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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笑言：《没有影子的行走》（长篇小说） [打印本页]

作者: 伊甸园丁 时间: 2008-12-29 20:44 标题: 笑言：《没有影子的行走》（长篇小说）

笑言：《没有影子的行走》

远走高飞之后，往往才是游子故事真正的开始：一切的变化际遇，悲欢离合，总在落地的那一瞬间攸忽演绎，使人回味不已。小说《没有影子的行走》（原名《落地》）以加拿大近年的大陆技术移民为主焦点，试图以沉稳写实的笔调，贴切描画出这一努力融入了北美主流社会的特殊群体，在双重文化影响下的临歧徊徨。

小说从计算机专家曹嘉文踏上加拿大土地开始，随著他在异地生活的逐步发展，以及他在感情上的两难选择，描写了一群新移民的生活、工作和爱情纠葛。小说中几位主人公有的从事电脑技术开发、系统管理，也有的办光纤通讯设备厂当老板、开移民公司，他们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生活富裕、工作舒心、情趣高雅，远离了过去海外文学描写的餐馆打黑工的群体，他们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相信已经融入了主流社会。但无可避免的，他们仍真切感受生活的压力、异乡的孤独、情感的挫折、文化的无依。
　　
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 7-5387-1705-6/I1619
19.00元
网上销售：xyback@yahoo.com(已售完)

附件 1 : book_xiaoyan_ad.jpg (2008-12-29 20:44, 38.94 K )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8-12-29 21:36
祝贺祝贺！

看到网友出书，俺跟自己出了半本书那样高兴

作者: 笑言 时间: 2008-12-29 22:35
谢谢园丁和thesunlover! 既然晒出来了，就贴几个评论。请批评。

拖着影子的行走－－析《没有影子的行走》中的几个关键词（之一）

赵思运(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

族国意识

　　　　老万登上468 米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指指点点，环视整个上海的时候，他觉得上海在气势上绝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座大都市。对故土的依恋，对文化的归依，悬浮在这空旷的高空。
　　　　　　　　－－节选自小说《没有影子的行走》

