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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 ─ 里程 [打印本页]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7-1-8 09:59     标题: 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 ─ 里程

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

里程


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研究是和谐一致的，它不仅符合科学而且大大地超越科学。这是基督徒对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所持的观点。笔者现在从几个侧面来阐述这一观点。

《圣经》中的科学预见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专著，乃是一本论述神的创造、神对人类的救赎和神的国度、神所默示的巨著。然而，《圣经》中确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预见，远远地超前于人类的认知，日益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令人惊叹、折服。神并非刻意藉《圣经》向人们传授科学知识。《圣经》中的科学预见乃是创物主在启示人们时一种自然的流露。正如诗人所赞叹的那样：“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诗十九１～２)。莫琴博士(Jean Sloat Morton)在《圣经中的科学》[1] 余国亮博士在《物理学家看圣经》[2] 等书中，对此都有集中的论述。我仅举几个例子以飨读者。

地球的形状、浮动和转动：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球体，悬浮在宇宙中，不停地自转和绕太阳公转。但古代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古代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四周被大水围绕，只要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大地的边缘；同时，当时认为地球是被支撑和固定不动的，太阳系的所有星辰都以地球为中心旋转。地球是如何被支撑的呢？印度人认为在地面之下，有力大无穷的四只大象支撑著，大象则站在象征力量的乌龟的背上，乌龟又卧在首尾相衔的眼镜蛇上面。至于眼镜蛇又被何物托住，就不得而知了。巴比伦人则把地球当作在海上浮著的一座空山，并相信地球内部十分黑暗，是人死后的住处。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可笑，但古代能提出如此的假说已是相当杰出的了。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第一个提出地球是圆的这个观念是希腊人。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说地球是圆的，但他这种概念源于他认为圆球在所有几何形体中最完美，并没有任何客观的事实根据。其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地球是球形的第一个科学依据：月蚀时月面出现的地影是圆的。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htenes)第一次算出地球的周长。一五二二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Magellan Ferdinand)领导的环球航行，证明地球确为球形[3]。《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二节明确写道，“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为幔子，展开诸天为可住的帐棚。”“大圈”一词在希伯来原文中，是指一个立体的球面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弧形，《圣经》清楚地启示了地球的形状。〈以赛亚书〉写成于公元前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先于毕达哥拉斯的假说二百年，早于麦哲伦的航行两千多年。

地球静止不动的“地心说”观点，直到哥白尼于公元一五四九年提出“日心说”后才被动摇。十七世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方可解释地球之所以能悬浮在太空，乃是地球和太阳之间引力相互平衡的缘故。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然而，关于地球的悬浮和转动，《圣经》早就指明了。〈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经卷之一，成书的具体时间难以考证。书卷的主人翁约伯是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人物。不少学者认为〈约伯记〉的成书时间要早于摩西五经(成书于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左右)，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写于以色列民族被掳回归之后(公元前六世纪)。不管怎样，〈约伯记〉起码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早两千年以上。〈约伯记〉早已指出地球是悬浮在太空的，“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伯二十六7～8)。

由于地球的自转，才有昼夜之分，这是几百年前人们才懂得的事情。而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新约圣经》，对此早有暗示。主耶稣谈到何时再来审判世界时就提示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十七30～35)。两个人在田里干活，是指白天；两个人在一个床上是夜里；女人推磨多在清晨和傍晚。为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刻既是白天又是夜里，既是清晨又是傍晚呢？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刻，在全球不同的地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是中午，在美国却是午夜，在其它地方可能是早上或傍晚。主耶稣这样说，明确地启示人们：地球是不断转动的，神的救恩是普世的，神的审判是全球性的。

地球的风向系统：太阳的照射和地球的旋转是形成地球风向系统的两个主要因素。乔治'哈德里(George Hadley)于十七世纪第一次提出空气在赤道与两极回流的理论。赤道的空气受热上升，两极的冷空气因此会向赤道移动；赤道上升的热空气流向两极，受冷后下降。如此循环反覆不已。这种风向模式被称之为“哈德里窝”。到十九世纪，科里奥利斯(G.G.Coriolis)发现，一个在旋转体表面移动的物体的运动方向，会向右或向左偏斜，被称之为“科里奥利斯旋转力”(The Coriolis Force)。其后费瑞尔(William Ferre)证实科里奥利斯旋转力也适用于地球的风向系统，即费瑞尔定律：由于地球的自转，北半球的风向右偏斜，南半球的风向左偏斜。哈德里窝是由太阳的直射和斜射引起，费瑞尔定律则因为地球的自转。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地球形成了东南、东北季风带，南、北回归线无风带，南、北西风带等一套复杂的风向系统。

然而，早在公元前，《圣经》就指明这个风向系统了。传道书一章六节写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风往南刮，又往北转”是指哈德里窝(赤道--两极回流)；“不住地旋转”即指费瑞尔定律；“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说明这样的风向是有规律的。这一节经文仅二十一个字，却高度准确地概括出地球风向系统的主要特点。

水文学：水文学研究水的蒸发、凝结和化为雨、雪下降等现象，是关于水循环的科学。这种水循环的理论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才被接受。为水文学理论作出贡献的伯罗(Pierre Perrault)和马利奥特(Edme Mariotte)发现，法国塞纳河的流量与雨量有密切关系。后来，天文学家哈莱(Edmund Halley)的资料也支持水循环的理论，认为雨、雪的下降和水的蒸发是彼此制衡的。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圣经》已明确地记载了水循环的理论：“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传一7)。何等隽秀、优美的诗歌语言，多么简洁、准确的科学描述！

气压：压力是物质所给予每个接触面的重量。空气是气态物质，有重量，也必然产生压力。物理学家伽利略在十七世纪，从观察中已猜测到空气有重量。他的学生托里拆利(Torricelli)于公元一六四三年，用实验证明空气确实有重量。他把一支真空的唧筒插到井里，井水可顺唧筒上升，但不能超过三十三尺的高度。他想是井水上面的空气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力把井水压入唧筒的；因空气的重量是一定的，所以产生的压力也是一定的。他用比重比水约重十三倍的水银做实验。他取一支48寸的玻璃管，玻璃管一端封闭，一端开口。他将水银注满玻璃管，然后将开口一端倒插入水银槽中。此时，玻璃管中的水银下跌了18寸，留下18寸的真空，水银柱的高度保持在30寸。这样，他不单证明了空气有重量，而且证明空气的压力所产生的重量相当30寸水银的重量。第一支气压计就这样诞生了。

