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看待马悦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评介

作者：安裴智

　　记者：最近在某报上读到您的一篇文章《13亿人的文学和一个人的阅读》。文中谈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有着扎实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修养，尤其是他长期坚持翻译沈从文，那是一种超越了狭隘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注，是真正的文学关怀。

　　这样的理解无疑是准确的、深刻的。我们当然不能苛求马悦然去关注13亿人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也并非13亿人都在从事文学创作。从1919年“五四”文学运动以来，全国从事文学创作事业的人也就几万人，与13亿比起来，微乎其微。更何况，当下文坛，有多少人是披着文学的彩衫却吹着非文学的泡沫。这样说来，马悦然先生的关注面也确实太狭窄了。鲁迅呢？老舍呢？巴金呢？对中国文学和作家，马悦然先生的推荐意见和认识态度，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那么，你是否认为马悦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缺乏一种整体的、宏观的把握与认识？虽然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一个国家文学实力的象征，但从客观的角度，应如何看待马悦然先生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评介？

　　李锐：马悦然先生除了大量翻译过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外、除了翻译过大量沈从文的作品外，还翻译过鲁迅、闻一多、郭沫若、艾青，等等，一大批现代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当代作家的作品，他也大量翻译过；此外，他还很喜欢韩少功、苏童、残雪等等作家的作品，山西作家曹乃谦的短篇小说他也翻译过。他翻译的《水浒传》、《西游记》在瑞典多次再版。这已经是一个很宽泛、很难得的阅读范围了。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一位汉学家有这个阅读、翻译的范围。什么叫整体的把握？我们不要忘了，汉语写作除了中国内地外，还有港、台、澳，还有新、马、泰的华人，还有世界各地坚持用汉语写作的人，这个工作量不要说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完成，就是一个研究所也很难完成。

　　记者：您的文学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以《厚土》为总标题的“吕梁山印象”系列一炮打响之后，十几年来又相继创作出《旧址》、《万里无云》、《无风之树》、《银城故事》等长篇小说，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您的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等多种外国语言，您在海外读者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仅近年来，您就多次接受邀请，赴法国、美国以及中国台北去讲学和参加文化活动，传播中华文化。尤其是长期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一直关注着您的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您的《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三部长篇小说和成名作系列小说《厚土》。网络和报纸等媒体报道您是在海外非常有影响力、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你对此说法如何看待？

　　李锐：所谓“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说法，只是新闻媒体的猜测和炒作。诺贝尔奖评委会（正式称呼应当是瑞典学院）从来没有说过谁“最有希望”之类的话。不错，马悦然先生一直在翻译我的小说，这是事实，但仅此而已，并不说明任何其他的问题。还有一句话我也说过许多次了，已经有一位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了，这个问题可以不用再反复说了，起码二十年之内不用再说它，大家最好还是多想想怎么把自己的小说写好。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这是一切汉语写作者最根本的命题。

　　一切真正的好文学、好艺术是不分时代、没有国界的

　　记者：今年3月，您与余华、莫言、苏童等中国作家在巴黎参加了“第24届法国图书沙龙”活动。在这次文学活动中，您与莫言、余华共三位中国内地作家被授予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请您谈谈此次法国之行的感受，也请你谈谈你的文学作品在海外被阅读与接受的情况。

　　李锐：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巴黎在许多年里都曾经是西方文化艺术的中心。我三次去法国，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国家对文化艺术无尚的尊重，传统文化和艺术不仅仅是被放在博物馆里，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整个生活和社会的巨大动力。层出不穷的文化艺术和思想大师从那块土地上产生出来，成为法国也是世界的财富。巴黎图书沙龙上万头攒动的景象让我深为感动，法国人真是爱书！