　　
　　种种信息一再提醒我们：全球化时代已经来临，各个民族和国家已被编织到一个巨大的网络之中，全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确实，国际之间的人才流动越来越自由，跨国或者跨洲际的国际共同体正在日益冲淡族国之间的界限，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把人们的时空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但是，另一方面，世界上的民族战争和民族争端仍然时有发生，有分裂倾向的民族主义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危险因素。英国的安东尼•D•史密斯曾经论述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并存的局面短期内尚不容易消失。现代人大都处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冲突的夹缝中面临着价值选择。尤其是留学生，在双重文化影响下，他们灵魂深处临歧徊徨的价值飘忽，更是严峻。笑言的长篇小说《没有影子的行走》里的人物命运与人生际遇就是在这两种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展开的。
　　小说主人公曹嘉文具有浓厚的的族国情结。刚移民加拿大时，与老家是圣地亚哥的络腮胡子就进行了激烈辩论。络腮胡子说他喜欢加拿大，住在加拿大，加拿大就是他的家，为什么还要提智利的老家？加拿大才是他的祖国呢。曹嘉文憋不住跟他辩论：“我最看不惯数典忘祖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他可以在地点上离开，却无法在心灵上背弃。中国是我的祖国，加拿大是我的选择，我来到这片土地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我对祖国的热爱却并不需要解释。”曹嘉文也对詹妮弗说：“我们中国人很讲传统和故土，我们忘不了黄皮肤黑眼睛。不管离开多远，长江黄河永远是老家。”有一个中国人到加拿大后，一获得加拿大国籍就去了美国，曹嘉文挖苦说：“他去美国不过两年，拿的还是加拿大护照。可说起话来，好像祖祖辈辈都在美国，比美国人还美国人。”但是，美国人不这么想，在美国人眼里，他永远是中国人。李文和不是个很好的例子吗？他努力进入了美国的所谓主流社会，结果还不是一样被人家踢了出来？中国人对于西方社会，终究是外人。
　　爱德华•W•萨义德在《知识分子伦》中说：“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留学生大多年轻有为，颇富才华，精神敏感，他们来到异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主动的精神流亡，意在流亡中获得更大的自我。但这种觉知往往是分裂的：一方面，看到了两种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西方文化可能更适合自己的发挥和自我的实现，另一方面，却又在西方文化的排斥中不得不寻找民族主义的温情以得到安慰。
　　他们都看到了加拿大的一些优点。一些事实和现象可以说明。何芳设计的产品获了大奖后，她的老板封锁消息，何芳很为难去谈，汤姆则很惊异地看着她问：“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去找老板当面谈？……当然是谈钱，要求加薪和奖励啊。这是一个公平的国家，付出了就要有所得。”西方更注重个人的合法权益，而中国则对个人的东西缺乏觉醒，这与中国人传统上对待金钱的观念与教化有关。华侨服务处主要是想为中国老年人建立一个社交场所，老年移民人数少，办不起班来，所以他们也欢迎探亲的老人去听课，汤姆说：“这是不对的，政府的拨款不应该用于其它目的。我们纳税人交的钱不该这样花掉的。”在他们的眼里，个人的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不能将个人的义务高高地压制个人的权利，个人有监督的权利。曹嘉文投诉了管理员一向蛮横恶劣的楼道管理员，使得房产公司正式道歉。在加拿大游人很多的地方，还能保持十分整洁的环境，而在国内，连天池、阿里都不能保持原貌。当地的居民操着普通话、广东话甚至英语围追堵截着游客，白色污染毁坏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圣。你要跟国内的人讲这里环境好，人家不骂你卖国贼才怪；这里的小孩子那么小就知道香蕉皮不能乱丢。加拿大所代表的西方文化是一种更尊重个人权益、相对来说更文明、更公正的文化，具有某些方面的强势。
