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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张昌华

　　苏张双璧

　　云幕低垂，冷雨敲窗。殡仪馆内，一片森然。

　　她静静地躺在灵堂里。没开追悼会，没放哀乐，没有花圈和挽联，没有上峰和友朋，当然也没有悼词。膝下众多儿孙中，只来了五位。他们缓缓地从她身边走过，瞻仰她的遗容。几分钟后，她便被推入火海，化作了一缕轻烟……

　　她叫苏青。曾与宋美龄、张幼仪、胡蝶、阮玲玉、王映霞等同被称为“十个女人的上海滩”之一的苏青。

　　20世纪40年代，人们称苏青、张爱玲为上海滩女作家中的“双璧”。她俩毕竟是有瑕疵的玉，沧桑几度，尘封入土。直至“三十年河西”，“考古队员”柯灵的一篇《遥寄张爱玲》，使张爱玲复活。俄顷，张爱玲的大小杂著像零珠碎玉，夺目于书肆坊间。犹如一枚纪念章的背面，好似一部书的封底的苏青，也随之跃入人们的视野。

　　张、苏，这两株“孤岛时期荒芜文坛上并列的奇葩，”缘观点、旨趣趋同成为至交。若就当年影响说，苏青不在张爱玲之下，故时称“苏张”。苏青的《结婚十年》、《浣锦集》较张爱玲的《传奇》、《流言》还要畅销。仅《结婚十年》截至1948年，重版就达36次之多！《杂志》(1945年第14期16卷)推出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编者谓她们是“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把她们的盛名推到了极致。

　　这对文坛姐妹，相互欣赏，相互支持，没有同行相嫉，同性相妒的恶习。无论私下或台上不时互为捧场。苏青当着媒体的面声言：“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看下去不可。……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而张女士真可以是一个‘仙才’了，我最敬佩她，并不是瞎捧。”张爱玲评说苏青也不讳言：“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你唱我和，愉己悦人。

　　她们的交情始于《天地》。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由女性创办的媒体。

　　1943年苏青创办《天地》时，张爱玲已在文坛崭露头角。苏青亲函张爱玲“叨于同性，希望赐稿”。张爱玲欣然应允，将《公寓生活记趣》、《谈女人》、《私语》、《我看苏青》和《封锁》等佳作发在《天地》上，一段时间，《天地》期期都有张的文章。张爱玲为《天地》增光添彩，苏青自然投桃报李，在编者按上对张其人其文大加褒扬，还登张的玉照。胡兰成正是先读张的小说《封锁》后睹其玉照而一见钟情的，由苏青搭桥而使他们出演了传奇的“乱世之恋”。

　　张爱玲也坦言她与苏青的异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个性的关系。”不同在张爱玲习“雅”，孤芳自赏，处世不免做作、拘泥，有时不近人情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苏青，从平民生活泥塘中滚爬出来的小女子，从“俗”，热情率真、大气自然。阅历上较张爱玲博杂，充任家庭妇女、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出版人多种角色。

　　私人化写作的苏青，笔下流淌的都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和己身诉求。她写婚恋家庭时，喜用性心理剖析，妙论女人有时大胆到一丝不挂：“婚姻虽然没有意思，但却也能予正经女人以相当方便。一对男女再没有情义些，同睡在一张床上，总不能相安事实吧！”“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爱情应该先是挑逗的，然后当慢慢地满足她、安慰她。”苏青语惊天下，断言“虚伪是女人的本色”，“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四五十年光阴守着一个丈夫或妻子，试想这是什么味儿？”她在《结婚十年》中竟大胆地自露：“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里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因此，她被人谑称“文妓”。而苏青的这种“粗俗”，张爱玲也能“雅纳”：“听上去有些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也是结实的真实。”苏青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逆风反俗。她肖虎，颇有虎气。某年沪上发生一命案，罪犯詹周氏杀夫碎尸。因其夫詹某是个吃喝嫖赌的无赖，败光家产，还虐待妻子。周氏绝望，杀之，被判死刑。社会舆论沸扬，苏青拔剑为周氏鸣不平，写了篇《为杀夫者辩》，此举招来非议和人身攻击。苏青不屈从舆论重压，又写《我与詹周氏》抗争。苏青为人爽直、幽默，口无遮拦。《秋海棠》作者秦瘦鸥体胖，她见之就说，你不是叫瘦鸥吗，还那么胖？她送他个诨号“肥鸭”。同为女作家的潘柳黛，苏青有点看不惯其作派，此姝腰身又粗，苏青当友人面笑谑她：“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

