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那冤死者，安息！

程宝林

由纽约柯捷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的《亲历“文革”-14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一书，收录了该书采编者董国强先生对南京大学退休教授王继志的访谈。在第347页，有这样一段文字，出自王继志教授之口：

那时候学校里是一片“白色恐怖”气氛。省革委会“公检法”三方面的头头都进驻南大。“生杀予夺”就在他们一句话。比如校体育室一位老职员的夫人是瞿秋白的堂妹，因此对清查“五一六”运动不满，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新华日报》。结果很快就被查出来了。随之军宣队就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宣布了她的“罪状”，然后直接从大操场拉出去枪毙了。

王教授误将“红色恐怖”，说成了“白色恐怖”。

每次北京“两会”上，因嫡传毛氏血统而成为媒体追捧明星的毛新宇，读到乃祖治下的人命，竟然轻如蝼蚁，不知会有何感想。自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毛老人家，用“杀无赦”统治中国凡27年，其间的冤死者，包括那些在风调雨顺的年头饿死的百姓，达数千万之多，而进入21世纪后的媒体与民众，却对暴绝天下的独夫之后，怀历久不衰之追捧艳羡之心。如果这不是“奴性”与“愚昧”，世上便再无这两个词语了。

在这本书中，最后一篇访谈的对象是南京大学现任历史系教授李良玉。在第435页，李良玉教授谈到，当时该系有一位教师，名叫姜平，非常正直。此人1976年初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请江华动员叶剑英等，用武力将“四人帮”抓起来。他去寄信的时候，穿了件军用雨衣，特地跑到城南的夫子庙邮局去寄。这封匿名信很快落入公安手里，被列为“特大反革命案件”之一，南京市进行排查，大规模比对笔迹。但后来，由于发生唐山大地震，各地忙于防震，没能查出来。李教授当时曾对姜平说：“如果逮到你就完了，肯定要杀头的！”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大网，漏掉了这位历史教师，为红色中国，节省了一粒子弹。

但并非所有写匿名信的人，都有这份幸运。最近，我在网上读到，署名“向继东”的一位作者，写了他家乡湖南湘西一名小学教师武文俊，因为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写匿名信，而于1977年1月9日遭到枪杀的惨剧。下面四段所引，就是那篇题为《一封信和一个人的死》的文章的部分内容：


“但应该承认，还有不少像张志新们一样冤死的人，至今未为人知，其中武文俊就是一个。说起来，我与武文俊同乡，同是湘西溆浦人。那时，武文俊在该县低庄公社杨和坪大队小学当公办教师，我在与低庄相邻的双井公社宝塔小学当民办教师。我们彼此并不相识，只是这个案子破获后，我才知道有个叫“武文俊”的人(破案时，每人上交一个笔记本，还要另写一张纸的字，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心怕笔迹错对到自己头上说不清)。1977年1月9日上午，武文俊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杀在县城对河的沙坑里，时年40岁。所谓“现!行反革命罪”，就因为他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写了一封匿名信。关于匿名信的内容，当时只听说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提出了“重新建党建国建军十大纲领”。

武文俊蒙冤25年后，我又踏上那块土地，武文俊的妻子刘满英流着泪对我说：“他本来最胆小怕事的，也不管闲事的，教书回来，要么帮着做点家务，要么就在木楼上读他的书。那次，他也是鬼迷住了”与武文俊一起任教杨和平小学的同村人武思月说：“武文俊是个好人。他善良，从不与人争吵，做事都考三虑四的。还有，他胆子小，出点事就吓死了。他还比较孤僻，有书呆子气，书读得多，社会上的事也想得多，但平时开会讨论什么，大家七嘴八舌，他不吱声的。到出事时，我们都不相信那信会是他写的。”

武文俊的“匿名信”是1976年4月12日开始酝酿起草，4月18日至22日写成的。4月24日从溆浦县城投邮。3个月后，即7月25日夜武文俊被捕。经过167天的审理，武文俊就被枪杀了。1977年1月4日溆浦县人民法院下达死刑判决书：

“武犯自1958年参加教师工作后，资产阶级思想极为严重，经常发泄不满言论，曾受到学区重点批判，但仍不思悔改，发展到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思想极为反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书写了一封3000余字的反革命匿名信，1976年4月24日投寄‘国务院总理亲收’。利用古今中外最恶毒的语言，极其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我们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罪行严重，民愤极大。本院为了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线，保卫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深入发展，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特依法(没有说根据某款某条，引者注)判处武犯文俊死刑，立即执行。”（引完）