早在托里拆利数千年前，《圣经》就指出空气有重量了。“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伯二十八23～25)。“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诗六十二9)。显然，《圣经》中启示的空气有重量，既有道德方面的喻意，又有真正的科学内涵。

洋流及海洋航道：从古至今，许多人都以为海洋是不流动的“一潭死水”。其实，海洋是一个循环流动系统。底层海水的流动被称之为洋流。直到二十世纪，人们仍以为海洋深处没有洋流存在。后经一系列研究，证实南大西洋海底有洋流存在。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仍被怀疑。六○年代中期，科学家们藉助于现代摄影技术，发现海洋深处有涟漪和被冲刷的现象；透过涟漪，观察到洋流冲击海底沉积物的现象，海底洋流的存在才被最终证实。

美国科学家毛瑞(Matthew Fontaine Maury)是海洋航道的发现者。他从航海志中详细研究海上的风向和洋流情况，从中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公认的航道的基础。毛瑞所著的《海洋物理学》，仍是当今研究季风与洋流相互关系的基本教科书之一。是他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和洋流的相互作用，使海洋成为循环不息的系统。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毛瑞关于海洋航道的灵感是来自《圣经》的启示。有关毛瑞生平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毛瑞卧病在床，每天晚上由他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天晚上当他儿子读到〈诗篇〉第八篇第8节，“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时，他猛然联想到海底航道问题。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中有航道存在，那么我病愈后，一定要把它们找出来。”毛瑞于一八七三年去世。毛瑞的故乡维吉尼亚州于一九二三年在首府Richmond为他建立纪念碑，碑文载明毛瑞的灵感源于《圣经》。

电磁波：一八二○年，哥本哈根的物理学教授奥斯特发现，如果让电流从一支悬挂的磁针旁通过，磁针会发生转动。他的发现传到巴黎后，法国物理学家安培(Andre Marie Ampere)立刻想到电流与磁铁应是同等的。他用实验证实了他的想法：两条通电的导线会因它们电流方向相反或相同而吸引或排斥。安培的实验又启发了英国科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他想，既然电流有磁性作用，磁铁也应该产生电流。经过十载的努力，他的实验成功，为日后电动机和发电机的问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八六四年，数学家马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用数学证明，任何电或磁的改变，都会向空间放出能量，此能量以波的形式传递，其中电的方向与磁的方向相互垂直，而它们又都与前进方向垂直，并证明它们在真空中传递的速度等于光速，此波被称为电磁波。一八八七年，赫兹(Heinrich Hertz)用震荡电路放射出电磁波，支持了马克斯韦的光电理论。一八九六年，意大利人马可尼(Marchese Guglielmo Marconi)首次用人造电磁波传递信息，建立了第一座无线电发射和接收电台。

在古代，人们对电、磁的知识是相当贫乏的，直到一七四九年，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才提出闪电是电荷流动的假说，并于一七五三年做了他那著名的风筝实验，藉连接风筝的铜线把云层中的电荷引进实验室。可是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圣经》就预言了无线电通讯的科学成果：“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伯三十八35)？那个时代的人描述电磁波，唯一的可能是闪电；事实上，闪电所放出的电光就是电磁波！〈约伯记〉的这句经文，也可解释为用电和磁来传递信息。比马可尼早数千年，摩尔斯(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于一八四四年成功地藉有线电报传递了信息。人类首次用有线电报所传递的话是《圣经》中的一句经文，“谁不知道那是耶和华的手作成的呢”(伯十二9)？

随著科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约伯记〉三十八章第35节这句经文包含著更深的意义。电磁波可用电子加速的方法制造，也可由原子内部的电子发出。原子核所含的质子数，决定了核外电子轨道的半径；在不同半径的轨道上运行的电子所具有的势能各不相同，激发电子由一个轨道跳到另一轨道时，所放出的电磁波的波长也不相同。分析其波长，就知道是什么元素了。科学家们正是通过分析其他星球所放射的电磁波来了解该星球有何种元素的。

另外，红移现象(Red Shift)告诉我们，当一个星球远离地球而去的时候，它所放射到地球的可见光的波长会变长，即向红光方向移动，反之亦然。这样，测定其电磁波波长的变化，我们便可知道该星球是以何种速度离开或接近地球了。所以，物体所发射的电磁波，不仅可以告诉我们它们是谁，而且告诉我们它们正向什么方向运动。

想想电磁波在宏观和微观上的这种“指示”功能，再来读〈约伯记〉35节这句经文，“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时，神的智慧是多么令人赞叹啊！

割礼：割礼是《圣经》中记载的仪式，男婴出生后第八天，要割去生殖器的包皮，作为以色列民族与神建立誓约的标记(创十七10～13)。《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行割礼。“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著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创二十一4)。割礼不仅有属灵的意义，要除掉以色列人及其后裔心中的污秽，而且在医学上也是有益的。包皮垢菌与女性子宫颈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有人统计过，非犹太妇女得子宫颈癌的机率比犹太妇女高近百分之十。

但是，割礼为何要在出生后第八日进行呢？《圣经》没有解释理由，只说是神的吩咐。直到近年，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本世纪五○年代初期，科学家在食品中发现一种物质，被称为维生素K，可以防止婴儿出血，因为维生素K可以促进血凝素在肝脏合成。维生素K可由人体小肠内的细菌合成。由于新生婴儿小肠内的细菌不多，缺乏维生素K，血凝素含量相对减少，故易引起出血。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婴儿在发育过程中维生素K的合成情况时，发现婴儿出生第三天，血液中血凝素的浓度只有正常值的百分之三十，而第八天达到百分之一百一十，然后再降回到正常的浓度。考虑到三、四千年前那种缺医少药的远古年代，婴儿出生第八天是行割礼的最好时机。神对世人的爱是这样地无微不至。

《圣经》中关于科学的预见，从天文到地理，从陆地到海洋，从动、植物到人类，涉及面广，丰富多彩。以上我仅举出几项大家所熟知的事实作为例子。每当我读到、想到、讲到这些例子时，内心都一次又一次地深深被激动。像地球的浮动和转动，地球的风向系统和水的循环都是极为宏观的现象，非高踞于地球之上，不得窥其全貌。电磁波的特性、血凝素的功能也只有物理学、医学发展到今日方能阐明。然而，几千年前，人们既无飞机、雷达，也不能发射卫星、飞船，更不知细菌、维生素、电、磁为何物。在那个时代写下的《圣经》，怎么能如此清晰、准确地揭示这些自然现象的本来面目呢？这再次无可辩驳地说明《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自然科学家的研究灵感的源头。

