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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恶之花(二) ——论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及其后人道主义文学创作
王宗琥
提要：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叶罗菲耶夫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界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作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两把利剑挑战文学中的美学传统和社会学中的伦理传统，借助苏维埃时代的历史经验和西方同行的精神分析理论，深刻挖掘植根于集体无意识当中的人性之恶。从性恶论出发，他逐步颠覆了从启蒙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苏维埃时代愈演愈烈的人的神话，从而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与自大。他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深刻认识，创立了新的后人道主义观念，为传统的俄罗斯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关键词：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后人道主义；消解人的神话 中图分类号：H106.99 文献标识码：A
3. 俄罗斯的恶之花 叶罗菲耶夫后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对人性之恶的认识。他认为，人本身就是一种充盈世界的万恶之源，人的存在是一种“恶”的存在。但他并不认为人身上的恶完全是由环境造成的，相反，他常常呼吁要现实地理解人，不要粉饰，而要看到人身上隐藏的无法预料的危险因素，看到他身上的动物本能。人的天性是历史进化外加某些天生的生物冲动的产物。如果不理解这些最基本的心理机制，就无法理解社会现象。 叶罗菲耶夫的后人道主义思想在很多方面得益于德·萨德的理论。萨德认为恶是一种对他人表示权力的形式。他笔下的人不承认他人的价值，常常化身为暴君或刽子手，只关注自己的幸福。他的“主权”意味着否定他者的主权。他所操的唯一语言是暴力的语言。在随笔《萨德，萨德主义和20世纪》中叶罗菲耶夫介绍了萨德的哲学和萨德式的主人公（性放纵者）。他指出，萨德仿佛预见到人在通往个性解放的道路上必定要犯的可怕罪行。因为人的自由和解放并不一定会引发人的自动完善，相反倒可能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促使人显露出恶的本性，断绝与人的联系。
叶罗菲耶夫塑造了自己的萨德式的艺术世界，其中主要有施虐型、施虐-受虐型和恋尸癖型几种类型。他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对萨德的理论作了某些修正。传统上施虐症，施虐-受虐症和恋尸癖被视为一种罕见的心理病态现象，往往和性暴力相联。叶罗菲耶夫指出，萨德主义（施虐）不仅存在于性暴力中，它还具有各种变体形式，表现为权利欲和独裁专制。“真正的历史施虐者要比德·萨德的主人公奸猾百倍，他靠欺骗、伪善、伪装而生存，而且他伪装的手段十分高明，常常扮演人类朋友的角色。（В. В. Ерофеев 1990: 242）所以，作家要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赋予读者另一种视力，让他们能够看清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萨德主义。最为典型的是作家8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小鹦鹉》，《和白痴一起生活》，《少女与死神》以及《三次约会》。 以下续谈有关“俄罗斯恶之花”部分的后面几方面内容。 3.2 《和白痴一起生活》：政权与知识分子的施虐与受虐（——第二部分应自此开始） 《和白痴一起生活》是叶罗菲耶夫短篇小说里最著名的一篇。该小说先被施尼特科改编为歌剧，于1992年在阿姆斯特丹首演，后来又被导演罗戈什金搬上银幕。 小说从荣格所理解的力比多出发，以精神病例分析的模式隐喻出苏维埃政权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施受虐关系。故事梗概如下：小说的叙事主人公（知识分子）被法庭（历史）裁决要收养一个白痴（权力的代表）作为惩罚。他受惩罚是因为相信并忠于抽象的人道主义学说。他从一大堆白痴中选择了沃瓦，因为他具有圣愚的气质，有预知未来的禀赋，能够表达神秘的民间意愿。知识分子梦想着通过收养这样一个白痴而与人民融为一体，渴望为了某种完全不可能的乌托邦幻想而发疯发狂。然而和沃瓦一起的生活彻底击碎了知识分子的梦想。这个看似圣洁、长着列宁额头的白痴一脱离疯人院的环境，便暴露出自己凶恶的本性。先是在房屋中央拉屎，继而强奸了知识分子的妻子，接着又鸡奸了知识分子本人，最后和知识分子结为统一战线，残酷地杀害了他的妻子。 从故事情节来看，白痴从疯人院走向社会，从圣人变为恶魔的过程实际上可看做是对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宏大隐喻：作为集权制度象征的白痴，疯人院是他实至名归的居所。