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对于这张死刑布告上的语言，应该是会感到陌生的。但是，对我这个毛死亡时已14岁的乡村少年来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就是在阅读这类暴戾、残忍的布告文字中长大的。那些打着红勾的布告，贴在学校的墙上，贴在生产队仓库的门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古雅的句子，在小小的少年心里，留下永难消除的恐惧阴影。而1974年的春天，我随爷爷奶奶到30里外的小镇沙洋走亲戚，返回的路上忽然遇见枪毙犯人。我跟在看杀头的人群中，向稻田小沟边的刑场奔去的脚步是多么轻松而欢快啊！在那次被杀的三人中，就有一个是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隔着一条小沟，我看到倒卧的三具尸体，血从他们背上汩汩地涌出来。他们的脚还在抖动。一个警察在拍照，一个穿白大褂的法医，在用脚踢尸体，看他们是否死得彻底。令我惊异的是，10多分钟后，军人、警察、医生、拍照者，全都走过稻田，上了公路，车队朝镇上开去，将尸体留在旷野里，任人围观。

这几具尸体，能够完整无损地等着家人，趁着天黑前来，用芦席将尸体裹上，用板车拉回去，悄悄埋掉。这是幸运。在重庆诗人陈仁德先生的笔下，曾记载过他亲眼所见，四川忠县60、70年代被处死的囚徒，其脑浆被人舀走、生殖器被人割去作药的惨景。那份野蛮、愚昧和残暴，已当不起“人间”二字了。

我相信：所有因言获罪，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枪杀的人，都是冤死者；我也相信，所有曾在旧政权中谋职，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枪杀的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审判，甚至，他们的丧生，不过是一纸行政命令，一个随意给出的杀人比例，无须任何审判。

无独有偶，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读到了湖北随州连杀8人的恶魔熊振林被执行枪决的报道。这个毫无人性的杀人狂伏法前，竟然表示中国为建设和谐社会，应该废除死刑。而我，很早以前就在文章中表达过，中国终究会有一天，废除死刑。我的想法，竟然与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死囚，在这一问题上如此一致。我的惊悚与无语，真是苍天可鉴。

在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7年里，中华民族无数的优秀人物，特别是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仅仅因为一两句激愤的话语，一两幅心血来潮的“反标”（“反动标语”的简称），甚至，一封未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从未寄达收件人手里的匿名信，就遭到了毫不留情的虐杀。写一封信都会掉脑袋，如果这不算法西斯，那希特勒的德国，就绝算不上是人间地狱。

我对于勇敢写出武文俊惨剧的向继东先生表示我的敬意。你写出了武文俊的冤死，武老师可以安息了。但在中国的大地之下，还有成千上万的冤死者，死不瞑目，因为，他们死了，死得无声无息，卑贱如草间的小小昆虫。没有谁知道他们，没有人记得他们，除了他们的家人。在今日农村凋敝，城市却独享的豪华奢靡气氛中，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生的最新一代中国青年，大多不会相信，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杀人如麻的中国。

死者不得安息，生者何来安宁？

中国已将清明节定为国家法定节日。在这一天，怀念逝者，奠酒焚香，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及和谐社会的建设。但祭奠的方式，也并非只有这一种。更能告慰屈死之魂，安抚屈死者家人亲友，并警策全社会的方式，就是将他们屈死的前因后果，一一发掘出来。“人死留名，雁过留声”，无辜生命被无情剥夺，绝不能悄无声息，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苦难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的死，就没有我们今天相对而言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至少我们不再担心，我们说出的几句牢骚、写下的几句《狂人日记》，会送掉我们的性命。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熟人、邻居、亲戚、同事、街坊、乡亲中间，有人在那“红色恐怖”的年代里，因为组织读书小组、写文章、写信（包括匿名信）、写标语传单等等纯政治性、言论性的“罪行”，而遭到诛杀，请你将他们的姓名、主要案情和受刑的时间地点，写出来，昭告世人，告慰逝者。在官方档案尚未对公众开放的今天，这或许可以反思历史，记住血的教训。毕竟，在网络时代，毛式愚民教育和暴力统治，与普世价值和世界潮流完全对立，终究会越来越不那么灵验和奏效。

因思而死，为言遭诛，那个时代，虽然已经过去，却并没有走远。它还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想想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距今不过短短20年。

让那冤死者，安息！

2009年4月16日，夏威夷无闻居

（此文收入即将由柯捷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思想随笔集《洗白》中）

“自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毛老人家，用“杀无赦”统治中国凡27年，其间的冤死者，包括那些在风调雨顺的年头饿死的百姓，达数千万之多，而进入21世纪后的媒体与民众，却对暴绝天下的独夫之后，怀历久不衰之追捧艳羡之心。如果这不是“奴性”与“愚昧”，世上便再无这两个词语了。”- 说得是！

