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六国，贻害千年
秦灭六国，实在是祸不是福，至少是对中国历史发展得不偿失。不是说六国不要统一，而是说由谁统一最好？怎样统一最有利？例如由齐国统一又会怎样？齐国面向海洋，思想自由开放，工商业、航运业发达，经济繁荣，人民富足。其国都临淄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齐国的发达、富裕、繁荣，在汉代司马相如的赋文中说得很清楚。比楚更辉煌，只略逊于周天子。但是周天子与诸侯，其实根本不可比。因为周天子可以享受各国诸侯进贡，齐可以吗？不平等竞争嘛。还有个家喻户晓的成语：齐人之福。而那个有一妻一妾的齐人，竟然靠着去坟场乞讨就能养两个老婆（当然，去的一定是富人的坟场）。齐国之富，足见一斑。
而秦国，整一个军事体制国家，所谓先进性，不过是重视农桑的一套，其实也是为军需补给而已。秦的工商业乏善可陈，商鞅改革，更是以压抑工商为能事。秦人淳朴强悍，或者帮助其成就了霸业，却闹了两则大笑话。而有趣的是，这两则笑话都和商人有关，被别国的商人捉弄、算计得颜面扫地。
一则叫做“弦高犒秦师”。春秋秦穆公时，秦军想偷袭郑国。来到边界上，给一个郑国的爱国商人弦高发现了。好个弦高，一面使人赶回郑都报告，一面大摇大摆地装作郑国的使节，牵了十二头牛，带上四张牛皮，到秦军大将前说要“犒劳”秦军。何等勇敢，又何等机智！秦军以为郑人早已知道，偷袭不成了，只好退兵。
另一则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吕不讳先生，干脆当了秦国的国相，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秦始皇，秦国整个儿给拿过来了，还顺便拿了全中国。吕先生此番“奇货可居”的投机伟业，不敢说绝后，也必定是空前。这个故事虽然只见于野史，但我相信其真实性。如果嬴政不是吕不讳的亲生儿子，吕任劳任怨，呕心沥血何苦来着？精于算计的他只会大赚一批后卷巨款潜逃。
这中间还有个范蠡辞官，在“陶”这个地方做生意，改姓朱，人称“陶朱公”。这个陶朱公也做得很成功，不仅富可敌国，人人艳羡，还自己写了做生意的十个心得指点后人，而不怕被人“偷师”。胸襟博大，目光深邃，与后世蝇营狗苟之辈不可同日而语。再之前，齐桓公的两个核心大臣，管仲和鲍叔牙，都是商人出身。
凡此种种，足见春秋战国时代，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商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这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大量记载。尤其可贵的是，司马迁不但写了“货殖列传”，而且专门为其作序，开篇就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说明直到西汉初年，商人和工商业的价值和作用，以及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上流社会中还是得到相当部分人的承认和肯定。这对工商业发展非常有积极意义，也是至关重要的。后世的史书在对待商人和工商业上眼界就远远没有如此开阔，即使偶然记载了一两个商人和若干工商业活动，也不是肯定商人和工商业的社会价值，而是籍此宣传“忠孝节义”一类。
不仅商业发达，手工业也非常兴盛。著名工匠鲁班，中国建筑业公认的开山祖师爷（现在建筑业有“鲁班奖”）就是这一时代的人。鲁班的成就不仅在建筑技术上，他还有很多属于机械类的创造发明。据说曾造了一个机械飞鸟，可以连续飞三日三夜不止。当时人们对于鲁班这样的能工巧匠也是非常推崇的，绝不想后代统治者那样斥之为“奇技淫巧”。手工业的发展也直接催生了其代言人，即墨家学派，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当时手工业的兴盛。墨子本人也是实践家，技术水平非常高。有个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墨子止楚攻宋，靠的就是用先进的守城机械对抗攻城机械。商业发展和工业发展是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没有好的产品，商业无利可图；没有好的推广，工业也找不到市场。
东周时期工商业的兴盛，有客观的历史原因。分裂的市场在造成工商业活动的隔膜和风险，加大经营成本之外，同样会带来经营者的高额利润回报。由于市场分割，各国必须互通有无、各取所需，这就在客观上制约了各国统治者不便施行过于压抑工商的政策。所以，这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时期。