在那里有管理人（宗教、道德的象征）的监管，所以他表现得平和温顺。然而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以对乌托邦思想的渴望美化了白痴，把他想象为救世的圣人，想象为虔信宗教、爱人如己的马列依·马列依奇1。于是乎，在知识分子美好理想美好愿望的纲举目张下，白痴（极权制度）堂而皇之地脱离了疯人院的监管，开始在知识分子的家里（社会的象征）横行肆虐。他把温馨和睦的家弄得乌七八糟，先是强奸知识分子的妻子（人民的象征），继而强奸他的收养者和庇护者——知识分子本人，最后与臣服于他的知识分子一道完成了对妻子（人民）的残杀。 对于白痴脱离疯人院后的恶变，精神分析学有很好的解释。弗洛姆在分析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恶时曾说，“„„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压制自己的情欲，不仅取决于内部因素，而且还受制于相应的生活环境。当环境改变的时候，被压制的欲望会觉醒并表现出来。所以，一个具有施虐倾向的人，平时可能表现得平和甚至可爱，但在极权社会（这里恐怖和施虐受到赞许）里他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恶魔”。（Э. Фромм 1999: 112-113）所以我们看到，脱离了疯人院监管的沃瓦仿佛被恶魔附体，充满了巨大的破坏力，并且始终处于破坏的兴奋之中。小说中充斥着一种普遍疯狂的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与白痴接触的人。在这样的氛围中文明的基础被毁灭，体面的外衣被扯去，暴露出无耻的、毁灭一切的原始情欲。作者运用“肮脏的”现实主义美学，自然主义式的色情描写和“精神分裂式的语言”完成了对这一切的揭示。沃瓦开始赤身裸体，他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巨大的暗红色的蚯蚓”，这个“蚯蚓”代表着驱动他力比多冲动的万恶之源。因为“蚯蚓”几乎出现在沃瓦每次恶行之前。具有象征意义的还有一个特征：沃瓦离开疯人院后就失去了语言能力，只能发出语气词“哎”和几声动物的嚎叫。这一点反映出沃瓦失去了人的一些基本条件，但他努力通过对人的控制来补偿这一不足。他的武器就是：破坏和暴力。这个不断强大的怪物毁坏着周围的一切，撕毁书籍，拉屎放屁，强迫自己的牺牲品进行虐恋。由于没有遇到反抗，他变得日益强大凶残，最终以上帝的身份出现，他的愿望即是法律。 “对施虐症患者来说，一切都应该处于掌控之中„„所有的活物都变成他自己的私有物。他操控着他们的所有反应”。（Э. Фромм 1999: 318）小说中白痴沃瓦和领养人及其妻子的关系正体现了这一点。
与施虐者不同的是，受虐者是通过受辱和疼痛等方式获得快感。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种倾向是死亡本能的表现。无论是施虐还是受虐都是个体的理智和情感的自由受压制的结果，是人摆脱无法忍受的心理困境的方式。施虐者诉诸暴力，相信对他人的控制可以为自己带来快感，而受虐者则试图通过放弃自我，变为强大之物的一部分来摆脱难以承受的无力感，而所谓的强大之物往往就是施虐者。这里面蕴含着这样一种心理机制：当一个人想摆脱内心的痛苦焦虑时，他会将这种痛苦放大到极致并放弃自己独立的个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臣服于一个强大之物，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这就形成了弗洛姆所说的施虐和受虐的共生体。在《和白痴一起生活》中，知识分子主人公在白痴沃瓦的淫威面前起先反抗，继而无奈接受，最终发展为同性恋就是这样一种表现。主人公不无自豪地说，“我和沃瓦相处得非常融洽和快乐”，和沃瓦在一起，他感觉自己强大而自信。所以当后来他失去沃瓦的时候居然像失去父亲般痛苦，整日生活在对“幸福往事”的追忆之中。 整部小说并没有局限在写真实的框架之中。日常生活的环境、三角恋爱关系、自然主义式的色情描写、精神变态等都是为了表现苏维埃时期政权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荒谬关系。作家的意图在于说明，与政权沆瀣一气的这个施虐-受虐共生体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他嘲讽“虐恋”的奴才心理，鞭笞知识分子对不自由、屈辱和所受暴力的陶醉。同时他也表明，小说反映的不是个别的或另类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中典型的、植根于集体无意识的现象，是一种恶性的解构力量。 3.3 《少女与死神》：消解世俗世界中“人”的神话 在随笔《萨德，萨德主义和20世纪》中叶罗菲耶夫探讨了施虐症和恋尸癖的关系。在小说《少女与死神》中他用艺术的手法展示了这种关系，并以此消解了世俗世界中关于人崇高伟大的神话。 在施虐的诉求中总能发现某些破坏性的成分。弗洛伊德将其视为死亡本能的表现，弗洛姆则认为是生命受到抑制的结果：“生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人应该成长，应该表现自我，应该经历自己的一生。但是，如果这种倾向遭到压制，那么指向生命的那部分能量就会转化为指向破坏的能量”。（Э. Фромм 1990: 157）而当破坏的能量达到极致时，施虐就变成了恋尸癖。 