　　留学生们到加拿大开辟新的疆域来实现自我，一方面是基于西方更加自由的空间的向往，另一方面基于对中国一定程度的失望。小说隐隐约约地传递出这一信息。“假公济私的窍门，中国人没有不精通的。别说高官巨贾，就连一般的小老百姓，也知道把单位的红头信纸拿回家给孩子做作业，出了国的则把公共厕所的手纸卷回自家的卫生间。”假公济私和官本位文化是十分醒目的。中国有些人在很多正式场合居然不穿西服，而代之以五花八门的夹克和T 恤，尽管都是名牌，却显得不伦不类。中国的教育考察团考察成了变相的旅游。考察团一行六人，全部男性。四个中专校长年龄都在五十岁开外，教育厅派的领队和翻译年轻一点儿，看上去不到四十。考察团考察完学校，然后考察风景名胜，考察赌场并亲自实践，考察夜总会并亲自按摩，可谓“深入地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本质”。所描写的他们的行为很符合中国国情。在加拿大的旅游胜地尼亚加拉瀑布的一段描写非常出色：
　　
　　“考察团的同志们兴致勃勃，同一个位置，同一种打扮，甚至同一种表情，轮流上场，请曹嘉文替他们拍照。夸张的时候，曹嘉文脖子上挂着六个傻瓜相机。老万开玩笑说，再穿一件到处是口袋的马甲就更像摄影记者了。曹嘉文摇头说不像，怎么看都像卖玩具照相机的。”　
　　（曹嘉文和老万）“把客人们拉到各个景点参观。本来六套西服站在一起就挺扎眼，再加上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要摄影留念，单人的、双人的、合伙的、分组的、集体的，名目繁多，招摇过市。更有趣的是行动整齐划一，上厕所也是一排六件西服，醒目得很。”
　　
　　非常的中国特色，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
　　留学浪潮的高涨可以说是希望与匮乏双重处境结合的产物。新移民到加拿大以后，都拼命地希望挤入主流社会，努力在新的土壤里落地生根。加拿大的移民签证，照字面直译就叫“落地纸”。曹嘉文和苏南按部就班朝九晚五做白领，老万头脑灵活抓住机遇开了移民公司，而禀赋着东方女性特有温良品质的何芳嫁了洋人，生了可爱的混血儿子，在事业上更是一帆风顺……他们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融入主流社会。何芳甚至教育曹嘉文天天换领带，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然要入乡随俗，融入主流社会！强调这正是原汁原味的西方文化，要慢慢适应。
　　但是，他们真的“落地”了吗？不！“他们的‘洋派 ’终究不能彻底，而对于故乡，他们已是异类。”他们是在民族的缝隙中漂泊着的一群。他们加入了全球化的潮流，又被全球化挟裹着，找不到自己的根基，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化势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使产生了全球化文化，也只是一种没有传统和时间归化的弱记忆文化，一种游弋不定的文化，也只能是虚构的神话。所以，这个群体的惜惜惶惶，主要是找不到精神和灵魂的家园。对于他们来说，民族的记忆主要就是身边的中国人和日常生活的夹缝里同族人偶尔使用的中文。小说有一段写老万在上海老家登上东方明珠电视塔时的感受：
　　
　　“登上468 米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指指点点，环视整个上海的时候，他觉得上海在气势上绝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座大都市。对故土的依恋，对文化的归依，悬浮在这空旷的高空。人生的道路，往往是由环境决定的，自己的选择，无非是大前提下的自我安慰。老万的记忆倒是被老人们唤醒。那时候住在狭窄的弄堂，他跟着妈妈到菜市场买菜，鸡毛菜几角，猪蹄膀几块，至今还记在心里。大白兔奶糖是考了双百才有的奖励。难得去老城隍庙吃几次小吃，回回不重样。南翔小笼、乔家栅点心、王家沙点心、油汆馒头、生煎馒头，还有很多忘了名字的。熟悉的房间，熟悉的家具，只不见了他的旧床。当年他结婚挤在家里，床的质量不好，总是吱嘎吱嘎响，搞得他早晨起来没有面子。老万太太干脆管那床叫“计划生育床”，监督他们，少干坏事儿。”
　　
　　是啊，他们依靠记忆恢复了民族感受，心灵深处最温柔的领域。但，他们“对故土的依恋，对文化的归依，悬浮在这空旷的高空”！这是多么精妙的隐喻！
　　老万有着很浓的母语情结。他一方面需要运用英语作为交际工具，另一方面又想永远勿望中文作为自己的根基。老万反思：“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也离不开自己的母语吗？”他们认同的焦虑同时也遗传给了孩子。孩子是没有民族记忆的，为了维持孩子的国家、民族的认同，唯一的方法是想办法让孩子学好中文。老万最忧虑的是：“中文对于孩子们，正像他们对于父母，越来越遥远。”小说有一段说的很好：“出国的人，很少不打孩子的旗号。都说自己出不出国无所谓，千方百计出来是为了孩子的前途。孩子生活在这里，遂了大人的心愿。可孩子们多半再也不会回到中国去生活了，他们何必要费那么大劲儿学中文？有意义吗？英语和法语已经够他们应付的了。上学是外语、电视节目是外语、小孩子之间的玩耍还是外语。