和评判点，问题不在于读者能否听到北岛诗歌中暗含的隐秘的声音（有吗？），而在于读者是否能体验到北岛诗歌中由词语生成的那种“深渊”般的黑暗，由此，欧阳江河?刻意开脱倒显得流于功利。
而如果指的是表面的声音即诵读效果的话，那么，我在前文中已经说过，欧阳江河在某些方面对北岛的刻意夸赞恰恰可以看或是对北岛诗歌某些无法回避的缺陷的一种证词。这样，我们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即北岛的诗歌在声音效果上是暗哑的、沉闷的，更明确地说，是缺乏汉语诗歌内在韵律，因而在声音效果上显得嘈嘈切切、杂乱无章。这一点，恐怕稍有一点当代诗歌常识者都能在阅读北岛后期的诗歌时体会到，这决不是可以用“不是一个‘响派’诗人”“诗的声音是审慎的、敏感的、分析性的和个人化的”等玄虚说法就可以蒙混过关甚至指鹿为马。北岛诗歌的缺乏节奏感和韵性的弊病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只不过在他早年的诗作中，由于刻意压韵，多少也有所弥补，而到了后来，一方面由于北岛取消了那种刻意的压韵方式，另一方面又由于其诗歌中的意象越来越密集，节奏越来越短促，这一毛病便越发暴露。我们不防拿北岛的诗作与另一位朦胧诗人多多的诗作作一番比较：
镜子的学问
……变化
来访者
使家园更荒凉
打开泉水
……情欲之爪
笛子灵魂在钓鱼
听众抓出
自己的喉咙
而我的旁白
如审夜者的额头
开始发亮
三只岛改变了
天空的忧郁。
── 北岛《透明度》
风，树木的穷亲戚
去天边度假
向巨钟滚动的河
投掷柠檬
摄影机追随着阳光
像钢琴调音
那些小小的死亡
音色纯正
写作与战争同时进行
中间建告了房子
人们坐在里面
像谣言，准备出发
戒烟其实是戒掉
一种手势
为什么不说
词还没被照亮
── 北岛《练习曲》
他们在天空深处喝啤酒时
我们才接吻
他们歌唱时，我们熄灯
我们入睡时，他们用镀争的脚指甲
走进我们的梦，我们等待梦醒时
他们早已组成了河流
在没有睡眠的时间里
他们刮脸，我们就听到提琴声
他们划浆
地球就停转
他们不划，他们不划
我们就没有醒来的可能……
── 多多《居民》
与前两首诗相比，第三首多多的诗作其内在苍劲有力的节奏感，词汇的组合与语言的音乐性之间所达到的那种和谐感恐怕一望便知，而前两首读来，却是有质无音，在意象和语句短兵相接式的碰撞中，发出的却是刺耳的鸣叫声！同样远离母语环境，为什么北岛诗歌中的音乐性、内在的节奏感如此缺乏呢？我想，恐怕也正是由于其灵魂的萎缩苍白！北岛前期的带有英雄主义气质的诗篇虽然同样不太注重内在的节奏感，但读来却慷慨激昂，有铿锵之气，却正是当时其灵魂丰沛、气宇轩昂的外在体现。
欧阳江河的这种“反证式”的粉饰在他那篇文章中还有多北岛的诗歌中缺乏的正是这种“汉语性”。我们甚至可以指认为北岛的另一部诗集《午夜歌手》所写的序文《既亲又疏的距离感》中，李欧梵写道，“据说他的诗作译为他国文字最为传神”。假如李欧梵说的这种情况的确存在的话，那么北岛也够可悲的，他的诗句在母语里还不如在他国文字中发光，这种写作是多么的可疑恐怕也可想而知！欧阳江河在评论北岛的文章中侈谈汉语性，倒像是在开读者和北岛的双重玩笑！
其实北岛后期诗作整体水准的下滑在诗歌界几乎是一件有目共睹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国内出版的所有的对近百年中国新诗作出总结的诗歌选本中，所收入的都仅仅是北岛以前那些脍炙人口的篇目呢？远的不说，新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诗评家潭五昌选编的《中国新诗300首》中，选入了北岛6首诗，分别是《回答》《宣告》《结局或开始》《语言》《诱惑》《触电》。而在牛汉、谢冕担任主编，数十位诗人、诗评家担任编委的《新诗三百首》（中国青年出版社）中，收入了北岛的四首诗：《回答》《宣告》《触电》《古寺》，在诗人伊沙选编的《世纪诗典》中，选入了北岛的《一束》《古寺》《八月的梦游者》《触电》等四首。不难发现，这些诗歌选本中所选入的几乎全是北岛1986年以前的诗作。是这些选家无法看到北岛在海外的作品吗？当然不是，至少北岛在九歌出版社出版的三本诗集国内也有不少诗人和诗评家能看到，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对北岛后期的诗作视若无睹呢？这恐怕足以说明问题。