然而更必须看到的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就是社会广泛和自觉的契约理念和诚信精神，否则是不可想象的。试想，如果今天签了合同明天可以反悔，收了货却不给钱，拖着赖着，谁还愿和你谈生意？谁还敢和你做生意？你尽管去打官司吧。打官司本身也要高额成本和漫长的时间，很多时候只会不了了之，判决下来也不见就对你有利，有利也未必就能执行。最重要的是，该项生意的最有利时机已经错过了，而对于工商业来说，抓住机会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于是，不仅赚不到钱，而且会因为打官司再赔一大笔钱。在远古时代，法制远没有今天严密和完备，信息远没有今天灵通和准确，工商业活动只会更依赖交易各方的自觉性，即契约和诚信精神（当然，交易的品种、数量，广度、深度远没有今天多）。
同样，对于工业活动来说，雇主和雇员、企业和政府之间也是一种契约关系。如果雇主可以随便克扣雇员工资，或者雇员可以随便旷工、怠工，或者政府可以朝令夕改、为所欲为，那么将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工商业发展和社会广泛、自觉的契约和诚信一定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因为工商业的特点是，以自愿、互利为基础进行，而不是暴力强制，这和契约的宗旨、原则是一致的。在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对契约和诚信的要求只会更高。因为跨国的商业活动不受本国法律管辖和调整。如果没有当事者的高度诚信，与及有关各国政府的配合和协调，则只会给商业活动带来极大的风险和致命打击，这个风险之高、打击之大，将阻止任何跨国商业活动的发生。
可以这样总结：尽管春秋后期，上流社会当中的契约体系已经崩溃，诚信精神已经堕落，但发源于社会基层，以工商业兴旺为基础的契约体系和诚信精神却大大向前发展了。这个新的契约和诚信当然也得益于《周礼》的启蒙和培育。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春秋战国时期，上层文化知识开始向基层传播，出现了象孔子这样一大批私立教育家（他还提倡“有教无类”），有些还形成了各种学派，从而打破了前代官办教育和贵族上层对文化知识垄断。这样，原有上层文化的中的积极因素，例如诚信精神，也必然在基层中普及。另一个可资助证的事实是，春秋时期多数见诸史书的人名光怪陆离，到了战国时期就和现代差不多了，有姓有名。这当然是因为基层人民受教育程度提高，所以出现了文化上的觉悟性（自觉给自己取姓取名，而不再以什么职业、乡籍、数目字之类命名）。这个现象也同时说明，奴隶的数目大大减少了，自由人的数目大大增加，这同样非常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可以比较后世同样的分裂时代，工商业活动远没有这样精彩，工商业人士远没有这样活跃。后世统治者压抑工商是一个方面，社会的契约理念和诚信精神遭到破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士”。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重诺言、轻生死，他们对诚信精神的执着追求，甚至到了令人惊奇、惊叹的程度。象荆轲刺秦王这样的事迹，只能发生在春秋战国。
荆轲为什么刺秦王？谁都知道，不管成不成功，都是一个死字。然而，荆轲本非燕国人，原是一个云游四海、逍遥自在的侠客，不见得就对政治的“大道理”感兴趣。秦王本人与他也没有深仇大恨。事实上，燕国的太子丹与他也没有太大交情，促成荆轲刺秦王的关键人物是田光。田光是荆轲的至交好友，太子丹原想委与其刺秦之事。田光知道自己年老不行了，于是想了个办法，以自己一死，让荆轲接下了这个重任。荆轲如想保命、反悔，机会多得很。甚至到了秦庭，照样可以悔约、告密，没准还能得到秦王嘉奖。荆轲刺秦，最大的动因就是不负知交所托。以荆轲个人的价值观，失信悔约，将有何颜面再见好友于九泉之下？
世人所知不多的还有一个高渐离。此人是荆轲的好友，善击筑（一种乐器）。荆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时，就是他击筑伴奏的。荆轲死后，高渐离改名换姓，凭着自己的高超技艺，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混进了秦庭。秦王欣赏他的技艺，却又对六国之人不放心，于是残忍地熏瞎了他的眼睛。高渐离若无其事，不动容、不改色，继续为秦王击筑，找机会逐渐接近秦王，并在筑里面塞了铅块。终于有一天，高渐离忽然举起筑向秦王砸去……
高渐离，是一个比荆轲更惊天地、泣鬼神的名字。他没有武功，没有武器，他的条件比荆轲还要恶劣得多，困难比荆轲大得多。那么他不惜忍辱负重多年，完成荆轲未竟之志，又是出于什么原因？秦王和他有私怨吗？没有。荆轲与他有约在先吗？不知道，至少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可以想象，连累朋友，甚至让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去送死，决不是荆轲所为。