跟同学相处的时间比跟父母亲近的时间多得多……”“大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同时拥有两种文化。这种企图自己都实现不了，孩子又怎堪重任？大人的职责是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子孙后代的义务。”孩子的顶撞：“别老说你们出来是为了我，我压根儿就没有选择过。你们自己放弃了中国，现在凭什么要我说中文？如果说爱国，你们干吗熬着盼着要入加拿大国籍？”这不仅仅是情绪性的语言，也确实令我们深思！詹妮弗不也说吗？“你们很奇怪，平时你们中国人自己在一起，老爱说中国的坏话，可别人说你们中国不好吧，你们还挺恼火。要说你们爱国，你们又千方百计办移民，逃也似的离开自己的国家。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中国人！”
　　他们是永远矛盾着的一群，精神价值分裂了的一群，是被价值选择悬在空中的无所依傍者！“故乡是永远的，传统附丽于那片土地。一旦走开了，再说什么都没有临场感。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已经被自己的传统除名，也许那个智利人说得对，干脆抛弃自己的传统，换成加拿大的，才会快乐。传统是游子的影子，一个没有影子的行走，接下来的，必然是孤独。于是，他明白了，他渴求苏南、渴求何芳的愿望何以那么强烈，他是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可以匹配的影子。”
　　萨义德说：“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新移民的出路不是执着于一端价值的抉择，而是要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面对自我本体的实现与生命感受的最大敞开。实际上，我们每一次身体的转移都是一次“被抛”，一生中我们不知要面对多少次“被抛”状态！那么，每一次“被抛”就应该是一次新的“开始”。萨义德在《开始：意图与方法》（Beginnings : Intention and Method,1975）中深入探讨了“源始”（origin）之不可能及“开始”的意义，主张没有神化的、单一的、特权的“源始”，而是不断重新检验的、复数的“开始”，这些“开始”不仅因应不同情境的需求而产生，而且是“产生意义的第一步”。因此，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崇拜，着重在不同历史情境、社会背景、文化环境、政治脉络下所开展的新意。也就是说，传统、民族、国家曾经是我们的“源始”，但不要把它当作沉重而冗长的辫子或者梦忆而阻碍了自我更加丰富而充盈的人生体验的发展。我们能够有主动的“被抛”，为什么不能有主动的“开始”呢？
　　小说的反思是极其深刻有力的：“文化是根植于传统的，传统离不开孕育它的土地。坚持与生俱来的传统，又走在别人的土地上，结果只能是孤独。这孤独可能很凄美，但注定不会有结果，两种传统相互抛弃相互扼杀远比相互接纳相互扶植来得容易。”前言也写到：“兼顾两种文化始终是移民美好的愿望，同时也是他们痛苦的根源。传统文化是游子永远的身影，没有影子的行走，艰难而怪异。移民只属于自己，坚硬的灵魂下面，他们的‘洋派’ 终究不能彻底，而对于故乡，他们已是异类。”其实，表面上看，他们的行走是没有传统的影子的，而实质上，在灵魂的底层，传统的影子、传统的因子已经深深地内化并积淀下来了，他们每个人都拖着过于沉重的、冗长的传统的影子在负重而行。因此说，他们的“没有影子的行走”，其实是一种“拖着影子的行走”。
　　苏南父母的话永远教人放心：过得不自在就回家来。“可她知道她不会回去了，她离开那块土地费了多大的劲儿啊！也许这就是代价吧。她坚信自己不会被自己追寻的文化所抛弃。她深谙这个社会的法则。”苏南的去国也许更艰难、更决绝，所以，她的影子或者传统的辫子可能更少一点、更短一点，但她过于认同“自己追寻的文化”，很可能会丧失自我。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要学会超越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在“开始”中产生“意义”，而超越的唯一基点是“自我”，让自我充分地展开。尊重自我的生命感觉而不为文化所累，让自觉的个人意识在坚硬的族国意识的外壳内部发育成熟并且突破外壳，外面的阳光就会眩目地沐浴着你。
　　诚如小说作者笑言在前言里所说：“终极意义上的超脱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个体超越传统、超越族国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个形而上的终极标准，应该是明确地存在着的。这一终极标准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来说，都具有久远的意义。

