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文苑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标题: 血雨腥风的历史中国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 [打印本页]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6-12-30 00:48 标题: 血雨腥风的历史中国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

血雨腥风的历史中国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

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只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古代却远不及近代。古代也有暴君，野蛮更过于近代，但是史料保存，比近代少，所以近代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便显得突出了。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共出九辑，收六十五案，多为乾隆年间之事。乾隆口口声声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这本档案，却血雨腥风，透过纸背。

文字狱，字面明白，是为了文字吃官司。

文字总是出于文人之手，吃文字狱官司的，当然是知识分子了。在封建统治下，文字狱十分残酷，出乎常情，不受任何约束，不同于一般狱讼，所以，可以说文字狱乃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

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杀鸡吓猴子”，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好像有好大的“敌我矛盾”。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做借口的护身符，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由于罗织而成的。

一般狱讼，总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据以判处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文字狱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而又无法(不能或者有所未便)定他的罪名，于是就从他的文字作品中找证据。明代诗人高启，做了一首《题宫女图》，中间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静有谁来”这样的句子，皇帝被讽刺帷薄不修，很受不了，又不愿意张扬其事，这就借着他代友人魏观作《上梁文》，处刑腰斩。《上梁文》有什么毛病呢？是因为屋基是吴王宫殿旧址，硬说他有造反的企图。清代皇帝雍正，猜忌年羹尧，因为他的功劳大，难下毒手，这就指责他在奏折里，把“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是“大不敬”，有该死的罪。清代皇帝乾隆，自称“古稀皇帝”；有个不识相的大官名叫尹嘉铨，也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认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于是造了一个“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这个文字狱，把他绞杀。

这明明指出：文字本来无罪的，只是“有罪者”的文字才“有罪”。统治者今天看这个人顺眼，这个人的文字就没有问题；明天看这个人不顺眼了，这个人的文字中就有问题一大堆。清代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正是这样。乾隆对于此案，发了一顿牢骚，说是：“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指雍正)之诛查嗣庭矣。”当时关于文字狱案件，总是雷厉风行，急如星火的，怎么这个案子却等待数年之久呢？只因胡中藻是鄂尔泰门生，鄂尔泰原是乾隆重臣，后来失宠身死。所以胡中藻的文字，在鄂尔泰得意时没有问题；在鄂尔泰失宠身死时，问题就来了。

文字狱是无限上纲、罗织而成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清代初年，如庄廷?的《明史稿》案，吕留良、曾静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是出名的大案，动辄牵连几百人，杀了无数的知名之士。后来这种大案虽然少见，但以文字获罪的条件却大大放宽了。乾隆时期，阎大镛《俣俣集》案，问官指出“不避庙讳”，“御笔”朱批：“如此可恶，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矣。”吴英“拦舆献策”，建议了五件事，不能答应就不答应吧，不是这样做，偏挑他写了两个“弘”字是“迭犯御名”(乾隆名叫弘历)，碎剐凌迟。还有，一个“明”字，一个“清”字，都不能随便使用，因此而遭杀身之祸的也大有人在。例如：李?《虬峰集》里有“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之句；徐述夔《一柱楼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里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这些都是死罪。事例太多，无从列举了。

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是一切文字狱案件中必然采取的。为什么那些受害者罔知忌讳，自贻伊戚呢？殊不知，“鸡蛋里面挑骨头”，总归要硬派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不管多么小心谨慎，真是“由你奸似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要想规避幸免，简直不可能。传说清代雍正时期，有人在文字中写了“维民所止”，这原是句成语，不料雍正勃然大怒，说“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了头。所以吕留良留下一部《维止录》尽管是在此以前的事，凭这个书名就非得把他?尸不可了。胡中藻做学政，考试出了一个《乾三爻不象龙说》的题目，乾隆说：“乾封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定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这两个例子，一个是象形，一个是谐音，谁会想到会犯罪呢？还有一个名叫龙凤祥的人，喜欢刻图章，印了一部《麝香山印存》，“并无悖逆不法字句”，却也犯了罪，从云南再次充军到伊犁。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不该姓“龙”，姓龙罢了，为什么还取名“凤祥”？占了皇家的吉利口彩，能不有罪吗？

