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评论】

　　　　　　　　　　　好一个“小兵”金敬迈

　　　　　　　　　　　　　　·李南央·

　　父亲李锐１９６６年７月９日的日记中记有：“至下午四点半，将《欧阳海之歌》（读毕）。此书值得多次翻阅，可学之处甚多，完全崭新的品质。”父亲那时已近知天命之年，且是戴罪之身，在看此书。我的同龄人中就更是无人不读“欧阳海”，无人不知它的作者——金敬迈了，除非他从来不知“书”为何物。金敬迈笔下的欧阳海与同时代的雷锋不同，他不是党要我们学的“样板英雄”，而是个有血肉，有性情的战士，让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们由衷地爱，由衷地效仿。

　　后来，金敬迈这个名字在“横扫一切”的年代曾被列入了报纸上那已经缩得很短、但能领导我们“继续革命”的耀眼名单中，只是时间不长，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现在若在大陆的街头做个调查，能够答出金敬迈何许人也的，怕是上不了两个百分点。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的老总送了我一套“九思实录书系”中已经发行的书，其中有一本《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作者居然是金敬迈。我把这本书放到了聂元梓、徐景贤这些当年名气更大些人的回忆录的后面，但这最末读的一本却让我记下了一万多字的摘记，写了这篇文章：请读读《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这本书厉害！

　　“不知从哪年开始，说清楚、说实话成了难题。……你要谈‘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件往事，别说别说，说不得；你要提到‘四人帮’的什么什么，别讲别讲，不能讲。不说不讲行吗？这是对老百姓造下的孽、欠下的债，因为你不好意思，它就不存在了？这么糊弄下去，哪年是个头？”

一

　　几十年过去了，尤其１９８９年夏后几年，“文化大革命”在大陆成了个不能碰的禁区，其真实面貌已经模糊得十分可以了，要不在纪录片《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ｕｎ》中将面孔隐在黑暗中的宋彬彬，怎么会不再忌讳让自己给毛泽东带袖章的照片和博士像一起堂堂正正地印在２００７年师大女附中的《知名校友》册上？要不编辑怎么会把正是在毛泽东的一句“彬彬？要武嘛！”的激励下被打死的校长卞仲耘和宋放在册子的同一面上！纽约百老汇也有了音乐剧《江青》。弄得我女儿这一代中的一些孩子，以为江青与阿根廷前总统夫人艾薇塔•贝隆一样，虽然是影视演员出身，靠姿色手腕当了主席夫人，却是个给国家做过不少好事的悲剧人物。

　　而江青是与林彪搅和在一起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在１９８０年的１１月２０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的。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写着：“林彪、江青一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罪行最重、为害最烈的反革命集团。他们为了篡党篡国，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包括国家主席（按：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按：朱德）、国务院总理（按：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按：邓小平）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批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没有死于敌人的监牢和炮火，却被林彪、江青一伙折磨致死。”

　　金敬迈在书中先引了江青在文革中接见红卫兵时讲的一段话：“革命小将们，我也是个很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人，只不过为党为革命多做了些工作罢了。这也是应该的。你们不要把我看成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是。首先，我是个共产党员，其次，我是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第三，我才是他的老婆……”

　　金敬迈然后说：

　　堂堂中华，如今只剩下八出戏了。八个样板全都没有了作者，都是首长一个人“磨”出来的“剑”。谁要是提个意见，谁就是反革命。……不就是对待一部文艺作品吗？样板戏成了人人必须信奉的“圣经”，它比圣经还神圣。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个更荒唐？

　　面对这个荒唐，谁都不敢吱声。八亿人民都懂得：她是碰不得、沾不得、惹不起的。黎民百姓懂，当官的也懂，而且官越大、地位越高，说话越算数的官，懂得的越具体：她的可怕不在于她“第一”是什么什么，也不在于她“第二”是什么什么，她的可怕、她的碰不得沾不得，她的惹不起，在于她“第三”才是个什么什么。

　　首长不是自称：我只是谁谁谁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游动哨兵吗？哨兵，你手里拿的是一支步枪，还是一颗原子弹？怎么威力就这么大，把全国的老百姓，不，岂止是老百姓，把全国全军全党的各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都给震住了？