作者: 笑言 时间: 2008-12-30 10:53

拖着影子的行走(之二) －－析《没有影子的行走》中的几个关键词（之二）
赵思运

家庭

　　当族国意识强烈地困扰着新移民的时候，我们同样地想到一个相关的关键词：家庭。这个词仍然指向它们身心异处的存在。我把族国与家庭这两个关键词放在一块儿来谈，主要是因为在小说里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的现实语境折射出极富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信息，从而成为特殊的文化符码。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那样更注重国与家的关系。在西方，“国”（country或nation）与“家”（family）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在中国，“国”与“家”构成一个词——“国家”。之所以能够构成一个词，是因为二者具有同构性。历史上，在中国，国家的统治秩序往往通过家庭的治理方式来实现，“君为臣纲”其实与“父为子纲”是异质同构的，“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老人统治成为中国特色，“克己复礼”的伦理规训成为政治原则。残酷的等级制度的钢性管理就转化成了温情脉脉的人性枷锁的柔性熏陶。所以，政治的伦理化和伦理的政治化，二者水乳交融地浇铸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为什么中国人离开祖国把自己称做“游子”？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妨。”离国与离家是同样道理，无论离家还是离国，都是“游子”。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把祖国称作故乡、为什么把对祖国的思念叫做“乡愁”。“传统是游子的影子，一个没有影子的行走，接下来的，必然是孤独。于是，他明白了，他渴求苏南、渴求何芳的愿望何以那么强烈，他是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可以匹配的影子。”这句话似乎可以看作小说的题眼。曹嘉文之所以把去国之孤独通过对成家的愿望来补偿，把苏南与何芳比作游子的“影子”，原因就在这里。他苦苦追寻的东西，既是对个人家庭的渴望，又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二者都是“游子”的精神和灵魂之“家园”。小说所展开的双重叙事其实是异质同构的。
　　由于，不同的民族与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国家观念所制约下的家庭、婚恋观念也有很大的不同。曹嘉文、苏南、何芳、汤姆，还有方海伦，他们都是处于不同国家文化相冲突的背景下来寻找作为灵魂家园的家庭的。小说隐隐约约地流露出这么一种信息：对感情与家庭的追寻应该与国家的认同一致。这个信息具体说是客观事实（fact）还是主观见解（opinion），我尚未分辨清楚。加拿大女教师詹尼弗也表示了对曹嘉文的好感，甚至有挑逗他的意思，但他并不为所动；他在何芳和苏南这两个中国女性之间进行选择而不是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作出选择，西方女人已经先在地被排除在选择项之外，可见，曹嘉文对女性的追求、对家庭成员的组成，是极大地受制于民族的认同的。而何芳与汤姆的离异、方海伦的悲剧则是在潜意识地向我们表明：来自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成员所组成的家庭是不牢固的。
　　这些新移民家庭的困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民族文化背景的冲突，二是人性内部的耗散。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东西方在家庭观念上虽然有很多相同点，比如稳定感、温暖、亲情的渴求，但是也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特别注重在家庭中获得的享受，享受生活，享受生命，强调结果；中国则是注重奋斗，强调过程；西方强调个人的独立与公平竞争的现代观念，中国强调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传统的生死依恋；中国强调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西方强调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民族文化背景之不同带来的家庭内耗主要是通过何芳与汤姆的关系来呈示的。