从上面列举的材料不难看出，只要是笔头下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大则几十本的专门著作，文集诗集；小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书信；甚或一二句诗的断句，一二句写下来的言语。自己作的，传抄别人的，以至传抄古人的，一经挑剔，决不容你摆脱。发展到后来，戏曲、音乐、绘画，以至于刻图章等等，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也都列入文字狱的罗网了。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总是被逮捕，被抄家，坐监牢，受审讯。审讯的时候，常用酷刑；审讯的结果，总归重判。至少是终身监禁，流放边荒，充军为奴；大多是杀头处绞，碎剐凌迟。如果人已经死了，还免不得从坟墓里刨取棺木，拖出尸身，?碎焚烧。而且一人得祸，株连极广，往往一杀一大片。所有近亲家属，不管知情不知情，识字不识字，一概得“从坐”。清代并没有惩治文字犯罪的法律，但有“大逆”犯罪的案例。遇到文字狱，援引“与大逆无异”定罪。按照“大逆”的处理：“凌迟处死，正犯之子、孙、兄弟，及兄弟之子，年十六岁以上皆斩。男子十五岁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均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文字狱一构成，就意味着血淋淋的一场杀家的惨祸。所以一人被捕，常常举家自杀，以免受辱而终难逃一死。

从社会关系上讲，文字狱的株连性也是惊人的。每一案件，莫不张大其词，涉及多人，拖累甚广。如果被认为是要案，常常罪犯百十成群，攀牵数省。一本书，中间“出现问题”了，作者犯了罪，写序、跋，题诗，乃至题签的人都有罪。这还不说。还要追查何人出资刻印，何人雕刻，何人印刷；书印多少，何人贩卖，何人购买，赠送何人。核对详实，扫数上缴，缺一本也不行。书板要解京劈毁，决不能少一片。所有有关的人，全都有罪。即或你虽有书，却没有看过，事实证明是如此，那也不行，谁让你不看、不检举呢？当地该管官吏，有牵连的罪更大，没有牵连而事先失察，也同样有罪。古时有所谓“瓜蔓抄”，按藤摸瓜找罪人；文字狱这根“瓜蔓”，枝条歧出，是长之又长的。

不要以为文字狱硬栽罪名在受害者身上，可以不费心机随便说说就完了。其实不然。那些案子，莫不经过精工细作、炮制而成的。为了遮掩天下人耳目，要说一些强词夺理的话，用以表明给戴的帽子是合乎尺寸的。论手法主要耍的也不过几种，只是花样翻新，愈出愈奇罢了。常用的手法首先是牵强附会，肆意歪曲。你说是活的，他偏说你指的是死的；你说着东边，他偏说你影射着西边。尽管理论上不符合逻辑，他却能振振有词。其次剪头去尾，断章取义。或者挑一段，或者挑二三句，不管上下文如何，只给你加上些“虽然”“但是”的字眼，就正面变成反面，反面变成正面，意义全非了。再其次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经过了嫁接的文字，和原来当然不一样了，他说这是你的手笔，这却是无可辩论的。在这些手法之外，更有制造伪证，肆为谰言的，那样故入人罪，越发的可恶了。

统治者的意图，爪牙们总是心领神会的。当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时候，爪牙们就都争取搞几个以立功，用无辜臣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这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搞不出，是无能。别人抢先揭发了，你还不知道，一旦被认为“失察事小，隐讳事大”，不但会丢官，而且也有抄家弃市的可能。这样的例子岂止一二个。有时下面检举揭发，因为不是统治者要整的对象，来个“谕旨”，“所奏殊为过当”，“传旨申饬”。不要以为挨了骂了，其实“简在帝心”，将来自有重用之曰。这些都成为做官的诀窍。办理文字狱，宁枉毋纵，宁重毋轻，是必然的趋势。至于爪牙彼此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讦，这样构成的文字狱，也是有的，那就不在话下了。

对于社会的影响，文字狱是恶劣而深远的。那些想向上爬而没有阶梯的，钻头觅缝在别人的文字中找毛病，检举揭发，作为自己猎官的敲门砖。有仇恨嫌隙的，利用文字狱陷人于死地，以伸其报复心愿。也还有敲诈勒索、强求不遂的，其初是只拉弓不放箭，后来却终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把文字狱构成了。再还有那朋友投赠，书信往来，“忝在知交”，无所不谈，偶或一二字句有失检点，受者怕被牵连，岂敢知情不举？变生肘腋之间，有些人就这样糊里糊涂被出卖了。有个名叫梁诗正的，本是协办大学士，告老还乡。乾隆怀疑他不是本意，“谅有怨言”，就叫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去做他的特务工作。混得熟了，梁只说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富把这话打报告，并且说梁“举止语言，无不缜密。即有怨怀，不敢遽为吐露”。乾隆见到奏折，加上朱批说：“如此，则是伊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深求！”这事正好反映了当时情况：不敢留字迹，不敢说话，整个社会都死了，真正到了“万马齐喑”的地步。