北岛后期的诗作真的无人问津倒也罢了，怕的是因为作者是北岛，所以国内的一些诗歌杂志和年度选本要拿出来发表；更可怕的是，在发表的时候，人们面对这些诗歌的态度如同面对鸡肋，食之以味，弃之可惜。而偏偏这正是北岛后期诗作在国内通常性的遭遇，我就曾见过某选家在为一本诗歌选集选诗时，面对十几首北岛的近作颇为踌躇，最后干脆看都没看，胡乱选了几首，他对我说，北岛的诗选哪首都没什么区别。可悲呀！北岛，你已经成为一根鸡肋了。
那么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在国骨罕见对北岛后期诗歌的批评呢？我想原因无非有以下几点，一是认为北岛的大师身份早已奠定，他的意义早已完成，后期的诗作已不再重要；二是觉得北岛在海外的名气很大，跟汉学家们也相处甚洽，而且还主编着一本著名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得罪；三是由于评论界都说北岛是超现实主义，既然都超现实了，那晦涩不明似乎也是应有之意，批评家虽然摸不着头脑，但也不敢轻易置喙。
对前两种原因，我不想多说什么，一种是由于尊敬和小心翼翼，另一种是由于人格猬琐和国内文坛缺乏批评空气，都很正常，但第三种原因我却以为十分可疑，超现实主义就可以成为抵制批评和怀疑的盾牌了吗？超现实主义就没有评判的方法了吗？事情当然不会是这样，最不济，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来给北岛的诗歌在超现实主义诗歌中作一个定位。
我们不防先来看看超现实主义的首倡者之一布勒东的一首诗（选段）：
……在那爱情和眼皮变成蓝色的时刻
我也燃烧起来了，我看见自己的躯体
像一个装满零碎的庄严的密室
被火鹤的尖嘴慢慢地吸啮
当一切都完结的时候，我悄悄地踏上了方舟
不理会那些生活的过客，尽管远处传来了他们懒洋洋的脚步
透过蒙蒙细雨
我看见太阳的棱角
我听见人的皮肉像一片宽大的树叶
在色空交织的魔爪下啐裂
一切纺织机都完了，只留下一团喷香的花边
一团像乳房般完美的花边
我只接触事情的核心，我的手里牵着线
── 布勒东《警觉》
我们还可以看看另一位法国超现实主义大师艾吕雅的代表诗作《勇气》（选段）：
巴黎寒冷，巴黎饥饿
巴黎已不再在街上吃杰子
巴黎穿上了我的旧衣服
巴黎在没有空气的地铁里站着睡
还有更多的不参加到穷人身上去
而不幸的巴黎的
智慧和疯巅
是纯净的空气，是火
是美，是他的饥饿的
劳动者们的仁慈
不要呼救巴黎
你是过着一种无比的生活
而在你的惨白，你的瘦削的赤裸
一切人性的东西在你的眼底暴露出来……
── 艾吕雅《勇气》
北岛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闹入选，他的超现实主义的诗作按说也该与布勒东和艾吕雅有一拼吧？但是他1994年以后的诗歌与《警觉》和《勇气》相比何止判若云泥？
或许北岛的崇拜和支持者们要说了，“你这是在拿北岛的一般作品来与超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代表作品相比，这怎么能说明问题呢？”是这样吗？我其实还留了一手啊，我要是拿埃利蒂斯的《英雄赞歌》来跟同样是长诗的北岛的《白日梦》相比的话，还不知道是多么惨白的结局呢？
那么即使我刚才的所有比较都没有可比性，我总可以拿北岛的诗来跟国内的另一位超现实主义青年诗人相比吧，后者可不是什么大师，名声也远逊于北岛，他叫余怒，安徽人氏。
水龙头里滴下一颗眼珠
我的朋友
跑了这么远的路来看我
猜谜时我出了一身汗
从墙壁上取下一只手
为了不同她遭遇
我将身体打一个死结
我将脑袋塞进帽子
我用刮胡刀这个夏天
蛇的低语婉转，轻轻一扭
门就开了
（一张塑料脸）
一张塑料脸，浸在晨曦
女性的润滑油里
── 余怒《女友》
见习护士摸黑进入猜想，她看见
一副四肢在爬树
空腹连着树枝
苹果出现之前它已经腐烂了一年