　　至于说到我自己，我不是一个“著名”作家，更不是畅销作家，我在中国的读者就没有多少，在法国肯定更少。不过在这次沙龙上和我对谈的法国作家，还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对谈的话题就是我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我发现这位法国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很深刻，也很文学化。他首先是被小说感动了吸引了才引出种种思考的，他对我的语言形式，对小说的多声部结构，对“矮人”的困境和隐喻等等，都有很到位的体会，甚至比国内一些所谓评论家、教授的眼光和理解要深入得多。当然，一切真正的好文学、好艺术应当是不分时代、没有国界的。使用法语的巴尔扎克、雨果、萨特、加缪，照样还是赢得了许多中国读者的喜爱，甚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可我相信，他们当年写作的时候决不会想自己的作品将来会有多少外国读者。作为一个使用方块字写作的中国作家，我想，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位的读者当然是自己的同胞。一个有自信心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惟一关心的应当是自己的作品，其他的都可以弃之不顾。

　　有生命力的精神是能对社会发生影响、能和他人相互交流激荡的，充满了力量的

　　记者：在中国当代文坛，当众多作家都在为功利而辛苦奔波、忙于制造一个又一个文学泡沫时，您和蒋韵老师却执著地在艺术王国里固守着自己宁静的精神家园。这种为艺术而抛却功利、视功名如粪土的精神动力源自哪里？当下文坛，良莠不分，多元发展，种种非文学现象泛滥文坛。很多作家放弃了对精神的固守，而选择了没有艺术突破的重复生产、原地踏步或商业行为。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在物质和商业狂欢的时代，您能坚持精神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李锐：中国当代文坛确实很浮躁，很多作家最关心的是怎么轰动，怎么迎合市场，出版社最关心的是怎么制造畅销，理论家、教授们又常常沉迷在和汉语处境无关的时髦“话语”当中。

　　我倒觉得说“精神固守”太被动。真正有生命力的精神是能够对社会发生影响，是能够和他人相互交流激荡的，是应当充满了力量的。文学从来都不是在舒适的温室里生长出来的。欧洲、美国的商业化时代比我们多了几百年，可那里不是照样产生了许多堪称伟大的文学和作家？难道曹雪芹的文字狱时代比我们更适合文学的产生，可他不是照样写出了《红楼梦》？时代是不可以选择的，但是文学却是可以坚持的。只要你自己愿意坚持，只要你自己认为应当坚持。据我所知，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能避免商业化，可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有对商业化的抗拒者和精神创造者。中国现在的文学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一本书印个一两万册是很平常的，文学还是很容易自力更生的，这在充分商业化的地方已经很难想象了。中国当代还是有不少好作家，能和他们同时代我深感自豪和鼓舞。

　　记者：您和蒋韵老师的小说叙述语言，都给读者一种惟美的艺术享受。在垃圾堆积如山的当代文坛，已很少有这种精美绝伦的艺术追求了。那么，您以后的小说创作，还会沿着这条纯艺术的路子走下去吗？

　　李锐：谢谢你的偏爱。我和蒋韵比别人稍微不同也稍微好一点的是，在一个家庭里就有同行。这样就不至于过分寂寞。我早已经过了“天命之年”，除了写作不会别的。

　　精神追问的告缺，历史纵深的割断，是造成当代文学品位低下的病因

　　记者：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您在《上海文学》、《天涯》、《读书》等杂志发表系列文化思想随笔以来，文化思想随笔的创作，与您的小说创作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您的文学创作的壮丽景观。可以说，文笔犀利、内容精深的思想文化随笔是了解你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创作思想与美学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的文本。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曾参与了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拒绝合唱》。甚至可以说，以《拒绝合唱》为代表的思想文化随笔，是了解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重要范本之一。可以这么认为吗？你如何看待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思想文化随笔的创作？