宝林兄说得好。他老婆讲“他本来最胆小怕事的，也不管闲事的，教书回来，要么帮着做点家务，要么就在木楼上读他的书。那次，他也是鬼迷住了”可见只有鬼迷心窍的才算是个人，旁的都是奴才。“而进入21世纪后的媒体与民众，却对暴绝天下的独夫之后，怀历久不衰之追捧艳羡之心。如果这不是“奴性”与“愚昧”，世上便再无这两个词语了。”

谢谢两位思想之友。
我在倒数第三段开头，补上了如下文字：

“中国已将清明节定为国家法定节日。在这一天，怀念逝者，奠酒焚香，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及和谐社会的建设。但祭奠的方式，也并非只有这一种。更能告慰屈死之魂，安抚屈死者家人亲友，并警策全社会的方式，就是将他们屈死的前因后果，一一发掘出来。“人死留名，雁过留声”，无辜生命被无情剥夺，绝不能悄无声息，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苦难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的死，就没有我们今天，相对而言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至少，我们不再担心，我们说出的几句牢骚，写下的几句《狂人日记》，会送掉我们的性命。”

加的好！末尾几个逗号似可略去，
"没有他们的死，就没有我们今天相对而言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至少我们不再担心我们说出的几句牢骚、写下的几句《狂人日记》会送掉我们的性命。”

谢谢朱小棣兄，已改。

这本书应该说是就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我家曾住过的那栋小楼至今还在南大校园里。整“五一六”时当场拉人出去枪毙的事我母亲就曾亲历，当时她也是挨整对象，杀人如杀鸡亦是为了“儆猴”。

宝林兄，我为何查不到纽约柯捷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的《亲历“文革”-14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

我想知道其中是否有我的一篇口述。

独善斋主：这本书收录有下列人员访谈录：萧信生、谢家极、茅家琦、崔之清、虞友谦、经盛鸿、耿昌贤、石征录、蒋广学、董健、王继志、康育义、李西宁、李良玉，大多都是教授。

李西宁就是。老哥你好。

谢谢宝林。

小弟好。

前年在国内，还和董建、康育义、董国强一起喝了一顿酒。

冤死的太多了，数不清啊。。。

讲述一个个案， 正如宝林在这里，或如你在你所讲述的你父亲在唐山献身的感人故事那样, 比“一路掩杀过去，敌人死伤者二十五万...“的文字要强有力得多。

我很悲观， 就是毛泽东的尸体从天安门广场搬走，扬灰；用老虎凳处死李鹏后，中国人在残害自己同胞方面还是会充满创意。

向李西宁教授致意，谢谢你们说出那一段历史，以警后世，以戒子孙。

见过茅家琦吗？他和老爷子生前一起为太平天国史学会忙过一阵子。

好文！

总体而言，中国的政体其实是适应这个民族的。感到不适应的人，尽量逃出来就是
了。

所以好像是马克思说过，什么样的人民就配有什么样的政府。

所以我说共产党是有强大民意基础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海内还是海外。

对于这个现实，我越来越接受。如果中国政体是符合这个民族生存需要的一种方式，
就随它去好了。如果大多数认同这种统治形式，我们少数不认同的，是不是应该尊
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和选择？

批判共产党，只有那些支持共产党的人反对你，批判中国文化，全国人民都会反对你。

去年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也许能用来说明一点社会和文化问题。

三鹿集团，生产销售有毒奶粉，实际上是该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互相勾结，串通一
起搞腐败的结果。这种腐败，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肯定还会有。因为它造成了极
坏的影响，惊动了中央集权政府。山高皇帝远，看问题有时可能更加可观一些。
毒奶粉事件的处理，中央政府的权威最后一锤定音。

从我的经验来看，美国不太会发生类似“三鹿奶粉”那样的丑闻。如果发生了，该
事件的前前后后，肯定是由新闻媒介曝光，地方的司法部门全权依法处理，决不会
惊动华盛顿和白宫。

如果中国全盘西化了，实行了西式的民主制度，三鹿奶粉事件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
果呢?