她开始为它刮骨
是呵，它还小
它还是个未经消毒的童身
苹果反复出现，寻找它的喻体
她开始呼唤它
她戴上它的牙齿呼唤它
它躲着，它内向，几乎到了失明的程度
树叶是多余的
苹果正好遮住羞处
呵，甜蜜的异味
见习护士又冷又美
与哀悼的方向相反
在失败的浓度里她起身离去
遗址是一汪血水
── 余怒《病人》
一首歌
是房顶上奔跑的贼
偷走了六种颜色
并把红色指针
指向四点钟的天堂
四点钟爆炸
在公鸡脑袋里
有四点钟的疯狂
一首歌
是棵保持故意的树
在边界另一边
它放出诺言
那群吞吃明天的狼
一首歌
是背熟身体的镜子
是记忆文王
是蜡制的舌头们
议论的火光
是神话喂养的花草
是蒸汽火车头
闯进教室
一首歌
是一个歌手的死亡
他的死亡之夜
被压成黑色唱片
反复歌唱
── 北岛《午夜歌手》写于1991~1992年
风从哪儿来
我们数着罂杰籽中的
日日夜夜
大雪散布着
某一气流的诺言
邮筒醒来
信已改变含义
道路通行历史以外
我们牵回往事
拴在下一棵树上
来吧，野蛮人
请加入这一传说
这预定的时刻开花
廉卑的火焰
变成他乡之虎
我们游遍四方
总是从下一棵树出发
返回，为了命名
那路上的忧伤
── 北岛《下一颗树》写于1994年
同样的超现实主义的诗作，前两者在语言状态（或者所谓“语言生成的奇境”）上显然要比后两首高出一等，而第三首（《午夜歌手》）又比第四首高明。90年代的北岛和90年代的余怒相比，节奏上显得太滑、太腻、太快，而语言上又显得过于生硬，有为超现实而超现实之嫌，想象力也显得过于贫乏，难以生成真正的语言奇境或深渊，如果说余怒可以被称之为超现实主义的天才的话，那么北岛最多只是一个匠人，并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匠人！与年青锐利的余怒相比，北岛仿佛是一块生锈的铁钉。而1994年的北岛与90年代初的北岛相比，更能看出问题。《午夜歌手》这首北岛写于1991年的诗作虽然仍有这样那样的弊病，但总的来说还是一首有精气神的、有内在生命张力的诗，在技术处理上，看得出来，北岛也是颇下了一番功夫、这首《午夜歌手》，比起北岛前期最优秀的诗作来，显然相去甚远，但在北岛出国后的作品中，却已是难得的佳作了，北岛自己对这首诗显然也很重要，因此用“午夜歌手”作了他在九歌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的名字。而到了1998、1994年，北岛的诗作水准呈急剧下滑之势，并且写作之于北岛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流水线上的产品，比如刚才这首《下一棵树》就是其中典型，我们再来看看这几句：
邮筒醒来
信已改变含义
道路通向历史以外
我们牵回往事
拴在下一颗树上
这样的诗句真的是我们的大诗人在90年代中期写下的吗？我初看时简直都有些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现代派的小技俩，这种中国诗人刚刚开始向西方学习时所用的拙劣拟人，这种流小帐似的伪蒙太奇方式……如果说这首诗是70年代中期写的，我们的诗人也许不应该为此脸红，但却偏偏是90年代中期写的，更为可怕的是，从1993、1994年开始，北岛正在大批量的生产这一类诗歌废品：
带家具的生活
以外，跳蚤擂动大鼓
道士们练习升天
青春深入小巷
为夜的逻辑而哭
我得到休息
──《无题》
风熟和爱情
夏日闪烁着皇家的颜色
钓鱼人孤独地测量
大地的伤口
敲响的钟在膨胀
午后的漫步者
诸加入这岁月的含义
──《这一天》
伤疤发亮，杯子转动
光线被创造
看那迷人的时刻：
资贱潜入邮局
信发出叫喊
──《我们》
日子和楼梯不动
我们上下奔跑
直到蓝色脚印开花
直到记忆中的脸
变成关上的门
──《灵魂游戏》
光滑的大理石上
钢琴曲走调
电梯把哈欠变成叫喊
穿过灯光的泡沫
风从舒展的袖子
亮出铁拳
──《过夜》
