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鲜为人知的故事

1、走出韶山, 1893～1911年, 1～17岁

毛泽东，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那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的祖先已在这丘陵山冲居住了五百年。

山冲有五公里长、三公里半宽，聚居着六百多户人家。他们种茶、竹、水稻，年复一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通航的河流，与外界少通消息，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初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在一九○八年驾崩这样的大事，也没能传到村里，毛泽东是在事过两年离开韶山后才听说的。

毛的父亲毛贻昌生于一八七0年，十岁时跟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订婚。女家隔着一座叫虎歇坪的山坳，来去只有十公里，这样短的距离，两村人却语言各异。毛的母亲由于是女人，没有自己的名，在文氏家族姐妹中排行第七，就叫作“七妹”。定亲多半出于现实的考虑，七妹的祖父葬在韶山，每年要扫墓，文家希望当地有门亲戚做歇脚之地。订婚后，七妹搬进了毛家；一八八五年，贻昌十五岁时他们圆房。

婚后不久，贻昌出去当兵挣钱以偿还祖上留下的债务，几年后他攒足钱还清了债，回家做起了贩运白米和生猪的营生。他能写会算，又有生意头脑，不仅逐渐赎回了祖上典出的田产，而且买了更多的地，成为村里最富的人之一。

贻昌人很勤俭，他家老屋是茅草顶，有了钱多年后，他才下决心把草顶换成瓦顶，但仍留下了泥墙泥地。玻璃在当时是稀罕的东西，所以窗户只是些木框口子，晚上用木板遮起来。家具不过是木床、木桌、木板凳。就是在这样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在罩着蓝色土布蚊帐的床上，毛泽东出世。

毛是第三个儿子，但却是第一个活下来的。为了求菩萨保佑他不再夭折，毛的母亲到处烧香拜佛，还吃上了观音斋。毛取名泽东。“泽”在十八世纪毛氏族谱初修时，就定为他这一辈的辈名。泽东：施光泽于东方。当他的两个弟弟在一八九六年跟一九0五年出生时，他们分别取名泽民、泽覃。

毛爱他的母亲，对她保留了一种从未给与过他人的深情。母亲温和宽容，从不训斥毛。从她那里毛继承了圆圆的脸庞、传情的嘴唇和沉静自持的眼神。毛一生常谈起她，谈时还十分动容，说小时候母亲到哪里他部跟着，赶庙会，烧香纸，拜菩萨，母亲信佛，他也信佛，直到十几岁时才与佛绝缘。

毛的幼年无忧无虑。他在母亲娘家住到八岁，外婆将他视为心头肉，两个舅舅舅母拿他当自己儿子看待，一个舅舅作了他的“干爹”。在文家，毛做些轻松的农活，有时在芭蕉塘边的油茶林里割草放牛。他也开始识字，晚间，舅妈在油灯下纺线，毛坐在她身旁看书。毛后来说他十分眷念那些日子。

一九0二年，毛回韶山上学。上学就是进私塾，儒家经典是主要课程。深奥的古书不是孩子懂得了的，只能生吞活剥地背下来。毛具有超人的记忆力，当年的同学记得他学习很用功，艰深的书本不仅能背诵，还能默写。就是在这时，毛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使他后来能写一手好文章、好诗词、好书法。读书成了最大的嗜好，一盏油灯放在蚊帐外的板凳上，一读就到深夜。许多年后，做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偌大无比的床有一半用来堆书，他的谈话和写作旁征博引，散落着各种历史典故。只是他的诗词在当权后大半丧失了诗意。

毛跟老师的关系不怎么好。十岁时他从学校逃走，说老师要求苛刻，粗暴严厉。至少有三间私塾因他的倔强不服管教而委婉地请他父亲“另找高明”。母亲对他是听之，任之，但父亲不能忍受。父子俩常发生冲突。贻昌付学费让儿子上学，希望儿子起码能给家里记帐，而这正是毛所讨厌的。终生他对数字都不甚了了，对经济学更是一塌糊涂。

体力劳动对毛也不具吸引力，一旦脱离了农民生活，他就再也不做了。贻昌见不得儿子闲着不干活，自己辛勤劳作，要求儿子也要照办。毛不听话，他忍不住就打毛，毛于是恨父亲。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当毛向政敌展开全面报复时，有一种通行的折磨方式叫做“喷气式”：受害者面对气势汹汹的人群，双臂被狠狠地拧在身后，左右两人一手拧臂，一手重重地按头。毛对红卫兵领袖说他父亲“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其实少年的毛并没有受父亲虐待，也绝不是弱者。父亲责备他懒惰，他便顶嘴说父亲年长，应该多干。一天，父子俩当着许多客人的面吵了起来，毛后来说：“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我父亲就软了下来”。一次，毛讲完这个故事，笑着说出他的结论：“他们都怕失去儿子，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攻其弱点，就能取得胜利！”

无可奈何的父亲对毛只有一项武器：钱。一九0七年，毛离开第四个私塾后，贻昌拒绝再为他付学费，十三岁的毛只得成为全日制农民。但毛很快找到办法逃离农活，重新回到书的世界，这就是接受父亲的安排结婚。贻昌想要毛安顿下来，做个负责任的一家之长。他给毛找了个媳妇，是自己的侄女，年纪大毛四岁。结婚后毛复了学。

结婚那年毛十四岁。新娘姓罗，人称罗氏。毛对她没有丝毫感情，只有一次提起她，是跟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口气轻蔑，还把他们的年龄差距从四岁夸大到六岁。毛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毛没提及罗氏早在他们结婚后一年多就去世了。

毛一生对“性”都兴趣十足，但似乎对他第一任妻子毫无欲望，跟她结婚是出于不得已。这使毛成为包办婚姻的强烈反对者。九年后他在《赵女士人格问题》一文里措辞激烈的写道：“西洋的家庭组织，父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国则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这叫做‘间接强奸’。中国的父母都是间接强奸自己的子女。”

妻子一死，这位十六岁的鳏夫就要离开韶山。父亲想让他到县城的米店去当学徒，但毛有自己的打算。他已看中了二十五公里外的一所新式学堂。这时，新风气已穿透了韶山的山峦，吹进了少年毛的脑子里。科举制度废除了，旧的教育体系没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学堂，教一整套外国来的东西，像科学、世界历史、地理，还有外文。这些新学堂是毛那样的农家孩子走出乡村、进入外部世界的大道。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改革的巨变。除了整个教育体制彻底改变外，铁路开始修建，现代工商业开始兴办，政治团体允许存在，报纸也第一次出版。留学生派出国去学习科学，大臣们则出洋考察政体。一九○八年，清廷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

毛的家乡湖南在当时有三千万人口，是改革如火如荼的省分之一。虽然这里是内地，但通航的河流把它连向沿海，一九○四年，省会长沙开辟为对外商埠，外国商人跟传教士纷至沓来。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当毛在乡间听说时，湖南已经有一百多所了，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多，还有好几所女子学校。

毛想上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学费住宿费贵，毛就请亲戚们帮忙，说动父亲给他出了五个月的钱。东山使毛眼界大开。从课本里，他读到拿破仑、威灵顿、彼得大帝、卢梭、林肯等人的小传，也第一次亲眼见到去过外国的人：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教师，学生们管他叫“假洋鬼子”。多少年后，毛还记得那位老师教他们唱的日本歌，庆祝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的惊人胜利。

东山学堂的几个月为毛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省会长沙有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在毛的请求下，一位老师介绍他前去就读，尽管他不是湘乡人。一九一一年春，毛心情激动地到了长沙。这年他十七岁，是他与农民生涯从此告别的日子。

毛从故乡的泥土中带走了什么呢？他后来说他带走了对贫苦农民生活的“深感不平”。事实却非如此。毛当时的老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的日记中记载着毛谈论家乡的话：“人多务农，易于致富。”毛说当农民容易致富，并未说农民的生活艰苦。

通观所有毛早年文章和谈话记载，直到一九二五年底，毛只提到过农民几次。除了说家乡农民容易致富外，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在致黎锦熙信里讲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但不是对他们表示同情，而是对消灭他们的人曾国藩表示倾倒。毛说：“愚于今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毛在《民众的大联合（二）》里提起“种田人”，但只是泛泛的，不带感情，不像他描述学生那样长篇大论地诉苦，说学生的生活是“苦海”。同年九月一日，毛拟了一份详尽的问题研究单子，足足有七十一个大项目，农民只占第十项中的十五个分项之一，还无关贫苦农民的生活，而是“劳农干政问题”。

一九二0年下半年，毛与共产党结缘后，开始使用“工人们农人们”、“无产阶级”这样的字眼，但不过是辞藻而已。

毛后来说，在韶山他钦佩一个被捕并被斩首的农民起义英雄彭铁匠，但中共党史学者费尽心机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位铁匠存在的蛛丝马迹。毛还说，饥民的痛苦影响了他的一生。这很可质疑。一九二一年，毛在长沙时正好遇上饥荒。他的朋友谢觉哉的日记中记载说：“乡间荒象特著……本地乞食者特别多，每日总在百数以上……大半黄皮里骨，风吹欲倒。”“死者颇多，小街上施木板‘做棺材’也施不起了。”毛在这段时间写的文章对饥荒、荒民一个字也没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关心这件事。

农民的根并没有滋养出一个同情穷苦百姓的毛泽东，从韶山他没有带走改善中国农民命运的理想主义。

我们从大陆出来的人，应该是有金刚不败之身了吧，竟然还会为伟人的眼泪感动么？
为他的几滴真真假假的眼泪感动，从而得出什么他爱民的结论，这才是主观呢。

毛曾说不惜死几亿中国人，来实现他理想中的世界共产主义。农村死几个草民，你
当他真的会难过。实际情况是，几千万人(大多是农民)于大跃进之后几年死于饥荒，
而毛从来拒绝承认错误，他在党内发起的残酷斗争从来没有因此而停止。从他的所
作所为看，他根本就毫不在乎草民百姓的性命。这样做结论，主观还是客观？

这是一个为了自己的欲望，将天下人视为草芥的人物。

对政治家的评论，不能根据“他的本意是好的，不幸办了错事”。

谁能怀疑当年希特勒是真心实意地为德国好，为日尔曼的发展壮大好？而结果是什
么，他将德国引入深渊，几乎万劫不复。

毛比希还不如，希是对外，毛是对内；希至少没有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往死里迫
害自己的人民！

评价一个历史领导人物，不是简单地将其归类为“好人”、“坏人”，“优点”、“缺点”，
而是全面地分析他的所作所为，及这些作为对人类的发展、人民的福祉起到了什
么作用。

我个人的观点是：毛是一个具有根深蒂固帝王意识的农民领袖，他成功地在动乱年
代，充分利用了中国农民的愚味落后，在中国进行了一场破坏远大于建设的农民造
反运动，这在中国引起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巨大灾难。灾难的外部表现为几千万人
非正常死亡，千万知识分子遭受迫害；灾难的内部表现为整体民族素质的进一步被
毒化。

2、与共产党结缘, 1911～1920年, 17～26岁

一九一一年春天，毛泽东到长沙，正是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表面看去，照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描述，长沙“简直就是个中世纪的城市，只能走轿子和人力车”。但这里不仅充满新思想，新风气，而且酝酿着共和革命的风潮。

尽管清廷宣布立宪，革命党人却一心要推翻帝制，说满族是外国人，应该驱逐。报刊杂志此时已数不胜数，他们利用这个条件鼓吹革命，还组织社团，发动了好几起武装起义。

十七岁的毛此时第一次看到报纸。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反清派别的观点，立即表示赞同。按当时的时尚，他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这是他首次发表政见。像许多学生一样，他剪了辫子，并跟朋友一道挥舞剪刀强行剪掉别人的辫子。

这年夏天，长沙格外闷热，学生们比天气更热烈的辩论怎样推翻皇上。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有人把身上的长衫脱了一丢，大叫“快习兵操，准备打仗！”

十月，邻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台了，中华民国在一九一二年的第一天成立。二月，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握有兵权的袁世凯替下作临时总统不到两个月的孙中山，次年就任大总统。一九一六年袁死后，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控制松懈，中国出现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

新生民国带给年轻的毛的，是无数崭新机会。工业、商业、法律、管理、教育、新闻、文化，还有军事，可做的事层出不穷。毛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他先参了军，但出操听口令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更不用说到城外挑水做饭给长官泡茶。他于是雇了个挑夫帮他挑水。几个月后，他干脆退了伍，决定再回去上学。那时报上满是新鲜动人的广告，好些使他动心，一个是警官学校，一个是法律学校，还有个专教人怎样制造肥皂，使毛发了作肥皂制造家的奇想。毛最后挑了省立第一中学，但只在那里待了半年。他觉得不如自修，于是天天去省立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第一次读到外国名著的译本，这些书把他的脑子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但他父亲要他上学，否则拒绝供给他钱，十九岁的毛只好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是那时中国致力于教育的结果。

第一师范充满开放的空气，连数学楼也是欧洲式的，长沙人管它叫“洋楼”。教室很洋气，漂亮的地板，窗上装有玻璃。校方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新见解，鼓励他们自由思想，组织不同的学会。学生的出版物有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Karl Marx）的像还一度挂在大礼堂里。对读报上了瘾的毛已在报章上见过“社会主义”这个词，在这里他又第一次听说了“共产主义”。那时，中国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后来毛统治时也用这个词，但他允许的还不及他年轻时万芳丛中的一小片花瓣。

像全世界的学生一样，毛喜欢无穷无尽地和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沿湘江漫步，有时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山，坐在草丛里辩论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声一声地唱，萤火虫绕着他们一闪一闪地飞，熄灯的钟声响了，他们置之不顾。出门旅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一转悠就是一个月。农家友善地欢迎他们，供他们吃住，他们以写门联报答。

一次高谈阔论中，据毛的朋友记载：“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毛提到烧书。当时，这话并不离奇，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受到挑战，历来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当然。国家有必要存在吗？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财产呢？什么样的议论也不奇怪，什么样的话也都能说。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毛泽东形成了他的道德观。二十四岁时，毛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毛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毛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毛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

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毛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毛泽东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毛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照这种观点，“良心”只是为毛的“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毛不以为然，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毛性格的另一个中心是“‘破’字当头”，他说对中国“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而且“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在晚年也说过意思一模一样的话。也就是说，年仅二十四岁的毛就已经用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漫长一生信守的人生观。当然，在一九一八年，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杨昌济教授称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但毛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老师徐特立说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当毛发出征友启事，张贴在长沙部分学校时，应召的只有几个。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学会”时，他虽然活跃，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

那时的毛要找份像样的工作都很困难。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师范学校毕业。许多年轻人向往出国学习。像毛这样家里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年轻男人，需要劳工。

当劳工不是毛想干的事。去法国的人还得学法文，而毛不擅长语言，一辈子都只说湖南话。有一阵掀起俄罗斯热，毛也曾想去，对女朋友陶斯咏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他在一个叫伯乐佛（Sergei Polevoy）的俄国移民（是个间谍）那里上了几堂课。据这人说，毛怎么也发不好生字表的音，别的学生都笑他，他就生气地离开了。结果，毛既没有去法国，也没有去俄国。

毛想到首都去碰碰运气，就借了路费去北京。北京当时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之一。在刚对公众开放的皇宫前，甚至还有骆驼庄重地缓步。但古都的生活是苦的。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机会，却没有明显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大多数人还活在一个“穷”字中。毛一行八人，住在三间小屋里，几个人合睡一张炕，同盖一床棉被，挤得紧紧的，要翻身得先跟左右的人打招呼。八人只有两件大衣，出门轮流穿。因为图书馆里有暖气，毛有时去那里，又看书又睡觉。

有一段时间，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刚够生活。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名。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毛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毛后来说，“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毛感到受了冷落，一直耿耿于怀，说：“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不到六个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费还是借的。他绕道上海，为去法国的朋友送行，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到长沙。毛此行见识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后还得回来做外省的小学教书匠。

为人师表的毛当穿得邋里邋遢，好像永远不换衣服。学生们记得他不加梳理的头发和袜子上的窟窿。他似乎只有一双家制的布鞋，鞋底好像总处于即将磨穿的状况。一次，人们抱怨他夏天赤裸上身，毛反唇相讥说：“这就算不错啦，全赤我也无所谓！”

这时，一桩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事件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有中国代表团参与的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的巴黎和会，让日本继续占领它在战争中从德国手头夺取的山东一部。爱国的中国人被激怒了。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街头游行示威，谴责北京政府卖国，抗议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烧日本货，砸卖日货的商店。人们对民国政府深感失望，觉得它跟满清一样无能。许多人开始寻求更激进的治国方式。

一个激进的学生会在长沙成立，毛负责编辑会刊《湘江评论》。办杂志很辛苦。在难忍的闷热中，毛晚上用一堆线装书当枕头，臭虫在里面爬来爬去，白天不仅要写大部分稿子，还得到街头贩售，由于经济窘迫，这个学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此后毛继续为别的刊物写文章。其中有十篇是关于妇女与家庭的，观点是那时大多数前卫青年的共识，即提倡妇女独立，自由恋爱，与男人平等。毛的文章感情充沛，原因可能跟他母亲刚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去世有关。他母亲得了淋巴结核，毛曾给她寄药方，把她接来长沙治病。在毛跟母亲的关系中，母爱是无私的，毛的感情却是既强烈又自私。多少年以后，他告诉身边护士吴旭君：“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

在母亲临终之际，毛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亲的希望。他能毫无顾忌地对她直说，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对父亲，毛没有什么感情，对他的死的反应简直就是冷酷。父亲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死于伤寒，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毛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

毛的硬心肠也反映在他关于女人的文章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女子自立问题》说女子可以跟男子做一样重的体力劳动：“女子用其体力工作，本不下于男子”，只是“不能在生育期内工作”。对此毛说：“女子需自己预备产后的生活费。”

毛的激进活动很快把他带向另一个旅途，这次旅程将决定他的一生，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一九一九年底，湖南的学生和教师要赶走当时的省长张敬尧，毛随代表团前往北京，游说中央政府撤张。虽然此行没达到目的，但毛作为湖南的活跃分子结识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领袖胡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就在回程途中，一九二?年六月路经上海时，毛遇上了改变他终生的人：陈独秀。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陈是佼佼者，毛曾在一篇文章中称道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这时四十岁，是个极富魅力，但性情暴躁的人。毛去拜访陈，正好，陈在筹组中国共产党。

组建中共并不是陈教授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这主意来自莫斯科。一九一九年，新生的苏俄政府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八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俄的中国政府。此后三十年里，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最终使毛领导下的中共得以夺取政权。

一九二?年二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中西伯利亚，打通了跟中国的陆地交通。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来到中国。五月，共产国际在上海建立了据点，目的是“组建一个中国党”。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出这个建议，得到了陈的同意。六月，维经斯基向莫斯科汇报说，陈将做这个新党的书记，陈正在联系“各城市的革命者”。

就在这个月，毛来见陈独秀，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创立。中共创始人都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据当事人回忆，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毛没有被邀请为发起人之一，他这时还没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毛离开上海后，八月，中共成立。

中国官方把中共成立算在第二年七月，因为那时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毛出席了“一大”，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算成创始人。事实上，共产国际的刊物和它派来指导“一大”的马林（G. Maring）都权威性地指出，中共是一九二?年，而不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毛虽然不是创建者，但他开始为中共工作：陈独秀让他在长沙开一间书店卖共产党宣传品。陈教授刚把他的影响重大的杂志《新青年》改变为中共的喉舌，七月号就刊登了介绍列宁（V. I. Lenin）和苏俄政府的文章。从那时起，共产国际便出钱赞助《新青年》。毛的任务是推销《新青年》和其他宣传品，同时也卖一般的书、杂志。

毛乐于从命。虽然他还没有信仰共产主义，但他毕竟是激进分子，又热爱书报，还需要一份像样的收入，开书店是求之不得。回长沙后不久，“文化书社”就在《大公报》上登报开张了。毛写了个夸耀苏俄的启事：“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书店马上订了一百六十五份《新青年》的七月号，是书店的最大订单。其次是一百三十份《劳动界》，新生的中共对工人的宣传品。其他大部分书报也是亲俄激进的。

干这种事毛并非提着脑袋，那时候搞共产主义活动非但不犯法，相反地，苏俄正时髦。在长沙，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筹备，为首的是长沙知事。人们对苏俄感兴趣，大半出于相信苏俄政府的宣言，说要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攫取的领土和特权。这番信誓旦旦，实际上只是空话，苏俄继续控制着在华最大的外国领地。

毛找了个朋友做经理，他善于用人帮他做讨厌的杂务。他本人的头衔是“特别交涉员”，向富人名流筹款，与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图书馆、大学、文化人联系。陈独秀和好几位知名人士为书店担保，大大提高了毛的声望。他从前读书的师范学校这时请他去做附小主事。

没有材料表明毛是怎样入党的，履行了什么手续。但由于文化书社，他成了“自己人”。十一月，按维经斯基指示，中共成立一个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中发展党员。在长沙找的联络人之一是毛。也就是说，他已经算是共产党的成员了。十二月，毛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毛第一次表达他信仰共产主义。

毛迈出这一步并不是热烈追求信仰的结果，而是机遇：他正好在某一时间出现在某一地点，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处的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强大外国主持的新兴组织。

他那时最好的朋友萧瑜不赞成共产主义，从法国写信给毛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毛回信时不是狂热地为共产主义辩护，而是称他朋友的看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这样劝说朋友：“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

毛信中的这类话表明，他参加共产党，不是出于充满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静实际的选择。

3、温热的信仰者, 1920～1925年, 26～31岁

与共产党结缘的同时，毛泽东也陷入了恋爱，对象是他从前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他比毛小八岁，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开慧于一九0一年出生在长沙城外一个田园诗般的村子里。生下不久父亲留学去了日本、英国、德国，一去十多年，出身书香人家的母亲把她抚养长大，从小娇弱易感的开慧出落成一个既感情缠绵又落落大方的闺秀。一九一三年春天，父亲从国外回来，带来了欧洲的生活方式。男学生来访时，开慧也同他们一起用餐说话。这在当时还很少见。美丽优雅的开慧常率直地发表见解，让男学生们大为倾倒。

开慧的父亲欣赏毛的头脑，向有影响的人极力推崇他。他对章士钊说过：“吾郑重语君，二子（毛和朋友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一九一八年，杨先生去北大任教，毛第一次到北京时曾住在他家。那时开慧十七岁，毛二十四、五岁，毛很喜欢她，她却没反应。许多年后她回忆道：“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对于结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去真实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够随便。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一九二0年一月，她父亲去世。刚好毛第二次到北京，同开慧朝夕相处，开慧终于爱上了毛。她写道：

父亲死了！我对于他有深爱的父亲死了！当然不免难过。但我认父亲是得到了解脱，因此我并不十分悲伤。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我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橾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去希求……）

像一个矜持的淑女，开慧没有吐露心声。不久他们分开了，她护送父亲的灵柩回长沙，进了教会学校。别离增强了她的爱情，她写道：

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找有这样的幸运！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

毛回长沙后，两人成了情侣。毛住在他任主事的师范附小，开慧常常去那里会他。但她不愿留下过夜，他们还没有结婚。毛不想结婚，不愿受约束。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宣布：“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毛鼓吹组成“拒婚同盟”，说：“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

一天夜里，开慧走了，毛无法入睡，爬起来写了首“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诗打动了开慧，她终于同意了留宿。夜里，他们热烈地做爱，房间的墙壁是木板隔间，很薄，左右邻居抱怨起来。有人说学校有规矩，教师的妻子不能在学校过夜。但毛是主事，他就干脆把规矩改了，从此开了教师妻子在学校留宿的先例。

对开慧来说，留下过夜等于把她整个的人都献给了毛。她后来写道：“我的意志早又衰歇下来了，早又入了浪漫态度中，早已又得了一个结论：‘只有天崩地塌一下总解决！’除非为母亲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义！”

毛对开慧的感情远不如开慧的强烈真诚，他还继续有着别的女朋友。最亲近的是陶斯咏，一个丧夫的教师，比毛小三岁。办文化书社她帮毛筹款，因为她教的学生中有的家里很有钱。她跟毛一同出去旅行，俨如一对夫妻。

开慧发现了。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忽然一天一颗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的被这一击几乎毁了！”然而她原谅了毛：“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简直有不顾一切的气象，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竟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毛告诉开慧他有女友是因为他对开慧的心摸不准，不知道开慧是否真爱他。开慧相信了他：“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因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更加，唯恐他看见了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到此时才都明白了。）因此我们觉得更亲密了。”

开慧搬来与毛同住，一九二0年底他们结了婚——虽然没有任何正式文件。那时旧的结婚仪式为激进青年所不齿，而新的国家登记制度又没有广泛建立起来，男女的结合只依靠个人的良心和感情。

为了这个结合，开慧最终付出了她的生命。眼前最直接的后果是被教会学校开除。毛继续着他的艳事，婚后不久又发展了两个女友。他当年的好友告诉我们这桩事时，用食指在桌上写下“不贞”二字。其中一个是开慧的表妹，开慧知道后，气得用手打她。但文雅而有教养的开慧鲜有吵闹，自己也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毛。她后来写出她的无可奈何：“我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渐渐能够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没有缺陷的人，一定有两件表现，一个是性欲冲动，一个是精神的爱的要求。我对他的态度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

开慧并非旧式妇女，按传统要求对丈夫有外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其实是个女权主义者，写过雄纠纠的文章为妇女争权利。有一篇大声疾呼：“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姐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

毛结婚的那段日子，莫斯科加紧了在中国的活动。它开始在西伯利亚秘密训练一支中国军队，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分散在中国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都有间谍。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新的莫斯科代表来了。一个叫尼科尔斯基（Nikolsky），另一个是荷兰人马林，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搞秘密工作。两人一到就叫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召开“一大”。上海向七个地区发了信，叫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每处寄两百银元充当旅费。长沙是七个地区之一，毛是联络人。两百银元差不多是他当小学教师两年的工资了。这是毛第一次接获莫斯科的资助。

毛挑四十五岁的朋友何叔衡作另一名代表。两人在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起程。那天黑云蔽天好似暴雨将至，他们拒绝朋友送上轮船，朋友都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参加中共“一大”。由外国出资搞政党活动旨在夺权，当然得秘密行事。

中共“一大”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有十三人参加，都是记者、学生或教师，代表全国大约五十七个同类职业的人，没有一个是工人。党的两位最有名望的成员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出席，尽管陈已被莫斯科定为党的领袖。莫斯科的两名派员主持一切。高个子、小胡子的马林用英文致开幕词，由一名代表译成中文。他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冗长在当年的中国很少见，代表们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一大”由外国人主持马上就引起争议。代表陈公博回忆说：大会主席张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急了，我说……这样不必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有代表提出按俄国人的部署办之前，应该先派人到俄国去实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国考察比较。这个提议大大激怒了莫斯科的代表。

在“一大”上毛泽东很少说话，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跟那些出过国，或来自大城市的代表相比，他是个外省人，不像当时很多进步青年那样西装革履，而是穿着传统的长衫，脚蹬黑布鞋。他也没有竭力表现自己，只是留意倾听。

七月三十日，一位陌生人闯进开会的房子，马林认定这是个密探。代表们马上离开，移到附近小城嘉兴南湖上。莫斯科代表因为是外国人怕引人注目而没有前往。嘉兴南湖上满浮着水菱角，代表们绕籐行舟，在游艇上开完了会。由于没有莫斯科的人在场，“一大”什么决议也没作出，连宣言或党章也没有。

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做回乡的川资。毛于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与他迁居南京的女友陶斯咏重叙旧情。斯咏一九三一年病逝。

陈独秀来到上海就任书记时，反对对卢布的依赖。他曾几次发作，说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他主张每人都有独立的职业，由此去发动革命，而不以革命为职业。他说：“事事要受人支配，令人难堪，中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有时他一连几星期不见马林，有时他大发脾气，拍桌子，摔茶碗。马林给他取的绰号是“火山”，总是避到隔壁房间去等他安静下来。

这样发泄一段时间后，现实主义占了上风。没有莫斯科出钱，中共连起码的发行宣传品、组织工运这样的活动也搞不起来。正如陈自己向莫斯科报告，从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九个月内，中共支出的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只有一千元出自中国，其他都来自莫斯科。没有卢布，中共就没法生存。当时在中国还有些共产主义团体，从一九二0到一九二二年起码有七个，其中一个号称有一万一千名成员，但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很快都风流云散。

毛泽东不像陈独秀，他从来就不反对拿俄国人的钱。他很务实。“一大”以后，党每月寄给他六十到七十银元，作为湖南党的活动经费，不久就增加到一百银元，以后又增加到一百六、七十银元。这一笔很大的固定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毛的生活。毛一向穷，总处在经济的压力下。他教小学，给报纸投投稿，活得很辛苦。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说：“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

他还对新民学会会员说，他“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向来不喜欢体力劳动的毛，居然说要做体力的活，说明他实在是难以支撑了。

如今他一跃成了职业革命家，有了钱，把职务全辞了，开始享受迄今为止只能梦想的生活。大概就在此时，他形成了一生的习惯：晚上通宵达旦看书，早上不起床。给萧瑜的信中，他兴奋地说他从上海回湖南后专门调养自己，“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

一九二一年十月，他跟开慧有了自己的家，雇了佣人。家在长沙城边，一开门是一片菜地，屋后是矮矮的山坡。那里有汪水塘，浊水到此便成了清水，故名清水塘。

房子是中共经费买的，作湖南地区的机关。作为党在湖南的领导人，毛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发展党员。他没有八方奔走搜罗信徒，只是简单地告诉听他话的人参加。首先他发展了他的朋友、书社经理易礼容。从“一大”回来后不久，毛把易从书社叫出来，傍着竹篱跟他谈话，要他入党。易有保留，对毛说：“苏联革命死了三千万人……一百人中留七十，杀三十，我是没决心。”但易最后还是参加了，他的态度是：“毛主席要我参加我就参加了。”中共长沙支部就这样成立，有三人：毛本人、易礼容，还有毛带去“一大”的何叔衡。

然后毛发展了他的家庭成员。其中有在韶山老家管家的弟弟泽民，毛把他带出来，让他管钱。毛还从家乡带出别的亲戚，给他们一一安排了工作，有的也入了党。用易礼容的话说，湖南党“就是毛主席单线领导，指挥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少开什么会议。”

亲戚朋友之外，毛发展的党员不多。那时在湖南参加共产党的人，包括知名的刘少奇、任弼时，都不是毛介绍的，而是在长沙活动的另一个共产党人贺希明（又名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转入共产党的。贺曾任过长沙知事，颇有声望。贺没去中共“一大”，是因为党在长沙的联络人是毛，而毛非常嫉妒贺。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后，毛盘问他贺是怎么介绍他们去苏俄的。

毛一正式成为湖南党的头，就着手把贺希明从党的圈子里赶出去。贺当时主办一所相当大的公众演讲厅，叫船山学社，青瓦朱门，墙边几株古树，气宇轩昂。毛宣布要用这个地方做党的工作，率领一帮人搬了进去，让贺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后不得不离开——既离开学社，也离开党。毛第二年对刘少奇说：贺“不听话”，“大家把贺希明从船山学校赶走”。贺当时五十来岁，比毛大一倍，而毛用“不听话”这样的字眼，足见毛放肆的一面。毛从前对同辈长辈都彬彬有礼，第一次见到萧瑜时，他曾谦恭地向萧鞠躬，说自己如何欣赏萧的文章。现在他有了点权了，举止开始变了，朋友都得顺着他了。毛的朋友都是政治上与他无争的人，同事很少作朋友。

赶走贺希明是毛的第一次权力斗争，他赢了。在毛领导下，湖南党没有委员会，只有毛发命令。但他总是精明地准时向上海打报告。

毛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会。但他少有作为。他对劳工没有什么同情，正如他对农民一样。一九二○年十一月他给朋友写信，抱怨自己作为读书人生活苦不堪言，然后说：“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湘赣交界处的安源煤矿工人写信给共产党人，要求帮助，毛去了煤矿。这是有记载的毛第一次接近工人。他只待了几天就走了，让其他人去做具体工作。据马林笔记：毛报告说，“他对组织劳工是一筹莫展，想不出任何办法。”

在长沙有两个卓有成效的劳工组织者：黄爱、庞人铨。他们一九二0年底成立了独立的湖南劳工会，两个月内长沙的七千工人中就有三千加入。这两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领导大罢工时被捕，随即被砍了头。他们的被害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有人后来问杀他们的省长赵恒惕为什么没捉毛泽东，赵回答说：毛没对他构成威胁。

既然毛在组织劳工和发展党员上不力，中共一九二二年七月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便没让毛当代表。毛后来对斯诺称他“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漏掉毛是不可能的：“二大”组织严密，会上还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包括加入共产国际。

没当上“二大”代表对毛是沉重打击。这意味着他可能失去湖南党领导人的地位，俄国人资助的钱也就不会经过他了。所以毛一听说“二大”代表没他，立刻变得十分积极。四月他去了一个铅锌矿，五月又再去安源煤矿。他开始领导罢工游行。十月二十四日，妻子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岸英，毛没在她身边，他在代表泥木工会跟政府谈判。

湖南党的“委员会”也赶着在五月成立。这时，毛做湖南党领导人已近一年了。湖南党有三十多名党员，大部分不是毛发展的。刘少奇曾这样描述委员会的运作：他多次在毛家里开会，但除了“有时问一问情况之外，根本无法发言，最后，总是照毛主席意见办理。这就是说，湖南党内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自己的作风，而当时在上海党内就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作风。”刘在此委婉地陈述毛在建党初期就已经形同专制者了。

就在毛努力向上海表现时，他的运气来了。一九二三年初，上海中央的大多数人员，从陈独秀起，与莫斯科代表发生激烈争执，反对莫斯科要中共加入另一个政党：国民党。莫斯科代表马林急需地方上的中共党员支持他，而毛正是这样一个人。

国民党建于民国初年，领袖是民国成立时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当总统没多久就被迫让位给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自己被排斥于北京中央政府之外。孙一心想组织军队推翻北京政府取而代之，屡屡失败后，他跟苏俄拉上了关系。

苏俄也想颠覆北京政府。它那时正致力于把尚为中国领土的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北京政府由此对它满怀戒心与敌意。苏俄希望一个跟它亲近的人当权，中共太小，成不了事，莫斯科便试探了不同的地方军阀，曾特别寄希望于吴佩孚。但找的人都坚持要苏俄军队撤出外蒙古。只有孙中山不要求苏俄撤军。虽然孙说他反对蒙古独立，但他对苏俄代表越飞（Adolf Joffe）说：“苏俄军队应该留在那里。”越飞告诉莫斯科：“他根本不反对我们军队在库伦驻扎。”