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温床。英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一、二百年内，科学突飞猛进，远远超前于其他国家呢？人们从社会、经济、政治、实验方法等诸方面寻找原因。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促进英国现代科学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基督教一神观是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一元论世界观及由此产生的理性主义，中世纪在西方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一元论的世界观在理智方面抹煞造物主与被造之物的差别，认为人的理智的实能部分与神的理智相同。因而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智和思想可以洞察宇宙万物的奥秘，是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默想，在理智中设立大前题，然后以此前提推演出去，用以解释各种事物，这叫演绎法(Deduction)。他们注重理智思维，忽视人对事物的观察分析。

按此世界观、方法论，亚里斯多德认为宇宙由五十五个同心圆球组成，最中心是地球，向外分别为水、气、火、天空星体等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所有的圆球之外，对各圆球产生吸引，因而带动宇宙各圆球运转。中世纪的教会及科学界，普遍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认为神是终极因，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4]。在理性主义的束缚下，以实验、观察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不可能得到发展。

公元一五四三年，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学，并得到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开普勒从实际观察中得到的数据的有力支持，推翻了地心说。从此，经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开始抬头，强调观察外界事物的重要性，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分析、发现规律，即所谓归纳法(Induction)。经验主义哲学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伽利略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怀疑主义，只相信经验过的东西，不承认因果关系确实存在，认为科学只是经验的归纳，无法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休谟(David Hume)是代表人物。

此外，随著亚里斯多德宇宙观的被推翻，神是终极因的观点，也和地心学一起被许多人抛弃了。人们开始站在纯自然的立场，不再追求自然定律的终极因(why)，而只是描述和形容自然规律(how)。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占上风，认为一切事物皆由物质组成，提倡物质的永恒性，否定其被造性；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时、空之外的任何客观实体；高举人的理性，相信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认为宇宙乃机缘巧合的产物，否定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自然主义否定神后，在宇宙和人类起源问题上留下的空缺，为日后进化论的崛起提供了适合土壤(详见第六章)。

然而，基督教坚持一神的世界观，相信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人是按神的形像造的，人可以凭藉由神所赋予的理性去认识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进而认识神、荣耀神。也就是说，人可以从观察大自然开始(经验)，藉著归纳和演绎(理性)提出假设，然后再用实验来证实、修正或推翻这种假设。有人称此为经验的理性主义。很明显，当今实验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正是源于基督教倡导的理性经验主义[5]。

科学研究有一个大前提，即相信宇宙万物是按一定的规律运作的，这种规律不随时间、地区和研究者而改变。这一前提被称之为自然划一原理。这一原理也是直接来自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无神论演绎不出这一原理，使宇宙此起彼伏的多神论也无法使自然规律在整个宇宙和谐统一。过去在欧美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信仰，为科学研究建立了大前提，提供了正确、有效的方法论，使现代科学孕育于西方成为历史的必然。

基督徒是发展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护持者，人是神按自己的形像造的。基督徒相信，因神赋予的理性，人有能力接受神的启示去认识宇宙，进而认识神、荣耀神；同时，神要人治理环境、管理各种鱼类、飞禽、走兽(见〈创世记〉第一章)。只有对所要管理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当好神的管家。为了认识、荣耀神，为了不负神的重托，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以极大的热忱献身于自然科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各现代学科的奠基人。现代科学发展初期，英国社会的基督徒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在英国早期皇家学会中，基督徒的比例却高达百分之九十！

牛顿是这一大批基督徒科学家的杰出代表。这位英国科学家二十七岁即出任剑桥大学教授，发明微积分法，确定运动三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在光学和天文学也有颇多建树。后被推为皇家学会会长，并被加封为爵士。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牛顿的父母是虔诚的清教徒。但他出生前三个月，父亲病逝。面对这个濒于死亡的早产儿，他母亲向上帝祷告：“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撒上一11)。所以牛顿从小敬畏神。牛顿成长过程中留下的最早记录，就是他在课堂笔记的空白处记下的祷告。牛顿常常到花园祷告与默想；苹果掉在地上，使他想到了万有引力。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Manuel)说：“近代科学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6]。牛顿身为杰出的科学家，又常常公开表示自己的信仰，加上不擅交际，故遭到许多无端攻击。“当时宗教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科学，却有三流的神学；科学分子攻击他有一流的神学，却有三流的科学；政治分子攻击他的科学神学人际关系都属三流；有人看他孝顺母亲又终身未婚就中伤他心理不健全，现今还有人说牛顿有恋母情结；有人看他对学生好就说他有同性恋”[7]。这些攻击使牛顿几乎发疯，也造成了他漫长的信仰动摇期(1698-1707)。直到英王任命他为英国皇家协会会长，攻击才消失。牛顿于1727年谢世，他晚年写道：“不管任何环境，要守住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和最大的诫命 ─ 爱人如己”[8]。

波兰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哥白尼经二十几年研究，发表《天体运行》(De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巨著，首先提出日心学，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基础。哥白尼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早年学习神学和医学，一生悬壶行医，后又担任牧职传道。支持证实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开普勒也都虔信神。伽利略虽遭到天主教教廷的迫害，他本人仍相信《圣经》，相信〈日心说〉与《圣经》并不矛盾。开普勒是基督徒，曾在神学院进修两年。当开普勒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发现了行星运行三大定律后，他将荣耀归给神：“我感谢你，造物主和上帝，因为你已在你的创造中给了我这份喜乐，我在你手作成的工中喜乐。现在，我已完成我蒙召应作的工作。在其中我已尽用了你赋予我心智的一切才能。以我狭窄的心智对你无限丰盛的理解，我将向那些将要读到我的话语的人彰显你的工作的伟大”[9]。

电解原理发明人法拉第虔信《圣经》，并是伦敦一教堂的兼职传道人，每周讲道多次，遗留至今的讲章有一百五十篇之多。他临终时，别人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心灵很平静。”并引用《圣经》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后一12)。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卡尔文(William Thomas Kelvin)，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一次，有个学生问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没有说是第二定律，却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10]。

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在他的科学论文中再三强调，科学研究的整体目标，是要显示《圣经》和自然规律的合理性及和谐性。他本人研读原文《圣经》，对基督教护教学甚有研究。在美国发行的第一本印地安语《圣经》是由他资助出版的。波义耳二十八岁后前往牛津，他与有“清教徒之父”之称的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建立了深厚友谊。针对当时有人以为对神虔诚就必须反对科学的谬误，他们宣称：“人得救的条件不是要反对什么，而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只要你肯，仍然可以在科学里爱上帝、敬拜上帝。”在波义耳的牛津科学阵营里逐渐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并由此形成了“英国皇家科学会”[11]。