那么好吧，我们已经看到了欧阳江河对于北岛的阐释是多么苍白和滑稽，我们也已经看到了真正优秀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在布勒东和艾吕雅那儿曾经焕发过何等迷人的光泽，我们还已经将北岛年代的诗作与青年诗人余怒的作品放在一起作了直观上的对比，而最后我又不厌其烦恼了罗列这么多北岛的诗句。我是不是已经可以下结论了呢？去年离乡后的北岛已经不折不扣的变成了一个蹩脚的三流诗人了，变成一个没有灵魂、丧魂落魄的诗人了，变成一个仅仅靠往日声名维持着诗歌地位的诗人了，变成了一个被很多心怀叵测之徒捧着供着其实内心里却并以为然的鸡肋式诗人了！
对不起，我把话说狠了，但行文已经至此，我如果不说，便将如鲠在喉！而我一旦说出，心中却并无痛快之感，倒反而有些伤感，为我曾经热爱过的北岛，也为所有苍老得过于迅速的中国作家和诗人。
回过头来，我们如果将欧阳江河的那篇序为的名字“初醒时的孤独”，改成“昏睡时的孤独”，其实更为贴近北岛的现状，我将短语献给诗歌中的北岛，以为悼词。
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北岛最终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人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 北岛《宣告》
北岛献给遇罗克的这几句诗一直被人们传唱着，就像他的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样，已经成为像片时代的格言。人们甚至将这几句诗中勾勒出来的从“英雄”到“人”的走向，看成是北岛自身诗歌命运的一种预言式写照。正如李欧梵在《既亲又远的疏离感》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甚至可以说，北岛的诗也逐渐脱离了政治而回归其艺术本身。”
问题在于，北岛果真变成一个“人”了吗？那种所谓的“纯诗”和“艺术本身”，就是“人”的归宿吗？现实恰恰和北岛以及热爱、维持他的人们开了个玩笑，北岛并没有真正从“英雄”走向尘世中的“人”。
如果他真的能够走出精英情结，走下英雄祭坛，放弃他对抗性游戏，进入尘世和日常生活，那么他将又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头，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和见证者。
然而梦想成为“人”的北岛却没有与时代达成这一默契，没有与时代相互选择。时代选择了更为年青的一代，选择了于坚和他的《尚义街6号》，选择了韩东和他的《有关大雁塔》《我看见大海》，选择了李亚伟和他的《中文系》。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一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有关大雁塔》
北岛刚刚说出“只想成为一个人”，青年诗人韩东立刻就在1982年作出了回应，这首《有关大雁塔》对“大雁塔”这一带有神圣意味的意象作出了消解，对英雄主义作出了消解，“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仅此而已。
尚义街六号
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
喊一声，跨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
隔壁的大厕所
天天清早排着长队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
打开烟盒打开嘴巴
打开灯
墙上钉着于坚的的画
许多人不以为然
他们只认识凡高
老卡的衬衣，揉成一团抹布
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
他在翻一本黄书
后来他恋爱了
常常双双来临
在这里吵架，在这里调情……
── 于坚《尚义街6号》