　　成败在己

　　苏青(1914—1982)，生于浙江鄞县。名和仪，典出“鸾凤和鸣，有凤来仪。”抗战胜利后笔名改用冯允庄。其父冯松雨，庚款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学成回国，在上海某银行任经理。生活失检，英年早逝。苏青高中在浙江省立四中读的。她爱好文艺，常在校刊上发表习作，又会吹箫，被同学称为“天才的文艺女神”。她爱国也不落人后，“九•一八”事变，她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发传单。淞沪战后，国事蜩螗，便埋首读书，泊于国事。

　　苏青在中山公学(初中)时，同窗李钦后长相英俊，外语好，家境富裕。一次他们同台演出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滋生了爱情。李家来说亲，时值苏青的父亲已过世，家境拮据，便同意订婚。1933年苏青蟾宫折桂，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温州地区所辖六县唯一的一个。李钦后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他大概担心这位“宁波皇后”在中大读书会有情变，提出结婚。苏青不愿，但在母亲的苦劝之下，于1934年成亲。(这段历史诸多版本，说法不一，笔者择善而从)

　　婚礼是隆重的，中西合璧。苏青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中，有精彩的描述。但花好月不圆，蜜月不蜜。苏青是带着李家的“喜”被迎娶的，但她发现丈夫并不怎么体贴她，倒对表嫂瑞仙含情脉脉。苏青怏怏不乐，婚后，便返中大上学。可“喜”在一天天变大，“丑”便欲盖弥彰。校纪难容，苏青不得已退学，在家待产。李家一心以为苏青能生一脉延续家族香火，孰料产下的是个女儿！李家上下脸色哗变。一想到丈夫的不忠，公婆的不屑，小姑的龌龊，苏青算是初尝到人情冷暖。她曾到一小学任教，与她搭档的是年轻帅气的男性，便有人饶舌。人言可畏。她干了三个月便辞职，回家做少奶奶了。

　　1935年秋，苏青、李钦后筑巢上海。她从幽居深闺中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李钦后还在读书，苏青一人在家，实在无聊透顶。无聊到用模拟独幕剧剧中的人物自己和自己对话，打发寂寞。那时钱是他们最大的难题。丈夫认为既已结婚，就无脸向家中伸手。总是寅吃卯粮，往往为钱斗嘴。一次苏青向丈夫要钱买米，李钦后竟然掴了苏青一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她五内俱焚。就为这一耳光，为争取在家庭中地位，她要找工作，挣钱。每天《新闻报》一到，苏青专看招聘广告，然后写信自我推荐。一份份求职信，像一只只放飞的野鸽子，杳无音讯。日坐愁城。她想学外语会话，好谋职，钱哪来？想想每天为小菜钱向丈夫要还要费口水，再向丈夫要学费她更觉自讨无趣了。罢。

　　那时，上海滩杂志出版业繁荣：《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等等。尤以《论语》影响最大。苏青忽然想到，何不向杂志投稿，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加之，苏青刚生了个女儿，正受丈夫、公婆的白眼，怨郁在胸，需要宣泄。于是她以自己的切身感悟，写了篇短文《产女》，寄给《论语》。编辑陶亢德慧眼识金，欣赏这篇自发来稿有股英锐气，且切中时弊。该文开首写道：

　　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人妻者，无论你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你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反之……

　　陶亢德将篇名易为《生男与育女》，刊在1935年6月16日的《论语》上。首发即中，苏青十分兴奋，还得了五元钱稿费。她自信大增，“女人也能用自己的智慧赚钱”，而且体现了自身的价值。接着，她又在《论语》上发表了《我的女友们》，剖析自己婚前婚后的心态变化，感叹：“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她的观点，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苏青从《论语》起步，迈上了文坛。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苏青在《生男与育女》中写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真是报应，苏青后来一拖拉子连生了四个女儿(一夭)，到老五，才是儿子。

