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原创]李兆阳谈诗之十一：中国文人的集体迷幻 -- 从《离骚》谈起
李兆阳谈诗之十一：中国文人的集体迷幻 -- 从《离骚》谈起
读《离骚》，常不以屈平之歌和哭为然：《离骚》中，屈原无论如何歌如何哭，无论如何牢骚，总还是奴才的歌与哭与牢骚。终屈原一生，无论是《离骚》、还是屈平自身的生命，楚怀王从头到尾都是主子，屈原从头到尾也都还是奴才。所以，屈原作《离骚》，无非是主子不要奴才了，奴才陈己好、言人非的种种而已。这是我这个现代人用现代的眼光看古人的时候带有的刻薄，本没什么好写的，但一部《离骚》，却为中国的文人带了头，牵扯中国的文字发展两千多年，笔者所以想谈谈《离骚》。
可以说，中国文字的牢骚传统，起自《离骚》。虽说发牢骚的诗歌在《离骚》前许多年便有了，比如在《诗三百》中，发牢骚的诗篇也偶尔能读到，但这类牢骚文字，在《诗三百》中，并不多，更未成为传统。中国文人们特有的牢骚、怨怼文字，如怨自己不遇明君，怀才不遇等等，始自屈平。
牢骚文字最大的缺失是让文字的主体和文章的作者剥离，如此，也就是让文章丧失了主体性。笔者曾经这样定义过文学和诗歌：文学实际上是作者的真实的生命经历，作者真实的生命经历诉诸文字，就是文学，就是诗歌 -- 举个例子，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何为乎？无非作者从文章中看到、体验到自己的真实生命，作者觉得自己的文章好，就是自怜自恋，人之常情而已 -- 当文字的主体和文字的作者不再是同一个生命体的时候，这样的文字实际上丧失了主体性，因为文字的主体从作者变成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事，不再是作者自己。所以说怨怼牢骚文字，就是没有主体性的文字。再举个例子，我们都熟悉的宫怨文字，就是很明显的没有主体性的文字：宫怨者，无非就是怨君王不临幸、叹年华空老而已，其主体是君王，而非作者自身。
历代对《离骚》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基于屈原在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但许多评论家们、或者所有的评论家们，或许都没有意识到，屈原所谓的忧国忧民，是缺乏主体性的、一种寄身在他人身上、他决性的、有气无力的忧国忧民，这样的忧国忧民，有强烈的逃避的成分。《离骚》式的这类忧国忧民，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表现的自觉、自决、自醒、自省的忧国忧民或者忧患意识比起来，其境界高低之别何止有千万里。
写到这里，笔者想到儒家的入世和“修齐治平”。可以说，一部《离骚》，加上儒家“修齐治平”的道学和“文以载道”道统，构筑了两千年中国文字的基本框架。自《离骚》始，因为忧国忧民，加上儒家的加工，屈平成了衡量知识分子的标杆，历代中国文人们无不以屈平自居，忧国忧民。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离骚》式的忧国忧民，成为历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逃避社会责任的温床、避风港、或者自我安慰的迷幻药，在这种自我陶醉式的忧国忧民之中，中国的文人阶层被去势，丧失了主体性，成为被动的、他决性的阶层，成了统治阶层的附庸。而另一个方面，儒家的入世，又让知识阶层又不能不忧国忧民、或者有忧国忧民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于是“忧乐关天下”就成了中国文人们自我迷幻的大醉杯。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文人的入世，并不出自自醒、自觉、自决性的忧患意识，而出自他决性的、非主体性德、附庸式的忧国忧民。这种入世，其实是没有主体性根基的入世；而没有主体性的根基，就缺乏责任意识。读者们可能都记得“文人无行”这句话，道理就在这里，这也是许多中国文字和许多中国文人的虚伪之所在。
中国文人的入世，没有根基，而中国文人的出世，也缺乏主体性。我们千五百年来津津乐道的“竹林七贤”，其出世、其放浪形骸，并非出于自身生命对世俗的排斥和格格不入而出世，而是对于司马氏代曹魏坐天下的不满而出世 -- 其实，放浪形骸旨在惊世骇俗，是入世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 如果司马氏没有去代曹魏坐天下，稽康他们是不会出世的。实际上，除了稽康，七贤们最后连司马氏也不反了，山涛最后投靠司马，作了大官，就是明证。可以这么说，我们所熟知的历代文人中，真正的隐士、出世者，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当然，这也是一个现代人看古人时候特有的刻薄，我们无需多谈。
现在回过头来谈文字本身，儒家的“修平治齐”的道学和“文以载道”的道统，造成中国文字的“本、用倒置”（请参见拙作《中国文字的本和用》）。所谓“本用倒置”，就是文字的“用”、也就是“功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文字。比如说，苏轼无论是才情和文字在我们熟知的唐宋散文家中都是首屈一指，而编撰家们却选韩愈为唐宋八大散文家之首，其原因在就于韩的道学，符合儒家正统，而让“忧国忧民”的文人们真心或貌似真心、合宜地膜拜。
先谈到这里。
李兆阳 2008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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