　　据称中国有八亿舜尧，假定男女各半，都是四亿，那为什么单单她这个“四亿分之一”是如此神圣、如此不可侵犯，如此至高无上呢？她凭的是什么？她仰仗的是什么？

　　金敬迈谈的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是“浩劫”中人人尽知的事实。问：她仰仗的是什么？

二

　　感谢香港让金敬迈发出了声音，让我们知道这个曾短暂地“混进”领导队伍的人眼中所看到的“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东西。金敬迈字字滴血，他让我们必须面对、必须审视、必须承认那场运动过后沉淀在中华民族心底的是些什么样的污垢，扪心自问：不把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耻辱说清楚、洗刷干净，我们的民族还有希望吗？我们的后代还有未来吗？

　　金敬迈如此写道：

　　一场“史无前例”把人们心底最丑恶、最肮脏、最狠毒、最惨酷的一面搅翻了……小时候，我知道日本鬼子很坏，长大后，在这场“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创举中，我才明白，中国人当中的有些人并不比日本鬼子更好。

　　作为一个人，没有什么比尊严更值得珍贵的了。哺乳动物中……只有癞皮狗才不要尊严。我们则动不动就侮辱人，以侮辱人为乐，以侮辱人为革命。我们把自尊、清高、独立的人格，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反倒以不怕丑、不要脸为荣。斗争会上，谁最会污辱人，谁就最革命；谁能变着“花样”作贱人，谁就是积极分子；谁肯下狠心，谁就是我们重用、依靠的对象——几十年来，我们培养造就了这样一些“基本群众”。不管你犯的是什么罪，也不管你有错没错，只要“上边”说话了，就谁都可以往你脸上吐唾沫。吐唾沫的人革命最坚决、革命性最强，是好人；被吐的人，稍有不满，就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让唾沫挂在脸上，仍然满面笑容，这才表明你是可以“挽救”的。……我们到底要怎样折磨我们的人民，怎样来糟蹋我们这个民族呢？难怪敌人咒骂我们，骂我们是“痞子运动”！

　　“中国赫鲁晓夫的臭婆娘”在挨斗时，胸前挂着一长串乒乓球，……为什么要这样来作贱污辱一个人，特别是污辱一个女人呢？因为首长说了：她出国以前来请示过我，我嘱咐她说，衣着打扮要得体，你是代表社会主义中国出访的。但是，革命小将们，她不听我的，她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她居然像资产阶级的贵妇人似的戴了一串项链……这就犯下了滔天大罪了。大学生们、红卫兵们心领神会，于是，我们在污辱人的招数上又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乒乓球加入抹黑脸戴高帽的行列，成为我们这个黑铁时代的又一标志性的象征。历史会记住这一“创举”的。创举发生在那个全国著名的大学里。他们玷污了自己的光荣传统。我不知道他们痛不痛心。但是，历史不会把这件事忘记。受污辱的不是哪一个人，也不管他是好、是坏。受污辱的是我们的整个民族！

三

　　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传统，管你是当爹妈的、还是当领导的，从来都只喜欢听话的“乖孩子”，“乖下级”。“听话”、“乖”是晚辈和下级为人的首要条件，是一切被肯定的品德中最优秀的品质，是诸多美德中最关键最美的美德。“乖”，家长气顺，家庭和睦。“听话”，领导放心，天下太平，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听组织的话叫做“进步”，是向组织“靠拢”，是被赞扬、被肯定的；而保留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信念，被当成是“顽固”、“错误”，和组织上“分道扬镳”，不走一条路。这算什么标准？这正是被马克思批得头破血流的那个“柏林小市民”麦克斯—施蒂纳的观点！正确与错误、好坏是非的标准如此荒谬，只因为多年来，我们以什么“立场”的名义，“阶级”的名义在提倡背信弃义。我们从“阶级斗争”出发，鼓励落井下石。我们根本不谈人性，我们不承认有人性，我们完全无视人性中的正直，无视品德中的善，无视人间的美，用“斗争”用“立场”来掩盖一切假、恶、丑，借斗争弘扬假恶丑，以至假的、恶的、丑的人和事，四处泛滥，上下泛滥，无处不泛滥。人性泯灭了，道德沦丧了。这是我们做的孽！我们种下的这颗苦果是肯定要发芽的。