　　一连四女，丈夫怒目相向，公婆横眉冷对，苏青唯有忍气吞声。产女的大潮，冲击着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堤坝。1938年李钦后的弟弟李钦若因事到上海，暂住哥哥家。李钦后整日在外花天酒地，跳舞找女人，苏青寂寞时找李钦若说话，久而久之，叔嫂两人关系有点暧昧起来。偏逢李钦后不择手段把邻居、作家徐的太太赵琏花到手，证据确凿。苏青忍无可忍，提出离婚，维持十年的婚姻，一朝便烟消云散了。事实证明，李钦后不是良民。解放后，他在法院工作，因贪污罪，被政府处决。离婚后的苏青也曾想重组家庭，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十分伤感，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坚持不再婚，克尽为人母的责任。

　　在婚姻上，苏青是个失败者；然而，在事业上她是一个胜利者，她以十年痛苦婚姻磨难为代价，写出了《结婚十年》，一举成名。

　　毁誉由人

　　苏青虽说与张爱玲齐名，但她的《结婚十年》和《浣锦集》究竟有多高的文学价值？“唤醒了往古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亲的回忆。”(张爱玲)“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不受传统的束缚，没有一点做作。”(胡兰成)“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王安忆)时下，尚未见权威人士的评论。新近有研究者认为，苏青在那个时代是一位“堪称‘前卫’的女性意识”的作家。(毛海莹)“是一个对事业、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的女性”。(王一心)

　　苏青做人的瑕疵，我们当然是不能漠视的。

　　陶亢德是她在文学道路上的恩人。苏青与大汉奸周佛海和陈公博的相识也是陶亢德介绍的。说苏青走红是《古今》捧的，不无道理。她在《古今》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论离婚》，堪称绝妙，受到时为上海市长的陈公博的欣赏。该刊创办者朱朴，是汪伪交通部次长。朱朴点拨苏青，希望她写文章奉承一下陈公博。苏青可能考虑自己一孤身女子在外混事不容易，需要有人庇护吧，在《〈古今〉的印象》一文中，果真吹捧陈公博一番。忠奸不辨，这实在令人心痛。(也许她已有所察觉，在后来出版的四部散文集中，均未收此文)投桃报李，陈公博给苏青介绍工作：一是做他的私人秘书，或者任市政府专员。大概苏青敏感怕陈公博有所图，选做专员，混入官场。尽管她只干了三个月，但代价是惨重的，她由此沾上了“汉奸嫌疑”，这页历史是抹不去的。此时有人以匿名方式寄给她一张十万元支票，苏青曾犹豫，猜想是陈送的，但信封上无写信人的地址。恰那时苏青要养全家老小五口，日子实在不好过，她就饥不择食，收了。生活有所改善后羽毛渐丰的苏青，不甘寂寞，想出人头地地干一番事业。她审时度势，决定办刊物。刊名定为《天地》，取谈天说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意思。这油然令人联想到是延续《古今》的余绪。一指时间，一指空间，故有人认为这是“天造地设，妙古绝今，可谓巧合之至。”

　　1943年10月10日，在周佛海、陈公博的资助下，苏青的天地出版社兼《天地》月刊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601室挂牌开业。

　　苏青真有本事，把政界、文坛的名流拉来写稿，作者队伍阵容显赫：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朱朴、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

　　苏青不仅有温州人的能干，又有上海人的精明。她单枪匹马经营的《天地》，创刊号竟一炮走红，脱销后立即加印。她经营有道，马上实施杂志预订，八折优惠客户。新年出“特大号”加质不加价。她向周作人讨张签赠的全身照，登在杂志上，既做广告又讨周作人欢心。还别出心裁举办“命题征文”。总之，花样不断翻新。为争得发行折扣，她不怕丢人现眼，不怕吃苦，亲自扛着《结婚十年》到马路上贩卖，与小贩“讲斤头”。聋哑作家周楞伽撰文揶揄她：“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还写打油诗调侃她：“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因而得了个“犹太作家”诨号。苏青寸土不让，写文反驳，斥责他多管闲事，并反唇相讥：“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以周耳聋为题讽刺挖苦，笔墨官司俗到与骂街无二了。苏青说：“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张爱玲说苏青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