在于坚写于1984年这首成名作当中，日常生活已经成为其诗歌写作中的常态，“人”的气息弥漫其间。可以这么说，从这一时期开始，真正充满人味儿的诗歌开始大量涌现，这构成了即将喷涌而出的第三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是具有革命性的一个特征。于坚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为了装得像个人”。其实，这句话如果改成，“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为了成为一个人”，倒是恰如其分地展示了中国诗歌在当下时代的命运，即越来越走向人性，走向生命的本真。在“人性”面前。学院派的那些花言巧语，那些“纯洁”“圣洁”，那些“灵魂的高蹈”，必将苍白如同白纸。
可以说，第三代诗歌运动第一次将中国诗歌引导上了人性和生命之路，使中国诗歌第一次摆脱了“三个世俗角色”（韩东语），获得了其自身独立生长的力量，但渴望“成为一个人”的北岛无疑错过了这种转折，骨子里的精英情结使其不可能放下架子，进入到“人”的尘面，这个时候，他被一种虚妄的所谓“纯诗理想”所吸引，一头扎进“纯诗”的怀抱，而究其实，北岛所谓的“纯诗”仍然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东西，取消了生活的超现实主义最终必将走向取消灵魂的结局。事实上，中外众多超现实主义诗人如洛夫、罗门、艾吕雅、埃利蒂斯从来都没有放弃对生活的观照，从来就没有试图进入一种过滤过的纯诗境地，而北岛偏偏矫枉过正地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他这一路走下去，不地是从一个政治乌托邦走向了另一个纯诗乌托邦而已，其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
退回来讲，假如北岛依然坚持其主题，依然保存其生命中本来就拥有的政治情结，而不必去刻意取消，北岛也能够自始至终地作为一个“英雄”而存在，注意，并非北岛这么写使其成为了一个“英雄”，而是北岛与生俱来的英雄气质使他的诗歌拥有了灵魂，拥有了精神，拥有了灿烂的光芒。可是北岛却偏偏舍本逐末地放逐了自己诗歌中至为根深蒂古的灵魂，这其实无异于慢性自杀！我以为北岛在这一问题上所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即是把他的这种政治情结与“纯诗”相对抗，其实这两者之间根本构不成对抗，既然你北岛的骨子里、生命里有这种东西，那么发而为诗，便是理所当然的来自灵魂的声音，这本身就已经是至纯的诗歌了，何必还要去骑驴找驴呢？
其实现在想来，一直以来人们对朦胧诗与意识形态的联系过于密切的指责多少有些不公正，对于北岛他们那一代而言，这种政治情结、对抗性情结早已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了，而这种情结其实与艺术并不相悖，更构不成伤害，更年轻的一代取消了政治意识，回到了“人”本身，他们高喊“Pass北岛”这也无可厚非，这代表了一种潮流所向，这代表了诗歌发表的又一个阶段。但对于北岛本人而言，则大可不必为这种舆论所影响，而他竟因为某种简单固执的对“纯洁”的错误判断，而将这一切永远地搁置了！
李欧梵在《既亲又远的疏离感》一文中曾经披露了这么两个细节：一是1981年5月，他曾目睹北岛与另一位年轻作家的争吵，那位作家认为文学应该干预生活，而北岛则认为文学必须脱离政治而独立自主，并回到艺术的本身；其二是北岛有一次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有人问道：“你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吗？”北岛回答说：“我不愿意再被贴上另一个政治标签”。