　　一个丧失了自信、自豪、自尊的民族，一个毫不计较人格、人品的民族，一个挨了一拳连哼都不敢哼哼的民族，必将被淘汰。世界民族之林中，没有它这么一棵歪脖树赖以扎根的土。

四

　　金敬迈是以“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图谋政变”为由被抓的。刚进秦城的头几年，没有人发给他如当年延安知识分子们整风必读的“学习文件”，而且不像那时多人关在一孔窑洞，是单人监禁。他与外界唯一的连通，是高高镶在墙上被铁栏分割成３２块的一扇小窗。他要求看书，要求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

　　我要看书，我不能光听你们是怎么说的，你们说的这些我已经听够了，我还想知道“世界五百年出一个”、“世界一千年才出一个”之外的其他人是怎样认识世界、评价历史、理解人生和预期未来的。……我要的这点“自由”也不能给吗？你们怕什么呢？

　　无人理睬，他只能日日枯坐在那张直接放在地上的硬床板上，盯着那３２块小天苦思冥想。他想出了眉目：害怕犯人看书的所谓专政，是弱不禁风的专政，是不堪一击的专政，是野蛮之至的专政。

　　后来有马列的书读了，他如饥似渴地看，看得那一双被打坏了的眼睛瞧什么都模糊一片，他只好放下书又开始想呀想啊：我是个人，一个活人，我不仅仅是个读书机。作为人，我要求得到人应有的起码待遇。在无法证明我罪当枪毙之前，你就得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对待。即令我罪恶万端，早该五马分尸，那在您“分”我之前，也得把我当成一个人。……早在几百年前人们就已经确认：“人权天赋”。……当然，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一切做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又怎样呢，这能说明您伟大，您有力量吗？不。这只能说明您的虚弱，您的害怕和您的毫无自信以及这个时代的无比黑暗、无比野蛮和无比荒唐。

　　金敬迈在受难中思考，这思考让他的精神升华：

　　岂止是被关在单身牢房中的我？所有被抹杀了人的个性的人，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都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什么“工具”，什么“齿轮和螺丝钉”？“工具”能是人吗？“齿轮”、“螺丝钉”能是人吗！几千年来，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集中在对“人”的解释上，对“人”的日益尊重成为人类进步的尺度。人类是逐渐把人当成人的。只有奴隶主才一直把奴隶当成工具……

　　金敬迈悟出了自己是“人”而不是“工具”；认识到把人当作人，对人日益的尊重才是进步，而把人当成工具则是倒退到奴隶社会了。在这一点上，他比秦城监狱中关押过的许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要了不起得多。回归人性！有多少共产党的干部悟到了这点？

　　我知道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父亲几乎所有的朋友，写了很多负面的外调材料。后来在整理父亲的旧日信件和日记中，又知道父亲在文革中也被要求写了很多的外调材料。虽然他要求自己实事求是，但是从未拒绝过写材料、有求必应，尽管有时实在无甚可写，搜肠刮肚地也要应付差事。而金敬迈不然，当中央专案组的外调人员让他在秦城写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时，他拒绝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者外，还有“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就是陈伯达。如果组长是骗子，那怎么看待这个“文化大革命”呢？揭发陈伯达，会不会误伤“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揭发陈伯达，会不会成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我不能揭，太危险。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可揭的。硬要我揭发，我觉得他这个“骗子”比有些“中央领导人”还多少强一些呢。

　　……中央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和骗子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如果能一夜之间就变过去，那说明他们如果不是同一流货色至少也相差无几。这就有点麻烦了。陈伯达“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混进党内少说也“凡四十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全党也没能识破他的真面目，那说明要区别一个中央领导人是不是骗子，非常困难。是他隐蔽得太深，我们不易察觉呢，还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本来就不大，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一回事？还有没有别的“中央领导人”也是尚未被识破的骗子呢？往后平民百姓们怎么看待“中央领导人”呢，是先把他们当成骗子免得上当，还是宁愿上当，姑且先把他们当成中央领导人再说呢？或是既把他们看成是中央领导人又把他们看成是“刘少奇的一类骗子”呢？“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出现，确实带来一系列问题：骗子和领导人穿的是连裆裤，已经难解难分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今后还将时时遇到的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遭罪的是真正的“小小老百姓”。从今往后，他们还能信得过谁呢？把骗子当成了中央领导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把中央领导人当成了骗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照样没有好下场。反正老百姓啊，完了。