　　李锐：“精深”和“范本”的说法最好不要提，我不够格。我只是把小说难以表达的，自己的困境和思考写出来了。我觉得中国当代作家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一种精神侏儒症。许多作家只会用肢体和感觉说话，一离开肢体，就失语。尤其没有能力对历史、对时代发言。把历史肢体化，把时代琐碎化，已经成为流行的时尚，已经成为许多人精神苍白的盾牌和面具。这已经成为许多知名作家的致命伤。更为可悲的是，这样的精神侏儒常常是掩盖在所谓“后现代”“解构主义”“反本质”“反理性”等等这样一些最时髦的理论词藻背后的。因为除去那些时髦的文学操作之外，你只能看到对现成理论的模仿和追随，看不到任何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和情感的历史。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为丰富深刻的历史，中国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当代史，更是变化最剧烈、最惨痛、最富戏剧性的历史。面对这样的历史处境，中国作家本来是具有最丰富的文学资源的，可奇怪的是，大家都对自己的历史转过头去。都争着去看别人家花园里的风景。所谓“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精神追问的告缺，历史纵深的割断，是造成当代文学作品普遍品位低下的病因。许多人不明白，无论现代派，还是后现代派，都是别人对自己历史和处境的深刻回答，都是从最真实的生命处境发出的追问。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现代派是一种真实的处境而非一个正确的真理。照着别人现成的理论完成的文字操作只有技术性，没有艺术性，更没有精神性。这样完成的作品和所谓样板戏的创作原则是一样的。在“解构”了“宏大叙事”的正统历史，挣脱了理性至上的“普遍真理“和”知识权力”的枷锁之后，在解放的个体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面临了对个体更加艰难的理性考验和责任承担。如仅仅以为可以简单地用“肢体”代替“理性”，可以简单地用“琐碎”代替“宏大”，那不过是拿一种谎言代替另一种谎言，用一种遮蔽代替另一种遮蔽。有感于此，我近十年来反复讲语言的自觉，反复呼吁建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我那些随笔既不成体系，也不成规模，充其量算是抛砖引玉的砖。最近苏州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李锐王尧对话录》，是我对自己近些年来思考的一个反省和总结，如果有兴趣不妨看一看。

　　记者：您下一步的创作打算是什么？

　　李锐：我写东西从来都没有计划，总是等着小说来找我。最近写了几个短篇，也许情绪和思考积累够了就会写长篇吧。

　　伟大的作家诗人是任何一个文学奖都无法衡量的

　　记者：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我在1994年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德语文学专家、卡夫卡研究专家、中国歌德研究会会长叶廷芳教授时，他认为，被诺贝尔文学奖发现和奖励的天才作家与被这个奖项所埋没、遗漏的天才作家一样多。对诺贝尔文学奖，既不能全面否定，也不能完全认同，可以说是功过各半。你是否认同他的这一看法？从你的认识角度来看，应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这一重要的国际文学奖呢？

　　李锐：依我的本意是很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的，这是一个每年都要被新闻媒体炒作一番的题目，而且是越炒离题越远。一些简单化的、情绪化的争论和断言，更是成为加油添醋者的自我表演。就像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人标榜自己出身红五类一样，敢骂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一些人“勇气”的标签。

　　这个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诺贝尔奖也不例外。但是相比较而言，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著名也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奖，这应当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来谈论、争论这个问题了。每年只颁发一次，大部分也只奖励一名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完全包括世界上所有最杰出的文学家。托尔斯泰、卡夫卡、乔伊斯、鲁迅的落选就是证明。最初的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眼光，但是，后来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开始把眼光逐渐放到全世界，尤其是最近十几年以来，有许多欧洲之外的作家得了奖，只要把名单拿出来看看就会一目了然。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创作者，我想说的是：人类世界有文学已经几千年了，而有文学奖才不过一百多年。鲁迅、曹雪芹、李白、杜甫、屈原这样的作家诗人是任何一个文学奖都无法衡量的。他们当初的作品也从来都不是为了别人的奖励才写出来的。文学奖是为了奖励好文学的，决不是为了给文学立一个标准叫人去遵从的。为了别人定的标准而写出来的作品，只能是末流的作品。年年盯着一个文学奖去炒作，去修正自己的人只能说他是一个伪作家。

　　时间：2004年6月10日

　　李锐简历

　　李锐，男，1950年生于北京，现居太原。已发表各类作品百余万字。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2004年3月荣获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厚土》，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网络时代的方言》。作品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英、法、日、德、荷兰等多种文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