这两则小典故透露了北岛内心的秘密，即其从一开始所追求的便是“艺术的本身”，他从严没有希望自己靠政治去赢得什么，也不希望自己与政治发生多大的关联。应当说，北岛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对的，艺术就是艺术，它的确是应该脱离政治而单独存在的。可是，这与作为一个从文革当中走过来的知识青年人身上所带有的某种政治性结情和对抗情结难到有什么关系吗？要知道，这种情结其实并非政治本身啊！要知道这种情结是内在的是生命中的而不是外在的政治手段啊！所以在这样的情结支撑下，北岛所写下的那些悲壮深沉的诗篇如《回答》《一切》《宣告》《十年之间》《古寺》等难道是属于政治而不是属于艺术的吗？当然不是。北岛其实从一开始就于政治无关，从一开始他所写的就是从生命中流淌出来的纯诗，也正因为其灵魂的强大，这些诗歌才焕发出强大的震撼力！北岛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存在过，他一直并且仅仅是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仅此而已！可惜的是，北岛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众多世俗的偏见面前连北岛自己都误以为应当去追求一种更为纯粹的艺术之路了，一个原本就在纯粹之中的诗人，他非要去完成另一种乌托邦式的纯粹，其结果必然是过滤掉了他与时代的所有联系，北岛终于一步步走向了无源之?、无本之木了！
就这样，北岛既没有选择与市民生活发生联系的真实的人性之路，又割断了与时代与国家的联系，终于，他的灵魂与他的肉身一起被放逐了！他已不再是一个英雄，但他又没有成为一个“人”！
那么，北岛成为了什么？
如果北岛仅仅成为了一个无灵魂的诗人也就罢了！毕竟，这只是一个天才诗人的老去而已！但问题却不仅仅在于此！
我想说的是，北岛已经成为中国诗歌中腐朽序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北岛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某种腐朽的诗歌秩序的代表，成为了一个腐朽的诗人！
我这里抄录《今天》1999年全部四期的诗歌作者名单如下：
第一期：于坚、西川、张曙光、庞培、鲁西西、黄梁、朱朱、田原、童蔚、严力、蔡天新
第二期：胡冬、陈东东、多多、翟永明、麦城、孟浪、杨煤油、胡军军、孟明、西渡、臧棣、宋琳
第三期：张枣、雪迪、余怒、于坚、多多、朱朱、臧棣、李郁葱、马永波
第四期：陈东东、朱朱、钟鸣、赵野、黄灿然、北岛、麦城、肖开愚
从这份名单中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的诗歌作者大致由这几个部分组成，一是现居国外或港台的诗人，如多多、胡冬、张枣、宋琳、黄灿然、孟明、孟浪、雪迪、杨炼等，二是在国内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那部分诗人，如西川、张曙光、肖开愚、臧棣、钟鸣、西渡、陈东东等，三是一些与知识分子写作者们具有大致相近的美学立场的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年青诗人如鲁西西、李郁葱、马永波、朱朱等，四是在国内名声很大的诗人如于坚、翟永明等。而且这一作者阵容再加上欧阳江河等知识分子写作代表诗人的话，也几乎就是这几年诗歌作者的大部分阵容！这套阵容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一是年龄老化，60年代中后期以及70年代初生的年轻诗人十分少见，二是学院化和知识分子写作者的同仁刊物，对真正具备冲击力量和生命体验的口语诗歌的排斥显而易见。
其实，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诗歌作者群落的指责便一直存在，最近的一个来自台湾诗人黄梁，他在《意志自由之路》一文中指出：“……这使《今天》作为先锋文学的面目变得可疑。作者群不多也是一个致命点，以1997、1998两年八期作统计，诗歌作者有七成是老面孔。”