【转自中华历史网上的转帖，起始来源不详。】

作者: thesunlover 时间: 2007-1-4 16:42

漫谈中国文字狱

文字狱是指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份子，镇压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说而犯罪的案件。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制造的很多文字狱是完全没有意义与目的的，可以称之为毫无目的的残酷。这种残酷纯粹是愚昧残暴的表现，是独裁者权势膨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因言论而得罪，在中外都是有的，但就论镇压之烈、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则中国可稳做第一把交椅。大家都知道，在中世纪，意大利有个宗教裁判所，是专门用来镇压基督教世界的新生思想的，几百年下来处理了几万人，而中国皇帝兴办的一个文字狱案件便能杀掉几千人。

文字狱与中国思想史

中华民族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绚丽无比，当时有诸子百家，百家学说盛行，而孔家只是其中一家而已。流行度还比不上杨家学说与墨家学说。有《孟子》为证。孟子在《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里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孔门生意实在是清淡。究其原因，还在于当时各诸侯国忙于征战，精力不够，实在是管不了老百姓的想法。托战乱的福，中国的各种思想在那时得到大发展，替中华民族狠狠地挣了一回脸。如果没有这个诸子时代，中国能不能称得上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还是个大问题。使中华民族跻身于先进民族，诸子功不可没。

因为，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品行的民族，无论怎样博大，也只是行尸而已。

等到秦朝建立，独夫秦始皇有了余闲，便管起天下人的思想来了。由于秦始皇无道，性情残暴，当时有许多批评他的人，这些人还引经据典，说古时候是怎样的，说孔子、墨子是怎样讲的，于是秦始皇大怒，放了一把火，把天下除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用现在的话来说外，就是纯技术类的书）的书以外，其余的全都烧了，意思是看看你们还能引什么经论什么据来批评我。谁知，还有一些“愣头青”（主要是儒生与方士）看不清形势，居然还坚持自己的思想，凭着自己记忆中的先圣的话语来诽谤秦始皇先生，秦始皇先生又大怒了，于是来个斩草除根，把这些儒生与方士全都活埋了。这一下，天下才“果真”是鸦雀无声了。于是秦始皇先生非常高兴，自以为江山稳固，可以传递万世了，可惜的是，十五年后，不仅秦始皇先生本人，连他所有的亲族都被天下人杀光了，于是中国从此无嬴性。

到了汉朝，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办法，不烧书，不坑儒，而是抬出儒家，一统天下。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如果你想当官，你就得接受儒家思想。如果你有别的思想，对不起，请你走人。

到了唐代，建立了科举制，这个时候，你想当官，不仅仅是接受儒家思想就够了，还得精通儒家思想，熟读五经方有上线的希望。其次宋元明清时代，各个朝廷都抬出儒家思想来压人，不仅如此，到了明清时期，儒家思想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罢了，朱元璋就声称：“孟子这老头假如还在的话，就把他抓过来给宰了。”为什么？因为孟子说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还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的这种民本民主思想是大大不利于独裁者的恣意统治的，自然就被超级独裁者朱元璋同志所痛恨了。

中国的统治者其实是没什么真正主义、真正信仰的，对他有用的他就要拿过来加以强化，对他没用的虽是儒家思想他也要加以摒弃的。

压制思想的极端表现就是制造大量的文字狱。中国的每个朝代都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异端思想，连在私下里痛骂一声狗皇帝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弄不好就会被灭九族。

中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思想被压制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先进民族蜕化为劣等民族的历史。中国，自秦朝以来便再无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了，原因很简单，一个人连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罪恶，你叫他怎样成为思想家？何况，一个思想家的生成，是需要吸收很多人的思想养料的，当这些养料都无法采到时，又何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以完善其思想？