　　何芳，作为一个现代女性，较多地秉承了中国传统美德，吃苦耐劳，挚爱丈夫，关心孩子，但她倾注精力最多的还是事业，后来自己注册了一个光纤通讯器件有限公司，她的事业越做大，为了生活、为了融入主流社会，她付出了很多很多。她成功了，但在家庭上失败了。汤姆无法容忍她的拼命工作。尽管她也想“去卢浮宫欣赏那幅嵌在墙里的蒙娜丽莎，去巴黎圣母院抚摸卡西莫多敲过的大钟，我们还可以沿着赛纳河漫步，透过那些精致的铁门，看几眼法国人精心照看的花园。我们还要在街边喝咖啡……”，但很快就说：“我现在需要时间，需要自己支配的时间。我满脑子都是主意，需要我投入百分之两百的精力去实现它们。”她和汤姆都需要温情与享受，但何芳可以为了事业暂时放弃家庭，汤姆却主张家庭第一，他最怕的就是何芳没有节制的加班。何芳说：“你有你的事业，我也有我的，这对我很重要！”汤姆说：“什么都没有教育下一代重要，我多么希望你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我回家看到你们的笑容，会开心得要死。”汤姆一脸憧憬。“工作固然要紧，家庭才是第一位的。”他说：“你工作那么卖命为了什么？你完全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工作无非是为了赚足够的钱享受生活，家庭才是生活的核心。我们都几年没有一起休假了？我班上的犹太同事，星期五下午太阳落山以前是一定要赶回家的。周末他铁定了要和家人在一起，公司出了天大的事儿也休想叫得动他。结婚这么多年，我们的家像个正常的家吗？”小说有这么一段叙述：
　　
　　汤姆的薪水一涨再涨，何芳的工资也不低。她争取到加薪以后，工资与汤姆旗鼓相当。眼看买房子的贷款即将提前付清，汤姆心里说不出地舒坦。何芳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辞职自己办公司，汤姆当然不同意：“亲爱的，我们奋斗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总算安定下来。你现在的工作不坏，老板不管怎么说还是很器重你。你把这么好的一份工作丢掉，自己去冒险，成功有多大把握？”何芳双眼充满藏不住的兴奋：“我看重过程胜过看重结果。”汤姆依然耐着性子，但语气已经略带嘲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该有的都有了，孩子有了，房子也有了，各人有各人的汽车，工作也有保障。假如你真的不高兴再给你老板工作，你可以辞掉工作呆在家里嘛！我的工资完全可以养家糊口。
　　
　　可以看出，我们不能怀疑汤姆说的话也是真诚的。同时，汤姆对何芳也有一种性别歧视，他一开始没把何芳的小公司当回事儿，觉得只有他们的飞机才叫产品。“似乎从来没有把她的公司放在心上，说起来总是玩笑的口吻，仿佛她的公司充其量只是一个妇女聚会的俱乐部。她与汤姆谈话越来越困难，多谈一次，就多一重隔膜，恶性循环，积重难返。何芳心里充满悲凉。”在关于FSC 公司想要购买何芳公司的事这些生死存亡、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汤姆表现十分冷漠。他们的分手最终还是异质文化导致的。西方文化注重人本主义，中国则往往在人本身之外寻找意义。这其实也颇值得我们深思。假若我们所寻求的身外意义最终指向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时，这个意义是正值的；假若有的时候，身外意义却会成为对个体生命的异化，则是负值的。历史上有多少知识分子象屈原一样愚昧地把生命寄托在腐虚幻的君王理念最后绝望而死！现实中又有多少普通人拼命地追求金钱从而成为物欲的奴隶！也就是说，身外的意义有正副两极。西方的人本主义文化，找到了最根本的社会发展基点。这可以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尺。但不要把这一标尺过度神化，因为，个体的享受也具有两极价值，它同样需要正值意义的规约。
　　在家庭观念中，中国特别强调对家庭的责任感，强调家庭关系，形成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西方则强调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注重个人自我思考，自我作出判断，自我掌管命运，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尊重。曹嘉文和苏南的家长一再地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重新考虑个人问题”，很能体现中国家长的责任感和关系神话内涵。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曹嘉文很羡慕阿米莉尔，洋人的父母把决定权完全交给孩子自己，不管孩子的选择和自己的期望相差多少，他们都能坦然接收。20多岁的姑娘与一个40多岁的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女儿的路易交朋友，父母与他们平等友好。中国的父母哪能有这样的宽容？在对待前妻及子女方面中国人责任感会更强。一个在国内是跳独舞的朋友出来以后离了婚，自己带一个女儿，后来嫁了一个洋人，那洋人对她倒是千呵百护的，但坚决不负担她女儿的生活费。中国人对此会大惑不解，因为中国男人接纳一个女人，就会接纳她的一切。曹嘉文在中国大陆的儿子一方面作为曹嘉文的精神温情所在，另一方面，他把儿子带过来发展又是在尽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他的儿子难道不是中国家族文化传统的小尾巴似的象征？