作为交换，孙中山要苏俄帮他建立军队，推翻北京政府。为此他不仅赞同苏俄军队继续占领外蒙，还主动提议苏俄进占矿藏富有的新疆。越飞十一月报告莫斯科，孙“请求我们的一个师夺取新疆，说那里只有四千名中国军人，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孙甚至要求苏俄军队一直打到四川首府成都，帮助他夺权。

孙是“我们的人”，越飞加了重点记号报告列宁。他的要价“最多不过是二百万墨西哥元（相当于差不多同样数字的金卢布）”，“难道所有这一切不值得我们花那二百万卢布吗？”孙还占据南方沿海的广东省，苏俄可以方便地运进武器装备。苏共政治局一九二三年初做出了决议：“全力支持国民党。”“钱由共产国际基金支付。”这个决议是由正崛起的新星斯大林（Joseph Stalin）签署的，斯大林此时开始密切关注中国。

莫斯科知道孙中山有他自己的算盘，他想利用俄国人，正如俄国人利用他一样。莫斯科希望用中共从国民党内部来左右孙中山。这就是它为什么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斯大林在一个内部讲话中说：“从这里，莫斯科，我们不能公开地发命令。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隐藏的同志发命令，秘密地发。”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都反对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不赞成共产主义，而孙中山只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想的无非是权力，资助孙只会是“浪费俄国的血汗，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

面临反抗的马林，于是把毛调来中央。毛马上加入了国民党。他从前的朋友蔡和森，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后来向共产国际抱怨说，当马林提出“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的口号时，“赞成他的只有毛”。

毛拥护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不相信只有一两百人的共产党靠意识形态能有什么前途。在中共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三大”上，他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可能性是俄国人打进来。主持大会的马林向莫斯科报告：毛“实在太悲观了，他认为中国的唯一希望是俄国干涉”。“革命得由俄国军队从北边带进来。”毛是有远见的，没有二十二年后抗战结束时的苏联出兵，就没有中共的江山。

跟国民党合作，有苏俄在后面全力援助，包括提供军援，使毛看到了希望，他第一次倾其才能为党工作。莫斯科负责给中共提供钱的维尔德（S.L. Ville，驻上海副领事）特地报告莫斯科：毛“毫无疑问是个好同志”。由马林做主，毛当上了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通信，管理文件，在开会时作记录。党的函件都由陈与他签字。学着陈，毛也用英文签名：T.T. Mao。他和陈首先做的事之一是向莫斯科要更多的钱：“因为我们工作战线逐渐地扩大，我们的开支也增加了。”

在莫斯科的坚持下，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三年八月，能干的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来到中国主管国共两党，名义是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在美国、墨西哥、英国都留下了显著的足迹。人们用“雄伟”一词来形容他，他即使生病也能保持伟岸的姿态。他既善于演讲，声如洪钟，又精于组织，还颇具远见。

鲍罗廷按苏联意旨改组了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他操纵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等中共党人非常活跃，只有九百人的中共在拥有数以万计成员的国民党中占据了一连串要职。

莫斯科向这个新国民党投入大量资本，出钱建立、出人训练国民党军队，一手操办黄埔军校，为国民党培训军官。军校坐落在珠江一个小岛上，离广州十公里，完全是苏联模式，有苏联顾问，还有许多共产党教官与学员。飞机大炮从苏联海运而至。在苏联人帮助下，国民党大大扩展了在广东的基地。

毛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六个候补委员之一，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了一年。其间，毛组建了国民党湖南支部，是国民党中最大的支部之一。毛尽心尽力为国民党工作，甚至很少出席共产党的会议。

毛的做法在共产党内引起不满。蔡和森对共产国际说：在湖南，“我们的组织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意义。所有的政治问题都由国民党的省党部来决定，而不是由共产党的省委员会决定。”另一个执着的劳工组织者邓中夏也说：“毛那时反对独立〔于国民党〕的工会运动。”

不仅中共的人，莫斯科的代表也向毛开火。毛的庇护人马林这时已经离开中国。虽然毛跟鲍罗廷关系不错，但反对毛的苏联人势力也不小。莫斯科的命令是中共一方面要在国民党内工作，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能忘记他们跟国民党不是一家人。毛看不出这两个党有什么区别。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莫斯科代表达林（Sergei Dalin）给维经斯基写信说：“中共中央局秘书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个马林安插的人）说的话简直使你毛骨悚然。比方他说国民党过去是、现在也是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国际应该承认它是一个支部……我已经写信给党的中央局要求他们换人。”

对毛的批评还有“机会主义”、“右倾”等等。他被排斥出中央局，即将在一九二五年初召开的“四大”代表名单上也没有他。在一撸到底的重击之下，毛的身体明显地虚弱了，人大大消瘦。当时跟他住在一起的罗章龙告诉我们说，毛的病是“思想上的病，他在想自己的事”。有时他一星期才大便一次。此后毛一生都为便秘所苦。

“四大”即将召开，毛别无选择，只得离开上海回湖南。在湖南他也没有党的职位。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他回到韶山老屋，携带着五十多公斤的书，说是回家养病。此时，他在共产党内已经四年多了，经历了沉浮荣辱，三十一岁那年，家乡韶山是唯一的归宿。

4、国民党内的大起大落, 1925～1927年, 31～33岁

毛泽东在韶山老屋一待就是八个月。在长沙为共产党工作的两个弟弟现在都回来，给毛作帮手。五十公里外的长沙，湖南共产党人组织罢工，游行示威，搞得热火朝天。毛没有参加，很多时间在家打牌。

他在等机会重返政坛——高层政坛。机会不久来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由汪精卫接任。毛认识汪精卫，他们在上海时一块儿工作过，关系不错，汪极为赏识毛的才干。

汪精卫比毛大十岁，是国民党中有名的美男子。诗人徐志摩在日记里这样描述他：“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胡〕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汪又是民国革命中响当当的人物。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监狱里，由于一再企图刺杀包括摄政王在内的清朝重臣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后他出了狱，成为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孙中山临终前，他一直跟着孙，孙在遗嘱上签字时他随侍在侧。这使他具有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但地位的最后确定还是他跟苏联的亲近，鲍罗廷一锤定音，新的国民党领袖就是他了。

苏联人现在是国民党所在地广东的主人，首府广州颇有点苏联城市的气息，到处是红旗与标语。踏板上立着中国保镳的汽车在大街上奔驰，车窗内露着苏联顾问的面孔。珠江上停着苏联货轮。在不为人眼所见的地方，“委员们”坐在红布罩着的桌子周围，在列宁的画像下，审讯“破坏分子”。这是革命法庭在开庭。

孙中山一死，毛就派他的么弟泽覃去广州打探消息。二弟泽民也随后起程。六月，汪精卫的位子一稳定，毛就准备自己去广州。首先他得拿出一张像样的履历表。他开始在韶山一带组织基层支部，大部分是国民党支部。

国民党的主要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毛的工作也就围绕着这个主题。这跟农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没能唤起农民什么兴趣。当时跟毛一起的贺尔康在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和毛走了一村又一村集合人，结果“一点又十五分时，会才完毕。”毛说“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就在半途中就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九日，毛召集农民开成立国民党支部的会，“同志只到一位，其他都未到，该会未能开。”又一天，八月四日，在毛家里，“因同志多未到，会未开成。”

没有资料表明毛组织过反对富人的农民运动。他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对鲍罗廷等说，这类斗争“必然要遭到失败”。有的地方共产党“组织不识字的农民，领导他们同相对富裕的地主进行斗争。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的组织立刻遭到破坏，被查封。而所有这些农民不仅不认为我们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甚至还仇视我们。他们说：如果不把我们组织起来，就不会发生任何灾难不幸。”

当时共产党在长沙领导由五卅运动引起的反帝大游行。耶鲁大学办的湘雅医学院院长给美国驻长沙领事馆的报告说，湖南省长“接到一张二十个鼓动领导人的名单，其中有毛泽东，是此地首要的共产主义宣传者。”这是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政府的档案里。虽然毛并没有参与领导这些游行，但因为毛的名气，当局也怀疑他。

八月，省里发文，要捉毛泽东。韶山家里给他雇了乘轿子抬他去长沙。毛跟轿夫讲好，有人问抬的是谁，就说是医生。毛的弟媳回忆说：“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开慧和其他毛的家人都没有受到伤害。

毛就要去广州了。离开长沙前夕，他到湘江边散步，心里酝酿着展望未来的诗篇：“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信心十足，要主宰苍茫大地的沉浮。

毛泽东很会看人。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正是他的伯乐。九月毛一到广州，汪就给了他一连串要职。汪推荐他代理自己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毛任主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即，毛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大会第二年初召开时，向大会作宣传报告的是毛。毛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汪精卫起了关键作用。后来汪成了日本侵华傀儡政权的头子，名声太差，他的功劳便被悄悄掩去。

毛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的旺盛精力多半得益于此时发现的一件宝贝：安眠药。毛长期失眠，经常疲惫不堪，现在总算得救了。后来他把安眠药的发明者跟马克思相提并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第一次对农民问题表示兴趣。在一张调查表上他填道：他“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十二月一日，国民党的一个刊物上登载他的文章讲到农民。一个月后，国民党的《中国农民》创刊，他又写了篇类似的文章。这个新兴趣并非来自毛的灵感，而是莫斯科刚发了紧急指示。十月，莫斯科对中国的革命者们不注意农民提出强烈异议：“占人口九成的农民到哪里去了呢？不知为什么从中国寄给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农民这一运动中的决定性社会力量。”莫斯科命令国共两党“广泛地占领农村。”国民党先于共产党行动起来。

至今人们还认为是毛泽东在中共首先致力于农民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就告诉中共：“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它要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毛泽东曾对这一套持保留态度，使一些苏联人对他大为光火。那个讨厌毛的达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曾向莫斯科报告说，毛居然有这样的话：“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跟地主和绅士应当建立联系等等。”

毛现在随着莫斯科的风向改变了观点。没想到，这却给他带来了新麻烦。毛努力在文章中使用共产党的“阶级分析”，把自耕农称为“小资产阶级”，把雇农叫做“无产阶级”。对讲究意识形态的苏联人来说，这些词只可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而中国还只是“封建主义社会”。苏联在中国的顾问当时办了个杂志叫《广州》，抄送四十来个苏共负责人，头一个就是斯大林。苏联农民问题专家沃林（M. Volin）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批判文章，指责毛混淆两种社会性质：“一眼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错误：按毛的说法，中国社会已经过渡到了高一级的资本主义阶段。”毛的文章“不科学”，“含糊不清”，还“简单化得要命”。就连毛的基本数字也差得太远：毛说中国人口是四亿，而一九二二年人口统计是四亿六千三百万。

幸亏理论字眼对国民党不那么重要。一九二六年二月，汪精卫支持毛做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讲习所是两年前由苏联人出资办的。只是在这时，三十二岁的毛才真正开始搞农民运动。在他主持下，讲习所培训农村鼓动者，到乡下去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穷人反对富人。随着国民党军队占领湖南，七月后湖南农运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湖南是国民党北伐第一站。北伐的目标是扫清地方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在这条两千多公里的漫长征途上，国民党军队有苏联顾问随行。苏联在长沙开了个领事馆，指挥国民党当局支持农协会，给它们资金。短短几个月，湖南一大半农村都成立了农协会，社会结构被一下子打乱了。

这时，军阀混战时起时伏已进行了十年，自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除非处在两军交战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旧。现在，由于国民党搞苏俄式革命，社会架构崩溃了。不到年底，湖南乡村已是一片混乱，暴力横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国民党农民运动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这时的长沙到处是儿童跑来跑去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国民革命歌”曲子是《Frere Jacques》——法国的儿歌。出现在街头的另一个欧洲发明是纸糊的高帽子，拿来戴在被游街的人头上，作为耻辱的象征。

十二月二十日，三百来人聚集在长沙幻灯场听毛泽东演讲。毛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跟毛同来的、化名卜礼慈（Boris Freye）的俄国人，事后向上司报告说：毛的讲话基本“可以”，就是太温和了一点。

毛的温和观点在其后的湖南乡间巡视时发生了巨变。毛后来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覆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这三十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他巡视后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看出，毛发现他很喜欢暴力，喜欢大乱，喜欢残忍，他找到了自我。这一发现对他未来的统治产生了莫大影响。

毛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毛说他“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他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

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着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

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句也没有提及与农民切身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分田地。他对此没有表示丝毫兴趣。

吸引毛的是野蛮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会结构的暴力。这正是苏俄社会革命的模式。毛不是从理论上信仰这种模式，而是从性格上走了进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报告》。毛泽东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模模糊糊，在直觉上却与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他们其实不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者，而毛却是。所以，中共在把毛赶出领导圈子的两年之后，重新接受了他。一九二七年四月，毛再次成为中央委员，尽管只是“候补”。

毛这时随北伐的国民党政府住在长江重镇武汉。他现在俨然是国民党农运总管了，在武汉开始训练农运人员，北伐军打到哪里，就把暴力散布到哪里。在他的训练教材中，有一份讲农协会的人讨论如何对付“土豪劣绅”：“倘有土豪劣绅最强硬的，便割脚筋和耳朵，戴高帽子游行”，或者“必活活地打死”。

在毛的推崇下，农民暴力到处蔓延，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强烈反对。陈独秀六月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国民革命军有百分之九十出身于湖南。军人对所有农民运动的‘过火’抱反感态度。”“军官家庭的土地财产被没收；他们的亲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的刑罚……士兵寄回家的一点钱也会被没收”。军人们发现革命一场，反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

国民党中相当多人早就不满走苏俄的路，他们的愤怒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上达到高潮。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竞有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另外三分之一是亲共的，其中有不少秘密共产党员，未来将对共产党夺权起极大作用。许多国民党名人如今起来大声疾呼，反对农村暴力，要求与莫斯科的控制决裂，与莫斯科的手——中共——决裂。

就在这个时候，一千公里外的首都北京出了一件事，使国民党走到决定自己命运的关头。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北京当局突袭了苏联使馆，搜到大批文件，证据确凿地表明苏联正在中国图谋颠覆北京政府。文件暴露了中共与苏联的秘密关系，而中共领导人李大钊跟六十多名党员就住在苏联使馆的房产中。李大钊不久被绞杀。

从苏联使馆搜出的文件在全国报纸广为转载，苏联颠覆计划规模之大，激怒了公众舆论，也震惊了西方列强。国民党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地位。它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北京政府，苏联正给它出钱出力，中共也正在它的行列中并肩作战。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是苏联颠覆计划的一部分，推翻北京政府后会把中国变成苏联傀儡。如果国民党不改变自己的形象，它可能失去人心，更重要的，西方列强会不惜一切支持北京政权。

于是，有一个人抓住机会行动了，他就是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四月十二日，他下令与共产党决裂，开始“清党”。他颁发的通缉名单有一百九十七人，以鲍罗廷为首，毛泽东也名列其中。


蒋介石比毛泽东大六岁，一八八七年出生于浙江省一个盐商家庭。他在日本学过军事，是个职业军人，脸上常带着凛然难以亲近的僵硬表情。一九二三年，作为孙中山的大本营参谋长，他率团访问苏联。那时他被俄国人认定“属于国民党左翼”，“同我们很亲近”。但是三个月的访问使他极端反苏，特别反感苏联要把中国社会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搞阶级斗争。

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些感想一个字也没有公开说出。相反地，他给鲍罗廷的印象是他“对我们非常友好，充满了热情”。有了俄国人的支持，蒋上升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汪精卫。蒋掩盖他的真实色彩，为的是北伐必不可少的苏联军援。但同时，蒋不动声色地准备决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把一些共产党人从关键的职位上赶了下去。此事发生后，吃惊的苏联顾问开始考虑干掉蒋介石。索洛维约夫（Solovyov）二十四日给加拉罕（L.M. Karakhan）写信说：“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一年后，鲍罗廷秘密命令逮捕蒋介石。

蒋介石先下手了。北京那边一公布苏联搞颠覆的文件，他就发表布告，逮捕共产党人。行动首先在上海，那里蒋有了新的财源。几天工夫，共产党方面死了三百多人。共产党不能在上海公开露面了。但上海继续是中共中央居住与活动的地方。此后五、六年中，上海是处于地下状况的中共中央的代名词。

蒋介石在上海率先杀共产党人后不久，汪精卫也倒向蒋，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宣布“分共”。从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蒋政权持续了二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九年被毛泽东赶到台湾。

一九二七年的春夏之交，汪精卫“分共”在即，毛泽东自言他“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天他登上了长江边上著名的黄鹤楼，在那里写了首诗。始建于公元二二三年的黄鹤楼是古今诗人喜欢登临题咏的地方。唐崔颢《黄鹤楼》诗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以后“黄鹤”用来比喻一去不复返的事物。这似乎说中了毛泽东在国民党内所有的建树，即将化为乌有。毛登楼那天正是“烟雨莽苍苍”的时候。“黄鹤知何去？”毛问道，考虑着自己的前途。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诗：“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努力想拉住汪，拿他过去欢呼“好得很！”的农协会暴民做替罪羊。汪精卫六月十三日告诉其他武汉领导人：“据毛泽东同志报告，才晓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做杀人放火的勾当。”但毛这一着没用，汪精卫已在策画跟共产党决裂，把一切乡村暴力都归罪于共产党。毛只能同汪精卫分手。

生平第一次，毛有了掉脑袋的威胁。两年前的“逮捕”是有惊无险，他还可以雇辆轿子抬他到长沙，然后跑到广州。现在不同了。七月四日，陈独秀的一个儿子被砍了头。在共产党发动了一连串武装暴动，杀了不少人以后，到处就都杀开了共产党。只要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就可能被抓起来杀头。死者有的从容就义，有的慷慨宣讲信仰，有的呼口号，有的唱《国际歌》。报纸上登载着无情的大标题，为捕杀“拍手称快”。

但这时的毛，已看准了一个能安全生存的方式。不仅如此，他还设计了未来发展的蓝图：利用中共和苏联来为自己打天下。一九二七年夏天做出的这个决定，意味着三十三岁的毛泽东在政治上步入成年。

5、秋收暴动：拐走起义武装, 1927～1928年, 33～34岁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亲自制定对华政策。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后，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里尽可能拉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Beso Lominadze）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Jan Berzin）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后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己处于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八月一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M.F. Kumanin）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由于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八月十五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十八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喝，只好喝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着拼到汕头，不可能绕到湘南。

于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给中央的信里看到：“某同志〔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十四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十五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Maier）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这场“暴动”就是史书上著名的“秋收起义”。全世界都以为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是农民起义领袖的神话也大半起源于此。毛一手制造了这个神话，对美国记者斯诺编了套有声有色的故事。事实上，这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据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检讨说：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占领着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征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进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于当土匪。毛担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后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烟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进，我一出；我一出，他一进。”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后投向了国民党。部队着实筋疲力尽，打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里弥漫着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里就再也起不来了。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着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未来燎原烈焰的火星。

十月初，毛到了井冈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见袁文才（王佐在山里）。毛只带了几个人，以让袁放心。袁先在会见地点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见毛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边叫人杀猪设宴款待毛。他请毛坐下，嗑瓜子，吃花生，喝茶谈话。毛说他来此只是过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袁同意毛先住下，粮油暂时由他管。毛的队伍稍事休息后去周围的几个县打家劫舍，筹粮筹款。毛就这样把一只脚插进了井冈山。

不到四个月，毛反客为主，把袁、王和他们的一帮人变成了手下的一个团。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毛的队伍攻下了宁冈县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指挥作战，虽然只是在对面山上用望远镜观看。毛很少直接上前线。三天后，毛召开“万人大会”庆功，大会高潮是处死被俘的县长张开阳。目击者苏兰春描述说：“二月二十一日，在砻市洲上召开工农商学兵万人大会，会场里打好了刺杀张开阳的三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桩，牵好绳，挂上标语，大家用梭镖把张开阳捅死了……毛委员在会上讲了话。”毛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细述他对梭镖的由衷喜爱，现在他亲眼看着梭镖杀人。

自从毛来到井冈山，“万人大会”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会上总有这类杀人场面。庆祝建立遂川县红色政权时，毛给大会写了副对联，红纸大字，贴在主席台两旁的木柱上。一边是“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一边是“看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讲话之后，“大劣绅”郭渭坚被“刀上加刀”地处死。

当众行刑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并非毛的首创。但毛给这一残忍的传统之“锦”添上了现代的“花”，即组织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样有组织地使用恐怖是一帮土匪望尘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吓住了。毛的人又远比他们能打仗。他们甘拜下风，让毛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一到井冈山就派人去长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毛远非像后来人们想像的那样住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他的住地跟外界畅通，关系几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时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关于“秋收起义”的报告。他们不会看不出，是毛泽东拆了这次行动的台，又未经许可带走了部队。中央指定毛到上海开会。毛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绝不愿意离开他的地盘，干脆装聋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被开除出政治局及湖南省委。

中央要夺毛的权，十二月三十一日函告湖南省委：毛“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湖南省委应当“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主任党代表”。

毛能指挥部队，是因为他代表党，没有党的权威队伍不会听他的。不知是碰巧还是阴谋，中央指示发出一星期后，湖南省委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结果毛的队伍完全不知道党已经吊销了他的资格。

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党的第一位使者才进入井冈山，带来了中央决定，取消“前委”，解除毛的党的职务。但是，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安排中央决议只传达给几个亲信，党的书记也派一个自己人去当，毛本人当“师长”，掌权的还是他。

毛泽东的“山寨”是一块理想的根据地。平原上盛产大米、油茶，“一年耕而三年食”。山里杉竹茂密，四季浓雾缭绕，猴子、野猪，甚至老虎来来去去。井冈山最高峰才九百九十五公尺，却很陡峭，易守难攻，败也可以跑。浓浓的灌木隐蔽着只有猎人涉足的小径，潜向通往两个省的阳关大道。

毛和他的军队靠在四邻的县里打家劫舍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告诉队伍说：“群众听不懂‘土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用‘财东’或‘有钱人’来代替”。老井冈山战士范树德说，打土豪，“老话叫‘吊羊’、‘绑票’。”

毛的活动常常是报上的新闻，他在全国出了名，以“毛匪”著称。

当地人恨他们。当年的红军李国斌回忆道：一次“打土豪”时，数百村民冲过来，“抓了我们四十余人，关押在祠堂里，对他们实行捆打吊，令女人用脚去踩，打了后用禾桶盖起来，上面压上大石头，使用各种毒刑。”

官兵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土匪没多大区别，许多人都不情愿，尤其是军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主要军事指挥官陈浩在井冈山外的茶陵县企图把部队带走。毛闻讯率人追上，把陈浩抓起来，随后当众处死。对毛来说，这是一次极端严重的危机，他几乎失去了整个军队。在他拐走这支部队的短短几个月中，所有的军事指挥官都跟他决裂了。

毛时时担心自己的安危，开始逐步完善警卫措施。警卫从一百来人不断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几处房子，都从安全角度仔细挑选。房子的后面可以逃遁，或有个后窗，或在后墙有洞，有小路通向山里。（以后长征途中，尽管宿营只是临时，毛的住处也部有安全出口。）

毛在井冈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于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况紧急随时可以撤进山里。这是一幢美丽的八角楼，宽大的正屋屋顶像一座高耸的八角形的三层木头宝塔，螺旋着旋上去，到顶尖是一丛采光的亮瓦。这个大宅子原属于当地的医生。另一处房子也是医生的，叫“刘德盛药店”，位于山下大镇砻市。这座大宅以奇异的美无言地述说着井冈山昔日的辉煌。它一半是欧洲教堂式的石头建筑，一排罗马式的圆拱回廊；一半是中式楼房，瓦屋顶上筑着像蛇窜出似的檐角。中西两部由一道八角形的大门洞精美地连在一起。

毛的司令部也在砻市，原是一所带两千平方公尺花园的书院，为方圆三县的最高学府。楼上三面完全敞开，天地云水一览无余，夏天学生在这里乘凉。毛所到之处，不仅学校关门、医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征用。共产党最常见的活动开会，需要大地方。

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进山里只有三次，总共待了不到一个月。他未来的生活方式此时已初具轮廓。他拥有众多的仆人，或称“勤杂人员”、“工作人员”。里面有司务长、伙夫，有专烧水挑水的，有马夫照管他的坐骑小黄马，有专门送信的，还有一位被毛授予“两大任务”，一是买烟，一是收集书籍、报纸。毛离不开新闻。


来井冈山不久，毛有了新欢：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那年贺子珍刚十八岁，瓜子脸，杏仁眼，身材苗条。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县，父亲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广有产业，父亲本人捐过举人，当过县长，后来家道中落，开茶馆生活。子珍原名“桂圆”，因为她出生的那天是秋夜，圆圆的月亮下盛开着桂花。她在一所由两个芬兰修女主持的教会学校读书，可是讨厌学校里“念不完的圣经，做不完的祈祷”，也不能忍受循规蹈矩的小城生活。她天性热情好动，心头好像燃烧着火。北伐军进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静水，她迷上了那热腾腾的气氛，加入了共产党。她当啦啦队欢迎北伐军，在大庭广众下演讲，才十六岁就当上了县妇女部长。她还带头剪掉了长长的秀发，留短发是革命的象征。

蒋介石“清共”后，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监狱。山大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袭监狱把他救了出来。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冈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王佐给了她一支毛瑟枪。

后来毛泽东来了，一眼看上了这个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派她当毛的翻译。毛不会说当地方言。在长期转战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译。

一九二八年初，毛跟子珍“结婚”了。没有举行仪式，只有袁太太给他们摆了丰盛的宴席。这时毛离开杨开慧和他的三个儿子还不到四个月。别离后毛只给开慧写过一封信，说他患了脚疾，现在干脆遗弃了开慧。

开慧对毛的感情是狂热的爱，子珍只是相当勉强地嫁给了毛。一个俊俏女子在成千的男人中生活，自然有众多的仰慕者。子珍觉得三十四岁的毛“年纪太大”，她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毛英俊活泼的弟弟泽覃是她的一个追求者，对她说：“我哥有嫂子，跟我吧。”子珍后来承认她选择毛是因为“一个女孩子在那个环境中需要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毛跟子珍的关系在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男人世界里，引起了不少闲话。毛很谨慎，尽量避免跟子珍一同出现在人前。路过伤病员住院的地方，毛特别要和她分开走。

结婚不到一年，子珍已决心离开毛。她对朋友说跟毛结婚很“倒楣”，是“重大的牺牲”。一九二九年一月，毛要离开井冈山远走他乡时，子珍抓住这个机会要留下。她当时最好的朋友曾志说：“贺子珍死都不愿意下井冈山，她不愿意走。我们都要出发时，她也不走，她很倔，不肯走。”这样的坚持很可能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子珍想逃离的是毛代表的那种生活，她在十几岁时不自觉地被卷进去的生活。她想脱离这种生活的愿望之强烈，甚至不顾冒被国民党抓去的危险。毛命令无论如何要把她带上。“我就硬是把她拉走，”曾志说。“她一边走一边哭，总是掉队。她没来的时候，毛主席就叫他的马夫回去找她，去接她。”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还在井冈山时，南昌起义的幸存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他来了。这支部队头年十月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海岸，没有看到任何苏联军火，却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四十一岁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职业军人，曾在滇军中官至旅长。三十六岁那年他到德国留学，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去苏联受军训。在一群二十来岁的红色青年中，他算是长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气又好，忠厚宽容，风度朴实无华，像士兵一样脚蹬草鞋，身背竹笠，一块儿吃饭、行军、扛枪、背背包，打仗时总在前方，官兵们都爱戴他。

毛刚到井冈山时曾派人找过朱德，劝朱加入他的行列，朱谢绝了。当时党命令他在湘南组织暴动。暴动败得一塌糊涂，大半因为莫斯科的指示不仅残忍，而且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

朱德的人也乱烧滥杀，把郴州、耒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农民真的起来暴动了——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耒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后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农民把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着走。当年耒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

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牺牲者中有毛的妹妹泽建，小名菊妹子，是过继到毛家的。毛把她带进党，她跟一个党员结了婚，生了个孩子。虽然她和丈夫并不赞成共产党的杀人政策，她的丈夫还是被国民党杀了头，头装在木笼子里，挂在城墙上示众。菊妹子也被处死。她在狱中写过一封信，说她希望“自首”，但耒阳县坚决要杀她。她也就死了心，“甘愿受死刑。不愿受活刑了。”“快脱离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见她的生母和孩子“浅生”一面：“唉，可怜的浅生，实令我痛心呵！以前如何的希望养育他呵！谁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浅生小儿也万不能怪我。〔我〕今生从未闻见的苦情均受到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崇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

这些苏联人指导的夺权掌权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的井冈山几乎是硕果仅存。毛不是狂热分子，当部队要烧天主教堂和豪华大宅时，他制止他们，说与其烧掉不如留起来自己享受。杀人当然要杀，但别杀得连自己也站不住脚。

朱德上井冈山的时候，莫斯科已决定停止乱烧乱杀的政策。它喜欢用“主义”这个词儿，给这一政策戴的帽子是“盲动主义”、“烧杀主义”。莫斯科说：“恐怖宜有系统。”这正跟毛的所为不谋而合。毛的精明使他重新获得莫斯科的青睐。尽管毛的自行其是曾使中央愤怒到把他撤掉，但此时斯大林亟需在中国有个不亦步亦趋的人，自己有主意，有能力，能让共产党成功。尤其是这时候，莫斯科难以对中共直接指挥。由于苏联使馆的人在企图夺权的“广州起义”中被当场抓获，中国当局关闭了一系列苏联领事馆，苏联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国活动的机会。

毛此时没有任何党的职位。他曾累次写信给中央，要求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管辖井冈山一带的特别委员会，都未获明文批准。朱、毛会师后，毛又于五月二日再次给中央写信。不等中央答覆，毛就指定代表，召开“代表大会”，自己当上了书记。

毛急于拥有党的职位，还因为朱德带上山四千多人，而他的兵力只有一千，不及朱的四分之一。要管住实力远大于他的朱德，毛需要党的名义。他也要显示自己是个军人，在会师时特意挎上手枪，这在他是极少见的。过后他就把枪还给了警卫员。这支军队不久便以“朱毛红军”著称。

等待授权时，毛开始表现自己了。党的命令接受了，巡视员也让巡视了，还写长长的报告。党组织正经八百地活动了。毛到井冈山八个多月，还不知道他的辖区有多少党员，巡视员问起时，他的答覆是这个县有“千余”，那个县有“百余”。毛也还没进行过分田工作。理论上这是土地革命的中心，但讲求实际的毛觉得这事没什么必要，打家劫舍够维持统治就行。如今井冈山首次实行分田。

毛要党授权的信，由秘密交通员揣着，从上海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在六月二十六日递上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中共正在开“六大”，地点就在莫斯科郊外，是唯一一个在苏联召开的外国党代表大会。斯大林把一百多名中共代表极机密地，不远万里地，耗费巨资地运来莫斯科，足见他对中共的期待有多高。

斯大林的中国路线由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向大会传达，一讲就是九个小时，让在座者屁股都坐麻木了。毛不在座。纵观他的一生，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离开他的地盘。

“六大”唱主角的周恩来作军事报告，说毛的队伍“有一些土匪性质”，意思是毛不大听指挥。苏联人对毛不放心，但是很看重他，称他为中共武装的主要领导人。确实，毛泽东是最成功地推行克里姆林宫战略的人。斯大林六月九日接见中共党领导人时说：战略就是组建红军。在苏联的“六大”代表都受到军训，具体的军事计划也制定出来。曾抢过银行的斯大林本人亲自负责给中共提供建军的假钞。

斯大林看好毛泽东。毛有军队，有根据地，又是老党员，在中国知名度也最高。当然，毛不听话。但正如斯大林后来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的，毛“不听话，但是个成事的人。”而且，不管他怎么不听话，斯大林有办法控制他：毛离不开党，离不开莫斯科，离开了，他只是土匪一个。

于是，毛的要求完全被满足。十一月，中央通知到达，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书记，管辖朱毛红军。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在毛泽东的上升史上，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毛与党离心离德，与莫斯科离心离德，结果党和莫斯科是要啥给啥，他大获全胜。

6、制服朱德, 1928～1930年, 34～36岁

毛泽东一接到中央任命，就准备扩大地盘。国民党军队也要打来了。一九二八年六月，蒋介石打败了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大部，建都南京，着手恢复秩序。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率领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朱毛红军经过一些变故，眼下有人马三千。

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留下了一块千疮百孔的土地。中央巡视员杨开明向上海报告说，红军到来前，井冈山的农民“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

“自从红军到达井冈山以后，情形就大大改变了。因为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

毛走后，国民党军队攻下了井冈山。朱毛红军走时留下的伤兵病员和地方干部，落在他们手里的被机关枪扫死。被反共复仇的民团捉住的，不是剖腹、烧死，就是活活割死。即使这样的残酷，据当时对中央的报告：“房子烧了，群众首领杀了。但是一般群众并不十分增加对反动派的仇恨。”

井冈山原来的山大王多是本地人，毛走时他们留下，大部分都活下来了。一九三○年三月，袁文才、王佐死在共产党手里。莫斯科秘密命令中共这样对付这些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结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袁、王死后，余部逃进山里。奉命搜捕他们的红军李聚奎回忆说，他“亲眼看见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既在土匪又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的井冈山人，显然更喜欢土匪。土匪带来的灾难跟共产党比是小巫见大巫。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未曾有一眼回顾，一丝惆怅。他兴致勃勃，跨着大步，跟随从们开着玩笑。他有理由轻快，莫斯科已全盘接受了他的要求。他一离开井冈山，苏军情报局长伯金就跟中国事务负责人米夫（Pavel Mif）开会，讨论苏联怎样“给朱毛具体援助”。这是第一次有记载的莫斯科专门讨论给毛军援。毛已名声显赫，报上都说他是“共党中最巨者”。

政府军在毛身后紧追不舍，一场鏖战中朱德的妻子被捕。她后来被杀，头由一根竹竿挑起，悬挂在长沙城上。在这样的险境中，毛却发动了针对朱德的权力斗争：离开井冈山不到两个星期，他取消了中央特别成立的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剥夺了朱德的军事指挥权，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

对中央，毛只字不提他夺了朱德的权。他写了一份又一份报告，字里行间透着自己如何像久旱盼甘霖一样渴望中央指示。三月二十日，他写道：“望中央将一般计划指示我们。红军应该怎样行动，尤盼飞速指示！”“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我们欢跃的接受。”四月五日，他又写道：“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毛是在讨好中央，希望他夺朱德权一事一旦被上海知道，会得到认可。