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氏(Karl Von Linnaeus)对现代植物学的发展有极大贡献，尤以植物分类法闻名。他将自然界分为动物、植物、矿物三大类，再细分为纲、目、科、属、种，成为现代自然分类法的基础。林奈氏一生敬畏上帝。据说某日他外出散步，偶见一艳丽夺目的花朵，深感上帝创造的奇妙、伟大，便立即跪下，感谢造物主的恩典。

法国化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世界公认的微生物学的创始者。他发明消毒法，对人类医疗卫生贡献极大。又在防治瘟腊病、促进法国腊丝业的发展立下丰功。他对上帝和福音都有坚强的信心。他说过，“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肃然敬拜了。”他常在实验室里，一面工作，一面祷告。在巴斯德的时代，有人认为生命可以由物质产生，即“自然发生论”。出于他对神的信仰，他不相信物质可以产生生命，相信只有神才是生命法则的作者。经潜心研究，他发明了消毒法，证明了物质不能产生生命。年老时，他回母校讲演时说，他一生面对极大反对、却能节节胜利的两个原因是：“信心，相信神的启示......信心是一条绳子，维系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与你内心的呼召，成为一个和谐的关系。热心(enthusiasm)，这是最好的字，由En及Theo合成：En是里面，Theo是神。真正持久的热心是因为上帝住在我的心里”[12]。

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英年早逝，离世时仅三十九岁。他十六岁时就完成了有关投影几何的名著，并先后发明计算器、晴雨表和水压机等，为旷世天才。然而，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却无法满足他灵性的需求，他甚感痛苦，遂研读《圣经》。一天晚上正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时，神忽然向他显现，当年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伟大先知摩西所见的荆棘中的火焰，充满整个房间，同时上闻主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非哲人之上帝，非学者之上帝。”使之顿时开悟，单靠科学、哲学，不能通神。面对真神后，他大获平安、喜乐。他将神的启示笔录、缮正，缝于襟内，终其一生，未告诉任何人。直到他去世时才被发现，现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巴斯噶悟道之后，尽弃骄淫之气，谦卑自律，判若两人。后著《沉思集》(Ponsees)，为主证道，脍炙人口。他在《沉思集》中写道：「有两种人会认识上帝，一种是身处尊贵或卑微，内中常存谦卑的心；第二种是，只要真理，不管反对的人”[13]。

到目前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能先用数学推导物理现象的存在、尔后由后人证明其正确性的，只有四位：牛顿、哈弥尔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曾推导出“光在双轴晶体的折射会呈现圆锥状”)、马克斯威尔和爱因斯坦。前三位是虔诚基督徒，第四位相信有上帝[14]。

以上只是部分实例。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建立了丰功伟迹的基督徒科学家还有很多。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的建立到基督徒的实际参与，基督教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称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现代科学发展史清楚表明，那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对立、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的观点，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笔者也为自己因无知而曾持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而暗自红过脸。

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

有人常问，像上面提到的那些著名的基督徒科学家，是否因为出生在基督教家庭而信主的？按手头现有的资料，笔者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受到家庭的薰陶而信主的。笔者认为，这些朋友所提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这些科学家因家庭的影响而信基督教，他们的信仰是否只是自然而然地随大流而已？此种观点可以理解，但不全面，也不尽符合事实。

不少基督徒的后代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基督徒的，有的始终没有成为基督徒。知名学者林语堂先生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小时也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成年之后，他对中国圣哲思想极为爱好，逐渐疏远了基督教。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最后才又回到主耶稣的怀抱里。他在《信仰之旅》的绪言中说：“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种他和上帝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与’”[15]。

张文亮博士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记录了许多科学大师经过长期认真、甚至痛苦的寻索才归依基督的动人故事。“化学之父”波义耳的父亲是爱尔兰最有权力的李察(Richard)大公爵。在英国内战中，他父亲、哥哥先后死去。他发现，政治革命死了那么多人，却未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仅仅是为了几个热血沸腾的口号。他从此变得反叛、苦毒和愤世嫉俗。后在布朗医生的启发下，二十八岁才成为基督徒。法国科学家巴斯噶二十三岁以后，在《圣经》的启示下，方冲破理性主义的束缚，实现了信仰的飞跃。曾任英国科学皇家学会会长的斯托克(Sir George Gabriel, bart. Stockes)是牧师之子，常因信仰受他人责难，所以他上学后就开始反对父亲的信仰。但因信仰而使他常问自己的话“在时间无穷的列车里，我将置身何处？”却挥之不去。在他成名以后，正是这句话使他降服在耶稣面前。他曾与无神论者休膜(David Hume)力辩，也曾向造访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传福音。“热力学之父”凯尔文是十岁就上大学的天才。十六岁时，他读到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的心路历程：“这位德国的科学家从小就以天才著称，但是愤世嫉俗，与世格格不入。......后来，他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内心深处在寻找必须的永恒。于是，他不再看地上的人、事，转而研究天上星辰运动，因此宣告神的作为在那里！”这个短短的见证，把凯尔文引上信仰之路。从此，他把科学和信仰紧密结合起来。他不仅力挽狂澜，决不随声附合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常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提到信仰。发表热力学第二定律时，他引用《圣经》的话：“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诗一○二26)，表示自然过程中熵的增高。他二十八岁发表热动力理论时，在报告中写到：“上帝在这个时代还行神迹吗？是的！科学知识来自上帝，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他把异象放在先知的梦中，现在他把知识放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建立理论以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人的理解心智，是上帝创造的”[16]。

不可否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少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冲突，不会有太多的理性挣扎，比较容易接受基督信仰；也确有人是在这种环境中“糊里糊涂”地成了基督徒的。然而很难想像，那些有高度智慧、理性、逻辑思辨能力、在科学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督徒科学家，会在信仰上采取人云亦云的轻率态度。事实上，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他们一面努力搞科学研究，一面严肃地思考、寻求信仰。他们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知道为何要信。

英国当代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霍顿(John Houghton)在谈到自己的信仰时，这样说过：“有了很强的历史证据，加上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能说服我。因为我要亲自去体验、证实我可以与神建立的个人关系。那么，我需要的是怎样的证据呢？很少有人像使徒保罗，突然看见属灵的事实如刺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信仰的心田。