“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才是最好的解释。那个年代，可以推断，在那些结义好友之间，早就立下了誓言：同生死，共荣辱，你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所以，根本不必荆轲提出，高渐离自己也会这样做。
有人可能觉得这样理解会贬低了荆轲、高渐离。好，我们再假设，这两人的行动不是出于遵守私人嘱托和盟誓，而是出于维护公理，对抗强权，伸张正义的目的和自觉性。那么，这个公理和正义是什么呢？怎么来的呢？一，可能来自于《周礼》教育中合理和积极的部分，例如规定君主必须仁爱诚信，否则就是无道失德，必须受到惩罚。然而在那个时候，事实上没有方法可以惩罚秦王的残暴不仁，制度已经失灵。所以荆、高二人的行动，正是一种对原《周礼》契约精神和原则的维护。二，即使它和《周礼》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出自于一种人类公认的道德良心准则，但不要忘记，道德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契约，只是通常不成之文字而已。道德，是人类在交往、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公认的言行准则，主要靠人的自觉性去执行和维护，其目的和结果也是互利共存。人类在交往、实践中互相调整、互相配合的过程，就是相当于成文契约的协商谈判过程。
三代以后，由于社会契约体系和诚信精神的崩溃、堕落，象荆轲、高渐离这样舍生取义的人和事越来越难寻觅，相反，只见到越来越多反复小人，甚至“三姓家奴。”
这充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基层社会依然是契约社会。所以，诚信守约依然是社会公认的最高价值观，也就是当时最大的道德。由工商业发展所推动的新的契约理念和诚信精神，最终也将带动上层建筑、上流社会的契约和诚信的重建。
然而这一切都因为秦的统一而粉碎。吕氏家族可以篡得秦国统治权，却无力改变秦国的基本体制和基本指导思想，即落后的军事体制和农桑为本的思想；他们本人也被这种体制和思想所同化，甚至可能因自己的商人出身，深知商人的能力和活力，于是变本加厉地压制工商。
本来，统一对于工商业绝对是大好事。因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出现了，工商业应该更活跃、更繁荣，更加有利可图。然而在秦国落后的体制和指导思想支配下，这种统一却是对古代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严重摧残。秦在统一前所搞的一些项目，尚有裨益经济的地方，例如郑国渠、都江堰等。统一后铺天盖地搞的大量工程，筑长城、开国道，凿灵渠，都是军事目的而非经济目的。剩下一个阿房宫，也仅是供自己享乐而已。它使用的无数民夫，是强逼征发而不是雇佣。就是说，仅有可怜的一点食物，没有任何其他报酬。于是，不仅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生产以提供剩余产品，而且使全社会失去了大量的有潜力的消费者－－就是那些被征发的民夫及其家庭。当然，被征发者不但是去做苦役，更要去当兵，其数量之大可以想见。如是者工商业焉能不停顿倒退，社会经济焉能不凋敝破败呢？
更让人发指的是，秦在统一过程中和统一后，肆无忌惮地屠杀异见者、反抗者甚至降卒。长平一战，坑赵国降兵四十万。这是比奴隶制度更残暴和反动落后的行径。道德上和思想上，后人对其的严厉控诉和批判已经不用赘述。在经济的意义上，奴隶尚且保存性命，可以继续从事生产。肆意杀人，更是对生产力的严重摧残。如前所述，不但没有了足够的生产者，也没有了足够的消费者。可以想见，秦灭六国，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发展水平遭到如何灾难性、毁灭性的打击。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的话题，如果不是秦国而是其他国家、其他形式完成统一，是否更好？是否有可能？例如，由齐国去统一又会怎样？有人说，齐不可能统一六国，因为齐腐败、无能、自由主义......所以秦灭六国是“历史必然”。
什么才是“历史的必然”？我认为，只有历史总体上是曲折地向前进这一条。但这一条，并不能否定某些时期、某些地区或者某些方面可能出现倒退。例如，大多数欧洲人就认为中世纪是比希腊、罗马时代大大的倒退，所以才要“文艺复兴”。因此，具体到某个政权的兴替，偶然性、特殊性远大于其必然性、一般性。