可悲啊！北岛！昔日你是一个英雄，而如今，你将《今天》变成了保守者的堡垒，变成了新的秩序和体制！《今天》对于那些有活力的、有生命冲决力的年轻诗人从不理睬，自甘堕落地成为知识分子写作这种“腐肉的贮存所”，在《今天》中，我们几乎已经闻不到半点活人的气息，一群中世纪的学院僵尸在他们那发霉的文化语言里当街手淫！作为主编，北岛先生，这是不是也正是你本人灵魂状态的折射呢！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徐敬亚的一段放来，“而在越洋的航线上，现代诗人正奔处各种国际的诗歌节日，声嘶力竭的青年，似乎已进入了血糖丰大盛、脂肪积累的中老年。”（《隐匿者之光》）我不知道当年曾经为朦胧诗的崛起而鼓而呼之的徐敬亚先生在写下这段话中，脑中有没有闪过北岛的影子，反正我在读到他的这段话的时候，脑中先是想起了那些身居北京的诗人，而后便出现了北岛等几位漂泊海外的诗人的身影。
在北京，那些学院派的、伪贵族的诗人们早已习惯于将自己的诗作打磨得小巧玲珑、珠光宝气，然后携其出入于各种沙龙、圈子、郎诵会，在一切名流聚会的场所，诗人们高谈阔论，志得意满，偶尔发世风日下之浩叹，“间或还用英语交谈”（诗评家程光炜的赞叹之语），今天与德国某汉学家相谈甚欢，明天与弗莱士·华交谈一下午，要不然就为到国外去参加诗歌节欢呼雀跃，顺道当然还要去一去荷尔德林或别的什么鸟大师的故乡拜谒一番，回国之后这一切当然都可资炫耀地写入文章，比如在意大利郎诵时台下听众的绅士风度，比如在德国作讲演时有幸遇上了沃尔科特，比如《泰晤士日报》上发表了他两首诗作……就这样，他们的诗歌随着他们的青春一起远去，一切血气流失，远离生命和真实，而诗人们对此浑然不觉，他们觉得自己真的已经成为沙龙贵族了，他们觉得大局已定了，他们现在所要做的不过是再多出几趟国，多认识几个汉学家，多参加几个国际诗会，多确定一下自己的国际身份，好让自己尽快被纳入那个他们梦寐以求的国际秩序、国际体制当中，好让他们多受几次布罗茨基对中国文化的奚落，好让他们多朝拜几次沃尔科特、阿什贝利之流，“该出国的出国，该接轨的接轨，该出书的出书，该开讨论会的开讨论会，该上电视、报纸?杂志的上电视、报纸、杂志。”（西川语）
是的，一点没错，其实于中国那些外省文学青年崇拜北京，继而崇拜北京这些面目模糊、故作高深姿态的学院诗人和伪知识分子诗人，继而如同民工般挤到北京，拜谒各路“知识分子”名流，拼命挤入他们旗下一样，在国际上，也有一个令北京的知识分子们向往不已的秩序和体系，所谓天下乌雅一般黑，那些所谓的世界极大诗人很多也是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干之徒，他们奔赴一个个国际诗会，他们或在小诗人面前作出高高在上的姿态，或故弄玄虚，俨然一副大师气派，或装神弄鬼，炫耀自己的诗人气质，或作出一副被放逐的姿态，作出一副民主斗士的姿态，向国际上那些自以为是救世主的文学秩序的垄断者们献媚邀宠……有什么区别呢？国内也好，国际上也好，均是一帮文人，而在国际上，有那些沽名钓誉的学院和基金会愿意供着这帮只会摆弄词语的帮闲之徒，他们其实也是一种宠物，金钱、权力和词语的宠物，他们同样在远离生命和灵魂！我曾经在《书屋》杂志上看到了旅美诗人贝岭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描写了一个国际型诗会，因为有了两位大诗人希内和阿尔伯利的参加而变得不同凡响，那些小诗人对大师充满崇拜，而阿尔伯利们对此心安理得，一脸冷漠与居傲，颇有“大师”派头。看了这篇文字，我不禁苦笑，为中国那些营营苟苟的知识?子诗人感到悲哀，他们的全部梦想不就是挤进这样一个无聊的圈子中去抑人鼻息吗？或者自己也成了大师了，也可以摆出一副大师的派头来或颐指气使或平易近人了，这就有意思吗？诗人们，整天苍蝇般无所事事地各大洲胡乱开会混饭吃混个脸儿熟就有意思吗？我的诗人们？
而北岛，在这方面无疑是那些知识分子写作者们的楷模，在他们看来，北岛是已经融入了国际秩序和体制中的人，在他们看来，北岛已经成为了国际文学界的名流和汉学们的座上宾，在他们看来，北岛能做到的，他们也能做到，“彼可取而代之”嘛！所以他们一方面挤破脑袋地往国外跑，另一方面与那些已经旅居海外的诗人建立起“深厚”友谊，或者对北岛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比如给北岛写一篇比北岛的诗还要难懂的评论文章）。