　　受人惠，必还人情。在《天地》创刊号和第四期上发表的署名为“周杨淑慧”的《我与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两篇文章，实质上是由苏青代笔的。

　　这时的苏青，已成了社会活动家，出席了一些有亲日行为的不光彩的会议，还任过“中日文化协会的秘书”。故此，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亦在其中。张爱玲沉默。苏青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诬：“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她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袒露了当时的真实心境：“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苏青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谢蔚明)对“文妓”、“性贩子”和“汉奸文学”的指控，时下也有不同的声音：季广茂在《义旗下的哭泣》中谈到苏青在40年代那段辩白时指出，“(沦陷区的人民)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40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

　　又据台湾烛微先生披露：当时的中国政府未正式调查她(苏青)、检举她、将其视为汉奸逮捕归案，以致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世界日报》1987年2月)

　　无论客观如何，苏青当年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的瓜葛，是苏青人生册页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笔。她只能毁誉由人。千秋功过，留待历史评说。

　　生死顺天

　　天变道亦变。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提倡创作为工农兵服务，像苏青这样以写青衫红粉、家长里短为主题的作家是无法上阵的。当年的老朋友张爱玲、徐都远去海外，苏青显得格外的寂寞、苦闷。更为难堪的是生活无着。一辈子为钱发愁。1949年底，苏青由九三学社吴藻溪介绍，加入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但一时也没找到工作养家糊口。正一筹莫展时，朋友告诉她，香港的《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苏青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寄去，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费，反受有关部门一顿批评。

　　时值1951年，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报名，没有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毕业后，她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但都未获成功。后来，她改编郭沫若的《屈原》，为此专程进京向楚辞专家文怀沙请益。1954年5月，由苏青编剧的《屈原》首演，反映颇好。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一剧之本的剧本没获奖，其根子是苏青有“历史问题”。苏青感到不解、不平。她只能忍气吞声。那段日子，最开心的是，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倒霉的是，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塑造好司马迁的形象，她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完全是一封纯学术探讨的信。不料，1955年胡风事件，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被判刑，有关部门在抄贾家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苏青也就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潘汉年、杨帆案所牵。1957年6月27日苏青被“宽大释放”。苏青出狱后，又回到剧团。一时无事可做，看剧场大门。自己创作的作品，已被他人改头换面窃去。1959年芳华剧团去福建，苏青不愿去，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配角唱戏，还要负责字幕很是辛苦。她也配合政治写过《雷锋》、《王杰》，但无影响。

　　1966年“文革”，苏青家被抄，人被斗。令她愤怒的是工作也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更困难。1975年，苏青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退休证上写明：原工资61.7元，按7折计算，实发退休费：43.19元。

　　苏青的晚年极为凄凉。她原住市区瑞金路，和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迫于无奈，和郊区人家调换住室，以求安宁。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基本断绝与外界往来。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1982年12月7日，多灾多难的苏青，顺天命而去。终年69岁。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内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迟来的公正，苏青死了已两年了。

　　苏青病危时，很想看看她的《结婚十年》，家中没有。后来成为其女婿的谢蔚明，辗转托人找到一本。因那时此书还未开禁，书主人提出速阅速还。谢蔚明为安慰病中的苏青，出高价复印一册送她。苏青做梦也没想到，她死后不几年，社会日渐祥和、开放。苏青复苏了。她的《结婚十年》、《浣锦集》等陆续再版，研究关注她的人也越来越多：《苏青传》(王一心)、《乱世佳人苏青》(李伟)以及《寻访苏青》(毛海莹)也相继问世。人们没有忘记当年上海滩的苏青！

　　花落人亡有人知！

□ 《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