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非常偶尔,会出现一个天才。他超越世人所知的通常规律,天马行空,令人景仰、感叹而无从模仿,无从评说。比如莫扎特,他的音乐似乎来自天庭,似乎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尽管电影《莫扎特》(Amadeus)对他乐曲的产生做了一些暗示,比如岳母的唠叨不休启发了他《魔笛》中夜女王的咏叹调,然而,研究莫扎特的专家们从来不做此类假设。音乐在各种艺术形式中最抽象,最具有数理逻辑,最可以按照自身规律演变,最不必模仿自然与生活,最可能直接反映理念。莫扎特的作品充分显示了这些特点,令人不得不称他为天才。然而,大多数作曲家的作品的确与生活密不可分。他们的作品也可能炉火纯青,但我们不难追本溯源。比如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83)的歌剧《特利斯坦和伊索尔妲》(Tristan und Isolde),就比较容易探讨。生活与艺术的融合,音乐与剧情的融合,乐队与人声的融合,宣叙与咏叹的融合,都在这部歌剧的创作和内涵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并成为瓦格纳风格的典型标志。
瓦格纳这部歌剧创作于流亡期间。他曾热情投入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在《人民报》上发表了题为《人与现存社会》和《革命》两篇文章,而且还参加了“五月起义”和德累斯顿的街垒战,试图推翻王权。普鲁士国王的军队镇压了起义,瓦格纳受到通缉。世人,包括他的妻子明娜(Minna),都认为他是大逆不道的贼子。流亡瑞士时,瓦格纳长期住在苏黎世富商威森东克(Otto Wesendonck)提供的别墅,东道主年轻漂亮的妻子玛蒂尔妲(Mathilde)是个作家,也爱好哲学和音乐,自然成为瓦格纳的红颜知己。在创作《特利斯坦和伊索尔妲》期间,曾经背弃丈夫与军官私奔的明娜,径自拆阅了瓦格纳给玛蒂尔妲的密信,即而狮吼。瓦格纳终于忍受不了那无休止的争吵,独自迁居威尼斯。后来,在排演这部歌剧期间,瓦格纳又爱上了乐队指挥彪罗(Hans von Bülow)的妻子蔻西玛(Cosima)。在正式演出前两个月,她生了个女儿,就取名为伊索尔妲,瓦格纳当了教父,其实他也是生父。直到蔻西玛又为瓦格纳生了两个孩子以后,才和彪罗离婚,并嫁给瓦格纳。蔻西玛是李斯特的私生女,颇得这位钢琴大师的真传,也是个杰出的钢琴家。她比瓦格纳年轻24岁,两人的确是真情相悦。甚至在瓦格纳去世后,她还紧抱其尸身不放,长达24小时。
毫不奇怪,这样的生活经历启发并融入了瓦格纳的歌剧《特利斯坦和伊索尔妲》。歌剧的故事来自13世纪初高特夫里德(Gottfried von Strassburg)的同名叙事诗,但瓦格纳自己写剧本,删繁就简,突出了爱情的魔力。原诗只讲迷药的作用,说那是一种“爱之甘醇”,饮后,第一眼看见谁就会爱上谁。那是古人表达爱之不可理喻的一种简洁说法,是对命中注定两情相悦的一种隐喻,对爱情至上合理性的一种解释。经过几百年游吟诗人的说唱,爱情超越宗教、道德、荣誉、忠诚、友谊等传统价值观念,这一思想在欧洲逐渐深入人心。到莎士比亚写《罗密欧与朱丽叶》时,已无需迷药,只需一见便钟情了。但瓦格纳试图使特利斯坦和伊索尔妲的爱情更加合理化,更加崇高。他在歌剧中通过倒叙和阐释让我们知道他们自始至终都相爱,迷药不过使已有的热情更加狂放。早在替其君主马克求婚之前,特利斯坦就在疗伤期间与伊索尔妲共陷情网。伊索尔妲因为要另嫁他人,而决定服毒药以根绝无边的痛苦。特利斯坦也愿意与她共饮毒药,了此一生。但伊索尔妲的忠心侍女布蓝甘妮(Brangane)以迷药代替了毒药。于是,二人的私恋化为不可遏制的热情。伊索尔妲与马克婚后不久,和特利斯坦在宫中花园里幽会,被发现。特里斯坦万念俱灰,故意让梅洛特(Melot)武士刺伤。侍从库汶那尔(Kurwenal)把奄奄一息的特里斯坦带回家。伊索尔妲随后赶来,企图再度为他疗伤,却只来得及把他抱在怀中,看着他死去,并与情人共赴黄泉。
歌剧可以通过歌词和剧情来帮助听众理解要所表达的母题,尤其有助于理解较次要的母题。迷药的母题比较明显,每次提到迷药,母题都会响起,很容易记住。但另外一些母题要格外用心听,比如第一幕的背景在特利斯坦迎娶伊索尔妲的船上,海面上传来一个青年水手的歌声,那是他告别爱尔兰姑娘的情歌。瓦格纳巧妙地运用歌中“清风徐徐吹向我们的家乡”(Frisch weht der Wind der Heimath zu)这一乐句,让它在这一幕中如海浪涌动般一再出现,可以称之为海的母题。当伊索尔妲知道已经快到康沃尔(Cornwall)王国,即将与情人分手而内心愤激时,这母题也澎湃起来。当伊索尔妲因特利斯坦未来答话,眼看自己要嫁给一个陌生人而怒不可遏,甚至祈求天神毁灭全船时,这母题愤然轰响,犹如巨浪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