多数人走向信仰的过程比较长远，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一见钟情到底比较少，多数人是逐渐地认识到神的真实的。所以，我个人的论点包括历史的证据，历代教会的经验，再加上我个人的体验，都是贯穿一致的体系。有了信仰的观点，历史的基础是否重要呢？有人认为关系不大，他们觉得信心可以胜过历史而独存。但大多数的基督徒，连我在内，却认为必须有历史的根基，否则信仰不能成立。正如使徒保罗在初期教会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林前十五14)。历史的基础与信心的经验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7]。这番话颇能反映历代基督徒科学家们在信仰问题上所持的严肃、审慎和执著的态度。

此外，不少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中认识神、完成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思想飞跃的。

英国科学家虎克(Robert Hooke)因制造第一台显微镜、第一台真空抽气机、第一支水银温度计、第一架天平等等，而家喻户晓。但虎克的信仰之旅却很有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岛上的牧师，家境贫穷。加之，他是天生残疾，从小就在苦中挣扎。他不理解，像他们这样为上帝全然摆上的家庭，反而得不到神的眷顾！他二十岁时写道：“我要逃避上帝，如同逃避瘟疫一样。我恨上帝，我要对上帝说：我是无法被他感动的一位。”十年后的一天，他把一只被捏死的跳蚤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啊！我不禁赞赏跳蚤的美，”事后他写道，“跳蚤毛的结构，排列次序，不只是一种艺术的美，我看到一种神圣的美，一种信仰的美。”藉著一只跳蚤，这个自称是“圣灵的绝缘体”的人，回到了上帝面前[18]。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则称他是在研究相对论时找到神的，尽管他的有神观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他曾经说过：“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他诚心的崇敬而构成的。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对现代科学进步有重大贡献。米勒(Francis Trevelyan Miller)在《爱迪生传》(Thomas A. Edison)中说：“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一个‘舵手’，没有一个引导的力量，爱迪生决不会有一个科学的和数学的精密头脑来领悟宇宙的奥秘。天体行星在一定轨道上转动不息，千万年如一日；种种造化的奇妙，生活的繁殊，以及动物、植物、矿物的神奇不可思议，使爱迪生相信宇宙间必然有上帝。”爱迪生自己说过：“我认为每一个原子必由某种智慧所掌管，所以能千变万化，成造化之妙。这种智慧乃是从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能力而来。上帝的存在，在我是几乎可以用化学来加以证明的。”他虽未归依于任何正统的信仰，但敬畏上帝。他在自己的实验室曾写了一篇座右铭，其中说：“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的存在。”

赫乔父子威廉(William Herschel)和约翰(John Herschel)都是大天文学家。威廉发现了双星和天王星，约翰发现了五百多个星云。宇宙的奇妙使他们敬畏神，他们常说宇宙是神精巧杰作的证据。证据是那样明显，以至威廉认为，不信神的天文学家的神经一定有点问题[19]。

曾任牛津大学大气物理系系主任、英国国家气象局兼太空中心国家地球观测计划董事会董事长的霍顿博士深有感触地写道，“我多次提及神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及《圣经》。《圣经》特别藉著耶稣启示神自己。对我来说，最能激发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阅一页页的彩色天文图片，看着那些通过望远镜或太空船拍摄的行星和星云，或者欣赏那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相机所拍摄的色彩变幻的地球时，我看见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受这些科学观察的激动，我不得不感到惊叹和谦卑”[20]。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美国阿波罗十一号太空人阿姆斯壮(Neil A. Armstrong)和同事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斯松尼太空博物馆(National Air-space Museum,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欢聚一堂，并接受高尔副总统颁发的蓝利金质奖章，表彰他们三十年前首次登月谱写的人类历史新篇章，把人们又带回难忘的六十年代。对那一段太空研究发展史，在韩伟等著的《科学理智与信仰》(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一书中有精采描述。下面的三段记载就摘自该书。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Yuri A. Gagarin)，驾驶载人人造卫星沃斯托克一号(Vostok 1)，用八十七分钟成功地绕地球的轨道运行一圈后，太空时代宣告开始。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挟太空优势之威，在同年的联合国会议上的蛮横态度使美国大为震惊。朝野一致努力，美国的太空事业迅速发展。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旬，美国阿波罗八号的三位太空人首次冲破地球的引力进入月球轨道，然后又冲破月球的引力回到地球，为登月铺平了道路。圣诞节清晨他们在太空中轮流朗诵〈创世记〉一章1～10节。美国邮政局为了纪念这次飞行曾发行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中央赫然印著四个字“In the beginning God……(起初，上帝…)”。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十时五十六分，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阿姆斯壮的左脚踏上月球，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他和另一位太空人艾德林(Edwin E. Aldrin)在月球表面漫步两个多小时，艾德林在月球上通过卫星转播站向人类发出呼吁：“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他们朗诵了〈诗篇〉第八篇的诗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将〈诗篇〉第八篇留在月球上。

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阿波罗15号的太空人施高特(David R. Scott)和欧文(James B. Irwin)第四度登月，并驾驶耗资近四千万美元的月球车在月亮上探测六十七小时，搜集了大量资料，被誉为“首次真正的月球探险”。正处在事业巅峰的欧文上校在完成此次飞行后，突然向太空总署递交了辞呈，进入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到各处传讲神的福音。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时，“身后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但四个小时后，地球却小得像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为棒球、乒乓球......这时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地离开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神既然应许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共享一件事情：神多么伟大，人多么渺小，他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见神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男女老少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21]。

前面曾提到的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勃克博士，在美国第一位太空人格林被发射到太空的那一周(1962年2月)，仍在带领教会的查经班，因为当时他正担任教会主日学的校长。在甘乃迪角主持太空船发射后第二天，他便搭飞机回到圣路易斯城，当天晚上仍带领查经班不误。对此，他说：“说实在的，我现在把如何为主而活的事情看得比我参加月球登陆计划的工作更为重要。”

在回答记者关于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采访时，他说：“我个人认为太空时代的确给予人许多好处，它是加强我属灵生命的一大因素；现在我每天读经更勤。以前我常有‘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现在所想的已变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我如何才能为基督做更好的见证？在我和许多科学家的交往中，还没有见到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自从我们进入太空后，我觉察到许多同事们更加深了他们的信仰，很少有一天不听到人们谈及灵性问题。在以往数月里，我意识到太空人员有一种心灵的觉醒。现在他们自由地谈论属灵的事情，有的甚至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22]