朱德没有反抗毛，也没有向中央告毛的状。他没有那么强的权力欲，也不擅长搞阴谋。朱德一时忍了下来。

三月，在对付国民党军队方面，毛的运气来了。尽管南京政府建立已近一年，但国民党内讧不断，有的政敌对蒋介石政府开战，追击毛的队伍被调去打政敌，放过了毛。毛兴奋地告诉上海说：“后卫距敌才一里……〔敌〕张旅忽然折回，盖湖南战事爆发”。毛得以轻松地拿下了闽西，包括首府汀州。这里的汀江航运繁忙，明清已出现了“上八百，下三千”的景象。四海商贾云集，欧洲大厦跟南洋小摊相映成趣。毛大打了一番“土豪”，丰富了库藏。他告诉上海：“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

红军没收了一个给国民党军队做军服的工厂，第一次穿上了整齐的军装。迄今为止，士兵们穿什么的都有，甚至有女人的裙装和天主教教士的神袍。新军装是灰色的，跟国民党一样，只是多了红帽徽、红领章。

守城的郭凤鸣旅长按毛的指示先被活捉，然后杀掉。尸体倒挂在一棵板栗树上，旁边站着毛，手指着尸体在万人大会上讲话。会后郭的尸体被抬着游街示众。作为与旧制度决裂的象征，市政府被一把火夷为平地。

毛把指挥部设在一座俯瞰汀江的雕梁画栋的楼房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不久，好日子被一名不速之客给搅乱了。来者叫刘安恭，刚从苏联受军训归国，上海派他来当朱毛红军的第三把手。刘安恭发现毛挤掉了朱德，非常愤慨，说毛“抓权”，“书记专政”，“家长制”，“自成体系”，“不服从中央”，说朱德是“拥护中央派”，而毛泽东是“反对中央派”。

毛再也没办法对上海封锁消息了。六月一日，他第一次向中央报告，找借口说：他离开井冈山后，“每日行军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但是，既然有理由，为什么在这之前他写的信中不向中央报告呢？毛自知理亏，想把这事遮掩过去，把这段话埋在有十四条小标题的洋洋长文的第十条中间，算是报告了，希望不引起上海的警觉。报告其他部分充满甜言蜜语：“最近得到中央及福建省委各种指示，真是意外的欣喜，睢江西省委三年来不曾有一个字给我们……这种情形太不好了，请中央确知江西省委千万改正这种状态。”“请福建省委负责在厦门设交通机关，专任前委与中央的传达，设立机关经费，付上价值一万元的烟土”。

但朱德起来反抗毛了。他有了刘安恭这个同盟，再加上部队大多数人也站在他这一边。毛不得人心。他后来自己多次说：“我很孤立，只有二十八团的林彪支持我。” 据陈毅给上海的报告，很多人说毛“太独裁，不民主，对党实行家长制，爱发脾气，会骂人”。对朱德也有些批评，但只是这样一些问题：“对士兵讲话时，动不动就说我们要扩大武装，可以打到南京去住洋房。讲到高兴时不自觉地把裤子拉到大腿上，有流氓习气，太不尊严。”

六月二十二日，朱毛红军的党代表们在福建龙岩举行大会，辩论朱毛问题，并投票选举。会上毛泽东被选掉前委书记，由陈毅接任，朱德重获军事指挥权。毛曾威胁说：“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还可以抵挡。”他的对手也早有准备：他们在会前把毛所有的跟班缴了械。

毛马上开始打迂回战，要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他计划先夺取闽西红色根据地地方政府“特委”的领导权。这块新开辟的根据地，是共产党所占土地中最富饶的，有一百二十五万人口和一支地方部队。毛对朱毛红军新领导说：既然被选掉，他不能留在红军里了，希望“到地方做些事”。没人意识到毛的动机。

毛躺在担架上离开了红军总部，跟着他的有妻子贺子珍和几名亲信。其中一个后来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这一小队人直奔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闽西根据地是朱毛红军打下来的，特委书记邓子恢是个听毛话的人，毛去之前就叫他准备召开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毛的打算是利用这次大会建立新特委，用计谋把跟他前来的亲信安插到关键职位上。毛没有任命权，闽西特委归福建省委领导。

到七月十日，五十多名闽西代表聚集蛟洋，会议按通知第二天开幕。但第二天没有开幕。据会后闽西共产党人向中央的报告：毛叫他们去“从事各项调查”，“费去一礼拜之久”。终于开幕了，毛又用这个那个理由，使“会场上耗费时间太多”，“自十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延长二十天之久”。毛在拖时间，以使代表们在“选举新特委”这项议程前不得不离开。果然，会还在不痛不痒地开着，国民党打来了，“大会不能继续下去，遂在二十九日以前闭幕了”，“会无结果而闭会”。

代表们前脚刚走，毛马上就指定了新特委，算成是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听话的邓子恢仍然居首，毛带来的人，一个当特委秘书长，一个当组织科长负责干部，一个控制地方部队。这几个人像毛一样是湖南人，都不会说当地话。

当闽西共产党人发现毛把他的人强加在他们头上时，非常愤怒，当时就对中央说大会是“极大失败”，第二年一有机会时又起来反抗，引起了毛泽东在闽西的一场血腥清洗。

还在开代表大会时，代表们已经表现出对毛的恐惧。给中央的报告说，会上“代表少发言。后来毛同志病了，大家争论极烈，得了很大进步”。代表们想要他们的上级福建省委派人来给他们做主，可是，蹊跷的是：“交通被捕，报告失落，致省委无人前来指导”。这种怪事已经不止一次发生，未来也将反覆出现：关键时刻，联络会按毛的需要莫名其妙地断掉。

一旦抓住闽西根据地，毛便着手跟朱德捣乱。他在朱德的队伍里有个同谋：林彪。林彪那时二十出头，是个孤傲不羁的人。他有三个特点吸引了毛。一是军事才能。林彪从小喜欢军事，后来上黄埔军校，在军旅生活中如鱼得水。他喜欢研究军事战略，在战场上屡显锋芒。二是他不守纪律。跟许多中共高层军事人员不同，他没在苏联受过训，没在严格的共产党纪律里熏陶过。部队里的人都知道，林手脚不干净，常私自留下缴获品，像金戒指等，还染过淋病。林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自尊心极强，绝对不能忍受批评。朱德作为上级批评过他，他对朱德怀恨在心。

林上井冈山后不久，毛就开始拉拢他，说的话都是顺耳舒服的，还单请林去演讲。毛、林从此建立了特殊关系。几十年中，毛小心注意不使林的自尊心受伤，让林凌驾于纪律之上。作为交换，在毛需要时，林总是十分配合。

第一次搭档是对付朱德。一九二九年七月底，国民党军队进攻。作为军事指挥官，朱德制定了作战计划，令所有部队在八月二日集结。但时间到了，林彪却不见踪影，他跟毛和毛控制的闽西红军待在另外的地方。这两支部队合起来差不多占红军（当时有六千多人）的半数。朱德只得率领一半的兵力反击国民党军。虽然朱德没受到太大损失，但半数红军不听命令，总不是个办法。在这种分裂的状况下，朱德指望中央给他拿主意。

这时党的总书记是没什么能力的向忠发，莫斯科任命他纯粹是基于他出身“无产阶级”，当过水手、码头工人。中共负实际责任的是周恩来，做决策的是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这段时期代表们大都是欧洲和美国的共产党人。直接管事的，一个是德国人叫爱斯拉（Gerhan Eisler），以后做过驻美国的情报长官。另一个是波兰人，化名瑞尔斯基（Rylsky）。这些外国人执掌着中共的财政大权，一分一毫都由他们说了算。他们的中国同事管他们叫“毛子”，因为他们身上的毛比中国人多。于是就有“德国毛子”、“波兰毛子”、“美国毛子”等。有个背有点儿驼的人叫“驼背毛子”。

这些“毛子”们透过周恩来发号施令。周后来以在外交舞台上风度翩翩而举世闻名，但真正的周是个强韧决绝、无情无义的执行者。他忠实地信仰共产主义，不惜扭曲个人人格。

周最早接触共产主义是在日本，那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十九岁的他在日本留学。二十三岁时他在法国入了党，成为狂热的信徒，表现之一就是奉行禁欲主义。他是个美男子，女人们为他倾倒，他本人对美女也远不是无动于衷。刚到法国时，他常常发出这样的赞叹：“多么漂亮的姑娘！”他给国内的朋友写信说： “巴黎是美丽的……妇女也是动人的……”很快他有了个美貌的女朋友，他非常爱她。许多年后，在一次少见的坦率谈话中，他告诉侄女：“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周需要“能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人。“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就这样，二十七岁的周恩来与同样狂热而相貌平常的邓颖超定下了缺乏爱情的终身。

莫斯科看中了周，给他极其重要的任务：负责创建中共军队。一九二四年他被派回国，在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做政治部主任，秘密使命是在国民党军官里埋下红色代理人。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共后，周恩来组织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海岸被打散时，周正害疟疾发高烧，不时处于昏迷状态，嘴里还在喊“冲啊！冲啊！” 几个同事把他抬上一叶扁舟，划往香港。风浪大，小船颠簸得厉害，他们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两天一夜才靠了岸。

周从香港去了上海，负责中共的日常工作。搞地下工作，他如鱼得水，跟他工作过的人称他为“天才”，说他脑袋后边都长着眼睛。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开中共“六大”时，他受到斯大林接见，在会上唱主角，一个人做了三个主要报告。中共的克格勃就是他在莫斯科指导下组建的，他本人亲自指挥暗杀队。

莫斯科很有眼力。周恩来是一个难得的行政管理家、杰出的组织者，具有一丝不苟的严格纪律性，对莫斯科的指示奉若神明。奇怪的是，像他这么一个能干的人，天性里却似乎又有奴性，无论主子怎么鞭笞他，他都甘心领受。在未来的岁月里，遵毛之命，他不断对自己口诛笔伐，无限上纲，用词之严峻，使听众都为他难过。

其实在毛之前，周已经表现出这种性格。一九三○年他遵命做过一次详细的自我批判，“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我自己亦将在党报上批评我这一有系统的严重错误。”次年，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一个显然看出周性格中有受虐倾向的“毛子”这样说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周坐在一旁心甘情愿地听着。

无怪乎周没有做头号人物的野心。他自知没有制定纲领的才能，似乎需要有人给他发命令。这段时期曾在他手下工作的王凡西回忆周的弱点说：“在组织部的会议上，恩来的发言永远要占去全部时间的十分之九。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行政家，事务处理上简直有天才，说话的才能也显然属于第一流的；但和他共事一长久，有一点使我很奇怪，就是他一开口却不能自休。话说得有条理，却不能集中要点；有层次，却诸多反复。一些原极浅近的事理，同时听话的对象又只限于部里的五个干部（有时再加上他的太太邓颖超），他却会像对小学生教书似的，分析了又分析，解释了再解释，把一个报告往往拖长到七八个钟头，使听者倦极欲睡。”

周恩来直接处理朱毛问题。根据莫斯科驻华代表的指示，他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给朱毛红军发命令全力支持毛泽东，说毛“绝对不是家长制”，擅自解散中央指定的军委也是对的：“用不着再组织军委” ，毛应当官复原职，刘安恭批评毛批评错了。刘被召回上海，不久死在战场。

毛泽东破坏党的纪律，党却给他撑腰，这是什么原因？说到底，正是毛的权力欲使斯大林对他另眼相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以中共的区区几千人要夺权，没有不惜一切的炙热的权力欲是无法成功的。

眼下斯大林也需要毛。那时正值“中东路”事件，中国政府收回了控制在苏联人手里的，横跨中国东北一千五百多公里的铁路。这条铁路跟它沿线的土地当时是外国在中国的最大租界。莫斯科大为恼怒，组成了一支“特别远东军”，一度曾入侵到东北境内一百二十五公里的地方。斯大林掂量着“占领哈尔滨、成立革命政府”的可能性，要中共里应外合，在中国内地给蒋介石政府制造麻烦。

周恩来写给朱毛红军的关于毛的信，一开头就讲中东路问题，要朱毛红军发展游击区域，扩大红军，“准备武装保护苏联”。十月九日，有斯大林出席的苏共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到“毛泽东活动的地区”，称之为发展游击战、帮助解决中东路问题的重要地区。斯大林没提朱德。

莫斯科支持毛还有个原因。斯大林的头号政敌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斯大林流放了他，但仍害怕他的影响力。托洛茨基在中国有一小群狂热追随者，正在争取陈独秀的支持。斯大林担心陈独秀会壮大“托派”的声势，担心跟陈有老关系的毛会跟陈走。

这一系列的考虑使莫斯科决定为毛撑腰。苏联的媒体此时醒目地宣传毛，《真理报》（Pravda）在“中东路”事件关键的几个月里报导毛不下四次，称他为“领袖”——用的字眼跟用在斯大林头上的一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中共领导人享此殊荣，包括党的总书记在内。

周恩来起用毛的信递到了朱德手里，朱德服从了，派人把信送给毛。毛住在山清水秀的村子六家坡，一幢两层的小楼，天井里长着一株热带风情的棕榈。他每天享用营养丰富的牛奶，一公斤牛肉炖汤，外带一只母鸡。他形容自己是“吃的多也拉的多”。

毛收到周恩来的信，却没有即刻回到朱毛红军去。他在六家坡又待了一个多月，给朱德施加压力。

跟毛住在一起的有贺子珍和一对忠实于他的夫妇：曾志和她的丈夫。毛跟年轻的妻子们不谈政治。两对夫妻在黄昏薄暮里沿着水草漂漂的小溪散步闲聊，从弯弯的小桥上看农民点着火把在溪里捉鱼，有的用网捞，有的用手抓。有时他们送给毛几条。毛爱吃鱼头，说鱼头能增强他的脑子。白天，毛常坐在窗前旁若无人地大声念英文，充满湖南腔，惹得朋友们发笑。念英文而不求长进，是毛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

朱德和同事们着了急，“迭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但毛就是不回来。十一月底，朱德只好正式派部队去恭迎毛，毛这才上路。

毛马上给上海写信。周恩来如释重负，称毛“来信很积极”，“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毛不失时机地向莫斯科明确表态，跟“托派”划清界线，称陈独秀为“反对革命的分子”，提议“普遍地宣传”反陈。他主持作出反对托洛茨基的决议案。部队每天出操都要喊“武装保卫苏联”。

毛留下朱德当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部队也继续叫朱毛红军，既满足了莫斯科希望团结的要求，又得以利用朱德在部队的声望为自己服务。朱德被压服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经常发脾气。俄罗斯档案记载一九三一年二月，他对军事指挥官们发作说，他不过是“毛手里的玩物，没有任何权，毛只是耍他”。莫斯科没有伸出一根指头管管毛。朱在毛手下就这样干了一辈子，直至两人在一九七六年先后去世。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回到红军的消息在福建古田向全军党代表大会宣布。毛怕官兵反对他，耍了个小小的花招。他知道士兵最痛恨的是枪毙逃兵。当时给上海的报告说：“每次出发差不多都要枪毙些逃兵，摆在路上示众，但逃兵仍然无法遏止。”在古田毛泽东提议通过一项决议：“不枪毙逃兵。”这使他大得人心。谁知几个月后古田会议的决议发表，这一条失踪了。毛已经坐稳了位子，这条决议也就束之高阁，逃兵呢，仍然被枪毙。

毛利用提出这条决议带来的好感，使其他决议获得通过，扫除他与绝对权力之间的障碍。一是职业军人的权威。朱德是职业军人，而毛不是，于是毛批判“单纯军事观点”，以破除这一权威。二是选举，对毛更不利，他就是被选掉的。他谴责这为“极端民主化”，取消了选举。

红军要求平等的呼声格外高，共产党的主要号召力就是平等。但毛喜欢舒适，生活难免不特殊。在井冈山时曾流行一句顺口溜，讽刺毛不跟士兵一道挑粮上山：“朱老总挑米上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毛发明了“绝对平均主义”这顶帽子，来压制这种声音。自古田起，特权在中共党内成为理所当然。

离开古田，刚满三十六岁的毛泽东志得意满，在马背上哼成一首词。“路隘林深苔滑”，是行军的写照。“今日向何方？”他问道。他已计划好了答案：这就去兼并其他红军。

7、杨开慧之死, 1927～1930年, 33～36岁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着手让各地军阀交出军权，以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一批军阀顽强抵抗，一九三○年初，有几十万大军参加的“中原大战”一触即发。莫斯科决定利用这场大战帮中共建立全国性政权。周恩来三月离开上海去苏联讨论此事，带去红军的详细材料。当时红军共有六万二千七百余人，分散在八个省，编为十三个军，朱毛红军是最重要的一个军，近一万五千人。

周走后，中共负责人是李立三，毛泽东的湖南同乡、从前的下属。李立三的晋升得益于他善于组织劳工。他与莫斯科驻上海代表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夺取一大片中国腹心地带，包括像南昌、武汉这样的省会，要把红色政权的首都建在武汉。给毛的命令是攻打南昌。

讲究实际的毛泽东很清楚，不管国民党之间怎样内战，共产党也没有办法长期控制那些大城市。刚开始，毛对命令表示踌躇。但几天工夫，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特别积极起来。原因是他意识到，李立三的幻想给了他机会，使他能够兼并彭德怀统领的当时中国第二大红军。

彭德怀比毛小五岁，出生在离毛家不远的村子里。在未来的红色中国，他是第一任国防部部长，也是领导阶层中对毛最直率的批评者——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在毛泽东手里痛苦地死去。

彭的眼神里、嘴唇上有着很多磨难的痕迹。与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一样，彭有一个悲惨的童年。多少年后，彭这样写道：“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我兄弟俩至黄昏才回家，还没有讨到两升米，我已饿昏了，进门就倒在地下。”

彭自尊心很强，再也不愿去讨饭。他年过七十的祖母于是自己去讨。那天寒风凛冽，雪花横飞，彭的祖母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彭的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棒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彭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那天晚上，他不肯吃讨来的米，一家人都哭起来。彭写到此时说：“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十五岁那年，彭家乡大旱，饥民成群。他参与了强迫一家地主粜米的行动，地主说没有米，彭爬上屋顶，将瓦推下，露出米仓。彭被告聚众闹粜，团防局前来拿办，他只得逃离家乡。一九一六年，他参加湘军，当上了军官。军官的生活内容之一是赴宴，每次总有年轻姑娘陪酒。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认识彭后，告诉他：她是家里遭了水灾被抵押到酒楼来卖唱的，不跟军官睡觉就要挨打。彭德怀凑了些钱，赎出这个女孩，从此拒绝参加酒宴。他逐渐为共产主义吸引，认为共产主义是为穷人找出路。

一九二八年初，彭德怀加入共产党。同年七月，他发动兵变，带着八百来人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党要他跟井冈山的毛取得联系，十二月，他上了井冈山。他到来时毛正打算离开。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往井冈山开来，毛需要有人守山，以显示他的根据地巍然屹立。

毛要彭留下，承担这个危险的任务。彭手下的人不情愿，说他们是来建立联系的，联系上了应该回去。彭说服了他们。他不愿意和毛对抗。国民党军队进攻后，彭和他的人在大雪中突围。彭事先已探明撤退的路，都是在悬崖峭壁上猎人出没的小径。

毛那时在闽西。一九二九年四月，彭前来会师。毛把彭当作下属发号施令，不让彭留在富庶的闽西，派彭返回满是断壁残垣的井冈山一带，“恢复湘赣边苏区”。彭默然接受。但是，中央从来没有明确地把彭划归毛指挥。一九三○年初，莫斯科和上海统一组编红军。彭的部队此时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人，与朱毛红军相等，彭被编为与朱毛平行的一个军。彭深受部下爱戴，巡视员报告中央说：彭的部队“听从命令，遵守纪律，互相亲爱，作战勇敢，阶级的认识……信仰彭德怀个人也浓厚，如后方医院的伤兵病好后一定要回到五军〔彭军〕工作，如果地方党部政权分配他的工作终不愿意接受，就接受了也要怠工而且经常的要求到五军去，在五军开小差的还少”。

毛泽东一心要把彭的部队重新抓过来，但彭军远在几百公里之外，他鞭长莫及。中央命令毛打南昌，给他创造了兼并彭德怀的机会，因为彭离南昌不远。毛一路北上，直到南昌城外。他没有去攻城，虚晃一招后下令向长沙挺进。彭德怀刚于七月二十五日奇袭打下长沙，正在休整。

长沙是唯一被红军打下的省会，彭占了它十一天，司令部设在美国圣经学校。在那里他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宣布主席是中央的李立三，自己只做委员。彭的成功震惊了西方，尤其是华盛顿。七月四日，在向长沙进军的途中，彭的士兵在湘江上向美国军舰“关岛”号开火，打死一名美军水手，这是美国军队第一次跟中共交锋。八月六日，四个国家的军舰掩护国民党军队，把彭德怀赶出了长沙。

八月十九日，毛给上海写信说，彭的形势十分危险，“颇有牺牲与损失”，说他决定放弃打南昌到长沙去“援助”彭。彭接到消息说毛朝着他来了，派人告诉毛，他不需要援助。但毛是推不掉的，反过来要彭去配合他打介于南昌、长沙之间的永和市。彭只得率部前往。

彭军到永和的当天，八月二十三日，毛立即宣布两军合并，成立第一方面军，毛自己当总头目（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仅是副总司令。为了得到批准，毛第二天函告上海说，两军的合并是为了再打长沙。由于武汉是中央梦想中的红色政权的首都，毛把再打长沙说成是建都的主要步骤，夸张地说他有把握“占领长沙岳州，进攻武汉九江……促进全国总暴动”。毛甚至说：“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

其实，毛根本没有夺取武汉的意思，他知道不可能，就连再打长沙也不可能成功。彭一打长沙成功，靠的是出其不意，现在守敌已有准备。朱德、彭德怀也很清楚，他们反对二打长沙。但毛坚持要打。如果不打，他就没有理由要上海同意他与彭合并，把彭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在打的过程中，据苏军情报局中国站站长格理斯（Avgust Gailis）报告莫斯科：红军“伤亡惨重”，彭的部队伤亡比毛的多得多，“毛袖手旁观”。

三个星期过去了，毛撤销了对长沙的围攻，要带彭的部队走。彭的军官们坚决反对。他们不喜欢毛，不愿意做毛的部下。但是彭不希望跟毛发生内讧，说服了部队。许多人走得极不情愿，有的甚至想把部队拉走。这些人将在毛的血腥清洗中消失。

毛也利用二打长沙，全国报纸会大登特登的机会，把本来只统领一个军的自己，吹成全国红军及其根据地的领袖。八月二十三日围城开始那天，毛通电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指挥全国的红军和地方政权，自封为主席。

◆ 毛早在六月二十五日就发出过自封主席的两份通电。上海的反应是在八月一日宣布委员会主席是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但此时毛又再度自封主席，直接跟中央唱对台戏。

中央没有惩罚毛。莫斯科要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需要权力欲强烈的领导人，而毛的权力欲是最强的。毛在抓权上既胆大包天又诡计多端，使莫斯科感到这个人确能成事。九月二十日，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恢复了，莫斯科内定毛做中国红色政权的首脑。这个政权的首都如今定在红军最大的根据地——江西。

二打长沙的伤亡与失败，算在李立三的帐上。李立三曾要苏联出兵帮中共建立政权，说这是莫斯科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像在“中东路”事件时中国红军有义务保卫苏联一样。但斯大林是不讲什么义务的，他甚至怀疑李立三想把他拖进中国来跟俄国的宿敌日本开战。他还痛恨李说什么一旦中国红色政权成立，外蒙古应该回归中国。十月，共产国际来令谴责李立三“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命令他去苏联。在那里，他动不动就在大会上被叫起来自我谴责，骂罪该万死的“立三路线”。之后他坐牢两年。“立三路线”这只替罪羊一直活在今天的历史书里，罪名之一是二打长沙。

毛的二打长沙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这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就住在长沙市郊杨家老屋。毛离开他们整整三年了。

守长沙的国民党长官是坚决反共的何键。三年来他没有骚扰开慧，因为开慧没有进行任何共产党活动。甚至彭德怀一打长沙，差点打死何键，何也没有在开慧身上泄愤。但毛泽东又来二打长沙，何键极为恼怒，决心报复，在十月二十四日逮捕了开慧和长子岸英。那天正好是岸英八岁的生日。何键给开慧留了条活路：只要她公开宣布跟毛脱离关系。开慧拒绝了。她死在十一月十四日这天。次日，湖南《民国日报》以一个可怖的标题报导了她的死讯：“毛泽东之妻昨日枪决，莫不称快”。这仇恨的对象显然是毛。

行刑人后来在中共牢里的口供，揭示出开慧生命的最后时刻。赴死前，她穿着青裤青鞋，青长旗袍，被带进军队司令部的“法庭”。法官桌上放着一支毛笔、一瓶红墨水、一张写着她的名字的押签。法官草草问了几个问题，便拿起毛笔，蘸着墨水，在押签上画了个勾，把押签掷在地上。这是传统的签署死刑判决书的方式。两个行刑人把她的长旗袍剥了下来，算作他们的额外收入，外加衣袋里一张手绢包着的两块五毛钱。

在冬天的寒风里，没穿外套，年仅二十九岁的开慧，被绑着押过长沙的街道。路上，一个军官下令给她叫了辆人力车，士兵们在两边小跑。刑场在城门外，四下是一片荒坟。行刑人开枪后，把她的鞋脱下来扔得远远的，怕死者的魂魄追着他们索命。

行刑人回去吃午饭。饭后听说开慧没被打死，他们中的七个人又回去补枪。他们看见她脸朝上躺着，在极度痛苦中，手指深深地戳进了冻硬的土地。

亲戚们把开慧的尸体运回故乡，葬在老屋的后坡上。岸英被释放了，一九三一年初，毛的大弟泽民帮助三个孩子去了上海，由中共地下党照顾。

毛听到开慧的死讯后，流露着真诚的感情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他经常谈起开慧，尤其到了晚年，把开慧当作他一生最爱的女人。他所不知道的是，爱他的开慧，早巳摒弃了他的主义。

从毛抛下她到死，开慧写了八篇文章，述说她对毛的爱，反思她的信仰。她把这八篇东西用蜡纸仔细包妥，藏在老屋里。一九八二年维修房子时在墙的泥砖缝里发现七篇，第八篇于一九九○年再度修缮时从她卧室外的屋檐下霍然露出。

毛没看到它们，世界上也没几个人看到它们。这些文章大部分至今仍被捂得严严实实，有的连毛的家人都看不到。在开慧的笔下有她对毛强烈而宽容、偶带责备的爱，有被毛遗弃的痛楚，有对毛忍心抛弃三个儿子的伤怨。这些情绪在她最后一篇文章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那四页字句是在一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写的，在春节前两天，团年的时刻。开慧沉浸在毛走后的日子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写的句子不连贯，大多没有标点，思绪到哪笔到哪。

◆ 这一篇中有些是我们看过遗稿后追记的，某些词语可能有误，记不清的以省略号标出，有的标点符号是为了清晰而加。

几天睡不着觉
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
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等
眼泪……
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
我想好像肚子里有了小宝
简直大伤心了，大寂寞了，太难过了
我想逃避，但我有几个孩子，怎能……
五十天上午收到贵重的信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
他丢弃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以后的事我也假定
……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他是很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不至于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普通人也会有这种情感
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
是悲事，也是好事，因为我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人了
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
只有母爱是靠得住的，我想我的母亲
昨天我跟哥哥谈起他，显出很平常的样子，可是眼泪不知怎样就落下来了
我要能忘记他就好了，可是他的美丽的影子
他的美丽的影子
隐隐约约看见他站在那里，凄清地看着我
我有一信把一弟，有这么一句话“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天哪，我总不放心他
只要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子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累死才休
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栽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能力，他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
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
我怎怎都不能不爱他，我怎怎都不能……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三〔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也不想理他
我真爱他呀，天哪，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开慧文稿中有几篇是写给表弟“一弟”杨开明的。杨开明一九二八年六月作为中共巡视员去井冈山，开慧请他带给毛一罐毛爱吃的辣豆豉。毛没有回信。一九二九年三月，湖南《民国日报》报导朱德的妻子被杀，头挂在长沙市街上。开慧产生不祥的预感，给“一弟”写了封信（注明“没有发去”），通篇是她的孤寂无助：

“一弟：亲爱的一弟！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栗而且寂寞，在这个情景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如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

开慧丢不开她的孩子们。显然对毛不寄任何希望，她把他们托付给“一弟”，托付给靠得住的毛的大弟泽民：“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

从报纸上，开慧不时看到毛的消息。毛被称为“共匪”，“焚杀劫掠于湘东赣西之间，惨毒不堪言状”“屠杀之人民，焚毁之房屋……猖撅异常”，等等。也有报导说毛被赶出了井冈山，“处此三面包围之中，万无生理”。

开慧揪心揪肠地盼着毛回家来，写出下面八行字，婉转哀告：

一九二九年古历四月初八 寄一弟，没有发去
你现在是〔原文不清〕热爱的情人，
你许给他归来，归来。
我看见老人的心已如火焚了！
归来哟，归来哟！
伤心的别离，它的结晶品，凄凉，寂寞，已渐长渐大了！
希望你呵，带一点消息回来！
这一颗心，你去〔原文不清〕，比火焚多少？
归来哟！归来哟！

不久，“一弟”来信了，说毛将去上海（中央命令他去）。这意味着她可能看到毛了，开慧欣喜若狂。她立即给一弟回信：

“一弟：接到来信，万分喜慰。其实我是一个最能达观的人，并不忧苦得怎样利害，不过总有点难忘的感情，一时一时像暴风一样的来了，一些时又去了，大体是平静的……”

思绪一下子飞到毛身上，毛也许不会去上海？去了上海会不会不安全？“他未必能来上海罢，我倒愿意他莫来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呵，天哪，不谈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她逐渐明白毛不会去上海，见毛只是梦想。开慧提笔给毛写信，但改变了主意。标题“寄爱 没有发去”一行字下面的话被她撕去。她另外写了一篇回顾：《六岁到二十八岁》，于六月二十日写成。显然，她想用间接方式把自己的心展在纸上给毛看。主题除了她对毛的爱，就是她对暴力与残酷的厌恶。

一开头，开慧写自己的童年：

那时候我是同情牲畜类……每当晚上上床睡觉，这些惨影，如杀鸡、杀猪、人死，在我的脑际翻腾起来，那真痛苦！我现在还完全记得那个滋味。我的哥哥，不但哥哥，许多小孩都是一样，我完全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他们能够下手去捉小老鼠玩，蜻蜓玩，完全把它做一个不知痛痒的东西待遇。

不是舍不得我的母亲去受那样的痛苦——看见我死的痛苦——不是有这一个有力的牵绊，那我简直没有生活下来的可能了！

随即开慧告诉毛她为什么参加共产党：“我很想寻出一个信仰来……那时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忌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我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这个时候，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

这时的她爱上了毛，毛把她带入了共产党。如今，她怀疑她的信仰了。这篇回顾是这样结尾的：

现在我的倾向又入了一个新时期，我想在学问里头，得到一些滋润物，把我已枯的生命，灌溉扶持起来！或许能有一个新的发现，或许有一天我要叫着，我从前的观念是错了！

唉！杀，杀，杀！耳边只听见这种声音。人为什么这样狞恶！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呵！？我不能去设想了！我要一个信仰！我要一个信仰！来一个信仰罢！！

一九三0年二月，“一弟”杨开明被捕枪决，埋在老屋后面。几个月后，开慧也走上刑场。毛泽东围攻长沙时，没有做任何努力把她跟孩子送走，或者提醒提醒她。这其实很容易办到：开慧的家就在毛去长沙的路上，而且毛在长沙城外待了整整三个星期。但即使是这样的举手之劳他也没有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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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与他们的孩子，两岁的岸英（右）、一岁的岸青，摄于一九二四年上海。被毛称作他最爱的女人的开慧，后来被毛遗弃，又因毛的缘故于一九三0年被国民党枪杀。她留下了感人的遗稿，描述她对毛的爱，对毛抛弃她和三个儿子的伤怨，对共产主义的失望。这些手稿大部分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首次曝光。

8、“毛主席”：血染的顶子, 1927～1930年, 33～36岁

自一九二九年初离开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全控制了两支军队：朱毛红军和彭德怀军，以及闽西红区。但他眼睛一直盯着井冈山东边的江西红军和他们的根据地。

红色江西

领袖是颇有魅力而相对温和的李文林，指挥着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毛二月从井冈山来到他们的地盘时，他们曾热情地接待这批“阶级弟兄”。毛呢，马上就宣布自己是他们的上级，派他的么弟泽覃做红色江西首府东固的党委书记。这些都是自我委任，没有中央的授权。江西人心里不舒服，但没有跟毛争执，因为国民党军队追来了，毛得转移。

◆ 不包括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

留下的泽覃没有毛似的权力欲跟争斗的劲头。中央巡视员曾描述说，他干事像害疟疾，“高兴时即努力干，不高兴即不干，有些小孩子气，而且怕负责。”毛只得在三个月后重新派来个得力的亲信作泽覃的上司。此人是毛的湖南老乡，叫刘士奇。

刘士奇一来就把泽覃的女朋友贺怡夺走了。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于是刘跟毛成了连襟。刘和毛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自己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江西共产党人说他“没组织〔观念〕，脾气太坏，爱骂人，态度不好”。他也像毛一样手很长，会不择手段地抓权，不到半年就抓到好几个重要职务。一九三○年二月古田会议后，朱毛红军成了毛的工具，毛再度来到江西，要一举吞并红色江西。

毛宣布在一个叫陂头的地方，召开与红色江西的“联席会议”，时间定在二月十日。一俟通知发出，毛就把开会时间提前到二月六日。等抵制刘士奇抓权的江西代表赶到时，会已经于九日结束了。

这就是史书上的“陂头会议”，实质上是两连襟唱双簧。一唱一和的结果，“联席会议”授权毛“统一领导”红色江西，作总前委书记，刘土奇作红色江西地方党组织首脑（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红军创始人李文林只得到一个低级地方职务：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赣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江西共产党人当然不服。毛于是用恐怖手段来吓唬他们。在陂头，四个有名的江西领导人被打成“四大叛徒”，以“反革命”罪名枪毙。这是第一批有名有姓的被毛为了夺权而杀掉的共产党人。从此，毛和刘士奇用杀头来威胁不听话的人。中央巡视员报告上海说，刘“时常有不满的地方即乱骂，在乱骂的言词中带有‘枪毙’的话语”造成了“党内的赤色恐怖”。连襟们特别爱用的罪名是“反动富农”，当时正是斯大林斗争富农的时期。毛声称红色江西“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根据是红色江西的领导们都出身地富家庭。其实毛本人出身也是富农。