　　这是何等上乘的黑色幽默佳作！金敬迈参透了！

　　……我们现在正借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为名，大肆复辟封建主义。你就看看现在的“一言九鼎”、“唯我独尊”、“天无二日”，就明白我们在干什么了。
　　……什么“脱了裤子割尾巴”，什么“竹筒倒豆子”，把最见不得人的事“抖落”出来……都是主张人们不要尊严，不要脸的。……当你连自尊心都不要了，当你连脸面都不顾了，那么好了，你已经“脱胎换骨”了。这该是多么荒唐。
　　……硬要把人往死里逼、往疯里逼、往坏里逼，这算什么本事呢？重新做人？怎么重新做人？重新做鬼吧！

　　金敬迈拒绝做鬼，他要做人。他认为：“一个由连自尊心都没有了的人民所组成的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这样的民族能被世人瞧得起吗？”他在书中记述了如何为做人而抗争，他以命相拚，让那个将烟灰弹在他牢房地板上的“领导”用手帕擦净它；他喂养过一只小老鼠，一只后来因天天放在“红宝书”上由绿变红的蚂蚱，两只跌落在放风夹道的地上凄凄待毙的小麻雀，他从这些小生灵的身上体恤着灵物的温暖和情感，让自己像个人一样地活下去，而不变成鬼！金敬迈了不起啊！还有什么比从“狗洞”中“走”着出来，保持了“人”的尊严和情感更让人敬佩的事呢！

五

　　刚解放时，金敬迈是个文工团的小演员，他说除了想演好英雄人物，对自己的一生没有太大的奢望。一本《欧阳海之歌》把他身不由己地推进了政治的漩涡，在里边蒙头蒙脑地跟着转了四个月零三天，还没找着漩涡的流向就灭了顶。他说：

　　我还是老实交待一下吧：我从未反对过谁。我是从基层来的一个小兵，我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根据去反对谁呢？原先我以无比钦佩无比敬仰的心情把您们看得无比神圣，后来，特别是这七年多来，当我明白了“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显得伟大，只因为我们自己正跪着。站起来吧！”这个道理后，当我冷静地想了想后，我倒是很瞧不起一些人了。从我那还没脱掉的胎，没有换掉的骨子里瞧不起一些人：凡夫俗子，不过尔尔，既不伟大，更不神圣。

　　这不是学者之言，这是个曾经被“伟人们”翻手招入近侧、又被他们覆手推入大狱，经过了“思考着”这一美丽境界的“小兵”，用双腿支叉起大写的“人”之后的实在话。这个觉醒了的小兵的认识质朴而彻底：

　　一个人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他的觉悟、修养、道德、学识，情操等等，而不是由他担任什么职务而定。人，如果不和他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分开，世界就麻烦了。世上还没有这样的椅子，谁一坐上去，水平马上就高了。

　　金敬迈在这里道出了一个真理：一个知耻的民族，方能爆发出“后勇”的精神；一个由“人”而不是“工具”组成的自尊的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才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国家！

□　原载《炎黄春秋》　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Excellent!!!

没听说过这个人，也没看过他的书。
奇怪，国内怎么没看到过关于文革的忏悔录，
除了巴金，还没有这方面全面详实的报导，
难道都患了失忆症么？
连德国人都后悔了，反复检讨、赔款，
说希特勒的水平不高，却蛊惑了很多人，
德国知识分子觉得很丢脸。
我们怎能把历史轻易抹掉？
写下那些丑恶荒唐的思想
对将来也是一种警示。
可不要说官方，就是民间，
也没见谁承认自己在文革中的行径。
难道连自省的勇气都没有吗？
很难想象当年中国有多可怕荒谬。
回避文革，我想我们很难自新。