近年来，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重新为人们重视，很多人开始相信宇宙不是永恒的，是大爆炸的结果。支持大爆炸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科学家发现了存留至今的大爆炸所产生的微波辐射。为了协助解开宇宙起始之谜，美国太空总署特别设计了宇宙背景探险号(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COBE)人造卫星，专门用以测量此种微波辐射。这个卫星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开始工作。其后两年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宏观宇宙每一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完全一致，均匀到万分之一凯耳温度(Kelvin)！

一九九二年四月，从诺贝尔奖得主群集的美国著名的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传出惊人的信息，太空物理学家史莫特博士(George Smoot)发现，COBE卫星所搜集的三亿六千万个测量数据中，只有万分之三的差异！有人称此发现为“若非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便是世纪性的创举！”史莫特自己则公开宣称：“我们所找到的是宇宙诞生的证据，”“这好像睁开眼睛看到神一样。其中的秩序如此精美，如此均衡雅致，使我们想到宇宙的背后必然有其设计，”“神可能是它的设计者。”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称此发现为“神的手笔”(the handwriting of God)。美国著名史学家博汉(Frederic Burham)发表评论说：“现时这最先进的发现使‘神创造宇宙’这一观念成为近百年来最受推崇的设想。”

不难看出，科学家对神的认识也经历著曲折的过程。二、三百年以前，实验科学处于萌发时期，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认识神、荣耀神。他们把科学研究看作是“适合礼拜天作的”神圣活动。他们的灵感来自于对神的创造的探知的渴求。牛顿、开普勒这些科学大师在谈到他们的成功时都说，他们只是“思想神要他们想的事”，是“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虎克给牛顿的信中写道：“发明的灵感，有时就像圣灵的气息一样，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它往哪里去。它忽然来了，吹经我们多年努力、熟悉的窗口，进入我们意想不到之处。发明有时就需要这种幸运的一触，这种偶然巧合的一推。在千头万绪缠绕的中心，忽然看清那位大创造者的本意。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蓄意的或不经意的，都是在上帝的影响下，因此我们更该竭力地去做”[23]。为著认识神而从事科学研究，在研究中更认识神；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得到灵感，使科学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因而更敬畏神。《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一7，九10)。耶和华是宇宙万物和自然规律的创造者，是生命、真理、智慧和知识的源头。敬畏、亲近他，可以得到更多的灵感和洞察力。认识、追随这位至圣者的人，是有真智慧的人。上述科学大师们，用自己的科研实践和心灵更新，为这句经文作了很好的注释。

当现代科学取得瞩目的成就后，有人再度骄傲起来。随著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抬头，达尔文的进化论风靡全球。科学界不少人开始抛弃神，反对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强调宇宙的永恒性，视人是这永恒宇宙的主宰。人们再次利用科学研究向上帝争权，将科学研究与敬拜神相分割、相对立，陷入无知、迷惘之中。

当科学家有重大发现时，会受到各种奖赏和称赞，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也应该想到，他们只是发现了这些规律而并非创造了这些规律。崇敬规律的发现者而冷漠规律的创造者是很不符合常理的。比方说，有一位造诣极高的画家，画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并将它精心裱帧，装入镜框，挂在客厅的墙上。一天一位客人在客厅见到此画，为之倾倒，立即叫亲朋都来欣赏，大家都赞不绝口，并热烈地祝贺这位客人竟然有幸发现此画。但此画出自哪位画家之手却无人问津，以为该画也许是自然形成并自己挂到墙上去的。我想，没有人相信这个比喻在生活中会真正发生，因为太不合逻辑。但是，一些很有理智的科学家在科学与神的关系上所持的观点，却正是这样不合逻辑，不合理性。

当科学再度向纵深发展时，复杂、浩瀚、精妙的宇宙，使不少人不得不再一次去思考、面对宇宙背后的设计者。这在天文物理学界尤为突出。加拿大天文学家Hugh Ross说：“我和很多研究宇宙特征的人谈过话，也读过许多有关的书籍和论文。其中，没有一人否认宇宙不多不少是为适合生命而斧凿出来的。天文学家很自然地倾向独立和抨击一切信仰。只要有机会否定，他们就会把握。但宇宙的精雕和细琢，证据确凿，到如今我还未听过任何异议。”他列举了许多天文学家有关的谈话[24]。

因发现宇宙背景辐射而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彭西亚(Arno Penzias)说：“天文学带领我们看到一件独特的事件，那就是：一个从无有中被造出来的宇宙；这宇宙有精密的平衡，供应著容许生命存在的条件；同时，这宇宙背后是有一个根本计划，也可以说是一个超然的计划。”

宇宙学家罗夫曼(Tony Rothman)在一部著作的结论中写道：“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定睛仰望夜空时，他们看见是天使使宇宙和谐运作。今天，现代宇宙学家则象爱因斯坦一样，他们凝视著同样的天空，却看见上帝的作为透过大自然的常规表露出来，而非透过天使......当我们面对宇宙的规律和美丽，以及自然奇妙的巧合时，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冲动，要用信心跨过科学进到宗教去。我肯定很多物理学家曾这样想过，我只希望他们会坦白承认。”

英国天文学家戴维斯(Paul Davies)逐渐从无神论转而承认：“物理学定律本身似乎已是非常高明设计的产品”；“对我来说，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背后必有玄机......好像有人把大自然的数字精调来创造宇宙......这设计给人的印象实在是震撼性的。”

原宣称“宇宙就是一切”、毫不犹豫地反对基督教的英国天文物理学家荷尔(Fred Hoyle)现也无奈地说：“一位超智慧者在玩弄著物理、化学及生物学。”天文物理学家基福(Robert Griffiths)则风趣地说：“如果我们要找无神论者辩论，会到哲学系去，物理系派不上用场”。

科学的发展虽还没有使每一个人看到神，但确实有一大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在研究中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科学与《圣经》的吻合而真正谦卑下来。

天文学家开普勒说：“我们天文学家们是至高无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25]。热力学家凯尔文说：“人类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是科学最关键的原理”[26]。

因用油滴实验证明电子的存在，和其所携带的电荷，而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米立根(Millikan)说得更加清晰，“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类智慧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人类智慧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27]。霍顿博士形象地把科学与信仰(《大自然》与《圣经》)喻为人的双眼，“当我们将神的两种启示，揉合一起来看事物，好像用两只眼睛看见的立体感，新的深度和真实就出现了，新的属灵境界也显而易见了”[28]。科学能使人们从敬拜受造之物的迷信中醒悟过来，转而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之主。