由于中国的特殊性，中国人的思想大放光芒，有所成就的时期都是在战乱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时期、五四时期与军阀混战时期。这倒不是说战争是思想的孵化器，思想一定要在战乱时期才得以生长。不是这样的，只是中国比较特殊而已，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总是不尽余力地压制各种思想。以图得所谓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文字狱与制度的设计

就人的天性而言, 是喜听颂词而恶闻谏语的, 所谓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忠言在很多时候都是逆耳的。历史上爱听阿谀之词的举不胜举，但专爱听逆耳之言的好象没几个。即使是圣明如唐太宗，这个一千年才出一次的仁君（《旧唐书》称他为“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也有受不了他手下那个忠心耿耿的谏官魏征的时候，有一次退朝之后对他老婆说：恨不得把这个乡巴佬活活宰掉。还好他老婆见识比他更高超，总算劝住了。

天下人都有爱听好话、恶听批评之语的通病，一言不和，拨刀相向实在是常事。作为一般百姓而言，手头既没刀，也无权力判人死刑，虽然在气头上，大骂几句也就罢了。但如果是皇帝的话，就不一样了，他一发怒，就说：“推出去斩了。”于是那个跟他言语不合的大臣就被斩了，一点余地都没有。虽然以后后悔了，最多也就把这个大臣的墓修一下，给他的儿子封个官，给这个大臣谥封个什么忠侯之类的号也就罢了。

然而，这个好大臣终究是不能爬出坟墓了，而他的能兴邦利国的好建议也终究因为时世变迁而终究作废, 徒留遗憾。

由于古代中国的极权设计, 历史上敢进触怒皇帝的忠言, 敢说触怒皇帝的真话的大臣向来就少, 毕竟, 生命诚可贵, 来一趟世间实在是不易, 谁知道这次来过以后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再来, 何况大臣们向来能吃得肠肥脑满的, 对人生更是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能瞒当然是瞒了，能不说当然是不说了，中国历史上虽提倡“文死谏，武死战”，但死谏的臣子实在是很少，这不能说臣子们的觉悟不高，毕竟这个代价太大了。设想你是臣子，你会为了一句说了也不见得被采纳的谏言，而冒被夷九族，身被零剐的危险吗？

不是臣民的觉悟，而是制度的设计自然地使每个人变得越来越驯服，越来越胆小怕事，也越来越不敢讲真话，到后来，连脑子也懒得动了。

所以，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制约每一个人的权力，以保证人们敢于开动脑子，提建议，说真话，反之，没有一个平衡权力的机制，比如在皇权社会里，即使皇帝老儿提倡人们进谏，人们也未必敢进谏，毕竟，你一火起来，我的脑袋就要搬家了，谁知道你皇帝老儿什么时候翻脸啊。国外有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只有在一个权力平衡的社会里，一个在制度上保证了说话者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里，真话、实话才会逐渐得到兴盛。

而一个人人敢于讲真话，人人敢于动脑子，搞创新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

而在一个不仅不提倡讲真话，而且在制度上也打压说真话者的社会里，那么，我们除了能听到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屁话外，还能指望听到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文字狱之异葩奇观

最早的文字狱：夏桀所制造的关龙逢一案

夏朝末代皇帝桀是个昏君、暴君。史称：“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

“莫须有”的文字狱案件：颜异死于腹诽

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国库空虚。汉武帝为了筹钱，发行了一种皮币（原料是皇家园林上林苑中白鹿之皮），其法定面值抵钱40万，而当时王侯宗室朝贺所献苍璧才值钱数千。皮币发行后，汉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求意见。颜异认为这种皮币脱离了实际价值，表示反对。汉武帝因此怀恨在心。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汉武帝便命张汤受理此案，而张汤本来就是与颜异有私仇的人，他秉承汉武帝的旨意，一心要置颜异于死地。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动了一下。（王先谦《汉书补注》云：“颜异闻客语，不敢应，而仓促自禁，不觉微笑而褰唇耳）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诽“（在心中诽谤），于是处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无词！连肚子里怎么想都成了一种罪证。（谁知道你肚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最残暴最荒谬的文字狱制造者：朱元璋。

此公为一极端变态之人物，这一点从此公的画像即可看出。此公的相貌在相书上被称之为“五元朝天”。“五元朝天”实是“五官朝天”之意。意思是指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都露出来往天上翻，确是一副可怕的尊容。不过，相书上又说，这“五元朝天”是相貌中的极品，是注定了要当皇帝的，这一点本人甚为怀疑。