中共那时已有不少人以革命的名义报私仇。

为了权力而杀人，在中共党内，毛似乎是始作俑者。

◆ 在井冈山宁冈县，抓国民党县长张开阳的第一届共产党政府主席文根宗在就任七个月后被仇杀。

中央没有授权毛管辖江西红军，把江西红军编为十三个军之一，跟朱毛红军平行，连军长都物色好了：蔡申熙。据江西的报告，蔡到江西后，毛“用手段打击蔡申熙同志”，不准蔡就职，而是派一个听他话的人任军长，连襟刘士奇当政委。江西跟上海之间没有电讯联系，全靠巡视员、汇报人在几百公里的长途上，凭两条腿传书带信。毛竭力封锁与上海的联系，很可能还跟刘士奇谋杀了反对他们抓权的巡视员江汉波，后来冒用江的名字写了一份支持抓权的报告给上海。

毛对付中央的另一个办法是不再积极给上海写报告。他打算先夺权，再迫中央承认既成事实。中央不断给他写信，催他去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大会，他置之不理。这时一条消息在报上广为传播，说毛病死了。上海跟莫斯科久不闻毛的音信，真以为毛死了。三月二十日，共产国际的杂志发表了一篇镶着黑框的讣告：“中国消息：毛泽东……红军的创始人，在长期肺病后逝世于福建前线。”

但不到两个星期，中央就发现毛原来还活着，活得很带劲，而且抓了江西红军的权。中央急了，四月三日发通知给全国红军，措辞严峻地命令他们不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中央：“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通知特别不点名地批评毛擅自编管江西红军。

红色江西人有了中央指示，五月分就反了，有的地区的干部甚至鼓励农民起来反对毛跟刘士奇的统治。毛来了以后，把江西共产党人的注重生产谴责为“建设主义”，不断逼迫农民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农民不胜其扰。刘士奇实行严酷的高压控制，他的命令包括要老百姓“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一区又一区农民起来反抗。刘士奇宣布反抗是由所谓AB团领导的。AB是“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英文缩写，过去江西有过这么一个反共组织，现在早巳没有活动了。刘上奇借用AB加罪于反对他的红色江西人，一个月不到，几千“地主富农”、“AB团”就死在他的屠刀下。

八月初，毛泽东带着部队北上长沙去吞并彭德怀了。江西共产党人抓住这个机会，在老领导李文林的主持下召开代表大会，把刘士奇选掉了。

开会时群情激愤，人们不断站起来指斥刘，矛头同时指向毛。据刘士奇后来自己给中央的报告，人们针对他和毛说：“我们党内危险，负责人好当官，会变成军阀。”说他们俩“不许别人发言，任意加入机会主义的名词”，“枪毙”了太多人，“逼成了党内浓厚的赤色恐怖”。大会作出决议，要求中央开除刘士奇。但这些红色江西人不像毛、刘那么心狠手辣，他们没杀刘，让刘去了上海。中央把刘派到另一块红色根据地鄂豫皖。在那里他遇上了一样嗜权好杀的张国焘，他也就做了刀下鬼。他走后，妻子贺怡跟毛泽覃结了婚。

刘士奇既被解职，毛泽东便失去了掌握红色江西的手。二打长沙后，他打马回头，要重新控制江西。他也是回来报仇的。十月十四日，他在归途中给上海写信说，江西共产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为AB团富农所充塞”，“非来一番彻底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

就是在这时，毛得知莫斯科内定他为即将成立的红色政权首脑。既然莫斯科宠他，他不妨杀掉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制造大恐怖，使将来没人再敢反对他。

十一月下旬，毛从红军开刀。他把部队集中到红色江西的中心，以便没人能逃。他宣布彭德怀军里发现了AB团组织，首领叫甘隶臣，罪名是“煽动官兵脱离前委领导”，也就是说，企图摆脱毛的兼并。逮捕和处决就此开端。

朱毛红军里，毛也有不少的帐要算。一年多以前，这支红军曾把他选下了台。一个名叫刘敌的军官给上海写信说：“我对毛素来是不太信仰的……中央八月一日来信宣布，中国临时政府的主席是向忠发同志，而毛总是用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出布告，尤其是打开吉安以后，会到各军素识的各级干部，都感觉得非常不安，带着灰心的样子，觉得在共产党里面做工作还要学会溜勾子，真划不来。那时我也同情，感觉得党的布尔什维克精神一天一天的削弱……”毛知道人们厌恶他，自己在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给上海的“答辩”信中，承认人们说他是“阴谋家”，“喜欢用政治手段‘拉一个打一个’”，“陷害同志”。

毛打AB团，主要用的人叫李韶九。此人被不少人认为“素来卑鄙龌龊”。一个巡视员写道：“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在李韶九具体主持下，“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朱毛红军的萧克将军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朱毛红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

毛给上海的信中自己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管辖下的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大多数被杀，所有的部受到严刑拷打。毛说刑讯是天经地义，受刑不过乱供本身就有罪：“是忠实的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

一旦把红军中曾经反对他的人杀得差不多了，毛就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十二月三日，他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夏天开会把刘士奇选下台的人。毛说那个会是“反对毛泽东”的“AB团取消派的会议”。他下令“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他下令：“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在十二月七日到富田，当晚便抓人用刑。一种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教你生不如死。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据受害者事后的控诉，他“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暴行激发了一场兵变——第一场直接地、公开地反对毛泽东的兵变。领导人是刘敌，并不是江西人，而是毛的湖南老乡。毛曾派他去江西红军中作军官，想用他协助掌握江西红军。李韶九一到富田就把他找来，先对他说有人咬他是AB团，吓唬他，然后跟他说只要他合作就没事儿，还能升官。

在兵变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刘敌写出是什么促使他挥戈而起。他看见李韶九的屋里“酒肉火腿摆着桌上，大喝大吃”，而脚边是受刑的同志。他听见李韶九“非常起劲高兴”地讲他怎样刑讯，周围的人又怎样恭维他。“尤其是李韶九说不是AB团问题，全是政治问题，更使我怀疑而肯定这里面一定有鬼”，“一定是毛泽东弄鬼派走狗李韶九来屠杀江西党的干部”。

刘敌决心拯救他的同志。他先假装顺从，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老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的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们三位是追是随”。这样一来，李“便安慰我不要恐慌，因为他们又要审人了，要我到小屋子里去坐，门口一条〔原文不清〕守着，听到李韶九审政治部政务科长尚子龙同志，被地雷公打得听天喊地，我便在屋子里铺上睡着打主意。”

第二天一早，刘敌继续装作讨好李韶九：“用足踢李一下子，眼睛睬他一下子，李又随我出另到一间房子，那时我又横竖是不要脸，同他大排谈一番，专门讲小话，这样一来他相信了我。”李韶九要他“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将你这团的AB团马上肃清”，告诉他AB团就是那些毛“调不动”、“靠不住”的部队。

刘敌回到部队，同志们“都非常稀奇，同时喜欢”，“那时党内一般干部都感觉得同志之生命毫无保障，非常恐怖”。他讲了他的所见所闻，大家都愿意随他行动。十二日，刘敌集合起部队，直奔富田，“救出一大批被陷同志”。他没有想要加害毛的走卒，李韶九跟其他人都安然逃走。（后来，李死在复仇者手上。）

当晚富田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第二天上午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反毛的士兵大会。下午，江西党组织离城退到六十公里外的赣江以东。他们散发通告，这样描述毛：“毛泽东为人谁都晓得，是极其奸猾，个人意识非常浓厚，英雄思想充满了脑筋，对同志素来是命令主义恐吓手段，惩办制度，对党一切问题素来是少有会议讨论解决，无论在某一问题只要他发表意见，便谁都要赞成，否则他即借组织来对付及拟造新的谬误理论来为难。”“毛还经常惯用政治手段来打击同志”，把党组织作为“个人系统，做他个人工具利用。总之，毛泽东他平日的一切言论行动工作的表现，已经不仅不是一个革命领袖，而且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战斗者——布尔什维克党员。”通告称毛想做“党皇帝”。

在场的中央巡视员不准公开抨击毛，说毛“与国际革命都有影响”。江西共产党人服从了命令，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中央。他们派刑讯受害者去上海汇报，给中央看他们的遍体鳞伤，说毛“阴谋屠杀江西党的干部，破坏江西党的组织”，说“毛泽东素来是反对中央的。中央屡次对前委工作指示，他屡次以个人拿些无谓的实际问题来驳批，故意不执行，中央来的通告少翻印传达下级去，中央派来的同志不理，并故意为难。……中央曾屡次来信调动毛泽东工作，然而他终置之不理”。

但是，从苏联回国后主事的周恩来遵循莫斯科的指示，完全给毛泽东撑腰——哪怕他亲眼看到忠诚党员的刑伤，还对“波兰毛子”瑞尔斯基说：“逮捕刑讯我党党员的事确实是事实。”在斯大林主义的世界里，整人的人总是占上风，莫斯科要的是最狠、最下得了手的人，非这种人不能成事。江西共产党人虽然忠于党，但是可以被牺牲掉。中央叫他们“毫无抵抗的执行”毛的命令，否则就要“无情的与他作武装斗争”，也就是说被消灭。莫斯科下结论说，毛“根本上是正确的”。

对毛来说，这又是一个里程碑。莫斯科支持他屠杀对党忠心耿耿、没有给党造成任何危害的共产党人。

莫斯科还下令把江西共产党人的申诉转交给毛，示意毛可以随意处置。在那些血泪凝成的信件顶上，是几个瘦骨嶙嶙的大字：“译后退还交毛”。意思是，翻译成俄文呈莫斯科后，交给毛。这是康生的笔迹，笔迹好像反映出他那小胡子和金丝眼镜组成的瘦削面庞。康生是中国艺术、特别是春宫艺术的监赏家，对怎样用肉体和精神刑法折磨人，也有胜人一筹的见地。他时任中共组织部部长，跟毛没什么个人关系，只是仰承莫斯科的鼻息。未来，他将成为毛迫害干部的左右手，并因此臭名昭彰。眼下，他大笔一挥，那一行冷漠的字便置无数人于死地。

毛审讯、处决了刘敌和其他仗义救人的官兵。行刑前，他们被押着在红区巡回示众。行刑时，基层干部一律组织观看。

红色江西卷起杀人的狂潮。据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份秘密报告，当时“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审讯时，“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说，刑法计有一百二十种之多。”有一种想像丰富的刑法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杀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

数万人就这样死去，仅红军就有一万人死亡，是所有毛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这是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清洗，远远早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这场屠杀今天还被重重遮掩，毛的直接责任与动机，他的残忍，更是禁区。

不仅是江西，红色闽西也笼罩在血雨腥风中。一九三○年七月，那里的共产党人像江西一样，趁毛率朱毛红军北上长沙时，起来把毛控制他们的人选下了台。如今，成千上万的人被害，仅八十年代官方平反的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千三百五十二人。有一个县，锈迹斑斑的铁丝穿过即将被杀的人的睾丸，牵成一串游街示众。恐惧、失望、厌憎，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在被派去香港买药时逃亡。他只是众多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叛逃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彭德怀视为亲儿子的郭炳生。

富田事变发生时，江西共产党人曾向朱德、彭德怀寻求支持。“同志们，”他们痛苦地呼吁：“党内永远永远就这样暗无天日吗？”朱、彭并不是不反感毛。朱德在事变后的一天晚上，喝了很多酒，向重逢的老战友龚楚吐露心曲，说他们的好多朋友都被害了，“这个幕后主使人，你是会知道的（意思是指毛泽东——原注）……杀AB团引起的富田事变，也完全是老毛一个人所弄出来的。许多同志全给自家人杀害了！”

但朱、彭没有支持江西共产党人。毛的背后站着中央，站着莫斯科，跟江西共产党人联合就意味着自绝于党。毛也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让朱、彭做刀下鬼。朱德的总司令部就大肃AB团，五个副官杀了三个。毛随便可以叫某个受刑的人咬朱德。至于彭德怀，连苏军情报局都风闻传言，“彭可能跟AB团有关系。”

毛不仅要挟朱、彭，他还让他们手上也沾染战友的鲜血。判处刘敌死刑的“审判官”里就有朱德。

朱、彭没有起来反对毛还有另一层原因。一九三○年十二月富田事变时，打败了国民党内对手的蒋介石，正要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朱，彭关心红军的命运，担心同毛对着干可能毁掉红军。而毛，在这次跟后来的围剿中，都没有停止过打AB团。在战争的间隙中，毛打得更凶狠，到了党内报告称为“无以复加”的地步。刚刚在战场上跟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人，有的一下战场就被毛的刽子手处死。

毛的铁石心肠使他发明了一个抵抗蒋介石的有效战略：“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毛的理由是国民党军队不熟悉地形，因为交通不便，得依赖当地给养，中共可以通过控制老百姓使国民党军队断水断粮。毛命令所有老百姓“坚壁清野”，将粮食炊具藏起来，用大石头把井填死，然后藏身到山里去，让国民党军队没有粮食、水源、劳工和向导。这个战略给红区老百姓带来极大困苦，把他们的家乡变成战场。

毛的策略不得人心，但它行之有效。一名国民党指挥官后来说他的部队经过的地方“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杓……军事情报一点也得不到”。蒋介石也在日记里写道：“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胁从之民众，避实击虚，随所欲为。”

然而对红军打胜仗起关键作用的，还不是毛的无情战略，而是苏联人的帮助。第一次围剿刚开始，莫斯科就建立了军事顾问组，在苏联制定战略战术。在上海另设军事委员会，由苏联人跟其他国籍的人，特别是德国人组成。苏军情报局派头等情报人员、俄德混血儿左尔格（Richard Sorge）来上海，接管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的谍报网，任务是向红军提供情报。左尔格的助手之一是毛未来的亲家张文秋，他们之间的介绍人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左尔格后来扬名世界，因为他准确地向斯大林提供了日本在德国侵苏后，不会在远东乘机进攻的情报。他死在日本人的绞刑架下。

左尔格在中国的主要功劳，是打入了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德国顾问团。一名叫斯多兹勒（Erich Stölzner）的顾问的太太满腹牢骚，左尔格就利用她偷出了国民党的密码，包括行营与作战部队联系的密码。中共本身在国民党情报部门也有杰出的间谍，为毛的成功作出了贡献，钱壮飞就是其中一位。

这层层情报网使毛准确地获知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用四万军民设下了埋伏圈，专等九千国民党军队入套。毛在前一天就得知哪支部队要来、什么时候来。拂晓，他在远处的山上等待，心里寻着诗意。晨雾未散，满山都还隐隐约约，“雾满龙岗千嶂暗”。太阳升起来了，“万木霜天红烂漫”，遍野枫树，像血一样地红。埋伏战也在这血样的山上打响。到下午结束，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投降，指挥官张辉瓒做了俘虏。毛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拿张辉瓒示众，口号包括：“杀张辉瓒的头！吃张辉瓒的肉！”张辉瓒的头真的被割了下来，钉在一块门板上，放进江里，顺江流到国民党的行营南昌，一面小白旗宣告这是给他上司的礼物。

这场埋伏战的胜利使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告终。毛的声望大增。人们只知道毛的“诱敌深入”，但光是“诱敌深入”是赶不走进攻之敌的。打胜仗靠埋伏战，而埋伏战成功的关键是准确的情报。苏联人在反围剿中起的决定性作用鲜为人知。当时毛和他们的关系到什么程度呢？毛甚至要求莫斯科给他毒瓦斯！

一九三一年四月，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进行第二次围剿。毛使用同样的“诱敌深入”战略，加上同样的苏联情报和援助，又胜了。但七月初，蒋介石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前来进行第三次围剿，毛就没那么幸运了。蒋军是毛的十倍，蒋又改变了战术，使红军无法打依赖情报的埋伏战。红军被逼得一退再退，两个月后，红区只剩下几十平方公里。就在这个关头，毛得救了：蒋介石突然停止了穷追猛打——“九一八”事变爆发。

一九三一年，日本不断在它早已觊觎的中国东北制造事端。蒋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应先安内”，先扫平红军，再对付日本。九月十八日，蒋从首都南京登舰去南昌行营，要给毛日益缩小的根据地致命一击，但就在那天晚上十点钟，日本入侵东北。东北的长官张学良，人称“少帅”没有抵抗。六十多年后，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抵抗：“我们没法打胜。日本出一师人，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军队的能力也没人家的强，我们军队的一切都不如，哪里能打胜？只能说是游击战，混战。我们可以出这种野蛮的行动，这种可以，要说真正的，一个对一个打，那是没法打。中国军队的素质，那跟日本是没法子比，日本的军队我佩服得很。日本军队实在是好。”“《大公报》的一个记者叫王芸生，他说了一句话，我很佩服他。他说在任何人也出不了第二个政策，也只能是这个政策。”

九月十九日，蒋介石到达南昌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的首府沈阳和其他主要城市。他只得匆匆于二十日折返南京，处理危机。他没有向日本宣战，原因跟张学良差不多：打，不啻以卵击石。日本也没有向中国宣战，它没有足够兵力把中国全部吞掉，于是采取“蚕食”政策。蒋的策略是利用中国辽阔的疆土，众多的人口以及不易侵占的山川与日本周旋，争取时间。蒋寻求国际联盟的干预，同时尽快使军队现代化，希望在有可能获胜的情况下同日本作战。

蒋提出“团结国内，共赴国难”的政策。二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我国内果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二十一日，南京作出决定：“剿共计划，悉予停缓。”号召全国搞“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但是中共一口回绝。九月三十日中共发表声明说，任何外面传的朱、毛愿意一致对外的说法都是“可笑到万分的谣言”，称蒋是“最不能调和的死敌”。中共的口号是：“打倒国民党！”而对日本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拥护苏联”——这个提法的原因在于莫斯科认为日本侵犯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前奏。

历史后来被改写，把中共表现得比蒋介石更积极抗战，称“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是中共的要求，为蒋介石所拒绝。这不是事实。

正是为了向中共表示他希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在红军岌岌可危之际，停止了第三次围剿，调走了军队。中共于是得以乘民族之危扩张，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虽然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这个“共和国”，连它的孕育人苏联也不承认，但这毕竟是全世界除苏联和蒙古以外的唯一共产党“国家”。

这个国中之国由几块散落在中国腹心地带的红色区域组成，包括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鼎盛时面积达十五、六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来万。国中之国成立时，最大的红区是赣南、闽西组成的中央苏区，有五万平方公里，三百五十多万人口，瑞金为首都。

莫斯科指定毛泽东为这个国中之国的首脑，相当于“总统”，按苏联规矩给他戴上一顶非中国习惯的头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同时又是“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职务宣布的当晚，一个亲信来看毛。此人曾被毛派去监督拷问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因为他深知毛的意图，而毛又最恨李文林。拷问后他总是向毛汇报。这晚他是来向毛道喜的，一进门他就喊：“毛主席！”毛说：“你改口真快，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人的嘴里，第一次吐出了今天世界语汇中一个尽人皆知的词：毛主席。

9、第一个红色中国, 1931～1934年, 37～40岁

国中之国的首都瑞金位于江西省南边陲，坐落在三面环山的红土盆地里。这里属亚热带气候，农产品丰富，到处是杉、松、枫、樟、栎，榕树华盖如云。政治环境也很理想：国民党手中的省会南昌远在三百公里以外，无大路可通。红区内有繁华的都市汀州，与外界通航。

红色政府设在瑞金城外一座有五百年历史的祠堂里。祠堂大得足以容纳几百人，正好适合共产党开会。供祖宗牌位的位置如今按苏联式样搭了个台子，上面挂着木刻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像。这两位共产党老祖宗之间是一面红旗，旗上照例是金星加镰刀斧头。再往上悬挂着用金线绣在红布上的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旁边有一副银线绣的标语：阶级斗争。大厅两侧用木板隔成十五间屋子，作政府办公的地方。部门的名字都是从俄语直译过来的，十分拗口，像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

祠堂后面开出广场，造了些建筑物，像带乡土气息的红场。广场一端是砖木结构的检阅台，作军事检阅之用。另一端是红军烈上纪念塔，形状像一颗矗立的巨大子弹，上面嵌着数不清的石头小子弹。远处树林里有座色彩鲜艳的大礼堂，状似红军八角形军帽。大门上铸着一颗巨大的红五星，正中是由镰刀斧头锁住的凸出的地球。正面有点像欧洲教堂，窗户是百叶窗。礼堂可容两千人，紧贴着它有一个大防空洞，入口就在主席台两侧。

领导人的住宅曾属于当地最富有的人家，位于祠堂的斜前方。毛挑了套宽敞的房间，面对祠堂的那面墙上没有窗户，从前的屋主出于对祠堂的尊重，不让在那里造窗。但毛为了采光，新开了一扇窗户。他叫工人在地板上砌上砖，以防耗子的骚扰。

整个地方封了起来，常人不能进去，只住着警卫部队、通讯服务人员。金库、电话总机、电台也设在这里。党的领导跟本地人没什么来往，他们基本上都不会说当地话，也不打算学，需要时用本地干部作翻译就行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瑞金举行隆重仪式，庆祝国中之国的成立。黄昏后成千上万的人被组织起来参加提灯游行，手执竹竿和篾索做的火把，提着五角星、镰刀斧头形状的灯笼。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踩着高跷，有扮作“英帝国主义”的，赶着一群戴锁链的“囚犯”，背上写着“印度”、“爱尔兰”。一串串用于手电筒的小电珠，悬挂在大木柱之间的铁丝上，晃来晃去。到处是彩旗和五颜六色的标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站在主席台上，朝一队队按指定路线游行的人群拍手、呼口号，这是他将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大众的预演。

毛此时还不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莫斯科虽然让他作了“主席”，但并不想要他做独裁者，在他周围摆了一大批听话的中共领导。最高军事指挥现在是朱德，职务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在苏联受过训，苏联人熟悉他，信任他的忠诚。莫斯科曾考虑过让毛当军委主席，后来改变了主意，只让毛当十五个委员之一。

毛这个“主席”还有个顶头上司：周恩来。周十二月从上海来到瑞金，做苏区中央局书记，换下了毛（毛当时是代理书记）。在共产党制度里，党的书记是头号人物。周走后，上海组成“临时中央”，由年轻的博古（本名秦邦宪）坐镇，主要职责是在莫斯科与各根据地之间上传下达。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那年六月由于有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后枪毙。逮捕向的国民党情报机关首脑徐恩曾认为，告密者“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

◆ 徐说：“一天，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地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抓住了向忠发。“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

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毛泽东观察到这一切，赞许说这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从前他管辖的红区还有点土匪习气，对老百姓还没有组织得这么严密。夺取政权后，毛把这一套极权机制完善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远超过瑞金，甚至超过斯大林的苏联。他用周恩来作总理，直用到周的最后一口气。

周是中共克格勃（此时叫政治保卫局）的创始人。他和毛一样，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为的是个人权力，周更多的是为共产党的统治。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比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时总是自带茶碗。他搬去沙洲坝时，发现喝的水来自池塘的死水。为了有干净的水饮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们也都跟着沾光。后来这口井成了共产党宣传“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地，要人们记住毛泽东无意中施与的恩德。有了毛的开头，共产党机关兴起了打井热潮，没住共产党干部的村子无此福分。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毛泽东对这个政权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进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

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里。“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

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

◆ 龚楚的回忆录于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版。毛死后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尽管回忆录不能在大陆出版，龚楚本人在一九九一年九十高龄时回大陆定居。

毛的“查田运动”也为中共吓唬出不少士兵。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一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稍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进攻后起来反抗。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

◆ 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10、从夺实权到丢实权, 1931～1934年, 37～40岁

国中之国成立前后，毛身边来了一批由苏联培训的高官。毛在他们面前依然摆出独裁作风，这些人不吃他那一套。“外交部长”王稼祥说：“老毛骂人，不行，要找个机会斗争他。”会上他们给他扣大帽子，甚至说他是“富农路线”。这是个可怕的罪名，毛当初曾用它把许多江西共产党人送上刑场。现在虽说他掉不了脑袋，但他说话不再说一不二了。周恩来刚来时，一次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毛照旧拿出主持人的架式，在座的人请他让位，由周主持。毛没法子，请“病假”。同事们巴不得，马上同意，毛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生着闷气上了东华山。

东华山是瑞金附近的一座石头山。此起彼伏的大黑石深处坐落着一所庙宇，掩映在浓郁的水杉松柏中。伴随毛住在这里的只有妻子贺子珍和一个班的警卫。庙堂又大又空，透出湿冷的阴气。毛的卧室狭小，泥地上长着幽幽的青苔。门外，冬天的风卷落残存的树叶，不绝的雨滴进石板上的裂缝里，带出渗人的寒气。毛的心情也同样阴暗丧气。

偶遇天晴，毛搬一把板凳，坐在院子里。他带来两只铁皮箱子，里面装着文件、剪报、笔记，跟多年的诗作。警卫员把箱子摞起来，毛读着箱子里的珍藏，思考着下一步怎么办。

高层的机密文件仍定时给毛送来，同时还有他钟爱的报纸，包括国民党的报纸。这些报纸上常有共产党员脱党启事。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报》等主要报纸上出现了一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启事》说“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军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地……”，说中共路线为苏联利益服务，“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挥之中国共产党。”“伍豪”系周恩来的化名。

《伍豪启事》毫无疑问是伪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说不清到底是谁伪造的，为什么不选他人，专选周恩来？为什么早不伪造晚不伪造，偏偏就在周取代毛作红区头号人物时伪造登出？这是巧合吗？而且，毛当时即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纸的苏区。

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启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周的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怀疑，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惧怕心理。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这一心理，迫周对他言听计从。

这时毛要的是军权。红军那时正久攻赣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开最高层会议商讨怎么办。毛一得到通知，跳起来就走。天正下着瓢泼大雨，子珍让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听，出庙门顷刻就全身湿透。他连夜马不停蹄，到了会场便指责军事指挥。同事们并没有把军权给他，大家虽然都同意撤围赣州，但是仍作决议说：打赣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

大多数人一致同意向西发展，跟湘赣边区根据地连成一片。可是毛坚持去东北方向。争执不下，由周恩来拍板定案。周决定两个方向都去，但只派了三分之一的队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档林彪手下的红军主力一军团。

周可以不顾多数人的意志，做出这样一个奇怪的决定，显然是他不想树毛这个敌。就是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毛的恐惧。毛呢，也一再把《伍豪启事》作为悬在周头上的利剑，一直到四十多年后周临死之际。

跟毛走的红军并没有照他在会上说的往东北方向去。上路后，毛突然改变行程，朝相反方向的东南海岸前进。毛通过林彪把这一既成事实电告中央军委，中央不得不再次开会，认可毛的新路线。后来毛的同事们谴责毛的海岸之行为浪费时间。

四月二十日，毛夺取了靠近海岸的漳州城。毛瞅准了漳州守城兵力薄弱，他去那里是为了私人的目的。

其中之一是获得更大的名声。红军进城时排成四行，军号震天，毛特意骑了匹白马，头戴遮阳盔，一反常态地衣冠楚楚。毛收集了大量关于自己的新闻报导，寄给“战友”们，诸如“红军人漳，沿海大震，漳、泉逃厦者，十万余人……”“帝国主义兵舰集厦门者二十八艘”。毛算准了，他的名气越大，莫斯科越得依他。果然，当他的同事们后来气愤地撤了他的军职时，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艾威特（Arthur Ewert）告诉中共：“毛泽东是个知名度很高的领袖”，莫斯科反对解除毛的职务。

繁华的漳州还使毛得以聚敛一笔私财。一辆卡车满载着沉甸甸的箱子从漳州开到江西红区，箱子上写着大字：“毛泽东亲收”。公路开到尽头就由脚夫挑。“这是毛主席买的、缴获的书，”大家部这么说。有书，但更多的是金银财宝。挑夫在毛的大弟泽民的监督下把它们秘密挑到一个山顶，然后泽民和两个毛的贴身警卫员把它们搬进山洞。洞口密密封住。除了这几个人，再没别的人知道。毛就这样悄悄地给自己留下条后路。

一九三二年五月，当毛逗留在漳州时，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那年“一·二八”日本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由于日本此时在上海地区的军事目标有限，国际联盟得以调停战火。在这场一直持续到四月下旬的危机中，中共继续攻城略地。四月十五日，中共口头上“宣布对日战争”，但宣言与其说是抗日不如说是倒蒋，称倒蒋“是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前提”。蒋介石明白中共不会跟他联合抗日，于是在上海危机结束后，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又开始进攻红色根据地。

收到蒋介石即将围剿的情报后，中央令毛率部返回江西苏区以御敌。毛回电说他不相信蒋会大举进攻，中央的“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毛拒绝离开漳州，又待了将近一个月，直到蒋的意图已公开，毛明显错了，这才不得不于五月二十九日动身。数万红军由于跟着毛绕了个大弯，现在不得不多走三百公里。南方的气候已酷热难当，不少人患病死去。路上他们还得跟新的敌人作战：粤军。粤军一向与蒋介石势不两立，迄今为止避免和红军作战。但毛打漳州震惊了他们，毕竟漳州离广东只有八十公里。他们于是向红军出击。在一个叫水口的地方，红军打了一场少见的恶战，伤亡惨重。

◆ 打得最勇敢的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兵变”的将士们。这是自南昌起义以来的唯一兵变。他们的到来使中央苏区红军的兵力增长了三分之一，达五万多人。总指挥季振同把部队带进红军后，很快就后悔了，一再要求“到苏联去学习”。中共知道这是他想逃跑的借口，把他扣了起来，后来处死。

在毛不听指挥逗留漳州期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实在拿他没办法，曾集体给莫斯科去电，告毛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与国际指示唱反调”。但莫斯科回电说，他们无论如何得跟毛合作，维护毛的威信和地位。

显然，莫斯科认为毛是不可或缺的，其他人可有可无。毛有恃无恐，跟周恩来等会合后，反守为攻，伸手要权，提出红军中设立总政治委员，由他来担任。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提议答应毛的要求，“以毛任总政委”。在瑞金的领导们不同意，要把这个位子给周。周找出各种理由帮毛说话，恳求道：这样一来，“政府主席〔毛〕将无事可做”，“实在不便之至”。八月八日，毛当上了红军总政委。

毛就这样在莫斯科纵容下夺回了军权。一九三二年夏，蒋介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以北的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莫斯科指示所有红军协力支援这两个红区。毛的任务是率领中央苏区的红军北上进攻若干城镇，以牵制一部分敌军。毛遵命攻击了几个地方，但一遇强敌就停下来。中央要求毛积极出击，“呼应配合”，毛则保持观望，按兵不动。

蒋把红军赶出鄂豫皖和湘鄂西之际，下一个目标轮到中央苏区。莫斯科的战略是迎头反击。但毛再次拒绝执行，坚持要“分散”部队，躲避蒋军。

◆ 毛不相信红军能打败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他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身上。那时莫斯科正跟国民党政府频繁接触要恢复外交关系（一九二九年苏联因为“中东路”事件跟中国断交）。毛认为蒋会向苏联作姿态，给红军留一条生路。中苏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复交。

中共其他领导认为他的做法是“极危险的”。毛固执己见。用周恩来无可奈何的话说：“争论则不胜其争论”，“令人无所适从”。

一场紧急会议十月初在宁都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苏区的八个领导人都出席了。会上大家对毛的愤怒和谴责可以从会议文件里略见一斑。毛被指责不服从命令，擅自行动，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与会者“开展了从未有过的两条路线斗争〔毛已形同敌人〕，打破了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要不是周恩来护着毛，对他的谴责还会更严厉。会后有几个成员向上海报告说：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在上海的博古等人，对毛的行为怒不可遏，超乎寻常地不征得莫斯科代表的同意，就给宁都会议发电报，称毛的行为“不可容忍”，再不能让毛继续指挥红军，甚至建议开除毛的党籍。

不等莫斯科出面保毛，宁都会议就一举拿掉了毛的军权，要他回后方。遵照莫斯科维护毛的声望的规定，向部队宣布时，只说毛是“暂时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莫斯科收到的报告则说毛回后方是“因为生病”。

宁都会议期间，毛两次给上海发电报，请求莫斯科干预。但莫斯科代表艾威特显然也对毛的行为不满，决定用信使，而不是电报，转告莫斯科。莫斯科不同意赶毛出军队，艾威特不得不为自己辩护说：“解除他军职以及谴责他的决定，我们事先都不知道。”

莫斯科对中共说：“毫无疑问毛泽东是错的，但对毛只能用友善的劝说。”“关于你们与毛泽东的分歧，我们再次强调：努力友好地争取他接受积极反击的路线……我们反对在这个时候把毛泽东调离军队，要是他守纪律的话。”究竟对毛怎么办，莫斯科的主管十一月二日紧急请示斯大林。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毛的同事们被责令写报告解释为什么把毛踢出红军。莫斯科批评那些谴责毛的人，赞赏周恩来对毛的和风细雨。

莫斯科的力挺来迟了，毛十月十二日已经离开了宁都，也离开了红军。总政委一角由周恩来接任。毛一生都记恨宁都会议上那些反对他的人，特别不放过周恩来。尽管周为毛缓颊说好话，但他毕竟同意了撤毛的职，而且取代了毛。毛上台后，周作了一百多次检讨。四十年后，身为总理的周，刚被确诊膀胱癌，又正在跟美国、日本等国谈判，却不得不一次次严厉指责自己，罪状之一就是宁都会议。

毛坚决拒绝回瑞金去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他到汀州“养病”去了，进了苏区医疗条件最好的教会医院。住宅是一幢两层楼的别墅，原属于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徒，如今被中共占用作疗养院。房子座落在郁郁葱葱的小山湾中，楼上一圈宽阔的木头平台，给楼下遮荫。平台上四面来风，风把几株芭蕉吹得像扇子一样搧来搧去，雨后闲坐正好看“芭蕉叶大栀子肥”。

这幢别墅现在成了毛泽东与瑞金抗衡的司令部。他把追随者们召来开会，叫他们在国民党打来时不要抵抗，而是撤离前线，要他们对中央指示：“合我口味就执行，不合就不执行。”

一九三三年一月，负责上海机关的博古来到中央苏区。那时中共组织已不能在任何一个大城市秘密存在，原因是国民党治安的成功以及大批中共党员叛变。

◆ 二十五岁的博古，入党只有七年，但他聪明过人，跟他有过交往的斯诺称他的大脑“比周恩来更快、更微妙，也许更灵巧”。他的俄文、英文都很好，在苏联受训三年半。他最突出的特点是果断，敢做敢为，尽管他比周年轻得多，资历也差得远，一到瑞金大家仍公推他为中共第一把手。中共领导们对周在毛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姑息迁就非常失望。他们让周管军事，周并不介意，他没有当头号人物的野心，欢迎有个顶头上司作决策。

在有关中共历史的书上，中共在大城市的失败被莫名其妙地怪罪到几年前就下了台的李立三头上。

博古决心对毛采取行动。面临蒋介石大军压境，他必须要做到令行禁止。博古也听到不少对毛的反映。彭德怀就说毛“心术不正”，“侮辱”朱德，毛“喜欢挑起内斗”，毛“手狠，要是你不服从他，他总有办法压服你，他不懂得怎样团结干部”。