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必然”，大部分的“必然”不过是既得利益者为自己编的说辞罢了。事实上，齐直到战国中期，依然是六国中最强大的一国。“连横”之计，就是秦、齐联盟；远交近攻，交的也是齐。如果齐不强大，连它、交它干嘛？战国初期，齐军取得了两场重大胜利，而对手都是当时七国最强大的魏国（秦在商鞅后方强，已经是战国中期左右了），其中之一就是“围魏救赵”的典故。若齐军是一群饭桶，那孙膑有再多的谋略也没有用。就秦本身来说，直到战国后期，也不见得就有绝对的把握消灭六国。否则老秦王就不用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异人留在赵国当人质，那么也没有吕氏家族的故事了。
齐的衰落自中期伐燕开始。燕君昏乱，主动纳齐。齐欲乘机尽有其地。五国见之不允，联兵欲讨齐。齐不得不吃了又吐出来。而后燕昭王即位，一心复仇。最后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两败俱伤，齐、燕均一蹶不振。尽管成就了乐毅、田单这样的名将和火牛阵。所以齐之衰落并非必然。
如果不是齐燕相争，如果齐能成功并燕，......不说了，探讨这些假设不是本文的目的。
秦朝该不该灭亡？看看秦末的历史就很清楚了。世人不太留意的还有一件事：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时秦王朝的一支几十万人的主力部队远在岭南。这支部队不仅没有回援秦朝，甚至干脆和秦脱离关系，自立南越国。须知道，这些将士的亲人都在遥远的故乡，当时的岭南更是一片没有开发的、十分艰苦的蛮荒之地。这些将士宁可离乡别井留在这样的地方而不愿回去，因为他们知道，回还不如不回，回去的命运会更惨。这不是一两个统帅的个人决定可以左右。即使统帅不想回，而大部分将士思归，那么统帅也无可奈何。因为留而不援秦，既没有法理依据，更可能发生兵变，被乱兵杀死。所以这一切只能说明，连专制主义的暴力工具和最大靠山――军队，最后都用脚投票，选择了弃秦、叛秦。秦王朝无道凉德，大失人心，到了何种程度。
中华民族的精神沉沦，中国历史的悲剧，从秦朝开始全面拉开序幕。春秋战国，只是上流社会的契约体系和诚信精神的全面瓦解和崩溃，但基层社会的契约和诚信仍在，甚至向前发展。所以希望仍在，重建仍有可能。自秦灭六国之后，一切已不可挽回，从此踏上一条漫漫的不归路。貌似庞大的王朝政权可以暂时掩盖很多问题，但专制主义、权威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毒瘤越长越大，越长越深，慢慢地但不可救药地腐蚀着古代中国社会，使它陷入一种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怪圈中不能自拔，步履艰难，直至鸦片战争后被打了个稀巴烂。
秦后的所谓盛世，不是农业社会昙花一现的繁荣就是回光返照罢了。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这些工作，不管是谁统一都会去做，不必抬得太高。秦王朝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严重伤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摧毁了社会工商业基础，更摧毁了工商业精神，开始了历代政权压抑工商业的恶习。
二、在全国性的范围树立了一个强权、暴力压倒公理、正义的丑恶先例，不但示范了一个专制主义、权威主义的暴力政政权，而且，社会风气开始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扭曲。
三、古代中国政府的中心指导思想，由夏商周三代的恪守的“有所不为”，转变为秦开始的追求“有所为”，“大有所为”，“大大有所为”，永无止境（当然，有着种种动听的借口）；相应地，必至民之不为，大不为，大大不为。这是专制主义和暴力规则的压倒性优势，使得最高权力失去了有效的规范和约束必然带来的严重后果。权力总是和“有所为”联系的，“有所为”才可以彰显权力，有权力才可以“有所为”。
关于第二点，有几件事可以佐证：
当秦始皇威风凛凛的仪仗队招摇过市时，有两个人说了这么两句话：“大丈夫生当如此”；“彼可取而代之”。第一人是刘邦，第二个人是项羽，当时都只是草根阶层的人。这说明，对于权威和暴力的迷惑和崇拜，已经开始腐蚀部分基层群众的心灵。
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时，喊出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方面体现了对贵族官僚特权的否定，另方面，却隐隐透出某种羡慕和向往。
秦灭六国，贻害千年！其实千年已经大大客气了，至少2100多年。
【转自中华历史网上的转帖，文章起始来源及作者不详。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