由于出身贫贱，父母长兄早亡，此公替人打过工、当过流浪汉、当过盗贼、后来当了和尚，和尚庙被起义军烧后，就跟起义军一起打战去了，最后当了皇帝。

由于相貌不好，出身不好，学历又不够，朱先生内心深处便有了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对别人的言辞就特别敏感起来。

表笺之祸：明初定制，凡遇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及册立太子等庆典，各级官府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基本上都是由官府训导、学正（相当与现在的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之类的）出于职责写的，本是官样文章，走走场用的，谁知朱先生对这个却很计较，总是用异样的眼光去读这些文章，结果由于他读书不多，对字音字义、文理文脉、用典藻饰等半懂不懂，于是正经本分的文章经朱先生一读，都成了含讥带诮的文章，害的绝大多数的秘书长都成了冤死鬼（据说幸免于难的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一人）。

请看朱元璋先生的光荣事迹：

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所写的《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是一个天大的马屁，说朱先生不仅自己，连他的子孙都是人类的模范、表率，虽知朱先生把“则”附会为“贼”，于是被杀。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个马屁更响了。但朱先生看了，把光附会剃光头为僧，把“圣”附会为“僧”，把“则”附会为“贼”。于是，被杀。

陈州训导周冕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之句。果然是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先生看了，把“寿”附会为“兽”，加上不认识“域”字，把“域”误读为“或”字，而“或”字与“祸”字同音，于是，被杀。

德安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内有“天下有道”句，被朱先生附会为“天下有盗”，于是被杀。

例子不胜枚举。朱先生这一路杀下来，直杀得天下读书人胆寒不已。直叫道：“请给我们一个做奴隶的规矩吧。”圣明仁慈的朱先生终于动了慈悲之心，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制定了一篇《庆贺谢恩表笺成式》，从此“秘书长”们写此类文章时只要照抄即可。总算可以苟活下去了。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想当一个安稳的奴隶也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经过无数奴隶先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

最令人悲痛的文字狱牺牲者：方孝儒先生

圣明的朱元璋先生生了个圣明儿子，叫朱棣，这个朱棣先是被封做燕王。后来看看他的侄儿建文帝软弱可欺，就起来造反，最后把建文帝逼死了，自己当了皇帝。

朱棣先生当了皇帝后，觉得应该找个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写个登位诏书，当时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是方孝儒先生。于是朱棣找来方先生。逼他写诏书，可是方先生认为他这个皇帝来路不正，不肯写。朱棣就发怒了，问：“你到底写不写？你不怕我杀你九族吗？”哪知方孝儒是个极其倔强的人，他说：“你即使杀我十族我也不写。”朱棣听了大怒，果真下令灭其十族。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统治者虽嗜杀成性，但是最多也就灭九族。方孝儒是第一个被灭了十族的人，他的学生也被当做一族杀掉了，真是可怜啊，这一杀总共杀了847 人。

当年燕军南下时，朱棣的老师，也是他的主要谋士姚广孝临别前嘱咐他千万不要杀方孝儒。说：“你当了皇帝后，必会设法让方孝儒出来为你服务，然而方孝儒一定不会听命于你的，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杀他。因为，你杀了方孝儒，天下‘读书种子’就绝灭了。”当时朱棣是答应了，可惜，暴君毕竟是暴君，方孝儒终被灭了十族。好残酷的手法，至今读来，犹觉毛骨悚然。

最热衷于制造文字狱的皇帝：乾隆

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案件总数在140 次以上，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乾隆期间因疯人说疯话被处死的有六起。如刘三元案。刘三元本一向疯癫，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把这些话写了下来。后来这事传到了乾隆耳里，乾隆才不管他有没有疯，马上通过督抚下令把刘三元拟大逆罪凌迟处死。更可恶的是，乾隆热衷于查禁各类图书，明令全国查办有“违碍”之书，还把查书力度与官员政绩挂钩起来，经过十九年的查禁，乾隆终于成功的销毁了十几万部图书。到了乾隆后期，文字狱造的差不多了，书也查光了，终于成功地把神州4 亿人民变得鸦雀无声，真正达到了“万马齐喑”的高境界。

【转自中华历史网上的转帖，起始来源不详。】

欢迎光临伊甸文苑 (http://yidian.org/~yidianor/)