博古离开上海时，莫斯科代表艾威特一再叮咛他跟毛搞好关系。但莫斯科允许博古拿毛的追随者开刀。从二月起，这些人，包括邓小平、谭震林、毛的么弟泽覃，在瑞金报上被点名批判。当然只有少数人知道这实际上是针对毛，毛的公众形象并没有受丝毫影响。另外，博古也没有采用毛整人的办法。尽管批判的语言听起来怪吓人的，什么“打得粉碎”，什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仅限于言辞而已，被批判的人并没被当敌人对待，批判完后还给了他们重要职务。

博古打破了毛自立的体系，使全党听从指挥反击围剿。结果是出奇地成功，红军首次进行大兵团作战，在两场决定性的战斗中打垮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使蒋的第四次围剿在三月以失败告终。

蒋的失败因素之一，是他不得不同时对付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这年二月，日本侵略军从东北越过长城向关内进犯，直接威胁古都北平（北京）。日本人在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苏联承认了满洲国，成为除日本、萨尔瓦多和梵蒂冈外，满洲国国旗飘扬的仅有国家。斯大林这样做目的是讨好日本，使日本不致进攻苏联。

中央苏区的胜利，像从前一样，还得益于苏联情报人员，苏联驻华武官雷邦（Eduard Lepin）是中心人物。莫斯科派来若干秘密军事顾问，其中一位德国人李德（Otto Braun）后来几经周折进入瑞金。毛见到他时曾对他表示恭维。李德写道：毛“提到一九三二、三三那个冬天的反击战，称赞它的成功，说他知道是我在上海出谋划策”。

打了前所未有的胜仗，周恩来的地位和安全感都大大增强。莫斯科爱的是成功者，毛紧张了，想到莫斯科也许会移情于周，尤其是毛还曾反对过莫斯科的战略。一九三三年二月，他病也不养了，从汀州搬回瑞金。莫斯科对他的态度一如既往，告诫毛的同事们“不管怎么说，必须团结毛工作……关于毛泽东，你们必须尽绝大努力对他取容忍和解的态度”。

毛继续出席最高层会议，该他主持的他也主持，绝密消息没有瞒他。但毛知道莫斯科对他的青睐不那么靠得住了，报上在批判他的追随者，他十分孤立。几乎没有什么人来看他。“那时鬼都不上门，”毛说：“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

毛果真是失宠了。一九三四年初，他丢了“总理”职位，尽管仍是“主席”。中共在莫斯科批准下把这个位子给了苏联训练的三十四岁的张闻天。作为对毛的补偿，他升任政治局正式委员。但他没能进入中共的核心：书记处（又称常委会）。莫斯科批准的单子上没有他。开中央全会公布任命时，毛拒绝出席，说是病了。“生的又是外交病，”博古说，但由毛去了。

毛的知名度依然不减。中共和莫斯科的出版物还是继续宣传他。红区、白区、外部世界都知道这个“毛主席”。但在中共核心，博古把毛比作苏联的名誉主席：“老毛今后只是加里宁（Mikhail Kalinin）了，哈哈！”

11、长征前夕：毛泽东差点被扔掉
1933～1934年, 39～40岁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动五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那年五月，蒋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默认日本人占领华北大片土地，他得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这时蒋已在苏区外围修了公路，集结大军，调运粮草。他的军队围住苏区，逐步推进，一次推进几公里，然后停下来修筑碉堡，筑成后再推进。碉堡与碉堡之间机关枪构成封锁火力网。如彭德怀所说：蒋“使我中央苏区逐步缩小，即所谓竭泽而渔”。

红军人数大大少于蒋，武器装备也处于劣势。蒋介石聘请了德国顾问团训练军队，特别采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整德军的冯·赛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的建议。面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共和莫斯科都决心保卫瑞金。既然蒋有德国人帮助，莫斯科加强了对中共的德国顾问力量。派驻上海的是军事专家斯坦恩（Manfred Stern），此人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时以克虏伯将军（General Kleber）的名字著称世界。李德这时被派往瑞金，作中共的现场指挥。

中共在一大块稻田中给李德修了一所独立的房子，要他没事别出房门。他是个“洋鬼子”，招人注意，当时国民党正在宣传中共受苏联的指挥。中共领导人给李德提供了一位太太。女方条件是“身体健壮”，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应付外国人的性欲。朱德夫人康克清说：“当时女同志都不愿意嫁给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后来找到个“大个子，长得不错”的前童养媳。“当组织上动员她给李德做老婆时，她起先表示坚决不干。过了几天，通知她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领导干部，给他做老婆，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组织已决定你同他结婚。’她勉强服从了这个‘组织决定’。婚后，两人关系一直不好。”

在这第二次包办婚姻中，前童养媳生了个男孩。孩子的肤色黑黑的，更接近中国人而不像白种人。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跟李德最要好的是中共第一号人物博古。他们曾在上海一块儿工作，现在一块儿讲俄文，放松时跟翻译打牌、骑马。管军事的第二号人物周恩来也跟他来往频繁。毛不会说俄文，很少见李德，见面时，李德注意到，他总是“保持着庄严的矜持”。莫斯科使者跟博古、周恩来要好，对毛显然不利。

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进逼已经六个月。无论莫斯科的顾问还是中共领导都没有办法对付蒋的碉堡政策和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大家心里部明白，根据地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三月二十五日，莫斯科来电说瑞金的前景很不妙，要中共准备撤离。一接到这个电报，博古首先想到的是“扔掉”毛泽东。二十七日，上海电告莫斯科：“瑞金来电说毛长期生病，要求将他送往莫斯科。”毛并没有生病，只是博古等人怕毛在危难之时捣乱，眼下最需要的是团结。

莫斯科四月九日回电“反对毛来”，理由是旅途须经过白区，不安全，“他一定得在苏区治病，不管花多大代价都行。只是在当地实在没办法治而有死亡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

毛也无意被打发掉，“我的身体很好，哪儿也不去，”他说。但博古又想出个万无一失的法子：把毛留下来扛中央苏区这面大旗。毛身为政府主席，留在苏区等于向外界宣布红色政权依然存在，这是莫斯科无法反对的。

中共高层谁也不愿意留下。留下很可能是死路一条，不是战死就是被国民党抓去枪毙。毛的么弟泽覃、毛带去参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以及中共前头号人物瞿秋白，都这样死去。留下而又活下来的人不少充满怨气，陈毅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留下守摊子的第二号人物，原因是大腿上受了伤没法走。他曾躺在担架上去见朱德，请求被带上，但没有用。二十多年后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当时“大家都认为靠着军队不危险，不愿留下”，“而对我则说得漂亮，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十几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代。’”

说漂亮话的是周恩来，陈毅显然对这套冠冕堂皇的话嗤之以鼻。

毛泽东知道，留下来即使不丢性命，政治上也等于宣判死刑，因为他将远离中央与红军。随后半年时间里，毛全力以赴不让博古等人把他丢下。

毛的主要办法是守候在撤离的出口。当时首先考虑的突破口是苏区南线。毛立刻来到南线司令部会昌。

南线领导人都看出突然光临的毛在他们那里没什么公干，他满清闲的，早上去爬山，还写了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他爱拐到当地部队办公室兼住房去，躺在床上跟人聊天，甚至亲自给下面部队修改文件，“有时修改一个花上一、二个小时的时间”。

到了七月，来也突然的毛去也突然，回到瑞金。突破点改变了，不再是南线，而是西边。一支八千人的队伍由那个方向离开红区去探路。毛带上二十多个随从（秘书、医护、厨师、马弁、一班警卫）去了瑞金西边的鄠都。毛的落脚点是当地指挥部，距撤离起点鄠都河渡口一箭之遥，只需过街穿越一个宋代的城洞。毛在这个渡河口住了下去，一直住到跟大队人马走。

离开瑞金来鄠都前，毛要大弟泽民把他的宝藏，那批两年前从漳州运回来藏在山洞里的金银财宝，全部交给博古。私藏缴获品，直到最后一分钟，是不小的过失。这不仅完全违背他自己制定的“三大纪律”之一的“一切缴获要归公”，还表现出毛头脑里曾经转过跟党跟莫斯科分手的念头。但毛别无选择。国民党军队打来了，金银财宝埋在山洞里没用了，还不如拿出来“买”张“离境票”。此时的中共非常缺钱，一再向莫斯科求援。毛送上一大批财富，可算是雪中送炭。毛又向博古许诺说，带上他走他一定不会捣乱。博古终于同意了。当然博古不同意也不行，毛就“赖”在离境口。

被认为“政治上动摇，在党内老是犯错误”的中央苏区副主席项英被指定留守。项是中共领导中唯一出身工人阶级的人，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个谁也不愿干的事。但他对中央带着毛走非常担忧。项英了解毛。他一九三一年到苏区时正碰上毛大杀AB团，当时就说毛这样做是为了私人权力，他尽力刀下救人。毛因此痛恨项英，曾指使受刑人咬项英是AB团。据周恩来后来对共产国际说：“被捕的人口供说项英属于AB。”苏联当时的驻华大使潘友新（Aleksandr Panyushkin）记载道：毛“想搞掉项英，因此指他是AB。只是由于政治局的干预毛才没能干掉项英”。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时，项英是最坚决要把毛赶出红军指挥部的人之一。毛对项英的仇恨最终导致项英十年后的死亡。

项英向博古强烈建议不要带毛走。李德写道：项“明显地提及毛泽东在一九三○年左右推行的迫害忠诚的共产党人的恐怖政策。他警告说毛跟党中央对着干的严重性不可小觑。毛一时的节制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一有机会他就会跳出来把红军和党一把抓在手里。”李德说，但博古不知为何特别乐观，“他说他跟毛好好地谈了一次，相信毛不会挑起争夺领导权的危机。”

毛这时也确实开始好好表现。七月以前，在南线时，他不断批评中央，叫那里的部队不要听中央的，按他本人的指示办。当一个干部对毛说他被任命为土地部长时，毛说：“你不要当土地部长，你去当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一到九月，毛的行为大变。爱跟他一道贬低中共其他领导的林彪来看他，跟林同行的聂荣臻注意到毛完全没有“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反而是小心“注意纪律”。

毛在鄠都时，中央正式通知他跟大军走，他便派人接来了妻子贺子珍。孩子不允许带，两岁的儿子小毛就这样留下了。毛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儿子。

小毛生于一九三二年九月，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一九二九年六月出生在福建龙岩一幢漂亮的房子里。毛看到女儿时开了个玩笑：“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才出生呢！”一句话把子珍逗乐了。还没满月，子珍得跟毛离开龙岩，把女儿寄养在奶妈家。一走三年，再回来时，听说孩子已经死了。子珍心里始终半信半疑，共产党掌权后一直寻找这个女儿，一九八四年去世前不久，才断了这个念头。

子珍的第三个孩子早产，生下来三天就死了。小毛是她的命根子。离别时子珍恸哭不已，把孩子托付给留下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泽覃。

小毛最初住在奶妈家。国民党军队占领后，泽覃秘密把他转移走了。泽覃还没来得及告诉妻子就阵亡了。那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小毛从此下落不明。

共产党胜利后，早已不是毛泽东夫人的贺子珍，一心要找到小毛。寻找小毛带给她的是新的悲剧。贺怡觉得很对不起姐姐，孩子是托付给她的，她急切想找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追寻的过程中，她出车祸死去。后来找到一个男孩，说是小毛。子珍的哥哥叙述这件事说：子珍“跑到南京去看是不是小毛。她主要看两点，一是看这个孩子是否油耳朵，二是看他有没有腋臭，她认为她生的孩子都遗传了毛泽东的这两个生理特点。她看过后，认为这就是她的小毛。”

当时别的女共产党员也在找寻失散的子女，一位红军遗孀已认了这个孩子是她的儿子，中央作结论，把孩子判给了她。子珍的哥哥去见毛，把孩子的照片给毛看，希望毛出面说话。毛婉拒了，说“这事我不好管”，要他按中央说的办。子珍没有同意，继续与孩子来往，后来还张罗他的婚礼。红军遗孀说子珍“抢她的小孩”。为小毛，子珍一生心里都未能平复。

■ 这样的悲剧并不罕见。当时共产党人不仅要准备丢掉孩子，有时党需要资金时还得卖孩子。子珍的朋友曾志一九三一年在厦门做地下工作时，厦门党机关经费困难，就把她刚生的儿子卖了一百块钱，钱花了才告诉她。半个多世纪后，在讲这个故事时，伤痛显然仍在她的心上：“当然心里面很难受。送到那个人家里去以前，我们两个人〔曾志和她的丈夫〕把这个孩子抱到中山公园玩儿。那个孩子很好玩儿，四十多天，很能笑，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叫‘铁牛’，是个男孩，很健壮，黑实黑实的，从来不随便哭，拉屎拉尿也不爱拉在身上……后来就把他送去了。送去以后心里很难受，但我还足克服了。可是我那个孩子送去二十六天就死了。我们那个时候的书记也不敢告诉我。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没说，他也没吭声。我晚上有时很难受，暗暗地流泪，也不好意思公开。有一次看到我好像是在流眼泪，他就想我可能知道了，他向我道歉。”

毛没有跟孩子道别，也没有显露过悲伤。他有悲伤，是为他自己。当时鄠都的红军指挥官龚楚在回忆录里生动地记下了毛在鄠都的情景。九月上旬的一天，龚楚正在研究地图——

忽然特务员跑来报告：“毛主席来了！”我连忙放下地图，跑到大门前，毛泽东带着两个特务员刚在门外下马，我便请他到我的办公室休息。他那时脸色发黄，形容憔悴。我问他：“主席不舒服吗？”他回答道：“是的，近来身体固然不好，精神更坏……”

洗过脸，抽着烟，他接着说道：“我现在来鄠都督导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此将有相当的时间住。”……

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诚恳微笑地说：“我们是井冈山的老同志了，希望你晚上有空时便来谈谈……”因此，我在晚间有空的时候，便到他家中去。

龚楚又写道：

从旁观察，毛泽东居处，除了我常到外，没有什么人来往。中共的高级干部更没有一个人来过。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他的抑郁和凄怆之感，是可想而知的。

九月间，我收到了十块银元的特别营养费，买了一只大母鸡，两斤猪蹄，先派人送到毛泽东处，作为晚上消夜时的食品。我到晚上九时才去，贺子珍将炖好的母鸡和猪蹄端上，毛泽东很高兴，他的酒量很好，我们痛快地吃了一顿后，便滔滔不绝地长谈起来。

……当谈到我过去被处分的事，他说当时并不赞同给予我以处分，但周恩来过于刻薄，才闹成那件不愉快的事。

龚楚还说，毛对其他领导人也“表露着深深不满”。酒后伤感，他喟然长叹道：“‘现在，可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天下了！’说时竟凄然泪下。这时他有点轻微咳嗽，脸部更加瘦削而枯黄，伴着一盏荧荧的豆油灯，神情显得非常颓丧。”

红色政权的崩溃、跟儿子的生离死别，都不足以使毛落泪，只有失掉个人权力才有这样的力量。

准备走了，横祸飞来。当时正是发疟疾的季节，鄠都蚊子成群，直直钻进人的鼻孔里。毛患疟疾病危，发四十一度的高烧，说胡话。他急需复原，马上康复，否则即使不死他也没法随军离开。苏区最好的医生傅连暲马不停蹄地从瑞金奔来，衣不解带地照看毛，使毛迅速康复。傅救了毛的命——也救了毛的政治生命。

傅在以后几十年中负责中共领导人的医护。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时，七十二岁的傅被打断肋骨打破了头，他给毛写信说：“你在鄠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毛是这样在傅连暲信上批示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但后来毛听说傅曾对其他领导人谈论过他的健康情况，这是毛的大忌，他也就任由博被投入监狱。入狱十五天，傅死在囚室的水泥地上。

一九三四年傅抢救毛时，红军正在蒋介石军队的紧逼下边打边退，撤离的准备工作也在极端保密状态下进行。这是一场战败后的撤离，但也是战略转移，设法接近苏联控制的地区，接受武器和其他援助。这就是“打通苏联”。这一战略已设想多年。早在一九二九年，苏军情报局的首脑伯金就对派驻中国的名牌间谍左尔格说，他的使命是想办法把中国红军弄到苏联边境去。

这个目标极端机密，至今也鲜有人知。七月，一支六千人的队伍被派往相反的福建、浙江方向，作调开敌人的幌子，美其名曰“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中共领导人后来不否认这个名称只是为了宣传，用李德的话说：“没人梦想要去北上抗日。”这支队伍里有三百多担子，挑着一百六十多万份宣传品，一路行踪被中共自己大加张扬，引来追剿不断。官兵们逐渐意识到他们是不自觉的送给敌人的诱饵，连指挥官也蒙在鼓里，更想不通的是他们的使命毫无意义：这样小规模的队伍是不可能调开敌人的。几个月他们就全军覆没。

出发前的另一项工作是全盘审查干部，把“不可靠”的、动摇的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数千人在他手下命丧黄泉。死者中不少是国民党俘虏，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一脚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坑，然后活埋。

执行者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们中有的人自己也成了这个政权的牺牲品。军委的警卫负责人杨世坤是其中之一。在离境前的纷乱中，他溜走了，跑到山里藏起来。他有个女朋友是当地的农民，当局抓住她，问出了杨世坤的藏身之地。经过激烈交火，这个神枪手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蒋介石大军的逼迫下，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被赶出了它占据的疆土。鄠都河上由一条条船架成浮桥，船上悬挂着马灯，与两岸灯笼火把互相辉映。河岸上挤着给红军送行的士兵家属和组织起来的乡民。重伤员交给了当地的老百姓。靠近城墙的一间街屋里，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屏住呼吸，眼睛紧紧贴在门缝上，看外面的红军队伍从鹅卵石铺成的路上哗哗急步走向渡口。男孩的父亲曾在这里经营一爿小店，四年前在毛泽东打AB团的高潮中被砍了头。像无数老百姓一样，男孩盼望共产党一去不归。这种心情在六十年后我们见到他时，还看得出来。

十月十八日傍晚六点，病后的毛泽东，瘦削但不失风度，长长的头发向后梳齐，在警卫的簇拥下离开了鄠都指挥部，穿过宋代的城洞，跨上浮桥。从这个起点，萌生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一个神话——长征。

12、长征之一：蒋介石放走共产党, 1934年, 40岁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行军分成三翼，林彪的一军团在左翼，彭德怀的三军团在右翼，中间是五千人的中央机关，包括毛和十来个中共领导，以及参谋行政人员、勤杂人员和庞大的警卫部队。

大军缓慢地向正西行进。兵工厂、印刷机、银元财宝，都被成千挑夫挑在肩上。大部分挑夫是刚强征来的，由国家保卫局看管。行政负责人李维汉透露说：挑最重的担子的成员“多数是从劳改队放出来的，体力差”，“有的挑到半路就不行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道：“秋雨绵绵，地上都是烂泥巴，肩挑背扛，都是重家伙。一个人挑着担子走已经不容易，几个人抬着辎重，要想合上脚步更是困难。”“有些体弱的病号，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更多的人是脚沤烂了，用破布包起来，一踏着地就疼得难忍，不能走路。离开根据地又越来越远，有的挑夫开小差溜了，老实的也流着泪请求让他们回去。”当兵的也不断逃跑，当官的疲惫，顾不上了。

长征队伍得穿过四道碉堡重重的封锁线。然而，奇怪的是，它们竟完全不构成障碍。

第一道封锁线由粤军防守。粤军陈济棠是蒋介石的仇敌，曾跟红军作买卖钨的生意，也跟红军谈判好了要给红军让路，所以红军一帆风顺地通过了。蒋介石早知红军跟粤军的交易。十月三日，长征前十多天，蒋对行政院长汪精卫讲到粤军会“网开一面”。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建议派忠实于蒋的人去督促粤军，蒋拒绝了，叫他：“你不管。”

十一月初，长征队伍来到第二道封锁线。虽然他们延绵几十公里，行动缓慢，很容易挨打，却没有受到像样的攻击。一翼红军面对粤军，自然相安无事。但另一翼要对付的是湖南军队，指挥官是坚决反共的将军何键，四年前就是他枪杀了毛的前夫人杨开慧。居然，何键也让红军安然通过。

第三道封锁线照样了无战事。蒋介石非但没有责罚何键，反而于十一月十二日任命他为“追剿总司令”，把守第四道封锁线。封锁线设在湖南最大河流湘江的西岸，江上没有桥，红军只能涉水渡河，又没有高射机枪，只能任由国民党飞机轰炸。要消灭红军，这里再合适不过了。然而，红军于二十七日在长达三十公里的江段上开始过江，过了四天，四天都没有受到骚扰。河对岸的碉堡群形同虚设，何键的军队在附近城里袖手旁观，蒋石的飞机在头上盘旋，只是侦察不扔炸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三十日渡河，蒋介石没有阻挠。到十二月一日，四万红军主力都顺利渡过湘江。

只是在这时，一直在“函电交驰”的行营“聚精会神”、“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语）的蒋介石，才派飞机狂轰滥炸渡江红军，封锁了湘江。被切断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中，三千多人死亡。虽然过江的队伍只是出发时的一半，但这一半是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

■ 何键十二月二日发电报说：“匪主力已全部通过全州、兴安中间地区〔过了江〕西窜。”

未过江的四万人，除了在湘江边被打死打伤打散的以外，其余在到达湘江前六个星期的行程中掉队、病逝、累死、逃亡或死伤于沿途不时有的小型遭遇战。

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

这是为什么？且看红军过了湘江之后蒋介石的动作。他把红军继续往西赶，赶进贵州，然后赶向四川。这两个省和相邻的云南省一道组成了中国的大西南，占地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一亿。四川最大，最富饶，人口多达五千万。险峻的山岭护卫着它，使它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声。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

但这几个省表面服从中央政府，实际上是独立王国，拥有各自的军队，不向中央政府纳税。四川省更分成不同的“防区”，由大大小小的军阀分别统治着。蒋介石要统一大西南，就必须派中央政府的军队进去。但这些省拒绝接受中央军。中央军强行进入，战争便不可避免。蒋不希望打仗。他的作法是把红军赶进这些省去，使这些省的军阀由于害怕红军落脚，不得不让中央军进来帮助他们。蒋之所以保存红军主力，是因为不如此西南三省的军阀便不会感到足够的威胁。蒋对秘书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就在红军开始过湘江向贵州行进的当天，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发布了他统一中国的蓝图：《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

蒋介石的算盘他一生都秘而不宣。

蒋介石放走红军也是对苏联作的姿态。蒋希望跟这个强大的邻居改善关系，以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改善关系最重要的莫过于宽容中共了。但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经国是蒋的长子，也是唯一的亲生儿子。经国出生后，蒋似乎由于感染性病而丧失生育能力。他过继了二儿子纬国。但经国仍然是他的爱子加继承人。蒋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物。传宗接代是头等要紧的事，“无后”是对祖先的罪过，对父母的不孝，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话里有一句诅咒人的话：“让你断子绝孙！”对祖先、父母负责任的孝道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品德，蒋视此为人格的中心。

一九二五年，经国十五岁，蒋送他去北京上学。那时蒋在国民党里是一颗正在高升的新星，支持国民党的苏联人便打上了他儿子的主意。经国一到北京他们就找到他，邀请他去苏联。年轻人很高兴，到北京才几个月就起了程。带经国去苏联的是邵力子，莫斯科埋在国民党内的红色代理人。

红色代理人是莫斯科传给中共的无价之宝，大多是二十年代上半叶埋进国民党的。那时孙中山为了要苏俄资助，敞开了国民党的大门。中共于是在几个层次上渗入国民党。一层是像毛泽东那样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公开活动；一层是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共产党员；第三层是共产党员假装脱党进入国民党。国共分裂后，一大批秘密共产党员蛰伏了下来，在国民党内官至高位，为毛泽东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使世界上任何别的间谍、代理人都相形见绌。有些红色代理人的真实面貌到现在仍不为人知。

邵力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其实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但按莫斯科的指令一开始就不公开参加中共的活动，连中共领导人也不都知道他是谁。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时，邵于二十三日给他的苏联上司发了封电报，电报马上呈交斯大林本人，说：“上海使我激愤难平，我不能做反革命的工具，我请求指示应该怎样斗争。”

他得到的指示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公开投向中共。他一九六七年死于北京，今天仍只被称为共产党的同情者。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邵力子把蒋经国带去苏联。一九二七年，经国学习完后要求回国，莫斯科不但不准，而且强迫他公开谴责父亲。斯大林把他扣做人质，对外却宣布是经国自己不愿意回国。斯大林喜欢扣人质。美国共产党领袖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的妻子佩吉（Peggy）曾描述他们的儿子蒂姆（Tim）是怎样被扣作人质的。他们夫妇一九三五年离开苏联回美国前夕，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尔斯基（Dmitri Manuilsky）来访，“炸弹是轻轻地掷下的，几乎不经意般地掷下的。曼努伊尔斯基告诉我们，不能带蒂姆走，他说：将来会送他回去的。”但苏联人并没有把蒂姆送回。

蒋经国的人质身分在一九三一年底由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向蒋介石挑明。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红色代理人。这可以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她给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也是她在莫斯科的联系人）的绝密信中一览无余。信是这样开头的：“亲爱的同志：我不得不向您陈述以下事实，因为它们可能危及我将来在中国的活动……我希望您仔细考虑，然后告诉我应该怎样行动。”她报告的内容之一，是对在上海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史沫特莱女士的不满，说史“不顾你们反覆的指示，继续与不可靠的人保持关系，给他们钱，然后又要党把钱还给她，”“她把外国同情者带回家来，把这个为重要目的专设的联络点糟蹋了。”“我已经把你们孤立她的指示，通知了中共中央。我不明白我们的同志为什么还在西安给她工作……也许他们认为这些指示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吧。”

孙夫人代表莫斯科向蒋介石提议，用经国交换两名在押的重要苏联间谍牛兰（Noulens）夫妇。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记中，蒋写道：“孙夫人欲强余释放〔牛兰夫妇〕而以经国遣归相诱。”蒋介石拒绝了。审判和监禁这两名间谍都在报上公开报导，用他们交换儿子是不可能的事。可是莫斯科的提议在蒋心中掀起巨大波澜。随着，他写出自己的担心，即经国可能被“苏俄残杀”，他就会绝后了。

蒋还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写道：“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十二月三日：“近日思母綦切，念儿亦甚。中正死后，实无颜以见双亲也。”十二月十四日：“晚间，以心甚悲伤，明日又是阴历十一月初七先妣诞辰，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念，不孝罪大。”

蒋介石拼命想说服自己，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记说：“尝思传世在德行与勋业，而不在子孙。前代史传中圣贤豪杰、忠臣烈士每多无后，而其精神事迹，卓绝千秋，余为先人而独念及此，其志鄙甚。经国如未为俄寇所害，在余虽不能生见其面，迨余死后，终必有归乡之一日。如此，则余愿早死，以安先人之魂魄。”

但是，他说服不了自己。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写道：“心绪纷乱，自忖对国不能尽忠，对亲不能尽孝，对子不能尽慈，枉在人世间，忝余所生，能不心伤乎！”

就在那个月，邵力子的儿子志刚在罗马遭暗杀。志刚是当年由他父亲作为经国的旅伴带往苏联的。后来经国留做人质，他回国了，以后去了欧洲。意大利的报纸称这桩凶杀案为情杀：“一个伤害了情妇的中国人的悲剧结局”，“情妇”据说是个捷克女郎。今天的中共政协称志刚是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所杀。

在随后几年中，蒋介石的一个想法逐渐成熟：同莫斯科作笔交易，以中共的生存换回经国。对以反共为旗帜的蒋介石来说，这桩交易不能点破，只能用微妙的方式去处理。他要削弱红军又不消灭它们，让他们暂时苟活，生存在一个不能发展的狭小空间。蒋知道抗日之战迟早要爆发，而且苏联人希望他打日本。俄国是日本的宿敌，斯大林最怕的是日本占领中国后，用中国的资源和中苏间七千公里长的边境进攻苏联。用中国打日本、让日本陷进中国，是斯大林远东政策的核心。一旦中日开战，蒋介石相信莫斯科一定会命令中共打日本，那么红军就大有可能被日本人翦除。

蒋不要红军待在中国的腹心地带。他看中一处可以把他们“关”起来的牢笼，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一带。那里地广人稀，中共可以生存，但不会有什么兵源。虽然此地比起中国南方来离苏联更近，但供蒋选择的“牢笼”不多，蒋也自认有把握能把红军圈在那里。

一九三三年四月，蒋任命邵力子做陕西省主席。不用说蒋知道邵的真实身分，他就是要利用邵来为中共创造落脚点。邵的前任是同情中共、曾申请加入中共的杨虎城将军。但即使是杨当政，陕北的红色武装和根据地也极其弱小。邵的到来，才使这里的小小游击区日益壮大。

杨虎城继续任陕西国民党军事长官，与邵融洽协作。长征开始后不久，陕北红区已发展成为一块三万平方公里、九十万人口的大根据地。就这样，蒋在拔除全国所有红色根据地的同时，让陕北一枝独秀，发展得欣欣向荣，成为全国红军的家。蒋后来对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使者居里（Lauchlin Currie）说：“我把共产党人从江西赶去陕北，在那里他们的数量降低到几千人，但没人去动他们。”

赶的办法之一是任凭中共截听他的部队的电台通讯，因为红军总是朝蒋置兵薄弱的地方行进。红军发现在长征途中，“敌军电报不断被我侦译，我军对敌军动向一清二楚。”蒋明明知道，口头上也说要变更密码，但只是说说而已。

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与各部红军大多保持着电台联系，但它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断了。当时的联系要靠上海电台中转，蒋介石在长征前夕破获了上海电台。中共重建通讯的努力未能成功：它派往上海的电台人员一去就投向了国民党。中共派杀手把他杀死在一家德国医院的病床上。

蒋介石用中共换儿子的交易是这样开始的：长征前夕，他第一次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苏联提出要求释放经国。这在他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的日记里有明确记载：“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接着他用行动表示他会为莫斯科做些什么。首先是让中共轻易地突围。在突围开始的十月上旬，蒋远离前线，跑到一千公里外的北方去了，一去就是四十天。

莫斯科对蒋发出的信号心领神会。从蒋要求释放儿子到中共过湘江，脱离蒋的碉堡封锁线，莫斯科显著加强了对经国的控制。那时，曾在农村和西伯利亚金矿做过苦工的经国，正在乌拉山重机器厂工作。他后来自述道：“一九三四年八月到十一月间，苏联内政部突然对我严密监视。每天总有两个人跟踪我，我几乎连一刻的自由都没有。我觉得我像个囚犯一样。”

十二月初，中共穿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蒋介石马上又向莫斯科提出释放经国的要求。克格勃的人告诉经国：“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苏联政府对蒋介石说他儿子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又感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自以为有进步也。”蒋介石明白他的儿子是安全的，只是他还得再为中共做更多的事。

本来政治内部就很复杂，交易，关系，忠滑，谋私，统统混杂在一起
，那点单线条，对角线的思维肯定不行。

再说，本是同根生，哪里有那么清楚的敌我呢？

13、长征之二：躲避张国焘, 1934～1935年, 40～41岁

十二月中，蒋介石把长征的红军赶往贵州。正如蒋预见的，四万红军的降临吓坏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他后来写道：蒋“早就想攫取贵州，以便控制西南各省。这次，他的‘中央军’乘尾追红军的机会，要进贵州来了，我又不可能拒绝，前思后想，心绪异常烦乱。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八个师进驻省会贵阳，立即开始修机场、筑公路，照王家烈的说法是“反客为主”了。

蒋接着把红军朝四川赶。他截断了红军的其他途径，只敞开这一条大道。蒋的计划是按贵州模式接管四川，然后再把红军北上赶到陕北去。可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毛泽东死活不进四川。原因并不是他有意破坏蒋介石的计划，而是为了个人在中共党内的权力。

毛一进贵州就积极行动要夺权。他早就在进行分化中央、争取同谋的活动，特别力争两个他从前并不喜欢的人。一个是绰号“红色教授”的王稼祥，一个是接任他“总理”职位的张闻天。毛跟这两个人早先都干过仗，现在他竭力拉拢他们，因为他俩都对第一把手博古心怀不满。

这两人曾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不甘心比他们年轻的博古跨越他们成了党的领袖，把他们时时排斥在决策之外。张闻天后来说博古“排挤我”，“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这个‘三人集团’一块儿行军，通常是躺在担架上。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在艰难的长征中，他们大都被人抬着走。毛甚至设计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夸耀他跟王稼祥的担架：“‘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

毛后来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看了不少书。”对抬担架的人来说日子可就没那么舒服了。长征过来人说：“爬山的时候担架员们只能用膝盖跪行，有时直到膝盖跪烂，才能爬到山顶。爬完一座山，洒下一路血与汗。”

毛跟博古的两位嫉妒的同事在担架上谋画怎样夺权。路窄时一前一后，路宽时并排抬着，让他们的头凑在一起好说话。有一次碰头是在一处橘林里，绿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橘子。担架夫停下来歇气，把他们并排放在地上。“三人集团”决定他们的目标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军权给毛。党权给张闻天，三人中唯一的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呢，他将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各人的位子都安排好了，他们就要求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苏区为什么垮台。

博古爽快地同意了。他一直在为丧失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而非常苦恼，曾屡屡举起手枪对着自己，好像在考虑自杀。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到十七日，政治局委员跟军事领导人等二十来人，在贵州北部的遵义城开会。会上争来争去，毛等三人把责任都推在博古与李德身上。

中共党史称这次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里的领袖地位。其实会上毛既没有成为党的领袖，也没有被授予军队的指挥权。会议结果，博古仍然做党的第一把手。李德是唯一的外国人，被撤了军权。尽管毛的“三人集团”提议要毛接管，大多数人没有响应，要周恩来继续作“最高军事首长”，“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 遵义会议上大多数人并没有拥戴毛，还可从另一事实上看出：毛后来虽然屡提遵义会议，可除了他的两个同谋者外，点不出几个支持他的人名来。

不过，毛在遵义会议上获得了一个成败攸关的突破：他终于进入了决策核心“书记处”。莫斯科一九三四年一月认可的书记处有七名成员，四名在长征途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另三名是留在苏区的项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以及红四方面军的首领张国焘。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提议毛进书记处，尽管王稼祥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无权提议谁做书记处书记。

毛当上了书记处书记，这使他只需对付几个人就能决定大局。长征途上的四名书记中，张闻天是同谋，陈云是一个躲开权力斗争的人，又常常在基层处理行军中的具体问题。剩下的只有博古跟周恩来。毛的策略是拉周打博。遵义会议要写一个“决议”，一般这是第一把手的事，但这次张闻天获权起草。这个决议将要传达给全党，还要送交莫斯，对周恩来再重要不过。张闻天初拟的决议上，标题就点了周恩来的名，说丧失中央苏区他是祸首之一：“博古、周恩来、华夫（即李德）同志错误军事政策的总结”。周跟毛等人合作了，他的名字也就被划掉了，决议中对他的批判也大大降级。