有人说，科学的终点就是信仰的起点。此话富于哲理。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NASA)、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爵博士(Robert Jastrow)，在《神与天文学家》(God and the Astronomers)一书中说过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像是个恶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29]。

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

何谓科学主义？有人会想，如果按前面论及的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每一个科学家都应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才对，为什么现实并非如此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其答案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是阻碍一些科学家认识神的一个重要原因。什么是科学主义呢？何天择博士在《人从那里来》一书中，对科学主义这样描述说：“将科学局部的知识视为人类全部的知识，将科学有限的范围视为唯一的境界，将科学相对的学说视为绝对的真理，并以为在科学之外的其他学问都没有研讨的价值。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所以高唱‘科学万能’。这便是科学主义”[30]。笔者认为这是很中肯的。

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可置疑、有目共睹的。不幸的是，自从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开始抛弃神后，科学家对神这位造物主的崇拜，便逐渐演变为对受造的科学规律和受造的人的理智的崇拜。人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主宰，把科学方法看着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成了二十世纪的新宗教，被无数人盲目地顶礼膜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科学家举办讲座，听众不管是否听得明白，都无条件地接受；而且，往往越听不懂越是自叹不如：这道理太高深了，这个科学家的知识太渊博了！从不对科学家所讲的东西置疑。相反，如果是一个神学家讲道，无论他讲得如何清晰易懂，如何有根有据，人们也会疑云满布，百般挑剔。

科学主义的产生除了摒弃神这个主因外，也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源。前面已经谈过，现代实验科学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和归纳法。归纳法以观察、实验开始，从大量数据中找出规律来。演绎法虽以假设开始，却一定要以观察、实验的数据加以验证。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始终十分重视实证，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如果把这种重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不恰当地由物质世界扩展到灵性世界、由研究被造的自然界扩展到探知造物主时，就成了谬误。

科学的局限性：科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局限性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可以重演的(reproducibility)、被动的(manageability)和可以量度的(observability)。我们得到的实验结果必须可以不断地重复。如果我们公布一个新发现，而他人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相同的结果，这个新发现是不会得到公认的。但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如辛亥革命)，个人一生中只发生过一次的经历(如初恋)和业已完成的事情(如生命的起源)，都无法重演，因此不能用科学加以研究。

所谓被动性是说，当研究者改变一个实验条件，被研究的对象一定要作出相关的反应。这样，人们才能发现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果，无论我们如何改变条件，被研究对象或无动于衷或乱变一通，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神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而且远远高于人，所以我们不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神。

另外，被研究的对象一定可以量度，如长度、大小、重量、强度等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到此点时，我说：“爱是无法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因为爱无法量度。”他立即反驳说：“爱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据说科学家已经发现，当人表现爱时，会发出一种波。”我说：“至今为止，我尚不知道爱可以用波来测量。即便真是如此，这恰好证明了我的论点：只有可量度的东西，科学才能研究。”对方听后先是一楞，尔后哑然失笑。研究对象的限制，使科学研究不仅是有范围的，而且范围是狭窄的。科学研究得到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

其次，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性的。科学成果，如化学物质、细菌培养、原子能等，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武器。而且科学发展使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重。

第三，科学研究对灵性世界鞭长莫及。在第一章里已谈到，和物质世界一样，灵性世界是一个客观实体。灵界中有神，有灵界的受造物天使和部分天使堕落后变成的魔鬼撒但等邪灵。灵界存有的智慧远远高于人类的智慧。科学中有一条铁律：证明、研究者，一定要大于或等于被证明、研究的对象。相对于灵界，人类既无量度标准可用，其智慧又远所不及，科学只有望洋兴叹。“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四24)。心灵诚实是认识神的唯一途径。

第四，科学无论如何发展，也无法解决人心和道德问题。纵观人类历史，科学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近二、三百年尤为显著。但是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随科学发展而相应地提高。相反，科学愈发达，人心愈诡诈，道德愈沉沦。

当今的美国就是例子。难怪在美国太空事业取得辉煌成功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在就职典礼和国情咨文中多次大声疾呼：“我们固然在征服外太空方面需要更大的抱负，同样地，我们也需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 ─ 人类的内在心灵。”尼克森是受人尊敬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幸的是，他因水门事件下台，在内太空征服战中败阵下来。然而，征服内太空的必要性是随时可见的。

一篇文章曾谈及纽约的公共汽车问题。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十分拥挤，等车的人拼命想挤上车；一旦上车后大都堵在车门口，希望方便下车。为了使更多的乘客能上车，司机请车门口的乘客向空著的中间移动，但不管他如何劝说，毫无功效。司机不禁长叹“我们已经可以把人送上月球，却无法让人从车门口向车中间挪一步。”

第五，科学研究的结论并非总是客观、可靠的，因它们必然为科学家的道德水准和信仰体系所左右。由于各种私利的影响，科学界作假的事屡屡发生。虽然被揭露的仅是少数，但这类丑闻仍常常曝光，中外科学家皆不例外。更重要的是，从假设、实验方法到对数据的取舍、得出结论，无不受到科学家信仰、世界观的影响，甚至扭曲，没有人能够超脱。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是著名的例子(详见第六章)。

科学与神迹科学是研究神的正常作为；当神不按所造的自然律行事时，神迹就发生了，科学就无能为力了。因此，有人将科学和神迹对立起来，但这是大可不必的。有神就必有神迹。其实，自然规律和人自身，就是我们看惯了的神迹。按《圣经》记载，大洪水之后，“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著恶念)，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创八20-22)。正是神的这个恩典和应许，从那时起，除主耶稣再来时将要发生的普世性超然现象外，别的神迹都在有限的时、空中发生；在绝大部时、空中，自然规律照常运行，科学研究才成为可能。