集体失忆，装聋作哑
一向是苦难民族的拿手好戏，
也是苦难的原因之一。

转贴一篇程宝林先生的书评。



曷彼苍天！
读李乾回忆录《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

程宝林

我和本书的作者，并不相识，更没有相似之处。我迄今为止，连鸡都从未杀过，而他，在1967年12月5日，率领武汉红旗中学的一群学生，夜闯两户人家，当着其家人的面，将两位素不相识的中学生以行刑方式枪杀。他不只是参与谋杀。扣动扳机的，正是作者本人。

经过了类似于民主程序的开会、决议、表决后，列入“必杀令”的，本来有4名外校中学生。后来，由于多种因素，另外两人逃过一死。

在被拘禁9年之后，1976年7月31日，李乾被正式判处20年有期徒刑。因为是“革命小将”，虽身负两条鲜活人命，李乾并没有被判极刑。可是，在毛已死、王、张、江、姚已囚之后，仅仅因为在日记中吐露怨言的江西女工李九莲，以及在街头贴过几张反对“四人帮”标语的长春青年工人史云峰，却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后者请参阅鄂华报告文学《又为斯民哭健儿》，《鄂华写实文学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

李乾1985年出狱，时年36岁，正值人生壮年。他在监狱里学到的技术，使得他能够开设一家汽修厂，过上或许殷实的生活。而被他亲手杀害的两名武汉中学生，尸骨已朽，两个家庭的创痛永无止时。

当我收到纽约柯捷出版社寄赠的这本长达37万字的回忆录时，我连着两个夜晚，读到凌晨两、三点。吸引我的，并不是它有高妙的写作技巧，华美的文辞，而是从灵魂深处喷涌而出的那种强烈的反省、思索力量。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文革”北京死难教师第一人卞仲云被女红卫兵活活打死，迄今无一人公开站出来，承认自己参与过打人这一背景对照下，本书的作者，公开用纪实作品的方式，将自己杀人的前前后后，白纸黑字地印出来，刊行于世，以昭天下，以谢国人，以戒子孙。这种赎罪和忏悔，自有超乎寻常的大勇气在。仅此一点，我就必须向这位年长于我的同乡表示敬意，虽然，从情感上讲，我永远也不会试图和一个杀害过两个无辜青年的人成为朋友。

这本书之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真实、但却是被疯狂与愚昧的暴力时代扭曲得面目全非的心灵样本。它只有18岁，青春来临，爱情在望，纯洁得只想立刻为革命而死。可是，当得知相邻学校的几个人，是“流氓”和“坏蛋”之后，立刻想到的就是，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处决，而且，是以最血腥的方式，当着其母亲的面行刑。在处决第一个受害者时，李乾等一伙，还开枪将死者的母亲和姐姐打伤，致其终身残疾。最令人发指的是，行凶后，他们撤退途中，李乾听后面赶来的同伙汇报，说目标孔威还活着，李乾竟然返回现场，对被害人补开三枪，使其身中11枪而死。

是谁，在他心里，种下了如此疯狂、残忍的仇恨种子？

我们从小接受“革命”的狼奶哺育，在暴力至上、枪杆万能的价值观熏陶下成长。此刻，“革命”回归其最原本的语义：取人性命。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的禾场上，看电影《红孩子》。当镜头中的几个小孩子，拿着红樱枪，将一位站岗的“白狗子”(政府军士兵，不外乎是某村某庄当兵吃粮的壮户汉子)诱到山崖边杀死时，我对暴力革命的教育灌输，就产生了最初的、朦胧的怀疑和厌恶：电影为什么要宣扬、鼓励孩子们杀人？难道不杀人，就无法将一个国家建设好吗？

书中实录了若干封作者的申诉书、家信。在被判刑后，作者写给自己父母的家信中，仍然充满了不堪卒读的极左毛氏语言，在毛去世后，作者更出乎真情地，写下了一首《七律.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惊闻噩耗心欲碎/谁信尊亲真别离？/哀压巍巍五岳矮/泪添浩浩四海溢……被囚9年之后，作者血液里的极权制度的毒素，竟然还丝毫未减。