　　小说《前言》说的好：“如果说何芳是一个异邦的中国化存在，那么年轻的苏南则是一个中国的异邦化演绎。虽然苏南的北美化还不够到位，但她在精神上的主动投入，使她势必在心理上超越何芳。对于苏南，从来没有什么异邦，脚下的土地就是自己的家园。”苏南本是积极主动地要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特别认同加拿大的家庭观念：“人人都有权利享受生活。周末属于个人，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儿。在加拿大，家庭第一，亲情至上。”不过实质上，苏南也是中西文化的骑墙者。她也像何芳一样曾经与一个加拿大人恋爱。她公司的项目经理卡尔四十出头，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他在乡下有幢别墅，一帮朋友聚会的时候，他请苏南去过几次。苏南的洋作派已经很到位了，但还是受不了卡尔人前人后，张口闭口就说前妻如何如何。从祖上沿袭下来的生活习惯，代代相传，毕竟不是可以轻易模仿的，许多骨子里的东西，就算硬性模仿，也让模仿者如鲠在喉。苏南还是在异质文化的疏离中与卡尔分手了。关于个人感情问题，她一方面表面上象西方一样那么达观，当曹嘉文表示出不愿结婚的意向时，她知道他们也许没有结果，却说：“我知道，我不在乎将来的事儿。”几年来，苏南生活在这个国度，倒也耳濡目染，见身边不结婚的人多了，比那些同床异梦的夫妻还要快乐。安慰自己今天的誓言干吗要变成明天的束缚？——连《圣经》都说：“你看天上的飞鸟，既不种也不收，上天尚且看顾它们，你们做人的为什么要忧虑明天呢？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虽这样说，但她内心绝对需要一个结果，“要么全部，要么不要，这是苏南一贯的生活原则。”她与何芳的默默的较量足以说明了问题，而且在她与曹嘉文的交往过程中一直有不稳定的感觉，这种不稳定感有二：一是曹嘉文是不是真的不结婚；二来是何芳的潜在竞争，在她的眼里，爱情的竞争就象“幸存者节目”一样残酷。平安夜里的不平安的事件，正是她长久压抑的不稳定感的骤然爆发！后来，曹嘉文反思到：“他和苏南，也许是因为各自太独立了，人格独立经济也独立，一方不依赖另一方完全可以很好地生活。他们不象贫贱夫妻那样休戚与共，也不象同桌读书的小夫妻那样共同拥有简单而纯真的往事。”其实他对苏南还是误读的，苏南对曹嘉文的决绝，不是因为她已经西化得“太独立”而失去了中国人的“休戚与共”，而是由于曹嘉文对她的深深的杀伤力！他对她的伤害使得她产生了报复心理，而“报复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享受快意的时刻，自己的心也遭割锯，正如眼前被切开的树干和一只只挂在树干上承接枫糖浆的桶，枫糖是甜的，代价是树干上不可复原的刀口”。她内心深处深深地积淀下来的仍然是传统的婚姻与情感型式，一种浓得化不开的结。而她表现出来的其实往往都是表层，比如：当老万为她和曹嘉文再次牵线以消除误会时，她以西方的观念默默地责怪曹嘉文：“都生活在国外这么久了，曹嘉文怎么还使用国内找领导、找妇联、找工会的方式？这本来是非常个人的私事儿，怎么可以随便跟老万说？看来曹嘉文连这点儿基本的西方文明还没有学会。”而她的内心也不是真正的西方文明。
　　造成这些新移民的家庭的困境的第二个方面来自人性内部的耗散。比如忠诚与背弃、奉献与利己、责任与享乐等对立因素往往是不同程度地并存着的。德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曾经说过：“说人是伟大与渺小、光明与黑暗、崇高与卑鄙的混合体，我不是在责备人类，而是在给人类下定义。”他看到了人的复杂性与人类的弱点。人性是不可以简单地进行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归类的，在特定情境下，对立的因素可以互融与转化，每一种情况又都有它的合理性。曹嘉文给何芳回信说：“感情天生不服从驾驭，人生最难的从来都是选择，也许选择放弃比选择争取更让我们快乐。你说的那种感觉我懂，但那感觉有时让人想哭，倒不完全是痛惜眼前，大概更多是悲叹未来。不管我们怎样做，心中都会留下遗憾。到底什么是理智，什么是感情，什么是罪恶，什么又是可以原谅的？”大家阅读《没有影子的行走》中复杂的情感纠葛，是很难分得条理清晰的。而这正是尊重了人性之复杂性。