人类与上帝上帝是独一无二的造物之主，人类是受造之物。人类的科学研究只是探测神所“授与”的宇宙，无法直接了解神，因他可以介入宇宙，也可以超越宇宙。科学研究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但不能见神自己；可以知道有神，却不知神的特征(一神、多神？自然神、泛神还是与人类密切相交、有位格的神？)和旨意。这些只能从神的特殊启示--《圣经》中才能明白。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划清造物主和受造物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类处在四度时空中。一度一条线，两度一个面，三度是立体，多一度就多很多内涵。神在几度空间呢？有科学家推算，宇宙的空间可能有十一度到二十六度之多。五度空间现在就难以想象了，十一度、二十六度更无从想起。何况，神还在二十六度之外呢！所以，神与人之间的差距之大，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的。然而，人们常常抹煞神和人的区别。要不，人要升到神的位置，甚至比神还高，对神品头论足，妄加评论，要把神圈在人的理性的圈子内，否则不能信他；要不，把神拉下来和人一样高，认为人做不到的事，神也做不到：因为人不能童女生子、不能死而复活，所以耶稣为童女所生并从死里复活就根本不可能。然而，一个简单的真理是：人是受造物，必须伏在自然律下面，不能超越；神是自然律的创造者，是可以随己意改变、超越他所造的自然律的。如果能回到自己受造的本位、谦卑地仰望神，那人们离认识神就不会很远了。

实证与信心：“拿出证据来！”不信神的人常常理直气壮地这样说，“我是搞科学的，如果有充分的数据说明有神，我就信！”大家习惯于“眼见为实”；搞科研的人更强调实证。所以，对五官不能感受的神的真实性总是心里存疑。这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即便是实验学科，定律也并非仅仅是数据、资料的归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两个前设并不是基于实证，而是后来才被证实的。数学是极为严谨的学科，但数学的很多公理的前设都是未经证明、甚至无法证明的。如果要求首先证明这些前设，数学研究就不可能进行。更重要的是，所有实验科学的共同大前提是“自然划一原则”(Principle of Uniformity of Nature)，即，自然规律是宇宙性的、不变的。这个原则早已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没有这个原则，一切科学研究都不能进行。但这个原则是未经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巴斯噶说：“如何证明人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如何证明明天太阳一定会再度升起？这种深入我们下意识的，就是一种说不出的信心。”自然划一原则正是源于基督教的独一真神的信仰，源于人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没有信心，寸步难行。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盲目的。《圣经》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十一1)。信心是一种确据。我们信神的确据就是：《圣经》都是神的启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以及千百万基督徒的生命见证。有了这种确据，我们就可以产生信心飞跃，相信那“看
不见”的神。

理性与灵性人不仅有感性、理性，更有灵性。人是有灵的活物。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神是要用灵性去悟的。很可惜，人们常常不是用灵性提升理性，反而用理性压抑灵性。有时，有人的心灵已悟到圣灵的启示，要相信耶稣，但理性马上泼冷水：“别头脑发热！想清楚了再说！”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是包含理性、超越理性的。有人坚持说，要弄清楚了才信，看见了才信。殊不知，在信仰问题上，逻辑恰恰相反：信了才能明白，信了才能看见！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林前二14)。“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林前二10-11)。不信耶稣时，我们都是属血气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弗一13)。每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因得到圣灵进住，成为属灵的人。许多基督徒都见证说，信耶稣后，过去很多无法弄清楚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一位理论物理学博士走过了超越理性的信仰路程后，他在一本书里谈到一个生动的例子。外太空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人们在太空船里回头望，可以看到耀眼的太阳；如果转头向前看，不是片灿烂阳光，而是异常的黑暗。因为外太空没有粒子，不能将阳光折射或漫射到人们眼里。但是，如果你相信外太空的黑暗里充满了阳光，马上就能看见：只须把手伸出船舷，手就闪闪发光。如果你什么也不做，非看见才相信黑暗中有光，那就永远看不见[31]！


注释

1. Jean S. Morton著。《圣经中的科学》。陈永成译(台北：中国主日协会，1980)。
2. 余国亮著，《物理学家看圣经》。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
3. 崔振华主编，《天文博物馆》，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页38。
4. 周功和著，《基督教科学观》，台北：中华福音神院出版社，1993，页52。
5. 潘柏滔著，《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台北：更新传道会，1987，页234-235。
6. 张文亮著，《我听见石头在唱歌-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二)》，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页79。
7. 同5，页83。
8. 同5，页87。
9. Kaiser, C. B. Cre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1, P.127.
10. 同1，页179-180。
11. 张文亮著，《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6，页134。
12. 同上，页90-93。
13. 同上，页39。
14. 张文亮著，《我听见石头在唱歌》，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页179-180。
15. 林语堂著，《信仰之旅-论东西方的哲学与宗教》，胡簪云译(香港：道声出版社，1991)，页14。
16. 参见11及金新宇著，《科学与基督教》，香港：宣道出版社，1990，页10-12。
17. John Houghton著，《宇宙：神迹或机遇》，钱锟译(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页73-74。
18. 同5，页32-35。
19. 同1，页179。
20. 同15，页143。
21. 这段话引自6，页242-243。一位读者曾来信说，地球比月亮大，因此在月亮上看地球一定比在地球看见的月亮更大，不可能像棒球、乒乓球那么小。的确，月亮的半径只有地球半径的四分之一稍长，其体积只有地球的五十分之一。所以，在月亮上看到的地球一定远比棒球、乒乓球大。我查对后，发现引文与6相同，没有引错。再仔细阅读，引文没有说是在月亮上、而是在飞行途中看地球像棒球、乒乓球那么大；如果当时太空船离地球比月亮与地球的距离更大，就有可能。因为现不知飞船的轨道，所以无法澄清。希望将来有机会了解。但笔者衷心地感谢这位读者的细心和认真。
22. 韩伟等著，《科学理智与信仰》，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
23. 同5，页35。
24. Hugh Ross著，《混沌初开:从科学观点论创造》，李柏基译(美国:中信出版社，1998)，页61,104,134-139。
25. 同1，页179。
26. 同5，页57。
27. 同1，页179。
28. 同15，页144。
29. 同21，(English Edition)，页124。
30. 何天择著，《人从那里来--进化论与创造论初探》，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2，页9-10。
31. 李清义著，《飘浮的苹果》,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5，页98-100。

作者小传

本书作者里程，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一九七八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一九八一年获硕士学位。一九八二年赴美，一九八七年获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俄亥俄大学(Ohio University)和西方储备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工作。一九九三年后，在威斯康辛医学院从事医学基础研究工作。

作者长期崇尚无神论和个人奋斗。在神的大爱的感召下，逐渐认识了基督教信仰是客观真理，遂决志信主，一九九二年复活节受洗。一九九七年蒙召，专职传道。已婚，现有一子一女。一九九八年，作者十岁的女儿决志、受洗；至此，全家四口都归在主的名下。蒙神引领，作者于一九九九年秋季，进入美国海外神学院学习，二零零一年夏天毕业。现任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专业作家及威斯康辛米城中华基督教会差传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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