弗洛姆指出：“‘恋尸癖’这一术语是指对死人的迷恋，一般用来描述两种现象：1）性的恋尸癖——男人对女人尸体的嗜好；2）非性的恋尸癖，一般意义上的对尸体的迷恋，渴望与其在一起，看着它，触摸它，甚至肢解它”。（Э. Фромм 1992: 4） 恋尸癖是一种严重的病理现象。它是家庭和社会不正常发展的结果。极权制度下对个性的压制，无所不在的监控、禁忌和恐怖为人的破坏倾向乃至恋尸癖培育了温床。 在短篇小说《少女与死神》中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告诉我们，一个受到压抑的人会变得如何变态，如何渴望血腥的报复。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毫无内涵的普通人，但是他有一颗自命不凡的心。他的兴趣十分独特，有强烈的恋尸倾向。他喜欢去那些死亡笼罩的地方——停尸房和墓地，这些地方让他变得兴奋异常：“„„只有傻瓜才会认为，我从那里感染到了一种凄凉悲观的情绪。实际上在那里将我攫住的是一种迷恋的激情，而不是忧伤。在那里我领悟到了死亡带给人的洞穿一切的精神馈赠，我学会了冷静地评价死亡的高贵与纯洁”。在这种特殊嗜好的驱使下，他自编自导了一幕疯狂杀人的惨剧，目的居然是通过死者的葬礼来诱出死者的女友——他心仪的性对象。他与死者的女友仅有一面之交，但非常渴望占有她。他向死者打听她的电话，但死者严词拒绝了他。于是，被压抑的渴望急速朝变态的方向发展，他在与死者第二次相遇时残忍地杀害了他——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见到他心仪的性对象了——后者必定要来参加葬礼。他对自己导演的戏剧非常得意：“所有的人都来看我导演的戏剧，所有的人都嚎啕大哭。我心中的恐惧一扫而光„„我朝所有观众深深鞠躬，鲜花朝我飞来，掌声迭起„„”主人公真诚地感受到内心的喜悦和幸福，而且以这样一种炫耀的语调表述自己令人发指的罪行，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传统的人的观念的颠覆：人不是高尚的存在，而是堕落与嗜恶的动物。 对传统的人的观念的颠覆还体现在文本的互文性方面。小说的标题“少女与死神”就是对高尔基同名童话故事的呼应，内容上则与文学前辈的立意正好相反。在高尔基的《少女与死神》里，美丽的少女为了爱情不惧怕皇帝的威严，更不怕皇帝把她交给凶恶的死神去处置。最后，少女以爱情的生命之火燃起的炽热感情，融化了死神老妇人冰冷的心，象征着人类美好的感情的爱神最终战胜了死神，战胜了摧残这种美好感情的凶恶势力。所以斯大林对高尔基的《少女与死神》有一句经典的评语：“爱情必将战胜死亡”。如果说高尔基讴歌的是爱神厄洛斯的话，那么叶罗菲耶夫的施虐狂加恋尸癖的主人公赞颂的是死神塔纳托斯。高尔基臆想出来的让人惊叹和自豪的主人公在叶罗菲耶夫的笔下换成了一个沉迷于折磨与杀戮的怪物。 在整部小说中叶罗菲耶夫一直在与高尔基的“英雄浪漫主义式”的人的观念进行辩论。高尔基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人这个字眼听起来多么自豪”。这句话后来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创作准绳，在它的指导下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理想形象，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社会神话。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叶罗菲耶夫如此执着于用萨德的人的观念来对抗崇高而又抽象的人的观念。另外，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叶罗菲耶夫是在与几十年来统治人们思想的某种不容置疑不可撼动的权威观念争论，他通过挑战高尔基的权威来消解人们在精神生活领域里的迷信、僵化和偏执，从而击碎僵化意识形态的顽石。 《少女与死神》解构了关于人的伟大与崇高的神话，取而代之的是叶罗菲耶夫的后人道主义观念：人这个字眼听起来多么自豪，同时人这个字眼听起来又是如此的龌龊；爱情是可以战胜死亡的，同时爱情也可以制造死亡。 3.4 《三次约会》：消解宗教世界中“人” 的神话 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不仅消解世俗世界中树立起来的人的神话，而且消解宗教世界里关于人的神话。《三次约会》就是对著名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同名长诗的一种回应和解构。索洛维约夫认为，“如果将神性的力量植入人类的母体会导致神的人化的话，那么将人性的东西融入神的母体（教堂）必然产生人向神的自由转变”。（В. С. Соловьѐв 1989: 169）而叶罗菲耶夫则批判地质疑了将人神化的乌托邦观念。 在叶罗菲耶夫看来，索洛维约夫的《三次约会》是神话意识类型的符号。在极权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正是这种意识类型，它使人走入迷途，妨碍人们认清自我以及周围的世界。如果说，在索洛维约夫的长诗中讲述了三个出现在哲学家面前的神秘启示录幻象——世界的灵魂、索菲亚—永恒之爱，和上帝的智慧，那么在叶罗菲耶夫的小说里讲述的是一个施虐-恋尸癖男孩和施虐-恋尸癖女孩的三次约会，在最后一次约会中他们驾车在街上疯狂碾人，最后被众人碎尸。 叙述者主人公的“缪斯”奥林匹亚正好是索洛维约夫“缪斯”索菲亚的对立面。