　　这种复杂的人性当然会造成内耗，而这内耗有时并不是体现在轰轰烈烈的宏大事件，而是日常琐事，比如吃饭的习惯、说话的习惯，等等等等，往往构成人性内耗的巨大的“场”，构成生命的底色，可谓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曹嘉文与前妻的离异，主要原因是，他经年地熬夜编写程序，无休止地接待怒气冲冲的用户，使他的性格一度乖张而又寡言，以至于难得回一次家。“时间长了，孩子见我象生人，话都没的说。一个家，免不了有些体力活。我不在家，她只好求人帮忙。不说别的，单是为了避嫌，也不能总叫别的男人啊。慢慢地，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就派生出许多事端，变成争吵的根源。到了大家都不愿意再忍耐的时候，就只好分手了。”自从经历并结束了那一次失败的婚姻，他就认定婚姻是蛇，自己是遭咬的农夫，拿定主意不再结婚了。所以，他面对苏南的感情进攻一直犹豫不决，他并没有打算跟苏南组成家庭。每一次他有了家的感觉时，总是担忧紧接而来，“是家的温暖，也是家的琐碎”。在他与何芳、苏南的交往中所出现的误会也是在日常琐事中发生的。曹嘉文说：“我早跟她说过了，我不想再结婚，结婚我有压力。”于是，他就象苏南所说的：“他的生活，是一个孤立的城堡。她的爱情，只是城堡可有可无的访客。也许，他选择的就是这样一种感情平淡的生活。他因此而免受伤害，但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乐趣？”
　　他们都是一群智者，因而他们都活得很累；因为他们很认真地活着，所以他们都活得很累。家庭的理念本来是指向温情与归宿，但他们谁也没有寻觅得到。经过了多年的情感的风风雨雨，他们都成熟了。何芳说：“爱情象这鸡尾酒，原来的味道各是各的，一混合，就没有自己了。”何芳说，“婚姻象这壁炉里的火，看上去轰轰烈烈，其实等待着的是一堆灰烬。”何芳说“（我们）不得不学会妥协，我们就慢慢懂得用欣赏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过去，以及过去的感情了。总算知道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合适不合适比相爱不相爱更重要。”苏南也终于理解了曹嘉文得孤独、无奈与脆弱。曹嘉文说：“有这种默契，未必就是幸福，只不过多了一重思考。”他们都成熟了，但我们却觉得他们恰恰失去了一些什么。什么呢？又说不清楚。
　　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忘记：方海伦。小说对她着墨不多，但她一直隐约不断地出现在小说里。我觉得她不仅仅是一条线索，更重要的是，作为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自我抉择，她是另一种参照。她是年轻美貌的二十岁的英语专业大学生，本科没毕业就嫁给了七十岁著名糖业大王阿库德，她为了自己的生活幸福，没有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与奋斗，就轻松地、无条件地进入了西方主流社会，从而失去了自己。在异地，她被迫学会西方礼仪，她被迫介入极其另类的生活方式，她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逼迫转向同性恋，转向网上做爱。这一切都是为了一张加拿大的身份。最后，因精神失常裸奔街头，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存在主义哲学有一个非常理性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人都有自我选择的自由，而同时又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但人真的有选择的自由吗？人对自己的选择又真的能负责得起吗？方海伦最初的选择是自由的、主动的，她当然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但后来没有了选择的自由；她想追求一种更实在的生活，但最终的结果是她无法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精神失常的疯狂中得到自由。由于结构的特定安排，小说没有对海伦进行丰满的刻画，几乎就是简笔勾勒，从而成为黑格尔在《美学》中否定的象征性人物。其实，作为东西文化夹缝中生长出来的一朵妖艳而又早凋的花朵，其象征意义对于每一个移民来说都是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
　　他们的结局到底会怎样呢？小说很高明地运用了开放式结尾，向大家敞开，让读者自己去思索，与小说文本构成互动效果。最后，我想以表达曹嘉文在“国”与“家”中双重碎片感的极富哲理内涵的一段文字作结：
　　
　　“他想起了那幅拼图，最初在詹妮弗房间见到的那幅冬景。不知她是不是已经拼完了？拼图游戏完成的时候，每一个独立单元都可以找到自己准确的位置。人们忙忙碌碌，高贵或卑微，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自己不过是这个世界上一块小小的拼图而已，色彩艳丽也好，精雕细刻也罢，都只是单独的碎片。有趣的是，这些碎片时时刻刻都在改变自己，企图嵌入新的位置。于是，生活这张大拼图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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