新闻媒介里主张正义的记者当然会揭露它，但是，三鹿集团会买通一批新闻人员，
制造各种各样的假新闻，拼命把水搅浑，局外人始终不知问题的真相。同时，腐败
的地方司法机构和政府机关中的一些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会掩盖事情的
真相，竭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三鹿奶粉事件很可能会不了了之。。。

。。。。。。

西方政治由西方人发明。他们那种玩政治的方法当然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和
社会习惯。要把西方政治完得转，老百姓所必备的基本素质是较强的法治观念，是
西方人挂在嘴上常说的“RULES ARE RULES”。这种普遍的法治观念，不是通过一场
革命和一种制度的转换，就能让老百姓接受，只能通过和平演变来转化国民的传统
意识，它是一个社会不断走向文明的结果。据我多年的观察，世界上的很多发展中
国家，不管它们的政治制度有多么的不同，老百姓的法治意识都是比较薄弱的。那
些不同社会中的腐败，除了程度上轻重以外，都是大同小异的。

中国的现政府有没有意识到增强老百姓法治观念的重要性? 有没有在有意培养他们
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习惯?  中国政府大力鼓励海外留学工作人员海归，意在吸收海
外先进技术，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但是否想过，培养和提高科研人员的基本素质
更加重要，严谨、踏实的治学风格才是一切研究工作之本?

这话说得有些莫名其妙，好象支持共产党的人和全民相比是一小撮似的。

共产党从来没有失去中国人的广大民意，即使在饿死了几千万的６０年代初（随即
获得民众疯狂支持的文革就是证明），经济发展了的今天更是，看看去年在西方国
家土地上飘扬的那么多刺眼的五星红旗，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大力你不也是其中
的一个吗？你是一个“改良保皇分子”，别不好意思承认了

即使在小小伊甸，心里不反感甚至认同共党政策的人还少吗？

专制独裁，让它去吧，既然民众普遍接受，他们自作自受，我们管那么多闲事干吗。
反正自己已经获得了自由。我是够了。我会以更加超脱的态度看待中国的政治问题。

共产党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西方似的民主，不完全是强词夺理或者自欺欺人，
很有其合理部分。为什么发生在东欧、苏联的事情没有在中国发生，有６４那么猛
的强心针都不行，就是因为普遍的“人心向共”。不管怎么令人悲哀，我们不得不
接受这个严酷现实。企图强力扭转这个现实，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有些高兴得太早了。制度不变，人治社会，一切律法规章都是想松就松，要紧就紧，
文革再来一次也不是没有可能。就象逸士说的，袁世凯时期比现在还开明呢。

我真的不知道，在一个这样的社会：
只要在湖边立一个纸牌，上边写着：请勿投喂食物给野鸭大雁，请勿钓鱼。根本没
人看管，就真的没人去干；
有的人家自己种菜，只是每天把收来的菜放在家门口的小架子上，写个纸条：土豆
多少钱一个，黄瓜多少钱一根，就径自上班。过往的行人就按价格自己拿菜自己往
小盒子里放钱，绝不少给钱；
大地震后那么多金银珠宝暴露在露天，可没一个人去偷去抢。。。。。。

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

为了几块免费派送的炸鸡把柜台挤到；
为了降价一半的食用油踩死好几个人；
40年前还吃人，现在也有上百人群殴小偷直至打死；
为了要捐款，围堵人家的店铺；
把肉麻当有趣，把荒诞当神奇，一天到晚叫嚣：反了，反了，打呀，打呀。。。。


这两个社会能不能采取一样的管理模式？

我写过一篇《尊重制度，才有文明》，想贴出来，给笑雨看看，作为对她的上帖的回应，但转念一想，最近两个月，我在这里，发帖甚多，弄得到处都是“程子昂”（感谢某网友赐我嘉名），怕招人厌，就算了，以后再说。

哪里哪里，程老师快贴出来，我好好学习学习，受受教育。

谁干的呀？给网友乱起外号不好

这段例子举得好，虽然若干有点极端！

1994年9月，我第一次来美国，在加州圣荷西，见街头一个书架，上面摆满旧书，上面写着，1块钱7本，无论厚薄大小，精装平装。钱请从门上邮孔塞入。我自取了7本，将钱投入，满怀狐疑地离开了那架无人看管的书。对于一个对旧书痴迷的人来说，美国以这架旧书，给我留下了第一个美好印象。如今，即使在首都北京，自动售报箱尚无法安装。在成都，街头先进的磁卡电话，常常被扯得七零八落。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改变文化，改变人，要比改变制度重要。否则，多么好的制度
放在文化这个基础上，都会变形走样。

我觉得这很难分得清先后，应该一起进步，但制度先要允许这样的机制产生。

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本来和大陆人的素质在同一起跑线上。

最大的问题是：６０年来经过统治阶级这么左右来回地洗脑“愚化”，国人的思维
意识、文明素质进一步大幅度下降，和台湾人对照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60年代末处决“反革命”真实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