可是，他们好象从来没有想过，今日之北岛果然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幸福吗？今日之北岛难道就心甘情愿地进入国际上那个更为腐朽、更为无聊的秩序和体制吗？最起码我认为，北岛在内心深处对这些应当是拒斥的，他在国内的时候就是以挑战秩序和体制而成为一帮热爱文学的青年们崇拜的对象，他骨子里流动的不应当是随波逐流的奴性的血，不应当是沙龙的伪精英的血。可是一个人去国离乡，他身边的朋友全部是汉学家或者那个圈子里的诗人，他要生存，要立足，再加上既然出动了，总得混出点儿堂，比如得个诺贝尔奖什么的，也好衣锦还乡啊！就这样，北岛一步步地被拖进了国际诗歌秩序那块烂肉之中。
在九歌出版社为北岛出的那本名为《蓝房子》的散文集中，北岛描述了他这些年的生活。其实大致可以归纳为几点，一是没有正当工作，完全成了一个职业诗人，成了一个为了写诗而写诗的诗歌机器，由大学和基金会供养；二是居无定所，漂泊在西方各国，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国际文化笔会或诗会，今天在汉城世界诗歌大会，明天就到了新泽西的诗歌节；今天在旧金山的纪念“垮掉的一代”四十周年朗诵会，明天又到哈佛大学做讲演；今天在纽约的中国诗歌节，明天又到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做朗诵；今天去参加革命和诗歌专题的讨论会，明天去香港诗歌节亲近一下祖国；今天在荷兰鹿特丹诗歌节，明天到英国朗诵；今天在布拉格国际作家节，明天到盐湖城犹他大学做讲演；今天在波士顿参加为非洲难民举办的捐款朗诵会，明天在耶鲁大学搞朗诵；今天在斯德哥尔摩开会，明天到墨西哥的莫尔里亚参加国际环保会议；今天在美国大都会的博物馆里举办的帕斯专场朗诵会上觥筹交错，明天到纽约州的大学里用并不流畅的英语进行朗诵；今天在丹麦奥胡斯朗诵，明天到南非参加国际诗歌……
哦！天哪，这本厚达224页的散文集我才翻到137页便已经无力再翻下去了，那么多的诗歌节、朗诵会还有关于环保的会议令我头晕目眩，究竟北岛参加过多少这样的活动啊，我想恐怕他自己都已经数不过来了，开会、开会、开会，认识诗人、认识诗人、认识诗人，这是不是就是北岛近十年来生活的全部？
我知道，国内的知识分子写作者们看了北岛的日程安排表一定钦羡不已，觉得人家那才叫充实，觉得人家那才叫生活，觉得人家那才叫名流如云，觉得人家没枉写了这么多年诗。
可是，难道这种对权力和秩序的向往就真的是北岛的追求吗？不可能的！作为一个诗人，我想我多么知道些整天无所事事地参加这种破活动的空虚与无聊。更要命的是，由于语言不通，北岛与其他诗人之间其实很少有诗歌上的交流。比如在北岛的《南非行》一文中，他对与会的众多诗人均作了描述，装神弄鬼者有之，精神亢奋者有之，瞎搅和者有之，闪烁其词者有之，给人的感觉与在国内一样──诗人都他妈有病！而北岛根本看不懂或者无法与他们在诗歌上进行交流！这样的诗歌节参加了干什么呢？还有那些劳什子朗诵会，这一点写诗的人都有经验，台下没有几个人能与你共鸣，更何况北岛英文又差，他写的诗连金斯堡都看不懂，何况那些无辜的学生！所属在不断的类似活动中，北岛感到的只能是越来越放大的孤独，而他本人的诗也只能越来越成为无源之不无根之木！
那么北岛何苦来着，可不参加又怎么办，独自漂泊在外，毕竟只有写诗的人才是他的族类呀，尽管“每个诗人都有一点病”，再说了，不参加这类活动就无法混个脸儿熟，就无法奠定大师地位，就无法获得基金会的援助，就无法为汉学家关注，就无法到处免费旅游！
于是我们的北岛终于在海外投身于腐朽的专制和秩序中去了，他终于从一个“英雄”变成了一个“人”──一个缴械投降的“人”！
于是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丧魂落魄的诗人北岛！还能称得上诗人吗？诗人应当是永远叛逆、永远反抗秩序和体制的呀！
这难道是某种宿命吗？
这难道不是某种宿命吗？
【转自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