正如李德冷冷地写道：周“巧妙地跟博古和我保持距离，使毛集中火力攻击我们而放过了他”。这样一来，毛在书记处中占了多数。遵义会议一结束，参加者分别回他们的队伍，毛立刻左右书记处作出决定：“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帮助者”这个头衔，军事辞典里大概难以找到。毛就这么把一只脚插进了军事领导中。

新的书记处接着把王稼祥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最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三星期后，二月五日，在位于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张闻天取代博古，当上了中共第一号人物。夺权的经过是这样的：毛跟张闻天结伙先去找周恩来，谈好了再去把这个“多数人决定”通知博古。博古后来说，他们跟他“没完没了地谈，施加了无穷无尽的压力”，他不得已才让位。

由于张闻天当第一把手不是遵义会议的决定，而是几个人搞的“政变”，因此密谋者们等了几个星期，直到打了一场胜仗，有了定心丸，才宣布了这个更换。从此毛泽东当上了那个虽不乏雄心但欠狠心、欠手腕的张闻天的幕后操纵人。

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四川去，同已在川北的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建立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朝四川行进。四川就在遵义北边，接近苏联控制的外蒙古、新疆，是红军北上打通苏联的必经之路。

■ 二十二日，中央打电报给张国焘，要张前来配合策应。

美国驻云南的副领事当时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的形势一天天地更严重了。如果没有奇迹发生，共产党人就要不管怎么样闯进四川了。到时候，那个人们知道的打通苏俄的计划就要实现了，那时再谈摧毁共产党就是一句空话了。”前苏联军事顾问斯坦恩制定了几套朝四川方向运军火的方案，包括提供“飞机大炮”，“和足以装备五万人的武器”。苏联武官雷邦也为运输途径提出秘密建议。莫斯科派中共前负责人李立三到靠近中国边界的秘密苏军情报点，着手恢复跟中共的电台联系。

但对毛来说，四川不能进——进了迟早要跟张国焘会师。这时，张闻天尚未当上第一把手，一旦会了师，张闻天任一把手将毫无希望，毛也就当不了幕后操纵人。

张国焘的资格很老，一九二一年中共召开“一大”他就是会议主席，那时毛泽东还不起眼，张闻天连党也没入（他一九二五年入党）。不像毛，张国焘是按共产党程序选出，莫斯科钦定的书记处书记。张国焘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苏联住了好些年，还见过斯大林。他一九三一年一月从莫斯科回国后，被派去中央苏区以外的鄂豫皖，到一九三二年夏天，把鄂豫皖建成了个拥有四万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五十万人口、四万五千红军的大型根据地。蒋介石在那年秋天把他赶出鄂豫皖，他到了四川北部，一年内又建立起新的更大的根据地，拉起一支八万人的大军。

■ 张国焘如此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川北在一帮格外贪婪的军阀统治下。县城里也有“打精巴子”的老百姓；穷得赤身裸体，缩成一团在路上走。红四方面军到来之前就有农民起义，红军得以大量征兵。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官徐向前论才能在中共将帅中数一数二。红四方面军一九三二年底从川北入川时，据徐向前说，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想趁机跟着入川，但四川军阀“硬是不要他们进来帮忙”，给中央军“吃了闭门羹”。

凭实力，凭资历，凭地位，张国焘在会师后都几乎可以肯定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

张国焘不会当毛的傀儡。像毛一样，他也会为了权杀人不眨眼。在他的根据地里，他也屠杀当地领导人，也亲自主持过刑讯。受害者有的被刺刀挑死，有的勒死，有的活埋。红四方面军指挥官徐向前说：张国焘“借口肃反，翦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

有这么一个人物在场，毛泽东难以出头。要是他跟张国焘争权夺利，说不定自己会丧了命——他在江西大打AB团时的同伙刘士奇，就是张国焘杀的。迄今为止，毛对付的党的领导人都为党杀人而不为个人权力杀人。无论毛如何跟博古、周恩来捣乱，他们也不会碰他。但对张国焘他就不那么有把握了。毛一定得回避跟张国焘会师。

但毛无法反对进四川，他只能跟着走。到了四川边境，他开始耍花招。他坚持要红军设埋伏打一支尾随的敌军。这支敌军是四川军队，有能征善战的名声。毛的用意是红军如果打败，那么他就可以以川军太厉害的借口把红军留在贵州。

这场埋伏战毫无道理。敌军并没有挡在红军前面，而且根本没有骚扰红军。遵义会议制定的向四川前进的计划中，曾特别说：“对尾追之敌”“应迅速脱离”，“勿为敌人所抑留”。但最高军事负责人周恩来顺从了毛。

一月二十八日，毛下令在一个叫土城的地方设伏。结果如毛所料，敌军名不虚传，反守为攻，把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根据毛的部署，红军还被摆在背水作战的地位上，背靠一条被窄窄的峡谷挤得水流湍急的赤水河。毛站在远处的山顶上，观看他的队伍的惨败，一天后才下令退兵。天下着雨，山路滑，退兵争先恐后往前赶，伤员和妇女被推到后面。敌人紧追过来，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背包被一把拽住，她甩手扔掉了背包，才得以跑脱。长征中这是唯一一次非战斗部队成员离敌人如此近。

四千红军死亡或受重伤：整个中央红军的十分之一。土城之战是长征中最大的败仗，一天之中损失的人数比渡湘江时的伤亡还多。后来中共说，遵义会议后毛挽救了红军，事实恰恰相反。

赤水河上红军搭起浮桥向西退去，重武器和X光机等医疗器械都扔掉了。朱德手提驳壳枪，亲自掩护撤退。他平常安详从容，现在也忍不住恼火发脾气。疲惫不堪的官兵们背着拉着他们的同志，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爬行。下大雪了，雪埋住了密密的森林和深深的峡谷。严寒、饥饿、筋疲力尽、伤员的痛苦呻吟，使幸存者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这场败仗为毛不进四川提供了根据。就在这时，毛与张闻天夺了博古的权。两天后的二月七日，入川计划宣告作废。但这时红军已经在四川境内了，因为赤水河以西就是川南。军事指挥官都赞成继续北进，与张国焘会合。毛的老搭档林彪也和别人一样不满毛挑起土城之战。当毛到林彪的部队去争取林的支持时，林把一肚子的火都挂在睑上。但是，依然是毛说了算。

红军于是再渡赤水河返回贵州。成千伤员被留在河西边的深山老林里，无衣无食无药，几个月内大多数都难逃一死。

■ 长征中一般是把伤员留在老百姓家里，留给他们一点钱。他们的命运靠的是运气。张国焘的部队留下了一些受伤生病的女兵。在红色统治下受过罪的当地人有的在她们身上泄愤，用割乳房、把木棍打进阴道等种种酷刑折磨她们。为了生存，有的女兵嫁给了当地相对富有的人，但中共掌权以后，她们被划为“地主”，一生挨斗受歧视。一九八五年，党史学者找到她们时，看见这些六、七十岁的人在严寒的十一月连鞋部舍不得穿。

二十七日，红军重占遵义。蒋介石要的是红军去四川，不要红军在贵州立足。他派了两个师前来攻城，又派飞机轰炸。红军打退了进攻者，稳住了阵脚。毛大喜过望，因为这两师是强敌中央军，如果红军能抵御他们，就能在贵州站住脚。兴高采烈的毛赋词抒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有了这场胜仗垫底，毛和张闻天才向中央红军，以及向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发电报宣布：张闻天现在是头号人物，毛是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紧接着任命毛为红军“前敌总指挥”，一个专门为毛设立的位子。自宁都会议以来，毛第一次有了军事职务。

但毛的“胜仗”代价惨重。彭德怀心情沉重地报告说，三军团“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还说：两位团长负伤，六位营长伤亡，“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另一位“深为红军的安危担心”的军官黄克诚央求说：“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因为红军再也经受不起消耗了。”

可是毛为了在贵州待下去，仍要再打现已控制了贵州的中央军。三月五日，他下令“消灭”中央军的两个师。这一命令在野战指挥员中引起强烈抗议。林彪在十日打“万急”电报反对打这个强敌。

那天凌晨，张闻天召开了包括林彪、彭德怀等野战指挥员在内的二十来人的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毛泽东在会议上完全孤立，甚至张闻天也不支持他。毛争着争着脱口而出，威胁辞职：以“去就前敌总指挥职务力争”。众人抓住这句话，马上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毛被撤了职，前敌总指挥大家选彭德怀替代。

毛自知失言，立刻行动要夺回军权。当天晚上，他手提马灯去找周恩来，周还是“最高军事首长”。毛要周第二天早上再开一次会，这一次的关键是，野战指挥员都无法参加，他们已回各自的部队去了。

毛向周建议干脆取消前敌总指挥，代之以一个新的“三人团”，由毛、周、王稼祥组成。周接受了。毛是一举数得：既不伤彭德怀的面子，又安抚了因未获实权而牢骚满腹的王稼祥，还使自己从此在军事指挥上与周恩来平起平坐。

第二天开会，一切按毛的意思办。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一职被取消了，不打中央军的决定也被推翻，大多数人的决定就这样被几个人串通着一笔勾销。

“三人团”决定在名酒“茅台”的家乡附近的鲁班场进攻中央军。彭德怀请求道：“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中央军〕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但“三人团”坚持说：“以全部力量，于明十五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

当红军遵命向中央军的坚固阵地进攻时，国民党以机关枪迎候，红军大败，伤亡一千多。受到重创的队伍又拥挤渡过赤水河，被逼回川南。

蒋介石调兵堵住了红军回贵州之路。害怕和张国焘会师的毛硬是命令红军调过身来再渡赤水，强回贵州。这个决定是如此不通情理，如此不得人心，一道不寻常的命令以“党中央总政治部”的双重名义下达给了几个高级指挥员：“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传达，以保秘密。”

两个月了，红军四渡赤水，绕来绕去。李德纳闷地记道：红军在“兜圈子，越兜越小，有的地方经过了两三次”，“疲惫不堪、毫无结果地乱绕”。眼看着红军给自己徒添惨重伤亡，他以为这一切是“古怪、不理智”。不仅中央红军无端受罪，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已离开根据地前来策应，何去何从，悬而不定。为了个人权力而不顾红军死活的毛，后来把“四渡赤水”叫作他的“得意之笔”。

蒋介石跟李德一样，也完全不明白“红军徘徊于此绝地”是在搞什么名堂。他以为红军肯定会进四川，中央军可以就势跟进，已在三月二日飞往四川最大的城市重庆，实行统一四川的大业去了。他的首要任务是取消大小军阀割据的“防区制”。但军阀们暗暗抵制，蒋无法制住他们，中央军不在手边。

蒋努力要把毛赶进四川，他飞返贵阳，派飞机轰炸红军，使红军不能在贵州立足。同时，蒋公开地将把守在四川边境的部队调开，等于告诉毛：那里没设兵，赶紧去四川！但毛带着红军朝相反的方向——南方——跑去。蒋搞不懂红军在干什么，一度猜想他们是不是想打贵阳。但红军没在贵阳停留，急急地从贵阳旁边南下走了。

在连续不断的轰炸下，红军每天急行军四、五十公里，走得死去活来。过来人描述道：“部队越来越筋疲力尽了。飞机在天上飞过的时候，我们简单地往路边一滚，也顾不上像从前那样看看有没有东西作掩体。在村子里睡觉时，要是炸弹落下来，我醒都不会醒，要是落在我身边，我翻个身就是。”“每天都有不少人死去。虽然年初有几千人参军，红军人数还是少多了。”

贵州的老百姓非常贫穷，红军得以招收数千士兵。

在这段急行军中，红军不得不丢弃剩下的医疗器械，医院也解散了。伤员从此几乎得不到治疗。除子弹伤、炸弹伤外，大多数人的脚还因为穿草鞋天天疾走，擦伤感染，一着地就疼痛异常。

而红军要是进四川北上，完全不必经历这些灾难——红九军团就是证明。在贵州境内南下过乌江时，九军团的两千人因作后卫被截断在乌江北岸，他们无法继续南下，只好去四川。他们发现，除了一两场小小的遭遇战外，再没人找他们的麻烦。他们居然能在光天化日下、在阳关大道上大摇大摆地行走，一停下休息就是好几天。

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也给他的妻子带来痛苦。贺子珍跟随“干部休养连”行军。土城恶战之后，红军在瓢泼大雨中走了三十公里，来到白沙。即将临盆的子珍下了担架，在一间草房里躺下。几小时后，她生了个女儿，她跟毛的第四个孩子，这天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红军只在白沙停留一天，像以往两次那样，子珍得把孩子留下。当她就要被抬着上路时，泽民的妻子把女儿里在一件外套里抱给她看，然后抱着孩子，拿着一把银元和做货币用的鸦片，去找人家收养。泽民的妻子让她给女儿取个名字，子珍不住地流泪，摇摇头，说她再不会见到这个孩子了。果然，收留孩子的老人没有奶，三个月后，孩子浑身长疮化脓，不久就夭折了。

共产党掌权后，子珍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寻找她遗留的孩子，但她从未认真找过这个女儿。她对身边的人伤心地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了什么人家。”但孩子萦绕在她的内心深处。一九八四年，她去世的那一年，当年的干部休养连连长去看她，闲谈中，她突然冒出一句：“我是在哪个，哪个地方生的小孩子，你还记不记得？”

生孩子时毛泽东没有来看子珍，尽管他在同一个镇里。后来行军路上遇上了，子珍告诉他孩子丢下了，毛只点点头说：“你做得对。”

贺子珍对毛的冷漠是难过的。她对朋友说，毛有一句话使她“很受伤害”。毛对别的女人说：“你们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事实上，长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有个女人在行军中临产，还一步步走到宿营地。第二天，孩子留在了空屋里睡过的稻草堆上，身上蒙着稻草，哇哇地哭着，母亲又上路了。在涉过一条冰冷的河水时她晕了过去，她的战友们找来一张木桌，轮流抬着她走。安全部门头子邓发的妻子分娩时，痛得在地上打滚，嘴里骂邓发。邓发被找来，站在一边垂着头。博古夫人说：“行军中骡马比老公好！”

子珍产后两个月，灾难再次降临到她头上：她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差一点丧命。那是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三架敌机在一片梯田尽头出现，飞得很低，连飞行员的脸部看得见。子珍跟战友正在一条小径上歇气，猛然机关枪扫射下来，炸弹跟着落下，一时胳膊腿横飞，鲜血和脑液把土地搅成一滩滩红色的泥浆。

十多块弹片切进子珍的头上、背上，其中一块从背上划开一道大口子，一直划到右胳膊。她浑身浸透了鲜血。医生把伤口表面的弹片夹出，嵌得太深的只好留在里面。虽然用了白药止血，但血还是从不省人事的子珍的伤口里、鼻子里、嘴里淌出来。医生给她打了强心针，说她也许只能活两小时。连队负责人商量把她留在老百姓家。他们立刻给毛打电话，毛就在隔壁的村子里，他没有来看子珍，据说他“很累”。他只在电话里说不能把她留下，并派来他的医生，和两个担架夫抬子珍。直到第三天毛才来看妻子，那时子珍已苏醒过来，但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再往下的行军中，子珍实在忍受不住痛苦，哀求身边的同志给她一枪，让她死去。

两个月的向南，向南，没有一个目的地，红军队伍里人人都在问：我们上哪儿去？上层人物知道计划是进四川同张国焘会合，长远的战略方针是北上靠近苏联，但现在的行程却跟计划背道而驰。林彪大声抱怨：“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四月，林彪给“三人团”写信，要求毛把指挥权交给彭德怀，立刻北进与张国焘会师。连曾为私利支持毛不进四川的张闻天，也对毛非常生气。李德记道：“有一天，洛甫〔即张闻天〕突然跟我攀谈起来。我们通常很少打交道，可这一次他对我提起红军的危机，说这是遵义以来毛不计后果的战略战术的结果。”为了红军不致全军覆没，“三人团”应该“让位给有能力的军事指挥官”。

毛对他的同谋者变卦大为恼怒。有一次，他跟李德同行，提到张闻天的名字时他声音变得尖利。他说张“吓破了胆，在搞阴谋反对他”。但张闻天对毛不构成威胁，他已上了毛的船，要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毛同时尽量拉拢他，他知道张闻天喜欢年轻活泼的姑娘刘英，就提议把她调到张的身边，使他们得以朝夕相处。

四月中旬，红军进入中国西南角的云南省。毛下令停下来。但停下来得对付此地的土著苗族人，他们骁勇善战，长征初期已经给红军制造了无数麻烦，根据地是没法建立的。下一步怎么办？毛说还要“向东及向南”。但向东无路，国民党大军正压过来；向南死路一条，那边是法国殖民地越南。

毛的指示激怒了野战指挥员们。四月二十五日，接到命令的当天，林彪打电报给中央说“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彭德怀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毛再也拖不下去了。四月二十八日，他终于下令转道向四川行进。一踏上往北的道路，红军前面便是坦途一片，甚至还不乏有人暗中相助。当天红军就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大卡车等待着被“缴获”，车上装着二十份十万分之一的精细地图，外加大量土特产：茶叶、火腿、白药。显然，要么是蒋介石，要么是云南当局，用这种办法催促红军离开云南，快去四川。红军到达四川边界金沙江时，三个渡口城都敞开大门，毫无抵抗地接纳了红军，还献上食物、金钱。

渡金沙江花了整整七天七夜，船只在无人把守的渡口穿梭来往。蒋介石的军队待在附近不动。飞机在空中盘旋，只是侦察，不找麻烦。过来人的印象是苍蝇多得怕人，“太阳一出来总有好几十万，比飞机还讨厌”。

红军虽然进了四川，但为了避免与张国焘会师，毛不愿再往前走，要就地建立根据地。他派红军去围攻离江边不远的会理城。会理城易守难攻，既有护城河环绕，又有十五世纪的坚实城墙。本地军阀拼死命守城，把城墙外的房子一概烧掉，使红军攻城时失去掩护，又杀了几十个怀疑亲共的士兵，以防有人给红军作内线通风报信。蒋介石看看红军停下来了，就又开始轰炸。红军伤亡惨重，无医无药。毛是不管的，他从来没去看过伤兵。

红军的重大损失使将领们忍无可忍。林彪把毛带着红军走的这一大段弯路形象地比做“弓背”，说他们早该走弓弦。为了以中央的名义来压制这片反他的声浪，毛要张闻天召集会议。

会议于五月十二日在会理城外一问草棚里召开。毛寸土不让地捍卫自己的权力，发出阵阵暴怒之声。他用老办法给彭德怀扣帽子，说他“右倾”，说他挑动林彪夺权。林彪待要争辩，毛冲他大吼：“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林彪吼不过毛，只好不作声。彭的弱点是脸皮薄，不好意思为自己争夺权位，哪怕争夺得有道理。他也没法跟毛比赛扣帽子。

最重要的是毛有张闻天当枪使，张不敢不照毛说的办，虽然他于心不安。他后来说他“勉强”地按毛的意思作了结论，用“很厉害”的、“过火的”“机会主义大帽子”打击彭德怀和别的反毛的人。人们只有沉默。跟毛作对非同小可，又怕内讧分裂党和红军。结果毛仍然掌握军权。毛对差点取代他的彭德怀恨之入骨，会一开完就把彭的朋友、跟彭意见相同的黄克诚在干部会上狠批了一顿。黄知道“真正矛头是对着彭德怀的”，只是“不便对彭德怀直接点名批判”。会理的仇，毛记了一辈子。

毛也很聪明地作了让步，收回了打会理的命令，明确同意“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毛躲避这一天躲了将近四个月，损失了三万红军。长征，也就长出来两千多公里。

毛仍然害怕与张国焘会师，深知一场恶斗必不可免。他马上着手准备这场权斗。首要的一步，是让他的地位得到莫斯科认可。由于电台联系没有恢复，五月底，毛派他信得过的陈云去苏联。陈云既是书记处书记，人又谨慎，与世无争，对毛乐于从命。在莫斯科，陈云的报告经过仔细推敲故意含糊其辞，给莫斯科造成印象：毛做领袖是在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上，经大多数人推举的。

中央红军往北去与张国焘会合，行进到四川中西部时，面临天堑大渡河。陡峭的山谷中，五月下旬喜马拉雅山的融雪卷起奔腾咆哮的激流掹浪，漩涡密布，河床布满尖利的岩石，使涉水无法想像。河上只有一座桥，叫泸定桥，建于十八世纪初叶，是四川通往西藏的要道。这是一座雄伟的吊桥，全长一百零一公尺，宽两公尺多，十三根粗大的铁索连接东西两岸，九根作桥底，每两根相距一尺左右，上面铺着木板做桥面。

红军“飞夺泸定桥”是后来长征英雄史诗的代表，美国作者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的《长征》（The Long March）一书封面一书封面，赫然就是这座桥。美国记者斯诺一九三六年采访了毛以后写道：过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关键的时刻”。“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的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是第三个……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可以看出，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第四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屯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驻扎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长余松琳。红军到来前夕，该旅就离开了，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泸定、康定并属的西康地区专员六月三日的通报也表明，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不在泸定。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只提到红军在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后，有几次小型遭遇战。

红军先头部队到桥边时，指挥部设在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里，向河对岸已无国民党军的泸定城打炮。当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位妇女家里开豆花店，就在红军所在的桥边，红军还住在她家。一九九七年这位妇女已是九十三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晰，她对我们讲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

有的木板是被损害，可能有拆去的。九十三岁的老太太记得红军来借老百姓的门板去铺桥，有的人家交出了宝贵的棺材盖子，队伍过完后老百姓各自去认领。泸定桥只有一次剩下光溜溜的铁链，那是中共政权拍宣传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时。

过桥时红军没有一人伤亡。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士，在六月二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支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伤。

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听说有一匹马掉在河里淹死了很着急，问过桥的指挥宫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覆是：“一个都没有。”

大渡河上还出了个神话，即“强渡大渡河”，在泸定桥南七十五公里的安顺场。那里渡口宽阔，没有遮掩，红军渡了足足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侦察机的眼皮底下。但同样，无一伤亡。

■ 一九四六年，一位英国作家问彭德怀过大渡河的事。彭委婉地说：“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也记不清了。我们过了那么多河——金沙江、湘江、乌江、长江……我记不清了，记得有人掉在河里。”他对战斗或桥起火之事不置一辞。有两三个人命丧此桥，朱德夫人和我们访问的九十三岁老人都说是红军修桥时，年久失修的桥板突然折断，他们失足掉下去的。

国民党部队再无能，凭借天险优势，也不至于让红军毫无伤亡吧。

“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邓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对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毛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步行过了泸定桥。他离张国焘只有三百公里了。在他跟张国焘的先头部队之间横着藏民散居的“大雪山”。尽管山叫这个名字，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毛翻山的那个季节和那个地点并没有积雪，只是寒冷异常，刺骨的风吹着夹雪花的冻雨袭击着没有冬衣御寒的红军。筋疲力尽的官兵渴望减轻一点负担，把厚一点的衣服在山下热的地方都扔了，如今他们只好靠出发前喝辣椒水来抵抵寒气。翻越四千多公尺的高山，严重减弱的身体无法与空气稀薄的高原气候拼搏，许多人就长眠在那里了。担架夫跟挑夫最苦，有的坐下来喘口气，就再也站不起来。

毛泽东爬雪山没坐担架，是自己走过来的，拄着一根木棍，走得还比他年轻的警卫员轻松。

张国焘的人在山那边等着欢迎中央红军，预备了一大堆急需的物资：盐、茶、鞋袜、毛毯、手套等等。毛跟中共其他领导收到额外的食物、粗呢制服、驴马，毛的马是特别挑过的，性情温顺，还有个医生来给他当护士。一星期后，六月二十五日，张国焘纵马三天，穿过峭壁森林，来到抚边村与毛等会台。中国两支最大的红军就此会师。

几天之后，七月四日，蒋介石的连襟、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拜访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Dmitri Bogomolov）。拜访名目是谈日本侵略华北的事，但临走时孔对鲍大使说，蒋很想与他儿子团聚。这是蒋介石递信给斯大林：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释放我的儿子吧！苏联大使显然早有准备，当场回答道：“我们并不阻碍他回国，但据我所知，是他自己不要回来。”

虽然蒋介石没有要回儿子，但他完成了统一西南三省的目标。贵州军阀王家烈被迫辞职，拿了一大笔钱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跟蒋介石合作，暂时地保持了良好关系。战略要地四川如今由蒋全盘控制。中央军跟随毛入川之后，蒋本人马上在五月分再回重庆，在四川待了好几个月，着手把这个人口最多的大省建成未来对日作战的基地。

毛泽东也在他的上升史上迈出了一大步。长征前他几乎被扔下，数月之间，他已是中共中央的实际掌权人。虽然中央红军从四万多人减少到不足一万，但没有关系：红军可以重建，可以壮大——只要有莫斯科的支援。而莫斯科只认中共中央。

14、长征之三：独霸连接莫斯科之路, 1935年, 41岁

当一九三五年六月两支红军会师时，毛率领的中央红军处在悲惨的境地。剩下的这一万来人身体拖垮了，重武器差不多丢光了，步枪平均每支只有五颗子弹。曾是张国焘老朋友的朱德私下对张说：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作为鲜明的对照，张国焘统率下的红四方面军在他们自己的长征初期只有两万人，现在增长到八万多人。队伍身强力壮、训练有术，机关枪、迫击炮一应俱全，是支真正的劲旅。

以这样的实力作后盾，李德写道：张国焘“接待我们好似主人见客，举止充满自信，很清楚自己军事上、行政上的优越……他的干部控制了这个地区可怜的出产，几万大军的衣食都得靠他”。“他大约四十岁，个子高高的，身材魁梧”，“野心不比毛小”。

毛一直担心的时刻到了，得跟张国焘“排座次”了。张国焘无论从实力还是从资历讲都应该不掌党权也掌军权，但毛无意让出任何位子。看上去，毛跟张摊牌，似乎处在不利的地位。可是，毛却占了上风，因为书记处的三个书记——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此时都站在他这一边。

张闻天没有毛就当不了第一把手，当初不让红军进四川，他是点了头的。周恩来一再出于怕毛而由毛摆布。博古照理说是被毛逼下台的，现在应该弃毛而跟张国焘联手。但元气大伤的他在毛拖垮中央红军时，没有对毛进行抗争，现在才出来说话，未免太不像领导人的样子。总之，中央红军被拖垮，整个书记处都有责任。对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最有利的，还是继续与毛站在一起。结果是张国焘在书记处里处于一比四的劣势。

为了推卸责任，毛等人众口一词地说中央红军是国民党打垮的。但至今仍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也备受国民党打击，而且在蒋介石削弱红军的方针下，比中央红军所受的打击厉害得多。为了压制红四方面军的“兴师问罪”，毛等人扣政治帽子，指责红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政治落后”、“土匪作风”。

这些帽子激怒了红四方面军，两军开始互相争吵。看着中央红军的状况，红四方面军问：“这样的中央和毛泽东还能领导我们吗？”

中央红军的干部、战士也纷纷诉苦。干部指责领导无能，“老是乱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战士抱怨“沿途抛弃伤病员，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

中共领导“坐轿子”是长征中最激起愤怒的事。一位长征老战士在六十多年后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我们小声悄悄说，不敢说出来。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大声说。”领导给他们“做工作”：“说中央首长很辛苦，虽然他们不走路，没有背东西，他们的脑筋比我们苦。我们光走路，吃东西，不管事。”这样的强词夺理当然不能服人。

“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干部休养连里的受伤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干，没有一个人死，被人抬着走的中央领导没有一个人死，哪怕受重伤的也没有一个人死。相反，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担架夫、护士、警卫员，在长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红军如今到了干部多，战士少的地步。

“排座次”的过程中，毛只给了张国焘一个军委副主席的象征性职位。军委那时形同虚设。张国焘不满，他手下的人坚持要求让张统率红军，毛避而不答。双方相持不下，中央调不动红四方面军。九万人的两支大军，挤在贫瘠的藏区高原一隅，开始断粮。当地老百姓不可能支撑这么多外来人口。红军自己说，他们是在“与民争食”。田里未熟的青稞也被大量割去，使藏民来年无粮。毛把这掠夺当作笑话讲，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斯诺说毛“很幽默”。

藏民一有机会就钻出树林袭击红军。后来中共出版的长征日记里时有这样的记载：“沿途死尸甚多，大部是掉队被番子所害的。”

毛考虑来考虑去给张国焘什么职位。张闻天提出把他的党中央第一把手位子给张国焘。毛不同意。他宁愿给张国焘军权，然后用党的名义来指挥张国焘。实力地位固然要紧，但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名正言顺还是“党指挥枪”。七月十八日，张国焘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任命说他将“直接统率指挥”“一切军队”。

八月初，中共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北上，先到甘肃的夏河、洮河一带，然后向苏联的卫星地区新疆行进，按毛泽东的话说，“地理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造兵工厂。”就是在这个北上的战役行动中，毛泽东捣了个鬼，把张国焘从这条成功之路上甩掉。

按“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分为两支，主力由张国焘和朱德率领出阿坝北上；另一支叫右路军，由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陈昌浩统领，走东边的路经班佑北上。毛自己选择他和中央部随右路军走，中央红军主力林彪、彭德怀部也在右路军里，受徐、陈指挥。

张国焘和他那支部队出发后九天，毛开始搞名堂。八月十五日，他以中央的名义发电报给张国焘，要张不攻阿坝了，改变路线，靠到右路军这边来，“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毛就这样一手更改了刚刚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要张国焘跟他的几万大军骤然改变行程。

张国焘八月十九日回电说他已经在阿坝附近，一两天内即可攻下，那是条阳光大道，“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而班佑那条路是个未知数：“至班佑路更不知”。

毛利用他控制的中央给张国焘施加压力。第二天，政治局作出决议说张国焘走得太靠西，本来那条路是大家都同意的，现在成了“机会主义之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

毛用如此荒唐的谴责，要叫张国焘改道，是因为他发现张国焘走的路线是一条坦途，完全可能比他早到北边，跟苏联先取得联系。毛决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毛要张国焘跟在他后面走。

这时毛也了解到，他本人选择的经班佑的路极其难走，将穿过一片险恶的大草地，走完它要一个星期。草地是积满水的低洼沼泽地，一步不小心，有毒的泥淖会把人整个吸进去。这里杳无人烟，吃住无着。气候恶劣多变，一会儿是瘴气满目，一会儿是冰雹暴雨，而且树木稀少，很难生堆像样的篝火取暖烤衣。八月的夜间温度也在摄氏零度以下。所有这些艰难困苦，外加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原气候，使过草地如穿地狱。张国焘的主力跟在毛屁股后面将会更惨，因为连野菜也被前面的部队吃光，灌木也被前面的部队烧完。

在把政治局谴责张国焘的决议发给张后，毛坐着担架上了路，走前轻装扔下一堆他最喜欢的《二十四史》。第一天行军后林彪的总结是：“途中无人烟，须过五次河，有三次无桥”，“三百余人全无雨具，通身透湿”，“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拥坐”。

李德留下了一幅生动的画画：“草地看上去是一张诱人的绿被，但下面是杀机四伏的黑色沼泽。谁要是失脚离开那狭窄的小径而踏上绿地，薄薄的一层便在脚下断裂，人被吸了下去……我们赶着当地的牛马，他们能直觉地找到危险最小的途径。地面上总是挂着灰色的雾，一天总有好几次冷雨纷纷，晚上又变成湿漉漉的雪或冻雨。没有屋子，没有树，眼睛望穿也望不见灌木丛。我们都在小丘似的地面上蹲坐着睡觉。薄薄的毛毯，宽沿的草帽，蜡纸伞，还有个别偷来的披风，这些就是我们唯一的防护。早上总有些醒不来的——寒冷和疲惫的牺牲品。这还是八月中呢！……赤痢、伤寒，又开始了它们的征服……”

李维汉回忆道：“过草地时，红军没有东西吃，马死了就剥掉皮吃。前面的部队吃马肉，后面的部队啃骨头。实在没有东西吃，就吃草根，嚼皮带。”“我看见一条毯子盖着几个战士，怕他们掉队，就赶快下马，揭开毯子想喊他们起来一起走，仔细一看，四个同志已停止了呼吸。”

刘英说：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长征的一路上我没有犯过病，但第六天，也开始泻肚子了。那时也顾不得害羞，随时蹲下来就拉，系好裤带又赶快赶部队。一直拉了两天，我咬着牙挺过来了。

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个杳无人烟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庄，看见了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了田里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彷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在只有一二十间屋子的小村落班佑过一夜，住进以犛牛屎为墙，以犛牛屎为屋顶的牛屎房，在犛牛屎作燃料的火堆上烤干衣裳，是不可思议的豪华，只有幸存者才能享受到的豪华。仅林彪的一军团就有四百人死亡，占全军团人数百分之十五。

这就是毛泽东要张国焘的数万大军放弃平坦的大道，转兵前来经历的折磨。以政治局的名义，毛给张国焘打了一封封电报，要他迅速走班佑路。在一封他出草地后发的电报里，毛谎称路不长，可供宿营的处所也多：“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

毛要张国焘把伤病员、辎重都统统带上！表面上他说这是使他们“免致抛弃”，实际上是让张的队伍加倍受苦。毛是以中央的名义下命令，张国焘只好服从，带着数万大军开进草地。一两天后，草地的滋味他就领教够了。九月二日，部队来到一条涨水的河前。他给毛发电报说：“侦察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粮食只有四天……现在继续侦察徒涉点，并设法架桥”。

第二天仍无法过河，他决定不再前进，电告毛：“（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张国焘打马回程了。

在这样的周折下，一个月过去了。寒冷的季节在高原来得格外早，张国焘做出了一个毛泽东想要他做的决定：停止北上等待来年春天。他电告毛：北进“时机已失”。他的部队中三分之二的人患了脚病，行走困难，再行军“减员将在半数以上”，而且“阿西以南彩病号尽需抛弃”。

张国焘推迟北上，毛抢先与莫斯科取得联系的意图可以实现了。

但问题来了：张国焘要毛所在的右路军也停止北进，南下跟他会合。张在九月八日命令右路军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所有部队南下。徐、陈决定服从张国焘。毛当然不可能南下，但他担心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会被带走，于是悄悄用一个谎言拉走了他们。在九月九日到十日的夜晚，他和张闻天对少数几个人说张国焘命令右路军负责人加害中央，因此他们必须连夜把部队带走。