在奥林匹亚的姓——费奥多罗娃中隐含了“共同哲学”倡导者尼古拉·费奥多罗夫的姓，他主张复活所有的逝者；在奥林匹亚的名字里则蕴含了缪斯女神们居住的场所——奥林匹亚山。叶罗菲耶夫是在反讽的意义上使用这些称谓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水牛”姑娘天性的低贱——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可以掐死自己的亲生母亲。叙事主人公也是如此，与索洛维约夫笔下的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形成鲜明对比：他总是幻想着进行一场大屠杀。两个施虐-恋尸狂的每次约会都是对索洛维约夫光明崇高理想的怪诞式戏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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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曾说，热爱生命者的伦理建立在他所制定的善恶观之上。善是服务于生命的一切，恶则是服务于死亡的一切。（Э. Фромм 1992: 43）对恋尸狂来说，这些概念正好被颠倒过来。小说运用了幻想这一假定性手法来揭示植根于恋尸狂内心深处的嗜杀欲望。作家把内心深处隐秘的欲望通过幻想的方式做了真实的描述，小说的两个主人公仿佛发明了一种新的运动形式，疯狂地、异常兴奋地用自己的车子碾压街上的行人。 “我挂上二挡，我们嚎叫着冲了起来。第一个落到车轮下的是一个很有派头的盛装男人，戴着眼睛，穿着卡拉库里羔皮大衣，让人肃然起敬的一个家伙；然后我们撞了一对恋人，他们朝不同方向飞起来，很快又永远地飞到了一起；接下来，他们全都愣了一下，他们拔腿就跑，但跑的不是地方，——我们很轻松就能撞死他们：老奶奶、老爷爷们，大婶、大叔们。 他们贴到橱窗上，我们就在橱窗旁成堆成堆地把他们轧死；他们朝树跑去，腿被难看的黑大衣的下摆纠缠住，绊倒在地，我们就追上去。最好玩的是跟小青年们耍，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变年轻了”。 小说的叙事者仿佛在讲述着生命中最精彩的瞬间：他们在进行保龄球赛，街上的行人就是要被他们打倒的保龄球瓶。生命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他们唯一的渴望就是死亡，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在小说篇末主人公导演了一个充满血腥的场面，他们被愤怒的群众撕得粉碎。他们从这场杀人游戏中得到的快感有点类似于性爱带来的高潮——进入了第四维度——死亡的维度。 施虐和恋尸在叶罗菲耶夫的笔下只是陌生化和荒诞化的手段，用以揭示植根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的破坏性力量，说明恶的伦理大行其道的社会是何等堕落。和《少女与死神》一样，对人的浪漫主义观念在“心理病态” 的小说中被加以修正，而病态的东西在理想的背景中也更容易露出原形。这种理想和病态的两重性对理解作者的立场来说尤为重要，叶罗菲耶夫并不是非此即彼或扬此抑彼的二元论者，他要维护的是真理的相对性，理想和病态之中皆有可取之处。如果他只是想证明，人是一个怪物，他完全可以不用理想作参照，不用经典来互文。问题在于作家没有被片面性所左右，不管是人神的思想还是人魔的思想。他的目的是：在借鉴后弗洛伊德主义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者们创新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建立一个非神话的、辩证的、多义的人文观。 维克多·叶罗菲耶夫通过文学作品将人身上隐秘的侵略性和暴力性具象地展现出来，让现代人直面自己的无意识领域。他对人们的警示就是：“对人的过高评价对人类乃至地球上的生命都是危险的”。（В. Ерофеев 1996: 444）
附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马列依〃马列依奇》的主人公，一个虔信宗教、爱人如己的农奴。
参考文献
[1] 叶〃扎米亚京 2000 明天(闫洪波译) [M]，北京：东方出版社。
[2] Ерофеев В. 1990 В лабиринте проклятых вопросов[M].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3] Ерофеев В. 1996 Крушение гуманизма №2 // Ерофеев Вик. Страшный суд [M]. М: Союз фотохудожников России.
[4] Русские цветы зла: Антология[C]. Сост. и автор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В.В.Ерофеева. 2 изд., испр. М.: Подкова, 1997.
[5]Соловьев В. С. 1989 Сочинение В 2 томах Т.2 [M]. М.: Прав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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