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诗选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于1864年6月13日出生在都柏林。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担任过爱尔兰教堂的教区长，但他的父亲却叛离宗教，靠画画谋生。
叶芝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爱尔兰西部的港口城镇斯莱戈度过的。那里住着他的母亲的许多亲戚。叶芝非常喜欢那里的景色，这后来成了他许多诗歌的背景。叶芝也喜欢与那里的渔民谈天，爱听淦民讲故事，这后来成了他创作民间故事的源泉。
1874年，叶芝全家移居伦敦，可是他们一直思念着爱尔兰，于是在1880年，他们又回到都柏林。
叶芝曾在高陀尔芬、哈姆摩史密士学校和都柏林的高等学校受过教育。
1884年，他在父亲影响下想成为一个画家，进入都柏林的艺术学校学习。
但是到1886年，他不想在绘画上有所发展，便离开学校，专门从事诗歌创作，并立志要成为一个诗人。
1889年，对叶芝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奥辛的漫游及其他》。这部诗集的题材和语言都带有爱尔兰的地方色彩，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兴趣。这一年开始直到1899年，叶芝就住在伦敦，结交了不少著名的诗人，其中包括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和诗人摩利斯，他们对叶芝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过影响。这一年，叶芝帮助一批年轻的诗人亚瑟·塞墨斯、里昂纳尔·约翰逊和艾尼斯特·道逊等建立“诗人俱乐部”。这个组织，后来成了英国最重要的世纪末文学社团。叶芝赞成他们的唯美主义观点，但他并没有被他们的观点所束缚。叶芝的兴趣主要在于关于人格和哲学的理论以及诗人布莱克的研究，他编过《布莱克诗选》（1893），从布莱克那里吸取过以幻景表达诗思的艺术手法。
这一年，叶芝还认识了爱尔兰的爱国主义者茅德·冈，并爱上了她。以后叶芝还帮助过她进行革命活动，虽然最后他们未能结合，但叶芝把她当作理想的化身，写了许多优美的诗篇。
在伦敦期间，叶芝还几次去巴黎，接触到当时法国的诗派，特别是象征派，这对他的创作有明显的影响。
叶芝1900年以前的诗，受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较深，但由于叶芝的诗大多在爱尔兰民族的历史文化中选取题材，从布莱克、雪莱和斯宾塞的诗作中汲取表现方法，所以他早期的诗常常把浪漫主义的幻想与理智的思索融为一体，把抽象的观念与具体的形象结合起来，语言富有音乐美和爱尔兰的地方色彩。
叶芝早期的诗除了《奥辛的漫游及其他》外，还有诗集《诗选》（1895）和《芦丛之风》（1899）等。
《茵纳斯弗利岛》（1890）是叶芝早期著名的抒情诗，它具有叶芝早期诗歌的特点。全诗内容上具有躲避现实，美化退隐生活的消极倾向，在艺术上，把退隐的幻想与小岛上的具体形象相结合，具有吸引人的艺术力量。
这一时期，叶芝还写了不少思想上比较积极，艺术上比较成功的作品，如为毛特·冈写的抒情诗《当你老了》、《深沉的誓言》等，以丰富的想象，缓慢的音乐节奏，朴实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诗人对毛特·真挚、健康的爱情。他著名的诗篇还有《丽达与天鹅》、《天青石雕》。
二十世纪初，爱尔兰在新芬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民族自治运动。叶芝从伦敦回到了都柏林，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个运动，并热心地参加了爱尔兰的戏剧改革过动，1904年与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约翰·辛格等一起创办了阿贝剧院，上演有关爱尔兰历史和农民生活的戏剧。叶芝在1902年写的剧本《呼立翰的凯瑟琳》，已表达了爱尔兰要求独立的意愿。此外，如《国王的辩证槛》（1904）、《黛尔丽德》（1907）、《绿盔》（1910）等剧中，也都表现了爱尔兰的民族精神。他的戏剧大多取材于爱尔兰古老的传说和神话，语言优美，背景美丽，具有诗的“美”。叶芝在戏剧方面的成就虽然比不上他的诗歌，但对爱尔兰的文艺复兴却作出了重大贡献。
叶芝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的诗歌，因受到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影响，诗风有了变化，已摆脱了唯关主义的倾向，他把象征手法用以表达现实内容，现实主义因素大大增强，他的诗已没有早期的虚幻和朦胧，而是充满着他自己早期所排斥的战斗性和现实感。这时期他写了不少好诗，如诗集《责任》（1914）中的《灰岩》和《一九一六年的复活节》（1916）等。
《一九一六年的复活节》是诗人为纪念1916年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起义而写的。在诗中，诗人歌颂了烈士们的高贵品质，认为正是由于烈士们的壮烈牺牲，才使爱尔兰获得民族的尊严，才改变了任人统治的死气沉沉的局面，才产生了悲壮的美。但因诗人不很理解这次起义，因此诗中也流露出对起义的迷惘心情。
在爱尔兰经过斗争获得自治以后，叶芝于1922年当上了参议员，并担任货币委员会主席，直到1928年。
1923年，叶芝由于“始终富有灵感的诗歌，……并以精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末，是叶芝生活和创作的后期。由于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本身就有维护贵族文化的一面，因此叶芝在后期的政治和文化思想上，贵族主义倾向比较明显，他认为贵族拥有财富、懂得礼仪，只能在他们之中产生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只有他们才能保护艺术，使艺术家有时间创造艺术。在后期，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东方哲学，还翻译了印度古挖哲学经典《奥义书》，因此他在后期的哲学思想上强调善恶、生死、美丑的矛盾统一 并追求圆满和永恒。这一切都反映在他后期的创作上，如著名诗篇《驶向拜占廷》（1928）和《拜占廷》（1929），它们歌颂古挖贵族文明，把拜占廷象征为永恒，是一个脱去了人间生死哀乐的乐园，在那里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社会都达到高度和谐与统一，是诗人所追求的圆满境界。
叶芝后期的诗在艺术上已完全成熟，如在《钟楼》（1928）、《盘旋的楼梯》（1929）、《新诗集》（1938）和《最后的诗》（1939）中，他创造性把象征主义与写实手法自然地结合起来，把生活的哲理与个人的感情融为一体。在诗中，形象包含了多层意义，并且从整体上表现了一个完整的主题思想。叶芝后期诗歌的语言更为简洁明了，赢得广大读者的赞赏。
叶芝与他的好友、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一样，愈到晚年，愈富有创作活力。他在最后两年中，极力反对文艺创作从观念出发，主张从“心智的洞穴”中出来，到现实生活中，特别从原始的、粗犷的事物中吸取艺术素材进行创作。所以他最后两年的诗风又有新的发展，摆脱了后期象征派玄奥莫测、意象繁复的弊病，使诗篇直接歌公布人生，表现情欲，艺术上具有歌谣体的特色。
叶芝除了诗与戏剧外，还写有小说《约翰·肖曼与杜耶》（1891），论文集《克里底微光》（1893）等。
叶芝于1939年1月28日在法国南部的凯帕玛汀去世。他的遗骨直到1948年才被护送到爱尔兰，埋葬在斯莱戈的“鼓崖”之下，那里是他童年时代最喜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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