■ 刘英记得她是在半夜被叫醒的。“‘起来，起来！马上出发！’大家问：‘出什么事啦？’‘到哪儿去啊！’……〔答〕说：‘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一口气急行军十来里路，过了一个山口，才停下来喘口气。”同时，毛派他信得过的叶剑英，带走负责通讯联系的二局，把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偷了出来。

那天晚上，这个谎撒得很含混，而且是对少数几个人说的。十八个月以后，毛才在较大范围内宣布说张国焘叫他的人“解决”中央。那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毛着手清洗张国焘的时候。在那之前，尽管也有中央决议谴责张国焘“分裂红军”，这个指控并不在其中。毛张之间无数的电报也没提这件事。甚至毛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跟莫斯科恢复电台联系后给莫斯科的谴责张的电报也没提这事。一九三八年四月，毛向莫斯科报告开除张国焘出党，也没提这件事。这一切都证明，张国焘没有下令伤害毛。

在带领中央红军出走上，毛的关键同盟是彭德怀。不久前，彭才反对过毛的指挥；跟张国焘会师后，他也不是对拉拢他的张无动于衷。彭决定跟毛走，原因不仅是毛代表中央，还在于北上意味着打通苏联。彭很清楚，这是唯一的成功之路。

九月十日清晨，徐、陈两位指挥官早上起来，大吃一惊地发现毛等人不见了，中央红军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接着营地外围的部队报告，毛一行人在后面放了警戒哨，端着枪准备向任何追兵开火。部队请示徐陈打不打？他们决定：红军不打红军。毛得以顺利离去。

队伍走了一阵子，看见红四方面军的宣传队在远处山坡上招手喊话：“同志们！不要跟高鼻子走！赶快回头呀！”高鼻子指李德，他也接到那个谎言，说张国焘下令“在必要时解决中央”。喊话使被偷偷带走的官兵第一次听说他们跟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了，红军分裂了。惶恐不安的情绪笼罩着部队。政治部立即派人到连队督促士兵们快走，怕动摇的人往回跑。

这时毛手下的部队不到八千。毛站在路边，默默地看着他们走过，计算兵力，观察情绪。他特意让彭德怀站在身旁，以示对他的支持。大多数红军战士，甚至高级军官，都难得离毛这样近。长征以来，这是毛第二次在部队前露面，第一次是在遵义群众大会上。

毛的下一步是让蒋介石不给他找麻烦。为此他得设法通知蒋，现在往北去的只是一支被严重削弱的小部队，内含中共中央。果不其然，出走后几个小时，国民党就知道了这些情况，知道有哪些部队跟毛走，知道他们是如何的筋疲力尽。九月十一日，毛出走那天，蒋介石电告毛将通过的甘肃省的省主席：“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

张国焘显然认为这是毛有意透露给国民党的，第二天他给毛等发电报说：“兄等走后，次晨胡〔宗南〕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派〕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泄密使毛余下的一千公里一路顺风。只在一个叫腊子口的山隘处有一场小小的遭遇战。虽然参与的人只有十来个，后来被吹嘘成“突破天险腊子口”的大仗。如李德所记：“除了几个放冷枪的以外，这一截没有敌人。”中央军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们，在他们南边平行，目的是不让他们折回中国腹心地带。

与红四方面军分裂的次日，在甘肃南部的俄界，毛宣布去陕北红区。毛跟中共核心早就知道陕北，莫斯科在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三日就电告他们要大力发展这块根据地。

甘南沿途是灿烂阳光下的金色谷穗，绿色草原上的柔顺绵羊，农夫荷锄徐行的田园风光。好客的当地人把红军迎进家里。官兵们多少个月来第一次洗到热水澡，刮了胡子理了发，吃着由羊、鸡、大蒜、花椒跟面条烙饼组成的美味佳肴。

为了不把当地人变成敌人，毛泽东发布了严格的命令，要“严整纪律”、“违者严处”。当地人中六成是回民，红军禁止杀猪吃猪肉，回民中的有钱人也不能当土豪打。

友善的结果是红军大量逃亡。国民党电报说岷县一地就有一千多红军战士自首。毛要政治保卫部门“注意收容落伍人员”。未来中共军队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回忆道：“在向陕北进军途中，掉队的人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认为掉队和情绪不振作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于是，又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他本人“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处理”是处决的委婉说法。黄又写道：一天行军，“走了很远的路才停下来宿营。我虽然疲劳已极，但硬是咬紧牙关挣扎着往前走，直到夜里十一点钟赶到宿营地才安下心来。”

最后这一个月的旅途是最轻松的，但毛丧失了一半人：逃亡、掉队、死于疾病与政保部门之手。到达陕北吴起镇时，部队只剩下不足四千人了，跟他七年前离开井冈山时数量相当。从外表看更凄惨。一位过来人说他们“在服装上破烂得不成样子。没有鞋袜，很多人用毡子包在脚上，有人还穿草鞋。”吴起镇已经是个很穷的地方了，但是当地人还都觉得中央红军“实在像一群叫花子”。

看似对毛更不利的是，张国焘在毛等出走以后，宣布另立中央。然而，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踏上陕北红区的土地时，他的心情远远不是失落沮丧。与张国焘相比，他与苏联的距离是“一步之遥”。莫斯科来人找中共非他莫属。用他后来的话说，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以胜利告终。

十一月中旬，一年多来的第一位莫斯科使者到来了。他叫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他穿着羊皮袄化装成货郎，穿过戈壁滩跋涉而至，头脑里装着跟莫斯科联系的通讯密码，那是他经过反覆背诵而刻在脑子里的。张浩还带来一名苏联培训的报务员。不久，跟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重新建立起来，控制通讯的是毛。

张浩带来斯大林的话，红军可以通过外蒙古“接近苏联”接受军援。中共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打通苏联”——可以开始行动。

毛的使者陈云此时已在莫斯科，十月十五日向共产国际作了亲毛的汇报。十一月，苏联出版了经过仔细审改的陈云的报告，称毛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政治领袖”。《真理报》发表文章，以天花乱坠的辞藻，把毛描绘成好似契诃夫（Anton Chekhov）笔下的主人公，病体歪歪但意志坚强地奋斗。标题赫然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自中共成立以来，莫斯科首次正式认可毛为中共领袖。

长征结束当天，蒋介石约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这是长征开始后蒋第一次见鲍大使。蒋提议跟苏联签订一个针对日本的秘密军事同盟。日本这时对中国的侵略又升了级，在华北策动五省“自治独立”。苏联人对蒋说，要订同盟他得先“跟中共调整关系”。蒋介石的亲密助手、“中统”创始人陈立夫随即秘密跟鲍格莫洛夫和武官雷邦谈判与中共打交道的具体问题，用的词是与中共“合作”。

谈判中，陈立夫向苏联大使要求释放蒋介石的儿子经国。陈立夫对我们说：“我给他讲：我们两国签订协议，弄得很好了，你为什么要扣住我们领袖的儿子呢？为什么不能放他回来呢？”陈立夫补充一句，说他这样做“没得到蒋公的同意”。看来作为蒋介石以“红军换儿子”的知情人，他知道这交易绝对不能说是蒋要办的。

但是斯大林仍然扣住蒋经国不放。经国做人质迄今已有十年。那年三月，在乌拉山的重机器厂中，爱情给这个二十五岁年轻人的黯淡生活带来了一束光明，他跟俄国姑娘、技术员方良（Faina Vakhreva）结了婚。十二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为了毛和中共，经国的人质生涯还得继续下去。

15、刘志丹的命运, 1935~1936年, 41~42岁

长征后的未来十年里，毛泽东的“家”安在中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上，傍着黄河。这里是望不尽的黄土天地，单调而又悲壮的苍凉。流水切割成的沟壑像满脸皱纹，峡谷像锯齿般裂开，深长几百公尺。住宅多是依山挖进的窑洞。

全国剩下的唯一红区陕北，是刘志丹创立的。毛到达时，刘有五千人马，比毛的还多。在本地同情红军的人眼里，他是个英雄。但当地的西班牙天主教主教，不喜欢他剥夺教堂和富人的财产，称他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浑身上下都是反骨的密谋家”。

毛朝刘志丹的根据地出发时，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对高层说，刘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九月中旬，主管根据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去“肃反”。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刚被蒋介石从南方赶到这里来的红二十五军联起手来，向刘和刘的战友们开刀。红二十五军人数三千四百，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刘没有抵抗。当他从前线被召去后方，途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时，他仍自己走进了班房。

中共大员谴责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党忠诚，反而被歪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任”。监狱里，刘志丹戴着沉重的脚镰，后来长期走路都成问题。酷刑是家常便饭，烧红的铁丝曾捅进他一个战友的大腿直到骨头上。许多人被活埋。幸存者习仲勋后来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了——来扮演一个英明的仲裁者角色。毛传令停止捕人杀人，十一月底释放了刘志丹等人，肃反被定性为“严重错误”，两个替罪羊受到处分。

毛成了救命恩人，这使他接管陕北根据地时，处在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位。那场血腥的肃反使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大受损害，无职无权，毛得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排斥在领导圈之外。刘志丹作为根据地的创始人，只分给很低级的职务：做由一帮新兵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毛派亲信做政委，以掌握刘。刘志丹没有怨言，他公开表态支持毛的权威，还要受害的战友们也都听中央的。

毛不想把刘志丹作为敌人消灭，他想借助刘的巨大声望来统治。毛也不想留着刘志丹。刘是本地领袖。毛知道中共迟早要从本地人身上挤榨粮食、金钱、士兵和劳工，这类政策必将引起本地人的反抗，土生土长的干部因为与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成为这些反抗的带头人。毛要除掉刘志丹，不过办法跟解决过去根据地里的当地领导人不同。

在陕北安顿下来不久，毛着手实行打通苏联、接收军火的战略方针。毛的计划是东渡黄河，到富裕的山西省去，在那里招兵筹款，如有可能建立根据地，再向北去苏联卫星国外蒙古边界。

东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开始。就像长征一样，中共宣传说东征是去打日本。其实一个日本人也没打，连日本人的边也没沾。毛招了些兵，掠夺了些财物，但不等靠近外蒙古，就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回了黄河以西。在这场短短的征途中，刘志丹死去，年仅三十三岁。中共说他死在战场上，但他死的前后一切细节都说明他是被谋杀的。

死的那天是四月十四日，在黄河渡口三交。中共说一挺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进攻的红军时，打中了他的心脏。但刘志丹并没有在进攻的红军行列里，也没有在两军的交叉火力线上，他在两百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观战。如果打死他的真是一挺机关枪，那挺机关枪也太神奇了：它本来在朝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射击，突然一下子转了个大弯，就那么一颗子弹，从两百公尺外准准地射在刘志丹的心脏上，精确度真能使神枪狙击手汗颜。

刘志丹中弹时，有两个人在身旁，一个是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姓裴，长征时他负责看守红军的金银财宝。另一个是刘的警卫员。根据裴自己的描述，刘志丹中弹后，他叫警卫员去找医生，“当医生来到时，他〔刘〕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说，刘志丹死时，身边只有裴一个人。这样的死法太使人怀疑刘志丹是被裴或警卫员暗杀的。暗杀是政治保卫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给“不可靠”的“首长”派的警卫员通常也是政保部门的人。前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就是在被怀疑企图率兵逃走时，被警卫员打死的。红军将领龚楚在计划逃亡时，最担心的也是身边的警卫员。

刘志丹死前的一系列事件显示要他死是毛泽东的意思。死前八天，毛下令：“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这意味着，刘志丹一旦死亡，向上面报告就是直接对毛。两天以后，毛任命刘志丹为他迄今一直被排斥在外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这等于刘获得全面平反，进入军事决策机构。这样刘死后会被当作英雄对待，他手下的人不会愤怒造反。最后，十三日那天，是毛亲自下令刘志丹去三交的，去的第二天刘就被打死了。

刘志丹下葬的时候没让他的遗孀看遗体。她回忆说：“我要开棺看他一眼，周恩来副王席劝说道：‘刘嫂子，你身体不好，见了更难过。’所以没看到。”七年以后终于让她开棺看了，但那时遗体已经腐烂。那一年毛泽东整饬在延安的中共干部，特别需要根据地的稳定，需要利用刘志丹的名字。他为刘志丹举行隆重公葬仪式，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亲笔题词，说刘志丹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

在中共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不仅他，他在陕北的左右手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也就是说，毛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三个红军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

这三个人死了，潜在的对毛造反的本地领袖不复存在。后来，虽然陕北人有过一些小规模反抗，但都不足以威胁中共政权。毛泽东于是安全地在陕北住了十一年。

人真是残酷,政治更是绞肉机.

16、西安事变之始：张学良欲取蒋而代之,
1935～1936年, 41～42岁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长征完毕到达陕北时，他的目标除了生存就是打通苏联。蒋介石要的是把红军关在他划定的地方。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前东北“少帅”张学良。少帅的司令部在西安，与毛的驻地相距三百公里。

苏联对毛的武器援助可通过两个地方，一个是外蒙古，一个是新疆。少帅的三十万大军驻扎在通向这两个地方的路上。

少帅的飞机驾驶员是美国人利奥纳多（Royal Leonard）。他描述少帅道：“我第一眼的印象是他像个扶轮社的总裁，胖胖圆圆的，生活优裕，风度轻松随便，讨人喜欢。五分钟不到我们就成了朋友。”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于一九二八年六月被炸死。

■ 父亲死后，张学良归顺了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继续驻扎东北，直到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他率领二十万东北军退入关内。蒋介石给了他一系列重要职位，他也跟蒋和蒋夫人宋美龄关系亲密，蒋比他大十四岁，张说他把蒋当作父亲。

史书上说这是日本人干的事，但最近俄罗斯情报方面称，暗杀是斯大林下令、由后来杀死托洛茨基的爱廷贡（Naum Eitingon）组织的，然后弄得像日本人搞的一样。

但少帅不甘心久居人下。东北面积是法国和德国的总和，他曾是那里的最高统治者，不惯于听命令。中国当时想取代蒋介石的大有人在，都清楚成功取决于强邻苏联的支持，都在和苏联拉关系。一九三三年，已失去东北的少帅由于失去热河，被迫“引咎辞职”，去了欧洲。在那里他向苏联暗送秋波，竭力要去苏联。但看出他野心的苏联人拒绝他入境。斯大林不喜欢少帅。几年前少帅曾收复了苏联控制的中东路，斯大林大为恼怒，派兵入侵东北，跟他打了一仗。少帅也对法西斯主义相当倾心，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一家关系亲近。一九三五年八月，莫斯科通过中共发表《八一宣言》，称少帅为“败类”、“卖国贼”。

张学良一朝被蒋委派为看守中共的“典狱长”，莫斯科对他态度大变。他值钱了。他可以使中共生存得好一些，更可以帮助中共打通苏联。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向莫斯科的报告可以看出，毛泽东到陕北几星期内，苏联外交官就开始跟少帅秘密来往。

那时张学良频频从西安飞上海、南京秘密去见苏联人。表面上，素有“花花公子”名声的他装作去会女朋友。利奥纳多回忆道，一天，少帅叫他“把飞机竖着飞，一支机翼贴近街上，从他朋友住的饭店窗前飞过。我们飞的地方离饭店正面只有十公尺，马达的轰轰声把窗户震得哗哗地响。”少帅的一个女朋友住在那里，这是表演给她看的。一九九三年，九十二岁的张学良对我们说：“我这个人，说起来你会笑，我在上海有个女朋友，那个时候，戴笠拼命侦察我的行动，他们都认为我找我女朋友去玩去了。实际上我是到上海谈判去了。”

据鲍大使向莫斯科的报告：张学良向苏联人表示，他决心跟中共建立反蒋同盟，与日本决战，他希望莫斯科支持他。反蒋就是要蒋介石下台；与日本决战，只有中国的最高统帅才能做到。这些话表明，张学良想取蒋而代之。

少帅也许真想与日本决战。这是斯大林求之不得的事，但蒋介石迄今为止不肯做。少帅是在向斯大林表态：我张学良来做。

蒋介石不是不想打日本。他的心态是自知打不赢，政策是尽量与日本周旋，推迟决战的时间。他完全可能希望日本掉头打宿敌苏联，放过中国，实行蒋介石版本的“以夷治夷”。

斯大林就怕这一点。他希望日本陷在中国，用莫斯科在中国的代理人极力鼓动对日决战。但是，斯大林不信任少帅，尤其不相信少帅有能力统率全中国来打一场对日大战。一旦中国陷入内战，只会加速日本征服中国，对苏联更危险。

莫斯科没有直截了当拒绝张学良。相反地，它给张学良一个它在慎重考虑的假象，目的是利用张帮助中共。苏联外交官要张学良直接跟中共建立联系，让张学良感到，这是因为他们是驻南京使节，不便同他谈这样的事。少帅与中共之间的秘密会谈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首次开场。

苏联人只是拉住张学良，毛泽东却真想跟他建立同盟，拉蒋下台。依赖苏联的张学良替代蒋，对毛是理想的出路，中共一下子就会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毛甚至还可能幕后操纵张学良。毛指示谈判代表李克农向张学良表示支持他取代蒋介石：在“反蒋的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倒蒋后成立新的政府和军队：“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毛叫李克农“暗示”：“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张学良〕担任。”毛还叫李表示：“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毛有什么能力给少帅军饷、械弹呢？这自然是暗示莫斯科支持少帅。

对这样一件大事，张学良希望跟莫斯科直接谈判。一月，他看到一直对他关闭的苏联大门打开了。宋庆龄与中共特科之间的联络员董健吾从上海来到张学良的西安总部。董告诉张学良，毛的儿子正秘密住在他家，现在有计划把他们送去苏联，请张学良派人护送他们去。

杨开慧在一九三○年被国民党枪杀后，她跟毛生的三个儿子被送往上海。最小的四岁的岸龙来后不久就病死了。岸英、岸青因为生活在秘密环境中，不能上学或在董家之外交朋友，身边充满压力与紧张关系。负责照顾他们的董的前妻对这两个男孩不能算好。孩子们有时候偷跑出去，在街头流浪。多年以后，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时，岸英情绪非常激动，对妻子说他当年曾过过这样的生活，在人行道上睡觉，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和烟头。

在这些年中，毛泽东对儿子们不闻不问。莫斯科如今决定把他们接来苏联，去专为外国共产党领袖子女办的学校上学。斯大林亲自过问毛的儿子来苏联一事，毛没什么意见。

张学良把这一建议，看作是苏联人同意跟他的人在莫斯科谈判。他立刻派一直代表他同苏联人打交道的李杜做使者，以护送毛的儿子的名义去苏联。这一行九人的整个行程安排全由他包了，不仅为莫斯科省了一大堆麻烦和一大笔旅费，还保障了毛的儿子一路的安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李杜带上毛的儿子、保姆等乘船离开中国，前往法国海港马赛。莫斯科告诉少帅，他们可以在巴黎取得签证。少帅有所不知的是，莫斯科压根就无意让他的代表入境。

同月，广东、广西两省联手发动了一场战争，以抗日名义倒蒋。毛劝张学良抓住这个机会，跟红军联合，也像两广一样，分裂出去独立，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毛要把大西北从中国分出去，变成又一个外蒙古。他对中共政治局说：“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苏联人〕可以同你联盟”。

张学良不感兴趣。莫斯科也一样。六月下旬，中共跟莫斯科之间的电台联系在中断二十个月后重新建立起来。在给共产国际的第一封电报中，毛要求莫斯科支持西北独立，向莫斯科要“每月三百万美金的资助”。毛的计划递到斯大林手里，斯大林很不高兴。他需要能对日全面开战、拖住日本的中国，不要一个四分五裂、使日本有机可乘的中国。

毛的电报发出后不久，七月，两广的倒蒋战争失败。公众舆论激烈地反对任何分裂中国的举动。斯大林再次看到：蒋介石是唯一能团结全国抗日的人。八月十五日，莫斯科给中共发出具有转折意义的电报，命令中共停止把蒋介石当作敌人，跟蒋合作。电报说：“把蒋介石跟日本人同样看待是不正确的。你们必须努力停止红军跟蒋军之间的敌对行为”，“共同进行反对日本的斗争”。“一切服从于抗日事业”。斯大林要中共支持蒋介石做中国领袖。

莫斯科命令中共马上跟蒋谈判合作，毛不得不接受。中共与蒋的代表在九月初开始谈判。蒋介石在长征一结束就同莫斯科谈起与中共改善关系。莫斯科要他直接跟中共谈，意在提高中共的地位。

张学良完全被蒙在鼓里，仍然以为莫斯科支持他取代蒋。当他对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说他“希望与中共的倒蒋抗日联盟会得到苏联的支持”时，大使跟他哼哼哈哈，助长他的幻觉。毛泽东呢，收到莫斯科八月十五日转折性的电报后，立即派叶剑英去长住西安，让少帅放心，不要因为中共跟蒋介石谈判就以为政策改变，中共和莫斯科扶张倒蒋政策不变。

斯大林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做领袖，一方面壮大红军。一九三六年九月初，苏联开始经外蒙古运军火给中共。毛的货单包括“飞机、大炮、炮弹、步枪、对空机关枪、浮桥等等”和苏联飞行员、炮手。共产国际十月十八日电告：“货物没有你们二号来电所要的那么多，没有飞机大炮。”尽管如此，苏军情报局管辖的“一家外国公司”“将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提供司机和汽油，来回两次给你们运货”，每次“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苏联准备供给中共的步枪数目与供给刚爆发内战的西班牙一样多。

十月，中国红军开始行动，要打到邻近外蒙边境的一个沙漠据点去接收苏联军火。这时毛在陕北的军队刚增加了两支队伍，一支是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一年前毛巧施计谋迫使他们待在川藏高原过冬。病死、冻死、战死，八万大军折损了一半。

■ 据二○○五年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毛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对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扬说：遵义会议后，他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因为拥有数万大军的张国焘正前来吃掉他，但他保持冷静，转危为安，反而“歼灭了三万多”张国焘的部队。毛泽东的这番诂也清楚地表明遵义会议后他为什么死活不进四川。

尽管张国焘的人马仍是毛的一倍，但他的“中央”已经垮台，他深知自己处在毛的刀俎之间。徐向前回忆说，张“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张国焘没有进监狱，但在未来的日子里，毛将再次削弱他的部队，然后收拾他。

另一支前来会师的是红二方面军，由“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率领，被蒋介石从湘鄂边界根据地赶到陕北。这块根据地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四年间也经过血腥的清洗，贺龙后来说：“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只在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到才活下来的”。“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幸存者回忆说，有的来不及杀，“用麻包装起来，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都变了颜色。”

三支红军会师后，毛有了八万人马，是他一年前的二十倍。但靠这支军队打到外蒙边境并非易事，国民党重兵挡在前面。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苏联武器落到中共手中。十月二十二日，他飞来西安亲自督战。

张学良处在两难地位。他把蒋的作战计划偷偷告诉红军，也给红军现金和冬衣，但无法帮更多的忙，他不能不执行蒋的命令。一个星期不到，红军大部被国民党军队压回陕北根据地，“打通苏联”计划告吹。

毛紧急向莫斯科要钱，“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共产国际马上寄来五十五万美金，通过美国经宋庆龄转交。但这无法解决长期问题。吃的只有黑豆，天开始下雪了，士兵们还穿着破烂的单衣草鞋，窑洞也不够住。前方指挥员彭德怀住的是一个一公尺高、二公尺宽的牧羊人的土洞，在沙漠边上，外面狂风乱吹，飞沙一阵阵扑进来。就连毛本人也无法享受舒适。党中央搬到了小城保安，在那里他和怀孕的妻子住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窑洞里，洞顶往下滴水。有次一个警卫员推门进去，被大蝎子咬了一口。带着传染病的耗子到处乱窜，有的大得像猫，人睡觉时它们大大咧咧地坐在人胸脯上，长尾巴在脸上扫来扫去。

这时张学良看到了一个取代蒋的机会。眼下蒋介石在西安来来去去，张可以劫持蒋。蒋介石既成了他的阶下囚，他又拯救了中共，斯大林极可能会把筹码押到他身上。这是场赌博，但张学良肯赌。他曾对身边人说过：“谁都有哲学，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我有‘赌’的哲学，虽然输一次两次，但只要不散局，总有一次，我要把老本都捞回来的。”

张学良告诉毛的代表叶剑英他准备发动“苦跌打”，法文“政变”的音译。十月二十九日，叶剑英用隐讳的语言打电报给毛：“有主驻蒋说，”苏军情报局知情人季托夫（Aleksandr Titov）披露档案材料说：“叶剑英跟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讨论过捉蒋的问题。”那个月，叶离开西安回保安见毛，揣着少帅的“苦跌打”计划。

毛向莫斯科隐瞒了这一计划。他知道斯大林不会喜欢。斯大林现在比任何时间都需要蒋介石。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国跟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使苏联面临东西两面受敌的局面，日本正从外蒙古南边向苏联中亚地区移动。条约宣布的当天，斯大林紧急命令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严厉告诫中共放弃反蒋政策，拥护统一的中央政府：“我们需要一个可以领导全民族的政府。赶快做出方案来！”

毛明知自己是在跟斯大林对着干，于是小心翼翼地与捉蒋行动保持距离。捉蒋前张学良打电报要叶剑英回西安：“有要事待商，盼兄即日来址此。”毛留住叶剑英不放，一面对张学良称叶“已动身”。同时，毛怂恿张学良捉蒋，打电报表示中共跟蒋介石的谈判谈不出名堂，因为蒋要价太苛，“我们决心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做无原则让步。”毛给张学良的印象是，红军只可能跟少帅合作，莫斯科迟早会支持少帅。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再次到达西安。对自己的安全，他没有作任何特别的布置。他住在西安郊外的华清池，身边有几十个自己的卫兵，但大门跟院子都是张学良的人把守。少帅甚至还把他指派捉蒋的人带进去到处看一番，连蒋介石的卧室都看了。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蒋介石被劫持。他刚做完每天必做的早操，正穿衣服，听见枪声连续不断。张学良派了四百多人进攻他的住地，蒋的卫兵奋起抵抗，死伤枕藉。蒋跑进后山，最后在一个荆棘丛生的岩穴里被抓住，身上只穿着睡衣，鞋丢了，背受了伤。跟蒋一道越墙而逃的随从被打死。蒋介石能活下来，实在是很幸运。

捉蒋行动开始时，少帅给毛泽东发了份电报，告诉毛他已经动手了。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接着说他要“改组联合政府”。这两句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张学良要把蒋介石当反革命置于死地，自己在毛和莫斯科支持下坐上“联合政府”第一把交椅。捉蒋不是什么迫蒋抗日的“兵谏”，更有人认为这损害了抗日。胡适当时指出：捉蒋时，绥远抗战已经开始，“绥远的作战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这时把蒋介石抓起来，“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别的几位重要官吏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了要‘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少帅本人直到死都坚持说他劫持蒋介石“动机纯洁”。

毛接到少帅电报时，笑呵呵地对秘书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

17、西安事变之末：毛泽东杀蒋不成, 1936年, 42岁

捉蒋的消息传来，中共领导人群聚在毛的窑洞，大家一片欢腾。毛大声狂笑。笑完后他一心一意要做一件事：除掉蒋介石。蒋一旦死去，中国就会出现权力真空，那就是莫斯科插手的绝好机会。

在他给共产国际的首批电报中，毛恳求莫斯科卷入：“请你们赞助我们”，“用大力援助中国”。他拐弯抹角地请莫斯科准他杀蒋，问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在共产党的辞典里，这就等于判死刑。毛很清楚他的目标跟斯大林有矛盾，所以装作他也是在捉蒋之后刚听说，向莫斯科保证中共“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

背着莫斯科，毛想方设法地要张学良杀蒋。十二月十二日捉蒋后他立刻给少帅发电报说，对蒋“紧急时诛之为上”。同时他派在外交方面初露才华的周恩来去西安。周曾跟张学良谈判过，两人似乎一见如故。派周去的目的是说服张学良杀蒋，用周到西安后给毛的第一封电报中的话，就是对蒋“行最后手段”。

中共总部保安离西安三百公里，骑马要几天，毛请张学良派飞机到附近的延安接周恩来。延安这时在张学良手中，有一个飞机场。为了鼓动少帅尽快派飞机，十三日，毛暗示周恩来会带去莫斯科支持他的话：“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

但张学良这时需要的不是中共私下传话，而是莫斯科的公开支持。十四日，苏联的两大主要报纸《真理报》、《消息报》（Izvestia）都在头版刊登文章，强烈谴责他，说他的政变是为日本服务，并且毫不含糊地支持蒋介石。劫持蒋两天之内，张学良就明白莫斯科欺骗了他，中共不守信用，他赌输了，他完了。

这一击沉重非常。少帅拒绝邀请周恩来，对毛要周去西安、请他派飞机接周的若干电报，一概置之不理。毛只得在十五日径直派了周去，一面电告少帅：“恩来本晨出发，明十六日晚到肤施〔延安〕。请派飞机于十六日上午到肤施机场视察，见有‘天下’二字即降下接周。”

周到达延安时，不但没有飞机接他，连城门都关得死死的，他只好在严冬的城外过了一夜。这是张学良把他的一肚子火都发泄在周恩来身上。毛十七日不得不两次打电报给张学良：“恩来昨到肤施城外，肤施民团守城不开，交涉不听。”“恩来在肤施城外等候，请速饬肤施民团让出该城。”

这天的张学良已冷静下来打定了主意——放蒋。为此他需要中共的合作。中共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少帅周围一大群关键人物在中共掌握之下，没有他们的认可就放不了蒋，秘密离开会有生命危险。

少帅派利奥纳多驾飞机下午去接周。天下着雪，利奥纳多一看他接的是共产党人，傻了眼，不久前他的飞机还挨了他们的枪弹。他决定捉弄他们：“我有意专挑颠簸的气流飞。不时地，我转过头去看机舱里的那些共产党人，看到他们一手揪开黑长胡子，一手端着个罐子发吐，我心里直乐。”

张学良表面上好像一点事也没有，还跟周挺热络，顺着周说话。当周劝他杀蒋时，他也装作同意。周向毛报告说：“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

为了使这样一个前提成为事实，毛希望挑起南京与西安的内战。他设想派红军向南京方向出击，十五日，曾秘密要他的军事指挥宫“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因为此举对红军来说无异于以卵击石，也没有把握能否挑起内战。十六日，南京对张学良宣战，派兵朝西安方向前进，还轰炸了西安城郊。这正中毛的下怀。他竭力劝张学良反击，打到南京去：“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之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此点祈考虑。”毛盼着大战会断了张学良的后路，使他不得不杀蒋。

就在毛积极运动杀蒋之际，斯大林决心要救蒋。十二月十三日，蒋被捉的第二天，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南京召见苏联代办，对他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斯大林着急了。

十四日午夜，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话响了，是斯大林打来的。斯大林问：“中国发生的事是不是你决定的？”季米特洛夫赶紧答道：“不是！那是给日本帮最大的忙。我们的政策还是既定政策。”斯大林接着提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呈交给他的一份准备发往中共的电报草稿，赞成杀蒋。斯大林阴沉地说：“这个王明是什么人？他是不是个搞破坏的？听说他想发电报去支持杀蒋。”

当时在共产国际机关里，没有不想杀蒋的，甚至斯大林的亲信、通常冷冰冰的曼努伊尔斯基也搓着手，激动地拥抱季米特洛夫的助手说：“我们的亲爱的朋友给抓起来了，哈哈！”

王明分辩说，那份电报草稿是根据前苏军情报局负责外国行动的阿图佐夫（Artur Artuzov）的建议写的。阿图佐夫被抓起来枪毙了。枪毙前他写了封血书申辩自己无辜，看管他的人冷冷地加上一句说：血“是鼻血”。斯大林放过了王明。季米特洛夫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给斯大林写信说：“我们是一再警告了中共，可中共还是跟张学良建立了非常亲密的朋友关系。”“很难想像张学良干这样体铤而走险的事没有跟他们协调，他们很可能甚至参与其事。”这些话等于说毛称他事先不知情的电报都是假话，毛公然无视莫斯科的命令。

大概就在这时候，斯大林开始怀疑毛泽东跟日本人有什么瓜葛。斯大林已经在怀疑、拷问几乎所有的苏联“中国通”。捉蒋四天之后，在押的一个人“供出”他被卷入托洛茨基派的阴谋，要挑起日本（跟德国）打苏联。毛的名字在他的口供里。毛被整了一大堆“黑材料”，随时可能用来指控他是日本奸细，外加“托派”。

季米特洛夫在十六日给毛拍了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谴责捉蒋，说这一行动“客观上只会有害于抗日统一战线，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电报重点是：“中共必须坚决采取以和平方式解决事端的立场”。这就是命令中共帮助释放蒋介石，恢复蒋的全国领袖地位。

收到这封电报后，据宋庆龄说，毛“大发雷霆，跺脚咒骂”。他对付的办法是装作没收到莫斯科来电，对张学良和中共政治局都秘而不宣——连周恩来也没通报，因为周此时正在去西安劝张学良杀蒋的路上。

■ 毛继续努力要除掉蒋。

毛后来称莫斯科十六日的电报“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称他十八日要求莫斯科重发。这不可能是事实。中共核心的收发报员告诉我们，电报译不出会马上要求莫斯科重发，不可能等两天。更何况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毛十九日还对政治局说：“国际指示还未到。”

毛在跟莫斯科作危险的对抗。但对毛来说，除掉蒋以后给他开辟的天地值得冒这个风险。

其实，一旦知道没有莫斯科作后台，张学良立即决定他不能杀蒋，必须把蒋介石保护起来；他还得当蒋介石的人。他不可能再信任中共。他只有一条路，就是放蒋，而且跟蒋一块儿走，做蒋的阶下囚。这是他生存的唯一希望。否则他定会死在许多因他捉蒋而痛恨他的人手上。送蒋回去会得到蒋的好感，使蒋宽恕他。这又是一场赌博，这回他赌对了。蒋跟蒋的继承人软禁带保护了他半个多世纪，最后他获准离开了台湾，二○○一年以百岁高龄在夏威夷寿终正寝。

十二月十四日，莫斯科谴责他政变的消息公开以后，张学良去见蒋介石，站在那里对着蒋默默地流眼泪，使蒋觉得他“若甚愧悔”。他半晌“无言自去”，以后又回来，对蒋说他已经体会到他的行为“轻率鲁莽”，他要“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蒋介石也很合作，南京政府十六日对西安宣战后，蒋马上派人带信出去，命令南京“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南京照办了。蒋介石明白，要获得自由，做样子的谈判是免不了的。他自己不便谈，南京表面上也做出决不同劫持者妥协的样子，但南京派蒋介石的妻兄宋子文以私人身分来西安交涉。宋二十日到达西安，蒋夫人宋美龄两天后也来了。