值得庆幸的是，从来就喜欢“杀无赦”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对这个残暴杀人的革命者，未处极刑，从而给他提供了一个缓慢地、不无痛苦地否定、审视自己并获得再生的机会。漫长的刑期、对食物的极度渴望，监狱里的人性黑暗、陪伴死囚度过最后几天的特殊任务，这些磨难和痛苦，使得作者不仅对当初杀人动机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并最终否决，而且，在艰苦的独立思索过程中，泯灭了的人性中的良善、仁厚、人道、慈悲等高尚情怀，渐渐地得到恢复。将自己血液中深深浸淫的暴戾、嗜血毒素(这是极左的、极权的社会制度的第一要征)，漫漫透析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也不是所有的中毒者，都能达到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新生、彻底唾弃从前旧我这一境界的，而本书的作者，无疑做到了。

弥足珍贵的是，书中时常可以见到独立思索的价值和力量。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彻底抛弃对刑事罪犯“从重从快”的所谓“严打”。而早在1983年，以草菅人命、践踏法律为特点的第一次“严打”运动展开后，枪毙大量轻微犯罪人员的录像片在监狱中放映(“严打”在王小帅的故事影片《青红》中有所涉及)，作者写到：“我无法认同在执政30多年后，还要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杀人，并且是以法律的名义。这法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吗？与其说这是法律，不如说这是凌驾于人民意愿之上的‘长官意志’”；“以这样压倒一切的气势来处理关天的人命，会不会不可避免要带来一个产生冤、假、错案的后遗症？”( 该书310页) 。这些思索和怀疑，在信息闭塞的高墙之内产生，可以说相当难得。这是第一缕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微弱光芒。唯其微弱，尤为可贵。如若不信，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随便问一问自己身边的人：将“乱世用重典”的惯例，惯性运用到如今这样的“康、乾盛世”，很少有人不赞成。

虽然，这是一本沉痛的悲剧之书，但书中也不乏人间真情、人间温暖，特别是被捕时与朦胧相恋的女友的生离死别、出狱后与已成人妻、人母的女友的重逢时刻，还有，得到监狱管教干部的特许，10多年来第一次回家为母亲过生日的情景，都感人至深。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对于那些以宽厚仁心对待囚徒、在不违背监规的情形下，对囚犯给予人道待遇的管教人员，以感恩的语言进行了描绘。这使作者的人性复归、复苏与复活，变得尤其真实、可信。

巧的是，写此短文前，我正好在网上，读到了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的长文《狱中百日记》。文章实录了他1989年那场风波后，由于在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主持的刊物上挂名，而被捕入狱的经过。在那篇文章中，高尔泰先生也写了几个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同时对这个学者也适当照顾的看守人员的形象。令我不解的是，文章开头描绘的情景：身为著名学者、教授的高尔泰先生，是在和妻子买菜回家，进入南京大学家属院时，被几名便衣人员强行抬起来，扔进一辆吉普车后抓走的。高尔泰并非鸡鸣狗盗之徒，而是名满学界的知识分子。他被剥夺了公开地、合法地、体面地被捕的权利，而是被以极具人格侮辱特点的绑架方式秘密抓走。读到这里，只有无言一叹。

写此短文时，网路上正膨胀着爱国酵母。抵制家乐福、抗议CNN，冲击武汉、合肥家乐福的抗议青年中，赫然见到了高高举起的毛泽东的画像。这群热血沸腾的青年中，是否有1967年12月5日一夜连杀两人的李乾？我想，一定有。所不同者，李乾怀里揣的，是手枪；而这些新一代“爱国者”怀里揣的，是手机。

铜钟警世，以戒来者。我希望他们能读一读被柯捷出版社列入“铜钟丛书”的这一本《迷失与求索》。但我也深知，在出版尚被列入意识形态管制重地的中国，他们不大有机会读到这样的一本普通中国人的悔罪书。可堪庆幸的是，亲身经历过这50多年当代史的中国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李乾” ，凭着非凡的道德勇气与毅力，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家庭悲欢。一部中国当代的断代史，就这样平铺直叙地记录下来，流传开去，惠及子孙、德泽中国。“礼失求诸野” ，信史在民间，信矣乎？吾信也。

2008年4月23日，美国无闻居

《迷失与求索》世界书局有售
也可上柯捷出版社http://www.cozygraphics.com/cozy_book_store.htm

有机会要弄一本来看。
挺佩服这个作者，这觉醒该是多漫长又痛苦的过程呀，
有时人之常情和常识，比空洞的“主义”可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