二十日，莫斯科把它发给毛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又发了一遍。毛无法再装作没收到任何电报了，只得把电报转给周恩来，要他帮助“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毛的目标此时与斯大林同调了。他们要蒋“停止‘剿共’政策”，并且坚持要蒋见周恩来。蒋见周不是一件小事，等于政府承认中共是中国的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必须剿灭的土匪。

二十三日，周恩来跟宋子文、张学良会谈。宋子文说中共的条件他个人没什么意见，他会向蒋介石转达。但是蒋介石拒绝见周。少帅非常焦急，蒋不见周，他们就走不了。蒋依然坚决拒绝。

莫斯科知道用什么作诱饵能让蒋见周。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前夜，博古到了西安，带来莫斯科的话。圣诞那天，就是这句话使周恩来得以走进蒋介石的卧室。这句话是：莫斯科将释放蒋经国。正是得知了斯大林这一承诺，蒋才同意了中共的条件，要周在他回南京后“直接去谈判”。

蒋、周的西安会晤是简短的，但“以中共换儿子”的交易，就此达成协议。国共内战结束了。

当天下午，蒋介石夫妇离开了西安。张学良跟他们同行，自愿飞去做阶下囚。蒋介石经过这一番磨难，声望如日中天。汽车开进南京时，民众报以热烈的夹道欢迎，鞭炮声响了一夜。他似乎是个赢家。但是输的前兆已经隐约可见。蒋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阻止毛的发展，他没料到，毛泽东是阻止不了的，斯大林是算不过的——小小的中共刚刚才被他本人提携成了主要在野党。

这一篇很不错，能说明一下作者与来历么？

这个系列都出自“毛泽东: 鲜为人知的故事 ─ 张戎”，为了突出小标题，也为了以
后合并方便，书名就给我省略了。

张研究得不错，蛮符合当时的情形。

就是有一节：张对周还是很推崇的，估计蒋与周的关系也不会那么坏
，毕竟共校，还共同东征过的嘛。

都是大赌家啊，比股票市场高级多了

18、陕北的新生活, 1937～1938年, 43～44岁

蒋介石获得自由不久，一九三七年一月，莫斯科为中共规划好了下一步的蓝图：放弃武力推翻南京政府的政策，停止没收土地，停止阶级斗争，承认南京为合法政府，置红区和红军于它管辖之下。毛接受了这一转变，把它作为权宜之计。中共向南京做出公开保证。一个历史新时期开始了。

经过谈判，中共最后得到一块十二万九千六百平方公里、两百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首府在延安。边区由南京政府资助，蒋同时发军费给养给四万六千红军。

斯大林只是在对蒋介石的让步满意之后才释放蒋经国。三月三日，苏共政治局作出决定，装腔作势地说：“不反对蒋介石的儿子返回中国。”四月十九日，做人质十一年多的经国终于回到中国，与父亲团聚。离苏前，斯大林亲自给他“做工作”，季米特洛夫也一再威胁他。经国当面表现得很顺从，归程中给季米特洛夫发电报说：“您所有的指示都将圆满完成。”到了海参嵗，他被带去当地克格勃的办公处，在那里他最后一次对莫斯科表演忠诚：“我将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送经国乘火车穿过漫长的西伯利亚的，是后来中共克格勃头子康生。几个星期前，康生刚把十四岁的岸英和十二岁的岸青从巴黎接到莫斯科。毛的儿子们在巴黎等了好几个月签证。因为苏联人不想发签证给护送他们的张学良使者，连带他们的也拖着没给。西安事变后，苏联宣布不给张学良使者签证，打发他回国。而毛的儿子在一九三七年初到达莫斯科。他们给爸爸写信，给他寄照片。毛很少回信。

与毛对儿子的冷漠感情相反，蒋介石为了尽快让经国回来，不断让步。他甚至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任命带经国去苏联的邵力子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以纠正一向反共的报界和公众舆论。这个对莫斯科作的姿态，为中共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邵力子做中宣部长期间，苏联得到广泛热情的宣传，中共也显得和善可亲。邵批准出了本《毛泽东自传》，把毛表现成一个人性十足的好人，坚决抗日的爱国者。扉页上毛题词说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自传于十一月一日出版，风靡一时。就在这段时间，中共积极抗日的形象出世了，公众对中共的印象也变得好起来。

《毛泽东自传》大部分是美国记者斯诺在头年夏天对毛的访问记，毛一生仅此一次对人系统地谈自己的生平。根据这些谈话和对其他中共领导的采访，斯诺写了本《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在全球为中共重塑形象，把它血淋淋的过去从人们脑子里抹去。

斯诺的访毛并非偶然。是毛叫上海地下党找一个可以为他做宣传的外国记者，再找一个医生。毛选中了斯诺，看中他是美国人，为有影响力的大报《周末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和《纽约先锋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写文章，也同情中共。斯诺七月来到红区，同行的是黎巴嫩裔美国籍医生马海德（George Hatem），药箱里藏着共产国际的绝密文件。马海德留下来做毛的医生。斯诺住了三个月。

毛着实准备了一番，要求是“安全、保密、热闹，隆重”，政治局根据斯诺交来的问题单预备了答案。毛对斯诺讲的故事既有宝贵的讯息，也有大量的虚构，斯诺一概不加分析全盘接受。他称毛和中共领导“直率、坦白、直来直去不要花样”，相信“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毛掩盖了中共跟莫斯科的关系，声称他倒喜欢跟美国友好，斯诺照本宣科，使许多人至今仍信以为真。

斯诺写的一切都经毛细细过目，改了又改。他给那时尚在延安的妻子海伦（Helen Snow）信说：“别再给我寄更多的谁谁谁要改他们的话的要求来了……就这样，砍了这么多东西，书读起来快像海外奇谭了。”但斯诺对这个背景绝口不提，相反说毛“绝没有审改任何我的东西”。斯诺的中译本还添枝加叶，说他称赞毛“真诚、老实”。

《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本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之交出版，影响了整个西方对毛和中共的看法。中文是中共组织翻译的，特别选了个灰色的书名《西行漫记》，使人觉得这是本客观中性的书。除了这本书跟《毛泽东自传》以外，斯诺的访问记还出了另一种单行本，也有个中性的题目：《毛泽东印象记》。

斯诺的书在中国激进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参加中共，其中有西藏共产党最早的成员。中共的复兴从这时开端。毛后来赞美斯诺，说他“不下大禹治水之功”。

功不在斯诺之下的是中宣部长邵力子。蒋介石在将近一年之后解除邵的职务时，毛与中共的名誉已经被大大漂白了。

毛在一九三七年元旦那天搬进延安，在这里他将一住十年。搬家那天，延安宏伟的城门洞开，庄严而沉默地容纳了一眼望不到尾的红军队伍。古城名字的意思是“延伸安宁”，城却由充满军旅气息的城墙围着，沿山而上。俯瞰延安城的还有一座千年九层宝塔，塔下依山建着大小庙宇跟佛像，好似从天外飞来。清凉山下是黄沙沉沉的延河。唐代诗圣杜甫据说曾来此欣赏过名产牡丹。

延安不仅见识过繁荣的文化活动，还曾是工商业要地。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在此勘探石油时，修了好些住宅，如今正好由红军接管。红军还占用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房产，其中有一座大教堂，不少中共的重要会议将在这里召开。许多当地人，特别是有钱人，闻“红”而逃，留下了几百幢空屋。毛选中了一所大而美的房子，位于城边凤凰村，进门迎面一堵气派的照壁。长征以来，毛泽东第一次过上了舒适的日子。

毛喜欢舒适，住宅装有当地罕见的墙中地下暖气。他不喜欢睡炕，安了木板床。毛拥有好几所住房，虽然搬了几次家，住过的房子都保留着。一处在中共克格勃的大院枣园，有高墙围着，严密的警卫守着，是一个人们望而却步的地方。另一处更机密的住地在枣园后沟。重重叠叠的山峦深处，沿着山崖凹进去的地方，给毛修了一排窑洞，他可以坐汽车从加宽的小路一直开到门口。

跟他大多数住宅一样，毛在枣园后沟的房间有个后门，直通一条秘密地道，以备紧急时跑到山的另一边。毛也可以由秘密地道直接登上一座大礼堂的主席台，无需走出房门，减少暴露的危险。大礼堂和毛的窑洞都要走到跟前才看得见，但从这里却能把远近来人收入眼底。大礼堂由一个曾在意大利学建筑的人设计，看上去像个天主教堂。除了中共克格勃人员在这里开过几次会外，它从来没用过。毛要的是极端机密。

毛的助手师哲告诉我们：“我住在通往枣园后沟的那个口子上，我控制住，别人不能随便到那里去。”中共领导要见毛得“事先跟我打个招呼，他们很少去”。只有陕北本地的领导人高岗有时来，“我就把他挡住，挡了好几次。我说不行，不管你高岗，还是什么人，不能去。”偶尔进去的人，“只能一个人进去。带一个警卫员可以，但也不能走到毛泽东住的地方。中央警卫团专人带首长一个人进去。”

最公开、离当地人最近的住宅是杨家岭，背靠布满杨树、梨树、柏树的山坡。一家邻居为他洗衣缝补。厨师是自己的，加工米和面也不用当地人的磨子，那是“毛主席从安全角度考虑”，当地人说。

近十年了，毛泽东的生活还从来没有这么稳定安宁过。共产党的新形象吸引来一批批城市青年，忽然间，他身边有了些时髦漂亮的女孩子。毛按捺不住了，他对也喜欢追逐女人的高岗说，没有性生活的日子他只能维持最多“四十天”。

最初让毛泽东看上的，是美丽的二十六岁女演员吴莉莉。吴一九三七年来到延安，立刻成了明星。她的雅致时装和风度使这个偏远小城大为倾倒，甩来甩去的披肩秀发更牵动着无数男人的心。中共妇女只有臃肿的棉袄可穿，甚至不少人剃了光头以避虱子。不久，用贺子珍的话说，毛就跟吴小姐上了床（斯诺夫人海伦称吴小姐为毛贺婚姻中的“第三者”。）

跟吴小姐关系亲密的是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一位呐喊疾呼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共产国际传令“孤立她”，也尽管她觉得毛“阴阳怪气”，“身体女气惡心”，毛仍然看在她是美国作家的份上跟她拉关系，让她做采访。毛把她写的访问记寄给斯诺，请斯诺“大为宣传”。

其貌不扬的史沫特莱给延安带来交际舞的热潮。据史沫特莱说，毛最初“出于傲气不愿意学跳舞。他没有什么音乐感。”（后来跟他跳过舞的女人也说毛跳舞像“在场上走圈子”。）但毛很快就热中跳舞了，这有利于锻链身体，更是猎艳的大好机会。于是每个星期都组织舞会，或在露天，或在从前的教堂里。延安像发疯一样迷上了跳舞。

像许多长征女红军一样，贺子珍起先拒绝跳舞。斯诺的观察是：“身体这样紧贴着，在这些老党员看来简直是不知羞耻。”其实，她们是怕自己在那些城市姑娘面前献丑。不少人心里悄悄为这一乐趣强烈吸引，子珍后来爱上了跳舞，是个优美的舞伴。

但是对毛搞女人，子珍难以容忍。六月的一个晚间，史沬特莱听到子珍叫骂：“龟儿子，你胆敢跑来跟这个资产阶级臭婆娘睡觉！”史沫特莱跑去隔壁，看见子珍正用手电筒朝毛头上乱打，毛的警卫员在旁边不知所措。毛说他只是来跟吴小姐聊天的，子珍当然不信，转身冲向吴，抓脸扯头发，毛站在一边。子珍接着对史沫特莱喊：“帝国主义臭婆娘！都是你招来的，滚出去！”高头大马的史沫特莱朝她打去，把子珍打倒在地。子珍朝毛叫着：“你算个什么男人？什么丈夫？什么共产党员？你就看着帝国主义婊子打我？”毛叫警卫员把子珍抱起来，子珍把他也绊倒，最后三个警卫员把她硬抬走了，毛一言不发地跟在后边。

不久史沫特莱离去，吴小姐不仅离开延安，而且从整个关于毛的中共著述中消失。

毛还跟作家丁玲调情。丁玲虽然长得圆墩墩地像个男孩子，谈不上什么姿色，但她有才气，有性格。毛写了首赞美她的词，有这样两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她常去看毛，跟他说说笑笑。有一次，毛问她：“丁玲，你看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毛接着要她报名单，由他封文武百宫。丁玲后来回忆道：“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部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

毛的艳事终于使子珍忍无可忍了。他们结婚快十年，十年里，她容忍了毛对她的漠不关心。使她尤其痛苦的是，毛不但不心疼她，让她在艰难的环境里不断怀孕生产，反倒开玩笑说她生孩子像母鸡下蛋一样容易。她也气愤毛对孩子早殇或送人都无所谓。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女儿娇娇，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出生，生在蝎子、耗子乱爬的窑洞里。不到一年，她又怀孕了，这使她万分苦恼。反覆怀孕生产损害了她的健康，却又没有带来家庭生活的乐趣。毛让她做出这些牺牲，自己却半公开地跟别的女人胡搞。子珍曾有过的离开毛的念头，此时在她心里再次萌发。

中共在延安安顿下来后，受伤的高级干部有机会去苏联治疗。子珍以取出体内弹片为名，一九三七年十月初前往苏联。她把一岁的女儿娇娇留在延安。

到莫斯科时正值严冬。子珍一行马上被警告不要跟从前认识的人来往，莫斯科正在大清洗的浪潮中，一批批中国人被捕。就在这样一个充满恐惧的寒冷世界里，子珍生下一个男孩，她给他取了个俄国名字叫柳瓦。六个月后，孩子得肺炎死了。子珍悲痛欲绝，经常坐在埋葬这个小生命的土丘前的长凳上，久久地流着眼泪，低低地喊着他的名字。

孩子出世时，她写信给毛，说她生了个男孩，长得就像他。毛没有回信。孩子死了，毛也没有反应。一九三九年夏天，他们分离快两年了，一天，子珍跟不会说俄文的同伴一起听每周例行的读报。有篇文章是苏联电影导演卡门（Roman Karmen）写的毛泽东访问记。忽然，子珍听见读报员读到毛和“他的夫人”踏着月光在窑洞外送行。“毛的夫人”，这短短几个字，宛如一声霹雳，使子珍心里翻江倒海。随后几天，同室人发现她整夜翻来覆去，她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现在更是彻夜不寐。不久，她收到毛的一封短信，信里是几句大道理：“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然后一句简单生硬的官话结束了他们十年的婚姻：“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毛已经再婚，不希望子珍回国。这年，当同子珍一块来苏联的朋友回国时，延安特别发电报命令把子珍留在苏联。这样一来，子珍走时留在延安的女儿娇娇依旧没有母亲，毛也不管她。娇娇在保育院里长大，其他孩子傍晚都有爸爸妈妈来接，但没有人来接她。娇娇记得还有个小男孩也没有人接，每次都大哭：“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要回家！”娇娇不懂这个男孩在叫什么，她没有爸爸妈妈和家的概念。长大以后，她一次对朋友平静但又不无哀伤地说：“那时，我是个不是孤儿的‘孤儿’！”

四岁那年娇娇被送到母亲身边。重逢时，子珍紧紧搂着女儿，眼泪在微笑里像泉水在阳光下一样闪亮。娇娇非常快乐，对妈妈的打扮她也感到新奇：子珍烫着一头卷发，穿着裙子和高跟皮鞋。娇娇在延安看见的阿姨们，穿的都是灰暗松垮的裤子，土气的布鞋。娇娇所不知的是，她的妈妈已经是身心交瘁。以后几年中，子珍精神逐渐崩溃，一腔怒气常常发泄在娇娇头上，院子里的孩子们经常听见娇娇挨打的哭喊声。子珍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把她从屋子里拖走塞进汽车时，子珍撕心裂肺地嚎叫，吓得七岁的娇娇逃出去躲进树林里藏起来。娇娇长成一个内向沉默的姑娘。

一九三七年夏天，子珍还没有到苏联时，毛就跟江青搞上了。江青是从上海来的年轻女演员。在延安，她能把共产党单调灰暗的制服也穿出味道来，皮带箍在苗条的腰上，军帽略歪着，露出半额光滑浓密的黑发。她的体态柔软依人，声音娇滴滴的，有时不免让人觉得做作。她浑身上下都是女人味。

江青生于一九一四年，父亲是个客栈老板，母亲是他的妾。母亲由女儿任性长大，让她放了缠过的脚。江青从小性格倔强暴烈，爸爸经常酗酒打妈妈，她就帮妈妈去死命拉住爸爸的手脚，或者咬他的胳膊。就在一次这样的混战中，她失去了半颗门牙。她小时候的同学记得她喜欢无事生非捉弄人。十二岁时她把一口口水吐在老师脸上，被学校开除。十四岁时她从家里逃走，去参加京剧戏班子，辗转到了上海，在那里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影剧是份不稳定的职业，一九三七年夏她被受雇的电影公司解聘。她又受不了同居男人有个七岁的儿子，于是到延安来碰运气了。当然，她也还有左倾的一面，来延安前就已是共产党员。

江青很懂得吸引男人的注意。毛泽东演讲时她坐在前排，眼睛睁得大大的，问些天真可爱的问题。一天，堪称戏迷的毛来看她主演的京剧，戏后他到后台把一件大衣披在她肩上。第二天她去还大衣，就在那里过了夜。

他们出双入对在人前露面了，闹得延安满城风雨。江青已经跟四个男人结过婚或同居过，上海小报上常有她的绯闻，尤其是她跟上海滩文人唐纳的浪漫史。唐纳为她喝带火柴头的酒精，企图自杀，议论沸沸扬扬，都是责怪她的。

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尚且难以容忍江青，清教徒式的延安就更是不知所措了。人们同情子珍。刘少奇那时的妻子谢飞，曾跟子珍一道长征，回忆说：“我们马列学院的学生全都不满意，气得跺脚，这么个女人！有的人公开写信〔给毛〕，有的人秘密写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写了三封。”“大意是这样的：毛主席，我们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结婚。贺子珍身体又不好，你们又生过五、六个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这个人在这里影响并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

对党组织来说，江青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她进过国民党的监狱，写了“认罪书”出狱。在共产党眼里这算叛党。人们还说她在监狱里为特务唱戏助酒，有的说她跟特务睡觉。上海等地区的地下党给延安发电报，正式提出“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张闻天综合意见给毛写了封信，说跟江青结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毛接到信后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他摆婚宴两席，张闻天不在宾客之列。

毛让康生出面为江青担保。康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得力助手，中共克格勃头子。在延安的黄土地上，康生以他的一身黑装，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黑帽子、黑马皮靴，骑的马是黑的，还爱抱着一条黑拘。那时延安不兴养宠物，康生大约是唯一的例外。康生有凭据表明江青确实在国民党监狱里干了那些事，但他顺着毛的意思给了江一个“组织结论”，说她“历史上清白，政治无问题”。其实，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对周恩来讲，他早就知道江青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他毫不在乎，他要她，这就够了。

毛的第四任夫人江青后来以她的劣行举世闻名。

19、红色代理人引发中日全面战争
1937～1938年, 43～44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月底，日本侵占了华北的两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实行蚕食政策的日本在这时也没有计划把战火引向华北以外的中国内地。

可是，几个星期的工夫，中日全面战争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响了。这既不是蒋介石的意思，也不是日本人的意思。这时在上海的驻兵情况是：根据“一·二八”停战协定，中方只驻有“保安队”，日本约有三千海军陆战队。日本在八月中的计划仍是“陆军仅派至华北”，“勿须陆军出兵上海”。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驻华记者阿本德（Hallett Abend）事后写道：“当时记者报导时都说是日本人进攻上海，事实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没有估计到，在长江下游会有敌对行动。……对在上海打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准备，迟至八月十三日，他们在这里的部队还如此之小，十八、九日的时候差点被扫进江里去了。”阿本德看出来，“有那么一个精明的计划要打乱日本把战火局限在华北的企图”。他说对了，是有这么一个“精明的计划”，但他没猜到这是谁的计划，他以为是蒋介石的，其实是斯大林的。

对斯大林来说，日本迅速占领全华北是对他的空前威胁。日本大军现在完全可能北进，沿着几千公里的边境线进攻苏联。斯大林已经宣布日本是苏联的头号敌人。现在，他起用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红色代理人，在上海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把日本拖进广大的中国腹地，离苏联远远的。

这个代理人就是张治中将军。他成为红色代理人要追溯到一九二五年，他在苏联援建的黄埔军校当教官时。黄埔军校一建立，莫斯科就致力于在那里安插自己人。张治中在回忆录里说，那时他“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他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周在“请示组织后”告诉他，要他留在国民党内，“稍待适当时机”，说“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三十年代中，张治中跟苏联使馆，特别是武官雷邦，保持着密切的秘密联系。

卢沟桥事变后，正在青岛养病的京沪国防区负责长官张治中，马上返回南京，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官要职。这时他开始竭力劝蒋介石在远离华北的上海主动发起大战：“先发制敌”，“先下手为强”。蒋介石没有答应。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和金融中心，蒋不想“破坏上海”。而且上海旁边就是首都南京，蒋介石不想轻易放弃。当时蒋已经把军队从上海周围调走，以便不给日本人借口在这里开战。七月底，日本占领平津后，张治中又打电报要求“首先发动”，列举了四种日本调兵来上海的征候，作为“首先发动”的前提。蒋介石的答覆是：在有这些征候的情况下，可以先发制人，但什么时候发动，“时机应待命令。”

八月九日，经张治中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然后给一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门口，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现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十二日清晨占领上海，定于十三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进攻”，要张“再研讨”攻击计划，“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张十四日电蒋：“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但张午后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一齐进攻。

■ 蒋五时后来电说：“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张治中只得服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把蒋逼上梁山。

同一天，中国飞机轰炸了日本军舰。据现有材料，蒋介石没有下轰炸的命令。

十五日，他越过蒋直接向报界发表声明。他先称日本“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再说他决心反击，“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在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一直不愿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蒋介石不得不于第二天下令：“预定明拂晓全线总攻击。”

但蒋介石实在是不愿意打，十八日，他又传令停攻。张治中不予理睬，十九日继续进攻。二十二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队到来，全面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蒋介石被拉进来后，下定决心大打。全国一百八十个师中最精锐的七十三个被投进战场，四十多万人几乎打光。这场战役重创了蒋最看重的年轻的空军，摧毁了大部分的主力舰只。蒋介石从三十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现代武装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伤亡也有大约四万人。

一旦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立刻大规模援蒋，以保证蒋能打下去。苏联跟南京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中国当时只能制造步枪一类的轻武器。莫斯科给蒋两亿五千万美金的贷款买苏联军火，包括坦克、大炮和一千来架飞机。还派了一支飞行队，

■ 数百名军事顾问，领队的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出了名的崔可夫将军（Vasili Chuikov）。在往后的四年里，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军火来源。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九年底，两千多名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执行战斗任务，击毁一千来架日本飞机，甚至轰炸了日本占领的台湾。

中日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ksim Litvinov）当即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Léon Blum）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

为了保护这位贡献巨大的红色代理人，斯大林把和张治中直接联系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随即召回国，处死灭口。

愤怒、无奈的蒋介石当然怀疑张的真实身分，开战后不久就逼他辞了职。但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像对待邵力子一样继续使用他。一九四九年蒋逃往台湾时，这两位都留在大陆。

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立即给毛泽东带来了好处：蒋介石答应了他迄今为止在谈判中始终坚决拒绝的条件，即让红军成立独立的指挥部。虽然名义上红军受蒋介石统一指挥，但蒋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要求”。中共现在合法化了，可以在国民党地区开设办事处，出版报纸，政治犯也被释放。

持续八年、夺去两千万中国人生命的日本侵华战争，带给毛征服中国的机会：蒋介石的政权被极大削弱，毛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此一，结束时是三比一。

全面战争打响之后，斯大林命令中共积极参战，严厉告诉中共不跟国民党认真合作不行，不能给蒋介石任何借口不抗日。

在西北的四万六千红军编成“八路军”三个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华中的一万余长征时留下的人，编成“新四军”由项英领导。八月下旬，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向几百公里外的山西前线挺进。将士们满怀热情要打日本，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也想积极抗日。

但毛泽东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他多次感谢日本人“帮了我们一把”。

毛并没有幻想反共的日本在打垮蒋介石后会放过他，也没有办法独自对付强大的日本，他寄希望的是第四者：苏联。一九三六年毛曾对斯诺说，苏联“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就是把苏联军队拉进中国，为他打江山。在这一天到来前，他保存扩大中共军队的地盘。开战后，毛坚持红军不参加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毛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日军无法守卫他们攻取的，远远超过日本本土面积的地域，他们只能控制铁道线和大城市，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就任毛抢夺了。不仅占地，毛还命令他的部队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及时抓一把”。总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毛不断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毛的政策引起中共将领的抵制，他们想打日本。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打响了它抗战的第一枪。林彪指挥的部队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打了一场埋伏战，伏击日本一支运输队的尾巴。虽然这是场小仗，打的也不是战斗部队，而且据林彪说大部分敌人在睡觉，这毕竟是共产党军队首次（在东北以外）击毙日本人。要是依了毛，平型关之战根本打不起来。林彪一九四一年在苏联治疗枪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在日本军队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有接到任何答覆，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

毛反对打这一仗。打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无助于扩张共产党的地盘。但公开地，为了宣传，毛把平型关之战夸张成一场巨大的胜利，证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热中抗日。“平型关”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虽然平型关打死的日本人最多不过一两百，但这是中共在抗战前期几年中打的唯一一次稍具规模的仗。林彪三年后报告共产国际说：中共“直到今天还在用这场战斗做宣传，我们所有的文章里都只有这场战斗好提”。

八路军还打了几场小胜仗，都是做国民党部队的帮手。这过程中，毛不断掣肘，要八路军集中精力占领地盘。十一月中旬，第一块日军后方的根据地成立了，叫晋察冀，有一千二百万人口，远多于陕甘宁。后来日本人就侵略中国向毛道歉时，毛说：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斯大林为了贯彻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用飞机把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临走前，斯大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战结束后我们再来打内战。”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斯大林意见一致。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毛要八路军不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斯大林的意见，不敢一味坚持。

中共领导们知道毛的真实想法，不愿继续由他做领袖。莫斯科这时要中共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因为距“六大”已有十年。政治局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人，不是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

虽然毛这时是中共实质上的领袖，莫斯科也认可他，但他的身分还没有正式固定下来，还没有个第一把手的名称。在中共高层人物中，毛也不具备无可争议的权威。毛的盟友刘少奇当时说：“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是画虎不成。”

毛还失去了对中共核心“书记处”的控制。王明回国，项英出山，书记处如今九个成员都到齐了，其中五个站在毛的对立面。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项英讨厌毛，张国焘仇恨毛，博古跟周恩来也因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三人是张闻天、陈云、康生。

说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见过斯大林，与各国共产党领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宫的场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说他野心勃勃，也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苏联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许多在苏联的中共党员送进监狱，甚至送上刑场。虽然他长了张娃娃脸，矮矮胖胖，但这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充满自信，自知他的话具有莫斯科的权威。他对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此后几十年，毛念念不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据有人估计被杀的中国平民和被俘的军人高达三十万。毛泽东从来没有对他的同胞在日军手里惨遭杀害表示过任何愤怒。

南京是十二月十三日失陷的。蒋介石把长江重镇武汉作为临时首都。十八日，王明赶去那里做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博古做他的副手。他们跟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中共军队指挥员也到那里去跟国民党联络会商，一时间武汉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后来耿耿于怀地把他当时在延安的地位叫做“留守处”。其实，毛并没有坐在那里发呆，他乘机做了件大事，把延安建成他的一统天下。

毛一个劲儿地给中共将领发电报，阻止他们遵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哪怕中共将领们也在军事委员会内，也参加决策。一九三八年二月，朱德来电说八路军总部将根据决策东移至山西东南。毛要他把部队带回来，声称日本人要进攻延安。事实上，日本从来没有考虑过打延安，只偶尔轰炸过几次。日本人要的是有经济价值、能够养战的地方。朱德婉言拒绝返回，说毛情报里的日军动作“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言外之意是毛上了日本人的当。毛坚持要朱德和彭德怀回延安，三月三日的一封电报特别说：“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朱、彭回电婉转而坚定地说“不”，带军东去。

为了制止毛的这类命令，政治局在二月底再次碰头。开会还有个原因。一月，根据毛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政府未经蒋介石许可，公开宣告成立。这在国民党地区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问：抗战有什么意思？“抗战胜利后还不是共产党的天下？”王明和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都对毛十分气愤，认为毛这样做太咄咄逼人，太刺激国民党。

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支持王明，再次确认他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政治局决议说要抗日就必须要“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中共军队必须“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决议还说：“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这些话是莫斯科的口径，也是致命的罪名。毛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指望斯大林对他开恩的，于是他聪明地表示接受“先打日本”的政策，发电报给八路军指挥宫，说他对他们的行动将“不加干涉”。同时，毛采取措施防止莫斯科发现他的真实立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他曾派人以安全为名，收去了所有与会者的笔记，使万一有人要向莫斯科告状也没有白纸黑字作证。当中共要派人去苏联时，毛的人任弼时得到这份差事。任弼时告诉共产国际，毛的抗战政策跟他们没有区别。

苏军总参谋部安德利亚诺夫（V.V. Andrianov）这时秘密前来延安，带给毛一大笔钱：三百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差不多美金四千万。

■ 钱是用来发展红军打日本的，斯大林说红军应当“不是三个师而是三十个师”。毛宣称他的打算正是集中大部队“打运动战”。说他努力要跟国民党合作，只是国民党不愿意。为了表示抗日的热情，毛甚至声称日本人不经打，比国民党还容易打。

王明还在莫斯科时，对共产国际说毛“不断给我打电报说他们急需钱，要你们继续每月寄钱”。

毛不得不向斯大林积极表态。他不会看不出，一年来莫斯科明显地降低了对他的赞颂，在庆祝“十月革命”的重要讲话里公开批评了他领导下的中共。

自西安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怀疑毛是“日本奸细”。共产国际内跟毛打过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来。在毛的黑材料里，有一份说曾在中国活动的苏联高级间谍马尼科夫（Boris Melnikov）是他的发展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审问马尼科夫。被捕的共产国际情报负责人皮亚尔涅斯基（Osip Piatnitsky），在供词中称毛是“布哈林集团”成员。布哈林是共产国际前总书记，罪名之一是为日本人搞情报。毛还被指控为“中共核心内‘托派’领袖”。中国“托派”对斯大林来说都是日本特务。马尼科夫和皮亚尔涅斯基，以及一大群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情报人员，后来都被枪毙。

毛的前途危机四伏。

这作者的第一部书“鸿“，当时火得很。我自己对那本书内容的感觉是JUST SO SO。但是，中国人用英文写的书，引起比较大的轰动，也不容易。而且，内容基本真实。所以，我给到图书馆来的找这方面书的读者，也常常推荐那本书。可是，现在这本书就扯蛋了。老毛是个啥，不用给老毛栽赃，老毛自己干的那些事，已经罄竹难书。可如果信口开河，把啥都栽给老毛，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如果是出于对老毛的仇恨，倒也罢了。可是这位的这本书，越看越像是炒作。连中日全面战争都是张治中引发的了。

张治中倾向老共，淞沪之战是中国方面发动的这是近来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可是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说是淞沪之战引起的，否则，日本要了华北就够了，就不会再得寸进尺要进一步灭亡中国了，就要去打苏联了，祸水北移，中日之全面大战就不会爆发了。这是哪家的逻辑？老蒋过去因为内忧外患一再忍让，中国对日本一退再退，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已经把刀架中国脖子上了，日本进占平津。老蒋发表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日本却无视中国最后的警告，继续南下，扩大战端，要占领整个华北。到了这时，除了真正的汉奸以外，没有人会认为中国还有避战求生的退路了。还没听哪个汉奸说过，该把整个华北都给了日本，就可以避免中日大战了。淞沪开战与否，只是中日全面大战如何打的问题，而不是中日会不会全面大战的问题，中国难道该不战丢了东北，再不战而丢华北。中国如果要保卫华北，中日就不可能不全面大战。

我孤陋寡闻，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的奇谈怪论也听到些，好像也没听今天的日本右翼说中日全面战争是中国引发的。

日本背靠经营已久的东北在华北平原全面入侵，机械化机动能力充分发挥，华北单线作战，日本从容不迫，优势全部发挥，国军节节败退，这样的局面对日本有利，日本此时当然不愿意冒险两线作战。老蒋为了逼兵力少的日本两线作战，挽救华北危局，主动挑起淞沪之战，在国都附近，开启第二战线，是置之死地而图后生的拼命招数。另外，即使中国避战淞沪，而全力抵抗华北日军。日本在上海有海军陆战队的据点，又有强大的海空军，随时可以在上海登陆大批军队在中国的心脏地带，插上一刀，中国根本不可能弃淞沪防线而倾全力于华北。而日本，则游刃有余，可以以少量兵力，在淞沪牵制国军大量兵力。老蒋在华北全面开打之后，开辟淞沪战场，是一招不得不为的你死我活的胜负手。

淞沪战场，几乎放上了中国的全部精锐。日本一度被动，但是老蒋决策失误，全部主力压在海边第一线，日军海空军优势得以发挥，就这样，当时日军兵力不足，战局僵持。。后来日军改变战略，抄了国军后路，国军全线溃散。从上海到首都南京，中国原本修了多年的国防工事，如果以主力纵深部署，节节抵抗，江南水乡泽国不利日军机械化运动，淞沪战线还有可为。

题外话，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一直在拼死抵抗日本。如中国使出淞沪之战的招数，如同武侠书中的只攻不守的惨烈的同归剑法。说中国不抵抗，更多的是老共的宣传，因为拼死抵抗的大都是国军。别的国家二战打个4-5年，而中国在别的同盟国参战前，已经独力抵抗虎狼之国日本3年了，而且已经稳定住了战线。没有珍珠港和原子弹，日本也已经无力灭亡中国。持久战的结果，中国还是会惨淡的赢得胜利。卢沟桥以后，中国如何且怯战了？

这样的文章是在骂老毛，还是在帮老毛？让不了解中国的人，以为其他真正老毛他们干的坏事也是如此文作者这样信口雌黄编造的。

或许各怀鬼胎，出于各自的不同目的，老蒋和老毛都愿意开辟华东战场。说张治中
支配了老蒋难以置信。这样写确实起到反作用。

日本方面也有北上和南下派，上海打起来后，北上就几乎没有可能了。所以，斯大
林是最大得益者。

本书对“西安事变”的叙述应该是符合历史的，老毛小张都想杀蒋，斯大林不同意，
于是只有放人。从中共成立直到朝鲜战争，中国人无分党派，都被斯大林玩弄与股
掌之中，几乎是叫你们干啥就干啥，苏联利益就是中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